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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就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內心中所懷抱的理想與堅持來看，無論是黨錮中人還是東林中人，乃至於生在其他任何一個朝代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留在史書上的心志讀來都是令人凜然生敬的；范滂母子的志行贏得了蘇軾母子的尊崇，甚而萌生「效法」之心，東林諸人在獄中殉身之際，在一般知識份子的心目中所昇起的是崇敬——

畢竟，歷史是人類整體的發展過程，而非少數個人的單一活動；黨錮中人固然都是一時名士，東林諸人也個個都是學德兼備的學者，每一個個人都是優秀的，他們所追求和所堅持的理想也都是崇高的，但是結果卻失敗了；究其原因，外在的時代因素固然重要，這群知識份子內心的意識型態更值得探討。

接下來，孫丕揚的行動是向萬曆皇帝推舉顧憲成、高攀龍等多人出任官職；可是這一回卻沒有成功，萬曆皇帝沒有接受他的推薦，上的奏疏全給「留中」了；而這時的孫丕揚已經年近八十，意興闌珊，去意頓生，再數度辭官不准的情況下，他於第二年的二月「拜疏逕歸」了。

這些人中只有高攀龍沒有被捕——他是在魏忠賢所派遣的緹騎到達的前一天夜裡在家中投池自盡。

到了就刑前，范滂的母親前來與他訣別。

「你現在能與李膺、杜密這兩位受人景仰的正人君子齊名，死又何恨呢？既得了美名，又何必想兼求長壽呢？」

於是，「東林」這個團體，雖無「黨」的名義與組織，卻隱隱的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影響力的實質上的「在野黨」，像是反對礦稅等行動，既具體且達到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好幾度的運用這種透過輿論的影響力來干預朝中官員的任用與去留；像是大學士沈一貫的被迫辭官、王錫爵則婉辭再度入閣，及巡撫李三才的因為與顧憲成相善而大受輿論支持——無論就哪一件事看來，「東林」的介入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實力都到達了相當的程度。

朝中只好再換皇帝——由常洛的長子，十六歲的由校接位，以第二年為天啟元年。

但是，萬曆四十年以後的時局，敗壞的腳步一日快過了一日；在政治上固然有東林與三黨的爭鬥，在經濟與財政上則更加困窘，萬曆皇帝建造定陵的花費和前些年間平寧夏哱拜、援朝鮮及平西南楊應龍亂的軍費，乃至於幾位皇子、公主的婚費、諸王就藩的莊園等大筆的開支，不但早已耗盡了張居正當國十年所積貯的財富，還必須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百姓增加賦稅，原本豐足的大明天下已然變成民生凋蔽、哀鴻遍地的慘酷荒原了；而這時據有遼東的努爾哈赤卻已日漸茁壯——

他死後，東林書院也就在魏忠賢矯旨毀天下書院下，變成了一片瓦礫；東林其他在朝為官的人，即或免於被迫害致死的，也大多被迫罷官，滿朝頓成閹黨的天下；朝中善類為之一空，原本就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家，經過這樣重大的摧殘，更加元氣大傷，距離滅亡之日也就更近了。

由於幼年時所埋下的心理不正常的惡因，天啟皇帝對於政事毫無興趣，而只偏愛做木工；既然得到了心目中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可堪信賴的魏忠賢，他也就索性把大小事務都交給魏忠賢去處理，自己專心一志的在皇宮裡釘釘敲敲的製作各種木器。

然而，正因為「東林」不是一個有形的組織，不是一個政黨，而只是一群有學問的正人君子所自然而然的聚合在一起的無形的團體，他們每一個人都讀了許多書，個性耿介正直，講求氣節操守，也滿懷為國為民貢獻自己的理想，但卻沒有實際上的政治理念及施政方針；因此，這一批正人君子雖然一一的出任了要職，卻拿不出什麼具體的方法可以挽救大明朝的頹勢，解決叢生的百病——無論是國內的嚴重的民生凋敝，還是遼東的努爾哈赤興兵攻陷大小城池的嚴重外患。

繼承顧憲成主持東林書院、領導東林運動的是他的學生高攀龍（西元一五六二～一六二六年）。

魏忠賢的權力於是越來越大，在他設計害死了王安之後，他成為皇宮中第一號要人，正如楊漣上疏彈劾他的內容所言：「致掖廷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歷史的腳步走到天啟四年的時候，天啟皇帝已是有名無實，而魏忠賢則是有實無名的皇帝了。

