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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發配」是被當做罪人才如此。徐明旭認定他是因為真實的寫作而遭到迫害，於是斷言「因為文字的緣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來我還是第一人」。且不說這裡面有多少他個人臆想或強化的成分，因為在一九八〇年代，從內地湧入西藏的大學生、藝術家很多，其中有的就與徐在同一個單位和部門工作。難道他們都是因為受到迫害而被發配到西藏的嗎？如果徐是一九五〇年代「反右」期間或「文革」期間進藏，或許如此，他也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在個人歷史上擁有這麼頗具悲壯色彩的一筆，可是，真要是在那樣的年代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恐怕不是單單「發配」你進藏，而且還把你「發配」到一個實質上在西藏各機關單位中具有一定優越性的文化部門去工作吧，試想一想，在把意識形態看得高於一切的文化部門，安插上一個遭到「發配」的異己分子，這似乎不是黨的一貫作風。所以，他若真的是被迫害、被發配，他去的地方應該是青海那些龐大的、秘密的監獄或像阿里、藏北那些無人區，而不是西藏的首府拉薩，更不是擔任一家省級文學刊物的編輯的工作。

如何才能如實地表述西藏呢？或者說，如何才能表述自己？

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中指出：「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於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對立當做互不相容的獨立事物，在它們中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視它們的高度，將它們視為統一體，是同一事物之內的不同側面，從而對它們進行整體的綜觀和分析，才能最終找到避免分裂和搖擺的新思路。從這種高度來看，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和*圖*書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

西藏因其特殊的環境、處境和境遇，使得它似乎與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隔離開來，又因為這種隔離形成了各種特殊的話語，當然不是它自己道出的話語，而是它之外的各方對於它的話語。儘管這些話語彼此矛盾甚至對立，水火不相容，然而作為西藏本身卻無從說起，原因在於它並不在場。它看似在場卻不在場，它是缺席的。或者說，它被巧妙地、意味深長地缺席了。而且是被各方有意無意地共同造成了它的缺席。

《天葬——西藏的命運》中有這樣一段也是我想說的話：「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遊。那裡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裡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朋友，讓我們一起為西藏未來的命運而祈禱。」

「西藏」是一個早已就被界定為如此的概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既然它已經被界定為如此了，它也就只好如此下去了，而作為它自己，又怎麼可能為自己辯解或者說表述呢？有誰會傾聽？又有誰會相信呢？就像那羊的叫喚，它再叫喚也還是羊的叫喚，細弱，無力，在黑暗的深夜有誰會聽見？

那麼，在我內心湧現的，也正是在他們的內心湧現的嗎？我不知道。儘管我們血脈相連，血緣相繫，血統相關，我還是得說我不知道。但我確實聽見，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的全是一句話，那就是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我。你。他。她。甚至微風中也充滿了植物或別的生命的喃喃低語，那正是承諾永遠護佑這塊土地的觀世音菩薩留下的真言。請別說我們眾口一詞，異口同聲，我們有了真言難道還需要喋喋不休的廢話嗎？

顯然，扎西次仁用畢生講述的西藏是我從未見過的西藏，也是我想像不到的西藏，這裡面有著身世的不同，閱歷的不同，更多的是，在歲月的替換當中，個人的命運浮沉早已注定，無法與更大的力量抗衡。但經歷了這麼多，即使仍有許多疑慮，老人還是說了這麼一句話：「西藏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抽象的詞語；那是一個地方——我的家。」這句話讓我淚流滿面。真的，我很難過，很心酸，因為我體味到了一種同樣的感情。我也希望能夠寫出這樣一本有意義的書，可如果要讓我以我的一生或半生去做代價，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勇氣。

在經歷了與今天西藏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歲月之後，扎西次仁深情地說：「西藏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抽象的詞語；那是一個地方——我的家。」所以無論如何，關於「西藏」的真實話語應該由西藏人自己來表達。必須要由西藏人自己來表述西藏。問題在於堅持什麼樣的立場，而這至關重要。並不因為你是西藏人，你就擁有真實和準確地表述西藏的權利。你是一個西藏人，這個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時有了一種可靠，但你若不是一個具有獨立品格和懷疑和-圖-書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樣是依附於某種觀念甚至意識形態的。那麼，你表述還不如不表述！

對於我來說，我寫下的文字是我內心湧現的文字，我只是我內心的記錄者，我聽從內心的召喚。當心被打動，被感動，被悸動，被驚動，被震動，被撼動……我知道，記錄的時候到了。而在西藏，我的心常常處在這樣的狀態當中。有時候，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沒有人生也沒有人死，也許只是自己沒有看見而已，因為在無數瞬間當中一個短短的瞬間裡，哪裡看得見許多！可是，就在這個瞬間，你卻突然看見了那樣的光芒！恰恰就是那終日照耀著這塊土地的光芒，在這個再平常不過的時刻，讓你看見了——那光芒，是格外的、美麗的、催人神傷的光芒！

