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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指出，過渡時代人們的一個通病是「舊的忘不了，新的學不會。」「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們的一種痛苦。」在《西潮》的結論中，他認為中國一直不斷地在吸收外國的東西，有時候經過審慎選擇，有時候則不分皂白，亂學一氣。他也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只是過眼雲煙，轉瞬即成歷史陳迹，恒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

雖鼓吹西化，蔣夢麟並非全盤西化派。他瞭解「時代之過渡，必不能於俄頃之間，與舊習慣驟相隔絕。無論思想如何新奇，宗旨如何激烈，新精神如何活潑，終不能與往時之思想，完全斷絕關係。」因此，他與杜亞泉在一九一九年發生了爭論。

杜亞泉著文辯駁，矛頭指向新思想是一種態度，「態度非思想，思想非態度，謂思想是態度，猶之謂鹿是馬耳。態度呈露於外，思想活動於內，態度為心的表示，且常屬於情的表示；思想為心的作用，且專屬於智的作用。二者烏能混而同之。」他反對的是推倒一切舊習慣。這是出自感性的衝動，而不是理性的思想。舊習慣的破壞，應是新思想成立後的自然結果。杜並不反對新思想，只是呼籲要以理性領導情欲，不要盲目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鄙人甚望夢麟君對於舊習慣加以批評，若批評之後，確是應該推翻，然後大家推翻它。不要不加批評，先說推翻。」

一九二八年十月，蔣夢麟被任命為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可是遇到許多掣肘，抱負不能施展，只做了兩年就下臺了，但他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短短的時間裏，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施展他的行政才幹，確立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本體制，通過了「教育方案」，積極改進各種教育。方案包括義務教育計劃，成年補習教育計劃，華僑教育計劃，蒙藏教育計劃等等。吳相湘認為這是「六十年來稀見的，經過詳細考慮後的教育方案」。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國學。

蔣夢麟於一九五一年發表《適應中國歷史政治社會背景之農復會工作》和《土地問題與人口》兩文。中國的古訓有「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後他多次在演講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問題，並邀請美國人口專家赴台演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公開在記者會上敲響警鐘，發表《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的演講。他指出臺灣省每年增加一個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費一個尚未完工的石門水庫所能生產的糧食。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意見雖然不同，但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從速尋求解決之道。反對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辭用語極盡誣衊辱罵之能事。他在記者會上先聲明：「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他為了國計民生，義無反顧的精神，的確難能可貴。關於節育的觀點，後來馬寅初在主持北大時也曾提出。

「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就是杜威說的「外和內離，便是僥倖。」

「青年青年，你們自己的能力就是水。運用千百萬青年的能力，就是決百川之水。集合千百萬青年的能力，一致做文化的運動，就是彙百川之水到一條江裏，一瀉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國腐敗社會洗得乾乾淨淨，成一個光明的世界？」

一九四九年蔣夢麟到了臺灣。作為一個「新潮」人物，他對臺灣農業的發展也有較多貢獻。臺灣的經濟復興帶來了迅速的人口成長。對此蔣夢麟深感憂慮，他堅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成長，解決人口壓力的問題，才能真正達到復興農業的目的。蔣夢麟注意人口問題由來已久，早在一九二二年，胡適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邀請在美國鼓吹生育節制的山額夫人〔Margaret Sanger〕來華訪問。日本拒絕她入境，而一向相信「無後為大」、「多子多孫便是福」的中國人反而尊重她，這使她非常感動，日後在自傳中還提了一筆。她的演講在當時雖然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識份子都注意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有一些節育的組織出現。

蔣夢麟自傳體的《西潮》，是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躲警報時，在暗黑的防空洞裏用英文撰寫的。他說，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使用英文寫出的字較易辨識。英文本一九四五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則於十二年後由《中華日報》發行。兩種版本都很受歡迎，佳評潮湧，於是蔣夢麟決定繼續寫他下半生的自傳，並定名為《新潮》。他說：「這本書裏要講的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經驗。和*圖*書經驗是寶貴的；可是寶貴的經驗是付重大的代價買來的。」可惜《新潮》並未寫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隨筆，很是可惜。近五十年來，這兩本書在知識份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

