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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與天真

作者:李歐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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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的臆想——我的「書房」

「象牙塔」内的臆想
——我的「書房」

我這個小小的讀書世界,是我生活中最充實的一部份,我不覺得苦,反而覺得其樂無窮。這種感覺,只有魯迅的一首舊詩中最後的兩句可以印證:
躲進小樓成一統
管他冬夏與春秋。

我的書房是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五樓的一角,原是為了敎授「避静」用的研究室(不受學生干擾,沒有電話),可是我特別喜歡它。記得申請的時候,我只提出一個條件:書房一定要有一個窗子,否則我會窒息,精神上像坐監牢一樣,沒有自由,我是寫不出東西來的。學校本來分給我一個圖書館地下層的研究室,面積相當大,但是沒有窗戶,我拒絕接受,又等了幾個月,終於等到了五樓角上的這間書房。
至於「黃金屋」,我只好開玩笑地向一位來訪的朋友說:我在芝大有一個「閣樓」(Penthouse,此字語意雙關,常看這本同名的雜誌的人——如老友劉紹銘——自知其味無窮),而且這個閣樓也是金屋,裡面燕瘦環肥藏了不少「嬌」,如不相信,可以進來看看我書架上的《唐傳奇》,和明《三言》,或是那本《語言與慾望》(這本書的內容和作者,都是「其美無比」)。
所以,我認為「寒窗苦讀」這一個說法,對我完全不能適用,而對「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老話,我卻悟出一套新解:雖然我在書中找不到紅顏知己(其實也不盡然,我的確愛上了不少文學中的「紅顏」,而且也靠了「書房若比鄰」的因緣,交上了一個怪知己——費心生敎授),卻發現了不少「言如玉」——所謂「字字珠璣」,實在有其道理,因為語言文字就是人的心智和文化的精華,因此,「言如玉」就是好書,我熱愛書就好像熱愛「紅顏」一樣。
我在芝大圖書館的斗室裡唸了一年書,並不感到寂寞無聊,反而https://m.hetubook.com.com覺得內心的生活充實了很多。妙的是:我非但不認為自己和人生隔絕,而且更進一步的瞭解了人生,在這個小小的斗室中,我體會到宇宙之大和人類文明的光輝,當然,在學術上(特別是在文學理論上)我也對某些難解的問題得到了一點心得。
其實,我個人的心態是不足為奇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從古到今都喜歡讀書。傳統的文人雅士,把自己的書房或居室美其名曰「××齋」、「××樓」或「××亭」,都是一種「象牙塔」式的作風,把自己讀書的世界和庸庸眾生的塵世分開——至少在自己的意識中,是有高下取捨的。為讀書而讀書的風氣,到了清朝的乾嘉時代發展到了極致,一反明末的玄風,專重考證之學:在經史子集內的語言文字本身求得眞正的意義,也可以說把學術研究放在最高的境界。
我倒眞成了一個典型的「學院派」「象牙塔」裡的人物。
就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的說法,「象牙塔」是一個壞字眼,是指「為藝術而藝術」、與人生無關的文學態度,是與社會寫實或批判現實的精神背道而馳的。甚至魯迅自己,也反對象牙塔,他在一篇文章中半諷刺的說:文學家逃到象牙塔去,沒有人送麵包,還是生活不下去會出來的,他譯了一個日本人寫的書,就叫做《衝出象牙塔》。

