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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藝術的興趣彷彿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熱就熱到火苗兒的程度。可是熱度減了的時候兒，好像就是離開了伊亦能過似的，回頭又想念伊起來，可是又覺得沒有伊，我的生活全沒有光彩似的了。

二十年代，阿麗思同匹諾曹一樣，吸引著那個時代萬千少年兒童的心。阿麗思鑽兔子洞，匹諾曹說一句謊話鼻子就長一寸，滑稽得叫人噴飯，兩部書都包含著人生哲理的笑話與趣事，但阿麗思是活生生的孩子，不是匹諾曹那樣的木偶，更使孩子們感到親切。

長大了，想學「國語」，就拿《國語留聲片課本》當老師，可我沒有學好，直到如今垂垂老矣，講的還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那種「國語」。後來我迷上音樂，學彈琴，學唱歌，搞合唱團，迷上元任先生的音樂朋友蕭友梅介紹的貝多芬《歡樂頌》的同時，亦迷上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字音和樂音（亦就是《新詩歌集》序中說的「字音跟樂調的關係」）配合得那麼好，那麼密切，語詞跟音符好像天生揉合在一塊兒，這樣的境界，在我以後的音樂實踐中，即在譯歌配詞的實踐中，一直引為最高的準則。

誰知在日寇飛機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的濫炸中，我的住處全部夷為平地，那珍貴的手稿和那本珍貴的大書，通通化為灰燼。

比如他很快就接受控制論、信息論的觀點，五十年代下半期作語言學演講時，就充分顯示出他這種可愛的科學精神。

他很高興，說可以把他已譯好同一作者的《鏡中世界》合在一起印行，他說回去再看一下就定稿——可惜的是，翌年（一九八二）他來不及親自再加校訂潤色便辭世了。這本力作是在先生辭世後六年（一九八八）後才印出的，可惜先生已看不到了。

他師從著名的音樂學家，他專攻過和聲學，專攻過作曲法，他會擺弄多種樂器，他畢生都與鋼琴為伍。他教過音樂或音樂欣賞課。他一生作過一百多首音樂作品，其中包括器樂（鋼琴，小提琴）曲，當今有些專業作曲家未必能在數量上超過他，更不必說在質量上。他的音樂作品能歷久而不衰。他跟他的女兒們，凡是有機會聚在一起，就組成一個合唱團，有伴奏或無伴奏（acappella）地練唱他的新作或舊作。他為同時代的詩人譜曲：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韻》），劉大白（《賣布謠》），胡適（《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誼（《西洋鏡歌》）。他是當今中國的舒伯特，舒曼；他亦自比為舒伯特，舒曼。他記錄民間曲調，他為古今民謠譜曲，若果他不是全身心投入方言調查，他會成為中國的巴拉基略夫（Bala-kirev）。可是他並和圖書沒有把自己局限在藝術歌曲的象牙塔裡。

亦許與他跟控制論的創始者N．維納很早便相識，經常來往切磋有關係。

我從少年時起就景仰趙元任先生。

使我感觸最深的是，元任先生作為二十世紀一個偉大的人文學者，他非常敏感地接受新的科學理論，並且很快將這些新理論導入或應用到他所致力的語言學中。

誰知十年浩劫（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中，「四人幫」藉故發動一場絕滅文化、毀滅語文詞典的大戰（一九七四），即對《現代漢語詞典》的「大批判」。在大張撻伐裡我首當其衝，一夜之間就陷入重圍，只因為我曾向出版機關推薦這部詞典。不知是禍是福，我在一片喧囂中倒閒起來了，我有時間扎進語言和語言學的海洋——我托海外的親人給我帶來一批語言學著作（那時在這蒼茫大地上，書可是稀有「靜」物呀！），其中一本是《語言問題》。又是趙元任！