然而，朝代畢竟是滅亡了，後世的史家在研究興亡的關鍵時不免要沉痛的指出，黨禍之禍所造成的最直接的負面影響是善類與菁英為之一空，和-圖-書國家社會失去了大批有才德有理想的人，更失去了一股無形的力量，元氣大傷，很快的就走向了滅亡的道路；明末的東林運動亦然。

汝南督郵吳導奉命逮捕范滂，他到達范滂的家鄉征羌縣後，抱著詔書，在驛站裡關起門來伏床痛哭。范滂知道了這件事後說：「這一定是為了我。」於是自動到縣裡投獄。

他出生於萬曆三十三年，那時，他的父親光宗朱常洛雖已被立為皇太子，卻仍然不受萬曆皇帝的寵愛，也仍然活在鄭貴妃的陰影下，一切的待遇都很差，日子並不好過，能給予兒子的照顧當然也就很有限了；他的生母王選侍又早死，稚弱的童年中就只有奶媽的懷抱是溫暖的、安全的了。

程氏回答他說：

「三大案」總算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了，楊漣、左光斗等東林中人在「移宮」案中的作為也立刻在短期間收到了回報，東林的另一個後起之秀汪文言則很巧妙的聯結了對天啟皇帝很有影響力的大太監王安，有了這幾重關係的運作，東林很快的在朝廷之中佔盡了優勢。

而處在這麼一個黑暗的時代，任何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份子內心中所共同存在的感受就是痛苦；幸而，「東林」所抱持的人生態度既是積極入世的，雖然在現實環境中屢屢遭受挫折和失敗，也不放棄任何的努力；在高攀龍的率領下，東林諸人繼續透過講學來追尋一個理想中的未來世界，以維繫人心中的希望，也繼續透過各種努力來與為他們所目為「小人」的三黨對抗；同時，他們也成功的培養出了下一代的優秀人才；高攀龍的學生楊漣、左光斗等都已在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年輕一輩參加東林書院講會的也已有許多人開始嶄露頭角、中試任官，為「東林」帶來了一股新的希望，也激勵著東林諸人再接再厲的努力不懈——

范滂向母親說：

知識份子大都具有強烈的「完美主義」的傾向，內心所追尋的理想世界是完美得毫無瑕疵的；對人的要求也一樣——尤其是對政治人物的衡量標準，不但要求在才能上完美，還要求要在學問、品德上達到零缺點——這個理想就勢必要和現實發生嚴重的衝突了；這世上，有誰是完美的呢？

而這一年——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東林的損失更大：一向為實質領袖的顧憲成就在這一年因病去世了。

高攀龍用功而博學，在學術上的成就很高，在宦途中卻和其他的東林人物一樣的不得意；他是萬曆十七年的進士，卻因嗣父之喪，直到萬曆二十年才到京師謁選，任職行人司行人，第二年就因為上疏痛責不適任的內閣大學士王錫爵而被貶到廣東揭揚做添注典史的小官，七個月後，他因事返鄉，卻遭到了喪親之痛，也就索性辭官居家了。

越是黑暗的時代，越能磨練、淬勵著人類的心志，從而使心靈與精神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梃擊」案發生的時候，他年方十一歲——就連父親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脅，對於這麼一個無母的孩子幼小的心靈的打擊也就可想而知的，因此，他更加的依戀奶媽；等到做了皇帝之後，雖然已無安全感上的威脅了，這份依戀卻已在他的心中生根了。

到了萬曆四十三年，皇宮中發生了「梃擊」案——一名叫張差的男子在受人的指使下，手持木棍，闖進皇宮，意欲打死已被立為皇太子的常洛——這當然是件令舉國哄動的大事，但是，經過調查後，既發現這件事的背後主謀乃是萬曆皇帝所最寵愛的鄭貴妃，一切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但是，這個事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上自萬曆皇帝、鄭貴妃、皇太子常洛之間的心結、朝臣的反應，下自民間的輿論，在在都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而且連帶的引起此後的「紅丸」和「移宮」兩案，對整個大明朝造成了無法估計的傷害。

因此，他對於奶媽在名義上的丈夫也「愛屋及烏」的給予特別的優待，使魏忠賢得到了許多接近他的機會——老於世故、善體人意的魏忠賢也就利用了這個機會，得到了他的寵信與重用。

「弟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您老人家；我則到泉下去侍奉先父，存亡各得其所。請母親割不忍之恩，不要哀傷！」