——原載台北《聯合報》副刊

從文學的「實踐」而言,三十年代以來,口號文學、工具文學汗牛充棟,但是有思想性的偉大作品,卻是少之又少,也許是中國作家太「感時憂國」了,一切以改革社會為重,把文學作品作為行動規章或政治教條,這種現象,其實也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變形。中外文學史上功利小說比比皆是,梁啟超和*圖*書的《新中國未來記》就是其一,它的目的是要勸讀者相信立憲共和的可行,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也寫過一本類似的政治理想小說,名叫《應該怎麼辦?》也是為了指導讀者做革命行動的,但這些書的價值是短暫的,事過境遷之後,就被讀者忘卻了。而相較之下,《戰爭與和平》和《卡拉瑪佐夫兄弟》仍然是不朽之作,因為車氏的《應該怎麼辦?》只提出了一個政治行動的理想方式,而沒有像托翁和杜翁一樣,在小說中接觸到人性的真諦和人生的複雜性。梁啟超的政治小說,也是純「實踐」的作品,而相較之下,魯迅的小說就深厚多了,雖然魯迅自稱寫小說的目的也在針砭時弊、改革社會,但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論其缺點如何,我認為魯迅小說的價值仍然可以永存的,因為他經過深思之後,在作品中探討了中國的人性,和中國民族性中的陰暗面。魯迅讀了那麼多古書,畢竟還是「有用」的:否則他寫不出那麼深刻的小說來。
除了這間小金屋之外,我還有一個大金屋——芝大的遠東圖書館——而且就在我的斗室的背後。所以我常常自誇道:我這「書房」的藏書,恐怕要比所有的朋友的藏書多數十倍,總有四五十萬冊左右。我二十年前初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就在這個圖書館打工,在錢存訓先生指導監督之下,擔任搬書和包裝後的書面上加寫書名和編號的工作。最近我偶然看到一本包裝後的舊書,書沿有兩行歪歪斜斜的字體,原來就是我當年的「傑作」,不禁把玩再三,所以也因而「愛屋及烏」,對這個圖書館發生了感情,於是乾脆視為己有,無事時就跑到館內干涉內政,甚至「勒令」館長買我所喜歡的書,有時候也偷幾張公用信封信紙,回到斗室去寫信,好在新任館長鄭先生視若無睹,任我自由出入,於是我更得寸進尺,遠地朋友來時,我一律把他們帶到我的大客廳——遠東圖書館的閱覽室,使得館內雞犬不寧,館員們和*圖*書也無可奈何。
我不自私,這個無窮的寶藏,願與所有的朋友和讀者共享。不過,如果各位駕臨舍下,正逢我在「金屋」中和「嬌妻」之一溫存之際,則請千萬不要打擾。
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確是有距離的,但二者之間仍然息息相關,「知行合一」之說,中國也是自古有之。但在這個現實的社會,人們往往太重實踐,不重認知,事實上中國自清末以降,就有這個趨勢,創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其實體用是分不開的。目前大陸上的「四化」運動,也是以「實踐檢驗眞理」爲口號。中國近代的政治家和大部份知識份子,似乎都太講求實效,但往往效果適得其反,沒有理論基礎的實踐,無論在科學或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
其實,這是對西方「象牙塔」的定義的曲解。「象牙塔」這個字眼,本來源自後期浪漫主義,而和象徵主義和現代主義分不開的,象牙塔內是藝術的境界,和塔外的現實世界截然為二,就現代主義的說法,就是因為現實太庸俗了,所以藝術家才要創造出一個更「眞實」的藝術世界,來反抗它,這也是一種藝術上的革命,由此才產生以藝術或文學本身的「世界」為依歸的說法。
編者逼稿,我不知所措,應該寫些什麼好呢?想來想去,想到自己目前生活的焦點——書,於是也只好湊湊過了時的熱鬧(「聯副」早在幾個月前就會刊出了這一類的一系列文章),談談我的書房。
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經世致用」之說,所以,中國知識份子還有另外一個「入世」和「入仕」的傳統,讀書和現世息息相關,讀書的目的除了修身齊家之外還要治國平天下,即使知識份子不想「入仕」,也必須對社會現實有所承擔。到了近代,由於內憂外患的交迫,更把這一個入世的傳統演變成一個「感時憂國」的精神。
