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萬曆四十年，距東林書院落成不過八年的時間，顧憲成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挽救世道人心的任務，和令人景仰的人生觀、學術觀與奮鬥的精神。

作為「東林」創始人的顧憲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氣同樣的照亮了那個令人絕望的黑暗時代。

顧憲成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〇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經歷的時間正好是明朝滅亡的關鍵時期。

他從此就與宦途絕了緣，但是，即使罷官返鄉歸里，在家中做一名無官無職的尋常百姓，他心中那份屬於知識份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仍然分毫未減；甚至，因為「身在野」，而更能深入民間的發現到了許多社會問題，存在於他心中的「憂國憂民」的感懷就更重了。

萬曆皇帝親政以後，不久就沉迷於酒色財氣而荒疏了政事，幾年後更因為立儲的事和大臣們的意見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見群臣的面來作為消極的抵抗，最後更淪為「福壽膏」的奴隸；繼張居正之後出任首輔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沒有能力、沒有氣節風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遠囑的治理國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擺在為自己的私利而鬥爭之上——在這樣的狀況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敗嗎？

而明朝的歷史中畢竟有著幸運的時刻與轉機，在經歷了世宗荒誕、沉迷道教，嚴嵩權傾天下的黑暗期後，少見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登上了歷史的舞台，藉著執政而執行他「力挽狂瀾」的任務，政治開始轉向清明，經濟復甦，百姓安樂，國家達到了富強的地步。

「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

消極的人使自己成為隱士，萬事不關心，或猖狂，或逃禪，或遁入宗教的領域中尋求痛苦的解脫、寄託於死後的另一個世界，以逃避面對現實中的黑暗；積極的人則挺身而起，向現實中的黑暗挑戰，試圖改造乾坤、力挽狂瀾。

「現在讀書人在朝中做官，享受富貴，卻不把心思放在幫助君王治國、替君王分憂解勞的事情上面；派到外地做官，卻不照顧百姓的生活、解決百姓的問題；不做官了，就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蓋了房子住，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整天談『生命』、『感覺』，寫些精緻小巧的文句，作些白日夢，根本不管世道人心國運的變化——讀書人變成這個樣子，就算他的文章寫得再好，名氣再大，也一樣讓真正的君子覺得不恥！」ｍ•hｅtuboｏｋ.cｏｍ.cｏm

而對於王陽明其人，他雖也頗為景仰他一生的功業和學問，但是對於他晚年所提倡的「無善無惡」說卻是竭力反對的——王陽明本身的學問博大精深，到了晚年，提出「無善無惡」的說法時，他已臻智慧成熟、圓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以胸中「四無」；但是，像他這樣的大儒大哲，在人類中只是少數，世上的絕大多數人都只是「普通人」，而非道德學問都已融通的大儒大哲，如果胸中沒有是非善惡的觀念的話，世界將會因沒有約束、規範而成為無法想像的混亂；因此，他認為這「無善無惡」的說法，不僅是學術上的學說，而是已經影響到世道人心、社會風氣的問題了，必須提出來加以澄清，以挽救日漸沉淪的世風。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圍北京的「庚戌之變」的這一年，伴隨著他出生而來的即是憂患，這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呢？或許兩者都不是，他只不過是和有史以來的全人類一樣，既無從選擇降生的時空，必須為自己所處身的時代背負起一份歷史責任罷了。

其實，「影響政局」，本來就是顧憲成講學的目標之一；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記載著：

「先生論學與世為體——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

「與人類有關的藝術才是最美的，因為，我們對人類的愛先於對藝術的愛。」

當然，歷史上的事件僅只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明末的東林運動已然成為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但是，事件所蘊含的精神與內涵，卻是亙古長存的。

文壇幾乎全被這種柔靡的文風所席捲，竟有如提早反應了國運似的呈現著一股末世的氣氛，一篇篇沒有內容的文字遊戲在在都是「玉樹后|庭花」式的華美柔媚，引領著讀者走進一個虛幻的、萎靡的、只想享受眼前的唯美感受而渾然不關心天下興亡的精神領域。

多年前，我讀過托爾斯泰所https://m.hetuｂoｏｋ.ｃｏm.ｃｏm揭櫫的藝術觀，他指出：

而一個自幼讀聖賢書、懷有高度理想、抱負的知識份子，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為己任呢？

