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數年來僑居美國，我祇遇見一個真正有頭腦的人——至少是只有一個人的和平觀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個黑人。數月前我在華盛頓聯合車站同一個黑人腳伕講話。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愴之色，他說他在中學內念過三年書。他每月賺一百五十塊錢，要養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說話，因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說此際作戰時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壞。他說生活艱苦，他的妻和兒女都得出去做事。後來我們講起戰事。他黯然說道：「戰後情形也許可變好一點。但是我所不滿的，倒不是錢，錢少我不計較。我們要人家把我們當做人看待。」這兩句誠懇坦直的話，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種美國的皮弗利基計劃來安慰他嗎？但是社會待黑人的心理態度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用數學解決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戰後計劃中完全忽略的一點。他們為了他的經濟權絞盡腦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權利稍費心思。他們以為經濟權有保障，他便能快樂了。

但是問題的究竟，還要深一層，直達我們思想的纖維，且與這時代的精神有關。我敢說這句話：依我們這種思想方式，我們絕不能建立或計劃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趨機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詞已經變更。我們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簡單的舊名詞。用當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說，一個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句話，馬上就有人說他思路不清，說老生常談。這個時代，至少高級社會的人，簡直不相信這套東西。拿法國字Ｆｒａｔｅｎｉｔｅ〔博愛〕來看：有一個時期〔法國革命前後〕，這字竟能在智識階級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們相信這個字；我們今日不相信它。這個時代摒絕了一切老生常談，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一過久的小銅元。我們造了悅耳的新名字來頂它們。一個女孩子如仍用維多利亞的名字若Ｆａｉｔｈ（信念），Ｐｒｕｄｅｎｃｅ（謹慎），Ｐａｔｉｅｎｃｅ（忍耐），一定會被同學當做笑柄。教育家，傳教士，演說家往往都避用這些名詞，而代之以摩登名詞，如「精神價值」（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或「社會價值」（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可是「價值」這兩個字，就用得奇怪，因為它的來源是經濟學。這兩字與賬簿有關，所以聽來悅耳，令人想起主婦買價廉物美的貨物（稱為「好價值」〝ｇ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ｓ〞）。別的名詞的來源是社會科學。教育家稱娼妓為「反社會者」，稱賣淫為「反社會行為」。這些名詞有些怪味在內，似乎已經加過人造工夫把水份吸乾的味，而使我們覺得道德觀念已經剝的乾乾淨淨了。我們不再「感化」一個酒鬼了，我們使他「調整」使合乎社會，正像我們重新調整手錶機器一樣，甚或使他「適合」（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ｚｅ）一個新環境都可以。一個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個「完整」或「分裂」或「不調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詞真愈來愈機械化了。一個政黨和一部汽車，都可稱為「機器」（ｍａｃｈｉｎｅ）。大眾的情緒是「反應」或「反響」，外交往來關係是「壓力」，流行的態度是「習慣的集體形態」。和-圖-書驕傲是「膨脹的自我」，誇張是「自衛機構」，批評是「發洩」，還有什麼〔凡洩氣防險作用的〕東西是「安全門」，而一個失業的人是一個「脫節」的單位。

所以，在未瞭解我們自己和這個時代之前，必須先瞭解我們思想的根蒂，並研究我們如何養成了這二十世紀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標準，為什麼變了？我們對人的觀念，為什麼變了？生命為什麼失去了意義？為什麼即使在衛護民主政治的戰爭中，我們仍變成犬儒，悲觀者，和硬到底的「現實家」？物質主義的信徒，必作戰到天地末日。物質主義的信徒，既不能結束戰爭，也不能建立和平。他們的頭腦不行。所以要問，我們為什麼變成物質主義家呢？

上面這張表，並不能代表整個歐洲的進步，因為大多數前進的國家，如丹麥荷蘭，都沒有計算在內。在天主教國內，上帝總還有能保持地位的傾向；我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認此點。可是大致說來，這是一篇生意不穩固的結賬單，情形不可樂觀。上帝和自由已漸漸失去地位。因為如此，所以德義的人民都聽任法西斯蒂消滅自由，而連今日美國的通達之士，鼓吹經濟安全主義，遠較鼓吹十八世紀的自由觀念為熱心。

