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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柯克分子對俗世、神聖兩域，其實都投以極大關注。他們對神的思慕，因混沌、殘酷的現實世界而得到平衡。所以他們的祈禱與實踐，自然也就趨向極端、痛苦。他們的使命，就是要將整個生命——包括那最污穢、陳腐、乖張的一面，都覆蓋於神聖之下。然而虔敬派固能在這項任務裡感受到喜樂及新希望，集團成員的恍惚出神狀態，卻往往充滿憤怒與仇恨。他們皆為現代之子。神聖境界已更加遙遠，他們必須加倍努力，來超越這今已無所不在的逼人的俗世現實。集團的活躍分子藉企圖從阿拉伯外人手中奪下土地，來克服他們在以色列世俗國度裡的疏離感。他們以將自己連根拔起、逸出以色列國界、並殖民在失落已久的土地上，來安頓自己的思緒。這「回歸」以色列地的動作，正是為恢復那較當前來得根本、不惑的價值與心智狀態。

這種對世俗空間的咄咄進逼，可以看作是他們欲重構伊斯蘭，並將之嵌入一個西化世界的粗野嘗試。彌尼亞大學內的伊斯蘭分子，拒絕接受西方文明之普世擴張，並試著重塑其版圖。將世俗空間轉化成清真寺，就像穿著伊斯蘭服飾，都是在反叛全然世俗化的生活方式。近百年來，埃及人就和發展中世界裡的其他民眾一樣，都被認為沒能力創造歷史，遑論以自己的方式來建構一個現代社會。但如今，伊斯蘭分子卻能讓某些事情成真，雖然其規模尚不足觀。他們是在抗議西方觀點的宰制，並要掙脫邊緣位置，讓其觀點重回中心舞台。一如民權、族群運動或女性主義與環境保護運動，這類穆斯林學生組織，也是在力主恢復他們認為已遭現代工業社會壓抑的認同、價值與議題，並在西方同質劃一的全球社會模式席捲下，強調地方上的獨特差異與活力。此外它也像其他後現代運動，是個象徵性的去殖民化動作，也是嘗試破除西方中心化，並展現人類的其他可能性。隨著沙達特進一步向西方靠攏並與以色列和解（這以色列可是伊斯蘭分子眼中，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分身），其政權和伊斯蘭分子的決裂乃幾不可免。彌尼亞大學的學生們變得更加暴力，他們破壞教堂，攻擊不|穿伊斯蘭服飾的其他學生，並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佔據市政府建築物整整一週。當警方關閉了他們的一座清真寺後，學生們更索性在一座重要橋樑的路中央進行星期五的社區禱告，造成交通癱瘓。緊接著他們又控制城市大學（University City）及其學生宿舍，並挾持三十名基督徒學生為人質。兩天之後，千名部隊即到來敉平了這場暴動。

當卡特在新年前夕，亦值伊斯蘭曆神聖一月期間往訪國王以示支持時，他就算再怎麼努力，也難免要被伊朗人視為惡棍了。在接下來的動盪一年裡，美國竟成了眾人眼中，導致伊朗精神、經濟與政治諸問題的終極根源。街頭上的塗鴉將卡特比作亞濟德，至於國王，則是化身為亞濟德當年派去屠殺胡笙一夥的將軍什米爾（Shimr）。而在某個系列的街頭繪畫中，何梅尼甚至還被描繪成摩西，國王是埃及法老，而卡特則是法老／國王崇拜的偶像。眾皆認為是美國帶壞了國王，而如今已愈來愈有什葉派光芒的何梅尼，則是成了替代當前邪惡獨裁政權的伊斯蘭選擇。

沙達特至一九七七年為止，都一直支持校園伊斯蘭黨的發展，但彌尼亞大學事件卻改變了他的想法。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他巡訪上埃及地區，並對彌尼亞及阿斯育兩大學的教職員發表演說，強調政府將不再容忍這類濫用宗教的行為。該年六月，埃及學生會聯合總會就被禁止活動，其資產亦遭凍結。惟校園伊斯蘭黨已是根深柢固，哪能就此輕易消失？他們於拉瑪丹齋戒月結束時，同時在埃及各主要城市發起大規模集會。開羅一地就有五萬穆斯林群集在總統起居的阿比丁宮（Abidin Palace）外祈禱，靜默提醒沙達特必須根據神的律法來施行統治。著名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尤蘇夫．卡拉達威（Yusuf al-Qaradawi），則是從波斯灣飛回當地，向群眾發表演說。他提醒當時正熱衷於保存拉姆瑟斯二世（Ramses Ⅱ）木乃伊的沙達特說：

幾個月以來，帶頭反對巴勒維政權的，都是些知識分子、作家、律師與商人。但是在這回對什葉派信仰大張旗鼓的攻擊後，烏立瑪則接過了領導權。大屠殺實在是太震撼了，以致沙里阿特瑪達立都打破他慣常保持的沉默，以最強烈的詞句譴責警方開火。這等於是給全國烏立瑪發出一則信號，一切遂在毫無預籌與安排的情況下推展開來。何梅尼並未從納加夫發出任何戰略命令，但自報紙上的那篇文章出現以來，他就一直是這場起義背後的煽動者兼鼓舞者。鬥爭聚焦於昆姆大屠殺四十天後，為死難學生舉行的悼念儀式上。這類儀式會演變成反政治的示威活動，結果引來警方鎮壓，又造成傷亡。然後四十天後，群眾又會發起新一輪集會，來悼念這批新喪的殉道者。革命就這樣不斷取得無法遏止的動力。而在兩場示威間的四十天空隔期，領導人則有機會到處演說，群眾也會在指定時刻來臨時，清楚知道應該到哪集合，根本就無需精心策畫或宣傳。

大衛營協定不僅讓比金遭遇國內宗教分子的反彈，其談判對手沙達特，同樣面對埃及穆斯林的反對聲浪。沙達特的和平倡議，讓他在西方大受歡迎、敬仰，但是在國內，和平方案雖也受到社會各領域歡迎，埃及人對他們的總統，卻更加感到好惡雜陳。納瑟領導下的埃及，雖在六日戰爭中一塌糊塗，但他本人還是極受許多民眾愛戴。反觀沙達特，卻從未能激起同樣的情感。他一向被視為政壇上的小角色，而一九七一年剛掌權時，還必須先扳倒一個企圖推翻他的宮廷政變。不過一九七三年相對成功的贖罪日一戰，卻大大提高了沙達特的正當性。在證明自己的軍事能力並且恢復阿拉伯人的自信後，他乃得以帶領民眾邁入和平進程，並相信這既對埃及有利，亦有助於修補埃及與西方的關係。

這批校園伊斯蘭黨也曾發行過寥寥幾本書籍和小冊，惟一九八〇年依薩姆．丁．阿利安（Isam al-Din al-Aryan）在《召喚》發表的一篇文章，可說即概括了他們的主要想法。固卜無疑是他們的激勵者；他們相信埃及人該抖落長期宰制這個國家的西方與蘇聯意識形態了，埃及人該回歸伊斯蘭。埃及實際上仍掌握在不信者之手，所以除非能在宗教上大覺醒，否則甭談真正的獨立。他們並不自限於觀念上的討論，而是將伊斯蘭意識形態創意地、實際地應用到生活環境當中。一九七三年，學生們開始在各主要的大學裡設立夏令營。他們在此研習《古蘭經》、共同做夜禱，並聆聽有關伊斯蘭黃金時代、穆罕默德生平及四位正統哈里發的講道。夏令營白天還有體育活動和自衛術課程。學生們在這幾個禮拜時間裡，都是於完全伊斯蘭式的環境裡生活、思考並玩樂。就某個意義來說，這也算是種短暫「遷徙」（hijrah），亦即從主流社會遷徙至一個他們得以依《古蘭經》模式過活、並能自我感受到其衝擊的世界。他們有機會體會到活在一個真正倡導經文的環境裡，究竟是怎麼回事。夏令營讓他們初嚐伊斯蘭烏托邦的滋味，並與沙達特政權下不道地的穆斯林生活，形成尖銳對比。營裡的宣教師和講者都會論及現代化實驗所帶來的痛苦失望，它在歐美兩地或能漂亮運作，但是在埃及，卻只為富人帶來好處。

美國人在伊朗革命期間及之後，當聽到自己的國家被人形容成撒旦般邪惡時都震驚不已。即便是留意到一九五三年中情局推動政變後，許多伊朗人都對美國咬牙切齒的識者，也不免對這惡魔形象反感。他們覺得，美國的政策縱有諸般不是，畢竟不該被譴責到這種地步。它使一般人更加確信，伊朗革命分子都是些狂熱、歇斯底里兼心理失衡的傢伙。但西方人其實大多誤解了「大撒旦」的意涵。撒旦在基督教世界裡是個權勢薰天的魔鬼，但在伊斯蘭世界裡，他卻是個溫順得多的角色。《古蘭經》甚至暗示說，因為神的無敵慈悲，撒旦將會在末日時得到寬恕。那些將美國喚作「大撒旦」的伊朗人，其實並非在說美國窮兇極惡，而是另有較精確的意涵。在什葉派的通俗信仰裡，撒旦這誘惑者，乃是個頗滑稽的傢伙，長久以來都沒辦法體會那「不可見」世界的精神價值。譬如在某一則故事裡，他曾向神投訴人類享受到的特別恩典，但神卻以一些不怎麼樣的贈品輕易將他打發。撒旦並不喜歡與眾先知相處，反而頗愛和算命者混作堆，他的清真寺就是市集，他在公共澡堂裡最感自在，還有他追尋的是酒和女人而不是神。事實上，他只是個無可救藥的瑣屑人物：永遠被困在外在（zahir）的表象世界中，而沒辦法看出有關存在的更深層與重要面向。所以對許多伊朗人來說，美國這大撒旦，就是個「大庸俗者」。那些酒吧、賭場和中了「西毒」的德黑蘭北區瀰漫著的世俗氛圍，都代表著美國精神，而這種精神，似乎刻意忽略了為吾人生命提供意義的隱密（batin）現實。此外，美國這撒旦還誘使國王偏離伊斯蘭的真正價值，淪落至膚淺的世俗生活。

部分基本教義派人士在一九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期，就開始修正了前千禧年主義的悲觀論調。他們認為整個世界固然劫數難逃，基督徒卻還是有責任將福音傳遞世界，並盡可能地讓更多人領受得到。基督徒若奮起行動，那美國就能在「狂喜」境界來臨前，暫得解脫。「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一九八〇年時，佛威爾在其「老時代的福音」節目裡如此問道：

聯合黨政府在選後，就開始對佔領區展開大規模移殖。以色列土地委員會（Israel Lands Commission）新首長夏隆（Ariel Sharon），就宣示要在二十年內，移殖一百萬猶太人至西岸。到了一九八一年中期，聯合黨政府已在佔領區砸下四億美元，共建成住有約一萬八千五百人的二十處墾殖區。而至一九八四年八月時，政府正式開辦的墾殖區更已達一百一十三處，包括六座頗具規模的市鎮，且全都座落於西岸。阿拉伯人因被這四萬六千名好戰的猶太墾殖民圍繞，不免擔驚受怕，遂有人訴諸於暴力。這無疑是信仰者集團最能發揮的政治環境，因其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九七八年，拉法爾．伊丹讓西岸的每一處墾殖區自己負責防務，而軍方也釋出數以百計正在各單位服役的墾殖民，讓他們回去捍衛自己的社區，並巡察周遭道路及原野。這些人獲軍方提供大量的精密武器與裝備。一九七九年三月，政府又在西岸設置了五個地方議會，賦其以徵稅、提供服務及僱用工人之權。集團成員如今雖只佔西岸墾殖民的兩成，卻通常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已成實質上的國家官員，但早期的對抗歲月，卻使集團在與政府親善之餘，始終對它抱持懷疑。所以聯合黨執政後，集團成員即成立「阿瑪納」（Armana，即「盟約」之意）和「耶沙議會」（Moetzet Yesha），以追求其墾殖區某種程度的自立。前者組織並統一墾殖區活動，後者則做為各墾殖區的共同議會。

