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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基本教義派並未消失。在美國，宗教長久以來都是反政府的一股力量。它的興衰起落自成循環，而近幾年來的事態發展，更顯示保守派與自由分子之間，仍處於一種初期的戰爭狀態，偶爾還明顯得令人害怕。一九九二年，仍堅守老式基本教義派的佛威爾宣稱，隨著柯林頓當選總統，撒旦也得以在美國恣意縱橫了。佛威爾嚴厲斥責說，柯林頓因任由「同性戀者」接手，勢將毀掉這個國家和其軍事力量。柯林頓允許聯邦資助的診所進行墮胎之行政命令、拿胎兒組織來做研究，以及官方對同性戀權利的背書，全都是美國「已經對神宣戰」的跡象。

宗教徒與世俗主義者之間的極化現象，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何梅尼死後，即變得相當明朗。西方人一向視何梅尼為寇讎，所以難免對伊朗人在其喪禮中表現出來的衷心哀痛感到困惑。群眾蜂擁圍著其棺木，激動得把屍體都弄翻了出來，彷彿希望把教主永遠留在他們身邊似的。伊斯蘭共和國並未在何梅尼死後即分崩離析。事實上，它反而顯現出更大彈性。何梅尼的追殺令雖一如人質危機，也招惹來西方敵意，伊朗卻似乎漸往西方精神靠攏。一九八九年七月九日通過的新憲法，標誌著伊朗朝一個較世俗、務實之政府邁進的重要一步。神秘力量不再被視為最高法學家的必要特質，而繼此大位者，亦不會再像何梅尼當初那樣，率由民眾於歡呼聲中認定。此人必須相當精熟於伊斯蘭法，惟不必然就要是資深的「穆茲達希德」。倘若同時存在幾位可能人選，那「政治敏銳度」，就應是決定這新領袖的重要特質。監護委員會還是保有否決權，但其權力卻已遭新成立的「權宜辨識委員會」（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所限制。後者將裁定監護委員會與議會之間的一切爭執。經過這番更易，議會遂得以制定所有曾遭監護委員會攔阻的改革新法。

一九七〇年代的宗教復興，至此已達成熟發展階段。涵括了所有年齡層與階級的主流埃及人，如今多採行著一種溫和的基本教義派形式。他們大多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因情感上偏向宗教，所以一旦碰上社會或經濟危機，輕易即可被伊斯蘭領袖動員起來。很多年輕人還是感到現代的埃及社會並未真正重視他們的利益。科學、工程與數學院的學生，仍不斷加入極端團體。他們發現嚴格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可以提供他們世俗生活之外的另一選擇，協助他們達成從鄉區至現代都市文化的困難過渡，並使其擁有真實感及歸屬感。此外穆斯林生活方式還可以讓他們參與社群，而這人類極重要的需求，恰是現代社會較難於滿足的一環。他們並非要回到過去，而是在摸索實踐伊斯蘭典範的新方法，期使這穆斯林千百年來一直受惠的傳統，能再適用於當下。

宗教終究沒有灰飛湮滅，而在某些圈子內，它甚至變得較以往都來得好戰。三大一神教信仰中的基本教義派人士，都對現代社會個人化或壓制宗教的企圖作出憤怒回應，並相信他們已將宗教從被遺忘的邊緣拉回。這是一場艱苦的奮鬥，而信仰在此過程中往往即遭到扭曲；這種扭曲，反過來又代表了宗教本身的失敗。然而基本教義派如今已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它代表著一種廣泛存在的失望、疏離、焦慮與憤怒情緒，以致沒有政府敢對此掉以輕心。直到當前為止，所有處置基本教義派的努力，都並沒有非常成功；我們到底可以從過去學到什麼教訓，來幫助自己在未來，更有創意地面對基本教義派人士內心深處的恐懼呢？

猶太地下組織圈內的一位重要意識形態家——溫文儒雅、談吐輕柔的卡巴拉秘教徒耶舒華．本．碩珊（Yeshua ben Shoshan），就相信圓頂大磐寺乃妨礙救贖的「另一邊」的邪惡力量宿處。立夫尼和埃特錫安倆正是受他影響，才會產生在「邪魔影響下造就的」大衛營談判期間，清除那「可憎之物」的想法。只要摧毀圓頂大磐寺，邪惡力量就會失靈，而那可惡的和平進程亦將戛然而止。別的不說，至少這戲劇性的行動足以震撼全世界猶太人，使他們正確意識到自己的宗教職責，並放棄與敵人作和解會談。