把北大圖書館「美國化」，實際上也就是用現代的圖書館理念去建設新的圖書館。由此，可以看出他與胡適的努力。

總之，蔣夢麟有多彩多姿的生活經驗和磨煉出的行政能力。在中國近代化的努力上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

蔣夢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幼名夢熊，字兆賢，少賢，號孟鄰，筆名唯心。浙江余姚縣蔣村人。童年時代接受傳統私塾教育，稍長入西式中學校，一九〇八年赴美國留學，先後進加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一九一七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學位。留學美國九年，歸國後得展長才，一九一九年任《新教育》雜誌主編，又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五年任校長，主持北大前後達十七年，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具有重大的貢獻。但是他在整個華人界，又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本文主要選取他一生中有關中外文化的問題，加以論述。

「我二十一日到北京以來，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個人投在蛛網裏面，動一動就有蛛子從那屋角裏跳出來咬你。唉？若無破釜沈舟的決心，早被嚇退了。人人說市中有虎，我說我任憑虎吞了我就罷了；沒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應該做的事。我記得王守仁有句話：『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策驅虎如驅牛。』我又記得《四書》裏有句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我本了這個精神，向前奮鬥，過了半月，諸事已有端倪。我對於校內校外幫我忙的人，終身感激他們——他們不是幫我忙，是幫中華民國的忙。」

蔣夢麟見西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遂轉入上海的南洋公學，計劃赴外國留學。他努力學習，每當發現對某些問題的中西見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時，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當發現歧見時，就加以研究，設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他開始瞭解東西方的整體性，也體會到陸象山所說的，「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他培養自己以理解為基礎的判斷能力，不再依賴傳統的信仰，他自稱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他不贊成經過日本向西方學習，而是直接向西方學習。於是立志赴美國留學，可是蔣夢麟參加官費留美的考試沒被錄取。他要求父親資助，前往舊金山，考入加州大學。

蔣夢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五歲時以背誦《三字經》開始。那時他恨透了家塾，一度蹺課回家。後來老師講解課文，他才從四書五經裏慢慢瞭解做人的道理。從修身著手，其次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他雖覺得背古書既乏味又愚蠢，但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得的古書裏找到立身處世的指南針。他看到所有的學者名流，達官貴人都經過寒窗苦讀的煎熬。蔣夢麟也和其他學生一樣，對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這類格言驅策著他向學問之途邁進，決定參加科舉考試。他進了正式的紹興中西學堂和浙江高等學堂，參加郡試，初試和復試都榜上有名。

蔣夢麟首先確立杜威在西方倫理學中的地位。他認為歐洲近世倫理學可分兩種學說，一是「存心」說，一是「結果」說。主張「存心」的人認為判斷善惡，不是從行為結果而言，而是從存心善良而定，此派以康得為代表；主張「結果」說的人認為判斷善惡要從行為上去觀察，代表人物是英國功利主義派（Utilitarian），如邊心．斯賓塞。主張得到快樂的或免於痛苦的結果就是善意。杜威不同意這兩種學說，他認為兩者都僅得其半。他說：「兩方面共同的差處，是在兩方面都把自動的一樁事分作兩段。這一面叫他是內的，那一面叫他是外的。這一面叫他是用意〔motive〕那一面叫他是結果〔end〕，實在只是一件事……內和外分，外和內離，就沒有自動的性質了。內和外分，就成為幻想，外和內離，便是僥倖。」也就是說，道德是自動的動作，不是被動的。自動的動作和道德是一種東西，不是自動的東西就不是道德。自動的動作無內外之分，只有先後之別。「存ｈtｔps://ｍ•ｈeｔubｏok.ｃoｍ.ｃｏm心」說和「結果」說發凡於用意與結局的先後。蔣夢麟的闡述賦予杜威大師級的地位。

他認為舊思想的人也會改變的，他說：

「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其外也。」（《答羅整庵書》）這就是杜威說的沒有內外之分。

