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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居京師的顧憲成書房中的這盞燈就是其中之一——從少年時起，每夜讀書至雞鳴才止息，已使他養成了晚睡的習慣；仕宦之初，因為上早朝的緣故，勉強改變了睡眠的習慣；如今，萬曆皇帝停止了早朝，這夜半不寐，讀書、思考的習慣便回來了。

有一次，張原洛為他講述《孟子》書中的一段話：

從小，他就是個早熟而且展現了過人的智慧的孩子，聰慧敏銳，勤奮好學，更且長於思考，讀書並不死板的背誦、全盤的接受，而是反覆的推敲、思考，因此每能消化、融會而產生自己獨特的創見，典籍上所記載的字句便凝聚成為他胸中的學養。

可是，不出仕做官又與他原本的志向相背——他也懷著和杜甫一樣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啊，所期許於自己的是做個佐國的良相，一如伊尹、呂尚、周公——般的為天下人貢獻自己，締造盛世，而不是隱逸山林，埋首著述！

「宋代大儒自朱熹以後，至本朝的王陽明先生，這一脈相承的儒學精義全都錄在這本書中，你須用心研習，精益求精，如能通曉儒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道，方可期於『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對於他小小的年紀，就能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張原洛非常的稱許，於是，對他說了一段話：

於是，就這萬曆十五年的春夜裏，他終宵不寐，滔滔不絕、洋洋灑灑的寫下了給摯友的萬言書；明知道「萬曆之治」已成泡影，他仍要「盡其在我」的繼續努力下去。

整座的北京城籠罩在一片綿綿密密、淅淅索索的細雨中，遠山近樹、飛簷屋瓦都平添了一份朦朧的美感。

一聲嘆息之後，他竟不自覺的喃聲自言自語了起來，眉宇間也盡是憂色；「京察」原是本朝為考核京官所設，每六年一度，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分別給予升任、降調或罷官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復起用，以為出仕者戒；但是，這原本為警惕官員而設的良法美意，早已淪為權力鬥爭、行賄營私的工具，因此，每一次的「京察」都會引起不小的風暴。

這麼一件愚蠢、荒謬的事看在他的眼中，除了痛心之外已無第二種感覺；不料，同儕中竟有人來勸hetubook.com.com說，邀他一起簽名，在被他拒絕之後，竟然代他簽下了「顧憲成」三個字。

而這五年來，時局壞得如江河日下——張居正在位期間，雖然專制，卻有作為，吏治大清，輕徭薄賦，百姓安樂——張居正雖然獨裁，卻是個能人；而自張居正死後，體制上的專制、獨裁更勝於前，攬權的人卻是一群庸才，萬曆皇帝荒淫逸樂，首輔申時行苟且無能——他身在朝中，親眼目睹著這急速敗壞中的政局，無時無刻不是憂心如焚！

杜詩中的「英雄」，指的是為國為民勞瘁、犧牲、奉獻了一生的諸葛亮；字裏行間所盈溢的是感時憂國，是耿耿以天下蒼生為念；他清楚的記得，當自己第一次讀到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詩句時，內心所受到的震撼——那還是在許多年前，年少的自己忽然發現，活在邈遠的唐朝的杜甫竟然有著和自己一樣的理想：希望自己成為一位良相，輔佐君王，締造一個超越堯舜的盛世——

他嚮往、醉心、追求的學問是對國家、社會、百姓有貢獻的經世致用之學，而不是形而上的哲理或在故紙堆中反覆的考據、校讎，乃至於寫出華美的文辭、詩句——在經過了長年累月思考之後，「學問」這兩個字的範疇有了明確的界定，乃成為他一生所要追求的方向。

而包圍在張居正身邊的一群小人所帶給他的痛苦又更甚於張居正——張居正是位尊權重、高高在上的，底下一群仰望著他、希冀「雞犬升天」的人便拚命的諂媚阿諛、奉承巴結，以求穩固自己的權位；他們事張居正若神明、若君父，吹牛拍馬的做出了種種肉麻而又醜態畢露的事。