其實，藝術觀、學術觀如是的，並不只他兩人而已；古往今來，雖然「不問蒼生問鬼神」或「問風花雪月」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卻也不乏耿耿以天下蒼生為念，以救世為職志的人——杜甫的一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所道盡的正是每一個時空中，每一個以「士」自期自許的讀書人的心聲啊！

情況更糟糕的是一部份的小品文作者的人品非常低下，筆端卻能幻化出百媚千嬌的花朵來欺世盜名；偏偏，這一類的作品又在社會上大受歡迎，於是，小至個人的人生觀，大至社會風氣都跟隨著這種文風的引領而日漸沉淪。

而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奮鬥中包含了更多的悲壯——

亂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現象都令有識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來所衍生的作為，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消極，一種積極。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運的，所處身的現實世界和心目中的烏托邦之間的距離還不算十分遙遠，縱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於成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生在亂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最先是李卓吾的弟子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以籍貫公安而形成「公安派」；再接著，鍾惺、譚元春也組成了「竟陵派」——兩派雖然名稱不同，文學的主張卻是一致的，都從「李卓吾式」的「自由」、「狂誕」出發，打出些諸如「詩主性靈」的旗號，雕琢些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文字；再接下來，「小品文」的文體被這干人捧出來了。

他尚未完成的任務，由他的同志、朋友、門生繼續的奮鬥了下去，在此後的數十年間，「東林」這個專有名詞與明朝的歷史緊緊的結合在一起，無論就政治、社會、學術思想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晚明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洪流。

因此，從政治改革到社會改造，以及導正學術思想，都成為他交付給自己的使命，並且終其一生都不懈不怠的朝這個方向努力。

因此，「東林書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蔚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上的「清流」的力量，既帶動了全國各地為私人講學而建書院的風氣；所提出的「救世」、「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學說也喚起了許多人的心志和熱血；同時，所聚攏來的群眾既多，所發出的議論也就有了實質的力量，而成為能夠影響政局的輿論。

第一次的事件發生在萬曆十五年，首輔申時行藉京察之便排除異己，身為資淺官員和_圖_書的他雖有原則和氣節，不肯同流合污，並且挺身仗義執言，但卻無政治上的實力，和已盤踞官場數十年的申時行較起力來當然是落了下風，於是被貶為桂陽州判官。

也許，顧憲成——乃至每一個知識份子——心目中所嚮往、追尋的「堯舜」、「三代」，都只是一個高度的理想，一個現實中不存在的烏托邦；因此，追尋的本身即是一種失落，而追尋的確立卻代表著「知其不可而為」，追尋的過程所呈現的是生命的完成；顧憲成一生的努力雖然不曾有實質上的收穫，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一份偉大的心胸與情操。

後來，我讀到顧憲成的傳記、著作，非常清晰的聽見了他提出了相同的論點：

是這樣的一份深心悲願，一份屬於知識份子的偉大情操，燃燒成他生命的光輝，傲然兀立於黑暗的晚明，而無愧於人之為人的使命。

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著一個烏托邦、一個理想的世界——雖然這個理想的世界在現實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因此，中國的歷史上既有魏晉南北朝的宗教大興期，也有東漢末年，清流挺身對抗腐敗、黑暗的政治，釀成「黨錮之禍」的史實；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積極入世的知識份子們也掀起了一次「東林運動」來試圖力挽狂瀾，最後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頁「光榮的失敗」。

顧憲成在三十一歲那年考中了進士，做了戶部主事的官，那是萬曆八年（西元一五八〇年），正值張居正當國的強盛時期；只可惜好景不常，兩年後張居正病逝，國勢從此急速下滑。

而這個懷著崇高理想的學說一經提出之後，立刻得到了許多共鳴——生在亂世之中，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都會認同他的呼籲的。

「與人類有關的學術才是最美的！」

而存在於知識份子間的學風，更是加速社會風氣惡化的媒劑；一代大儒王陽明離開人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在蔚為學術的主流，風行一時之後，形成一個學派，弟子、再傳弟子多得無法計數，延綿了數十年，已經衍生了許多流弊；一則流於談「心」的空洞虛誕，而忽略了道德實踐；一則強調以「心」為是非的標準，結果是以「自己的心」為標準，而排斥「別人的心」；更甚者堅持己心不受約束，連帶使行為也肆無忌憚——種種的流派早已脫離了「王學」的真諦，甚至與王陽明原本提倡的學說根本是背道而馳的。和圖書