舒克利對整個埃及社會的擯斥或許極端，但卻非完全無稽。沙達特治下的埃及縱使蓋了很多清真寺，但國家財富既為少數菁英所把持，普羅大眾則在無望的窮困中憔悴度日，那自然沒什麼「伊斯蘭」可言。穆斯林會成員往城市裡最絕望社區遷居的動作，也昭示著無數埃及年輕人的苦況——既感在國內無立足之地，更被排擠出本國之外。穆斯林會的公社，是由舒克利派往波斯灣國家工作的年輕人（一如其他的埃及青年）來維持。該會很多人都曾受過大學教育，但舒克利卻宣示說，所有世俗教育都是在浪費時間；穆斯林需要的，就唯有《古蘭經》。這當然是又一類極端立場，但倒也不是全無道理。一九七〇年代時，很多埃及人所接受的教育，的確對他們全無用處。此不僅就教學與學習方法大體不佳而言，因為就算修完大學學位，還是沒辦法確保一份像樣的工作：一個替外國家庭服務的女傭，都可能比大學裡的助理教授賺得還多。

無論如何，巴勒維政權在一九七七年初，多少鬆動了它對社會的壓制，似乎開始屈從於民眾壓力。卡特已經在一年前當選美國總統，而他所致力的人權運動，外加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中對伊朗法院及監獄情況的苛評，或許都使國王對社會的普遍不滿，做出了些許讓步。真正的改變其實極少，但當局放寬出版檢查後，市場上隨即出現大量揭露社會各界挫折感的作品。學生們對政府插手大學運作甚感憤怒；農民則是對農產品入口提出抗議，因這進一步惡化了鄉區的貧困現況；商人對通貨膨脹及貪腐現象憂心仲忡；而伊朗的律師們，亦對最高法院之地位遭到貶抑群起抗議。但即便如此，當時卻仍未冒出革命的呼聲。伊朗烏立瑪大多還是追隨沙里阿特瑪達立的領導，維持傳統的沉默作風。所以一九七七年時，對政府批判最力的，其實是伊朗作家而非教士。從十月十日起至十九日，就有約六十位伊朗重要詩人與作家齊眾德黑蘭的哥德學院（Goethe Institute），向數以千計的成人與學生朗讀他們的作品。而儘管作品對巴勒維政權充滿敵意，秘密警察倒也沒再去干擾這類詩文朗讀集會。看來伊朗政府已學著去容忍和平抗議活動。

決定穿著伊斯蘭服飾，不必然意味著女人就要回到前現代的卑順地位。一九八二年在埃及進行的某項調查就顯示，雖然披罩紗的女人普遍上較偏愛西服者來得保守，但這當中仍有甚高比例的人，對兩性議題抱持進步觀點：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披罩紗女人，認為女人的教育重要（相較於不披罩紗者的百分之九十三）；此外也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披罩紗女人，認為可接受女人外出工作，而打算在畢業後工作的，也有百分之七十七（相較於不披罩紗者的百分之九十五和八十五）。兩個群體在其他領域的差異較大，但還是有過半數的披罩紗女人（百分之五十三），認為男女應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義務，而女人也應能擔任國家的最高階職務（百分之六十三）。另外披罩紗的女人中，雖只有百分之三十八認為男女應於婚姻中保持平等地位，但話說回來，不披罩紗者在這方面的認同比例，亦不過百分之六十六而已。同樣有趣的是，贊成伊斯蘭法應做為埃及律法的比例，在披罩紗者（百分之六十七）和不披罩紗者（百分之五十二點七）兩個群體當中，竟都超過了半數。

與此同時，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伊朗國王飛往美國與卡特總統晤談。但他訪美期間，美國各大學的伊朗留學生卻每天大舉湧入華盛頓，在白宮外頭高喊反國王口號。卡特在一場正式晚宴上發表動人演說，談到美伊兩國特殊關係的重要性，將伊朗稱作「在世界動亂一隅裡的安定之島」。十二月三十一日，卡特甚至中斷他的印度之旅，飛訪德黑蘭，再度表達他對巴勒維政權的熱烈支持。反正直到最後一刻，卡特仍持續表達他對伊朗國王的信心。卡特的德黑蘭之行，恰逢伊斯蘭曆的神聖一月，亦即克爾巴拉悲劇在人人腦海裡最清晰浮現之際；而這一年，人人也都在想著何梅尼：國王剛禁止民眾為穆斯達法舉辦傳統的悼念儀式，而這類儀式通常會在逝者死後四十天舉行。所以在這巧合的關鍵點上，當卡特為支持巴勒維政權特地造訪德黑蘭時，他恰恰扮演了眾人眼中的「大撒旦」角色。

然而加列廣場發生大屠殺後，國王縱有大撒旦撐腰，也是無力回天了。石油工人如今也出來罷工，以致到十月底時，石油產量就已掉到先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八。而近年來已頗為沉寂的各個游擊隊團體，亦重新開始攻擊軍方領導人及政府部長。十一月四日，學生們拉倒了豎立在德黑蘭大學各大門的國王雕像；十一月五日，市集休市，學m.ｈetｕｂoｏk•ｃｏm•ｃｏm生們也開始攻擊英國大使館、美國各航空公司辦事處、戲院及烈酒專賣店。而這一回，伊朗軍隊竟只袖手旁觀、不加干涉。

伊斯蘭法的確像所有前現代律法一樣，將女人貶抑至次要的低下地位。但誠如蕾拉．阿哈默德（Leila Ahmed）在《伊斯蘭的女人與性別》（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中所言，這些披罩紗的女人，不過是像昔日許多穆斯林改革者一樣，企圖回歸《古蘭經》與聖行昭示下的「道地伊斯蘭」，而非愛智哈爾大學的中世紀法學。她們相信「道地伊斯蘭」所傳揚的，是包含女人在內的眾生平等與正義。不過蕾拉．阿哈默德也同意說，她們若被父權領導層收編就會變得脆弱，而她也提到伊斯蘭政權掌權時，通常即會導致女人地位的惡化。當權者於事態發展不太對勁時，往往藉加強男人對女人的控制，輕易鎮壓下初期的不滿。儘管如此，穿上伊斯蘭服飾，還是不必然意味著女人對父權的順從。土耳其學者妮魯發．戈爾（Nilufar Gole）就論說披罩紗的女人，往往反而好戰、直言無諱且受過良好教育。在基本教義派人士發動的新攻勢中，很多披罩紗的女人都扮演了積極甚至英勇的角色。

許多心懷不滿的伊朗人，遂轉向以種種方式來回應這場危機的烏立瑪。在昆姆，當時最資深的「穆茲達希德」沙里阿特瑪達立，雖亦急於看到一九〇六年憲法的恢復，卻反對與巴勒維政權作任何政治對抗。至於曾要求巴勒維政權嚴格奉行憲法及抗議其過分行徑而多次入獄的塔立卡尼，則是與俗眾改革者如巴札甘（Mehdi Bazargan）和巴尼．薩德（Abolhassan Bani Sadr）等人合作。這些俗眾改革者雖追求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卻排斥教士統治。塔立卡尼並不認為教士應在政府內部扮演任何特別角色；他肯定並不同意何梅尼「法學家政府」的觀點。無論如何，何梅尼還是代表著堅毅不屈地反抗巴勒維政權的一個象徵。一九七五年六月，菲希亞經學堂的學生們為紀念何梅尼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在該校被捕，而發起一場示威。結果警方侵入學校建築、發射催淚彈，還將一名學生從屋頂拋下致死。緊接著政府關閉該校，遂使其寂靜、空蕩的庭院，成了國王壓制任何抗議私語及反對宗教的強有力象徵。於是在一般民眾想像中，國王已越來越像胡笙教主的謀害者——信仰之敵亞濟德，當然更是他們如今已視為教主的何梅尼之敵。

以上諸事，都是在伊朗革命風起雲湧的背景下發生。當沙達特為了與西方靠得更近，而自豪地和伊朗國王稱兄道弟時，埃及的伊斯蘭好戰分子卻為伊朗革命者已經推翻國王的報導，深感與有榮焉。一九七八至七九年的伊朗革命，無疑是道分水嶺。它激勵了全球許多長久以來，早就感到其宗教備受攻擊的穆斯林。何梅尼的勝利顯示，伊斯蘭並未注定毀滅；它仍足以抗衡強大的世俗力量，並且贏得勝利。同時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卻讓很多西方人滿懷恐怖、沮喪之情。野蠻之風，似已凌駕了啟蒙思潮。對許多堅定的世俗主義者來說，何梅尼與伊朗，從此將做為所有宗教上的錯誤——甚至邪惡——之典型，而這主要是因為革命暴露了伊朗大眾對於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仇恨。

於是政治亦成崇拜之舉。猶太人在赴會堂禮拜前，必須先行一種儀式性的沐浴（mikveh）。同樣地，集團的拉比們如今也宣示：「在我們投身政治的污濁前，也應以儀式性的沐浴淨身，就像是在探究《摩西五經》的秘密般。」這番話，足以讓我們窺見集團信仰核心處的雙面性質——政治就和《摩西五經》一樣神聖，但誠如老柯克早就指出的，它也是一灘濁水。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柯克分子往往就將歷史事件的衝擊，理解成老柯克所偏愛的「光的爆破」（burst of light）意象，但他們也敏銳地察覺到政治頓挫與滯礙的黑暗一面。以色列的勝利，固然被譽為偉大奇蹟，但一般卻也公認該歸功於現代科技與軍事專技。

舒克利早在一九六五年時，就曾因派發兄弟會的傳單而遭納瑟政權逮捕下獄，當時他不過二十三歲。因著如此瑣細罪行，他竟在納瑟的集中營裡蹲了六年。這期間他閱讀毛杜迪與固卜的著作，並像許多年輕的兄弟會成員般，深為他們的觀念所吸引。極端派穆斯林身在牢獄時，就已嚴格奉行著固卜所要求的隔離。他們自外於其他囚徒及老一輩較溫和的兄弟會成員，宣示這些人為矇昧之徒。不過極端分子當中，也有人決定先隱瞞自己的想法。固卜曾相信其先鋒人員會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準備就緒，開展對矇昧社會的「吉哈德」。首先，他們必須經歷穆罕默德計畫的前三個階段，在精神上充實自己。所以牢裡頭某些年輕的極端分子，遂同意他們正處於「虛弱」狀態，尚不足以挑戰邪惡的現政權。眼下他們將持續在矇昧時代裡過正常生活，直到時機成熟。惟舒克利所屬的狂熱團體，卻提倡「徹底隔離」——任何沒加入其流派的人，就是不信者，真正的信仰者也就沒必要理會他們。這些人會拒絕與其他牢友交談，甚至時有毆鬥發生。

沙達特表面上的確對宗教不薄。他需要創造一個有別於納瑟政權的認同。自穆罕默德．阿里時代以降，埃及人就已一再嘗試要進入現代世界，並探尋身在其中的適當位置。他們曾模仿西方、採行西方的政策與意識形態、為獨立奮戰，並試著依現代歐洲之發展路向改革自己的文化。但這些努力無一成功。很多埃及人遂和伊朗人一樣，感覺到該是「回歸自我」的時候了，並要建立一套現代而獨特的伊斯蘭認同。沙達特倒很樂於利用這個趨向。他試著讓伊斯蘭變成西方模式下，那種堅定從屬於國家的民間信仰。納瑟曾迫害活躍的伊斯蘭團體，沙達特卻擺出解放者的姿態。他在一九七一至七五年間，逐漸釋放了那些已在牢獄和集中營裡衰老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此外他也放鬆了納瑟為控制宗教團體而定下的嚴格法律，允許他們聚會、講道並出版刊物。穆斯林兄弟會雖不獲准重建為功能完備的政治團體，但其成員如今卻可以講道，並創辦自己的刊物——《召喚》（al-Dawah）。清真寺越蓋越多，電視、電台裡的伊斯蘭節目時段也增加。沙達特亦刻意討好伊斯蘭學生團體，鼓勵他們從社會主義者和納瑟追隨者手中，奪過校園的控制權。納瑟曾嘗試壓制宗教，到頭來卻發現這強制性的政策，反而會招來反效果。它導致了固卜所倡導的更極端宗教流派興起。如今沙達特則是選擇與宗教親善，並納為己用。但這最終亦將證明是個悲劇性的誤判。