雖然這次發音是按照國音統一會一九一三年通過的人工國音灌制的，但這事情在推廣中華民族的共同口頭語活動中，邁出了很大的一步。搞人工國音是那時國語運動的一些飽學之士的善意的烏托邦行為，而元任先生成了唯一能用這種人工語音發音和說話的人；但人工國音是科學的抽象的語音，不是哪一個地方普通人的語音，很難推廣；因此，兩年後（一九二四），他又根據國語統一會的新規定，採取北京音代替人工的國音，為商務印書館再一次灌制國語留聲片，這一次是成功的，日後很多華僑和華裔都據此學會「國語」即現今所稱的「普通話」。

他如同古往今來的大音樂家那樣，不惜精力地為機關、學校、團體，以及某些突發事件作歌（一九二六《嗚呼！三月一十八》，一九三三《我們不買日本貨》，一九三七《抵抗》）。他為電影作主題歌（一九三五《西洋鏡歌》）。你在他的樂曲中感受到的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孤芳自賞，而是一顆純樸的赤子之心！一顆炎黃子孫的心！一顆中華民族好兒女的心！

語義雙關，人間絕品。頭聯說的是兩人的交往（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字面講的是作詞譜曲，難道你不想到他們兩人在實驗語音學的相互發明麼？下聯的「數人」指的是那個在趙元任家中由劉半農發起的以研究中國語音音韻為宗旨的學術團體「數人會」，最後一句既是劉趙詞曲的歌名，又是一句深情的哀歎。

令人驚奇的是時隔七十年www.hetubook.com.com，這部翻譯讀起來卻好像說話似的流暢，通順，而不會令讀者嫌棄這裡的文字「老」了，「舊」了，不好懂了。

他很高興，說可以把他已譯好同一作者的《鏡中世界》合在一起印行，他說回去再看一下就定稿——可惜的是，翌年（一九八二）他來不及親自再加校訂潤色便辭世了。這本力作是在先生辭世後六年（一九八八）後才印出的，可惜先生已看不到了。……

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他是從文字改革的理論與實踐這樣一個鮮為人論述的斜面「切入」語言學的海洋的。儘管他幽默地告訴女兒說，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頑儿」，但是「好頑儿」的背後藏著很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科學家研究某種現象和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以為是為了好頑。元任先生小時候練習說切口和反切口，是為了好頑；他擅長的「說倒話」，並且常常在公眾面前表演「說倒話」，亦是為了「好頑」！……「好頑」意味著有趣味，有興趣，有意思。他說的「好頑」可以用《最後五分鐘（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的序文裡的幾句話來做註腳。他說，他翻譯這個戲，他用國語羅馬字寫出劇本，基於三種「興趣」——三重「好頑」。

席間還談到重印《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事——事前胡喬木同志接見他時，已同他談過，說此書可以而且應當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

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可我從來沒有見過趙元任。

那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少年，我迷過阿麗思，亦幻想過鑽進耗子洞（不是阿麗思鑽的兔子洞）去遊頑。那時我不理會作者譯者是誰，但是這書的文字真的把我迷住了，覺得很親切，很好頑，不像那時流行的大人國小人國許多童話故事書那樣的乾巴巴，只有故事沒有文采。

一九四九年中華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之後，文字改革的任務提到了共和國現代化建設的議事日程。我雖然對此大感興趣，但是我不得不從事其他工作，只能給文字改革這偉大事業敲敲邊鼓。此時，好像我離開先生很遠很遠了。

習慣上人們都說元任先生業餘從事音樂活動，或者換句話說，他的業餘愛好是音樂。我不這樣認為。一個人文學者，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無所謂業餘和業內。音樂是他的事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音樂甚至是他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元任先生在他的第一封《綠信》中（S20）就表達過這樣意思，他說，不知怎的，音樂這東西總是「偷偷地」佔據我很多時間和思想。他用了surreptitiating一字，這就是說，音樂不知和_圖_書不覺地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這裡說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好頑」。好頑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一九二一年，元任先生應聘赴美哈佛大學教中國語言課之前，在他正熱衷於創製國語羅馬字草稿的時候，在他還沒有開始進行方言調查並且決定在學術方向上主攻語言和語言學之前，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那就是翻譯了《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本小小的童話書，值得中國翻譯史、中國兒童文學史、中國語言學史記上大大的一筆。

