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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內果在《冠》書結束的地方，借用敘述者史塔奇之口，對小說中一再出現的人物，科幻小說家圖勞特說：「圖先生，我快過五十歲生日了。在未來的不同歲月中，我要以托爾斯泰解放農奴的心情，使自己得到淨化和新生。托爾斯泰解放了他的農奴，托馬斯．傑佛遜解放了奴隸。我要使所有曾在我的寫作生活中忠實地為我服務的人物得到自由。」表面上，作者雖然明言將向陪伴他近半世紀的小說人物道別，但是他七〇年代後半期至八〇年代的作品，依稀呈現他慣有的筆觸，只是更加凝鍊濃縮而已。馮內果擅長用短小精悍的語句章節、虛實相間的場景來捕捉急促跳動的時代脈搏，這種形式本身也與機械化的社會節奏遙相吻合，彷彿電影中的蒙太奇，形塑了呼應、懸念、對比、暗示、聯想的效果。此外，科幻小說的模式也讓讀者有置身於神祕奇幻的世界中。一則強調人類不僅在地球上或宇宙間，不僅在眼前或未來，人生都顯得毫無意義，既荒誕又孤獨；一則表明現實的醜惡，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得到抒解，唯有撲朔迷離的幻想能帶給絕望的人類一絲時隱時現的朦朧光影。這段時期的重要作品，包括了《鬧劇》（Slapstick,or Lonesome No More,1976）、《囚犯》（Jailbird,1979）和《槍手狄克》（Deadeye Dick,1982）。

在《鬧劇》的前言裏，馮內果談到創作小說的方法，他相信「書中的文章相互之間不需要有什麼聯繫，但作者需要做精心的選擇，好讓整體讀來能產生一種綺麗的、驚詫的、深邃的生活形象。小說不需要有開端、中心、結尾、情節、道德、寓言、效果。」因此，他的後期小說一般都沒有主要故事線索；沒有結構和細節的描寫，寥寥數筆勾勒出人物和環境；大量的插曲交錯，增加小說明快跳躍的節奏；以誇張跡近荒謬的手法，彰顯紛亂的社會現象，和隱蔽詭異的人類心理。在故事的敘述中經常用黑色幽默的口吻插入作者本人或人物的議論，這些議論有時喧賓奪主，反而成為小說中的主要內容。而作者總是把這些議論濃縮成警策性的句子，俾能做到言簡語奇、含義深切而精警動人。不論是諷刺崇尚金錢拜物的「民主」與「司法」制度為主題的《囚犯》，或是誤觸中子彈爆炸的《槍手狄克》，這些照馮內果看來都是歷史的錯誤、人類的災難，是荒謬世界裏無法逃避的現實，因此只能以黑色幽默一笑置之。

馮內果在六〇年代陸續出版的和圖書三部長篇小說《貓的搖籃》、《金錢之河》與《第五號屠宰場》，是他創作的高峰，極受西方評論界推崇，在大學校園的青年學子中還出現了不少「馮內果迷」。評論家也不再視馮為一位恣肆於詭譎怪誕的世界或往來倏忽於太空科技的幻想而已；馮更關心的是二十世紀人類與社會的關係，只不過他的口吻略帶辛辣諷刺，擅於鎔鑄一些科技知識罷了。六〇年代美國文學所掀起的黑色幽默（Black Humor）風潮自然也帶給他不小的衝擊，在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的創作生涯中，可以《冠軍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1973）做為總結。

《夜母》（Mother Night,1962）表面是描述一位充當希特勒英語廣播員的美國情報人員的故事。故事的場景，仍是一個缺乏真理的世界，人類陷入一個多種力量相互頡頏競爭的泥沼中，扮演著自相矛盾的角色。在這部小說的序言，作者曾提出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人類是自己虛偽建構出來的東西，因此，對於一切的巧飾偽裝，我們都輕忽不得。」人類之所以不能以真面目顯現在世人面前，按照個人的理想和自我的意志獨立生活，除了人性本身的缺陷外，外在無情殘酷的世界也是主因。故事的主人翁自己承認無法明辨是非，因此犯下背叛殘忍、違背良知的罪行。但是，他也暗示人類一切的愚昧罪行的根源或許是瘋狂而失去理性的世界所逼。個人的行為只不過是「無盡的黑暗」——「黑夜母親」的產物。作者援引了《浮士德》的名言做為作品的標題，寄意遙深。在這茫茫黝黯的黑夜中，善與惡、是與非、好與壞，一切都撲朔迷離、顛倒逆轉、混淆不清。

第二部作品《泰坦星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1959）探討處於荒謬神祕的宇宙中，人類經常遭受到的愚弄和利用，在變動不居的事件中，人類常不由自主地變為祭品。作者慨嘆科學雖然發達可以遨遊無窮之域，但是人類卻未必能按個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人類也未必能主宰自己的命運。處處受外力的制約，為別人所利用，主角在火星上被剝奪了記憶和思維的能力，只有聽人差遣擺佈。主角在泰坦星上最後的日子裏，由一個自私無知、放蕩不羈的人頓然變成了謙恭有禮、奮發進取，終於明白愛的真諦，人類要尋求生活的意義，必須向內心和*圖*書探索，不假外求，不是到外部獵奇。一心想駕馭控制別人，最後還是不會明白愛，必然孤獨無依，在廣漠荒寒的宇宙中永遠漂泊了。