反之，他們都叫我們放棄更多的自由。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氣。經濟方策可以醫治經濟病，可是不是萬能藥。經濟進步產出病證的醫法，並非再求經濟進步便罷。人類總要繼續生存，要過合理安樂的生活。如果我們取得了勝利，而失落了靈魂，那怎麼辦？文明到底還須有個內容。

讓我們先看自由的基礎如何動搖。我們將看到自由性質的改變，因為人的「權利」的觀念已改變，而自由的基礎即是人權。

雖然如此，「自由」這兩個字在美國和世上魅力尚存。這就是說人民還信仰這東西——簡單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過舊的銅元，但是還不失為一枚好銅元。你不但能使美國人，並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國人，希臘人，黑人，芬蘭人鼓著熱情衝鋒陷陣，為它作戰。今日世界多數人就是為了這自由作戰。在我看來，下面這句話有些侮辱我們的戰士，並有些滑稽，幽默的美國兵一定也有同感。「殺日本鬼！殺德國鬼！早些回來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時，賺七十五塊錢，還有醫藥保險，加班工作，可給多一倍半工錢！」我的血溫並不因此增加。可見人類的經濟觀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我得先解釋清楚，四大自由中的兩大自由，並不是自由。其中一項，在我看來根本竟無意義。仔細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二項是混在隊裏為偽裝自由，出自經濟的鬼戲。〝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安全。〝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ｔ〞不是自由，而是經濟安全。要實現這兩種安全，或許要犧牲人類的自由；而我們如果太重視軀體的安全，犧牲人類的自由〔人權〕，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給狗以〝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及〝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ｔ〞之感者，乃是一條頸套。它的第二頓飯，是必有著落的了。瓶中的鳥犧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見和-圖-書老鷹以及雪中挨餓的危險（用英文說是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ｙｉｎｇ　ｈａｗｋ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ｗ）。但是一頭故意飛入籠中的鳥，〔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詭辯絕技，不能說它是為自由奮鬥。這都是英國文字的玩意兒〔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即指「避免」，或指「消除」，與「自由」原義無關〕，〝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都不能譯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說，〝ｌｉｂｅｒｔｅ　ｄｅ　ｍｉｓｅｒｅ〞或〝ｌｉｂｅｒｔｅ　ｄｅ　ｐｅｕｒ〞成什麼話？在英語同樣的名詞，還可以多加幾個。健康可以稱為〝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清潔可以稱為〝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ｄｉｒｔ〞，和平與平安可以稱為〝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ｓ〞，……印度人或許會加上一個〝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談起自由的時候，我們必須拘守這兩字的原義，不加什麼〝ｏｆ〞，也不加〝ｆｒｏｍ〞——就是簡簡單單貨真價實的自由——人類的自由。人類可能擁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語思想，安全吃飯睡覺——而仍做一個奴隸。

信仰自由對美國人有十七世紀性質的特別意義，同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難民，他們到美國去原是要爭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國並無這種弦外之音；由中國人看來，宗教自由根本沒有意義，並不是中國作戰的目標。因為中國自古並無宗教戰爭或宗教壓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壓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向來認為是當然的事；為宗教自由作戰，不啻宣誓為青天白雲作戰，要捍衛天之青，雲之白。言論的自由，曾數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還有些意義。但是言論的自由，範圍不夠廣大，不及人類的自由遠甚。我不願因為衛護言論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戰；我可以沉默，或用迂迴的方法說出心中的話，而可不致於落獄。我認為此次作戰唯的一目標，乃是維護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這一點不容含糊。至於維護個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經濟安全，儘管提倡；皮弗利基計劃，也儘管提倡。經濟的不安已在威脅資本社會；盟國現在作戰，我想，就是要保護資本社會。此次戰鬥的開端，實在是歐洲社會和經濟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潰；所以戰爭完畢後，我們當然要從那崩潰動蕩不安一階段，重復收拾起來，並且現在就得替它計劃——這就是所謂「戰後計劃」，要點是保障職業，社會保險等。這些方案，把我們頭腦全部佔住，別的問題我們都想不起來了。我們從國內經濟一步跨到國際經濟，而把國際和平與出入相抵的國際貿易清結單，混為一談，分不清楚。赫爾一派的人似乎以為維持世界和平，不過是重訂關稅表的事，年終結算，如大家賺錢，友誼，公道，自由，大同，都會一併源源而至。