集團成立後不久，這些人就整理出一份勾勒其宗旨的立場文件。信仰者集團將不會成為競逐國會議席的政黨，而是做為壓力團體，努力促成「猶太人應徹底實踐復國主義願景的大覺醒，並意識到這願景源自以色列的猶太傳統，而其宗旨，則是追求以色列與整個世界的全面救贖」。早期的復國主義者根本就棄宗教於不顧，但信仰者集團卻堅持將運動植根於猶太教的土壤。集團的世俗成員會將「救贖」一詞，作較為寬鬆與政治意涵的詮釋；而懷抱哲維．耶乎達總體性觀點的宗教活躍分子，則是深信彌賽亞的救贖已經開始，除非猶太人能在整片以色列土地上安頓下來，世界的其他各處，亦將無法奢望和平。

壓制與強迫手段一如既往，只會帶來反效果。伊斯蘭學生如今加倍努力，將校園轉變成伊斯蘭據點；他們加緊攻擊戲院、劇場、基督徒和那些不披罩紗的女人，也開始在大學外散播言論。眼下他們已是公然向沙達特政權及其世俗化風尚開戰。於是政府解散了這類校園伊斯蘭黨，而其成員，不少即轉投身於從事更暴力吉哈德的新興秘密組織。

穆斯林會若繼續保持低調，沙達特政權也就由得它去。但一九七七年時，舒克利卻開始轉趨高調。緣因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時，敵對的伊斯蘭團體誘走了穆斯林會的部分成員，這在舒克利看來，就是罪該一死的背教者，其弟子遂對這些人發動連串突襲，導致該會十四人因企圖謀殺被捕。舒克利立即奮起攻防。他在一九七七的前半年裡，為尋求弟子獲釋而運動奔走，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並試著利用電台及電視台廣播。但在這些和平手段都失敗後，舒克利即訴諸暴力。七月七日，他綁架了曾寫過一本小冊抨擊穆斯林會為異端的穆罕默德．達哈比。緊接著翌日，舒克利又在三家埃及報章和其他某些穆斯林國家，以及紐約、巴黎、倫敦等地發表一份公報。他要求立即釋放其弟子，堅持媒體要為它們對穆斯林會所做的負面報導公開道歉，並請求設置一個委員會，以調查沙達特政權下的法律體系和情報部門。沙達特當然不會允許他人對其秘密警察品頭論足：舒克利顯然並不瞭解他要反抗的這個國家體制的本質。當達哈比的屍體於數天後被發現，舒克利及其數百門生都遭到了逮捕。經一場快速的審訊後，他和穆斯林會的另五名領導者，全遭處決。報刊方面因為這流派擯斥現狀及非難性的意識形態，而將之稱為「逐出教門與遷徒」一派（Takfir wal Hijrah）。它和許許多多基本教義派神學一樣，都源自憤怒與被邊緣化的體驗，但舒克利的故事卻提醒我們，恐怕不能將這類運動一概簡單地斥為瘋狂行徑。舒克利雖思慮失衡並犯下悲劇性的錯誤，畢竟建構出了反映沙達特新埃及黑暗一面的對立文化，而這個新埃及，卻廣受西方熱烈喝釆。舒克利的對立文化，以一種扭曲、誇大的形式勾勒出埃及的生活實況，並表達了許多不再對本國有歸屬感的年輕人的離異感受。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伊朗，似乎一片欣欣向榮。白色革命所帶動的新興工商業，讓美國投資者和伊朗菁英都賺了大錢。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根本就不像革命者後來所宣稱的間諜中心，反更像是讓美國有錢佬和伊朗富人互相接觸的中介中心。然而這再一次只會讓菁英受惠。國家變得富裕，人民卻變得更加貧窮。上層社會恣意揮霍，而小資產階級和都市裡的窮人卻面對腐化與剝削。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間石油價格飆漲後，伊朗更是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除巨富之外，所有人都難再有什麼投資機會。失業大軍高達一百萬人，許多小商人亦因外國商品的流入垮掉，而到了一九七七年，通貨膨脹甚至也開始影響到富人。在這種不滿、絕望的氛圍下，兩個主要的游擊隊組織開始活躍，暗殺美國軍事人員與顧問。伊朗人對美國僑民甚為憤恨，因他們似乎從這災難性的紊亂中獲利。而巴勒維政權在這些年裡，也變得較以往更加的暴虐、專制。

除全國性政治外，基督教右派於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也在地方層級取得某些重大勝利。譬如一九七四年時，西維吉尼亞州卡納瓦郡（Kanawa County）某基本教義派牧師之妻愛麗絲．摩爾（Alice Moore），就曾發起運動，反對學校教科書裡的「世俗人本主義偏頗」，因其不僅暗示《聖經》是神話、《聖經》的權威亦遭人質疑，還將基督教呈現為偽善的，而無神論述則是聰明的、吸引人的。於是基督徒紛紛將孩子帶離學校，還佈下糾察員，勸阻其他送孩子上學的家長。愛麗絲．摩爾所展現的，正是美國新教徒長久以來不信任專家的傳統。到底誰才應該掌控卡納瓦郡的學校呢？「是住在此地的民眾，還是那些從外地來的、想要告訴我們什麼才是對孩子最好的教育專家、行政者和其他人員？」一九八二年一月，亞利桑那州聖大衛（St. David）的當地基督徒，也成功封殺了高汀（William Golding）、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康拉德（Joseph Conrad）與馬克吐溫諸人的著作，不讓它們在學校裡出現。一九八一年，梅爾及諾瑪．蓋卜勒（Mel and Norma Gabler）也開展一項類似運動，要「將神帶回德州的學校」。他們針對的是當前的「自由主義偏頗」，而這都可以在下述情形裡看到：

然而所有的轉變都難免帶來痛苦。一九七〇年代末埃及校園裡的伊斯蘭黨，正是在協助青年男女清楚表達其挫折與困惑的運動，但卻往往演變成暴力。校園伊斯蘭黨可說是七〇年代埃及最不具攻擊性的伊斯蘭運動，但某些較好戰的領導人為控制校園，卻不惜訴諸於暴烈手段。阿拉伯裔美國人嘎夫尼（Patrick Gaffney），曾對上埃及新設之彌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Minya）內的伊斯蘭黨做過研究。當時該大學內的學生團體仍未發展成形，遂使一小撮伊斯蘭幹部少有對手。他們最早的作為，就是將特定地點設為伊斯蘭區，譬如某個公告欄、自助餐廳裡的某個區段，或草坪上的蔭涼之處。結果至一九七七年時，伊斯蘭分子藉欺侮威嚇對手就已掌握了學生會。他們在文學院與教育學院共用的院區內弄了座清真寺，要學生們在各堂課間前去匯集。他們主導這裡的一切，攤放祈禱用墊，透過擴音器大聲傳送禱告，而蓄鬍子的年輕人則無時無刻不在這裡流連，埋首研習《古蘭經》。

然而在強調務實與世俗的世界裡，想要執行這樣的神話要件，顯然並不可能。比金的話不論說得多麼強硬，或滿口《聖經》之書，他畢竟無意讓「神思」干擾政治「理則」。效率及有效性，打一開始，就是現代精神所追求的境界。絕對性原則到頭來仍須配合實際的政治衡量與政策。比金必須和美國維持良好關係，而美國要的，就是中東和平。

當學生們回到大學生活，就會嘗試在校園裡複製部分這類經驗。他們會替女學生設立小型巴士服務，讓後者得免公共交通上經常遭遇的騷擾。而基於同樣理由，他們也會堅持在講堂內男女分座，並倡導不論男女，都穿著伊斯蘭服飾。那長而遮蔽全身的長袍，對不鼓勵西式約會的傳統社會而言，本就比較實用，何況當時因經濟上的制約搞得結婚不易，性壓抑還是埃及年輕人的一項重要問題。此外校園伊斯蘭黨也在清真寺內安排課業溫習時段，好讓學生遠離吵雜、擁擠的宿舍環境，在那裡安靜讀書。這類作法收效良好。譬如某位女學生初時可能只是為避免尷尬，才穿起傳統服飾或在講堂裡加入男女分座的行列，但與此同時，她卻也會意識到政府並不如校園伊斯蘭黨的幹部們，那樣關心她的福利。又當某位男學生離開亂糟糟的宿舍前往清真寺讀書時，他也彷彿是做了趟象徵性的小「遷徒」，並領略到伊斯蘭環境對他合適得多。很多大學生其實都出身於鄉區的傳統、前現代社會。他們不僅在大學裡對現代經驗感到陌生、無動於衷且困惑，另方面卻又沒辦法在這平庸的教育底下，學到其他的知識工具，以用來批判現政權。如此一來，很多學生自然就發現在這世上，唯伊斯蘭具有意義。

基本教義派人士的攻擊行動，讓很多世俗主義者大吃一驚。他們原以為宗教是永不會再於政治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了，豈料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卻爆發信仰上的好戰風潮。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全世界都驚愕地看著一位不為人知的伊朗阿亞圖拉，推翻了巴勒維政權。伊朗當時可是被視為中東最進步、穩定的國家之一。而當各國政府都在為埃及總統沙達特的和平倡議，及其承認以色列與親西方之種種建議鼓掌喝采時，觀察者卻注意到，埃及年輕人反而轉向了宗教。他們m•ｈeｔｕbｏｏk.com.ｃｏｍ穿起伊斯蘭服飾，寧可不要現代社會的各項自由，很多人還非常積極地試圖控制各大學校園。在美國，佛威爾於一九七九年創立「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團體，呼籲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參政，並挑戰推動「世俗人本主義」議程的各州及聯邦法律。

書寫本書之際，也就是距「道德多數」倡議政治實踐不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還不容易評估其長遠目標的成效。有證據顯示，已經有更多虔誠基督徒出來投票，尤其是在南方，但這類負面競選方式，偶爾也會招來不良後果。譬如一九八六年的馬里蘭中期選舉，當基督教右派的支持者琳達，查維茲（Linda Chavez）稱其自由派對手為共產黨人兼弒嬰的女同性戀者時，或許就因此導致其敗北。此外，基本教義派人士和其他保守分子於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間，因為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與李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關係及隨後之偽證風波而彈劾他的努力，也證明了反而帶來反效果。柯林頓總統必須回答有關其性行為私密問題的景象，以及當中難免浮現的瑣屑政治論述，造成了廣泛的反感，或許因此導致自由派反彈，而解救了柯林頓。

但這一般而言，並不能撫慰虔誠的復國主義者、信仰者集團及以色列右派。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新的「復興黨」（Tehiya party）在哲維．耶乎達拉比祝福下正式成立，以抗拒大衛營協定，並避免領土的進一步割離。虔誠與世俗激進分子，如今就在同一個政黨內攜手合作。一九八一年，柯克分子兼前「發熱的餘燼」成員哈因姆．德拉格曼又創立「傳承黨」（Morasha party），以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的西岸墾殖區。信仰者集團同樣不認為大衛營協定能帶來和平。他們指出shalom（和平）與shlemut（完整性）兩項詞彙間的語源學關連：真正的和平，意味著領土完整及維護以色列一切固有疆域，而這並無妥協餘地。誠如集團的拉比成員以利撒．瓦爾德曼所言，以色列正從事一場關乎全世界命運的伐惡鬥爭：

伊朗的革命，是最早讓全球注意到基本教義派潛在力量的事件，但它卻非頭一個成功冒險打入政治世界的運動。我們前已看到，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後，以色列的柯克分子就已確信，猶太人是在與邪惡力量作戰。贖罪日戰爭就是警訊；救贖已經展開，以色列政府若還執意推行那些會妨礙彌賽亞進程的政策，那他們可就必須採取主動了。而令人多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竟還找得到世俗盟友。後者雖與哲維．耶乎達的觀點並不一致，卻同樣決心保住佔領區內的每一寸土地。像參謀總長拉法爾．伊丹（Rafael Eitan）或核子物理學家兼極端民族主義者攸瓦爾．聶門（Yuval Ne'eman）這類既非柯克分子、又不虔誠守戒的猶太人，都還是願與虔誠的復國主義者合作，力保以色列的佔領地。一九七四年二月，一群拉比、年輕的鷹派世俗分子、柯克分子與其他曾服務於國防軍並親歷過戰役的虔誠復國主義者，遂共同組成了他們所謂的「信仰者集團」（Gush Emunim）。