這部翻譯是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值得好好研究的。但願我們的少年兒童今後有機會去欣賞一個博學多才的翻譯家給他們留下的「笑話書」（趙元任語）！

第一種興趣是對國語羅馬字的興趣，即宣傳（國語羅馬字）的興趣；第二是對中國語調的興趣，即研究學術的興趣；最後一種是對於話劇的興趣，那就是藝術的興趣，如果引用一下他闡述的「藝術的興趣」，就更可以明白「好頑」一詞蘊藏的涵義了。他寫道：

元任先生倡導統一的「國語」（普通話），而我們則傾倒於製作大大小小地區的方言拉丁化方案（例如我自己就是廣東話拉丁化方案的製作者之一）；於是拉丁化派跟國羅派猛烈開火，而不知道大家都在進行文字改革的試驗。元任先生當時對此事的評價是「無聊」，真是一語中的！

對文字改革的興趣，貫串他的一生。早在「五四」運動前，當他還在美國大學唸書的時候，就在留美學生月報上發表了《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一九一六），其實早一年（一九一五），就在當時留美學生的圈子裡，發表過可以用標音字母來代替漢字的主張。

三，西文的「打油詩」能不能用中文的語體詩（白話詩）形式翻譯成可笑的打油詩；元任先生自己說，這是作一次「詩式的試驗」，而不是「詩的試驗」。

一九二〇年他回國在清華學校任教時，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國語統一運動籌備委員會會議。次年（一九二一）同胡適討論漢字改革問題，所謂漢字改革，實質上就是要衝擊漢字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某些場合，這就意味著用表音字母來代替幾千年父傳子子傳孫傳下來的漢字。同年，他得到丁文江轉贈的高本漢所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誘使他深入研究中國文字的音韻。這一年，他趁在美國教書之便，在紐約的一家唱片公司為商務印書館灌制國語留聲片，並寫成課本出版（一九二二）。

元任先生一九七三年回國，我是知道的，因為某外事m.hetubook.com.com機關一位領導給我捎來一部英文著作，說是作者回國探親交給他的，但我當時沒有「資格」跟元任先生會面，只在我的一本語言學筆記中留下此書的摘錄。意想不到的是，當元任先生最後一次回國（一九八一）時，我卻有機會同先生晤談，因為當時已雨過天晴了。那年五月下旬，我約請先生和他的家人以及語言學界幾個學者在仿膳歡敘。那天到會的有王力、呂叔湘、朱德熙、李榮諸公（記得王力先生一進門便必恭必敬地向元任先生行弟子禮，而王力先生那時已年逾八旬了。）——如今王朱兩位已先後隨元任先生去了——那天午間的敘會不會再有了，但是那一天卻是很愉快的，上下古今，無話不說，亦無話不可說。時隔十有六年，所談內容已不大記得了；只有先生西裝左上方的外袋插著一排四管螢光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默想這四管色筆象徵著這位老學者是如何隨時隨地用功啊。

能夠把深奧的學理，用鮮明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大學問家不多，元任先生是其中的一個——很多時候還帶有一種幽默感；不是庸俗的笑話，而是優雅的意味深長的幽默感。他說過，他在演講中和通俗論文中，常常要加上一些笑話，「凡是扯得上扯不上的地方總是忍不住要說（笑話）」，而他在日記中幾次記錄他在演講中所安插的笑話得到了預期的效果。甚至當他的好友劉半農辭世，他寫了一副他平常不愛做應酬文章的輓聯，顯示出的就不僅是沉痛的哀悼，而是一種高尚的情誼，還帶著即使生離死別亦永遠不會消失的希望，以及伴隨著這希望而來的微微的幽默。輓聯寫道：