有些人認為，何梅尼指的不過是其自身政府，並覺得他是在將法學家政府的教義，提升到一個較伊斯蘭五功都還要優越的地位上。西方觀察家遂控訴何梅尼狂妄自大。然而議長拉夫山加尼卻注意到，何梅尼並未提及最高法學家的角色。於是在令何梅尼最激進的支持者都為之驚愕下，他提出何梅尼的所謂「政府」，指的就是議會。拉夫山加尼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的一場非凡講道裡，對法學家政府作了新的詮釋。他說神並未完全藉穆罕默德先知之口，在《古蘭經》裡揭示出穆斯林社群所需要的一切律法。祂已授權其「副手」穆罕默德，允許他針對次要事務自為創議。如今最高法學家何梅尼教主，也同樣授權給了議會，讓其自行創制新法。這是否意味著伊朗已開始擁抱西式民主？當然不是。因為這立法權不是來自人民，而是源自於神。神曾經移交權威予穆罕默德先知及眾教主，如今則落到何梅尼教主身上，而他們才是為議會統治帶來正當性的人。「所以你們看，」拉夫山加尼論證道：「這種民主的表現形式，就優越於西方。」因為它源自於神。這是個「法學家政府框架下，民有、民治政府的健全形式」。一如西方走過的路，現代國家的發展需求，也驅使伊朗邁向民主政體，但這回出現的，卻是個讓民眾得以將其什葉派傳統與之鉤連的伊斯蘭式民主。

一九九三年，這場戰爭終於造成傷亡。該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煙酒及槍械管制局突襲了德州瓦科（Waco）柯瑞許的大衛教派（David Koresh's Branch Davidian）建築群，因為此人據稱屯有不少武器。事實上，大衛教派（該教派乃七日復臨會的一個支派）雖和許多德州人一樣擁有可觀軍火，但看來並無反政府的革命大計。這場攻擊，用意是在展示美國政府的權力與正當性，但結果卻弄巧成拙。事件導致該建築群遭聯邦調查局圍困，接著又釀成自焚房舍的發展，死了八十名男女和小孩。這事暴露出來的，正是政府先前對大衛教派的忽略、它在被圍困的大衛教徒前的無力感，以及無能掌控局面的可悲事實。

我們當可從伊朗重要知識分子梭魯士（Abdolkarim Sorush）的作品中，窺見這項重點的轉移。梭魯士曾在倫敦大學修習過科學史，亦曾在革命後的何梅尼政府內掌過高職。如今他雖非官場一員，卻對當權者深具影響力。他的週五講道常獲廣播，更是各清真寺與大學內最傑出的講者之一。梭魯士對何梅尼與沙里阿地都很崇拜，但思想上卻比他倆還要更進一步。他對西方的看法較為精準，還提到至二十世紀終了時，伊朗人大多皆已擁有三重認同，即前伊斯蘭認同、伊斯蘭認同與西方認同，而他們必須試著加以調和。西方的事物，並非全都帶來污染或不良荼毒。話雖如此，梭魯士卻也不願接受西方較激進的世俗主義思潮。在他看來，科學理性主義並無法有效替代宗教。人類永遠都需要一個能使其超越物質的精神境界。伊朗人是該學會欣賞現代科學的價值，但與此同時，仍應固守自身的什葉派傳統。伊斯蘭也該作出改變：伊斯蘭法學要能調適於現代工業社會，發展民權哲學，以及能讓自己在二十一世紀長存的經濟理論。梭魯士亦反對烏立瑪統治，因為：「宗教之道浩如煙海，豈能盡委之於教士？」他常被較保守的教士滋擾，但他所受到的歡迎，卻意味著伊朗這伊斯蘭共和國，正朝向一個趨近於西方的後革命階段發展。

電視曝光及偶爾伴隨而來的名氣，對那些精神上不夠警惕的人來說，無疑也是個陷阱。此不僅是因電視福音佈道家的自戀心態，將有礙其精神修行所要求的自我超越，另方面也是因為這造成了他們與現實脫節。成功運作的電視廣播網，亦使他們掌控著巨額錢財，而這與福音書反對追求物質財富的立場，也難以相容。北卡羅來納州「讚美主及慈愛的人們」（Praise The Lord and People That Love，PTL）電視廣播網的貝克夫婦吉姆和譚咪，就曾因為他們的奢侈生活，引來敵對批評。《夏洛特觀察者報》（Charlotte Observer）近年來早就指出，貝克夫婦雖呼籲其電視觀眾要不吝犧牲、捐錢給窮苦人家，他們自己卻花三十七萬五千美元買下一間面海的共管公寓單位，再花兩萬兩千美元，去裝設由地板挑高至天花板的大鏡。這一切都與佛威爾在林茨堡穩健、自制的宗教經營模式大相逕庭。

德州經濟學家諾斯（Gary North）和他的岳父魯什鐸尼（Rousas John Rushdoony）聯手共創的「重建」（Reconstruction）運動，也是在對付世俗人本主義，但其形式卻較「道德多數」來得極端。重建分子已經揚棄掉舊有的前千禧年悲觀主義，轉而擁抱較為振奮人心的意識形態。與穆斯林基本教義派人士一樣，諾斯和魯什鐸尼關注的，主要是神的主權。他們認為，必須建立足以打敗撒旦並開創千禧年王國的基督教文明。「重建」主義的關鍵概念，就是統治權（Dominion）。神曾交付亞當和後來的諾亞征服全世界的任務。基督徒繼承了這項使命，遂有責任於基督復臨前，就在人間施行耶穌的統治。不過基督徒並無需採取行動來達致這個境界，因為神自會降下可怕的災禍，去收拾現代國家。基督徒只要等著收割神為他們帶來的勝利就可以了。