「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就是杜威說的「內和外分，就成幻想」。

他強調「非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不可。」第一步要先研究西學。多習外文，多念西書。「我們若能夠以科學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出一部『國學叢書』來，使將來一般的國民，領會了國學以科學方法來研究的好處，便可以知個國學的大概，用不著再要拿許多的書來讀才知道，這不是求學的經濟方法麼？」

第一，對於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

蔣夢麟認為文化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它會生長發展，也會衰老死亡。如果能不斷吸收新的養分，經常保持新陳代謝的作用，則古老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也可復興。促進文化發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內在的，基於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想方法來創造發明。一是外來的，基於環境的變遷，不得不採取新的適應方法。中國文化是少數繼續生存的古文化之一，原因是能不斷吸收新的文化與適應新的環境。這種情況可以推到戰國時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到唐而大盛，逐漸演變為中國自己的思想，與儒道兩家思想共存。新儒學的陸王程朱都受佛教的影響。明末西洋耶穌會士東來，引進西洋的科學，也影響了清代的學風。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使中國發生了大變動。他說：「西方來的潮流改變了中國的環境，中國文化也不時在變化，以求適應環境。不過，這並不是外國文化取代本國文化，也不是本國文化屈服于外國文化。」

體用論是深具爭議性的題目。蔣氏解釋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卻不肯等她。西潮沖激著她的東海岸，泛濫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並且很快彌漫到黃河流域。雖然她最近鬧了一場嚴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點比較重要的食物」。

一九三〇年，蔣夢麟因中央大學易長和勞動大學取消兩案辭職。他自己說：「我當時年壯氣盛，有所決策，必貫徹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為勵精圖治，在人則等於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頗知紹興師爺化大為小化小為無的訣竅。今背道而馳，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難，政治革命更難，思想革命尤難，這是我所受的教訓。」辭職前夕，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到教育部大興問罪之師，質問蔣夢麟兩所大學所犯何罪，並說教育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然後指著蔣夢麟說：「你真是無大臣之風」。劉半農知道這事以後，刻了一方圖章送給蔣夢麟，刻的就是「無大臣之風」幾個字。

蔣夢麟有著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的美德，對杜威執禮甚恭，又闡揚杜威學說，邀請杜威講學。杜威教了蔣夢麟、胡適和陶行知等幾個優秀的中國學生，他的學問得以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影響，使他在中國比在美國更有名。蔣夢麟認為杜威在中國受歡迎是因為他的實驗哲學，而這與中國人講求實際的心理不謀而合。但是杜威警告大家說：「一件事若過於注重實用，就反為不切實用。」

就在那時候，山額夫人到香港宣揚節育的重要性，她有意赴台演講，寫信給蔣夢麟，蔣夢麟復信請她不要去。他說：「如果你不來臺灣，我們這裏或許還可以無阻的推行節育，我們也正在臺灣沉默的做這件事；如果你來了，因為你的名氣太大，成了眾人注意的目標，或許反而會引起困難。」

從社會方面來說，真正的道德教育，是指：社會知識〔Social Intelligence〕——使人人知道社會種種行動，種種社會組織的意義；社會能力〔Social Power〕——使人人知道社會群體的趨向和勢力；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s〕——使人人對社會事業有種種興趣。應使學校生活成為一種社會生活，學校課程的設置、管理、訓練等都要同社會結合起來，使學生自覺地知道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密切關係。社會價值對學生來說是抽象的，若不把這抽象名詞具體化，學生是不會瞭解的。讓學生瞭解的方法就是心理倫理學。

「我看夢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這個新的北大圖書館完全放在一種和_圖_書新的組織和新的效率上……簡單說，就是要『美國化』它。此意無可非議，因為我們深信圖書館是以美國為世界第一。夢麟先生和我都絕對相信你對於書籍的瞭解與判斷，都相信你忠於此工作，並且愛此工作。但你是一個沒有『美國化』的人，你辦這個新圖書館，確不很相宜。……所以我勸你辭去館長之職，使夢麟先生可以放手做這改革計劃。」

