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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廣播電視（還可以加上電影）並沒有自由投稿人的空間，電視劇的製作是一個一個TEAM WORK，如果你喜歡寫劇本，想在電視界、電影界有表現，你得打入以導演或製作人為主的TEAM，在高度的默契下與之合作，共存共榮。這是一種特殊的生態，向内凝聚，向外排斥。劇本的出路狹窄，自由投稿多半如石沉大海，如果劇本寫得實在好，其中的創意將立時被妙手剽取，「他留下糖，拿走了甜。」（詩人鄭愁予的譬喻。）那時廣播圈有位權威人士，好劇本到了他的手裡，他用黃山谷的「奪胎法」自撰一劇，搶先播出，然後再採用來稿，圈內人戲稱為「劇本初夜權」。聽衆不知就裡，還以為別人都在模仿他，於是赫然有大師之名。不過原投稿人到底也賺了錢，露了臉，主其事者算是很有良心了。

八十年代之初，記不清是那一年，我在紐約唐人街突然與D相遇。他苦相畢露，臉上皺紋如芭蕉扇面，門牙因牙周病拔去，使我想起「打落門牙和血吞」。我倆數年未通音問，見他丰采盡失，這一驚非同小可。

D說，他有親人在大陸故鄉，一別三十年。現在中國大陸對流亡台灣的各省人士不咎既往，歡迎探親，他趕快辦了退役。那時台灣剛剛開放觀光護照，此種護照的效期只有一年，除去半年的「預留效期」，只剩半年。美國簽證效期照例低於護照的效期，只給三個月。D就拿著這樣一本護照闖進美國，「來了再說，不計後果」。他要回大陸老家掃墓祭祖，照拂家人教育子孫。那時台灣尚未開放到大陸探親，由台灣去大陸最近的路是經過美國。

死並不可怕，那致死的痛苦才可怕。D死於安樂，羨慕者大有人在。老D那三十年的手藝，想必也積了一些功德。《聖經》上說，一座城市裡只要有十個義人，上帝就會照顧那城。老D作手藝的那個城一定不止有十個義人，其中必定有幾個義人，是D種下的善因、結出的善果。紐約舞會上最後一秒，還有他賢良俊秀的兒女和孫子，就是老天給他的報償吧？

七十年代，台灣有了三家商業電視，為了搶奪有限的廣告資源，彼此展開激烈的競爭。三台天天作違規比賽：劇中人本來不准帶刀，你怎麼帶刀？好，我也hetｕboｏｋ.ｃｏm•ｃoｍ帶刀，而且要高你一招，把刀拔|出|來。你怎麼拔刀？好，我也拔刀，而且插|進一個人的肚子裡。好，我乾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再來個特寫，拍刀尖滴血……就這樣，監督管制的機構一步一步後退，一步一步後退。

整個七十年代，商業掛帥的台灣流年偷換，意識形態也偷換。人們覺今是而昨非，認為一切抽象名詞都是假大空，物質滿足感官享樂才值得追求。論者說，電視強化了擴大了商業文化的發揚，使黨文化衰落消亡。大智大勇的電視業對付睜眼閉眼的官署，得寸進尺的製作人對付得過且過的承辦人，家家男女老幼晝夜洗腦觸及靈魂。人們回到初民和孩童的時代，信奉個人主義，不為他人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實踐現實主義，不為將來的利益犧牲今天的利益。觀衆的結構好比一座金字塔，境界越低人數越多，電視鎖定金字塔的底層揣摩逢迎，創造最高的收視率，最高的收視率才有最多的廣告。大家力爭下游，分期分級下墜。原來墮落也和上進一樣有層次等級，要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來。損失的何止是黨文化！

這時，他說，宿願已了，最後的塵緣是寫三部長篇。當然很好，他本是作家。這些年在異域闖蕩，多少觀察多少體驗，足使別的作家垂涎。現在，還有誰管他寫什麼？還有誰告訴他應該怎樣寫？台灣三十年，他最盼望的不就是寫作自由嗎？必須寫，才順乎天理，合乎人情。

我和這位D先生在五十年代就認識，那時我們都年輕，都在台灣。他是軍中的文官，那時海峽隔斷了戰火，台灣的軍人有閒暇讀書寫作，出現了多位軍中作家。D喜愛編劇，常有廣播劇發表。六十年代台灣創辦電視，到七十年代有三家電視台並立，他也寫電視劇本，經常在編審和製作部門行走，是個自由的投稿人。

一切循序漸進的辦法都已來不及。但他畢竟是資深作家，訓練有素，只要能「忽然」覺悟，還可以迎頭趕上。我想，如果他能接受宗教，我的意思是基督教或佛教，或許可以出現轉機。

殯儀館裡，瞻仰遺容，唁勞遺屬之後，我想起「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文學加給他的苦役，時代對他的戲m.hetubook.com.com弄，從此結束了。他的小說並未寫完。其實所有的作家都是齋志以歿，他想寫的還未寫出，已寫成的（自己覺得）都不夠好。