厚而重的《明史》裝訂成十二巨冊，記錄著一個已經滅亡的朝代；但是，儘管朝代滅亡了，留在裏面的一個個偉大的心靈卻是不朽的；幾年來，我幾乎少有一、兩天不動手翻閱《明史》的，每在夜深人靜之際，我總是恍然的覺得，一些我所景仰的靈魂都在書頁中復活了，向我傳達著他們對於人類的愛與期望；顧憲成的傳記在總數將近一萬頁的《明史》中所佔的篇幅不過四、五頁，但是，他所發出來的聲音卻深沉、巨大而永恆，並且引起我深深的共鳴。

到了萬曆年間，王學的末流又發展出了一個支派，那就是「狂禪派」——從泰州學派的顏山農、何心隱發微，到李卓吾以異端自命的集大成，更把已經變質的王學帶到一條極端個人主義的狂誕之路，而且吸引了不少的追隨者，也影響到了文學的風氣。

當然，身為讀書人的他，所秉持的志節也一樣的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但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學說卻因為少數人的「蓄意炒作」而十分風行，尤其是王陽明晚年所提出的「無善無惡」說，更成為「利用」的對象，一般追名逐利的無恥之徒、不法之徒打著這樣的招牌來混淆是非善惡的標準以攫取利益，使得世道人心、社會風氣更加的敗壞。

他認為「士」應以挽救世道人心為第一職志——這個「士」字當然是儒家學說中的「士」，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這個學說志在恢復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也是他對自己、乃至全天下的知識份子的期許。

由於他認為存在於政治、社會上的各種敗壞的現象是導源於人心中道德的www.hetubook.com.com墮落和學術思想的不正所致：因此，他講學和設立書院的宗旨以矯正學風、政風、世風為依歸，提出的學說由「性善」出發，重氣節，強調道德與實踐；並且揭櫫為學的終極目標：

同樣的是一幅「勇者的畫像」，同樣的以天下為己任，顧憲成的奮鬥過程卻大不同於努爾哈赤或張居正——努爾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開創了新的時代；張居正曾經擁有十年的執政期，力挽狂瀾的延緩了明朝的衰敗；顧憲成卻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朝代，在自己所處身的時代中也從來沒有得到過施展抱負的機會。

萬曆二十六年，他集合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學生，重修宋代大儒楊時在無錫講學時所建的東林書院；六年後書院落成，他出任山長，制定了比照南宋朱熹所建的「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大會有志向學的讀書人講學其中。

小品文是標準的「休閒文學」，三言兩語、輕薄短小，文字往清奇幽雅的風格發展，內容則盡多是吟風弄月的感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兼雜一點李卓吾式的「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似是而非的「禪」；推出之後大受社會群眾的歡迎，於是開始興盛了起來，興盛了一段日子之後，後遺症也跟著來了。

這種種的現象看在顧憲成的眼中，不免憂心如焚——縱使小品文的作者之一的陳繼儒本是他的舊識，他也忍不住的發表了他由衷的談話：

我的心同時受到了深重的撞擊，顧憲成和托爾斯泰分別誕生於不同的時代、國度，分別為不同的種族，根本不可能交換意見，卻不約而同的建立了相同的觀點，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他們具有著同樣偉大、寬闊、無私的心靈，才會不須交流即有共鳴！

因為政治由清轉濁，經濟由盛轉衰，萬曆中期的全國百姓已經開始承擔繁華過後的後遺症和痛苦了——原先由富裕而形成的逸樂和淫|靡，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而在經濟力衰退以後，這種社會風氣又間接促成了人心的墮落與道德的敗壞；看得他在在憂心如焚。

可是，現實的環境根本不容他發揮理想，從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見容於執政者、當權派——正人君子不見容於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來的必然現象，他的遭遇早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過了，那就是「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第二次則是萬曆二十一年，他已被召回京中，任職吏部文選郎中，適逢會推閣臣，他推舉了王家屏，因而忤了萬曆皇帝的意，被削籍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