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因此當蘇菲最初虛構了她父親勇救猶太人的童話時，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波蘭人在許多場合中會捨命去救不管遭到任何人迫害的猶太人，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雖然當時我對這些事所知有限，我也不會對蘇菲起疑。但就算成千上萬的波蘭人袒護猶太人，為猶太人冒生命危險，仍有許多人殘酷地迫害他們。貝根斯基所有的就是前一種波蘭精神，而蘇菲為了解釋奧希維茲的事，終於對我承認了他父親的仇恨情緒。：…
如果蘇菲只是一個受害者，形單影隻地飄泊到布魯克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她便只會使人同情。然而事實是，她在奧希維茲不僅是受害者而已，而且是個從犯，是大屠殺的共犯。每當她站在魯道夫．霍斯那幢斜脊屋頂的房子裏，望過窗外秋天的草地，就可以看見柏肯諾燃燒屍體的煙霧由煙囪冒出，直捲上晴空。這是引起她愧疚的主要原因之一——她從不敢對納森提及或暗示的愧疚，但也因而令他經常發火。因為她無法坦承她這一輩子曾經扮演罪犯同謀角色的事實。而這個又是個反閃人的惡毒角色——一個激烈、熱切、絕對痛恨猶太人的角色。
因此納粹所造就的是一種時時存有死亡的恐懼，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而且也更為殘酷，因為這些最初——第一天——便已注定了命運的人，多不知道這種受盡疾病飢餓折磨的拘禁，只不過是一種生命的幻影，在這種幻影中，他們仍無可避免地向死亡航行。
蘇菲先前告訴我，有關他年輕時的事及他的教育都是真的。蘇菲經常聽他說，除了透過德國之外，落後而又飽受欺凌的波蘭，如何尋得救助及優雅的文化？對於波蘭這樣一個結構散漫的國家，還有什麼國家主義比講求實際卻令人悸動的納粹國家主義更適合？貝根斯基教授既不是個自由論者，也不是個社會主義者，而是國家民主黨的創始者之一；這個政黨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反閃人主義。一九二〇年代各大學攻擊猶太學生蔚為風尚。教授當時三十多歲，是溫和派中前途看好的年輕黨員。他在一份領導性的華沙政治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悲嘆這些攻擊的文章，使得蘇菲在多年之後不禁想著，他是否不曾感受過急進烏托邦的人道主義。她曾說他父親為畢蘇斯基在二〇年代末期，把極權主義統治帶到波蘭而痛恨這位將軍，她說錯了。她後來知道，她父親的確痛恨畢蘇斯基，但主要是為了他以獨裁的方式，一再頒發保護猶太人的勅令。一九三五年畢蘇斯基一死，保護猶太人的法律便鬆散了，波蘭的猶太人再次陷於恐慌。教授又一次——至少是初期——提及溫和手段，他加入了具有法西斯精神的國家急進黨，在波蘭各大學學生間開始居於指揮地位，再度提出不該對猶太人拳打腳踢，不僅是在校園裏，在街道上亦然。不過他所以反對使用暴力並非基於意識，而是基於邪惡的計算；在他的著作中，他堅持長久以來的觀念：他開始有條不紊地以哲學化的立場來解釋，必須排除在各行業中的猶太人，而就由學術界開始。
「教堂，」他對她說：「我們一定要試著尊敬當地的教堂——即使只是在鄉下小村裏。這是個好政策。」
童年的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撫觸和愛：和她一起散步、伸手撫平她零亂的金髮，他也曾在一個仲夏早晨，帶她到威衛堡下方鳥語花香的花園去搭小馬車。蘇菲記得這一切，因此當他的死訊傳來時，她仍感到一種灼燒般的痛苦，她看到他倚著薛辛霍森的一面牆，在一陣子彈的掃射下跌落，跌落……
「燭台，」他說：「我為什麼會有和燭台有關的問題？」
霍斯停住口，由煙盒裏拿出最後一根香煙點上。他有點恍惚的凝視著窗外。他突然低喊了一聲，使蘇菲以為出了什麼差錯。但是他的臉上迅速浮現一個笑容，她聽見他叫道「哈！」同時前傾著身俯視毗鄰房屋的田野。他又入神地叫了聲「哈！」深吸了口氣，然後低聲喚她：「快！過來！」她站起身走到他身旁，與他站得十分靠近，觸到了他的制服。「哈樂金！」他喊道：「她不是很美嗎！」
現在他檢視著那封打給神父的信，雖然他自己也承認他對波文一竅不通。蘇菲望著他，聽見他以一種有趣的腔調唸了一句波蘭文，但很快就放棄努力，站起身來。「很好。」他說：「但願我們已經安慰了這個不快樂的小神父。」他拿著信大步地走向閣樓門，將門打開，暫時消失在蘇菲的視線之外，呼叫著站在梯間的助手薛富勒。蘇菲聽到霍斯專斷的發令聲，指示薛富樂立刻讓信差把信送到教堂去，薛富勒的回答聲由下方傳上，流露出並不明顯的恭敬。他似乎說：「我立刻上來，長官！」她聽見霍斯不耐煩地叫道：「不，我拿下去給你！」
「最後，霍斯又走上樓來。我聽得見他踏在樓梯上的腳步聲和『啤酒桶波卡舞』。我下了這個決定，就是我站在窗畔，必須顯得頗為迷人。性感，你知道。對不起，丁哥，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一副想要做|愛的樣子。但是哦，我的眼睛！耶穌基督，我的眼睛！我把眼睛哭紅了，我知道，而且我還在哭，我真怕這會擾亂我的計劃。我急忙停止哭泣，用手背拭過眼睛。我再度看著當我聽到海頓的樂曲時顯得那麼美麗的森林。然而風使得一切都變了，我看到由柏肯諾的焚化爐冒出了煙，籠罩了這片田野和樹林。然後霍斯進來了。」
「哦，丁哥，真羞恥！因為我父親是個要求十全十美的人，他不能忽視這個錯誤，他非得當場指責不可，我聽見他當著凱西岷和顯克維支的面這麼說，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的語氣充滿了輕蔑，『妳的腦袋和妳母親一樣，都是一團漿糊。我不知道妳的身體那裏來的，但是妳並未得到我的頭腦。』我聽到顯克維吱笑了一聲，我想他是因為尷尬的緣故。我看看凱西岷，他對我笑笑，臉上的表情似乎和我父親一樣輕蔑，但我並不驚訝。丁哥，你大概也知道，幾個禮拜前我對你說的另一個謊言了，那時候我根本就不愛凱西岷，他不過是個以前我從未見過的面目可憎的一個陌生人而已。我對你說了那麼多謊言，哦，丁哥！我真會說謊……」
「『大致說來』，」霍斯重複了一句。「不錯，這樣說很好。這使得長官有更多餘地自己評斷這件事。記下來，接著……」
「那時我意識到要是有什麼我不願被迫去做的事，那就是再和這本小冊有任何瓜葛。想到我必須抱著一大疊冊子在校園裏走來走去分發給教授們，我就感到作嘔。但是我父親一說——『蘇菲會幫你分發』——我就明白我一定會和凱西岷到校園去發這些冊子，就像我從小就去做他要我做的每件事情，替他跑腿、為他拿東西、學打字和速記，以便他隨時需要時可加以利用。當我想到我根本無能為力的時候，一種空虛感襲上我的心頭；我不能說不，我不能說：『爸爸，我不會幫你散發這本冊子。』不過丁哥，有件真相我必須告訴你，這是我至今仍然無法完全想通的。因為如果我說我不會幫我父親分發這些東西，只為了我終於明白他所要說的——謀殺猶太人，或許就好聽多了。我知道那是壞事，很可惜，即使到那時候我都還不敢相信他真的是這麼寫的。」
