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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雅和我投入阿富汗人的計畫，一方面為了善盡公民義務，一方面也是為了做些事情——任何事都好——來彌補樓上的沉默，像黑洞一樣吸進所有東西的沉默。我以前從來就不是很活躍的人，但有個前阿富汗駐索非亞大使，名叫卡比爾的人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協助他進行一個醫院重設的計畫，我一口答應。那家小醫院靠近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有個規模很小的外科小組，治療被地雷炸傷的阿富汗難民，但因缺乏經費而關閉。我擔任計畫的經理，莎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整天大半的時間都在書房，發電子郵件到世界各地、申請補助、籌劃募款活動。同時我也告訴自己，帶索拉博到這裡來，是對的。

接著有人說了一個納斯魯汀穆拉的笑話，我們全笑起來。「你知道，你父親也是個很有趣的人。」卡比爾說。

只是一個微笑，其他什麼都沒有。沒讓所有的事情好轉。沒讓任何事情好轉。只是一個微笑。一件小事。是樹林裡的一片樹葉，被一隻受驚的鳥兒振翅顫動。

我把照片塞回我先前發現的地方。此時我頓然體認：這最終的體認並沒有帶來錐心刺痛。關上索拉博的門，我在想，是否寬恕，並不是隨著虛張浮誇的神跡顯現而誕生，卻是隨著痛苦整理、收拾起行囊，在半夜裡悄悄溜走而萌生。

「我在書上讀到過，在馬來西亞，他們用風箏捕魚。」我說：「我敢打賭你不知道。他們在風箏上綁魚線，飛過淺水區，這樣就不會有影子，也就不會嚇到魚。而在古代中國，將軍會在戰場上放風箏，給自己人捎消息。是真的。我不蓋你。」我給他看我流血的拇指。「線也沒有問題。」

我從眼角瞥見莎拉雅在帳篷裡望著我們。兩手緊張的埋在腋窩裡。不像我，她已經慢慢放棄和他相處的努力。沒有回答的問題，茫然無神的凝視，還有沉默，都太痛苦了。她已經轉為「暫停狀態」，等待索拉博亮起綠燈。等待著。

說索拉博安靜，其實並不正確。安靜是平和，寧靜。安靜是轉低生命的音量。

沉默是按掉開關。關掉。完全關掉。

「我告訴過你嗎？你父親是瓦吉．阿卡巴汗最棒的追風箏的人。或許是全喀布爾最棒的。」我說，把鬆開的線緊緊捲回線軸中央。「附近的小孩好嫉妒他。他追風箏時從來不看天空，大家都說他追的是風箏的影子。但他們不像我這麼了解他。你父親不追影子的。他就是……知道。」

晚餐時，我們終於不再兜圈子。將軍放下叉子說：「那麼，阿米爾將，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你為什麼要帶這個孩子一起回來？」

「沒關係。」我轉頭對將軍說：「將軍閣下，我父親睡了他僕人的老婆。她幫他生了個兒子叫哈山。哈山已經死了。睡在沙發上的那個孩子就是哈山的兒子。他是我侄兒。如果大家問你，你就這麼說。」

一個微笑。

將軍和嘉蜜拉卡哈拉第二天晚上來吃晚飯。嘉蜜拉卡哈拉的頭髮剪短了，染成比以前暗的紅色。她交給莎拉雅一盤買來當甜點的杏仁糕。她看看索拉博，非常開心。「太好了！莎拉雅將告訴我說你有多麼好看，可是你本人看起來更英俊呢，索拉博將。」她拿給他一件藍色的套頭毛衣。「我替你織的。」她說：「到冬天可以穿。阿拉保佑，應該會適合你。」