然後新的可怕事實又被人挖掘出來。吉姆．貝克辭去他在PTL的職務，並要求佛威爾來暫任管理人，以挽救該電視廣播網。然後吉姆．貝克即回頭對付揭發其醜聞的史華格，宣稱史華格正陰謀接管PTL。史華格當時也不無唯信仰論的傾向。他的電視福音佈道極為成功，甚至還可能是當時最吃香者。其節目通行於一百四十五個國家，這使他敢於宣稱地球上的半數家庭都收視得到。但他卻老愛光顧路易西安那州巴頓魯治（Baton Rouge）的一名妓|女。這個女人後來在出售其故事時，曾清楚提到史華格較有興趣的，其實是儀式性的羞辱和自我貶抑，而非性。史華格似乎也在追求自我毀滅，因為他明知道汽車旅館內有人看到也認得出他，卻還是繼續前往，直到東窗事發。史華格的不檢行為，是由他曾在節目裡攻擊的另一名牧師戈爾曼（Marvin Gorman）所揭發的。

另一方面，極端的虔誠復國主義者與信仰者集團，也已經作好戰鬥準備。他們渾身充滿叛逆，既要對世俗民族主義鬧「革命」，亦不忘顛覆正統教派。猶太人的生活，已經歷過急遽轉變。他們覺得沒必要再去受限於離散時代所特有之傳統，因為彌賽亞的時代已經開始。這是自沙伯泰．哲維以來，猶太彌賽亞思潮再次頗具規模地迸發。猶太人在沙伯泰．哲維時代，亦同樣感受過自己身處轉型，且相信即將體驗到前所未有的變遷。惟不同的是，沙伯泰信徒是針對隔離區的諸多限制造反，信仰者集團卻是因領土處處受到掣肘，而思有所作為。他們和沙伯泰信徒一樣都為邊界所擾，但所關注的主要雖是以色列地邊界，卻也是在為界定猶太教而戰。他們希望打破世俗與虔誠猶太人之間的障礙。柯克分子就深信，不論「顫慄者」怎麼想，猶太人是能夠做到身兼正統派與復國主義者的；而他們對世俗主義者則是強調，猶太復國主義若缺了宗教的面向，就不算完整。但他們所面臨的，卻是個艱難年代。柯克分子感到已經被聯合黨政府背叛，後者將他們逐出雅密，還與阿拉伯人和談，延宕了整個救贖過程。這在巴勒斯坦人於一九八七年發動稱作「抗爭」（intifadah，該詞的阿拉伯原意，即「擺脫」）的起義後，似已變得更為清晰。動亂最終迫使勞工黨政府簽下一紙在柯克分子看來，比大衛營協定還要不堪的和平條約，因其承諾將交出西岸的部分聖地。柯克分子越來越感到自己既是被充滿敵意的外邦人世界所環繞——這還頗像猶太人在離散時期之情形，同時亦為其猶太同胞所羈困。後者正扯著他們的後腿，讓他們沒辦法實現即將成真的願景。

這種充滿毀滅及死亡的黯淡視野，無疑深埋著虛無，亦瀰漫著仇恨與對復仇的渴望。卡哈尼對信仰的可怕扭曲，彰顯了長期迫害、打壓下所造成的影響，如果不加導正，就會深入靈魂深處，將它也歪扭變形。從卡哈尼的神學觀點來看，敵人是無處不在，且不論基督徒、納粹分子、黑人、俄國人或阿拉伯人，最終都是同一夥敵人。它對任何事物，都是從猶太人受苦受難、以及要如何為這受苦受難復仇的角度考量。以色列國的存在，並非神對猶太人的祝福，而是祂對外邦人的復仇：

勞工黨人被夏池拉比說成敵人已經是夠糟的了，但更令他們沮喪的是，夏池拉比還譴責勞工黨人及其整個神聖體制為不僅「非猶太」，更是積極地「反猶太」。「勞工黨是什麼神聖的東西嗎？」他嘲弄地問道，「他們不是要和過去劃清界線，並追求新的妥拉嗎？」這些集體農場分子可沒比外邦人好上多少；他們甚至已經搞不懂安息日或贖罪日是啥。這樣的人，值得我們信賴並讓其決定「猶太人所面對的重大、根本事務嗎」？所以說，和勞工黨的政治人物沒什麼好談的。「他們在國會時，從來就沒興趣強化宗教信仰。相反地，他們還企圖通過那些會摧毀猶太教的律法。」雅德．伊利雅胡籃球館內那一夜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夏池拉比單憑一人，就輕而易舉地扭轉大局，使聯合黨變得執政在望，它更標誌著「顫慄者」從被輕視的社會邊緣位置，一躍而至權力核心的非凡之旅。此外，它也彰顯了以色列的確存在「兩個民族」，彼此間幾乎無法瞭解對方的語言，而在所關注的事項上亦毫無交集。集會也暴露出那激發許許多多「顫慄者」過虔誠生活的內心憎惡，這種憤怒並不僅僅針對外邦人，亦同樣指向自己的猶太同胞。