國王在六、七月間作出部分讓步，承諾進行自由選舉，並恢復多黨政治。示威活動在這段期間，也變得較為沉靜。看來事有轉圜，而西式教育出身的世俗主義者和知識分子（這些人迄今仍未投入悼念遊行，卻只對巴勒維政權作出口頭抗議，聲援示威者），則以為鬥爭已獲成功。然而在八月十九日，亦即巴勒維王朝經一九五三年政變後恢復統治的二十五周年紀念日當天，阿巴丹（Abadan）市內君王戲院（Rex Cinema）的縱火案，又使四百人葬身火海。民眾馬上就將矛頭指向秘密警察，而有一萬名哀悼者出席葬禮，反覆高呼「國王該死！燒了他！」伊朗留學生在華盛頓、洛杉磯與海牙都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迫於壓力，國王乃進一步退讓：他放手讓議會更自由地辯論，不再禁制有秩序的示威活動，關閉部分賭場，並恢復使用伊斯蘭曆法。

這些運動，暴露出基本教義派人士長期被現代文化糾擾的一切顧慮：他們害怕被殖民、害怕專家、害怕不確定性、害怕外來影響、害怕科學與性，此外，它也顯示出基督教新右派以盎格魯─薩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為中心的導向。顯然，在他們看來，美國就必須是白人與新教徒的。「道德多數」裡的基督徒就和猶太及穆斯林活躍分子一樣，都是在為開拓神聖疆土、箝制世俗精神的進略與恢復神的地位而戰。他們的勝利或許還微不足道，但基督教右派卻已經學會如何在政治舞台上施展；他們重新運用了手上的選舉權，並於某個程度上重新聖化了美國政治，讓相對世俗的歐洲諸國，總是感到驚異不已。

宗教力量的突然迸發，似乎令世俗當權者感到既震驚又不可理喻。這些激進的傳統主義者，並不去擁抱任何已獲證實十分有效的現代意識形態，反而老愛引述一些對二十世紀的政治議論來說，十分陌生的經文、古律法及原則。他們的初期成功，頗令人費解——用這樣的方式，哪能治理得了一個現代國家啊？基本教義派人士似乎正忙於復古，且他們所掀動的激|情與支持力量，還構成了一種冒犯。那些滿腦子以為宗教風光不再的美國人、歐洲人，如今不僅得正視古老信仰還能激起群眾效忠熱情的事實，且發現數以百萬獻身其中的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竟然厭惡他們極為自豪的世俗、自由文化。

隨著美國的商業、文化在埃及生根，埃及也開始讓很多本國人感到陌生與西化。此外，他們也漸與沙達特疏離。沙達特和他的太太姬翰（Jihan）過著耀眼的西式生活，常款待國外名人與電影明星，公然喝酒，還奢華地擁有很多壯觀行館。這些行館曾耗費數百萬美元進行翻修，並孤立於民生疾苦之外。前述種種，都與沙達特細心塑造的宗教形象極不調和。根據遜尼派傳統，一位好的穆斯林統治者應與民眾同在，過簡樸生活，並確保社會財富盡可能地公平分配。沙達特既自稱「虔誠的總統」以企圖迎合國內新興的宗教情懷，又愛鼓勵媒體拍下他在清真寺的照片，額上還刻意留下顯著「灰印」以示其每日跪伏祈禱五次，自然難免會讓穆斯林不客氣地拿他的實際行為，來與理想風範作比較。

在新教徒東山再起的這段初期歲月裡，佛威爾與羅伯森倆都已經學到，現代政治離不開妥協。絕對性政策是沒辦法在民主背景下成功的，因為民主背景下的權力競逐需要討價還價，並對對手做出部分讓步。這當然很難與視特定原則為不可侵犯——也就是無談判餘地——的宗教視野相容。在這基本教義派人士不論喜歡與否、都得加入競逐的世俗政治舞台裡，根本就沒什麼必不可妥協的神聖之物。為達致任何程度的成功，佛威爾與羅伯森都必須對他們視為邪魔歪道的敵人做出退讓。這當中難免存在緊張：基本教義派人士發現一旦投入現代政治世界，他們就不僅要與魔鬼共舞，還會被他們原要利用參政來打擊的某些邪惡影響所污。但這不過是他們的棘手難題之一。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裡，基本教義派信徒感覺被迫採取的某些解決之道，竟意味著宗教本身的失敗。

沙達特掌政期間同樣能彰顯問題、但卻較成功與持久的另一類團體，則是當時主導了各大學校園的諸「伊斯蘭黨」。這些學生組織也和舒克利的穆斯林會一樣，自視為固卜的先鋒；但他們卻未激進到從主流社會脫離，而是嘗試在這似已遺忘他們需求的社會裡，自我建構一處伊斯蘭空間。埃及各大學可不像牛津、哈佛或索邦大學，它們都面積廣袤、沒有中心、院所繁多，但設備卻又差得可憐。在一九七〇至七七年間，大學生從約二十萬人激增至五十萬人，結果即導致駭人的過度擁擠。一個座位要由兩三名學生共享，講堂和實驗室則是擁擠到幾乎聽不見講師的聲音，何況麥克風經常還是壞的。講堂裡塞滿人的景況，尤其對女學生造成莫大困擾，她們多來自傳統的生活背景，根本沒辦法容忍和年輕男人在長椅子上擠成一團，而載送學生回那同樣擁擠的宿舍的公車上，情形亦復如此。學習要靠死記硬背，而若想考試過關，亦須機械性地照搬上課筆記與教授所派發的講義內容。人文、法律及社會科學院都被視為「垃圾學院」，根本就不太被人當一回事。而不論個人性向為何，有能力的學生，都要被迫修習醫學、藥理、牙醫、工程或經濟學，否則只好去當三流教授的學生，更加無望在畢業後覓得一份像樣工作。處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們並未獲教導如何對人類及社會問題作創意思考。相反地，他們只被要求消極與囫圇吞棗地吸收資訊。所以長此以往，學生們都只具備對現代文化的粗淺認識，另方面卻又全未觸及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實踐。

信仰者集團務實、聰明、機智。它吸引了無神論者及世俗主義者，但對其正統派成員來說，這本質上卻是個宗教性的運動。他們從兩位柯克拉比那裡，繼承了卡巴拉秘教式的虔誠。所以在那些集團視為猶太人的土地上建立墾殖區，就是在拓展神聖疆域，將「另一邊」的疆界推回。這墾殖區就是基督徒所謂的聖儀，亦即神的隱匿恩典之外在象徵，讓祂得以一種更有效的新方式在塵世裡出現。這也是路里亞口中的「修復」（tikkun）動作，終有一天會轉化世界和整個宇宙。遠足、前進遊行、與軍隊糾鬥和非法擅居，都是一種能帶來狂喜與如釋重負感的儀式。在感覺不如世俗先驅者及專注於經學的「顫慄者」多年後，柯克分子卻突然感到，他們正位於事物的中心，並在一場宇宙大戰中打著前鋒。藉由加速救贖的來臨，他們感到已經和宇宙的根本節奏取得一致。有觀察者留意到，柯克分子在祈禱時會前後搖擺、雙目緊閉，他們的面容痛苦、扭曲，還會高聲哀號。這全都是卡巴拉秘教徒所謂「凝神專注」之道的表現，即藉由實踐某項戒律時的高度專注，讓猶太人得以看透表象，直窺真義。凝神專注之道，不僅能使崇拜者更趨近於神，亦有助糾正塵世與神的分隔。集團的活躍分子不僅在祈禱時感受到這種狂喜，就連政治活動亦然。他們認為哲維．耶乎達在某新墾殖區的成立典禮上，當著廣大群眾的面講道並哭泣的景象，就是一種「天啟」。同樣的情形，還有當軍人將擅居者從拉姆阿拉（Ramallah）附近的一處山頭攆走，而他們以祈禱披肩包裹自己、尖叫，並以流血的手指緊抓聖土不放之時。這都不僅僅是政治性的一刻。活躍分子相信，他們已看穿這類事件的俗世表象，而能直窺神的真實意旨了。

信仰者集團之所以堅守雅密，或許是出於要否定一則可怕事實的無意識策略。柯克分子滿懷信心期盼的大覺醒並未來到；救贖的腳步，難道尚未逼臨嗎？而一個作出如此怯懦之領土讓步的國家，哪還能稱得上神聖？集團的虔敬成員經歷了彌賽亞希望落空的「大失望」，遂導致更不顧一切的舉措。儘管盡了最大努力，集團還是沒辦法讓神的政治在真實世界裡運作。哲維．耶乎達在以軍撤出西奈半島前不久逝世，而這更增添集團成員那股遭遺棄之感。由於沒人能夠無異議地成為公認的哲維．耶乎達繼承者，這個運動遂發生分裂。有人倡言要耐心、要祈禱，並轉投注於教育領域，以復甦以色列的真精神。還有人則是準備好訴諸暴力。

這是場終極的受難劇。示威者如今已揚起寫著「不論何地皆為克爾巴拉，無論何日都是阿舒拉」的海報。shaheed（殉教者、殉道者）一詞，就和基督教方面一樣，都意謂著「證明」。那些犧牲掉的示威者，就是履行了反暴政義務的證明，一如胡笙教主當年之所為，同時也是在捍衛巴勒維政權決意褻瀆的「不可見」精神世界之價值。人們口中的革命，成了一種轉型與淨化的經驗；他們感覺是在清除本身及社會所中的毒，這種毒使他們衰弱，而努力去毒就能回歸自我。這可不是純粹利用宗教來追求政治目的的一場革命。什葉派神話為革命帶來意義與方向，這對貧者及未受教育者來說尤然，因為嚴謹的世俗意識形態，恐怕難以撼動他們的心弦。

基督教新右派的活躍，部分源自於他們內心的根本恐懼。基本教義派人士隱約感到被閹割，亦覺其基礎遭到了深刻破壞。他們的意識形態並未改變，但如今他們卻決意將多年以來，已在其領導下遠離主流社會的群眾，積極帶入公共生活裡的政治舞台。「道德多數」的網絡，開始照著其他政治競選運動之手法運作。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確保其成員登錄為選民、知道如何運用手中一票，並有辦法順利投票。他們會辦集會解釋積極投入政治的必要，並教導民眾如何遊說與製作通訊導報；此外他們也授招讓民眾去影響媒體。他們力勸基督徒出來競選公職，就算是最基層、最地方性的公職也不應放過。於是漸漸地，自由分子與世俗主義者，也察覺到了公共生活裡的「再生」喧嚷。好戰基督徒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開始進佔主流體制，而一九八六年時，羅伯森甚至出馬競選總統。基督徒如今竟成了某些政治人物的肉中之刺。多年以來，公共行動委員會都會針對那些提倡「不受歡迎」政策的公職候選人，發行「報告卡」，將候選人的想法昭告大眾。如今基督教活躍分子，也開始瞄準那些在槍械法、資助墮胎診所或平等權利修正案上「錯誤」投票的候選人。在他們看來，凡是在國防、學校祈禱及同性戀人權議題上抱持錯誤看法的人，就是反家庭、反美國且反神的。

但這一切已來得太晚。在穆斯林通常會於清真寺內守夜的齋戒月最後一週期間，伊朗就有十四座城市爆發示威，且又有五十至一百人被殺。九月四日，亦即齋戒月最後一日，德黑蘭出現了大規模的和平示威。群眾在街上跪伏祈禱，並手獻鮮花予士兵。現場的軍隊和警察竟首次沒有開火，而此刻更出現了一項意義重大的發展——中產階級也開始加入示威行列。一小群遊行者還刻意穿越某些住宅區的街道，高喊：「獨立！自由！伊斯蘭政府！」九月七日，又有聲勢極為浩大的遊行，從德黑蘭北區一路南下至國會大廈，高舉何梅尼與沙里阿地的大幅相片，呼籲終結巴勒維王朝，並代之以伊斯蘭政府。俗眾思想家如沙里阿地、巴札甘與巴尼．薩德，早就讓西式教育背景的菁英們做好心理調適，去面對可能實現的現代版伊斯蘭統治。中產階級的自由分子雖與何梅尼看法不同，卻看出何梅尼擁有他們永遠都無法掌握的草根支持力量，乃願與他聯手將國王撂下台。世俗統治在伊朗簡直就是場災難，他們遂準備嘗試不同的方式。