為什麼？我想，這就是一個超凡的語言學大師作的口語寫成書面語的試驗。

四十年代初，抗日戰爭越打越大，亦越殘酷，生活亦越來越困難，連正常的學校幾乎都難辦下去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熱潮只能降溫了。皖南事變後，我的師友葉籟士——即為文字改革奮鬥終生的葉籟士，奉命從重慶撤退到敵後根據地；他臨走前，托人把他珍藏的瞿秋白的北方話寫法拉丁化方案某一次手稿，連同那時剛剛印出的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送給我——這又是文字改革和趙元任！

二，西方語文中一些代名詞（如他、她、它之類）在語體文（白話文）中能夠恰如其分地準確地表達——例如當時「她」「它」等才在創始過程中。現在看來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在七十年前則是一個需要經過試驗才能使人信服的。

元任先生掌握了上尺工六五，亦掌握了do，re，mi，fa，sol，la，si；他突破了民族音樂的框框，亦突破了西洋音樂的框框，他把民族的氣質融化在西方近代音樂的構架裡；不ｈｔｔｐs://wwｗ•ｈｅｔuｂｏｏｋ.coｍ.cｏｍ是硬湊，而是交融。他的樂曲有著濃厚的中國味兒，卻又沒有那種迂腐的「國粹」氣。亦許就是音樂家賀綠汀說的「在旋律上有中國民歌特點，並與語言結合得很密切，深刻地抒發了原詩的意境和情緒」；亦許就是音樂家廖輔叔說的，《新詩歌集》是「體現了『五四』精神的近代中國的第一本歌曲集」。

三十年代初，我跟那個時期的許多「救亡青年」一樣，捲進了同救亡運動密切結合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為著制訂方言拉丁化方案，狂熱的我不得不去學習和研究語音學，其中得益最多的就是那本《比較語音學概要》（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版），我就是從那本書學會國際音標和學習一般語音學的，直到今天，我還依稀記得元任先生寫的序文介紹作者譯者那種幽默語言。當然，我們更仔細地研究過他首創的國語羅馬字，精讀過他捍衛拼音系統的一些論文；覺得很多理論問題他說得比我們深入比我們清楚，但是——現在想起來真可笑！——那時候啊，我們這些左傾青年，學問很少，卻目空一切；尤其受到了瞿秋白諷刺國語羅馬字是所謂的「肉麻字」的影響，是帶著否定的主觀武斷來接近這種文字改革試驗的。

一，只有用語體文（白話文）翻譯這等作品才能傳神——不要忘記「五四運動」很重要的內容是白話文應當在一切方面取代文言文，而這本翻譯則在事實上或實踐上證明白話文能夠做到。

席間還談到重印《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事——事前胡喬木同志接見他時，已同他談過，說此書可以而且應當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

其實元任先生進行這次翻譯，不是一般的文學譯作，他是在進行一種實驗，語言的試驗，文字改革的實驗，文學革命的實驗，亦是不同思維的文學作品移譯的試驗。為什麼說是一種試驗呢？按照譯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這試驗至少在三個方面作出的（其實不止這三個方面）：

那麼，這位現代中國語言學大師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機遇「切入」語言學領域的呢？

維納的父親L．萊奧．維納是個語言學家，原籍波蘭。人們可以在他的演講實錄《語言問題》中充分感受到他對新興的信息科學有很深刻的理解和恰當的應用，這同他有深厚的數學物理基礎有關。將二十世紀下半期發展的信息科學理論導入語言學，並且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創造性地運用，我敢說在我國語言學界，除趙元任以外沒有第二人！

我又碰到這位趙元任！《語言問題》這部書，給我打開了語言學的新天地，誘惑我重新鼓起勇氣去鑽研我三十年代醉心過的語言學，並且引導我日後去接觸信息科學。此時，直到此時，我還沒有見過從少年時代起彷彿注視著我走路的老師趙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