西方人被這殘暴的攻擊手法嚇呆了。他們一向很喜歡沙達特。相較於何梅尼，沙達特才是他們可以理解的穆斯林統治者。沙達特看來虔誠卻非「狂熱分子」；西方人尤其欽佩他對以色列的和平倡議及門戶開放政策。沙達特的葬禮，有一堆歐美王公貴族、政治人物及總統出席，但阿拉伯領導人卻一個都沒來，街頭上也未出現群眾隊伍。沙達特死的那天晚上，開羅街道上竟寂靜得怪誕。埃及人並沒有為沙達特哭泣，更不像伊朗人後來圍著何梅尼屍首擠成一團的盛況，也替他悲淒浩蕩地伴棺送行。現代西方與中東傳統社會之間，再度對事件的看法南轅北轍，彼此毫無交集可言。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期間，以軍從約旦手中奪下了東耶路撒冷和舊城區。戰後沒幾天，以色列就將這些地區兼併，並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宣佈耶路撒冷為該猶太國的永恆首都。這當然是個爭議性決定，因聯合國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宣佈耶路撒冷應為一國際共管區，也曾在六日戰爭後，要求以色列撤出敵對期間所佔領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一切土地。耶路撒冷自公元六三八年始即為穆斯林城市，間中只曾短暫落入東征的十字軍之手（一〇九九至一一八七年）。穆斯林稱耶路撒冷為al-Quds（即「神聖的」之意），而它可是繼麥加與麥地那後，伊斯蘭世界的第三聖城。公元六九一年即建竣的圓頂大磐寺，乃穆斯林第一個重要的紀念建築物，其所在之處，據信即亞伯拉罕向神獻祭兒子的地點。此外穆斯林也相信，穆罕默德先知正是從這塊磐石上升天，展開其神秘的天堂之旅。惟另一方面，這裡同樣是猶太世界裡極為神聖之地，因為圓頂大磐寺所在的聖殿山，正是猶太人認為所羅門王當初矗立聖殿之所。

這當然是令人欽敬的說法，但它也帶來問題。人類固然需要「神思」與意義，但他們也少不得紮紮實實的「理則」思維。這兩個範疇在前現代社會裡，都被視為不可或缺。惟就像神話無法用理性或邏輯的說法來解釋一樣，它其實也無法套用於政治實務。此不僅困難重重，有時候更導致政、教的實際分離。什葉派的教主神學，早就指出神秘觀點與一國首長所需具備的務實主義之間，無法兼容。但何梅尼偶爾卻會模糊「神思」和「理則」的關鍵分際，其結果即造就某些災難性的政策。伊朗經濟已經因人質危機後的石油收益銳減，以及缺乏政府的明智投資而受損。意識形態上的整肅，亦使政府各部門及工業界失去能幹的管理人員。而與西方對立的結果，也讓伊朗斷了基本裝備、零件的來源與技術指導。至一九八二年時，通貨膨脹率飛揚，消費商品嚴重短缺，失業率更已攀至總人口的三成（城市人口更高達五成）。老百姓的生活苦境，對一個基於宗教理想，而在執政之初就把社會福利擺在第一優位的政權來說，當然是件難堪的事。何梅尼可是竭盡所能地為貧者謀福利。他設立「受壓迫者基金會」（Foundation for the Downtrodden），以救濟那些在巴勒維政權下受創最深的悲苦民眾。工廠及工作坊內的伊斯蘭團體，也都會提供工人無息貸款。而在鄉區，「建設吉哈德」（Construction Jihad）則僱用年輕人來為小農們造新房子，並讓他們投入農業、公共衛生及福利領域的各項計畫，尤其致力發展受戰火摧殘的地帶。但這番努力，到頭來卻都因為一場並非何梅尼挑動的兩伊戰事，而抵消殆盡。

何梅尼深信，伊朗革命正是對現代世界理性務實主義的反叛。伊朗民眾已經顯示出，他們願為建立一個擁有超越性目標之政體而死。「有哪個人會為了一處良好家園，就希望其孩子殉亡的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他曾對一群手工匠聽眾如此問道：「這才不是問題所在。關鍵在於另一世界。殉教，就是為了這另一世界。那是神的所有聖徒與先知都追求的犧牲……民眾要的就是這意義。」科學理性主義沒辦法回答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那從來就是神話的範疇。在西方，神話的消失，已經導致某些群體感到虛無，此即沙特所謂的「神形之孔」。很多伊朗人都被日常及政治生活裡精神內涵的突然失落，搞得茫然失緒。何梅尼深信人類是種三次元的生物：他們有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需求，而願為以宗教為中心認同之國度殉死的意志，則顯示他們正嘗試恢復本身的完整人性。何梅尼此人即便身處危機，也罕能忘記政治的超越性面向。當兩伊戰爭爆發時，巴尼．薩德曾建議將前國王的軍事人員從獄中釋放，或有助於指揮作戰。但何梅尼卻拒絕這麼做。他說這場革命，並不為求經濟興旺或領土完整。他引述了一則阿里教主當年在敘利亞時，和挑戰其統治的烏邁亞王朝創立者穆阿維亞爭雄的故事。就在軍隊作戰前，阿里向軍人發表了關於神聖一統（tawhid）的講道。當他的軍官們質疑此時此刻這番說教是否合宜時，阿里卻回答說. ，「這就是我們與和-圖-書穆阿維亞戰鬥的原因啊，我們並不是為任何俗世利益而戰。」這是為維護穆斯林社群的統一而戰，因穆斯林社群必須反映神的一統。所以穆斯林根本就不是為征服敘利亞而戰。