教授雖想為自己開脫，結果卻徒勞無功。更諷刺的是，德國人竟拘禁並槍決了一個後來他們可能會認為是個先知的人——一個不平凡的斯拉夫哲學家，他的「最後解答」提議在艾契曼及其同謀者之前（甚至在夢想者及發明者的阿道夫．希特勒之前）。他曾經寫過一張潦草的短箋給蘇菲的母親，這也是她們所接獲的唯一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帶了我的宣傳小冊？…：我不明白何以我無法見到此處的當局者，讓他們看看……」
蘇菲對我指出，這兩千一百名希臘猶太人被瓦斯毒殺並燒成灰燼，並沒有在奧希維茲的大屠殺行動中保持多久記錄；第二年匈牙利猶太人的殺戮，遇害的人數遠多於此。照例，霍斯必須以軍用航空快信標明「高度機密」向納粹武裝親衛隊長官希姆勒報告幾乎是每天發生的事（有時一日數起）。那些被火車運送到此地的猶太人被分為兩類：合適的人，身體夠健康，可先參加勞動者；不適合的人，立刻就被要處死。由於年紀太輕、年紀太老、疾病纏身、旅途的困頓、或昔日病症的復發等等原因，由各地被送到奧希維茲去的猶太人，只有少數被認為適宜參加勞動；有一個時期，霍斯對艾契曼報告被選出來再留一段時候的人數平均不過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但不知為了什麼，希臘猶太人的命運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猶太人都要惡劣。那些來自雅典的猶太人一下火車就受到負責挑選的納粹醫師檢查，結果每十個人約莫只有一個人被送到車站斜坡的右手邊——可以繼續生存工作的一邊。
他是個身高體健的人，通常穿著大禮服、硬領襯衫，打綢質領帶。很古板的服飾，但在當時的波蘭並不怪異。他有一張標準波蘭人的臉：高闊的頰骨、藍眼、豐|滿的唇、高挺而寬的鼻、招風耳。他蓄著腮鬚，頭髮齊梳向後，總是戴著帽子。兩個銀質的假牙使他英俊的容貌微有瑕疵，但只有當他張大嘴巴時才看得見。他的同事認為他是個喜好打扮的人，但他的學術聲譽使他免於受到譏嘲。儘管他見解極端——右翼派教職員中的超級保守主義者——仍然受到同儕的尊敬。他不僅是法律教授，偶爾還是個執業律師，專長於國際專利法——主要是德國和東歐國家之間的交流——而這項副業的收入，更使他的物質生活水準高於
和-圖-書他的許多同事。他酷好莫色耳葡萄酒和烏曼雪茄。他也是個天主教徒，雖然並不狂熱。儘管他請求、奔走、遊說：去許多機關毛遂自薦，他那狂熱的努力卻付諸流水。沒有任何官員注意他，聽他陳言，必定使他深受打擊。但是教授又犯了一個嚴重的失誤。在情感和知識上，他都是德國另一世紀文化的繼承者，那個時代早已灰飛煙滅，不復重現了，因此他一點也沒有想過，他根本不可能迎合這以技術專家第一、政治主義的國家種種無情的統治和機械方法。教授成為納粹戰爭第一批犧牲者之一，只為了他「不合所需」——就是這麼簡單。或許有人會認為，他被回拒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是個「波蘭仔」，這是德國人對波蘭人輕蔑的稱謂。由於他是個波蘭仔，同時又是個知識分子，他那焦憂、神采奕奕、又乞憐哀求的臉孔，在蓋世太保總部並不比一個傷寒病患者受歡迎，但教授很顯然並不知道他自己已有多麼落後。
就是這樣。他的語氣是那麼冷淡，好像是談著怎麼處理一塊破布似的。他沒有再和她閒聊，又一本正經的指示她寫了幾封信，然後他又回頭處理這個教區神父的痛苦，用德文口述一封信，吩咐蘇菲改成波文，此刻，第二天，蘇菲將這封信打出來，對於自己得以將霍斯刻板無趣的德文，轉變為流暢生動的波文，感到很滿足：「親愛的賈賓斯基神父：得知貴教堂發生的蠻行使我們不覺驚訝困惱。對我們而言，沒有比褻瀆聖物更難以忍受，我們將盡力採行每一步驟，以確保歸還貴教堂珍貴的燭台。本駐地的軍士全都受過最高原則的訓練，要求每一位禁衛隊隊員——事實上是每一位在佔領區服役的德國人——都要嚴格遵守，但免不了會發生一些小過失，我們竭誠希望您能了解……」在安靜的閣樓中，蘇菲的打字聲滴滴嗒嗒響著，霍斯思索著他的污水淨化槽過濾問題，蒼蠅嗡嗡地飛著，遠處的貨車不住地發出𠾐𠾐聲，和夏日的悶雷無異。
我自問，當蘇菲當日所見到的那些來自雅典和希臘諸島的兩千一百名猶太人被害而燒成灰燼——像半透明的帘幕般撒落，套用蘇菲的話：「像沙子一樣飄落在嘴唇上。」——像濃霧般遮蔽了寧靜的田園時，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的丁哥正在做些什麼事呢？答案非常簡單。我正在寫一封祝賀生日的信——這封信被我父親珍愛的收藏了起來。當時我才十八歲。
評述納粹集中營的書籍中，沒有幾本比得上批評家喬治．史坦納深刻的洞悉與分析。一九六七年，史坦納的評論集「語言和沉默」出版——對我而言這是個意義深刻的年份，包括一項微不足道的事實，距離我在布魯克林的那個夏天正好過了整整二十年。上帝，時間真是如矢飛逝！我在葉塔的粉紅宮奮力所寫的悲劇小說，很久以前就已付梓（意外的受到相當的讚譽）；我又寫就了其他的小說，還有一些公正無私六〇年代典型的新聞稿。然而，我所嚮往的仍是小說的藝術，令我高興的，一九六七年我終於出版了一本充滿我個人哲學思維、也是我相當滿意的小說，而且得到了許多讀者的共鳴——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很喜歡這個故事。不過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所要說的是，大致說來，一九六七年是個收穫豐盛的一年。
蘇菲有點猶豫地建議道：「『大致說來』，」比起前幾天的表現，她已大膽多了。「這比較不那麼肯定。」
她十六歲時在克瑞科學會德文速記，後來並常幫她父親忙，在廢棄多年之後輕易地回復了她的速記和技巧使她自己感到驚訝，她暗自感謝已長眠於薛辛霍森的父親，使她得到這個自救的方法。她的部份心思回想著她的父親——貝根斯基教授，她經常想起他，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向是那麼正式而遙遠——當時霍斯在唸了半個句子時停了下來，抽著香煙，慣例地咳了幾聲，站在窗畔望著略微乾枯的十月草坪，他那多稜多角、膚色微黑、並不英俊的臉籠罩在藍色的煙幕中。風帶著柏肯諾的煙塵往反方向吹去，空氣清明。雖然屋外的天氣已經微寒，在司令官住處傾斜屋頂下的閣樓卻頗為溫暖，午後斜射進來的陽光更增加了這裏的熱度。幾隻在窗玻璃上徘徊的青頭蒼蠅發出嗡嗡的響聲，突然飛向空中，又飛回來，喧鬧地鳴響，然後靜止。還有一、兩隻浮游不定、行動遲鈍的胡蜂。灑過防腐劑的房間白而明亮，很像實驗室；寬廣簡樸，沒有一絲灰塵。這裏是霍斯的私人書房，是他的聖殿及隱匿之所，也是他執行最私人、機密和重大工作的地方。即使是他所愛的子女，雖可在這幢宅邸的其他三層樓自由進出，也被禁止到閣樓上來。