蕾拉．阿哈默德亦指出在埃及，伊斯蘭服飾並不代表回到過去。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很多女人所偏愛的服飾，其實並無傳統可言。那是一種類似西服的新款式（除了其長袖與長裙外），而並不像她們祖母那一輩的裝扮。事實上，我們可視其為折衷下的「中途」產物，或埃及女人轉型至現代社會時的制服。這些年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大學裡穿伊斯蘭服飾的女大學生，很多都是其家裡頭一批書讀得較多的成員；她們往往來自於鄉區。所m.hetubook.com.com以這些人的服飾，正是家裡其他女人日常穿著的「現代」樣式。當在大城市裡遭遇種種駭人的現代特質——如現代的世界大同觀、消費主義、不平等現象、暴力及過度擁擠時，她們輕易即被擊垮。她們的服飾昭示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但另一方面，亦多少延續了自己昔日的舊穿著。伊斯蘭認同，以及依此認同運作下的社群，讓她們得以較輕鬆、平和地完成這創痛的過渡儀式。我們已看到在過去，宗教就曾協助過眾人從傳統跨入一個較現代的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而穿上伊斯蘭服飾，不論對男女而言，也可以是這類策略之一。

性別議題是接下來的另一重點。基督教新右派和伊斯蘭分子一樣關注女性地位，但他們在這方面的看法，卻更充滿驚恐之情。女性解放運動讓基本教義派人士不論男女，都受盡了驚嚇。「道德多數」的天主教領導人之一——史拉福萊（Phyllis Schlafly）就認為，女性主義是種「病」，是造成世上所有病症的根由。自從夏娃違逆神的意志、追尋自我解放以來，女性主義就已為世間帶來罪惡，還伴隨著「恐懼、疾病、痛苦、憤怒、仇恨、危險、暴力及一切醜陋事物」。至於當時提議中的「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則是政府為提高稅賦、建立蘇聯式托兒所、「並將吾人生活裡的其餘面向，全都予以聯邦化」的陰謀。而對貝佛莉．拉海益（Beverley LaHaye）來說，女性主義更「不僅僅是種病」；它奠基於馬克思主義及人本主義的教誨，「是個死亡哲學……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僅自我毀滅，更是企圖為整個文明帶來死亡。」所以基督教婦女務須採取積極步驟，將她們的丈夫拉回中央舞台，並重新教育自己有關女性自我犧牲的精神。她們擔負著「拯救社會」的責任，要將「人類與文明帶往二十一世紀」。女性主義的夢魘，以及其他長久縈繞不休的邪惡想像，都證明了基本教義派人士滿腦子被陰謀迫害的恐懼。他們竟將女性的傳統地位，與社會的完整性甚至存續相結合。

不過世俗觀察者卻大多沒注意到這類宗教反彈。很多社會都已變得過於兩極化，以致美國的自由派或伊朗這類國家裡的西化世俗主義者，都傾向低估這些年來已發展成形的宗教對立文化。他們錯誤地將這類攻擊性的虔誠行動，當成舊世界殘留的玩意兒：但這其實都是些現代的信仰形式，往往充滿創新之舉，更不惜揚棄千百年來的傳統。三大一神教之基本教義派人士在拒絕現代性的同時，卻也為現代觀念與熱情所影響。但他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這類初期的攻擊行動，代表著基本教義派的一段光輝歲月，但我們在下一章裡就會看到，宗教性運動一旦進入多元、理性與務實的現代政治世界，就極難維持其完整。一場反抗暴政的革命，到頭來亦可能演變成暴改；而追求政教重新合一，以建構一整合、總體國度的運動，也不無演變為極權主義之可能：至於將基本教義派的神話式、彌賽亞式或神秘式觀點轉化成政治「理則」，則更是危險。惟基本教義派人士起初卻只是感到，在經歷數十年的羞辱與壓迫後，他們的確該使出渾身解數，並自信能為神重新征服世界了。

伊朗的什葉派信仰向來皆受兩股熱情所激勵：其一即追求社會正義，其二則是對「不可見」世界的探索。數百年來，西方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培養一種完全專注於感官所知覺到之物質世界的理性精神，但伊朗什葉派教徒卻是和其他前現代眾生一樣，是在孕育一種由禮拜及神話所激發的、對隱密世界的感受。伊朗人在白色革命期間，有了電力供應、電視及現代交通，但該國的宗教復興，卻顯示出對很多人來說，這類外在成就並不足夠。伊朗的現代化過於迅速，自然難免流於膚淺。伊朗人大多仍渴求對隱密世界的感受，並覺得這種感受一旦失落，其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就會蕩然無存。誠如美國人類學家畢門所解釋的，伊朗人若認為自己已經受困於生活的物質表層，就會感覺失去靈魂。追求純淨的內在生活，仍是伊朗社會的一項至高價值，以致他們有句極恭維人的話，就是讚對方「表裡如一」。沒有了精神上的一種強烈感受，很多伊朗人頓覺完全失落。白色革命期間，有人遂開始確信他們的西化社會，已經被物質主義、消費商品、異國的娛樂模式與價值所荼毒。還有國王在美國熱心支持下，似已決心摧毀這個國家精神生活的源頭——伊斯蘭。他已經流放了何梅尼、關閉菲希亞經學堂、羞辱教士、截斷他們的財源，甚至殺害修習神學的學子。

在集團的虔敬成員看來，這最後一項因素——宗教的弱化，才是關鍵所在。他們相信復國主義若離了猶太教，哪還有什麼意義可言。柯克分子追求從阿拉伯人手中奪過佔領地的同時，也在與世俗以色列從事著戰爭。他們決心以《聖經》之言，來替代舊的社會主義及民族主義論述。勞工復國主義者希望將猶太人的生活正常化，讓猶太人看來「就像其他民族」；但信仰者集團卻強調以色列之民的「獨特性」，因猶太人既為神的選民，本質上自然有別於其他民族，也不受制於同樣規則。《聖經》裡早就清楚提到，以色列做為「神聖」民族，是另屬一個獨特類別。此外，勞工復國主義者試圖融入現代西方的自由人本主義精神，但信仰者集團卻認為猶太教與西方文化勢不能容。所以對柯克分子而言，世俗復國主義從來就不可能成功。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恢復宗教性復國主義，糾正過去的錯誤，讓歷史回到正軌。

何梅尼常愛引述一則聖訓，提到當穆罕默德先知從某戰役裡歸來時，曾宣稱他是從小規模吉哈德，回到更大規模的吉哈德。比物質、政治鬥爭還要來得困難、關鍵與吃力的，其實是自我內心的征服，和在社會裡實踐正義及真正的伊斯蘭價值。所以當何梅尼回到德黑蘭，他腦子裡想的，恐怕就是小吉哈德已然結束，而那遠為艱辛的大吉哈德，則正要開始。

西方觀察者對於埃及女人重披罩紗的景象，尤其感到洩氣。自克羅默勛爵駐埃之日起，罩紗就被他們看成伊斯蘭落後與父權的象徵。但對那些基於實用考量、且亦為甩掉陌生的西方認同而自願穿著伊斯蘭服飾的穆斯林女人來說，感受卻非如此。披上罩紗、肩巾和一襲長衫，就可以是「回歸自我」的象徵，而回歸自我，正是伊斯蘭分子在後殖民時代艱苦追求的目標。何況西方服飾本身，亦沒什麼非穿不可的神聖理由。如果希望看到所有女人都穿西服，伊斯蘭分子會認為那就是奉西方為圭臬，逼其他人順從。這些年來，披罩紗的女人已經成了伊斯蘭自我表態與拒絕西方文化霸權的象徵。女人一旦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就是公然反抗了西方強使人「暴露全部」的奇怪習尚。西方男女總是企圖透過體育訓練，讓人類的意志得以掌控身體，並追求身體免於現世的老化摧殘。然而罩紗下的伊斯蘭身體，卻是靜默宣示著神聖秩序的主宰，並展望超越性的境界，而非今世。此外西方男女往往愛展示甚至炫耀他們花了不少錢才換來的古銅膚色，以及練得出色的健美身體，並引以為榮。反觀穆斯林的身體，卻為層層疊疊非常相似的衣服所蔽，以突顯伊斯蘭的平等訴求。而基於同樣理由，他們也斷言《古蘭經》的社群理想，要優於西方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簡言之，披罩紗的伊斯蘭女人就頗像舒克利的公社，也是在對現代精神黑暗面進行無言批判。

國王一旦遭中產階級遺棄那就完了，而他也必已意識到這番危險。他乃從九月八日星期五的上午六時起，頒佈戒嚴法，禁止一切大型聚會的召集。然而當天早上，為進行某和平集會而已經開始在加列廣場（Jaleh Square）上匯合的兩萬名示威者並不知道此事。當他們拒絕解散後，軍人立即開火，殺害了或許達九百人。大屠殺後，群眾憤怒湧上街頭，設置路障、焚燬建築物，而軍人則是從坦克上射殺他們。九月十日星期天的上午八時，卡特總統還從大衛營打電話給國王，向他保證其支持。白宮方面在幾小時後，即確認了這通電話，並再度申明美伊兩國間的特殊關係，聲言卡特總統雖對加列廣場上鬧出人命感到遺憾，卻希望伊朗國王才剛剛開始的政治自由化舉措，能夠繼續下去。

但信仰者集團畢竟也只能在這段歲月裡，建立起三處墾殖地。其時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正急於和埃及、敘利亞取得和解，並打算作出小幅度的領土讓步。他持續抗拒來自集團與右翼政黨的聯合壓力，但集團卻鍥而不捨地從事宣傳，組織大規模集會，並徒步穿越西岸地區。一九七五年，有群眾帶著《摩西五經》的卷軸行經佔領區，虔誠與世俗的復國主義者，都混雜在一起唱歌、跳舞、鼓掌。而一九七六年國慶日當天，更有近兩萬名武裝猶太人參與西岸的「野餐行」，從撒馬利亞某處前進到另一地。這類軍事意味十足的遠足與示威，往往刻意選在新墾殖區成立、或其他非法擅居行動開展之時。它激勵了部分以色列人，將佔領區視為原屬猶太人的土地，亦有助破解大夥原不往佔領區移殖的禁忌。

局面發展至一月中時，國王大勢已去。總理巴克迪亞與國王協議好出國安排，而為了保住其面子，官方乃宣佈他只是短暫出國。巴勒維家族於是飛往埃及，由沙達特接了過去。巴克迪亞嘗試讓革命告一段落，乃下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拒絕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售石油，並承諾檢討伊朗與國外簽定的所有合約，亦大幅削減了國防開支。但同樣地，這一切都已來得太遲。群眾如今已叫囂著要他們口中的教主歸來，而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巴克迪亞終不得不允准了何梅尼歸國。

但這新時代很快就落幕了。詩文集會後不久，國王就清楚感到局勢正失去控制。於是他下令逮捕一批知名的異議分子，緊接著十一月三日，何梅尼之子穆斯達法（Mustafa）在伊拉克神秘死亡，幾乎可以確定是遭伊朗秘密警察的毒手。如此一來，國王又再度扮演了亞濟德的角色。何梅尼早就散發著一種什葉派的獨特氣息，流放期間亦開始顯得有點像隱身教主；而如今其子又喪於暴君之手，更使他擁有與胡笙教主同樣的際遇。當時伊朗各地都有民眾集會哀悼穆斯達法，以傳統的方式痛哭並擊打自己胸部。德黑蘭的警察攻擊悼念者，而詩文朗讀會於十一月十五、十六及二十五日在當地召開期間，又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毆擊。但即便如此，伊朗國內還是沒出現大規模起義的跡象。就連曾經把穆斯達法稱作其「雙眼之光」的何梅尼，也在納加夫保持沉默。

何梅尼之返抵德黑蘭，就如巴黎民眾當年突襲巴士底監獄，都是永遠改變了世界的象徵性事件。對伊朗國內外堅定的自由世俗主義者來說，這無疑是個黑暗時刻，是迷信壓倒了理性。但對許多不論是遜尼派或什葉派、長久以來早就害怕伊斯蘭快被殲滅的穆斯林來說，這看來卻是個光輝的逆轉。部分伊朗什葉派教徒更是將何梅尼的歸來視作奇蹟，像極了隱身教主那神話中的重返。當他的座車行經德黑蘭街道時，群眾高呼「何梅尼教主」，信心滿滿地認為一個正義的新時代，已經來臨。資深的「穆茲達希德」如沙里阿特瑪達立，對教主稱號被濫用感到極為憤怒，並斷然與正式地對外聲明，何梅尼並非隱身教主。但不論他們的正式立場為何，直到何梅尼身死之日止，他還是千千萬萬伊朗人心目中的教主。他的一生經歷，似已清楚證明了神的確存在人間，並積極介入歷史進程。何梅尼就和這場革命一樣，似已將一則古老神話，轉變成了現實。