(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
這兩種傳統,我認為都是可取的,也不應該互相矛和_圖_書盾,但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的衝擊,往往使得後者凌駕前者,於是實踐重於認知,讀書不如行動重要,這種趨勢推到極致,就成了一種無形的「反知傳統」: 盲目熱狂的行動代替了遠的思考。
記得我開門進去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書架,書架旁邊就是一個落地長窗,把窗簾捲起,芝大的中古式樓房,一覽無遺,特別是洛克斐勒教堂的鐘樓和學生活動中心的高塔,一後一前,聳然而立,不論芝加哥氣候如何壞(芝城是有名的風城,以氣候變幻莫測聞名全美),這些看來古老的建築物,似乎永遠那麼寧靜、那麼超然,我常常癡望窗外,臆想纍纍。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文學理論的書,本來艱澀難懂的句子,竟然豁然貫通了。於是我一句句的讀下去,腦海裡時而映現窗外的鐘樓和高塔,又不禁感受到不少芝大學術上的游魂——當年在芝大烜赫一時而今已作古的名學者——在樓畔徘徊,於是我又好像得到一點激勵似的,繼續讀下去。一直到夕陽西下,腹飢難熬的時候,才想到該吃晚飯了,於是才悵然關了燈,搭電梯直下「人間」,出了圖書館的大門,又進入塵世。有時候看書看得興起,乾脆省了晚飯,到樓下買一塊洋餅、一杯咖啡,提神之後,回到斗室再讀下去。
我畢竟是一個讀書人,書獃子,不會賺錢,也不會「行動」。
當然,這些論點都是我個人在象牙塔內的臆語。
有時候我在研究上遇到了問題,找書不得其門,就找好友馬泰來,他也在圖書館工作,是有名的活「百科全書」,文史方面的資料如數家珍,於是在他指點迷津之後,我就往往會到書庫裡流連忘返,站累了就坐在地上,抬眼望去,頭上一層層、一架架的書,在燈光下閃閃發光,就好像金庫裡無數條金磚擺在那裡一樣,任我選取,我更覺得飄飄然了,真是富甲天下。在這個大金屋裡,我的藏嬌更是無數。
然而,讀書和行動、理論和實踐、出世和入世——這兩者之間是否絕然對立?或毫無關係?
如果把這個和_圖_書觀點引伸到文學批評理論上來,則目前西方的各派學說,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無不以「書本內的世界」為詮釋的最終指標,把「讀書」(reading)這一個認知和藝術的「行為」視作理論的原型和根據,不論作者和讀者,最後都要進入這個書本內的語言世界,而局外的世界——如社會背景、作者家世、作品如何生產和消費——都和文學分析無關,所以,結構主義、讀者反應說,甚至現象學派,基本上都是「象牙塔」式的,都是以「書本」(text)為中心的,然後再推出或「耍出」其他的招數或創出其他的世界來。
我的書房最小——只有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個打字枱、一排書架,疲倦的時候想睡在地上,可惜幾公尺平方的斗室竟然容不下我這個不到六尺之軀。然而,這小小斗室就是我的世界。
不過,我無意在象牙塔中創造新的藝術或文藝理論,只不過想多讀幾本書而已,而且,我的目的是「為讀書而讀書」,把讀書作為一個求知的過程,不談有用或無用。這當然又是一個大逆不道的說法。在美國教育界,目前幾乎是功利掛帥,賺錢第一,也就是說,讀書的目的是謀一技之長,將來可以「有用」,至少可以謀生。這個看法本來無可厚非,可是一般大學生太過短視,不論自己是否有興趣,一窩風去學電腦、法律或商科,人文科學被視為「無用」。我在印第安那大學時有幾個學生,就禁不住「有用」的誘惑,棄文學而從商學,而且還是聽從系中某敎授的「忠告」。我在失望之餘,突然感到「象牙塔」的可貴,美國學府中,只剩下少數的大學仍然支持「象牙塔」式的純學術研究,芝大是其一,我再三考慮之後,還是決定冒着「風」險,轉到這個「象牙塔」來,在這裡我可以不必憂慮自己研究的東西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吸引學生。芝大的作風有點像「養士」——把一大堆「怪人」請來,聽其自由硏究。我很幸運,竟然又可享受在美國教育界也認為是「奢侈」的行為——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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