她不認為他的問話有任何嘲諷，卻久久答不上話來。等她說得出話時，她困窘地發現自己竟反問道：「你呢？」血湧上了她的面頰，她憬悟到她的話簡直愚蠢之至。
蘇菲述及這些往事時，我雖一再追問，卻無法完全獲知她童年及少女時期的生活，只是對某些事有格外深刻的了解，例如，她對她父親的卑屈是百分之百的，如同赤道雨林區的匹克米族文化一樣，為人子女者也要完全的效忠。她告訴我，她從不對這種忠誠質疑，自小到大她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波蘭的天主教義要求一個父親理應受到尊敬。她每天要說「是的，爸爸。」和「不，謝謝你，爸爸。」她和她母親都必須遵守這種義務的服從。她承認，或許她有被虐狂也不一定。畢竟，即使是在她最悲傷的回憶中，她也常告訴自己，父親對她們母女並不真的殘酷；儘管他威嚴高傲，仍然有幽默的時候。為了維持快樂，一個家裏的暴君不可能毫不講情理的。
幸運的蘇菲。在集中營待了六個月後，她不僅還相當健康，而且未曾遭受飢餓的痛楚。不過，這並不表示她飽暖無虞。每當她回想那個時期，（她很少詳細談及，因此我從不曾由她那裏獲知，住在這明載於文件上的地獄裏的直接感受；然而她無疑見過了地獄，而且俯仰生活其間。）她暗示和原是軍人的囚犯每天所忍受的飢餓比起來，她的食物還算足夠，但頗受限制。例如，她住在霍斯宅邸地下室內的那十來天，所吃的是霍斯家的殘羹剩飯，大部份是蔬菜和肉骨——但她已非常高興。她的幸運使她不僅僅是在求生存的情況下活著。在所有的奴役世界中，都會發展出階級之分，影響及特權的模式；蘇菲發現她竟是包含於一小群的中堅份子中。
「那一晚我父親在市集廣場的一家咖啡店等我。我記得那天又冷又濕，天空飄著針扎的雨，像是要下雪了，你知道。我丈夫，凱西岷，和我父親同桌等著。我打了一下午的手稿，費了不少時間，所以我遲了很久。想到我父親會為我的遲到大為生氣，我覺得很難過。你瞧，這件事進行得太匆促了。這大概就是你所謂的『急件』，印刷商和我父親約好在咖啡店碰頭拿稿子。我父親打算在他來到之前，先在那裏把稿子整理過一遍。他要改德文打的那一份，凱西岷則檢查波蘭文的稿子。我到達咖啡店時，那個印刷商已經和我父親及凱西岷坐在一起。我父親非常生氣，雖然我道了歉，我還是看得出他很火。他迅速拿過我帶來的原稿，命令我坐下來。我坐下來覺得胃部扭曲發痛，我是那麼怕他生氣。真奇怪，丁哥，我們有時候會記住微小的事情。我是說，就像我記得當時父親喝茶，凱西岷喝白蘭地，而那個印刷商——這個人我以前見過，名字叫羅門．顯克維支，不錯，就和那個名作家同姓——喝的是伏特加。我確信我所以會把這個細節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父親的茶。我是說，你瞧，我工作了一整個下午後覺得非常疲憊，那時我只想要喝杯茶，和我父親一樣。但是我絕不會自己點一份，絕不會！我記得我只是看著他的茶壺和杯子，渴望也有一杯像那樣的熱茶。要不是我遲到那麼久，我父親會倒杯茶給我，可是現在他很火我，對茶根本不置一詞，所以，我只好坐在那裏低頭看自己的指甲，而我父親和凱西岷開始檢視打字稿。
蘇菲待在奧希維茲時，發生了兩件重要事件，她從不曾對我說過，當然也不曾對納森表白。第一件事——她到達集中營的當日——我已經提過，但直到我們最後相處的幾個鐘頭時，她才對我說起。第二件事是同一年她和魯道夫．霍斯短暫的關係，以及導致這種關係的背景；八月裏一個下雨的午後，她在楓葉宮裏對我敘述這一切。或者，我該說，一個下雨的午後和一個夜晚。雖然她詳盡而謹慎地對我說明她和霍斯的插曲，使我恍如歷歷在目，但是這段回憶和情緒的疲乏，使她最後掩面痛哭，以至我只有稍後再將其餘的接續。在霍斯毫無歡樂可言的閣樓裏遭逢的那一天，那是十月三日，這一天也是蘇菲難忘的一天，因為這是她和凱西岷．撒威妥思卡的結婚紀念日。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控制我自己，忘了音樂，想想其他的事。而且，我知道我必須使用我的每一點知識，每一點機巧，我想你會說，以便我可以從霍斯那裏得到我所要的。我知道他恨波蘭人，但那不打緊。我已經……試了！我知道我必須再繼續前進，因為時間不多了。魯尼，就是那個技工，曾經低聲對我們這些地窖裏的女人說，他聽到傳說霍斯很快就要被調到柏林去了。我必須要快點行動，如果我想——是的，我必須說，『誘惑』霍斯，雖然我偶爾https://www.hetubook.com.com想到也覺得噁心，希望我能以我的心靈而不是我的身體誘惑他。希望我能夠向他證明其他的一切，而不必運用我的身體。是的，丁哥，向他證明喬莎．瑪麗亞．貝根斯基．撒威妥思卡或許是個卑微的波蘭女人，可是也和霍斯一樣，是個意志堅強的好納粹黨員，我不應該受到這種殘忍而不公平的拘禁。」
她繼續說，除非我知道有關她父親的真相，否則我就無法明瞭魯道夫．霍斯這回事。她堅持先前她並沒有完全對我說謊，尤其是她童年時悠閒的生活。克瑞科的老家在戰爭前是個溫暖而安全的住所。她母親是個心胸寬廣而慈愛的婦人，若是她能把對音樂的熱愛轉達到她的獨生女身上，蘇菲會更珍愛和她共處的回憶。只要想像在二〇年代及三〇年代西方世界幾乎任何一個學術家庭安寧的生活——慣例的午茶和晚上的音樂會，夏天時到鄉間郊遊，和學生共餐，寒假時到義大利旅遊，休假年度到薩爾斯堡小住——便會明瞭那些日子蘇菲生活的本質、文明氣息，以及平靜快樂的特質。然而，一朵徘徊不去的烏雲卻籠罩在這種生活上，使得蘇菲在童年和年少時期都感受到一種壓力。那就是她父親的存在，他暴君似的控制整個家及蘇菲，而且手段狡猾精明，使得蘇菲直到成年之後，才了解到她無以言喻的憎恨她父親。
想想看，一個投機政客橫肆不是十年，而是一千年的地方，你就會了解波蘭受到多少國家來來往往單調而規則的踐踏——法國、瑞典、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甚至還曾遭受土耳其這種貪婪的惡魔所佔領。和南方一樣受到掠奪和開拓，也一樣是個普遍貧窮、務農而封建的社會，波蘭和昔日的南方也共有一個對抗這古老羞辱的壁壘，那就是驕傲。對已逝去的榮耀的回憶與驕傲。為祖先和家族的姓氏——別忘了還有人為的貴族身分——而驕傲。戰敗的波蘭和美國南方都孕育了一種狂熱的國家主義。然而，甚至屏棄這些真實有力的相似之處不談，還可以發現更表面卻更充沛的文化類似：對馬肉和軍階的熱愛，男人支配著女人．（因而也色迷迷的），說故事的傳統，沉溺於烈酒，而且也是各種卑劣笑話的主角。