展讀史書，我常從多方面、多角度、多層面的基點來思考；歷史的本身就是一個廣闊的視野，在研究一個朝代興亡的過程中往往引發出許許多多的啟示，從人性到政治，從精神領域到現實環境，廣闊的思考空間中有著無窮盡的和-圖-書待挖掘的寶藏。

《宋史》〈蘇軾傳〉中一開頭就記載了一段蘇軾早在幼年時就立下的心志：

雙方第一次把原本只在暗中角力的鬥爭搬上台面，引發成公然的衝突的導火線是為了推舉李三才進入內閣的事——內閣大學士的名額既因沈一貫的去職以及另兩位大學士的或去職或去世而有了空缺，遞補的人選也就成了各方明爭暗搶的對象；擁戴李三才的人們所持的理由是以往內閣大學士多由詞臣出任，不免常因對廣大的全國各地的民情了解不夠而影響施政成績，因而認為增補的人選宜考慮由外官中遴選；李三才揮霍有大略，出任外官多年，每到一地都很得民心，政績非常好，因此是最適當的人選。

也許，楊漣的本意是想拼著自己的一頂烏紗帽與一條命來喚醒天啟皇帝的心；可是，事實的情況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壞得太多了；不但這一道奏疏根本進不了天啟皇帝的心中，禍事發生以後送命的更不只他一個人——

「我如果效法范滂的志行，您會答應嗎？」

縣令郭揖一向敬重范滂，看到他來投獄大為震驚，解下印綬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說：「天下這麼大，您何必在這裡等著命喪奸人之手！」范滂卻拒絕了他的好意，說：「我死，禍事就結束了，怎敢連累您，又使我的老母親為我而陷入流離顛沛呢？」

相對於魏忠賢而言，有了這許多人的依附，實力當然就逐漸壯大了——就在東林勢盛的時候，一個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就這樣悄悄的形成了；而致力於講求個人氣節的東林諸人卻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危機來臨的腳步而採取防微杜漸的方法，終至於釀成了悲劇，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禍事——

當然，這麼一來，「東林」也就和朝廷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且，「東林」發動輿論的基本標準是「嚴君子、小人之辨」的，對於心目中所認定的君子大力的擁戴、褒揚，對於心目中的小人則橫加攻擊，這麼一來，又把所有的小人逼到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東林」了。

范滂是東漢的「黨錮之禍」中犧牲的清流之一——為了反對當時由宦官、外戚所把持的黑暗政治，一群耿介、正直、堅持理想和氣節的讀書人透過輿論評議時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形成了「清流」的力量，當然也就成為當權者厭惡、迫害、陷殺的對象。范滂的個性剛直，嫉惡如仇，既痛感時政的黑暗，更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出任官職的時候，他的作為公正清明、一絲不苟；到了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時候，他當然就被捕了；在獄中，他受盡苦刑，卻仍然不屈不苟，憤慨激昂的在訊問時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景仰，在他出獄的時候返回故鄉汝陽時經過南陽，來迎接他的車輿就有數千之多。

從一份單純的知識份子感時憂國、挽救世道人心的深心悲願，發展到一個團體運用學術和輿論的力量來影響政治，乃至於以身相殉——史家們每把東漢的黨錮之禍和明末的東林運動相提並論，並推許這一群知識份子在對抗黑暗的現實政治和腐敗的強權時所做的極度努力及所展現的輕生死、重氣節的道德勇氣，充分的發揮了知識份子在精神層面的崇高與悲壯；即使他們的努力終歸於失敗，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道人的精神力量的光輝；Charles O. Hucker甚且提出了「光榮的失敗」這個專有名詞來做為東林運動的肯定性的評價。

更何況，道德理想並不等於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也不等於現實政治——一旦將三者的要求重疊，悲劇的發生就是必然的了。

明末的東林運動一如東漢的黨錮之禍——黨錮之禍的意義在史家筆下是：「在這個時代，知識份子秉承了前代論政的風氣與先賢豐富的文化遺產，毅然挑起了澄清天下風教的重任，僅僅憑著讀書人的一點骨氣，與顢頇昏庸的當權派發生直接的磨擦。」而所獲得的是「表現了知識份子憂國憂時的胸懷，形成維繫政治文化於不墜的一股中心力量。」——儘管兩者的過程不盡相同。

這段史實讀來令人由衷的感動，范滂剛正的人品令奉命來逮捕他的人放聲痛哭，令地方官寧願棄職陪他逃和-圖-書亡；而范滂卻因為不願連累他人而甘願命喪奸人之手，尤其難得的是范滂的母親，即使在忍痛親見愛子受刑戮的時刻，她所訓勉兒子的話仍然是一股大無畏的精神，輕生死，重氣節，展現了一個堅強而偉大的心靈。

