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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對:柏楊訪談錄

作者: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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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輯 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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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

張笠:為什麼不能形成組織?
張笠:不知大陸有沒有反對運動?
柏楊:經濟發展而文化跟不上的社會,隨時都會崩潰。我們的社會忽然暴富,大家都有錢,而且不曉得錢從那裡來?沒有把錢用在再生產,或用在文化活動上,而全浪費在色情和暴力上,經濟繁榮就會很快過去。好比股票的狂飆,六合彩的氾濫,大家都去賭了,誰來生產?沒有生產,就不能使我們的科技提升。只好全靠運氣,原來大家都勤奮,現在大家都不勤奮了,立國之道在那裡?這是很可怕的現象。羅馬帝國衰亡的時候,大家追求享樂而不追求建設,過一天算一天;在窮困的社會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富裕的社會,就是黃燈,經濟的成長如果沒有文化輔佐,不能把人民素質提高的話,我們不過是一群穿花戴綠的動物而已。
柏楊:您剛才已把問題解答出來,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戰敗。戰勝了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戰敗就是這樣子。
張笠:報紙上報導毛澤東的銅像從北大拆走了,有沒有這回事?
張笠: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定,台灣割給日本。日本為了統治台灣,在條約中規定台灣人國籍的選擇方式,變賣產業回到中國或在台灣登記做外僑等等。生存在台灣本土的人,一百年來似乎都面臨國家認同的困惑。因為戰爭造成人倫乖離的現象,你認為造成乖離的癥結在那裡?有沒hetubook.com.com有辦法打破這種乖離的狀況?
柏楊:假如作家對社會不存有愛心的話,文學作品就不過是一篇空話。作家應與社會息息相關,即使在形式上看起來無關,但它的精神應該與社會結合。譬如愛心、同情心、抗暴精神……這些都能夠透過文學作品表達。
柏楊:應該有這個責任,如果作家不提供,靠誰提供?假使作家像普通暴發戶一樣,也腐蝕社會,社會腐蝕得將更快更爛。
柏楊:這個認同問題……哎,除了「武力」,還有「時間」,時間可以培養出認同感。無論是多麼強大的國家或多麼衰弱的國家,比較起來,個人都非常脆弱。當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自己沒辦法來抵抗。從歷史觀點來看,人生大多時間處於無可奈何之境,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掙扎、爭取。
柏楊:我想沒有什麼態度問題,不想生根也得生根,這是現實,也是感情。當初閩南人、客家人來台灣,難道一開始就想在這裡過幾輩子嗎?難道不想發幾個財回家嗎?環境所迫,身不由己,只好在這裡生根。我是第二次大戰後的移民,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很高興由「河南人」變成「台灣人」。我已有了孫兒,我很高興聽孫兒們吹他們的祖父移民台灣的故事。
柏楊:我覺得應該挺身而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人類才有的道德勇氣。無論壓力多麼大,有聲音比沒有聲音好,有聲音可能改變和-圖-書現實,假使沒有聲音,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什麼。
柏楊:當然有反對運動。現在整個大陸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人民都在抨擊政府,問題是這個反對力量還沒有形成組織,三五年內,也不可能形成組織。
劇變的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傳統的遊戲規則一一被破除,民眾的聲音在街頭激盪,政治的革新令人目不暇給。對應於社會的激變,敏銳的寫作者有什麼感應和衝擊?本報特別製作一系列的〈走過八〇年代〉專輯,訪問多位創作者,談談他們在逐漸開放的八〇年代社會中的特殊經驗和感動,以及對九〇年代的期望。
張笠:您最近回大陸探親,就您觀察,大陸人民關心什麼?
⊙文載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台北《自立晚報》。
柏楊:只關心自己的生活。因為那個地方太大,關心自己就夠負擔,就夠焦頭爛額的了。很多事情都在他們視界之外,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社會問題、生活問題、陞遷、加薪、升學、出國、住屋分配、怎麼多賺錢等等問題。
柏楊:我不知道,如果拆走,也沒什麼稀奇,因為大家對毛澤東有一種很大的被騙的感覺,包括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當然他們處於一種非常微妙的困境——他們目前還不能完全否定他,官方文件無法完全把他取消。形式上的領袖地位,恐怕還要維持一個階段,不過可以斷言,大陸上毛澤東的像最後終是要被全部徹底摧毀。
張笠:最近有作家提倡後現代主義。在歐美特別是工藝上有所謂後現代主義,引進到台灣來,但在台灣的現實基礎上,文化狀況與整個經濟發展並不很平均,民眾的生活基礎還沒達到後工業的狀態,在文化上來提倡後現代主義,您對這種現象有何看法?和_圖_書