時局日壞，亂象初生；但，我輩讀書人，總以抱持「知其不可而為」為立心處世之本，以「盡其在我」為無愧之源；昔年王粲登樓，察唯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未極，乃冀王道之一平。弟今宦居京師，唯自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思所慮，無非生民，無非王道——ｍ•hｅtuｂｏｏk•cｏm•ｃｏｍ

可是，隔著窗，遙望著屋外一片迷濛的春雨，他內心深處的理想和熱情卻並沒有死絕；隱隱中，依然有一個聲音在向他自己說話，由微而弱而強，一而再再而三的擴張著他那屬於讀書人的執著：

諸葛亮的一生所秉持的正是儒者「知其不可而為」的崇高理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身許國，無怨無悔；他覺得自己應當效法諸葛亮的精神。

張居正的三子懋修應考，這些人竟然召集了許多知名的文士來陪榜，以增加張懋中狀元時的聲勢；而當張居正得病的時候，朝中的這群無恥之徒竟然要舉行焚表告天的儀式來為張居正祈禱，祈求上天庇佑張居正早日康復。

身為讀書人，自己簡直沒有辦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

十五歲時，他跟隨張原洛讀書；張原洛講學，並不完全拘泥於古人的註解，而每每根據自己的心得來講說義理，觸類旁通，貫穿古今；這種教學方式非常適合他，因此，他在課堂上多所領悟，得到了許多收穫。

但他卻提出了另一種觀點：

也因此之故，張原洛薦他到薛方山的門下求教；薛方山對這個智慧過人的少年也非常器重，循循善誘之際，交給他一本《考亭淵源錄》，令他用心研讀，並且訓勉他說：

「我願將這一身的熱血，化做一場春雨，滋潤大地——春雨入土，能使潛藏於地下的種子發芽——」

是出自這樣深沉的悲哀，促使他再一次的反覆思考，希望自己能尋繹出一條讀書人的用世之道來——然而，一晃五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方面，他日夜苦思，卻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因此，他考慮的結果還是選擇了hetubook.com.com應考、出仕的道路，因為，這是本朝的讀書人唯一能實現理想、發揮學問的管道；然而，也就在下定這個決心的時候，他的心中湧現了極大的矛盾與衝突。

在這樣的期許與教育之下，幾年間的發憤用功，使他讀了許多的書，博通經史，並且詳加思辨，建立了一套屬於他自己的思想體系。

這一段的往事，他每一回想起來，心中便不由自主的湧起了萬千的感慨，既悲人且自悲；悲人的有兩種想頭，一個是人在得到了權力的時候，往往便自以為是「天下第一人」，要其他的人全都伏在他的腳下，為他所控制、駕馭、奴役；另一個則是人為了要獲得權與利，往往做出一些不可思議的醜事來，什麼節操、品格、廉恥，全部丟在腦後了。

春雨如酥。

而就在這樣的反覆矛盾時，杜詩中所推崇的諸葛亮的心志，帶給了他很大的啟示。

多年來所治的既為儒學，在心中所凝聚、產生的政治思想是闡自孔孟學說的民本；所推崇的是本朝的大儒劉基、方孝孺等人所承緒下來的近乎於完美的「民為邦本、君為群立」的政治理論，根本上就與本朝所實行的專制制度、考試內容是相反的；方孝孺留在文章中的一段話尤其令他在心中痛苦了許久——

在他的心目中，杜甫不是詩人，而是儒者——是具有和他一樣胸懷的儒者！

「築陵、立儲——百姓有怨，亂象已生——今年又值『京察』之年，風暴在所難免，怎不令人憂慮！」

自悲的卻是出自於內心的無奈和無力感——身為讀書人，所能做到的竟只是這樣渺小的「潔身自好」而已，既無法締創理想中的世界，也無法力挽狂瀾，甚至連發生在身邊的事都無法影響、改善。