《金錢之河》描寫一個大資本家「還財於民」的故事。小說中對於人類瘋狂的騖逐金錢的習性，有著辛辣而犀利的剖析。主人翁家族的發達史就是一部巧取豪奪的歷史。人人交相利：好比一位好的飛行員一直在尋找一處降落地點，有心人理應尋找大筆金錢要轉手的時機，抓住一切機會中飽自己。故事的主人翁雖有博愛善行的義舉，反被視為「異端」和「瘋狂」。畢竟，這個腐朽透頂的世界並不是一兩個慈善家良心發現就能改變的。主人翁做了許多好事，竟然還有人被收買到法院做偽證。看來在這個世界上，一切只能求「上帝保祐」了。人性的淪喪，莫此為甚。

即使到了九〇年代，馮內果對於複雜轇轕的現代世界仍然無法完全理解。他仍然用渲染潑墨的筆調和亂針刺繡的章法來襯托現代社會的荒謬和混亂，用玩世不恭的態度對現代世界進行冷嘲熱諷，文筆犀利幽默，語言在精練中表現出豐潤，能隨物賦形，依然極具功力。

只是，面對荒誕世界裏一切荒誕的事物，諸如戰爭、暴行、失望、痛苦等，作家仍然很難正正經經地找到答案。充其量只能像馮內果一樣讓讀者跟著他含著眼淚微笑。（馮內果在《冠軍的早餐》裏給自己畫了一幅漫畫：鼻孔冒煙，兩眼流淚，表示他既悲傷又忿怒，這幅自畫像表達了他的真實思想和感情。）人類對於令人絕望、異想天開、蠻橫殘暴的事物不斷冷眼旁觀，甚至無動於衷，就像馮內果的代表作《第五號屠宰場》的畢勒一樣，最後只能拋下一句：「事情就是這樣」（so it goes）這類嘲弄性的天問語氣。探索人性，卻有著更多的疑惑。套用《冠軍的早餐》裏科幻小說家圖勞特的話來說：「一定要在一個本來沒有道理的世界老講道理，當然是令人疲憊的。」在這個沒有道理的世界上，我們只有學習馮內果以謙卑的態度和幽默的雅量，包容人類的一切了。

小說的主人翁畢勒．皮爾格林除了在戰場上有過九死一生的經驗，他小時候學游泳也有過失和_圖_書去知覺、差一點溺斃的經驗。馮內果描述許多面臨生死邊緣或受苦受難的人所採取的方式是冷靜超然根本就不去想它。把自己掩埋在池底下、地底下或是宇宙底層，人類可以無視時間與空間的存在，任憑自己的心靈自由飄蕩，八方馳騁。

這篇作品的副標題是「孩童的十字軍」（The Children's Crusade），借用了中世紀誘騙兒童送死的事，影射當代戰爭機器同樣將無數年幼無知的人送去當炮灰。馮內果借主人翁畢勒之口要住在特拉法馬鐸的人告訴他，星球上的人是如何和平相處，畢勒要把這個訊息帶回地球，好讓人類得救。

馮內果運用科幻小說的技巧，安排主人翁一次飛往特拉法馬鐸的航行。這次的經歷讓他認識了四度空間，也學會了如何看待死亡，認為當人死去時，他只是貌似死去。對於死亡、戰爭和人類的冰原，馮內果的回答是飛向太空。在許多描述畢勒．皮爾格林飛往特拉法馬鐸旅行中，馮內果暗示空間旅行或時間旅行是最終的撤退，是空虛之苦的終結。當你從特拉法馬鐸上，登高俯瞰芸芸眾生的一切，你頓然會覺得人類的得失成敗是非對錯皆微不足道。特拉法馬鐸不僅提供了僅次於永恆事物的優越地位，而且提供了在星際中浩邈無涯冷寂空洞的背景以觀察人間世。（畢勒有通天下地穿越時間旅行的本領，能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永恆時空裏隨意馳騁。因此，他睡覺時是個年邁的鰥夫，醒來卻是正當新婚燕爾；走出門是一九五五年，到了門外卻是一九六六年。他看到過自己無數次的生與死，他的一生不過是在碧落與黃泉、生與死之間對某些事件隨意做旅行探訪。）

反對把人變成機器是馮內果作品一貫出現的主題，幾乎可以說是二十年來貫穿在他全部創作活動的中心思想。在《冠軍的早餐》中，作者揭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科技發展的極致，難免會把人類當作機器了：「每個人似乎都在搶奪他們能夠攫取到手的一切東西，特別能搶的人就像神仙似的富足。」在整個宇宙大運動中，物質和機器取代人的主體性，宰制人類。馮內果在故事中，以各種譬喻來闡明這一個觀點，黑色幽默的意涵十分濃厚。因此，一對吵嘴的夫婦是「打架機器」，打架的原因是女的想讓男的成為「造錢機器」，男的和圖書想讓女的成為「家務機器」，男的一怒之下趕走女的，後者就成了「哭泣機器」，男的就跑去找他的朋友「喝酒機器」和「性|愛機器」，後來男的悔悟成了「道歉機器」，女的受了感動成了「原諒機器」。作者以類似這種鋪天蓋地、滑稽突梯的比喻，表現了小說的主題，揭示了作者對於人類喪失主體性和對於世界絕望的感慨。