「沒關係，莎拉雅。」我握著她的手說：「沒關係。將軍閣下說的沒錯，大家會問。」

我舔舔食指，豎起來。「我記得你父親測風向的方法是用涼鞋踢起沙土，看風往哪個方向吹。他知道很多這類的小技巧。」我說。放下手指，「西方，我想。」

「哈囉，heｔｕｂook.coｍ•ｃｏm年輕人。」將軍只說了這句話。他雙手拄著拐杖傾身端詳索拉博，就像仔細端詳某人家裡的奇異裝飾品。

「的確是，對吧？」我說，微笑著，記起我們抵達美國不久之後，爸爸開始抱怨美國的蒼蠅。他坐在廚房的桌子旁，拿著蒼蠅拍，看著蒼蠅從這面牆飛到那面牆，忽而東，忽而西，飛得又快又急。「在這個國家，連蒼蠅都趕時間。」他咆哮說。我那時笑得好開心。此時我因這段回憶而微笑起來。

「你要我追風箏給你嗎？」

「你忙著打毛衣的時候，親愛的，我可得應付全社區對我們家的觀感耶。大家會問。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會有個哈札拉小孩跟我女兒一起住。我該怎麼告訴他們？」

我們弓著身子站在臨時搭建的帳篷裡。莎拉雅和嘉蜜拉卡哈拉走向一個在炸菠菜麵餅的胖婦人。索拉博在帳篷裡站了一會兒，又走回雨中，手插在雨衣口袋裡，頭髮——現在像哈山一樣是棕色的直髮——貼著頭顱。他停在一個褐色的水坑附近，瞪著看。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叫他進來。隨著時間過去，大家終於大發慈悲地不再追問我們收養這個——絕對怪異的——小男孩的問題。要知道，阿富汗人問問題有時簡直毫無技巧可言，因此著不啻為一大解脫。大家也不再問他為什麼不講話，為什麼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最好的是，他們不再用他們誇張的同情、他們的緩緩搖頭、他們的咋舌和「噢，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鮮感已經消失了。就像黯淡的壁紙，索拉博已經和背景融合為一了。

我們大約在七個月前回到家，二〇〇一年八月一個暖和的日子。莎拉雅到機場接我們。我從沒和莎拉雅分開這麼長的時間，當她的手臂緊勾住我的脖子，當我聞到她頭髮上的蘋果香，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多麼想念她。「你仍然是我夜達的朝陽。」我在她耳邊悄悄說。

那一年結束時，莎拉雅和我坐在沙發上，腳上蓋著毯子，看電視上的狄克．克拉克。銀球從天而降，彩紙把整個螢幕變成白的，所有人都歡呼親吻。在我們家裡，新年的開始與舊的一年結束一樣。一片沉默。

那頓飯，沒人再說一句話。

一個大男人和一群尖叫的孩子一起追。但我不在乎。

他嚥了一下口水，喉結上下滑動。風拂起他的頭髮。我想我看見他點頭了。

但確實存在。

莎拉雅放下湯匙。轉頭對她父親說：「你可以告訴他們——」

索拉博的沉默不是那種秉持堅定信念而加諸自我的沉默，不是那種以完全不說話來表達訴求的抗議者的沉默。而是那種隱匿於黑暗之中，捲收所有稜角，深藏起來的沉默。

在我們背後，孩子們追來跑去，一群追風箏的人尖叫著追逐高高掠過樹梢墜落的風箏。我眨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確實出現過。我看見了。

「阿米爾——」她開口說。

他在我們生活裡佔據的空間並不多。甚至是少得可憐。有時後，在市場，或在公園，我注意到其他人似乎連看他一眼都沒有，就像他完全不存在一樣。有時我從書裡抬起頭，發現索拉博已經進了房間，坐在我對面，而我完全沒注意到。他走路彷彿害怕留下足跡。他移動彷彿不會攪動周圍的空氣。而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睡。

「還有一件事，ｈｅtuｂoｏk•ｃoｍ•coｍ將軍閣下，」我說：「在我面前，你永遠不能再叫他『那個哈札拉小孩』。他有名字，他叫索拉博。」

她指著天空。五六隻風箏飛得高高的，黃色、紅色、綠色，襯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鮮亮。