沙達特並非沒注意到這些異議聲浪，亦決心避免淪為其朋友伊朗國王的同樣下場。一九七八年，正當伊朗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他也發佈了所謂的「羞恥法」（Law of Shame）。任何偏離既定秩序的思想、言論與行為，都會受到褫奪公權及沒收護照、財產的懲罰。他禁止埃及公民加入任何組織、參與任何廣播，或發表任何被視為威脅「國民團結或社會和平」的批評政府言論，就算是自家裡私下隨意為之，也不行。沙達特死前的數月裡，其政權更是變本加厲。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他搜捕了公然批評他的一千五百三十六名人士，包括內閣部長、政治人物、知識分子、新聞從業員、講道師及伊斯蘭團體的成員。當時鋃鐺入獄的某伊斯蘭分子穆罕默德．伊斯蘭保利，正是沙達特暗殺者的兄弟。

儘管被譴責為大撒旦，革命之後，美國政府與德黑蘭新伊斯蘭政權之間的關係，雖謹慎卻得體。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亦即何梅尼歸國後不久，學生們曾突襲首都的美國大使館並企圖將它佔領，但何梅尼與巴札甘卻迅速採取行動，驅逐了入侵者。雖然如此，何梅尼對這大撒旦還是不信任，也不相信美國會輕易割捨它在伊朗的利益。何梅尼以大多數基本教義派領導人共有之妄想，深信美國不過是在等待時機，最終仍要來一場一九五三年時推翻穆撒迪克的類似政變，威脅這新的伊斯蘭共和國。所以當十月二十二日伊朗遜王飛到紐約市治療其致命的癌症時，何梅尼的猜疑似乎就已獲得證實。其實美國專家與德黑蘭方面，早就警告過美國政府別讓伊朗遜王入境，但卡特卻認為無法拒絕其昔日忠實盟友的這項人道要求。

舉例來說，伯諾維茲（Ponovez）耶西瓦主持人兼立陶宛系猶太人在以色列的領袖夏池（Rabbi Eliezer Schach），當時就開始擔心東猶的影響。一九四八年後，東猶們紛紛從阿拉伯諸國移民進入以色列。他們大多是在聯盟的虔敬派成員影響下到來，所以夏池擔心虔敬派選民的增加，會瓜分掉反對派耶西瓦所得的撥款。為抵消這危險並且拉攏東猶，他乃和東猶的大拉比約瑟夫（Ovadia Yosef）聯手，共創了一個新的東猶黨——「神諭黨」（Shas Torah Guardians，或譯沙斯黨）。東猶們向來不像歐洲的猶太人般，對復國主義感到嫌惡。直到以色列國於一九四八年建立前，他們並未在穆斯林世界遭到迫害，亦未發展出一種猶太隔離區特有的心理狀態。他們不會對參與國家事務感到噁心，還興味盎然地投身於政治生活。一九八四年選舉，神諭黨就贏得了國會中的四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進程，正痛苦地蝸步前行，但卻已造成了國民聯合政府的分裂。勞工黨和聯合黨都開始尋求與小黨結盟，而宗教性政黨又構成這當中最大的單一集團。勞工黨當時已先和以色列聯盟及神諭黨達成非正式協議，但神諭黨領袖之一的約瑟夫拉比，卻擔心與勞工黨的結盟將造成該黨分裂——東猶們向來常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仇視阿拉伯人，並堅決反對勞工黨在領土上的退讓。於是神諭黨創辦人之一的夏池拉比就出面施援。今晚他將對神諭黨及「妥拉之旗」的弟子們演說，就即將進行的聯合政府談判提出忠告。

該憲法草案面臨強大的反對聲浪。左翼的游擊隊各路運動、伊朗境內少數族群，以及深具影響力的「穆斯林人民共和黨」（Muslim People's Republican Party，沙里阿特瑪達立所創），全都堅決提出反對。自由主義者與西式教育背景的中產階級，如今已越來越對新政權的宗教極端作風感到沮喪：看來，他們奮勇戰鬥以自國王暴政中解脫的結果，竟是墜入伊斯蘭專制之手。他們注意到在憲法草案當中，新聞自由與政治言論的表達自由（這可是自由主義者反抗巴勒維政權的動力），是唯有在不牴觸伊斯蘭法及其實踐的情況底下才獲得保障。總理巴札甘對此尤其直言無諱。他小心翼翼地絕不攻擊何梅尼本人，但卻尖銳批評了草擬這類憲法條款的「伊斯蘭革命黨」（Islamic Revolutionary Party）中他所謂的反動教士，聲言這已違背了伊斯蘭革命的整個目標。