張笠:大陸的文宣、報章雜誌是不是非常普及?
張笠:做為一個作家,有沒有提供社會大眾優質文化的責任?怎麼去提供?
柏楊:所謂蛛絲馬跡倒是有,到處一片怨恨、一片批評,跟當初我們台灣雷震時代一樣。大陸人民談話可能口無忌憚,但不可能寫成文章,因為報紙、雜誌都是官方的。人民只有呻|吟的自由,沒有吶喊的自由。共產黨社會看起來很鬆散,實際上組織很嚴密。
柏楊:台灣十年來變遷太大了!不僅在台灣島是空前的,就是全中國、全亞洲來講也是空前的。第一政治上的變化,中國從來沒有過民主政治,現在,民主政治在台灣開始實現。雖然離西方標準還早得很,但我覺得很滿意,它終於邁出了腳步。不怕慢,就怕站;如果站,五千年還是一樣。第二是經濟的繁榮、物質的豐富,也是五千年沒有的。中國歷史上的所謂豐年,不過是家家有酒喝而已,從沒有像現在這麼豐富過。問題是,硬體的變化大,高樓大廈、汽車、火車、飛機、馬路建設,都很進步,但是軟體的東西進步非常慢,一直不能適應時代。每一個m.hetubook.com.com人成了暴發戶,不過是野蠻人穿上漂亮的衣服而已,一舉一動不像是文明人,不像是有文化的人。中國文化一直停留在吃的階段。現在更要吃,除了吃以外,不曉得怎麼用錢。錢多以後沒有把它轉變成文化力量,卻轉變成腐蝕社會的破壞力量。工廠、商行賺錢必須再投資,錢才有意義。不投資,把錢拿走,工廠就要垮。在文化層面也是一樣,經濟繁榮的收入不能投資到文化事業,社會就要枯乾。
張笠:是不是一有蛛絲馬跡就會被制止?
張笠:談一談您的文學觀或文化觀吧!
張笠: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戰後嘗到苦果,戰時他們的作家或文化人,雖然無法挽回大局,但總也出來講過話。您覺得作家面臨這種情形時需不需要挺身發言?
張笠:最後請教您,民主政治如果真的在台灣實現了,戰後來台的同胞,您想他們將會以什麼生活態度生根,或者——
柏楊:有權勢的人必須小心謹慎的使用他的權勢,任何權勢都有極限,即令是大獨裁者或山窩裡的土匪。使用權勢,好像把一個巨大的石頭從山上踢下來,他有能力下腳,但石頭既經滾動,他就沒有能力收回,包括踢石頭的權勢頭目,他也收不回,如果他輕易下腳,他就逃不脫懲罰。
柏楊:提倡就提倡嘛,提倡什麼主義都沒有關係!本來,主義或學派都是圖書館裡或書桌上的東西,對一個創作者而言,誰管什麼主義?hetubook.com.com中國人習慣接受外國的各種主義,我想不過是突出自己的學問很大而已,對社會有影響嗎?對作家有影響嗎?我認為沒有。後現代是什麼,我也不知道,照樣在寫作。我認為:作家不必去管什麼主義,而只應管自己寫作!
張笠:照這樣講,人的命運看來很悲觀;消弭國家認同的困惑,難道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張笠:您是說因為戰敗產生這個問題……
張笠:請您陳述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和展望?
⊙訪問者張笠先生。
柏楊:因為那個社會結構不允許政治民主,不允許反對黨出現。
柏楊:比起台灣當然不夠普及。但問題不是普及不普及,而是所有媒體都在官方之手,再普及再增加設備都是一樣。
張笠:台灣經濟發展快速,但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好像有落差,如何趕上或提升?
柏楊:是的。假如說沒有戰敗,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好比法國,戰敗了就把阿爾薩斯、洛林兩省割給德國,戰勝了再把它要回來。二次世界大戰最初德國勝利了,再把它拿回去,後來法國勝利,再把它拿回來。這是整個國家的決鬥,失敗者充滿了無奈。
張笠:人結合成社會,脆弱的個體跟體制對決,在這個既定的基礎上,是不是可以給有權勢的人一些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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