為人倫親情奮不顧身，D並非孤例。在他之前，已有千千萬萬人從台灣經香港「偷跑」，臨行前夕長夜痛飲，與長官同事慷慨道別，「就算回去給他們殺了，或者回來給你們殺了，我也要走這一趟。」據說那時大陸各地縣市公安對政策還不熟悉，突如其來的浪子稍稍引起驚擾，幹部言詞冷淡而神情戒備，遊子白天有人跟踪，夜間睡在旅館裡不准關門，但依然可以來去自由，然後不久就出現了「熱情接待」和「沿途協助」。一傳十，十傳百，多少人聞風繼起，台灣三十年清掃射界，真空包裝，一朝百竅生風，切斷了的神經和血管次第接通。

D是忠厚人，「盡己之謂忠」，從裡到外全獻上了，沒有偷偷的另留一份家當，另立一副人格。別人換面具的時候，他還是原來那張臉。他沒學會在俯首帖耳的時候心懷異貳，另有祕密的構想，以備不時之需。他也沒料到，他奉行的規律誡命如此被人踐踏，那頒佈規律的手卻去獎勵那踐踏的腳。理還亂，剪得斷，索性不去管，我行我素，不停的寫，就像時鐘不停的走。

那時，D不免也吃些暗虧，但他若無其事，從不張揚，劇作家到底比詩人能順應社會規律。他寫作勤苦，算是多產作家，作品的傷亡率和折舊率雖大，還是可以頻頻上榜。有些火紅的編劇人忙不過來，就找他捉刀，稿費兩人均分。在他看來，賺錢事小，急人之急事大，所以總是欣然應命，合作愉快。想那時台灣也有人剋扣稿費，也有盜印，也有版稅一欠十年，不了了之。作品被人拿去公開廣播，或悄悄拍成電影，算是抬舉了你。作家完成作品以後，他的權益通過一層一層濾網，最後一家老小張著大口在網底下啜其餘瀝。進入七十年代，這些小毛病不知怎麼都消失了，D也從不說一句「苦盡甘來」。現在想想，他是個有智慧的人，知道人居劣勢何以自處。仿老子句法，這是「知其失，守其得」，「知其暗，守其明」。他後來在美國奮鬥，用的也是這套哲學。

終於，有一天，我正在耐著性子讀老D的手稿，許先生來了www.hetubook.com.com電話，他說D去世了！怎麼突然就走了，沒有預告，沒有過場，沒有檢查治療，沒有住院轉院，沒有「戲言身後事」，沒有鮮花和禱告。許先生說，D喜歡跳舞，跳著、跳著，忽然倒地不起，這是善終，沒有痛苦。

我想，當初在台灣這麼個小島上成立三家商業電視，也許是一項錯誤。批准這規劃的人一定不知道商業競爭的摧毀力。利慾驅人萬火牛，拚起來那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偏偏是，在新開發地區，守規矩難以賺大錢，要走邪門兒才可以；清心難以賺大錢，要放縱物慾才可以；推己及人難以賺大錢，要損人利己才可以。分寸在那裡？彼岸又在那裡？我們都茫然迷失，D卻仍然不憂不懼，一直寫他的劇本。

台北三十年，D在圈內裡是把手，在圈外籍籍無名。他的劇本當時合乎需要，排得上檔期，然而色即是空。當年台北對戲劇管得最緊，因為劇場有組織群眾之功，對電視也不敢輕心大意，因為電視深入家庭。那時小心到什麼程度？如果有一場戲，一個少女一個少男共處一室，這場戲的最後一個鏡頭，一定要讓觀眾看見其中一人（少男或少女）離開房間，才可以CUT，戲才可以轉入下一場。為什麼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青少年觀衆可能得到暗示，以為劇中兩人公然在一間房子裡過夜。試想，經過這般漂白手法處理過的戲，還能有多少戲味？編劇還有多少素材可用？D等於用「六百字英語」寫文章，居然也文從字順，有章有節。這一套訓練成就了他，也毀壞了他。時代總是這樣：不斷的成就人，又不斷的毀了他所成就的人。

他說，他已損失了太多的時間。今天，文學的訃聞漫天飛，在他身上，文學的種籽還活得這樣頑強。我替他想過，要彌補以前損失的時間，得先拆掉他腦子裡的「鐘錶發條」，再也不要一提筆就重複以前的一二三。我想，怎麼能替他換幾根手指，重新排列文字。怎麼能替他換一副眼角膜，重新攝取世相。他怎麼能換一組味蕾，重新品味人情。他的頭腦肝腸得產生一種能力，詮釋人生經驗，發現萬事萬物之間的生剋抑揚。