法拉茲曾回答困擾其年輕弟子的許多問題。聖戰組織成員雖在籌畫暗殺行動，卻仍希望盡可能符合道德。譬如他們可不可以為掩飾計畫，而對他人撒謊？如果在暗殺萬惡不赦的統治者時殃及無辜旁人，又該怎麼辦？還有在極重視家庭權威的埃及，年輕的組織成員也希望知道，未經父母允准即背著他們參與陰謀，到底妥不妥當？這群人也明顯關注一項先後問題，即在耶路撒冷仍未從以色列手中解放以前，該對沙達特先發動吉哈德嗎？法拉茲對此的回答是：解放耶路撒冷的吉哈德，只能由虔誠的穆斯林領袖領導，不信者可不行。此外他也顯露出一種致命自信，認為神終會直接介入。真正的伊斯蘭國家一旦確立，耶路撒冷將自動回到穆斯林之手。神早在《古蘭經》裡承諾過，穆斯林若與不信者戰鬥，那「神就會藉你們的手懲罰他們，讓他們蒙羞，還會及時援助你們戰鬥」。從這段經文的字面解讀，法拉茲遂下結論認為，穆斯林若能採取主動，那神「接下來就會介入〔並改變〕自然法則」。好戰分子可以期待救援奇蹟的出現嗎？法拉茲竟給了他們悲劇性的肯定答覆。

基本教義派是個嚴陣以待的信仰，自視為在充滿敵意的世界裡，為生存而奮戰。如此一來，難免影響甚至扭曲了他們的觀點。誠如我們所見，何梅尼就與許許多多基本教義派人士一樣，深為妄想所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亦即人質事件爆發後不久，沙烏地阿拉伯也有數百名武裝的遜尼派基本教義派人士佔據麥加天房，並宣佈他們的領袖為「救世主」（Mahdi）。何梅尼竟譴責這起褻瀆事件為美國和以色列聯手之作。當人們感覺危殆時，這種陰謀妄想往往就會浮現。當時伊朗的前景一片黯淡。何梅尼本人雖極受歡迎，伊朗民眾卻是越來越對這個政權感到幻滅。政府容不下任何的批評聲浪及反對力量。何梅尼與其他「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的關係也在一九八一年惡化，而追求徹底回歸伊斯蘭法的激進伊斯蘭分子與世俗主義者及左傾的俗眾之間，事實上也已經陷入戰爭狀態。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只當了一年總統的巴尼．薩德就被罷黜，並遠走巴黎。六月二十八日，何梅尼最主要的教士盟友畢希什迪和伊斯蘭革命黨七十五名成員，則是命喪於該黨總部發生的炸彈攻擊。直到此刻，何梅尼仍偏向安排俗眾擔任高職，惟到了十月，他卻允准哈梅尼（Hojjat ol-slam Ali Khameini）成為總統。教士們如今已是議會裡的多數，而至一九八三年時，所有反政府的政治力量都遭到了鎮壓。「人民聖戰士」自巴尼．薩德去國後即轉入地下；至於國民陣線、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由穆撒迪克之孫領導）及沙里阿特瑪達立的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全都難逃解散厄運。何梅尼逐漸拉高了他對「意見表達一致」的呼籲。

這無疑是個危險時刻。圓頂大磐寺如果被炸，不只將終止和平進程，幾乎可以確定還會引發一場全世界穆斯林首度團結一致、共擊以色列的戰爭。華盛頓的戰略專家就同意說，在蘇聯支持阿拉伯人而美國力挺以色列的冷戰背景下，圓頂大磐寺一旦被毀，極可能就會觸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不過核戰大禍的陰影，並未使這批極端的柯克分子踟躕不前。他們依然深信，只要在人間煽起一樁天啟，那就可激活神界的力量，並使神「不得不」介入偏幫他們，派出彌賽亞來拯救以色列。