他的母親深明大義，很平靜的對他說：

但，魏忠賢的下場卻早在明朝滅亡前就來臨了——天啟七年的八月，天啟皇帝病逝，由於無子，帝位由皇弟朱由檢接掌，第二年改元崇禎；崇禎皇帝的心性大不同於乃兄，更不甘於做個傀儡皇帝，當然也就容不得魏忠賢這個「九千歲」的張狂了；經過一段日子的準備後，他成功的誅除了魏忠賢、客氏，以及閹黨中的主要人物，以往受到閹黨迫害而罷官的人又一一復職，東林人物便再一次的抬頭了。

而就在換皇帝的過程中，「移宮」案隨之發生：原來鄭貴妃為了怕常洛繼位後與她計較前嫌，為了巴結常洛而大力拉攏常洛的選侍中最得寵的「西李」，兩人在常洛暴斃後合謀攬權，西李且佔住乾清宮不肯遷出，經過楊漣左光斗等大臣的據理力爭，這才順利的解決問題，新登基的天啟皇帝得以遷入按慣例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宮。

蘇軾因為父親蘇洵游學四方，幼時由母親程氏教他讀書，每讀到古今成敗，程氏都為他詳細的分析其中要義；一天，程氏教他讀《後漢書》的〈范滂傳〉，讀著讀著便忍不住慨然太息；十歲的蘇軾便問她：

這一仗，「東林」是打輸了；但是，隨即又藉著「京察」扳回一城——由於京察的主事者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既是顧憲成昔日的長官，又一向對他賞識有加，當然很重視他的意見和建議；在萬曆三十九年的京察，大計京官中，孫丕揚雷厲風行的對不適任的官員提出了察劾黜落，三黨中有許多人被劾，連兩個領袖湯賓尹和顧天竣都不免；這一個回合的爭鬥，東林占了上風了。

這短短的一段話固然記載了此後影響蘇軾一生志行的因由，同時也明白的彰顯了在這對母子的心目中，范滂和他母親的志行是多麼的崇高，多麼的受到景仰！

朝臣中支持「東林」的人當然很不少，內閣中僅存的幾位大學士之一的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這兩個實質的政治地位較高的人也在其中；於是，顧憲成親自寫信給他兩人，極力的推許李三才的能力；御史吳亮一向與李三才交好，便把這兩封信附在邸報中公開，卻沒想到這反而幫了倒忙——攻擊李三才的人抓到了把柄，指出李三才與東林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次的政爭風波即是由東林在幕後操縱的——朝臣結黨是明朝政府所明令禁止的，以往朝中即使有小圈子乃至三黨的存在，也只能秘密的私下形成，李三才與東林的關係已經犯了大忌，攻擊他的人更索性使用了「東林黨」這個名詞來加深萬曆皇帝的惡感；在這樣不利的情勢下，李三才只有自動辭官了事。

他自己在上疏的幾天後便被「切責」，四個月以後削職罷官；接著，趙南星和高攀龍也在魏忠賢的矯旨下罷官；到了第二年天啟五年的三月，魏忠賢硬把羅織在熊廷弼身上的罪名和東林諸人牽扯在一起，先逮捕了汪文言拷打，繼而逮捕了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將他們在獄中用慘無人道的酷刑拷打致死；再接下來，矛頭又指向了周起元、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這些人因為有的已罷官，有的出任外官，並不全在京中，他又派出「白靴校尉」四處捉拿，將這一群「黑名單」上的人一網打盡。

這種情況對東林當然是大大的不利——「閹黨」的組成份子既然絕大多數都是原先被東林視為小人的三黨成員，一旦實力、勢力都有了，當然就開始準備對東林展開反擊了。

以往在政爭中失位的東林人物開始重回政治的舞台，高攀龍從光祿寺丞的職位開始復官，不久就升為光祿少卿，鄒元標、趙南星、葉向高等人也全都復官，而且深受重用；到了天啟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東林諸人再一次的運用「京察」大計京官的機會，很成功的排除、整肅了他們的政敵，把他們目為「小人」的三黨黨人驅逐得所剩無幾；朝中的重要職務則幾乎全由東林人物來擔任，像葉向高出任了內閣大學士，趙南星出任吏部尚書，高攀龍出任都御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等人全都出任重要職務，一時間，東林的聲勢達和_圖_書到了鼎盛。

