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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蘇聯第三國際指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其根本的主張是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在本質上，是與日本右翼反共的軍國主義，站在不共戴天的地位。何況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要保衛蘇聯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問題上，採取與蘇聯絕對一致的立場。所以中國共產黨從頭到尾，都是「主張抗日」，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卻又有極大的差異——抗日成爲中國共產黨生存與發展的最佳手段與工具。國共兩黨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國團結抗日的形和-圖-書象，但是國共兩黨仍然各自留有對付對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時，仍然有著相互鬥爭的地方，也分散了實力。

所以蘇聯的共黨政權，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動的對中國示好，列寧居然慷慨的表示，要考慮歸還帝俄時代對中國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動撤消帝俄時代，對中國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蘇聯一方面在當時中國分裂的勢力之中，尋找利益代理人，曾經支持過西北軍的馮玉祥，也設法與廣州的國民政府建立關係，更重要的是，蘇聯一方而也決定全力輔導成立中國共產黨，以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革命」。ｍ•ｈetｕｂｏｏｋ.com.coｍ和圖書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於上海（這一年正是蘇聯正式併呑外蒙古，準備建立傀儡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正式的黨員只有五十三人，參與開會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蘇聯的第三國際共黨代表馬林（Maring）主控會議，推舉陳獨秀爲總書記。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所主要關心的議題，是如何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與蘇聯共黨共創一個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之社會，而非從復興中華和_圖_書民族與其歷史之觀點，進行建設富強之中國的歷史大業。

但是蘇聯共黨政權，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若要生存發展，最佳的戰略佈署，就是設法讓中國與印度赤化。以這兩國土廣民眾的國家，做爲顚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最佳橋頭堡，列寧的名言：『從莫斯科經北京、加爾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這個戰略的生動說明。何況蘇聯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繼承了帝俄侵略中國的大東北與大西北的基業，建立了西伯利亞的戰略空間，更想進一步的控制中國的蒙古、和*圖*書新疆與東北。蘇聯共黨當然不會忘記，它與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政府有著不共戴天的歷史仇恨，以及爲爭奪東北亞戰略地位的利益衝突。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在共產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不是中國選擇共產黨，而是共產黨選擇了中國。因爲在蘇聯成爲共產主義國家之時，中國只是一個封閉與落後的農業國家——她根本就沒有工業化的社會結構，也沒有資本家與勞動階級的對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興趣，多數來自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產階級，人數極其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