此刻，他便獨自在書房中靜坐著；本擬在燈下展卷，給幾個在遠方的朋友寫信，可是，思緒卻不知怎的，竟被這一夜的春雨給帶遠了，心裏頭浮起的竟是多年前讀過的一首詩，他便不自覺的吟哦了起來：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hｅｔubook•cｏm.ｃom

吟著吟著，他的心中的萬千感慨也就隨之湧起；自幼所治為儒學，他對於一般的詩詞歌賦並不喜愛，以為那都只不過是人們茶餘酒後的賞玩之物而已，乃至於世人所推崇的李白、王維，讀過作品之後，心目中更是認為這一個學道，一個逃禪，所追求的都不過是小我的、自身的歡樂或超脫、平靜而已，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就更遑論其他那些等而下之的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之作了；唯獨對於杜甫，他推崇備至，並且產生了深深的共鳴。

就在這樣，他走上了仕途：萬曆四年，他二十七歲，考中了鄉試第一名；三十一歲中了進士，任職戶部主事。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可是，做了官，所接踵而來的卻不是理想的實現、為人民謀福利等夙願，而是典籍中所沒有記載的官場的污黑的一面，滿朝的官員或彼此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或結黨營私、巴結賄賂，或貪贓，或舞弊——所呈現的盡是人性中的卑劣、醜陋、自私自利、寡廉鮮恥；一切的一切在在都令他的內心痛苦不堪。

「本朝的讀書人，一向只有應試、出仕之途可行；但，以你的稟賦，如果埋沒在為應考而習文之中，未免可惜；如你超脫於時文之習作上，而能博覽今古，慎思明辨，必可為成一家之言之大儒！」

「要減少一個人的慾望，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培養內心的良知做起！」

紫禁城中燈火通明，太監、宮女，連同上百的女樂都在忙著為萬曆皇帝和鄭貴妃舉行著通宵達旦的緩歌曼舞，而城外大片的官舍和民房，卻因為入夜已深，正逐漸歸於沉寂，只留下少數的幾盞燈，兀自在黑暗中放著光明。

於是，不愉快的事發生了，他不顧那些同儕的顏面，當著眾人塗去了自己的名字——

「唉——」

「要培養一個人的良知，最好的方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慾望！」和-圖-書

想著想著，他的眼眶竟在不知不覺中濕了起來，也再一次的確認了自己這一生所要追求的方向；於是，他在燈下提筆，寫信給遠在故鄉的門生高攀龍，既與他訴說心志，且也作為對自己的期勉——

左思右想之後，依舊還是付諸一聲長嘆；做了這幾年的官，對於官場的污黑和人性的複雜面已不是學術所能改善的事實早已認識清楚，所留給自己的也就是無力感，除了嘆息還是嘆息。

這段話他原本是深有同感的——他何嘗不知道，從前的人讀書做官，就愛護人民，造福社會；現在在朝為官的一般人卻只為自己謀福利；所以，真正的君子往往不願意出仕做官。

張居正的治國之術近於法家，用嚴刑峻法約束官吏和人民，以求達到合乎理想的政治效率，這和他所崇信的儒家，主張以禮樂來教化、陶冶世人以達「修、齊、治、平」的一貫之道是大相徑庭的；張居正採用專制的手段，獨攬大權，以使政令通暢無阻的做法，和他的「反專制」、「民本」的思想在基本上就是相反的——儒與法兩種思潮的衝突、不相容，是自古以來就存有的，即使博學如他的儒者，也無法在這樣的不同的思想衝突中，思考出一個折衷的、兩全之道來！

那幾年正是張居正掌權的時代，在他親身經歷了張居正的政治措施時，他的內心也相當的崇敬張居正所具有的超強的政治能力；可是，對於張居正的許多做事的方式，他是大不以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