這種憤怒並強調「再征服」的精神風貌，明顯面對不少困難。一九七七年，勞工黨在以色列歷史上首度大選落敗，而比金（Menachem Begin）領導的右翼新黨「聯合黨」，則上台執政。比金向來倡言一個涵蓋約旦河兩岸的猶太國度，所以他的當選，起初就像是神的另一安排。這在選舉後不久尤然：比金親赴Merkaz Harav耶西瓦拜訪老邁的哲維．耶乎達拉比，並在其面前下跪、鞠躬。「我感到心在體內爆裂，」當時曾身在這「超現實現場」的丹尼爾．本．賽門（Daniel Ben Simon）事後回憶說：「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能實際證明〔哲維．耶乎達〕幻想及想像的真實性呢？」比金早就公然崇拜勒允格，他總愛將信仰者集團喚作他「非常親愛的孩子」，並常在詳述其鷹派政策時，用上《聖經》的相關意象。

信仰者集團打一開始，就對世俗以色列擺出挑戰姿態。其立場文件強調了舊復國主義的失敗，認為猶太人為求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雖已投身激烈鬥爭，但：

伊朗革命並不僅僅是場政治革命。巴勒維政權的殘酷、專制與當時的經濟危機，絕對是引發革命的關鍵因素——沒有它們，就沒有起義。很多並不存在精神失落困擾的世俗伊朗人，最終之所以和烏立瑪聯手，不過是為攆走國王，而若無他們的支持，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但這場革命其實也是對世俗精神的反叛，後者排斥宗教，亦讓許多伊朗百姓感覺是被硬生生強加到他們頭上。將美國描繪成大撒旦，最能生動地表達這種反叛。不論對錯，伊朗人大都相信國王若未獲美國熱烈支持，當初就不致如此作為。他們知道美國人對其刻意區隔政、教的世俗政體一向自豪；他們也瞭解很多西方人認為，全神專注於外在世界，既必要也是一種美德。結果這在他們看來，就是催生了德黑蘭北區空虛、享樂主義式的夜生活。伊朗人固也留意到許多美國人都有宗教信仰，但他們的信仰，卻似無意義可言。譬如卡特的「內在」與「外在」，就不是「同一回事」。他們沒辦法理解，卡特總統為什麼能持續支持一個一九七八年時，就已開始謀害其子民的統治者？「我們並沒料到卡特會去護衛國王，因為他本是個高倡捍衛人權的宗教徒，」胡笙．蒙塔澤立（Ayatollah Husain Montazeri）在伊朗革命後，曾對訪談者如此說道，「卡特身為虔誠的基督徒，怎麼可以去護衛國王呢？」

就在集團的世俗與虔敬成員都忙於建構組織之際，一群柯克分子在墾殖老手摩西．勒允格協助下，則試圖將西岸地區近阿拉伯人納布魯斯市（Nablus）的一處火車站，建成一小型墾殖區的「核心」（garin）。這裡原就是猶太人的神聖地域：納布魯斯即《聖經》示劍古城之所在，而與雅各及約書亞有關。所以墾殖者是在企圖將他們眼中已遭巴勒斯坦人褻瀆的土地，重新予以聖化。他們稱此為以侖．莫勒（Elon Moreh），亦即該城的另一個《聖經》舊稱，並嘗試將火車站轉變成研習聖典的耶西瓦。此外這批墾殖者也都同意加入信仰者集團。以色列政府曾試圖將他們逐出，因其「核心」的設置並不合法，但集團卻覺得沒必要順從聯合國要求以色列撤出佔領區的宣示ｗｗw.ｈｅtｕｂｏｏk.com.cｏm，因猶太人本就不受制於他人律法。墾殖者在以色列國內贏得了相當可觀的支持，而政府則顯得軟弱、遲疑。一九七五年四月，勒允格又領著兩萬猶太人，浩浩蕩蕩前進西岸。從他設在以侖．莫勒並自稱為「戰情室」的帳篷中，勒允格展開了和以色列國防部長裴瑞茲（Shimon Peres）的談判。當時這批人曾與國防軍有過戰鬥，雖沒有開火，卻是雙方石頭亂飛、槍托揮舞。裴瑞茲後來索性搭了直昇機直奔勒允格的帳篷，而兩人會面後，勒允格憤懣不已，還以傳統的哀悼形式，撕裂身上白衫。但隨著選舉逼近，裴瑞茲因懼於流失宗教票源，終不得不作出妥協，於該年十二月同意將三十名以侖．莫勒墾殖者，安置到附近的一處軍營。勒允格隨即被興高采烈的年輕人抬上肩頭，進行勝利遊行。這個瘦弱、禿頭、鬍子蔓生、戴著厚重眼鏡、肩頭上永遠斜掛著一支槍的男人，已經成了一類猶太新英雄。對某些人來說，其地位已足以和「義人」、《摩西五經》學者及虔敬派領導人相提並論。此外他也贏得世俗主義者的支持。「勒允格象徵著復國主義之還魂，」自稱為恐怖分子的活動老手柯漢（Geula Cohen）就曾如此認為，「他像是屹立在猶太及撒馬利亞（即《聖經》裡西岸之地名）的一根燭火。他是復國主義革命的領導人。」

然而儘管達致這些個別成功，信仰者集團的輝煌歲月，卻已經逝去。新的和平進程頗受以色列民眾歡迎，而一九八二年集團終於遭到重挫。為遵守大衛營協定，以色列自行撤掉了雅密（Yamit）墾殖區，一處原勞工黨政府建於西奈濱海區的世俗興旺市鎮。摩西．勒允格遂宣示說，猶太復國主義已經染上「和平病毒」。他領著數以千計的西岸墾殖民回到雅密，在廢棄的房舍裡紮營，無懼於國防軍的驅逐。勒允格可是豁出去了。他以猶太人在公元六六至七二年反抗羅馬的戰事來提醒墾殖民，讓他們遙想起當年有九百六十名男、女小孩，寧選擇在馬撒達（Masada）堡內自殺，也不願屈從羅馬軍隊的那一幕。無論如何，集團眾拉比還是徵詢了以色列兩位大拉比的意見，而他們都反對殉教。不過勒允格還是再次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以示哀悼。以軍後來的驅離行動雖沒造成傷亡，但集團卻已準備和政府攤牌，而此刻虔誠與世俗以色列兩方，似已成了戰場上的對頭。

德黑蘭在阿舒拉當日甚至出現更大規模的遊行，前後達八個小時，參與民眾近兩百萬人。示威者高舉著分別象徵伊斯蘭、殉教精神與什葉派信仰的青、紅、黑色旗幟，還夾雜許多寫著「我們將殺死伊朗獨裁者！」及「我們將摧毀美國人在伊勢力！」的橫幅。伊朗民眾已越來越有信心在空前的團結下，將巴勒維政權真的搞垮。很多人彷彿感到是胡笙教主在親率這場戰役，至於何梅尼則像是隱身教主，遙遙指揮著他們。示威終了前，眾人通過了一項決議：邀請何梅尼擔任伊朗新領導人，並呼籲伊朗人民團結一致，推翻國王。

信仰者集團的確該對政府抱持懷疑，它與聯合黨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埃及總統沙達特帶著其和平方案，歷史性地到訪耶路撒冷，翌年即與比金簽署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以色列將歸還一九六七年征服的西奈半島給埃及，以換取埃及承認以色列國，並保證以埃邊界的安全。大衛營協定展望一個「和平框架」，希望促成以色列、埃及、約旦與「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四方談判，以決定西岸和加薩走廊的未來。這項協議對雙方來說，都是務實之舉。埃及取回一處重要領土，以色列亦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西奈半島並非聖土；它並未包含在《聖經》所描述的應許之地範圍內。比金總是堅決強調，絕不可能將西岸歸還給阿拉伯人；而他也確信這和平會談的架構，將永不至於成真，因為不會有其他阿拉伯國家支持它。就在大衛營協定簽署當日，比金亦宣佈了政府將在西岸設立另二十處新墾殖區。

無論如何，柯林頓在醜聞案高潮期間，不得不到全美宗教領袖的早餐會上發表演說，還噙著淚招認有罪的事實，終究顯示政治人物已無法再以世俗者的輕蔑態度，來對待虔誠者之保守看法。當二十世紀終了時，宗教已是北美地區一股不可輕忽的力量。美國自建國之父們提倡啟蒙思潮的世俗人本主義以來，已又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自革命以降，美國新教徒早就以宗教做為抗議自由派當權者之政策與作為的方式；佛威爾、羅伯森和其他基督教右派成員所從事的基本教義派競選運動，不過是這類傾向於二十世紀末再現。結果在這番努力之下，宗教於美國政治生活裡扮演的角色，遠逾英、法諸國。英、法諸國的政治人物若公然、感性地流露出對宗教的虔敬之情，反會令其聲望受損。

無論如何，沙達特的政策，起初似乎頗為成功。譬如穆斯林兄弟會顯然就學到了教訓。從牢獄裡獲釋的老一輩領導人，似已決心和固卜及「秘密裝置」撇清關係，希望回歸班納非暴力的改革主張。兄弟會仍追求一個依穆斯林律法而治的國家，但如今視之為長程目標，並只能經由和平、合法的手段達成。然而儘管聲言回歸原始精神，兄弟會事實上已是個非常不一樣的組織。班納當初吸引的主要是勞動與中產階級者，惟一九七〇年代時，這偶被學者稱為「新兄弟情」（Neo-Brotherhood）的兄弟會，卻是吸引了那些從沙達特門戶開放政策獲利的資產階級成員。他們興旺、安逸，並願與沙達特政權合作。不過這新的兄弟情誼，畢竟無法激起一般民眾的興趣。他們已越來越對沙達特治下的埃及感到疏離，並忍受著令人身心俱疲的剝削。在沒有任何其他的反對形式可以存在下，很多對政權極度不滿的國民，自然轉向更極端的伊斯蘭組織。

這正是往後嘗試在現代政治世界裡為神而戰的基本教義派人士，一直面對的一項主要問題。信仰者集團在這段日子裡，的確有些斬獲。一九七八年，出身耶西瓦並畢業於法國索邦大學的施洛摩．阿維納，在東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區內設立了「祭司之冠」（Ateret Cohanim）耶西瓦。該耶西瓦俯瞰著今已遭圓頂大磐寺（Dome of the Rock，為伊斯蘭世界第三聖地）佔據的聖殿山，而其創立宗旨，則是欲研習與《聖經》時代聖殿之祭祀、祭儀相關的經文，以為彌賽亞降臨及聖殿的故址重建作準備。由於重建猶太聖殿即意味著穆斯林聖寺的毀滅，所以祭司之冠耶西瓦的設置，本身即帶挑釁味道。不僅如此，它還發起一個赴耶路撒冷舊城區定居的計畫，而這裡可是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時，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強行兼併之地。祭司之冠耶西瓦開始秘密收購穆斯林區內的阿拉伯人產業，並重建當地的老猶太會堂，以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地盤內，塑建強大的猶太社群。信仰者集團的另一斬獲，則是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當時集團挑戰了以色列最高法院命令解散其位於納布魯斯東南方之新墾殖區以侖．莫勒的判決。集團威脅要發動內戰與絕食，逼得內閣最終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底設置特別委員會來設法保衛既有的墾殖區，並在最高法院所施的限制內創造新機會。五月十五日，政府即宣佈了要在西岸再建五十九處墾殖區的五年計畫。