蔣夢麟在學者和政治家中，最佩服的人有蔡元培、孫中山、吳稚輝。熟識的朋友有傅斯年、魯迅、周作人、胡適之、陳獨秀、徐志摩和李大釗。他對蔡元培和胡適的行政能力略有批評，很感慨地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傅斯年和他〕不過是北大的功狗」。還有一件他津津樂道的是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的事，那就是蔣夢麟代理校長之時親自任命的，推舉人是李大釗。

推而至於道德教育，杜威強調學校道德教育與社會息息相關。教育要考慮社會的需求，這就是社會方面的倫理。學校也要研究怎麼教學生最經濟、最有效，這就是心理方面的倫理，也是倫理的方法。杜威強調課程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兩者不可分離。

「他們對於西洋思想未必是不歡迎，不過不要和他們向來的見解太離奇。所以他們聽慣了一種新學說，起初以為離奇，極力反對的。後來也漸漸的受不知不覺的感化，倒也贊成了。兩三年前他們所反對的『個性主義』、『自動主義』，到今日成了個個人的口頭禪，就是一個證據。」

在主持北大期間，蔣夢麟熱心提倡接受西方文化。這是五四時期好幾位開明學者都抱持的態度。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在《新教育》上發表《新文化的怒潮》說：「凡一個大潮來，終逃不了兩大原因，一個是學術的影響，一個是時代的要求。換言之，一個是思想的變遷，一個是環境的變遷。」針對五四後的主要問題，他說：

一九〇九年，蔣夢麟參加革命黨人在舊金山的機關報《大同日報》的編輯工作，並擔任主筆。除寫鼓吹革命的文字外，也討論中西文化的比較，蔣夢麟是對這個問題注意得最早的學者，而且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

一九三〇年他又任北大校長，胡適記載他的貢獻：「他〔蔣夢麟〕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研究合作費國幣一百萬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他的改革使北大氣象一新。

他的西化主張也許過分，但也可反映當年西化派愛慕賽先生的立場。在主持北大期間，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將原來的圖書部擴建為美國式的圖書館。從籌款、設計、建造到人事，無不親自負責。胡適曾在人事方面協助他，胡給毛子水的信上說：

蔣夢麟對於推動中國教育的近代化有一定的貢獻。從大清王朝的末代秀才到留美博士，成為他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他鼓吹西化，曾主張「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但又並非全盤西化派，也曾主張中西學兩者融合，尋求互補等；在教育上，他為北京大學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教育基本體制的確立，用心良苦；他崇拜杜威，倡導實用教育等新思想；他還倡導節育等，這些也都體現了他的新潮理念。

「兩個不同的目的，怎麼可以調和呢？我不是說調和派是沒有用的，我說現在講調和還太早。即使到了全國的學者，都求豐富的生活，充分愉快的知識活動的時候，各派有了一個系統的方法，還用不著調和的地方……新陳代謝的時候，講不來調和的。」

可是兩人有其相異處。蔣夢麟認為杜威是超越王陽明的。王陽明認為信良知是一種特別之機能，只有這個百靈丹似的良知能知善惡。杜威不迷信這種說法，在他看來，「道德不是武斷的，也不是形而上學的。」再者，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心理學取向的，不注意社會方面。杜威則兩方面兼顧，從心理方面看倫理，要講個人對道德如何做工夫；從社會方面看倫理，要講個人對道德怎樣定價值，什麼叫道德。個人是社會的一分子，離開社會無法講道德。

蔣夢麟在上海的《時事新報》發表《新舊與調和》，他認為談調和還太早，所謂新舊是不容易界定的。「若說從西洋輸入的思想是新思想，那西洋的思想也有很多是舊的。若說從西洋輸入的思想就是新，那古代希臘的美術，人生觀，羅馬的法意，建築，在我國都可算是新的。所以，新思想不能用時代來定，也不能以西洋輸入的來做標準。」