索拉博的沉默也讓莎拉雅很難受。在打到巴基斯坦的越洋電話裡，莎拉雅告訴過我她為索拉博所作的計畫，游泳課、足球、保齡球隊。現在，她行經索拉博房間，瞥見柳條籃裡的書仍未打開，身高表上猶無標記，拼圖也沒拼，每一樣都提醒著一種原該擁有的生活。每一樣都提醒著一個還來不及打造就已枯萎的夢。但她並不孤單。我自己對索拉博也懷有過夢想。

我回答，再次回答，嘉蜜拉卡哈拉對我旅途的垂詢——我要莎拉雅告訴他們說我被搶了——向她保證，我的傷不會造成永久性的問題，再過幾個星期就可以拆線，到時候我就可以再吃她煮的菜，而且是的，我會在傷疤上塗大黃汁和糖，讓疤痕快些消掉。

此時，我看見我們添了夥伴。一隻綠色的風箏飛近。我順著線，看見一個男孩站在離我們約三十碼的地方。他理平頭，身上的ㄒ恤用粗黑體印著「搖滾法則」。他望見我在看他，微微一笑。揮揮手。我也對他揮手。

幾乎不存在。

我轉身，開始追。

「好，我走囉。」我開始跑，我的皮鞋踏上濺起泥坑裡的雨水，手裡抓著線端的風箏高舉過頭。已經好久，過了好多年，我沒這麼做了，我懷疑我是不是在丟人現眼。我一面跑，一面轉動左手的線軸，感覺到放線的時候又割傷了右手。風箏已經飛到我肩膀的高度，飛起，旋轉，我更用力地跑。線軸轉得更快，玻璃線在我右掌又割出一道傷口。我停下腳步，轉身，仰望，微笑。高高的天空上，我的風箏左搖右擺，宛如鐘擺，發出紙鳶輕拍翅膀的悠遠聲音，那個總是令我懷想起喀布爾冬日清晨的聲音。我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放風箏了，但我突然又回到十二歲，過去所有的本能又都湧現了。

「沒什麼。」我親吻她的耳朵。

在紐約遭受攻擊後不久，美國轟炸阿富汗，北方聯盟進軍，塔利班抱頭鼠竄。一時之間，在雜貨店排隊的人們開始談論我童年的城市：坎達哈、赫拉特、馬札爾．伊．沙利夫。我還很小的時候，爸爸曾經帶我和哈山到坎杜茲去。我對那趟旅程印象並不深，只記得和爸爸與哈山坐在洋槐樹蔭下，輪流啜飲一個陶罐裡的新鮮西瓜汁，比看誰把籽兒吐得最遠。而今丹．拉瑟、湯姆．布洛考和在星巴克喝拿鐵的人們都在談論「昆都茲之戰」，那是塔利班在北方最後一個據點。那年十二月，帕什圖、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哈札拉族人齊集波昂，在聯合國的見證下，展開或許某一天能終結他們國家二十年苦難的計畫。哈米德．卡爾札伊的羊皮帽與綠色罩袍頓時舉世聞名。

「什麼事這麼好玩？」莎拉雅說，摺起來的報紙遮在頭上。

我低頭看索拉博。他一邊的嘴角正微微向上揚起。

那幾天天候一直很晴朗，但到了星期天早晨，我抬腿下床的時候，就聽見雨滴打在窗戶上的聲音。「阿富汗運道。」我想，自己在竊笑。莎拉雅還在睡和_圖_書，我做了晨禮——現在，我不必再查閱從清真寺拿回來的祈禱小冊，經文自然而然湧現，不費吹灰之力。

到了三點鐘，雨停了，天空灰沉沉的，壓著厚重的雲。一陣清涼的微風吹過公園。更多阿富汗家庭出現了，大家相互打招呼，擁抱，親吻，交換食物。有人點燃了烤爐的煤火，一會兒，大蒜和烤肉串的香味充溢著我所有的感官。還有音樂，某個我不知道的新歌手唱著歌。小孩咯咯笑。我看見索拉博，仍然穿著黃色雨衣，靠著一個垃圾桶，凝望公園另一端空無一人的揮棒練習區。

