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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給我留了一碗湯麵在一張條几上。沒人看著，趕我一走到那儿，一個貓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的吃起來了。」——口語風格，作為豐富文學的因素，好處一是通俗，二是有味儿，生活味儿，當然用起來亦還得分場合、身份及交流的需要。可惜還沒有看到趙元任講「口語」的書翻譯過來。晚生者亦難得聽到他早年譜寫的歌曲，人琴俱杳，燕去樓空，只有白雲依舊悠悠。心裡還留著些影兒的，或可唱出：「……西天還有些殘霞，教我如何不想他？」或可窗下吟一曲：「滿插瓶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為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興許有一時神往。

複雜歸複雜，趙元任還是任著他的不偏執的風度，正如做人的「淺而清」之於「深而濁」。他有很多的朋友，許多中外學術界的有名人物都相與知契，如劉半農、張奚若、金岳霖、陳寅恪，如楊杏佛、傅斯年、梅貽琦、胡適。但他從不作官，不願亦以為自己不宜作行政工作，以至於朋友們請他作大學校長，亦絕對不幹。二次大戰後，趙元任原準備動身回國，後來終於沒有成行，據《雜記趙家》說，正是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做中央大學校長的緣故。結果他在美國住下去了，住得久，不免是「洋派」，且非假洋鬼子，比如做過美國語言學會會長、東方學會會長。但讀他寫的文字，興許覺得還不如國內人的某種文章更具洋味幾，反而不合於「近朱者赤」。大約只能說他對漢語有著深的感情聯繫，是內蘊，正如文字中間的韻味還帶著母體的溫熱。

魯迅先生曾有「小而言之為國家」、「大而言之為學術」的話，過去曾疑惑莫不是講顛倒了。現在想，那不是在比哪個更重要，只不過說學術有著更廣泛的世界性。趙元任其人其學顯然超越了國界，同時又為中國爭得了榮譽。其學廣博，其人有逸氣。但亦有「專精」有「執著」，不為流俗所移，始終不離他所熱愛、鑽研的學術，以學入世，儘管只是學之賢者，做不到學之聖人。這亦不容易，和-圖-書咱們原不一定都要「修齊治平」、心存廊廟或「三不朽」不可罷。人已成塵，惟風範長留天地。讀其書，猶覺逸致栩栩然，如曹子桓評阮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亦。」

從這儿能覺得，一個人對語言的敏感把握，是件有興味的事。類似遊戲，所以趙氏常說「覺得好頑儿」。「好頑儿」自然還會及於對生活、對文化領略的興趣。這樣亦自然就會有：一好學，二不偏執。比如關於語言的「變」，他說：

「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志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照這樣，五、六十歲便預備下「老計」、「死計」，可見戒惕之心雖好，亦帶了無奈於世故的光景。聯繫到趙元任一生長程，亦許是另一番情形：作為聞名中外的語言學者，他到了晚年，依然想著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高高興興的，恬淡隨和，亦真有他特別的地方——「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尚不以「老之將至」為念。

「……看到人們漸漸不再保持某些區分，純正的語言在詞彙和語法上變得愈來愈洋氣，而哀歎著語言的退化。其實，儘管我對事物的感受的確有很多這樣的情緒，但是在對待語言的正確性問題上，不論是就一般語言而言，還是具體就漢語而言，我卻肯定不是死硬的純語派……遇到要註釋《孟子》的語法的場合，你即使用純正的文言寫作，我亦不會感到吃驚。但是如果需要我報導國際時事，我只有使用那些已為新聞界所經常使用的新的歐化詞語。由此可見，什麼是正確的語言，這要看什麼場合適宜於說什麼話和說話人（或寫作者）是什麼身份。如果你要在交際上達到最大的效果，那麼你就應該怎麼怎麼做。」（《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