蔣夢麟認為新舊調和是自然的趨勢，「抱新思想的人，漸漸把他的思想擴充起來了。抱舊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覺的受他的影響，受他的感化。舊生活漸漸自然被新生活征服，舊思想漸漸被新思想感化。新陳代謝是進化的道理，自然的趨勢，不是機械的調和……現在我們中國的新派，並不是說凡我國所固有的都不好。他們說，我們固有的思想有礙進化，所以要改造。舊派並不是說新的都不好，他們是惡新派要推倒他們所據為安樂窩的固有觀念。新派是要改造舊觀念，組織一使生活豐富的新系統。舊派是怕他們組織新系統，因此打破自己的安樂窩。新派現在正在組織新系統的試驗期內，怎麼和舊派調和？若要他們停止試驗，新生活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呢？」

關於兩書的異同，蔣夢麟說了這樣的話：「以前我寫過《西潮》，那是講外來的文化，所予我們中國的影響；現在我在這本《新潮》裏，要講的是中國文化因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自己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們受了西方來的狂潮的激盪以後，國內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變化，勢如洶湧澎湃？我們叫這變化為新潮。」

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蔣夢麟接長北大之時，正值經費困難之際。百廢待舉而「教育破產」。積欠教師薪水，沒有錢蓋大會堂，聚會時搭草棚，沒錢造圖書館，沒錢建寄宿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蔣夢麟還得籌措經費，應付索薪的教職員，設法避免學校關門。如果沒有治事本領，絕對應付不來。

胡適強調，蔣夢麟與吳稚暉、蔡元培和劉大白，都是推行新文化運動的開明人物。

蔣夢麟在西化的立場上隨時勢而轉移，並非一成不變的。讀了杜亞泉的文章以後，蔣夢麟又寫一文《何謂新思想》來為自己辯護。其實，他並非說思想等於態度，態度等於思想，而是說新舊思想的不同是在態度上，這與胡適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否認主張推倒一切舊習慣。「我說現在的『新思想』是指一個向進化方面走的態度，因為要進化，就要遇著阻擋的東西，就要碰見不可解的老習慣，就要問問他們是什麼意思，就要批評他們。」此前他在《改變人生的態度》一文中曾說過：「人生的態度用什麼方法來改變呢？推翻舊習慣舊思想。研究西洋文學，哲學，科學，美術。把自己認作活潑潑底一個人。舊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要文運復興，先把自己復生。」這也說明他的確說過「推翻舊習慣舊思想」的話，而杜亞泉也不是無的放矢。

可是寫《西潮》的時候，蔣夢麟督促大家不要忘記中國舊的道德體系，「這個舊體系是經過千百年長期的經驗和歷代不斷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建立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書五經，一般文學，雕刻，音樂，家庭，戲劇，神佛，廟宇，甚至玩具，這個道德體系曾使中國人誠實可靠，使中國社會安定平靜，並使中國文化歷久不衰。道德觀念如忠，孝，仁，義，誠，信，中庸，謙沖，誠實等等都曾對中國人的心情個性有過重大貢獻。現代科學所導致的知識上的忠實態度，自將使幾千年來道德教訓所產生的這些美德，更為發揚光大。」

陽明說的始與成，就是杜威說的先與後。

他進一步把杜威的倫理學與王陽明的學說作一比較。

在一次公開演說中，他說到要「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他認為將來「有三件重要的事，很應當注意的」：

教育工作者要懂得兒童的行為是出於固有的天性和動作，要把兒童的天然動作引導到有益的地方上去，使之成為有用的人。課程須從兒童實際情況出發，才能收效。要培養兒童的行為能力。講道德不是說存好心即可，還要有能力把這好心落實，這樣才算有道德的人。此外，還要培養兒童的智力，即判斷力，使兒童能判斷事情輕重、緩急、好壞，這需要通過實際的磨煉。也要培養兒童的慈悲和同情心。

他認為，在新陳代謝的時候是不能講調和的：

一九一九年，在《東方雜誌》上出現了關於新舊思想的討論。杜亞泉提出新舊的真實意義因時代而異，例如戊戌年間以主張西化者為新，固守傳統文化者為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洋文明已無法適應新的情勢，於是主張維持現代文明者為舊，主張締造新文明者為新。中國人既為人類之一部分，則對於世界之未來文明之締造，不能視為西洋人獨m•ｈｅtubｏoｋ•cｏｍ.com有之要求，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貢獻。也就是說，用科學方法刷新的中國固有文明可補救西方文明之不足。不久，章士釗發表演說和文章，強調新舊調和。張東蓀著文批評，認為守舊論不足阻礙新機，調和論最危險。「一經調和，那麼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也就是社會的潛變時代，在社會改造以後可以調和，在未改造以前，一經調和，就把改造的動因消滅了。」