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採用傳統的藝術手法，科學幻想的成分比較突出，因此在五〇年代他被視為一般的科幻小說家。其中的內容，或上溯渺茫混沌，直觸時空的核心，想像如鋼線撥入高空向宇宙深處遠航，進入神祕不可捉摸的領域。馮內果有時運用星際空間宏闊開放的場域，以極盡誇張矯飾的描述，指出人類行為的毫無意義。在《自動鋼琴》裏，作者描繪一個陰黯不明的未來視景，故事主要的衝突源自人類和機器之間所衍生的衝突。物據雕鞍人做馬，人為物役的局面是以一架自動演奏的鋼琴表現出來。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的演奏竟然被一部機器所複製、摹仿，演奏者本人則成了無用多餘的廢物。小說反映了現代人的困境和尷尬。人類生活在荒誕詭譎的世界裏，隨時隨地皆可能被異己的力量所吞噬和剝削毀滅。如何努力維護獨立自主的特性，掙脫別人所設置的陷阱和圈套，一直是身處於複雜的西方社會裏的當代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馮內果的小說中，被動屈從、順服接受和壓抑克制是人類在面臨困境無計可施而想出來的辦法。《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1969）把科幻小說與現實境遇冶於一爐，描述人類的生活與人類的感情脫節失序的窘況。一九四五年，德勒斯登遭到轟炸，馮內果和其他戰俘在地下貯存獸肉地窖裏過了一夜，逃避頭頂上的一場狂轟濫炸。這次空難的躲避有極深刻的象徵喻意，象徵人類不時掩埋自己以求生存的方式。

《貓的搖籃》（Cat's Cradle,1963）是一部「末日小說」，旨在說明一切都是謊言。人類一面追求和平，一面卻又竭力製造核武。科學家的「瘋狂」在於他們的「無知」。「原子彈之父」的發明在廣島毀滅數萬生靈之際，他本人卻在哄孩子玩「貓的搖籃」的遊戲。作者藉此象徵和_圖_書一切虛假偽善的東西。馮內果批判人類，為了要攣登科學的頂峰，欲窺探宇宙的奧祕，卻又不能把知識用於造福人類的目的，其結果將導致自我毀滅。此外，馮內果也以諧擬的口吻，探討人類為了袪除貧苦和疾病，僅憑社會改革是不足恃，《貓》書曾有人想藉著建立一種「渴望遞減的宗教」拯救生靈於塗炭，最後卻帶來苦難和死亡。

一個是科幻小說家吉爾戈．圖勞特（Kilgore Trout），另一位是汽車商德韋恩．胡佛（Dwayne Hoover）。圖勞特寫了一本書，其中描寫「宇宙造物主」創造了許多生物，其中有一個是試驗品，唯有他能憑自由意志，當家做主，其他的生物皆只是按照上蒼計畫行動的機器。胡佛讀了圖勞特的書後，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創造者的試驗品，周遭的人都只是為了刺|激他，來完成這個試驗的機器，因此，他相信他們無知無覺，不知痛苦。在一次宴席上他失神瘋狂，把許多人打成重傷。

馮內果對於人性的看法極為悲觀，認為人類常有自毀的傾向。而他有一種極為獨特而且古怪的念頭，相信人類創造毀滅自己的能力是無止境的。縈繞其心揮之不去的陰影，正好也是二十世紀全人類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諸如：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種族歧視、資本家的貪婪、機械至上、毒品氾濫、全球戰爭和種族滅絕等，不一而足。馮內果認為，人類為自己創造了許多機械化、化學合成或以消費導向的虛假文明（an ersatz civilization）；但是在創造的過程裏，人類也逐漸物化而喪失自我。因為科技的過度發展導致生態的失衡；經濟上財富分配的不均催化了社會架構的崩潰。馮內果也不相信未來會有不同；只要人性不變，人類的未來恐怕仍然介乎好與壞的灰色地帶游移飄蕩。

馮內果（Kurt Vonnegut,1922～2007）科學的知識豐富，形塑了他獨樹一幟的風格：以科學幻想的意境諷喻現實，將荒誕不經的遐思與重大的社會政治寓言合而為一。從他五〇年代問世的《自動鋼琴》（Player Piano,1952）以來，他完成了近二十部作品，其中大多是長篇小說，兼及短篇故事、舞台劇和評論集。

《冠軍的早餐》是假託一位名叫費爾鮑．史塔奇（Philboyd Studge）做為故事的敘述者，向讀者描述二位孤獨而瘦弱、有相當年紀的白人在一個即將殞滅的星球上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