我是在傳教嗎？不是，真正的信徒呵斥我「使用」宗教而不信仰宗教。依我的想法，一hｅtubｏｏk.cｏm•cｏｍ個作家如老D，若是知道有什麼訣竅、什麼工具可以改進他的文章，他必定不肯放過，就像武師知道練功的祕笈，商人知道賺錢的門路。為了文學藝術，晉人服藥，唐人飲酒，宋人坐禪，明清人和妓|女談戀愛，現代人抽大麻……。信個教試試有何不可？老D不然，他對宗教全不動心！他根本不聽，根本不看，根本不想，他只是寫、寫、寫，漏船多載，走的是熟路。辦綠卡，他知道「往往是最後一把鑰匙打開了門鎖」，寫小說，他寧願一條路走到天黑。

宗教是一種突然射進來的亮光。是源源不絕的熱情。是一種變化更新的能力。也是詮釋人生的新角度。宗教尤其能幫助作家正視罪惡，描述罪惡，進而昇華罪惡。「樓上晴天碧四垂，樓下芳草接天涯」，要信了教再寫，「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要信了教再讀。「我為失去了鞋子而哭泣，直到我遇見一個沒有腳的人。」沒有宗教情操，不過是慶幸自己比下有餘，有宗教情操，那就是全心同情別人的腳而忘了自己的鞋。

許振強先生在《僑報》副刊有一篇文章，談他在紐約和一位D先生的交往，引發我許多聯想。

文字或者還是末節。看D新寫的小說，我分明記起他在台灣三十年的手藝。他已養成了牢固的習慣，在構思中把人生簡化、平面化。人物性情善良，行為合理，爭執輕微，和解容易，一如他的社教劇，沒有激烈的互動，也就不能累積緊張的局面或飽滿的情趣，也就沒有所謂最高潮。

由編劇到寫小說，只在一轉念間，小說是用散文敘述出來的戲劇。讀D的新著我受到打擊，他的散文粗糙，比台北時期退步。作家是患「文字過敏症」的人，這毛病應該是終身痼疾，D卻不藥而癒了。十年為移民奮鬥，這十年，美國是他的勞改營，看來不僅是他的手磨起一層厚繭，還有更要緊的部位。美國沒有絕人之路，咳，卻有許多毀滅中國作家的魔障。

由逾限居留到永久居留，過程艱辛。老D一不怕苦，二不怕難，百折千迴，眼前總是有路。老D三十年編劇，反覆申說有志竟成，為堅苦卓絕作演義，表揚那為信念以生以死的，他在創作中必定也教育了自己。他說話中氣不足，接物恂恂如不及，但你永不知道一個人有多少潛力多大韌性。hetubook.com.com美國人自誇「美國沒有絕人之路」，十年後我們法拉盛再見，他已肌肉放鬆，笑吟吟看陽光，但是他也有了心臟病。

在電視台，編劇的職責是實現製作人的意圖，發揮演員的專長，滿足觀眾的趣味，並不是展示個人的藝術抱負。我曾有一篇長文析論其事，小說家姜貴看到那篇文章，他對我說，如此這般「編劇」根本不能叫編劇，只能稱之為「文字」，與燈光道具服裝並列。編劇家宋項如曾說，編電視劇乃是一門手藝，八十年代，作家阿城出現江湖，他說寫小說是他的手藝。我想，小說「不必」是手藝，電視劇卻「必須」是手藝，這就是D的創作環境。

台灣仍有自北伐以來世代相沿的政治節目，名稱改為「社教」（社會教育）。廣播電視界在這方面仍然列有工作的指標。這一類節目教忠導孝，說仁講義，觀衆聽眾若有若無。這種「冰箱戲」演員怕演，導演怕導，編劇也怕寫，但終需有人寫、有人演。每逢製作社教戲他們就想到D，「人棄我取」，D也從不推辭。D仍有機會編造他的「子孝臣忠萬事妥」。沃野千里，任別人去遍植奇花異卉，D仍然守著他那三尺乾凈土，用心培植那長不大也死不了的忘憂草。

他肯寫，也能寫，長篇一出手就是三十萬字，故事還沒結束。承他不棄，把手稿送給我看，我對他知無不言，但言有未盡。文心相通，點到為止，雄辯無益。現在他已離開這個世界，回想與他煮茶論文，我也許太保守、太世故，也許我應該痛快一些、大膽一些、無情一些。但是，他對我出示手稿時，笑吟吟頗為自信，也許他邀我作「第一個讀者」乃是一種禮貌，一種通告。若是那樣，我已說得太多。人與人「過招」，你很難拿捏多輕多重，多快多慢，很難恰如其份，了無遺憾。

老D決非不識憂患的太平秀才。由抗戰到內戰，到隔著台灣海峽相峙，是中國人痛苦的時代，吞嚥苦酒，老D不比別人少一杯。人離鄉賤，孔雀開屏難得一見，走過中年人戰場的中心，老年人地獄的邊緣，人間醜陋，D不比別人少看一眼。但D的小說決不表現這一類內容，他把這些抽出來，蓋到地毯下面，而地毯用吸塵器打掃乾淨。這已是他的本能，他的自動傾向，莫之至而至。他的小說不沉重，太輕，不可忍受的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