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蔣夢麟曾師事杜威（John Dewey）研究教育。一九一七年獲博士學位，論文寫的是《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分析研究孔孟以來中國教育方面之言論、制度和措施，並與西方文化中的事例相比較。回國後他主編《新教育》月刊，印行《杜威》號專刊，上有他寫的《杜威之倫理學》與《杜威之道德教育》兩篇文章，文中闡釋了杜威的哲學和教育思想。楊壽堪譽之為「當時傳播實用主義的文章中不多見的」。

「這話雖是老生常談，不過現在我們是要去實行。從前張之洞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要體用兼備才對。現在我們卻要把這句話反過來說了，當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是我一個朋友說的話，真是有理。因為我們的國學須經過一番整理的工夫才行；整理國學，非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不可。所以第一步還是先要研究西學。況且現在應用的學問，大半須從西洋得來。」

蔣夢麟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人數有限，像「紙糊老虎」。但研究實際政治的責任是不能逃避的，而參與則要有界限。維持現狀的實際政治是不必參與的，改革或革命的實際政治才有參與的價值。知識階級責任重大，不可將學術當作世外桃源。然參與實際政治亦須以不妨害研究學術和較遠的問題為界限，決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職。

一九一九年，蔣夢麟在風潮過後的艱難情況下，代理蔡元培接長北大，是深具挑戰性的工作。除了校內的紛擾不安，還有北京政府官僚政客的壓力，內外環境十分險惡。蔡離北京後，政府任命胡仁源任北大校長，各方面反對，胡竟不敢到校就職。蔣夢麟與北大毫無淵源，在北大卻做得有聲有色，確有他的治事功夫和辦事手腕。他有中國人傳統的謙虛，沒有一般洋博士的威風。第一次會見教職員時向大家說：「蔡先生派我來代捺捺指印的，一切請各位主持。」輕輕一語，竟化解了大家的敵意，一改當時北大群龍無首的局面。而他的確也有許多不愉快的經驗：

由美回國後，他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中留學歐美者薪水最高，月薪可至二百元；留日者可到一百五十元。陶希聖等有教學經驗的國？學者月薪僅八十元。餘如書桌大小，板凳抑或籐椅，書架型式，墨水花樣等等都有差別待遇。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七十四～七十五頁。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在上海發表多次演講。他喜歡講西洋文化的淵源，並將其與中國文化比較。西洋文化的源頭在希臘，演講總會提到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等人。守舊的人很不喜歡他，頗有批評。有一份報紙刊出一幅漫畫，一個戴博士方帽，面孔瘦削的人，口吐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的洋名字。此後他雖繼續演講西洋文化，但避免大談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淵源，改為強調中國的富強之道，也就不再提及這幾位希臘哲學家。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答友人問》）這個知與行，就是杜威說的用意與動作。

「第三件要務就是注重自然科學。這是為文化運動紮根的工作。無論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應著實的注意自然科學。」

杜威反對「遺傳道德」，格言之類的遺傳道德往往變成與人生無關的東西，成為一種律令，要人順從它。凡把道德中心移到人生外面的，重文字輕精神的，重命令輕自動的道德，好像用外面的壓力，把個人裏面活潑的精神壓住了。在他心目中，「道德」兩字就是現今社會的生活，社會以外無道德，道德的程式，就是人生的程式，人生以外無道德。

處身在西洋潮流衝擊中國的大時代，他從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學教育，從老式的秀才到洋式的博士，從古老的農村家庭到摩登的都市文明，從帝制下的順民到撰文鼓吹革命的作家。這是他不平凡的經歷。他有獨特的學習過程，學貫中西的學養，不僅悠遊于中西兩種文化之間，來去自如，也通曉中國的新舊文化，時而用文言，時而用白話寫作。既可引經據典，又可舉證歐美，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