我們聊起卡爾札伊所面對的艱鉅甚至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即將召開的大國民會議，以及國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後將返回國土。我還記得一九七三年的那個晚上，察希爾國王被表親推翻的那個晚上；我記得槍砲聲和銀光閃閃的天空——阿里把哈山和我緊緊抱在懷裡，要我們別害怕，說他們只是在獵鴨子。

「伊格伯將！這是什麼問題啊？」嘉蜜拉卡哈拉說。

我們在中午時分抵達，看到長方形的塑膠篷架在釘在地面的六根竿子上，有一些人在裡面。有人已經在炸麵餅，茶杯和花椰菜麵鍋裡冒著蒸汽。錄音機裡播放哈曼．查西爾老歌的錄音帶。我們四個快步穿過潮濕的草坪：莎拉雅和我領頭，嘉蜜拉卡哈拉走在中間，索拉博在後面，黃色雨衣的帽子在他背上晃動著。我不禁微微一笑。

索拉博邁開步伐走開。

一會兒之後，我和那位以前當外科醫生的人在聊天。他告訴我，他和爸爸在八年級的時候同班。此時，莎拉雅拉拉我的袖子。「阿米爾，看！」

「好吧。」我聳聳肩。「看來我得自己放了。」

「你可以把阿富汗人帶離帕格曼，但卻不能讓帕格曼脫離阿富汗人。」我說。

我和卡比爾握手，他是個頭髮銀白的小個子。他把我介紹給十幾個人，有退休的老師、工程師、以前的建築師，和現在在海沃擺熱狗攤的外科醫生。他們都說在喀布爾的時候就認識爸爸，談起他都充滿敬意。他或多或少都與他們的生活有過接觸。他們說我很幸運，有位這麼偉大的父親。

在這段期間，索拉博依然如夢遊般地生活著。

「好吧。」我說：「我們給他一個教訓，哦？」我瞄著他。他眼中茫然空洞的神情已經不見了。他的目光在我們的風箏與綠色風箏之間來回游移。他的臉微微泛紅，眼睛頓時充滿警覺，驚醒、甦活。我在想，我什麼時候遺忘了，他畢竟還只是個孩子。

他從我手上拿走線軸。

我感覺到有人出現在我身邊，往下一看。是索拉博，雙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裡。他跟著我。

看到她微笑看著索拉博，淚水奪眶而出的樣子，讓我得以想見她原本可以是一位什麼樣的母親，倘若她自己的子宮沒背叛她。

前一個星期二，春季的第一天，也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籌劃了一個涵蓋東灣與半島地區的慶祝活動。卡比爾、莎拉雅和我有特別的理由要慶祝：我們在盧瓦平狄的小醫院一星期前開張了，不是外科，而是小兒科診所。但我們都同意，這是個好的開始。

我看著這張照片。「你父親是在兩半之間被拉扯的人」，拉辛汗在他信裡說。我是有名份的那一半，是受到社會接受、法律認可的那一半，也是爸爸罪孽無意識的化身。我看著哈山，他露出缺了兩顆門牙的笑容，陽光斜斜照在他臉上。爸爸的另一半。沒有名份、沒有特權的那一半。繼承了爸爸的單純與高貴的那一半。或許也是爸爸在他和*圖*書心中最隱密的深處，認為是他真正兒子的那一半。

我帶莎拉雅、嘉蜜拉卡哈拉和索拉博到佛利蒙的伊莉莎白湖公園參加阿富汗人聚會。一個月之前，將軍終於被召回阿富汗接掌一個部會職務，他提早兩個星期啟程——他留下他的灰色西裝與懷錶。嘉蜜拉卡哈拉計畫等他安頓好之後幾個月再去會合。她想他想得很厲害——也很擔心他的健康——所以我們堅持要她來和我們住一陣子。