想去該是很遠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趙元任考取清華學校庚款留美官費生（第二批），錄取七十二人，居第二。同舟放洋還有胡適、竺可楨等。然後，和*圖*書一學就是十年，先在康奈爾讀數學、物理，又轉哈佛讀哲學，拿到博士，又獲謝爾頓旅行獎學金，去芝加哥、加州遊學。與其說學有耐心，不如說求知不倦，涉獵廣博，而不落「死讀硬讀」，除了修科學、哲學，兼好語言、音樂，還有「玩儿」，所以趙夫人楊步偉後來在《雜記趙家》中說：「這幾十年來我總覺得元任是能不要錢總是不要錢，有機會學總是學。」比如學語言，有過人之資，反過來亦就不滿足、不守窠臼。雖然是有成的學者了，他的興致盎盎於學問，大約還在不忘學問的本意——學而不厭，問而不厭，太陽底下總有新事物的。

如他寫《早年回憶》，用的是向幼時感覺還原的口語白話，不像一般文章的白話，使我想到人們所主張的「如話」，亦就這個樣子了：

她女兒回憶，一九八一年趙元任歸國，到南京，去看當年工作過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址，路上童心猶在：「……當汽車駛過南京逸仙橋小學時，我們姐妹幾個跟著父親一塊兒唱起他為這所學校譜寫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橋，平平坦坦的大道……』」

雖說如此，一種近於「純學術」的工作以及賴以支持的文化心理態度，畢竟不易被人們所理解——恐怕難免不夠實用。比如有人會問：難道在有語言學之前人們不是已經在說話、寫字了嗎？批評者當然可能忽略了，在一個幅員廣闊、語音紛雜的國度裡，用於公共交流的普通話（國語）之所以能統一，曾有包括趙元任在內的許多人的學術努力。中國第一套國語留聲唱片就是由趙元任錄製的，時在一九二一年。說回來，學術有它自己的規律。到今天，語言學似乎如日中天，成了與自然和人文科學發展息息相關、有潛力的新興學科，有今日，亦幸虧學術終究不能為急功近利的實用理性所取消掉。當初趙元任的選擇似有某種聰明，「竹外桃花三兩枝」，「三分春色到我家」：而淺近的看法無非淺近，狹隘的態度亦總歸狹隘罷了。

古今文人學士每多感時歎逝。「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種種，就不說亦罷。明人徐樹丕《識小錄》有云：

關於趙氏語言學研究的成績，有一份挺長的「趙元任著作目錄」，可供專門的評估。簡單說，由語音學實驗到國語課本、字典到議定注音符號，由方言調查到新詩歌譜曲，由《漢語口語語法》到《現代英語研究》，直到晚年完成《通字方案》，東一片儿西一段儿的，雖沒有磚頭形的巨著，亦還發凡知著，瓣香中西。按說，「但開風氣不為師」亦不錯了，至於「亦開風氣亦為師」自然更好，趙元任的學生遍天涯。就開風氣而言，他當然還夠不上登高壯懷天地間，其實倒是將一種具體的學術工作漸漸地做去，不怕無頭緒、繁瑣，用比較實證的科學的方法來發現問題，鉤陳因抉渾沌，就從舊學裡開出新規模，顯出新工作的意義。當年胡適搞中國哲學史，亦差不多在眼光、方法上有這種優勢。趙元任治語音學走描述、比較、分析的路子，在當時能和西方學術對話，他的工作推進西方人瞭解漢語，弘發了漢語在人類語言中的地位。早期主持方言調查，雖為抗戰所中斷，所錄唱片二千餘張，仍被世界語言學界譽為一大貢獻。

一九八二年早春，趙元任先生在美國麻省劍橋去世，念著唐詩告別了他在世上的大號儿、中號儿、小號儿的朋友們，那是在去國四十載難得又一次回鄉訪舊後的第二年。按足歲他活了八十九年，論虛歲便是九十老人仙去。

我想這樣通脫的意見，恐怕端著權威架子是說不出來的。規範是導引性的限制，如果只當消極地去扼制自然的創造和活潑生氣，便不免朝僵化去了。可能不獨語言現象如此，思想文化以及人生意蘊又何嘗不如此！