情勢至此，「兩個民族」間會發生戰爭，也就不足為奇。每隔一段時日，就會有逮捕的報導或警方與極端穆斯林團體駁火的消息傳出。伊斯蘭分子雖大多安於與世俗社會作基本教義派式的隔離，畢竟仍有少數人訴諸於恐怖手段。自一九八六年以來，埃及已陸續發生因政治性動機而攻擊美國人、以色列人及埃及名流的事件。譬如一九八七年時，伊斯蘭分子就射殺了前內政部長哈珊．阿布．包哈（Hasan Abu Bawha），以及《穆撒瓦》（al-Mussawar）週刊的編輯納巴威．阿哈默德（Nabawi Ahmed）。一九九〇年十月，他們又幹掉了埃及國會議長黎法阿特．瑪哈究卜（Rifaat Mahjub）。一九九二年，堅定的世俗主義者法拉茲．佛達（Faraj Foda）亦成槍下亡魂。該年更同時鬧出伊斯蘭分子攻擊歐美遊客的首宗案例。由於旅遊業乃埃及經濟的重要命脈，穆巴拉克遂以連串突襲及不分青紅皂白兼粗劣的大規模逮捕回擊，以致火上添油，激起了更多怨憤。至一九九七年時，就有人權團體宣稱，埃及兩萬名游擊隊嫌疑犯未經審訊，即被扣於監獄，當中很多人之所以被捕，不過又只是因擁有煽動性小冊，或出席某場聚會。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恐怖團體「伊斯蘭黨」（Jamaah al-Islamiyyah）在盧克索（Luxor）屠殺了五十八名外國遊客和四名埃及人，強調這項攻擊「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只要政府繼續折磨及殺害伊斯蘭運動之子，聖戰士就會繼續他們的工作」。這場戰爭的確延續了下來。絕望及無助感，依然刺|激著埃及的少數遜尼派穆斯林，將伊斯蘭轉化成一種意識形態，但這種正當化謀殺的意識形態，卻是對宗教的徹底扭曲。

以色列人於戰後兼併耶路撒冷之際，曾許下諾言，要讓基督徒與穆斯林都無限制地自由前往他們的聖地。政府立下政策，讓穆斯林繼續保有對「最高貴聖域」的控制權，雖然這令激進的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和極端的虔誠復國主義者，都同感怒不可遏。兩者都堅持要將它歸還給猶太人。不過猶太人的正式立場，倒沒絲毫改變，那就是：聖殿不可以在彌賽亞帶來救贖前重建。這項千百年來的禁制，早成了沒人敢於違逆的禁忌。

於是何梅尼面臨危機。憲法草案已定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由全民投票進行公決，而法學家政府的構想看來很可能遭到拒絕。何梅尼直到此刻，仍是個務實之人，他機敏地結合了左翼人士、伊斯蘭分子、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共同推翻巴勒維政權，但至一九七九年底時，這個由彼此目標矛盾之群體組成、維持頗不容易的聯盟，眼看即將分裂，而他更感到革命的未來，已經岌岌可危。接著竟沒想到，美國竟無心地幫了他一把。

美國新聞從業員萊特（Lawrence Wright），曾為史華格情緒性的佈道風格所吸引。他能感覺到，史華格是在衝撞理性現代精神之褊狹侷限；這是「充滿情緒的挑釁」，和萊特幼年時所接觸到的「枯燥、知性與高雅」的宗教，已相距有光年般遙遠。他發現自己內心的某個部分，其實也渴望和史華格一樣，能夠「痛快地拋開本身忙碌、好裁斷與譏刺的心理狀態」。史華格的聽眾也不例外，他們對史華格極為興奮高亢的佈道，亦回以心醉神迷似的激|情：

一九八一年時的埃及情勢，正是如此。西方世界當時都為沙達特總統遭遜尼派基本教義派信徒暗殺的噩耗，而同感哀痛。十月六日，當沙達特正主持慶祝一九七三年對以色列戰爭成就之閱兵典禮時，隊伍中的一輛卡車，突然在總統站台前逸出既定路線。沙達特看到哈勒德．伊斯蘭保利（Khaled Islambouli）中尉從車裡跳出來奔向他時，還以為該軍官是要向他敬禮，而站起身來。豈料迎面來的，竟是連發的機關槍子彈。伊斯蘭保利對著沙達特的身軀不斷掃射，即便在自己腹部受創後仍不罷手，還高喊：「交出那隻狗，那個不信的渾球！」攻擊行動前後不過五十秒，卻已造成除沙達特外，另七死二十八傷的慘劇。

我們早就看到，很多埃及人認為沙達特的統治其實更近於矇昧時代，而非伊斯蘭。一九八〇年，在穆斯林聖日之一的犧牲節時，已經被禁止在開羅舉辦夏令營的校園伊斯蘭黨人，佔據了薩拉丁清真寺，譴責大衛營協定，並痛斥沙達特為「韃靼人」，亦即十三世紀時，僅在表面上皈依伊斯蘭的某蒙古統治民族。還有些被壓制的校園伊斯蘭黨人，則是加入秘密小組網絡，獻身於反沙達特政權的暴力吉哈德。曾在彌尼亞大學求學的哈勒德．伊斯蘭保利，正是這類吉哈德組織的成員。

「拯救行動」並不只是針對墮胎。泰利和他的那班拯救者就像一九二〇年代的布萊恩，也相信自己是在與世俗現代精神裡極殘暴的一面作戰。泰利深信，「拯救行動」若不成功，「美國也就完了。」但他本人對此倒是信心滿滿：「我們有一支人民大軍呢。」因為他們的行動，「殺胎之事將漸漸消失，緊接著還要對付兒童色情與成|人|色|情文化、安樂死、殺嬰……我們將帶回那美好文化。」之所以要打這場戰，是為了避開迫在眉睫的大禍，並拯救美國文明。