舒克利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從阿布．撒貝爾的集中營獲釋後，就創立了他稱作「穆斯林會」（Society of Muslims）的新團體。該會成員深信他們就是固卜的先鋒，獻身於固卜計畫的實現。他們乃從主流社會撤離，為「吉哈德」預作準備。由於整個埃及社會皆已腐化，他們遂拒絕在清真寺中作禮拜，並對宗教與世俗當權者都下了逐出教門的詔示。有些成員甚至遷往舒克利的家鄉——阿斯育（Asyut）一帶的沙漠和山洞蟄居，但他們大多是到大城市外圍最貧困的社區裡租下房間，試著在那裡過真正的伊斯蘭生活。穆斯林會發展到了一九七六年，就已擁有約兩千男女會員，且個個深信已獲神的揀選，要在當今的矇昧時代傾毀後，建立純粹的穆斯林社群。他們的一切已操之在神，所以只要起個頭，接下來讓神接手就可以了。埃及警方雖對穆斯林會甚為注意，但不久卻認定他們不過是些無害的怪胎及社會邊緣人。然而沙達特和他的顧問們若肯花點心思，看看這些年輕、不顧一切的基本教義派人士的生活，或許就能領略到這類穆斯林公社，正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反面境況，並且反映出現代埃及的陰暗一面。

一九七八年伊斯蘭曆的一月終了時，國王又再次做了讓自己成為什葉派公敵的事。一月八日，半官方的《艾特拉》（Ettelaat）報上刊載了一篇有關何梅尼的誹謗文章，詆毀他是「一位沒有信仰的冒險家，並與殖民主義的各中心都有關」。該文又斬釘截鐵地說，何梅尼過著放蕩生活、是英國間諜，甚至直到現在，都還在拿英國人的錢，而英國人這麼做，則是為破壞白色革命。這種謾罵、荒唐的攻擊，無疑是國王的一項致命錯誤。四千學子翌日即湧上昆姆街頭，要求回歸一九〇六年憲法、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重開菲希亞經學堂，並允許何梅尼歸國。但他們換來的卻是一場屠殺。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火，造成據烏立瑪方面所說，共七十名學生的喪亡（雖然政府方面宣稱不過死了十人）。這是伊朗自一九六三年暴動以來最血腥的一天，更是國王末日之始。畢門曾經指出，伊朗人的容忍限度極大，但只要發生一樁有違信仰的劣行，就足以造成私人、商業與政治關係上無可挽回的嫌隙。這條線一旦逾越，就沒辦法回頭了。而對千千萬萬虔誠的伊朗百姓來說，當國王命令秘密警察朝昆姆的示威者開槍時，他就已經逾越了這條線。他們對這場屠殺感到怒不可遏，革命於焉開始。

一九六七年戰敗後，納瑟已多少從社會主義退卻，並開始和美國重修舊好。此外他也認知到中東當時新浮現的宗教情緒，所以穆斯林兄弟會一夥雖仍身陷囹圄，納瑟卻再度以伊斯蘭的經文、故事，來潤飾其演講。這兩路傾向在沙達特掌權後，變得愈加明顯。一九七二年，沙達特遣散了納瑟所安置的一千五百名蘇聯顧問，而在贖罪日戰爭後，他更宣佈了一項新政策，要讓埃及投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他稱這新的經濟規畫為「門戶開放」（infitah）。但沙達特畢竟不是經濟學家，其門戶開放政策，結果反成為埃及的致命要害——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它確實大開埃及門戶：外匯與舶來品都像潮水般湧入。西方投資者為優惠的稅務條件吸引，而埃及也的確和美國走得更近了些。門戶開放政策亦使少數新興的資產階級受惠，更讓一小撮埃及人發了大財。但絕大部分的埃及人，卻是不見其利、反蒙其害。埃及商業界當然無法應付國外競爭；此外貪腐現象橫行，而菁英們浮誇的消費行為，也引起一般民眾的強烈不滿與厭惡。埃及年輕人尤其感到疏離。他們中只有約百分之四的人可期待找到不錯的工作，其餘的人卻都要靠極微薄的公家或國營機構薪水過活，以致不得不利用餘暇兼差，常要笨拙地當起計程車司機或水電工人等。像樣的房舍太貴，簡直就讓人可望不可及，而這意味著年輕的戀人往往要等上多年，才能結婚並共組家庭。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移民。數十萬埃及人被迫長期背井離鄉，到富裕的產油國覓工。他們在那裡賺取高薪，才得以匯錢養家，並儲備未來。小農們也加入這外移至波斯灣國度的浪潮，一直到賺夠了蓋房子或者買拖引機的錢後，才會歸來。門戶開放政策讓沙達特廣受西方歡迎，但它竟意味著埃及人大多無法負擔自己國內的生活，而被迫滯留異鄉。

曾與蓋卜勒夫婦在德州一案中較勁的自由派組織「美國生活方式護衛者」（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指出，保守派在類似的一百二十四宗衝突裡，就只贏得三十四宗。自由派如今也開始建立自己的組織，並予回擊。基本教義派人士的進展因此變得緩慢，而這不免讓他們感到焦慮，因為他們相信時日無多、「狂喜」已近，且全能的神正在積極主導歷史，為道德端正者撐腰。某些基本教義派人士相信，他們的領導人已經變節。譬如一九八二年時，佛威爾就不再推動全面禁止墮胎，而是轉向限制墮胎的較務實目標。羅伯森在競選總統期間，也以謹慎、客氣的語調談論主流教會，儘管依基本教義派的正統要求，他本該藉每一次機會，對這類背教教會展開攻擊的。

達哈．何嘉西（Taha Hej azi）於何梅尼歸國前不久，就曾發表過一首名叫「教主歸來的那一天」的詩，表達了許多伊朗人的熱切期盼。該詩充滿對世界大同的嚮往，希望大同之日再無謊言，且治安良好夜不閉戶，人人也願將食物與他人共享：

惟早在沙達特歷史性往訪耶路撒冷之際，一個更極端的穆斯林流派就已成為眾人焦點。該派的領袖們，當時正因謀害著名的宗教學者兼前政府部長——穆罕默德．達哈比（Muhammad al-Dhahabi），而在法庭受審。埃及人都很震驚地聽到這批年輕的穆斯林宣示說，伊斯蘭自前四位正統哈里發以來，即已走向衰微。往後伊斯蘭的一切發展，都不過是偶像崇拜，而整個埃及，包括總統及宗教領導層在內，亦皆屬矇昧時代。該派宣稱務必摧毀這矇昧社會，並在其廢墟之上，建設真正奠基於《古蘭經》及聖行的穆斯林社會。神已經揀選了該派創始人舒克利（Shukri Mustafa）來另立新法，並將穆斯林歷史導回正途。

以侖．莫勒如今易名為科達敏（Kedamim），最終在修殿節（Hanukkah）——亦即慶祝眾馬加比於公元前一六四年從塞流卡斯王朝（Seleucid）手中奪回耶路撒冷、並將聖殿重獻予神的節慶期間，獲得確立。信仰者集團的神話論述，已經將這事看成是新的修殿節，乃神聖突破，也是為神贏得的一場勝利。這無疑是個定調時刻：潮流似乎已經轉變；世俗復國主義者也不得不順服於神的意志了。勒允格已將歷史擺復正軌。

於是二月十八日，亦即昆姆大屠殺後四十天，哀悼的群眾就在烏立瑪及市集居民領導下，湧上伊朗各大城市的街頭，為死難者落淚悲泣。女學生（她們多會刻意披上罩紗，以示與巴勒維政權劃清界線）和那些來自市集、以罩袍罩覆全身的女人，往往都會走在隊伍前頭，彷彿就是要挑起警方直接向她們開火似的。結果警方真的開火，造成更多的殉道者。塔布里茲一地之衝突尤其暴力，導致高達百名哀悼者的喪亡，並有六百人被捕。年輕人從遊行隊伍中逸出，攻擊戲院、銀行、烈酒專賣店這類大撒旦的象徵，不過並沒有襲擊任何人員。四十天後的三月三十日，哀悼的群眾又再度湧上街頭，這回可是為塔布里茲的殉道者而哭。結果在亞茲德一地，又有約百名示威者於離開清真寺後遭到射殺。緊接著五月八日，又有新遊行隊伍出現，向亞茲德的殉道者致敬。各地牢獄都塞滿了政治犯，而死亡人數之眾，則暴露出巴勒維政權對其子民肆無忌憚的攻擊。

美國大部分基督教派裡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和保守分子，似乎都感到被世俗人本主義的邪惡力量削去了男子氣慨。他們顯得十分關注男人性無能的問題。現代男人已「遠較從前不確定其男子氣慨」——拉海益夫婦提姆和貝佛和*圖*書莉，曾在他們極暢銷的性手冊《婚姻行為：性|愛之美》（The Act of Marriage: The Beauty of Sexual Love，一九七六年）中，如此感嘆。男人們如今無能、受性事困擾，擔心沒辦法滿足配偶，或煩惱於他們的表現比起其他男人究竟如何。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則是女人近年來的強出頭；影響所及，就連基本教義派女性亦遭此文化病毒感染，而男人則是變得「女性化」，甚至慘遭「閹割」。這類恐懼也深埋在基本教義派人士對同性戀的仇視當中，後者也和女性主義一樣，都是基本教義派人士眼中的傳染病，是美國淪落之根源。「這是對至高秩序的倒錯，」羅比森曾嚴厲斥責道。當時他正因為在電視節目裡對同性戀的惡毒攻擊，而逐漸走紅。「這是悖逆神、違逆神言、反社會也反自然的。它令人厭惡得快沒辦法去想像或形容。」基本教義派人士幾乎一致地都將同性戀視為等同雞|奸，而他們也確信這是「世俗人本主義」肆虐下，失敗家庭所造成的結果。談論家庭價值的基本教義派作家，都一致認為美國需要真正的男人。但有趣的是，部分基本教義派人士似乎也開始對基督教本身的柔弱傾向，內心深以為憂。他們認為，基督教已經演變成一個充滿女性價值的宗教：注重寬恕、溫柔、慈悲。柯爾（Edwin Louis Cole）就告誡說，耶穌才不是個娘娘腔，他是「一位無畏的領袖，他制伏撒旦、逐出惡魔、支配自然界、嚴叱偽善者」。提姆．拉海益在《為家庭而戰》（Battle for the Family）裡也強調，耶穌既可以是無情的，那基督徒亦當具備攻擊精神。他們必須積極參與政治。這種希望讓基督教變得雄糾糾氣昂昂的好戰期盼，亦同時解釋了「道德多數」對槍械管制立法的敵視態度，因為這也是他們要恢復正直、有力及驍勇男性氣概的部分努力。

不過沙達特的種種政策，很快就連新的穆斯林兄弟會也惹毛了。流通量達到七萬八千份的兄弟會刊物《召喚》，每個月都會刊載有關伊斯蘭「四大敵」的新聞。這四大敵分別是：西方基督教（他們習慣上稱之為「十字軍」〔al-Salibiyyah〕，以突顯其帝國主義色彩）、共產主義、世俗主義（以凱末爾為典型）及猶太復國主義。兄弟會尤其對猶太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與另三大敵之間，都存在著難分難解的關係。《召喚》裡的文章會引述《古蘭經》段落，提到猶太人曾於麥地那反叛穆罕默德先知，但卻刻意忽略經文中肯定猶太信仰的其他段落。《召喚》聲言其反閃族主張可溯及穆罕默德時代，但這其實不過是晚近的伊斯蘭新想法，它受《錫安長老議定書》的影響，遠逾其伊斯蘭源頭。所以在大衛營協定後，穆斯林兄弟會根本不可能再對沙達特保持效忠。《召喚》在整個一九七八年裡，都質疑著沙達特政權的伊斯蘭正當性。而其一九八一年五月份的封面上，更是描繪圓頂大磐寺為鏈條所環繞，還被扣上一個標示有「大衛之星」的掛鎖。

「道德多數」所傳達的訊息，其實並不新鮮。它對自由色彩的當權者宣戰，並為美國的未來奮鬥。其成員堅信美國文明必須是虔誠的，而美國的政策，亦須俯順於《聖經》教誨。當前的美國正在墮落。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會集於東岸的世俗菁英，就已經主導了美國的政治及文化生活。這些自由分子，已經成了佛威爾口中「不道德的少數」。保守分子實在不該把自己看成反動、邊緣化的群體，因為事實上，他們才代表著多數，而他們亦須奮戰來保存傳統價值。「我們的同道以百萬計，而他們不過就一小撮，」提姆．拉海益曾如此宣稱。「只要新教徒與天主教徒聯手，我們就有了足夠的選票來治理這個國家，」羅伯森也曾對聽眾如此說道，「而當民眾開始說：『我們受夠了』時，那就是我們接手的時候了。」