她走回桌子後，費力地把德文打字機搬到桌下，把有波蘭字鍵的打字機搬上來。這個波文打字機是捷克斯拉夫製的，比那個德國幾打字機輕很多，也使她的指頭感到舒服些。她開始打字，把霍斯昨天下午唸給她聽寫的信譯成波文。這封信是關於一個頗受非議的小問題，牽涉到社區關係。霍斯接到一封鄰近村莊神父所寫來的信——鄰近，卻是指這一周圍區域以外；這一區所有的波蘭居民都被趕離了。神父抱怨有一小群集中營的守衛（確實人數不知）在夜晚時跑到教堂去，把祭壇上一對無價的銀燭台偷走了——這對燭台是十七世紀的手工製品，現今已找不到第二對。蘇菲把神父氣惱而憤怒的信，大聲用德語唸給霍斯聽。當她唸這封信時，可以察覺到若非是大膽就是愚蠢，驅使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莊神父寫信給奧希維茲的司令官。然而信中有確然的機巧，它的語氣幾近於謙卑（「打擾司令官大人寶貴的時間」），而且避免提及錯誤（「我們了解過度的酒精可能引起這樣的惡作劇，顯然這並無任何惡意」），但事實是這個可憐的神父，以一種控制著狂怒的筆調寫出這封信，似乎他和他的教民最尊敬的所有物被掠奪了，實際上也是如此。蘇菲大聲唸出時，特別強調奉承的語氣，這減輕了神父狂躁的迫切，當她唸完信時，她聽見霍斯厭惡地呻|吟了一聲。
「但是坦白說，我所想的是另一回事。我終於看清這個男人，這個父親，這個賦予我血肉之軀的人，僅只把我看成一個下人而已，一個奴隸，現在他對我的辛勞卻沒有說一個謝字，而且我還得……搖尾乞憐？——對了，像報販子一樣在大學的演講廳裏搖尾乞憐，只因為他說我必須去做我就去做。我是個成年女人，我想彈奏巴哈，那一刻我想我必定會死——我並不是說為了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而死，而是為了我沒有辦法開口說不。沒有辦法說——哦，你知道的，丁哥——『去你的，爸爸。』就在這個時候他叫了聲：『喬莎。』我抬起頭來，他對我笑笑，我看得見他那兩只閃亮的假牙。他的笑容相當愉悅，說道：『喬莎，妳要不要喝杯茶？』我說：『不要，謝謝你，爸爸。』他說：『來，喬莎，妳一定要喝點茶，妳的臉色看起來很蒼白。』我真想乘風飛去。我說：『不，謝謝你，爸爸，我真的不想喝茶。』為了要控制自己，我用力咬著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我可以嚐到像鹹水般的血。他轉過頭去和凱西岷說話。然後就發生了——這種銳利的恨。這種恨迅速傳遍我的全身，使我感到一陣痛楚，我頭暈目眩，覺得自己就要摔倒在地上了。我渾身發燙，心裏想著：我恨他——這真不可思議，這種恨竟令我這麼痛楚——就像一把屠刀刺入心窩一樣。」
司令官喃喃自語的，踏著硬跟皮靴走下幾步台階，吩咐他的助手——一個來自烏爾木、有張撲克臉的年輕少尉。他們的聲音隱約地由下方傳了上來。然後有一剎那，蘇菲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儘管既無意義又十分短暫——後來成為她對這個時間、地點破碎的記憶中最難以磨滅的。她一聽到音樂聲，便知道那是來自四層樓下客廳裏的那架大留聲機。她在霍斯家一個半星期來，那部機器在白天幾乎從不間斷地播放音樂——至少是當她在擴音器的聽程之內，無論是在地窖裏擺著她睡舖的陰濕角落，或者像現在這樣在閣樓上，打開的門使得那聲音經過她的耳朵，飄到了屋樑。
她抬起頭看見他唇邊有一抹自嘲的笑，她意識到他這個問題至少有一部份是對她說的。她一時失去了平衡，使得鉛筆自她手中滑落。她覺得自己張開了嘴巴，但是她什麼話也說不出，也無法回他一笑。
她一語不發的彎身撿起掉落在地板上的鉛筆。
「有一件事雖然我經常寫，也試圖將其納入某種可以忍受的透視，但我仍然無法掌握，」史坦納寫著：「那就是時間的關係。」史坦納描述了兩個猶太人在屈陵卡死亡集中營殘忍的就死。「在梅林和連諾死亡的同一刻，兩哩外的波蘭農村，五千哩外的紐約，人們正或睡或吃或看電影或做|愛或擔心著去看牙醫，這使我想像力受阻，同樣時段的兩種經歷差異如此之大，又如此對立。這些同樣價值的人類的共存竟有如此大的矛盾——屈陵卡的存在是因為有人建造它，而另一些人又讓它存留——我為時間感到迷惑。在同一個世界上，是否有不同種類的時間呢？」
然而我不能接受史坦納的建議。認為「沉默」就是答案，認為「不要對無法說出的事物加上文學和社會學的債務」才是最好的。我也不同意「在某些事實中，藝術是不足取且不適宜」的看法。我在這種說法中找到了矛盾，特別是史坦納自己就沒有保持沉默。而且，在廣漠無垠的宇宙中，奧希維茲的邪惡，只有在我們不願去看穿它時，它才會保持不可看穿；史坦納自己也立刻又說次好的就是「去試和了解」。我想過試圖去了解蘇菲，很可能也會對奧希維茲有所了解。雖然她並不是猶太人，但她所受的苦和折磨，與倖存的猶太人一樣多，甚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受到更多更甚的苦楚。
然而令她驚訝而放鬆的是，他的表情並無變化，說話時的聲音也很自然。他說：「我以前是個天主教徒，現在不是了。我相信有個神——某處。以前我信仰基督。」他頓一下。「但我已經和基督教決裂了。」
他們一抵達奧希維茲，身上的東西便被搜索一空，然而，由於搜身過程的紊亂含混，有時候比較幸運的人可以保有一些個人的珍藏或衣物。例如，由於蘇菲本身的機伶加上一名禁衛隊員的疏忽，她設法保有一雙雖然破舊卻還可以穿的靴子。有一隻靴子的襯裏被割裂，留下一個藏東西的縫隙，當她站在閣樓的窗畔等待司令官的那一天，那隻靴子裏藏了一本約莫十二頁滿是污痕但仍清晰可讀的宣傳小冊，標題是：「波蘭猶太人的問題：納粹主義有解答嗎？」這可能是蘇菲最大的遁詞；先前她對我說過她的教養有多大的容忍和自由不僅是欺騙了我（我確信她也欺騙了納森），而且直到最後一刻為證實她對司令官的態度，她才向我透露：這本宣傳小冊是她父親——克瑞科傑寧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畢紐．貝根基教授——所寫的。
「時間似乎過去了好幾個鐘頭。那個叫顯克維支的印刷商，是個蓄著鬍子的胖子，我記得他很喜歡大笑——和我談了一些關於天氣的無聊話，但我多半時候就坐在那張冷冰冰的桌子旁，閉著嘴巴，像快渴死的人那樣只想喝一口茶。最後我父親抬起頭來瞪著我說：『這個喜愛理查．威那的納維爾．張伯倫是誰？』他嚴厲的瞪著我，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只知道他很不高興。對我不高興。我不明就裏問他道：『我不懂你的意思，爸爸？』他又重複一次那個問題，這一回特別強調了『納維爾』三個字。我突然憬悟到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為，你知道，我父親在這篇文章中時常引用這個英國作家張伯倫的話支持他的哲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他寫過一本書叫做Die Grundlegen des——哦，英文說來應該是『十九世紀之根』，其中充滿了對德國的愛，對理查．威那的推崇，和對猶太人的恨，說他們污染了歐洲的文化。ｈtｔps://ｗwｗ•ｈetuｂoｏｋ•ｃom.com我父親很景仰這位張伯倫，此刻我才想起當他對我說這個名字時，我不知不覺地一次又一次記成了納維爾這個名字，而沒有寫哈士敦．張伯倫——這才是那個痛恨猶太人的張伯倫的正確名字。我非常害怕，因為我在這份原稿和目錄上一再重複了這個錯誤。」