於是精神的「價值」都銷聲匿跡，剩下了一個真空。自由，平等，博愛，已失去了它們的救世意義。平等的原則已為人懷疑。民主價值，經濟價值，都攬作一團落在女巫的大鍋中，蒸出來一股帶著濃厚的獨裁味兒的臭蒸氣。鑽入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門的政治觀念，而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都在黑暗中揮拳|交鋒，打作一團，到底也不知道誰在打誰。史太林稱蘇維埃聯邦政府為「民主國」，同時紐約「美國人」日報（Ｎ．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可能稱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為「赤化」黨徒。至於貝當，他的政府無需政治觀念，既非法西斯主義，又非社會主義，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獨裁者，更不是總統。他就喘著氣說：「工作，家，國！」不，歐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舊道德，舊觀念，已經消失了。

十八世紀自由的觀念同時問世。論理講，「人權」和「經濟權」在哲學立場看來，都是神括。這些本來都只是往昔與今日人類深信的東西。像上帝和靈魂一樣，這些「權利」是不能證明的。我們要到迫切時，便創設名詞，托之上帝，說是受之於天。這人權與「國王的神權」一樣，只是直截了當不待證明的一句話而已。海尼稱國王的神權為「削髮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權也有偽宗教根基，傑弗遜（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認為人權是「不言自明」的東西，而且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這些權利「不可剝奪的」，所以在玄學上說來，國王上帝都不能剝奪我們的這些權利。可是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們不過是相信如此罷了。可是盧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說法，早已為科學所駁倒〔盧梭言自然人本極自由，今日社會學否認之〕。所謂人類「出世自由」，不過是出於熱情的信仰的一種說法，像「國王的神權」一樣，並無科學或邏輯的根據；人們如果預備棄掉它，祇消去其神道學的根據。翻閱歷史，便可知若干國家曾說起它們在別國的「經商權」，「貿易權」，同時主張別國在自己國內並無貿易或工作之權。征服國說起「擴張權」或「取得生存空間之權」；有人更進一步，發現自己有統治某地之「天命」。漁業國家則談起「捕捉沙門魚之權」。

你如果細察今古史開始以來四百多年的經驗，若干名稱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貨幣），價格或漲或貶，一定會使你驚異。不要忘記這次戰爭以前社會經濟的不安——民主觀念之崩潰破產，大家只討個安全，尋覓生計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集團主義的興起。我們可立表解釋這歷史的背景。

（參考圖三）

世界慘劇演在我們眼前，這時候我們似乎應該衡量時代的特徵，估計我們精神貨物價格和圖書的貶漲。我們已經覺得不敢再為歐洲文明自鳴得意了。每次想到歐洲，我總想到德人吊死三個波蘭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掛了三根繩子，繩子一端縛住了波蘭人的頸上，身體懸空，較平時為細長。我不管是德國人在吊波蘭人，或是波蘭人在吊德國人，我只知道歐洲人在吊歐洲人。那張相片乃是歐洲文明的批評，一個很深刻的批評。

同樣的，到了需要職業實在急迫的時候，我們將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權」，或取得薪水或養老金之權，甚或主張人類「出世便該有職業」，而有時候「出世便該有職業」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還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們將發明「出世便有一張購物券之權利」，「天賦有取得購物券不可剝奪之權」，並謂在玄學上，無人能奪我此權。根本上，這是我們放棄人權而覓取經濟權的原因。

正在討論自由之性質以及觀察人類自由的觀念已否改變的時候，我們驚覺一個更嚴重更基本的局勢，這局勢來的神不知鬼不覺。這就是，原來意志的自由已失蹤了。除非我們能恢復意志的自由，就沒有力量恢復人類的自由。除非我們能恢復人類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為什麼失蹤了？