美國基本教義派人士很快就被人稱作「基督教新右派」（New Christian Right），經五十年來的沉寂後，終於開始發動攻勢。但他們所追求的，卻遠不及反對的多。他們並不全參與甚至贊同「道德多數」運動，但這批新近變得好戰的基督徒，卻都反墮胎、反同性戀人權、反毒。此外，他們也堅決反對任何與他們眼中之魔鬼帝國——蘇聯修好的努力。電視福音佈道者羅比森（James Robison）就曾說道：「任何在基督復臨前發出的和平教誨，都是異端……這違反神言，也是反基督的作為。」「道德多數」與基督教新右派設定的議程，大體而言就是一味抗拒，是為了抗衡已經逼到美國頭上、隨時就要顛覆其社會的邪惡力量而戰。

「道德多數」並不願自限於基本教義派人士。其領導人希望與其他在倫理、政治議題上擁有共同看法的人合作，並為全美保守人士建立一處論壇。這新團體若想發揮重要影響，就需獲得思想相近的羅馬天主教徒、聖召會徒、摩門教徒、猶太教徒與世俗主義者支持，因全美人口當中，福音派新教徒不過只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是基本教義派人士第一次基於務實考量，不得不拋開隔離作風，邁出孤土，張臂擁抱現代生活的多元主義精神。「道德多數」眾領導人的構成，就反映了這種多元精神。佛威爾、提姆．拉海益、葛列．狄生和畢林頓（Bob Billington）是基本教義派人士，但威立奇卻是猶太教徒，而維納里和菲立普斯則是天主教徒。該團體的多元色彩，確使他們流失了部分基督基本教義派人士的支持，譬如鮑布．鍾斯二世（Bob Jones Ⅱ）就稱佛威爾為「美國最危險的人物」。惟事實上，「道德多數」的支持力量，主要還是來自於新教徒。該運動在南方廣受基層民眾認同，但是在盎格魯─薩克遜裔白人新教徒（WASP）圈外，卻鮮有吸引力。保守的天主教徒固然贊同「道德多數」對墮胎及同性戀人權所持的立場，亦支持減免獨立學校的稅賦，但他們大多對基本教義派人士仇視羅馬天主教會的傳統，始終無法感到釋懷。同樣地，猶太教徒、浸信會的黑人教友與聖召會徒，也會因該運動某些極重要領導人與贊助人所懷抱的種族主義，而不願和它親近。舉例來說，參議員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就是民權運動的積極反對者。

「道德多數」可說是這基本教義派復興的象徵。它是一九七九年由佛威爾領導下創立。不過成立該團體的原始構想，卻非來自於基本教義派人士本身，而是三位專業的右派組織家，他們前此早就創立過一些政治行動委員會。維納里（Richard Vignerie）、菲立普斯（Howard Phillips）與威立奇（Paul Weyrich）三人，當時都已對共和黨感到失望，更受不了雷根，因雷根竟選擇自由派的史威格（Richard Schweiker）作其競選總統的搭檔。由於在國防及減少政府對經濟干預等議題上立場保守，他們遂希望建構一個新的保守多數力量，來抗衡一九六〇年代時即已進入美國公、私生活領域的道德及社會自由主義。他們注意到福音派與基本教義派新教徒的力量，並視佛威爾為符合他們需要的完美人選。佛威爾早就擁有一群數量龐大的現成選民，亦即來自其教會、自由學院與電視觀眾的支持者。此外「道德多數」的其他基本教義派要角，如提姆．拉海益和葛列．狄生（Greg Dixon），也都創建有相當自主的超大型教會，根本不擔心面對主流教派的責難。這些人彼此早就保有緊密聯繫：他們幾乎全都是浸信會教友，兼「浸信會聖經同志會」（Baptist Bible Fellowship）的成員。

贖罪日戰爭近乎災難的結果已經顯示，猶太人有必要立即行動，以加速那已遭「錯誤」的世俗復國主義政策滯礙的救贖過程。信仰者集團花了逾一年時間，才全面發展成形，但它最終為成員提供了一整套另類的生活方式：它有集團自我風格的穿著、音樂、擺設、書籍與對小孩名字的選擇，甚至發展出特定的談話風格。這些年來，它已建構出一套對立文化，讓成員得以由來已久的基本教義派作風，遠離以色列的世俗社會。然而集團的虔敬成員炫耀其順從《摩西五經》的方式，卻多少帶著侵略勢頭。以色列建國之初，世俗以色列人曾嘲笑那些還戴著傳統無邊圓帽的猶太人；但如今這類虔誠者卻老愛炫耀他們頂上的針織小圓帽（kipa），因無邊圓帽早成了激進教徒高雅服飾的一環。集團的核心成員把自己看成是較勞工黨人道地的猶太人及復國主義者，不僅將他們與古代聖戰士如約書亞、大衛及馬加比家族相連，亦自視為復國主義英雄如赫澤爾、班古里昂及先驅墾殖民的傳承者。尤其先驅墾殖民不僅同樣擁有某種程度的神秘觀點，有時候亦被當代視為瘋子。

法院否決了蓋卜勒夫婦的要求，但各出版社卻因害怕失去廣大的德州市場（該州所有學校的教科書，皆由州政府一手揀選），而主動修改了相關課文。

一九七四至七七年間，可說是信仰者集團的黃金歲月。其成員周遊全國各地，到處演講，並吸納準備移居佔領區內的世俗及虔誠年輕男女。集團的分部亦遍及全國。其核心幹部也擬好了一項大計畫，企圖對整個西岸進行移殖。他們計畫移入數十萬猶太人，並在每一處具戰略價值的山頭據點上殖民。在規畫的過程中，他們不僅諮詢熟悉該區地理形勢、人口及移殖作業的專家，還設置行政機構，負責籌畫與宣傳。Mate Mirtzai就是組織這類移殖行動的機構之一。擅居者往往是在勒允格帶領下，於深夜開著他們的破舊拖車，朝某個荒涼的西岸山頭進發。當軍隊前來驅逐時，國會裡的右翼政黨，就會指控勞工黨政府表現得完全像是當年的英國人。這顯然是個聰明的計謀。以色列政府如今倒成了壓迫者，而集團的墾殖民，則似乎具體表現了以色列的英勇過去。

事實上，誠如我們所見，基本教義派之再興既非突然，亦不令人感到訝異。數十年來，那些基於不同理由，感到被其世俗政府藐視、壓制甚至迫害的保守宗教信徒，早就激盪著忿恨之情。他們當中，很多曾自現代社會撤離，建立一處信仰純粹的神聖孤土。由於深信正面臨遭敵視政權徹底掃蕩的危險，這些人遂時刻防禦備戰。他們已發展出動員信仰者為生存而戰的意識形態，而在對宗教淡漠甚至敵視的社會力量環伺下，這些人也早醞釀出一種被圍剿的心理，輕易即能觸發攻擊。這個時機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已經成熟。他們全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並確信一場危機已經逼臨，而他們恰好站在這歷史的獨特時光裡。他們也都決心在這個世界改變他們以前，先改變世界。他們覺得歷史已拐了個致命的彎，一切都出了岔。如今他們可是活在一個神已被邊緣化或遭摒除的社會裡，遂準備將世界重新聖化。世俗主義者必須揚棄引以為傲的自立自主態度，即不要再以為人類能掌握一切，而應承認神的主權。

基本教義派活躍分子起初難免顯得笨拙，但漸漸就學會了如何去玩現代政治遊戲。這些人本非天生的政治人物，他們都只是佈道家和電視上的論道者，但確實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他們最令人矚目的成就，或許就是成功擋下平等權利修正案。該憲法修正案為跨越三分之二的多數門檻，必須獲得三十八州支持，而截至一九七三年為止，已經有三十州的議會投票核可。然而在史拉福萊及各地基督教右派活躍分子努力及運動下，修正案的前進動力卻戛然而止：內布拉斯加、田納西、肯塔基、印第安那與南達科塔諸州，後來又全推翻了它們先前所作的核可。不過「道德多數」在其他方面，倒未能改變聯邦及州立法，甚至連學校祈禱和墮胎這類議題都無力回天。無論如何，阿肯色與路易西安那兩州議會還是通過了法案，確保〈啟示錄〉在學校的課程安排裡，能獲得與達爾文演化論同樣多的授課時間。但這明顯不怎麼樣的成就，卻未使基督教活躍分子感到憂慮，他們仍指出其長遠目標，是要在國會參眾兩院都建立起極端保守的多數。這種局面一旦達成，那他們所要的改革自然就會水到渠成。

相較而言，一九七〇年代末美國基本教義派的復興，就遠不及如此戲劇性。美國新教徒並不需要採取這類極端行動。他們既不像猶太人般，仍為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的記憶所擾，也不像穆斯林那樣，深受政治與經濟方面的雙重壓迫。他們固然對現代世俗文化感到疏離，但至少其領導人卻享受著興旺與成功。這種現象，往後還成了他們的麻煩之一。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儘管深信自己是局外人，卻在美國活得十分自在。美國的民主根基穩固，所以他們大可自由表達看法，不必害怕遭到報復，更可以利用民主機制來實現目標。無論如何，誠如我們所見，至一九七〇年代末時，基本教義派信徒開始覺得不該再奉行五十年來自外於社會的方針，而應積極投入政治。他們相信仍有機會帶來衝擊，並將美國擺回正途。顯然，不少的福音派選民，都可以家庭價值、墮胎與宗教教育這類議題來加以動員。長久以來的恐懼雖仍未消除，但他們卻擁有了新的信心。

三天後，軍方試著組織親國王的遊行活動，而革命分子與軍方的衝突也愈為暴烈。國王乃作出最後的安撫努力，委派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巴克迪亞（Shahpour Bakhtiar）組織憲制政府。此外他也承諾解散秘密警察、釋放政治犯，並對經濟與外交政策作出根本改變。但這已晚了一年。民眾早聽過太多國王在窘境下被迫說出的承諾，壓根兒就不再相信他了。何梅尼將十二月三十日（亦即據伊斯蘭曆算法，為昆姆大屠殺的一周年紀念日）宣佈為悼念日，而在此之前，又有不少人死於瑪什哈德、德黑蘭及卡茲林（Qazrin）等地。這些新殉道者的照片，馬上就被示威者拿來與何梅尼的肖像並列。十二月二十三日，有軍人因為在瑪什哈德撕毀何梅尼照片，與民眾發生小規模衝突，結果又導致十二名平民被殺。群眾馬上就到該地點聚集，並在無懼於犧牲性命的年輕人帶領下，走向那些軍人。軍隊開始撤退，而軍人則對地鳴槍，遏止群眾進逼。翌日，街頭上又湧現出數萬群眾，抗議這些殺戮。

伊拉克政府當時在德黑蘭方面施壓下，已將何梅尼逐離納加夫，而他正落腳於巴黎。剛剛復興的國民陣線組了代表團往訪，並發表聲明，提到他們與何梅尼皆致力於恢復一九〇六年憲法。十二月二日，隨著伊斯蘭曆的神聖一月逼臨，何梅尼發出命令，指示民眾來年不必演出傳統的受難劇、吟誦史事並為胡笙的殉教作致敬遊行，而是該對巴勒維政權發動示威。如此一來，這類虔誠儀式的激進潛能，遂獲得釋放。在伊斯蘭曆一月的首三個夜裡，男人們穿上白色壽衣，象徵其隨時準備殉教，並穿越街道，刻意藐視政府的宵禁。還有人爬上屋頂，以擴音器高喊反國王口號。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宣稱，單在這幾天裡，就有七百人死於軍警之手。十二月八日，又有六千人齊聚許多革命烈士埋葬之地——德黑蘭南端的畢赫斯．札赫拉（Behest-e Zahra）墓園，大叫：「國王去死！」在伊斯法罕，兩萬人前進街道，隨後還攻擊銀行、戲院及一棟美國技術人員居住的公寓。十二月九日，亦即阿舒拉日前夕，剛從獄中獲釋的塔立卡尼，就領導了一場壯觀的和平遊行，並在德黑蘭各街道蜿蜒行進了整整六個小時；共有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人參與遊行，大家都每四個人並肩，安靜前行。此外，塔布里茲、昆姆、伊斯法罕及瑪什哈德諸地，也都出現了和平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