那年初秋當他徒然的奔走之際，死亡的喪鐘已無情的敲響。在納粹惡魔的眼中，他不過是另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因此十一月一個陰濕的早晨，當蘇菲一個人跪在聖瑪莉亞教堂時，她先前所描述的預感突然湧現，忙奔到學校——發現中世紀的校園已被德軍封鎖，而一百八十名教職員在德軍的長槍和機槍脅迫下成為俘虜——教授和凱西岷已成為奔向黃泉的不幸者。她再也沒有看過他們了。後來在修正她的故事時（我完全相信），她告訴我她父親和丈夫被捕，她從未感受過生離死別的哀傷，只覺得有種刺骨的震驚、恐懼、和巨大的損失感。她的整個自我意識都鬆脫了。因為德國人如果能夠不斷地攻擊這些毫無抵禦、毫不起疑的教師，天知道在未來這些年，波蘭還會發生什麼可怖的事。她所以和母親相擁而泣，僅只是為了這麼一個原因而已。她母親則是真的崩潰了。她是個甜美、順從、沒有主見的女人，對她丈夫的愛至死不渝，蘇菲也為她母親的哀痛而悲哭。
那一天我從沒有聽過奧希維茲，也不知道集中營、歐洲猶太人的集體屠殺，甚至有關納粹的一些詳情。對我而言，這場世界大戰的敵人是日本人，對於奧希維茲、屈陵卡、布根─貝爾森等代表痛苦的地名，我根本一無所知。但是大多數的美國人，事實上大多數未住在納粹恐怖區域的人們，不也都是如此嗎？對數百萬個美國人而言，二次世界大戰時邪惡的具體化並不是納粹，而是那些聚集在太平洋叢林的日本軍，他們對美國本土的威脅似乎更大，更別說對他們的黃皮膚及骯髒的習慣感到嫌惡。但即使這種對東方敵人狹隘的憎恨也並非真實的，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道納粹的死亡集中營，這使得史坦納的沉思更具教育性。這種「兩面時間」的連繫是，當然——因為我們並不在那裏——某個人在那裏，這使我想起蘇菲。蘇菲，特別是蘇菲和納粹祕密警察首腦魯道夫．法蘭茲．霍斯的關係。
音樂穿過霍斯和他的助手，飄向上方，使她興奮地站起身來，似乎是要對它表示禮讚，身子微微顫抖。發生什麼事了？那個傻瓜把這張好唱片放在機器上了？該不會是荷薇突然發瘋了吧？蘇菲不知道，但這無關緊要；（後來她想到一定是霍斯的次女，愛咪，一個十一歲的金髮女孩，臉很圓，臉上長著雀斑。）這無關緊要。這美妙的音樂滑過她的肌膚，就像神的雙手一樣，以醉人的冰冷撫觸她；她的軀體感到一陣接一陣的冰涼；在這幾秒鐘，使她像夢遊一般顛躓行走，黑夜和濃霧似乎被熾熱的太陽驅散了。她走向窗畔，由窗玻璃上她可以看見自己蒼白的臉，她頭上的綠格子頭巾，她身上藍白相間的犯人服；她眨眨眼，流下了淚，穿過她的影像望向窗外。她再次注視那匹神奇的白馬，現在牠停在草地上吃草，更遠些是那群羊，再過去，仍是那綿延的樹林，就像是在世界的邊緣，在樂聲中變成凋萎卻壯觀的森林，美麗而幽雅。沉溺在讚美的歌聲中，她閉上了眼睛聆聽，在心中默禱……
這個房間裏家具不多，包括一張簡單的橡木桌子、一個鐵製的文件櫃、四張直背椅，和一個霍斯偶爾休憩用的簡便臥牀。桌上有一些文具用品，堆放整齊的紙張、幾枝鋼筆和鉛筆，還有一個黑色的公務員用打字機。過去一個半星期來，蘇菲每天要在這裏坐好幾個小時，用這架打字機或另一架有波蘭字鍵盤的打字機打信（平常不用時都放在桌下）。有時候，例如現在，她就坐在另一張椅子上聽寫信件。霍斯的口述通常都平穩流暢，每當停頓思索時便相當冗長，在這些間歇時刻，蘇菲會瞪視四方的牆面；牆上幾乎空無一物，只有一張十分誇張的阿道夫．希特勒畫像，這張畫像她以前見過，畫中的希特勒穿得像聖杯上的騎士，身披索林根的不銹鋼甲冑。霍斯沉吟著，搔著頗長的下巴；蘇菲靜心等待。他已脫下軍官外套，襯衫的硬領並未扣上。閣樓上的靜默，給人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此刻只有兩種模糊而交纏的聲音傳了進來：火車的𠾐𠾐聲和向遠方駛去的貨車發出的嘈雜聲。
我曾多次提過蘇菲對提及奧希維茲十分謹慎，對於她這段醜惡的過去，她維持著堅定的沉默。既然她自己（她曾對我表白過）成功地美化了她的心靈，以抵擋她被囚禁在深淵時的影像的侵入，就難怪納森和我，除了她幾乎因營養失調及多種疾病而瀕於死亡的明顯事實外，從來就不怎麼清楚她在集中營裏究竟發生過那些事情（尤其是最後幾個月）。因此看厭了本世紀永恆的暴行描寫的讀者們，在此便可免除再看殺戮、鞭笞、折磨、毒殺、犯人的醫學實驗、慢慢的凌遲、尖叫發狂及其他記載於歷史文件上暴虐行為的詳細描述。我對蘇菲待在奧希維茲的看法是特殊化的，也許還有些扭曲，雖然的確是如此。就算她決定詳詳細細地對納森或我，說出她在奧希維茲的那段悚然的二十個月，我可能仍不會清楚的一一寫明，正如喬治．史坦納所書，因為「那些不曾親身經歷的人，不會明瞭這些傷痛。」
痛恨父親和丈夫的蘇菲，常會在他們站在走廊上談論時，偷偷溜過，那通常是在教授早晨出門以前。他的低語混合了焦躁和希望，他的聲音中有種奇怪的嘶啞。
他驀地又回頭進行口述，示意蘇菲坐在位子上。他說：「我說到那裏了？」她唸出上一段給他聽。「啊，現在，」他接口道：「寫完最後一段：『但直到接獲更進一步的消息之前，希望允許指派更多可資勞動的希臘猶太人到柏肯諾的特別分遣隊。照情況看來，將那些衰弱不堪的人分派到特別行動似乎是正當的。』完畢。希特勒萬歲！照平常簽上名並且立刻打字。」
「謝謝你，司令官先生。」她聽見自己的聲音消退了。想到和霍斯交談，她便覺得憂慮而緊張。她的緊張更因為事實上她渴望和霍斯交談而愈增。她的腸胃因害怕而蠕動——不是怕司令官，而是怕她的緊張會使她最終失去了機智、隨機應變的能力、敏銳靈巧的態度、演戲的天賦，以及她迫切渴望驅使他實現她最謙遜的要求。「謝謝你！」她大聲而笨拙地說，心想：妳這個笨蛋，安靜一點，他會認為妳是個愚蠢的小白痴！她搧搧睫毛，端莊地垂下眼睛，以更輕柔的聲音說：「是珞蒂給我的。傅勞給她兩條，她送我一條。這可以遮住我的頭部。」她平靜下來，想著：別多話，千萬別多話，還不到時候。
此時，奧希維茲就有了雙重功能：是大屠殺的停歇站，也是實施奴役制度的所在地。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深埋在心裏的感覺——無論是壓抑的敵視或強烈的愛——在其一生中很少會在一剎那間突然意識到；就像身體遭到什麼大變動似的，令人難忘。蘇菲說她絕不會忘記她對她父親的恨熾熱顯示的那一刻，她說不出話，以為她會昏死過去……