這時的朝政已經紛亂如麻了，萬曆皇帝多年不上朝，明朝的衰敗之象已生，朝廷之中原本也已經發生了「小人結黨」的情事——隱隱形成的有三派，不同於「東林」的因志同道合而結合，這三個黨派主要是以地理的區隔和同鄉的關係而組合的；其一是浙黨，主要成員是沈一貫和他的擁護者，沈一貫是浙江人，故名。其二是宣黨，以湯賓尹為首，其三是崑黨，以顧天駿為首。後來這三黨重組，改成了浙、齊、楚三黨，沈一貫又已去職，遂以湯賓尹為首。

「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

誠然，明朝的政治環境自張居正逝後已經腐敗到了極致，東林的所大聲疾呼的道德要求展現了知識份子的良心；但是，就政治而論，實際上的作為是遠勝過口號的，而在這一點上來說，東林是相當失敗的——即以他們對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來說，獲得他們大力支持而企圖推舉入閣的李三才在廉潔方面就是很有問題的；況且，他們在野的時候固然大力評議朝政，但等他們中的多人紛紛官居要職的時候，卻依然拿不出一套具體的措施來改善朝政；執政期間，他們最大的作為即是在排除被他們目為「小人」的政敵；而他們衡量人的標準是絕對的、嚴格的二分法，非善即惡，非君子即小人，只要是人品上稍為出現被他們目為瑕疵的人，就立刻被目為小人；其實，這世上哪有絕對的衡量人的標準呢？原本只是小奸小惡的魏忠賢在政治的大環境中逐漸演變成大奸大惡的魏忠賢，是不是還包含著許多值得探討、深思的問題呢？

魏忠賢本是個市井無賴，因為賭博輸錢，無法償還，索性自宮做太監，到皇宮裡執役，混口飯吃；由於他成年入宮，又在市井中「混」過，比起一般自幼入宮的太監們來，當然更懂得人情世故，更善於討人歡心，不久他就受到了大太監王安的賞識，也和天啟皇帝的乳母客氏結成了假夫婦——宮中的名詞稱做「對食」，一般的宮女和太監雖然無法成真夫婦，但是「一起吃飯」，宛如夫婦，在明朝的宮中是被允許的，而且是普遍現象。

這三黨在朝廷中當然擁有著不小的實力與勢力，為了爭奪政治利益，很快的就與「東林」對起壘來。

落後成，大家約定了每月的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大會東林講堂；顧憲成作會約，高攀龍作序，明白的確立東林書院「衛道救時」的使命，並由顧憲成出任山長——他是名符其實的東林書院和參與的眾人的精神中心——每一次講會的講稿都印行、流通，使沒能前來出席的人也能得知講會的內容；同時，他和東林書院的其他學者們也常常赴鄰近的其他書院巡迴講學，使影響更加的擴大；在這樣多方面的傳播下，沒有多久的時間，東林書院的名聲已經傳播到了全國。

而客氏在天啟皇帝的心目中佔有非常大的份量——天啟皇帝在心理上不是個正常人，他對奶媽有著異常的依戀；這個不正常的心理不只是他個人的因素，而是整個時代悲劇所造成的，而且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埋下了惡因。

然而，我也不免時常的自內心深處發出聲聲的感慨以及悲嘆；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在於鑑往知來，但是，歷史上的許多悲劇卻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人們在讀史之際，究竟能得到幾分「鑑往」的省思呢？從東漢迄明，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黨爭和內鬥的史事發生，「黨錮之禍」的殷鑑似乎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同樣的，東林運動亦然。

「東林」本來不是一個蓄意組織起來的集團，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念的知識份子自然而然的凝聚起來的一個團體——早在顧憲成被罷斥為民、於萬曆二十六年重修「東林書院」之前，甚至在他考中進士、出任官職之前，他的身邊就已經聚合了不少一起談學問、關心國事的人群，像是弟弟允成、學生高攀龍、老師薛方山的孫子薛敷教等等；而他在朝為官的時候，更與朝中的一批正人君子時相往來，無論長官或同事，全都因為彼此的內心中共同所存在的知識份子的感時憂國的情操而氣味相投、而結合成一股力量；到了他罷官之後，他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和他一樣的因人品的清貴和擇善固執的理念而不容於現實的污濁的政治，逐一的步上了他的後塵，陸續的罷官還鄉，史孟麟、于孔兼、安希范、薛敷教、錢一本、劉元珍——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紛紛的由在朝而在hetubook.com.com野；當然，無論他們的身分是官是民，在內心深處對國事的關懷都是一致的，即使已削職為民，大家還是時常的聚在一起，談論學問、批評時局，並且發出強烈的改革的呼聲，於是，「東林」這個團體也就逐漸的形成了。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個性剛介的楊漣做了一件失之急躁的事，成為釀成東林慘事的導火線——他看不慣魏忠賢的種種不法、弄權的事，激於義憤，他挺身而出，洋洋灑灑的寫下一封長疏，彈劾魏忠賢所犯的二十四條大罪，並且不顧東林的其他人士的反對和勸阻，貿然的進呈天啟皇帝。