這有什麼意義？人的頭腦自然集中在這時代較急迫的問題上。一個人生了胃潰瘍，腦中祇有想到胃；我就從來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紀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所以十九世紀的人都談經濟，正像十八世紀的人都談理智，十七世紀的人都談神意一般。二十世紀的人只談安全，這豈不是一個惡兆？

但是「自由」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人類的權利是如何產生的？「自由」這兩個字從那裏取得這等動人的革命力量？須知這兩個字乃是由壓迫的而起反抗的呼聲。政治壓迫過重，「自由」兩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大呼「不自由毋寧死」，呼聲直入美國人民的心坎，因為美國人民當時受到壓迫。尼赫魯大叫：「不自由毋寧死。」羅素和安琪兒一班人漠不關心，因為他們自己並沒有受到壓迫。即使在美國人看來，這件事也無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禮節重要；寧可緘口不言，不可妨害兩國的邦交。為印度自由出而說話，犯了外交禮節，野蠻程度，不啻在華盛頓外交宴會上，請英國大使夫人坐於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紀人類思想中「自由」的觀念，已墮落到什麼田地，於此可見一斑。

為什麼這樣沮喪？很明顯的，人類的思想已經變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變了。人對自己的看法已經變了。我們對人類本性的看法，也變了，這一變，整個世界便陷於紊亂之中。讓我們用歷史來證明。

大致說來，上帝和自由的運氣最壞，教育和工業的運氣最好。此處值得注意，靈魂觀念在德國，一點沒有貶價，反之，還是德國戰爭機構內的一支原動力〔即德國浪漫主義及玄祕主義之影響〕。「自由」與強迫相對，代表人權，所以與「人權」相同，此處再為人權劃立一行，不過是便於同「經濟權」襯托罷了。我們日甚一日的喜談職業的權利，收入的權利，保障老年失業安全的權利，皮弗利基和*圖*書計劃書內所述的權利，軍士回來工作的權利……而忘記自由之權，國家自主之權，個人之權。「工業財富」代表國家的生產力，而非指財富的分配。有財富而沒有分配的方法，對社會個人並無意義，不能算是進步，祇能當做一國的作戰力。老實說，生產力過大，往往引起市場的競爭，結果必因市場糾紛而作戰；所以大生產力對於和平有貢獻，抑或有損害，還是一個大問題。興戰的人，總是工業國家，而非農業國家——日本和中國便是一例。生產力之大小與社會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關係，但是如果生產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會的不安。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老人家，連經濟學的原理，都說得中肯。

以上所舉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詞，與個人的筆調無關。我故意不舉其他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用的學院式怪話，如「平均滿足價值的過程」，「情感的反應」，「意念作用的改造」，「聯繫的回憶反應」。事實很簡單：我們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斷，並且怕正常的感情。我們的道德倫理已有點像人造化學品，先抽出水份，製成精粉，才拿出來問世。可是如果有人對我說專談「聯繫的回憶反應」的心理學家能教育子弟，或專談「平均滿足價值」的社會學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國學人」（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這種「教育法」，作者引了許多教員令人捧腹的佳話，而這班教員的任務，據說是教育青年子弟，啟發他們求學興趣。在美國學術研究會的心理學部門，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論文，題目是：〝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Ｄｕｅ　ｔｏ　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一個學童對學習史地的興趣或天才的發展，有科學方法可以得知，祇要看〝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ｌｌｅｙ─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ｎｄｏ─ｌｌｄｅｒｔｏｎ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½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５００　ａｎｄ　．４４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便一切明白了。遇見這種教書先生，我焉得不學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機器已替代了人；只須看這些機械式的名詞，我們便可知道，人類的頭腦已經改變；我們的血管內，已有人造血替代鮮血。我們必須先進科學的殯儀館，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進血管去，才可以做這時代的大學教授及教師。人的頭腦是一條「軌道」，或「單軌」或「雙軌」（〝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ｍｉ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ｔｒａｃｋ　ｍｉｎｄ〞）。上帝是一個「重心」。只有一塊錢仍是一塊錢，除非它是九毛九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