她精確無誤的打完信，並添加了信末的致意。霍斯抬起頭來，指著信紙和鋼筆，蘇菲迅速遞給他。蘇菲在一旁等著霍斯提筆在最後一張複印信紙上寫下親暱的附語，他一邊寫字，一邊習慣性地唸出聲來：「親愛的希尼：很抱歉明天無法在波森與你會晤，本信將由軍機送至該處。祝你對親衛隊『老小子』演講時好運。魯迪。」他把信交還給她，說道：「這封信要快點發送，不過先把回給那個神父的信打好吧。」
許多作家在完成一部鉅著之後，都會有種心情沉悒的鬆弛，因為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而感到憂悶；這就像是一種死亡，他只想爬回濕潤的子宮中，變成一個卵細胞。但是在責任的驅使下，我又一次，和以前的許多次一樣，想到了蘇菲。蘇菲和她的生活——過去的生活——還有納森和他的生活，蘇菲令人驚駭的問題，以及使得這個可憐的金髮波蘭美女步入毀滅的相互聯結、愈來愈壞的境況，二十年來一再蹂躪著我的記憶。那年夏天的景色和人物，在我恍惚步入中年之際，已變得昏味朦朧難以追憶，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卻仍使我無法釋懷。因此在一九六七年最後幾個月，我開始認真地想著蘇菲和納森悲慘的命運；我知道我終究要寫這個故事，正如多年前我成功的寫另一個我深愛的女孩——自殺身亡的梅麗——一樣。為了許多原因，過了這麼多年後，我才開始著筆寫蘇菲的故事，也就是本書。但是我所需要的準備，使我儘可能閱讀許多有關集中營的報導。在閱讀喬治．史坦納的文章時，我經歷到認知的驚駭。
正如蘇菲所說：「要是他們一到那裏就知道這個事實，他們會祈求能被送到瓦斯室去。」
然後，他直接對她說：「妳當然是羅馬天主教徒吧，是不是？」
她才十六歲時，教授便強迫她學打字和速記。他可能早已計劃好要利用她；她是他女兒的事實，無疑可以使他更方便也更信賴。總之，許多年來她雖花費無數個週末為他打出和專利權有關的兩國文字通訊，但卻一直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時，才開始處理他所寫的論述；在此之前，這些都是由他學校的助手處理的。當她用速記記下，又用波文或德文打字機打出他的心血之作「波蘭的猶太人問題……」時，她才恍然大悟。她還和*圖*書記得他的聲音時而會極為熱切，他在潮濕而煙霧繚繞的書房裏踱步，而她服從地在速記簿上用符號寫下他組織詳盡、敘述精確的德語。
也許就是這種緩和的性質，使得蘇菲毫不怨恨地接受父親完全的支配，就連婚後也不例外。在學校教授中，她父親是傑出而又屬被議論的一員，但是蘇菲卻不清楚他的政治信仰和抑止的憤怒。他從不在家裏討論這些事，雖然等她懂事後不可能完全不知他痛恨猶太人，但是在波蘭有個反閃人的父親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至於她自己——忙於學業、上教堂、交友、看書、看電影（大部份是美國片）、和母親一起練琴、甚至還有一、兩次無邪的調情——對於克瑞科那些像幽靈般難得一見的猶太人，她的態度和大多數人一樣的漠不關心。蘇菲這麼說；我相信她。他們與她毫不相干——至少在她擔任父親的祕書，開始明白她父親激烈的心意之前。
我們試著了解奧希維茲一般的本質和功能——特別是蘇菲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初抵達後的這六個月期間——也許更易明白蘇菲和魯道夫．霍斯之間的糾葛。我要強調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當時集中營所遭受的形態變化，可以說是霍斯在四月初接獲希姆勒指令的結果。這項指令非常重要，因為在納粹魔術師想像力豐富的腦子裏已經有了「最後解答」：那就是柏肯諾剛建好的瓦斯室和火葬場，將「僅」用來消滅猶太人。這項勅令改變了原來允許毒殺在健康和年齡選擇基準下的非猶太犯人（主要是波蘭人、俄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規則。這項新命令的成立，並非由於德國人突然關切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的非猶太犯人，而是由於根深蒂固的藐視——起於希特勒，現在更擴及希姆勒、艾契曼及其他親衛隊指揮官——最終進行屠殺猶太人，直到全歐洲的猶太人都被殺光為止。新命令實際上就是一項戰鬥準備：柏肯諾的設施無論是空間或熱度都有最終限制，如今在死亡名單的絕對優先下，猶太人便獨佔了這個地方。
教授的宣傳小冊結果如何頗值得一說。蘇菲遵照父親的旨意，和凱西岷到校園裏去分發傳單，但結果這卻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失敗，最主要的是，學校裏的教職員就和克瑞科的其他人一樣，都憂慮著即將來臨的戰爭，因而對貝根斯基的倡言置之不理。克瑞科古老的鵝卵石街道開始人心惶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最狂熱的急進份子，也不會為教授的理論所分神，一種氣勢洶洶的厄運使得人人無心去理會迫害猶太人的陳腔濫調。
他大肆討論這個問題，寄了無數的論述給波蘭及德國各文化中心——如波昂、慕尼黑、曼漢、德列斯登等地——的著名政治法律刊物。他的主題之一是「多餘的猶太人」，寫到「人口遷徙」和「放逐」的方式。他是政府派往馬達加斯加偵測猶太人定居的可能性的要員之一。（她還記得他帶了個非洲面具回來——曬得一團黑。）雖然他仍不贊成暴力，卻已開始動搖，而他堅持要立刻得到這個問題的實際答案，也愈來愈心切。他的態度逐漸變得狂熱，他成為種族歧視行動的領導者，並且是孤立猶太學生必須在「猶太椅」上課的提倡者之一。他對於經濟危機有尖銳的分析，在華沙發表煽動群眾的演說，他怒吼道，在經濟蕭條時期，來自各處氾濫城市的猶太人，有什麼權利和誠實的波蘭人競爭工作機會？一九三八年末，他的情緒達到最激烈的地步，著手寫他的巨構，也就是先前提及的宣傳小冊，第一次謹慎地提出了「全數廢除」的想法。語意不明，小心翼翼——但確實寫了出來。廢除。不是野餐之舉。全數廢除。此時，蘇菲常聽寫她父親的口述，和奴隸一樣謙卑，為他做各種祕書性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天，她費了整整一個禮拜為他打好這一份「波蘭的猶太人問題：納粹主義有解答嗎？」的手稿，對她父親的決心才有所領悟。
被送到奧希維茲的人只希望能苟活一段特定的時間：三個月。蘇菲抵此一、兩天後便明白了這一點。她和數百個新來的女犯人擠在一起，傾聽一個禁衛隊軍官訓話。他明白地叫他們放棄一切希望。「我還記得他的話，」蘇菲告訴我：「他說：『你們所到之處是集中營，而不是療養院，想要離開只有一條路——煙囪。』他說：『不喜歡這條路的人可以試著用鐵絲自殺。要是妳們這一群人裏有猶太人，最多只有兩個禮拜好活。』然後他又說：『有修女嗎？妳們和教士一樣，可以活一個月。其他的人，三個月。』」