索拉博的目光在風箏和我之間游移。又回到天空上。

莎拉雅把樓上的書房改成索拉博的臥房。她帶他進去，他坐在床邊。床單的圖案是彩色繽紛的風箏在靛藍天空翱翔。她在衣櫃旁的牆上作了度量標記，用來量兒童的身高。床腳邊，我看見一個柳條籃子，裡面裝著書本、火車頭和一盒水彩。

「你要幫我放風箏嗎？」我說。

「替我拿著，」我說。我把杯子交給莎拉雅，跟剛剛聊天的人告退，往風箏攤子走去。我的皮鞋踩在濕漉漉的草地上吱吱響。我指著一隻黃色的中型風箏。「新年快樂。」賣風箏的小販說，接過二十元，遞給我風箏和一個捲著玻璃絲線的木軸。我謝謝他，也祝他新年快樂。我用哈山和我以前常用的方法試試線，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線，拉拉看。線染上鮮血，風箏小販微微一笑。我也對他微笑。

「去看看吧！」莎拉雅說，這次她指著附近一個賣風箏的攤子。

在我們周圍，孩子們彼此追逐，在草地上滑跤。有人播放一部印度老電影的音樂。一塊塑膠布鋪在地上，年長的男人排成一列作下午的禮拜。空氣有濕草的味道，還有香煙與烤肉味。我希望時間能靜止。

綠色風箏遲疑不決。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上。然後快速俯衝下來。「他來了！」我說。

此時，一如預期，綠色風箏旋轉盤繞，失去控制。

我做得無懈可擊。在這麼多年之後。古老的上升下潛陷阱。我放鬆手中抓緊的線，讓風箏下滑，避開綠色風箏。一連串側身急拉，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快速揚起，繞了半圈。剎那間，我已高居頂端。綠色風箏開始爬升，驚慌失措。但已太遲。我已經使出哈山的絕招了。我更用力拉，我們的風箏垂直衝下。我幾乎可以感覺到我們的線在割他的線。幾乎可以聽到線縷縷寸斷的聲音。

我們上床睡覺，莎拉雅頭靠著我的胸膛入睡。在臥室的一片漆黑，我清醒的躺著，再度失眠。清醒。獨自面對我自己的惡魔。

綠色的風箏移動不休。「等著。」我說：「我們等他再靠近一點。」綠色風箏兩度俯衝，悄悄潛近我們。「來啊。再靠過來啊。」我說。

風吹過我的臉龐，一個寬闊如潘吉夏谷的微笑在我唇邊綻開。

「你確定？」我說，接過來。

綠色的風箏又更靠近了，略微升高到我們的上方，對我所設下的陷阱渾然不覺。「看著，索拉博。我讓你看看你父親最愛玩的把戲，古老的上升下潛技巧。」

我抓穩左手的線軸，放了大約三呎長的線。黃色的風箏飄盪在線的尾端，就在濕草地上方。「最後的機會囉。」我說。但索拉博只望著高高掠過樹梢的一對風箏。

又有六七隻風箏飛上天。大家開始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手裡端著茶杯，凝望著天空。

然而，四天前，二〇〇二年三月的一個雨天，一件不可思議的小事發生了。

我追。追——

莎拉雅和她母親擺菜上桌的時候，將軍和我坐在客廳啜著酒。我告訴他喀布爾和塔利班的情況。他聽著，點點頭，手杖放在膝上，聽到我提起看見有人在街上賣義腿的情景，他咋舌。我沒告訴他加齊體育場行刑的事，也沒提到阿塞夫。他問到拉辛汗，他說他以前在喀布爾碰到過他幾次。我告訴他拉辛汗的病情，他神色凝重地搖搖頭。但我們談話的時候，我發現他不時偷覷著睡在長沙發椅和-圖-書上的索拉博。彷彿我們在兜圈子，在他真正想問的問題邊打轉。