就像扎西次仁迄今依然揮之不去的疑惑：「……為誰？為什麼？現在，我有時會自問：我所想要幫助的是西藏嗎？誰代表西藏？達賴喇嘛？那些過著流亡生涯的舊日權貴？當他們討論重要大事時就讓像我這種人等在門後！在西藏的比較進步的知識份子，或是那些流亡到印度、美國，和歐洲去的？西藏是我在德州奧斯丁遇見的那個藏籍圖書館員嗎？他甚至於怕和我交談，因為他認為我是共產黨！西藏是在長武監獄審問我的那個軍人嗎？他要顯得比中國人更中國化！或者是那些在古確的村民？當我要為他們建立學校的時候，他們立刻就懷疑我的意圖。要不然，就是那個當我已被判為政治犯時還信任我的那個勇敢的婦人？她就在我急需一個工作的時候，給了我一個職務。我年歲愈大，愈難找到簡明的答案。」

實際上，徐明旭幾乎每一次都要強調這一經歷，目的在於https://www.hetubook.com.com以這樣的經歷來賦予自己所謂「反潮流」的姿態去表述西藏的權威，以告訴那些沒有這種經歷的人們——尤其是研究者們，因為他的這樣與眾不同的經歷，所以他所說的、他所認為的、他所定義的西藏才是最真實的，才是最瞭解的，才是最深入、最體察、最洞悉，而別人都是或基本上是虛假的。所以為了給自己的說法賦予合理性，他就得反覆地、不厭其煩地、祥林嫂似的重複他的被迫害、被發配，以及常年在藏工作的經歷，正所謂「妖魔化」自己的在藏經歷。

比如所謂的藏學中心之類機構的表述，奇怪的是在這些機構中的研究人員身上，儘管他們大多來自於所研究的這個民族本身，然而在他們那裡，民族或者民族中的某個群體（比如某個村莊）似乎只是為其所用的工具。有一位宗教學者，已經著述過數本關於宗教研究的著作，但他本人極少去他筆下出現過多次的寺院，更不用說接觸僧侶了。

薩義德在他完成於一九七七年的學術巨著《東方學》裡，在扉頁上首先引用了著名的馬克思的一句話：「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接著引用了一位不算著名的英國作家的一句話：「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

薩義德說：「書寫埃及、敘利亞或土耳其，恰如在這些地方旅行一樣，其實質是在一個政治意志、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的王國之中漫遊。」

昨晚看一本書直到天亮。書名是《西藏是我家——一個西藏人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西藏》，作者是已經七十二歲的扎西次仁。老人的身世之傳奇、苦難，簡直是濃縮了西藏當代那複雜難言的五十年。他出生於後藏的普通農家，曾經是達賴和*圖*書喇嘛樂隊的一位樂手，一九五七年求學印度，後來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學習，一九六四年決意放棄在美國的新生活，回到西藏被分在咸陽西藏民院學習，「文革」時候作為紅衛兵接受毛澤東的萬人接見，接著被當做「間諜」下了大牢，直至一九七八年才獲得自由。以後回到西藏，編撰《英藏漢對照詞典》一書，並開始自籌資金辦學校，以自己的力量在日喀則一帶辦了六十五所學校（包括一所職業學校），資助貧困兒童求學數萬人。他對舊西藏的反感和對新西藏的希望一樣強烈，一樣無奈，都毫無保留地傾注在他對西藏的深深的熱愛之中。正如他總結的：「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西藏的民族主義者，也是愛國者，但是，現在我明白了這些名詞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定義。我自己的觀念也因受歷史的無情壓力而柔和下來了。我堅決地反對回返到古遠的那種像舊式的西藏神權封建社會，但我也不認為改變和現代化的代價必須是失去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在眾多的西藏問題專家當中，曾在西藏工作數年而今棲居美國的徐明旭，對西藏問題的表述總是以他「發配」進藏這一悲劇性的開場白，來暗示他的寫作立場既客觀又準確，從而表明他在西藏問題上持所謂「反潮流」的姿態具有表述西藏的權威性。他如此反覆地「妖魔化」他的在藏經歷已經成了一個「私人神話」，其目的在於「妖魔化」他已十多年不再去過的西藏。事實上他對西藏問題尤其是今天西藏問題的研究，更多的只是一種純屬文本的聯繫，以及在他自己所營造的一個虛擬的西藏空間中的聯繫，可想而知這裡面可能會有多少真實的成分。換句話說，他的研究以及研究結論只能說明他越發狹窄的想像、越發僵化的總結、越發武斷的觀點而已，儘管他們試圖使其著作成為寬容客觀的學術研究，但實際上卻事與願違，幾乎成了對其物件的一種惡意誹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