一如蘇菲所暗示的，我們可以說，她幾乎是同時意識到自己對父親的恨意，和他是個熟衷於殺猶太人的劊子手。蘇菲告訴我，她的情感必然已成熟到突然明瞭父親令人難受的束縛，就算教授沒有提及這種屠殺計劃，她也會有相同的反應。我想照她敏感的本性而言，這麼多年她置身於父親懷恨、變形、扭曲的壓力下，此刻又像個快要溺死的生物般，在他有毒的神學泉源中浮沉，她必然會回復人性的本能，對於她所做的感到驚駭，將那一束可怖的文稿緊抓在胸前，在這個霪雨霏霏的週日傍晚，急步穿過克瑞科曲折的街道，到市集廣場去和她父親及她丈夫會晤。
她迅速服從命令，坐到打字機前，在機器裏捲上一張原文紙和五張複印紙，埋頭開始工作，深知他坐在她對面，拿出一本軍官手冊開始閱讀。她瞟了一眼那本書。那並不是綠皮的武裝親衛隊手冊，而是一本藍灰皮的陸軍軍官手冊，書名是：「在不利的土壤及氣候下，污水淨化槽過濾的測量及預測的改進方法」，幾乎蓋滿了整頁封面。霍斯真不浪費時間！她心想。在他說完最後一句話拿起那本書專心閱讀，不過才空過了兩、三秒。她仍然感覺得到肩膀被他的手指碰觸的印象。她垂下眼睛，專心打信：「特別行動」，「特別分遣隊」。住在集中營的人很少會不明瞭這些暗語所隱含的真意。霍斯的通訊可以翻譯為：「希臘猶太人境況悲慘隨時都會死去，因此我們希望直接將他們分配到火葬場死亡突擊隊單位，他們可以在該處處理死屍，拔下金牙，將屍體丟入焚化爐中，直到他們也因筋疲力竭而不省人事時，便將他們送入瓦斯室。」蘇菲一面打著字，一面想著霍斯這段話的真義，六個月前她剛到此處時，會對這種可怕的觀念震驚難信，但是現在在她所住的這個新宇宙中，她對此卻早已見怪不怪，就如同一個人到麵包店去買麵包的事實一樣稀鬆平常。
蘇菲幾乎從不聽那些音樂，因為那都是些吵鬧的德國流行歌、岳德爾山歌和鐵琴和手風琴合奏，差不多都是柏林咖啡廳播放的歌。霍斯那個珠光寶氣、聲音刺耳的妻子——荷薇，一再聽著這些單調嘈雜的歌曲。蘇菲渴想著那部留聲機，直想到她覺得心痛，當她由地下室的住處到閣樓經過客廳時，她總是偷偷看著它。客廳的擺飾和她有一次在波蘭雜誌上「古玩店」上看到的一張圖片一樣：塞滿了法國、義大利、俄國和波蘭的古物，包括各時期各樣式，櫸木地板上堆著沙發、椅子、桌子、寫字桌、情人座椅、土耳其式長椅等等——單一個房間卻放置了夠十二個房間擺設的家具，簡直像是一個瘋狂的室內設計師的作品。即使在這一團紊亂中，那架留聲機仍十分突出，那是用櫻桃木作成仿古的式樣。蘇菲從未見過聲量這麼宏大的留聲機，但想到這麼一件神奇的機器卻儘是播放著雜曲小調，她便不覺喪氣。她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走近一看那是歌森牌的，她以為那是瑞典貨，但魯尼——一個看起來愚蠢事實上卻很聰明的囚犯，他在指揮官家裏充任技工，是閒談和消息的主要供應者——告訴她那是美國機器，大老遠的運到這裏來。機器周圍有一疊疊成套的唱片，唱機上則放著一個肥胖的巴伐利亞娃娃，兩頰圓鼓鼓的，吹著一支鍍金的薩克斯風。海頓的讚美樂聲緩緩流過……
但教授事實上是個愛國者，而且至少有一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他心裏的這些想法絕非為了討好納粹而發。這篇論述是站在波蘭的觀點著眼的，他是個極有原則的思想家，不可能想到要藉這個哲學性的言論作為他個人進身之階，更別說最終拯救他的肉體。（事實上，迫近的衝突阻止了這本宣傳手冊以任何形式出現在德國人面前。）他也稱不上是個賣國賊或通敵者，因為九月時當波蘭淪陷，克瑞科並未受損的成為統治波蘭的政府中心，他去找希特勒的朋友韓斯．富南——也就是總督——提供服務時，並非意欲背叛他的祖國，而是想出任一個為波蘭人和德國人雙方利益設想的顧問和專家。毫無疑問的，他是為理想主義所驅使的。
「毫無疑問的——」他又開始說話，卻猝然停下。「不行，這樣的語氣太強烈了，我該用比較不那麼肯定的句子？」這是個曖昧不明的問句。他的聲音流露出一種疑問的低音，似乎是徵詢蘇菲的意見，但又不想降低他的權威明顯的表露。實際上這是個對他們兩個人發問的問題。在對話時，霍斯用詞咬字都清晰明瞭。然而蘇菲注意到他信件上的文句雖不致詞不達意，卻常落入晦澀難解的窠臼；由其單調、刻板就可看出這是一個受過軍事教育的人所寫的。霍斯又停頓了許久。
直到我閱讀過這一段文字以前，我一直一廂情願的以為只有我有這種思慮，只有我對時間關係著迷——舉例而言，我曾試圖設想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蘇菲被送到奧希維茲的那一天，我究竟都做了些什麼事，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想出
和-圖-書了一些。一九四七年尾某一日——距蘇菲被送到奧希維茲才不過短短幾年——我搜索我的記憶，想找出蘇菲走過地獄大門的同一天，我是在時間的那一處。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發生一件有功於我記憶的急事，在我翻閱過父親寫給我的幾封信筏，我便想起了在蘇菲踏上奧希維茲火車站月台的同一天下午，北卡羅萊納州正是一個怡人的春天早晨，我正在那裏狼吞虎嚥的吃著香蕉。我所以猛吃香蕉吃得快嘔吐的緣故，是因為下一個小時我要接受加入陸戰隊的體檢。十七歲的我身高雖已超過六呎，體重卻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我得再多個三磅才能達到最低的體重標準。我的肚子像挨餓的人一般腫脹，光著身子踏上磅秤，一個膚色黝黑的老士官瞪著我瘦削的竹竿身材，叫了一聲「耶穌基督」（這也算是個愚人節的笑話），我以數盎斯之微過了關。
他的風格見識廣博而具有個別性，常有嘲諷之處，可能同時又辛辣又活潑。他的筆調有種不尋常的魅力。她細心聽寫他的口述，但由於他脫韁野馬似的熱情，因此直到她把速記底稿打出後，她才明白在那些歷史的引喻、辯證的假設、宗教的命令、合法的先例和人體的提案之中，他一直使用兩個令她驚心肉跳的字：「根絕」。
讓她對我說出這一切並不容易。她咬著唇，緊張地摸索她血色盡失的臉頰；在她創造了她父親正直而高尚的完美形象後，要揭穿這個謊言尤其困難：一個為面臨的恐懼而困惱的社會主義者，她的父親，在她的描述中卻是個冒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自由論者。她以悲痛的聲音對我說出這個事實。她明白此刻她不得不承認，以往對她父親的說詞只是謊言時，她所說的其他事情可信度也大打折扣。然而這個可悲的謊言只是脆弱的防禦，是她所在乎的人——例如我——及她內心的愧疚之間一條易碎的防衛線。她問我，現在我已知道事實，也了解她說謊的必要，是不是會原諒她？我撫著她的手背，對她說我當然會。
