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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四時期，世紀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了，我常引用一篇陳獨秀的文章，以為佐證，題目就叫做《一九一六年》，全文開端的幾句話如下：

這種樂觀的論調，可以說代表了五四「新青年」那一代知識份子的心態。時當民國五年，正是萬事一新的時候，所以對時間的看法也是新的，認為是直線前進的，而現代文明和歷史發展的節奏，也「愈演愈疾」——快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年陳獨秀可以「昂首自負」，聲勢奪人，然而到了世紀末，我們發現這「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並沒有帶來全面進步的結果，世紀初知識份子的驕傲和樂觀，令我不敢苟同，甚至覺得慚愧，所以只能俯首反思，匆匆寫下這篇短文。

每次經過銅鑼灣時代廣場見到「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螢光幕，我和-圖-書都會膽戰心驚，熒光幕上閃出「尙有××天」的數字，更令我有大限已到的感覺，好像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這麼幾天了，應該趕快打點收拾未了的事，以便從容對待世紀終結日。

所以就我看來，時代廣場熒幕上所標示的日子，不應作還有若干天就可進入二十一世紀來解釋，而只能看做二十世紀馬上就要終結的提示，真是有點時不我與，連我也要計算時間了。

其實，我認為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關鍵問題就是時間，而西方的時間觀念如何被中國接受，進而導致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一個值得仔細研究的問題。世紀（century）和「htｔｐs://wｗｗ.ｈｅｔｕbｏoｋ.ｃｏm•cｏｍ千年」都是西方時間觀念的一部份，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本無太大意義，特別是前者，在晚清以前，從來沒有中國人提過。然而，到了光緒年間，「十九世紀」這個名詞有人用了，甚至有一本西方歷史書：The 19 Century： A History（原著者是Robert Mackenzie），經由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節譯，以《泰西近百年大事紀》為題（並未譯出「十九世紀」這個名詞）在一八九四年的《萬國公報》上連載，次年又以《泰西史攬要》為名，由廣學會出版單行本，影響至大。梁啓超讚道此書：「述近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見鄒和_圖_書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102-103頁）

對我來說，千禧年毫無意義，不知「禧」從何來，而英文Millennium這個詞源出基督教，意指耶穌即將再世以拯救受苦受難的世人的時刻，所以也無邁向將來的喜意。至於二十一世紀何時開始，至今尚未定論，有人說是公元二〇〇〇年的一月一日開始算起，也有人說須要等到二〇〇一年才開始。對我而言，何時「開始」也毫無意義，我最關心的反而是何時終結。所以，我打算討論的就是一個終結的問題——The sense of an ending。

於是，西方的現代歷史和時間觀念逐漸滲入中國知識份子的腦中；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二氏流亡日本，對於天朝典章制度開始感到失望，於和_圖_書是刻意求變。一八九九年底，梁啓超由日本啟程到夏威夷遊歷，在太平洋途中，風浪大作，也引起他的澎湃思潮，遂在這本日記《行漫錄》序言中寫道：「余鄉人也，九歲後始遊他縣，十七歲後始他省，了無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會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顛簸、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不得不為世界人焉。」他自己既然立志為世界人，所以毅然決定採用西曆，在日記的第一天標明時間是「西曆十二月十九日，中曆十一月十七日」，正是十九世紀最後的那幾天。然而當時的中國城市——包括上海——並沒有任何顯明的標誌，「邁向二十世紀，僅有十二天」。

梁啟超甘冒「不愛國」的風險使用西曆，主要是求其方便，他說中國已經與世界交流，應該使htｔps://ｗwｗ.heｔｕbook.ｃｏｍ•ｃｏm用世界公用的東西，其後他還提到麥哲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貢獻，以此自比，把自己想像的空間推廣到全世界。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開始逐漸改變，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後，公佈使用西曆，當時有不少人反對，所以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幾本新曆法的書，以敎國人。

任重道遠之青年諸君乎，諸君所生之時代，為何等時代乎，乃二十世紀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變動，即進化，月異而歲不同，人類光明之歷史愈演愈疾……而現代二十世紀之文明，其進境如何，今方萌動，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於斯世者，必昂首自負為二十世紀之人，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人類文明之進化，新陳代謝， 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時時相續，時時變易，二十世紀之第十六年之人又當萬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