萬曆四十八年（西元一六二〇年）的七月，萬曆皇帝病逝，皇太子常洛繼立，擬定「泰昌」二字作為第二年改元的年號，不料根本沒有用上——他只做了二十多天的皇帝就因為吃下一顆「紅丸」而暴斃了——大臣們只好把這一年的八月以後改為泰昌元年，泰昌皇帝也立刻有了「光宗」的廟號。

於是，另一個政治鬥爭的循環又重新開始了——即使崇禎皇帝屢次明白的表示他對大臣結黨的厭惡，並且三申五令的禁止著，但是，表面上平靜的情況並不代表私底下沒有暗潮的洶湧；也儘管在經歷了上一回合的循環之後，東林與閹黨的重量級人物已全數亡故，所剩下來的人都只是「第二級」的人物，卻仍無法停止彼此之間的爭鬥，小者如錢謙益與溫體仁、周延儒之間的爭鬥，大者如唯一能阻擋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南侵攻勢的袁崇煥因閹黨的譖害和崇禎皇帝的疑忌而遭極刑——終整個崇禎朝，乃至於南明的小朝廷，雙方都在不停的爭鬥著，直到整個明朝覆亡，中國的歷史走到了清朝，這兩方的政爭戰士才因失去了戰場而不得不停戰；但是，換來這樣的「和平」的代價卻是慘痛的改朝換代——

而正如顧憲成所手書的、懸於東林書院的依庸堂內的對聯所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和所有的東林學者們都不是躲在象牙塔內鑽研學問的學究，他的學術觀是在經世致用，他所認為的知識份子的第一要務是在於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其實是一位以學術為基礎的政論家；明史上記述著：

而到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的時候，他以三十三歲的英年，為自己所堅持的氣節殉身，《後漢書》中關於這段史事的記載是：

讀到這段記載的蘇軾母子油然的生出了景仰與效法的信念——其實，不只是蘇軾母子受到了感動和影響，千百年來，傳承了這種「輕生死、重氣節」的精神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中斷過，無論是漢、唐、宋、元、明——

修復後的東林書院的遺跡至今猶在，屋瓦和石階上的點點青苔是歲月的痕跡，書院裡的陳設和蒼翠的林木，悠悠的度過了幾百年的時光；而歷史卻是無情的，它所作的是一個客觀的檢討。

而且，東林諸人所講求的學問既建立在對個人品德的要求上，以氣節、操守做為一個人的絕對考核標準，稍有不逮便將之目為小人，且又嚴格的區分君子和小人，並將所有的小人都納入排除之列，逼得所有的「小人」走投無路，只好團結起來，無所不用其極的想盡辦法來對東林施予反擊——他們逐一的依附到一名在天啟皇帝跟前頗吃得開的太監魏忠賢的羽翼下，以尋求政治實力上的後盾，以對抗東林的排擠。

范滂跪下敬受母教，再拜辭別——

「你如果能效法范滂，我難道不能效法范母嗎？」

他在太湖邊上蓋了座「可樓」，住在裡面讀書，並以靜坐來修心、思考；但，他卻非隱居在此，不問世事——身為顧憲成的學生，他不但接受了顧憲成在學問上的指導，在精神的領域上所受到的影響更大；甚至，他的心志和使命都是與顧憲成相通的——身為知識份子，他同樣的背負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

但是李三才的政敵和有意入閣的其他人選和他們的擁護者也立刻展開了行動，收集了許多證據大力的攻擊李三才，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表面上看起來，這場紛爭只是支持或反對李三才出任內閣大學士而已，而實質上卻是兩個集團的大角力。

東林書院原本是由宋代大儒楊時所創建的一所私人講學所，位在常州府的無錫縣，因為得地利之便——顧憲成、高攀龍等都是無錫人——使這群志同道合的朋黨興起了重修以做為講學、聚會的地點；這個計畫得到了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很快的付諸實行，於萬曆三十二年重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