「什麼？」

「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

「你喜歡風箏嗎？」我說，抓著風箏橫軸的兩端。他的目光從風箏轉向我，又轉向風箏，再回到我身上。幾滴雨水從他頭髮滴落，流到他的臉上。

我拿著風箏走向索拉博。他還靠在垃圾桶旁邊，手臂抱在胸前，仰望著天空。

莎拉雅問他喜不喜歡他的房間，我注意到她極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目光卻總回到那條粉紅色的鋸齒傷痕。索拉博低下頭。他把手藏在大腿間，沒說半句話。然後他就頭靠到枕頭上。不到五分鐘，莎拉雅和我站在門口，望著他打呼。

我追，

「你想試試嗎？」我問。他沒說話。但我把線遞給他，他的手伸出口袋，遲疑著。他接過線。我心跳叫快，把鬆脫的線捲回線軸。我們靜靜地站在一起。伸長脖子仰望。

索拉博沉默，但世界並未隨之沉默。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一個星期二的早晨，雙子星大樓崩塌，一夜之間，世界風雲變色。美國國旗突然到處出現，在大街小巷穿梭的黃色計程車天線上，在人行道川流不息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舊金山蹲坐小藝廊與面街商店布篷下的乞丐的骯髒帽子上。有一天我走過依迪絲面前。她是個無家可歸的婦人，每天在蘇特街與史托克頓街口拉手風琴。我瞥見她放在腳邊的手風琴盒上，也貼了一張國旗貼紙。

索拉博把線交還給我。

索拉博身上穿著素面的白色T恤和新的棉布褲，是我們離開伊斯蘭馬巴德前一天我買給他的——ㄒ恤鬆垮垮掛在他瘦骨嶙峋下垂的肩膀上。他的血色仍未恢復，眼睛的黑眼圈仍舊。他面無表情看著我們，如同在醫院看著整齊擺放在他面前盤子上的米飯一樣。

索拉博擦掉他耳垂上的一滴雨珠，動了一下。沒說話。我想起莎拉雅幾個月前問過我，他講話的聲音聽起來如何。我告訴她，我不記得了。

之後，她蹲下來看著索拉博。她拉著他的手微笑。「你好，索拉博將。我是你的莎拉雅卡哈拉。我們都在等你。」

他們全瞪著我看。

綠色風箏在我們正上方盤旋。「他就要衝過來了。隨時。」我說。我很快瞥了索拉博一眼，又回頭看著我們的風箏。

索拉博站在我身邊，鼻息加速。他手掌中的線軸轉動，傷痕累累的手腕上的肌腱宛如雷布巴琴的琴弦。此時我眨眨眼，——在那一瞬間，握著線軸的是那個兔唇男孩長得厚繭、指甲缺裂的雙手。我聽到遠處有一頭牛哞哞叫。我抬頭望。公園鋪滿新雪，閃閃銀亮，白潔眩目，灼傷我的眼睛。雪花悄悄灑落在白色的樹椏上。我聞到蕪菁醬拌飯的味道。桑葚乾、酸橘子、鋸屑和胡桃。萬物俱寂的寧靜，雪的寧靜，掩蓋了所有的聲音。然後，遠遠的，在山丘的那一邊，有個聲音呼喚我們回家，瘸了右腿的那個男人的聲音。

我追。

那天半夜，我溜下床，到索拉博的房間。我站在床邊，俯望著他，看見他枕頭底下有個東西凸出來。我抽起來。是拉辛汗的拍立得照片，那晚我在費瑟清真寺旁給索拉博的那張，哈山和索拉博站在一起，在陽光下瞇著眼，微笑得彷彿這世界既公平又美好的那照片。我不知道索拉博躺在床上，看著這張照片看了多久，看得不忍釋手。

斜斜的。

但我會掌握住，會張開雙手擁抱。因為春天的來臨，總是從一片雪花的融化開始。或許，我剛才正目睹了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在我們背後，大家都在喝采。口哨和掌聲響起。我喘著氣。我最後一次有這麼激動的快|感，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季，在我割斷最後一隻風箏，在我瞥見爸爸在屋頂上鼓掌、雀躍的那天。

索拉博接過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