說得挺簡明，其實意思亦不只涉及音樂方面。但是趙先生六十多年前一定不能預想，西化與民族化的矛盾在中國總是更複雜。

「五四」以後不久，趙元任回國來教書，沒教完一學期，羅素到中國來，找他去作翻譯。那一年（一九二〇），他說「hｔtps://m.hｅｔuｂooｋ•ｃoｍ•ｃom日子漸漸越來越有意思了」。意思好像在與楊步偉的結識，第二年結婚，辦法亦新，只是給親友寄一封通知書，說「接到這消息時，我們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了婚」。還有，讓趙元任覺得有意思乃是：「我太太雖然是醫生，但是能說好幾種方言。我們結婚過後就定了個日程表，今天說國語，明天說湖北話，後天說上海話等等。」（《我的語言自傳》）這可以說是因某種格外的興趣影響到治學方向的一例，正像有人喜歡玩賞瓶瓶罐罐後來就走到文物考古上去，從那時候起，趙元任逐漸開始以音韻為廝磨對象，兼弄音樂，成為開闢中國現代語言學、音樂的前驅者（王力先生亦說，在此以前的中國語言學其實只是語文學）。差不多能說，趙元任同語言、音樂有天生的緣份。記得汪曾祺先生曾說，沈從文的文物考古學因有幾分詩人氣質像是「抒情考古學」，這麼著，稱趙元任的語言學是「興味語言學」，亦行罷。

倒回去看，一九二五年，趙元任由美回國，應聘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同時導師還有王國維、梁啟超，後加入陳寅恪），其時亦還才三十出頭，一晃儿似的，讀趙元任不乏語言學情趣的傳記材料，真覺得「一晃兒」。大概，他這一生，總在忙著讀書、做事、教學，滿世界走動，還顧不到「老」字的迫累，其實終究是對人生對學問事業永懷熱誠，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成見的人。友直、友諒、友多聞，他的女兒常常笑他每經過一個信筒總有信要發，一生不閒，卻真是懂得人生趣味。孔夫子自銘「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話，正好說明我讀趙元任自述得來的印象。

「我是在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生的以前他們還預備了針，打算給我扎耳朵眼儿，因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個女孩儿的。趕一下地，旁邊儿的人就說：『哎呀，敢情還是個小子吶！』這大概是我生平聽見的第一句話。」

「……算學就是算學，並無所謂中西；斷不能拿珠算、天元什麼跟微積、函數等等對待；只有一個算學，不過西洋人進步得快一點……可是只要有相當的人才——中國還少了人嗎？——在很短時期內就可以有人站在世界上做中國的代表的。要是中國出了個算學家，他是中國人算學家，並不是『中國算學』的專家。這是講算學，一個人在這上頭要找國性發展的可能，那是很少的。至於音樂上，國性跟作者個性發展的可能就多好些了……我並沒有一點什麼消極的主張，說不要這個，不要那個。我所注重的就是咱們得在音樂的世界上先學到了及格程度，然後再加個人或是中國的特別風味在上，作為個性的貢獻。」（《新詩歌集序》）

行事、說話總有些不經意的輕淡詼諧，讀書、作學問，態度多為帶著興趣的認真，似乎不累，亦不容易有偏見，我想亦是彬彬君子風度。有位外國語言學者送他個評價：「趙元任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不好。」彷彿從學問中還領略到人的風度。

那時，在湖南，「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了。」（《趙元任早年自傳》）

趙元任號宣重，這個大號讓他在外國唸書時給扔了。他說：「回了國以後，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儿，有人請客在知單上用了我的號——亦不知道他們從哪儿查出來的，我就在上頭當著送信人的面前，在『趙宣重先生』幾個字的底下簽了一個『已故』，後來就再沒有人管我叫宣重了。」

趙元任是江蘇常州人，一小儿卻是在北邊住家的。十歲上跟著父輩回常州，然後又出來求學。他這一輩子，在鄉時少，在外時多，風土南北，縱橫東西；絲縷鄉情不泯，卻亦不肯守土怯離，以至後半生成了一個典型的中國海外客、海外故國人。他自稱宋朝始祖趙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孫，六世祖趙翼，即著有《廿二史札記》，並以「各領風騷數百年」句子聞名的甌北先生。

人如其論，論如其人。趙元任的不偏執還表現於對民族音樂建設取開放的看法。比如講到共性與個性、西樂與中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