他的話使得蘇菲感到滿足，甚至是高興。他們相處這麼多小時以來，他的態度一直硬梆梆的極為公事化，使得他們之間豎起一道藩籬，似乎在這一剎那拆除了。前一天——只是十分短暫的——他也曾撤下這道阻礙。她並不確定，但她覺得他的聲音中似乎帶有一絲溫暖，好像他突然是在對「她」說話，而不是對一個囚禁的勞工。說起來這也是她的造化，奧希維茲的囚犯中會說波、德兩種語言的人並不多，而她同時能夠迅捷的使用這兩種文字的打字機，又學了速記。她現在便是使用速記寫著霍斯給希姆勒這封信的倒數第二段：「大致說來，我們應該考慮到最近的將來，由雅典驅逐的希臘猶太人的運輸問題。柏肯諾的特別行動施行已超過了預期的負擔，因此就希臘猶太人的特定事件而言，不妨考慮將他們送到東部的佔領區去，例如屈陵卡，或是蘇必泊。」
在無時不保持數千名犯人的奧希維茲，這群為數幾百的中堅份子，藉著策略或運氣而履行某種功能，是親衛隊認為不可或缺或至少是極為重要的。因此，除非什麼無情的命運使他們也為之崩潰——這是每天都存在的威脅——這些中堅份子不會迅速陷於其他人幾乎都有的精神分裂狀態。
另外還有一點，雖然是很表面的，卻使得波蘭和美國南部兩種不同的文化幾乎溶合在一起——那就是幾世紀以來的種族分裂。種族的問題使得波蘭和美國南部同時產生了殘酷和憐憫，頑固和了解，敵視和友誼，開發和犧牲，枯萎的憎恨和絕望的愛。
霍斯對這個現象感到大惑不解。在十月三日這一天寫給希姆勒的信中，霍斯推論有四個原因——無論單一個原因或四個都有——造成這些被拖出車廂的希臘猶太人如此衰竭可悲，事實上有許多囚犯已經死去或奄奄一息：自始就營養不良；漫長的旅途加上捷克斯拉夫鐵路情況不良，驅逐者必須通過這一段路面；由乾燥、炎熱的地中海氣候，猝然變化為維斯杜拉河上游潮濕的沼澤氣候；（雖然霍斯不正式地加上一段，認為就連這一點也令人迷惑，因為就熱度而言，至少是夏天時，奧希維茲「熱如地獄」。）最後一項是南方氣候的人與生俱來的特性，他們不慣離鄉背井，更難以忍受被迫加入一段不知目的地的旅程。他們的邋遢散漫使他想起了吉普賽人，但是吉普賽人卻極適應長期旅行。他從容、緩緩地說出他的種種想法，讓蘇菲記下來，蘇菲聽得出他沙啞、平坦、噝聲特強的口音是出自於北德波羅的海區。他只有在點煙時才停下來，（他是個老煙槍，蘇菲注意到他的右手手指都被煙染黃了。）一手輕按著額頭沉思數秒鐘。他抬起頭來禮貌地問蘇菲他是否說得太快了。「不，司令官先生。」
「我父親又繼續訓斥我缺乏知識，我覺得臉好燙，可是我充耳不聞，別過臉去。我記得我心想，爸爸，爸爸，求求你，我只想要喝杯茶而已，接著我父親不再攻擊我，回頭繼續看稿子。我驚恐的坐在那裏，凝視自己的雙手。咖啡店裏冷得要命，就像是冰窖一樣。我聽到四周的人低聲交談，聽起來似乎都很感傷，外頭的街道上風聲颼颼，我突然聽清楚我四周的每個人都在談論將來臨的戰事。我覺得好像都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槍聲了。我心裏好害怕，想要站起來跑開，但我卻只能呆坐在那裏。最後我聽見我父親問顯克維支要費時多久才能印好，急件，顯克維支回答後天就可以了。然後我父親又和凱西岷談論把這些宣傳小冊發給學校裏的教職員。大部份的宣傳小冊將送到波蘭、德國和奧地利各處，但我父親打算留下幾百本波蘭文在教職員之間傳送。我又聽到父親指示凱西岷——我說指示，因為凱西岷我和一樣受他擺佈——一旦冊子印出便要親自在校園裏發送。當然他需要有幫手。我聽到父親說：『蘇菲會幫你分發。』」
她一打完信，內心又不覺紛亂起來，因為他剛剛開口說話了，而當她抬起頭時他直視著她的眼睛。雖然打字機的聲音使他的話模糊不清，她幾乎確信聽見他說：「那條頭巾非常漂亮。」她的臉飛上了紅霞，不由自主地舉起顫抖的手，摸著繞在她頭部的頭巾。這條綠色格子頭巾是用便宜的監獄洋布做成的，遮掩著她的腦袋和六個月來長長了的鬈髮。這條頭巾也是一項罕有的特權；只有有幸為霍斯工作的人，才得有這項允准，以遮掩到了某種程度時漸禿的頭顱，無論男女。
根絕。結果就是這麼簡單明瞭。「根絕。」她大聲唸出來。他的意思是，她遲鈍地想，他們全都該被殺掉。
「就在這時音樂停了。」蘇菲告訴我：「就在最後一段的中間，突然停止了，使我覺得非常空虛。我沒有說完我的禱告。我不知道，或許我就是在那一刻開始失去了信仰。可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上帝大約是在什麼時候離開我的，或者是我離開祂。總之，我很空虛。那就像是在夢中找到一個珍貴而又真實的東西——某件東西或某個人，令人難以置信的珍貴——卻突然驚醒而意識到那個珍貴的人已經走了。永遠！我這一輩子有許多次這種經驗，醒來而若有所失！當這段音樂停止時，我突然了解到——我有這種預感——我再也不會聽這樣的音樂了。門還是開的，我聽得見霍斯和薛富勒講話的聲音。然後樓下的愛咪——我確信那必是愛咪無疑——在唱機上換了另一張唱片，『啤酒桶波卡舞』。我覺得很憤怒。那個一張臉圓得像月亮的小母狗，我真想殺了她。她大聲播放『啤酒桶波卡舞』；就是在花園裏、在營房中、在城裏也必然都聽得到。那首愚蠢的歌是用英語唱出的。
一匹白色的阿拉伯種馬正在下面的田野奔馳，狂野奔放，雷霆萬鈞，白色的尾巴像一縷輕煙般飄在身後。牠傲然地昂起高貴的馬頭，頸項優美的弧度，宛如出自名雕刻家的手筆，奔騰的前腿和後臀，顯示出無比健康的力量。蘇菲以前曾見過種馬，但不曾看過如此的全速馳騁。那是一匹波蘭的馬，戰利品之一，屬於霍斯所有。「哈樂金！」她聽見他歡欣地叫著：「真了不起！」那匹馬單獨疾馳，附近沒有看到任何人，幾隻綿羊正低頭吃草。在田野的盡端，叫不出名字的樹林直漫延到地平線，已經染上了加利西亞的秋色。幾幢荒棄的農舍兀立在樹林邊。儘管這一面的景色蕭瑟單調，蘇菲寧願看這些景色，也不願由房間的另一面望去；那一面是人群熙攘的斜坡，選擇囚犯的工作正在那裏進行。蘇菲不禁戰慄了一下，同時一陣微風拂過她的頸背，霍斯伸出手指碰碰她的肩際。他以前從未碰過她；她又一次戰慄，雖然她覺得他的碰觸並不包含任何意義。他低聲說道：「妳看哈樂金。」那隻美麗的動物像風一樣地在圍場裏疾馳，在他足跡所到之處揚起一陣陣塵土。「波蘭的這些阿拉伯馬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馬匹。」霍斯說：「哈樂金——真偉大！」那匹馬跑出了視野之外。
波蘭是個美得扣人心弦的國家，（那年夏天我藉著蘇菲的眼睛和回憶看到，次年我親眼看到。）在許多方面都和美國南部相似。不只是處處可見的田園景色相像而已——舉例而言，涅魯河兩岸泥濘而單調的沼澤地，就使人想到卡羅萊納海岸陰鬱的大草原；或者在加里西亞的一處農村後街，就和阿肯色斯十字路頭孤寂的小村一樣，搖搖欲墜、飽經風霜的農舍，粗糙的木工，座落在灌木叢中，幾隻瘦巴巴的雞仔在空地上鼓噪啄食——但是這個國家的精神，其飽經蹂躪而憂鬱的心，就像昔日不幸、貧苦而挫敗的南方一樣，使外形也受到了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