何梅尼儘管對此滿口激昂，但這可不是伊斯蘭「神思」所能造就的政策，而是務實「理則」之成果。話雖如此，人質危機還是改變了何梅尼的自我認知。他已不再是個重實際的政治人物，而感到自己成了正在與西方帝國主義鬥爭的穆斯林社群領導人。於是「革命」一詞，開始在其演說中被賦予近乎神聖的價值，而與傳統的伊斯蘭詞彙等量齊觀：只有他，能夠奮起頑抗這世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權，並暴露其權勢之窮。與此同時，人質危機難免引發的全世界對伊朗及伊斯蘭的憎惡情緒，亦使何梅尼更加警覺到伊朗革命的脆弱，內外皆面對著敵人威脅。從一九八〇年五月底至七月中的這段時間裡，伊朗政府就曾偵破四起分別籌畫的政變，而直到該年年底，世俗的游擊隊組織與何梅尼革命衛隊之間，也都不斷爆發街頭戰鬥。此外，全國各地紛紛冒現的所謂革命委員會（komiteh），亦使局面變得更加混亂、恐怖，因為政府根本就管不了它們。這些委員會處決了數以百計犯下「不符伊斯蘭行為」——如賣淫或曾在巴勒維政權下當官的人。這類於權力中心瓦解後出現的地方團體，似乎乃全世界革命都存在的現象，其目的則為求重構社會。何梅尼譴責了這類委員會的過激行徑，宣示其違反伊斯蘭法並破壞革命的完整。但他倒也沒將它們解散，最終還成功地把它們納入保護，並控制它們，以做為支持其政權的草根力量。另一方面，何梅尼亦須面對與伊拉克的戰爭。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伊拉克總統海珊的軍隊在美國慫恿下，入侵伊朗西南部。這意味著何梅尼所規畫的社會改革必須要暫時擱一邊了。而在這整段時日裡，美國人質正好派上用場。他們唯有在利用價值殆盡後，才終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亦即美國新總統雷根宣誓就職之日獲釋。

卡哈尼（Rabbi Meir Kahane）所創立的運動，同樣充滿一種道德上的虛無。這位大多數以色列人眼中的麻煩人物，卻能以百分之一點二的選票，在一九八四年選舉中贏得一個國會議席。卡哈尼的事業始於紐約市，當時他曾組織「猶太人防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以報復黑人青年對猶太人的攻擊。他在一九七四年抵達以色列，最終落腳於基列阿巴墾殖區，並將其組織易名為「喀馳」（Kach，意為「就是這樣！」）。他的目標如今已轉為滋擾阿拉伯人，以迫使他們離開以色列地。卡哈尼的基本教義派，幾乎算得上是原型的。他的猶太教信仰是如此簡化及充滿選擇性，以致反成了對猶太教的要命諷刺。「猶太教並沒幾則所要傳達的訊息，」他曾對某專訪者如此解釋：「猶太教的訊息只有一條，那就是：照神想要的去做。」這道訊息再簡單不過：「神要我們來到這個國家，並肇建一猶太之國。」猶太教關於神聖的教義（kodesh，即「區隔」、「隔離」之意），原是在象徵性地強調事物經儀式化後的區別，但如今卻被卡哈尼詮釋為一種獨特的政治意涵：「神要我們孤立地活在一個自己的國度裡，以便能盡可能避免與外界接觸。」這意味著阿拉伯人必須離開。神對亞伯拉罕的承諾至今依然有效，所以阿拉伯人不過是篡奪者。〈創世記〉的「神思」，就這樣成了欲行種族淨化之政治計畫的立論基礎。這種過度簡化的觀點，自然導向一種全然恐怖的彌賽亞願景。卡哈尼認為六日戰爭獲勝後，猶太人就已站在「救贖的邊緣」。由於猶太教的單一指令，他們的使命，也就清楚得很。猶太人應佔領這些土地，驅逐阿拉伯人，並「將聖殿山上外邦人的可憎之物」去除。只要他們把這些工作都完成，那救贖就會毫不費力且歡歡喜喜地到來。但以色列若沒辦到，彌賽亞還是會來，不過卻是隨一場比納粹大屠殺還要糟糕得多的反閃族浩劫而來。這場浩劫，最終將逼使所有猶太人都要遵從神的那條唯一誡命，定居於以色列。

顯然，要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政體，實在是極端困難。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已經病體虛弱的何梅尼，再次針對憲政議題發言。這回監護委員會擋下了勞工法，而理由同樣是牴觸伊斯蘭法。何梅尼支持民粹的議會去抗衡委員會裡那些較具菁英派頭及反動的烏立瑪，乃宣佈國家有權基於民眾福祉，去替換根本性的伊斯蘭體制。伊斯蘭法乃前工業時代的法典，早就需要進行根本改良，才能迎合現代世界的需求，何梅尼似乎也察覺到了這一點。他說國家可以：

法拉茲相信這類尚武的經文，是在那些呼籲穆斯林要與敵人和平共處並溫言以對的經文之後，才降示給穆罕默德的。所以它們的存在，就等於取消了那些使《古蘭經》看起來反對暴力的教誨。

但西方人終究得面對，伊朗人大多確實想要伊斯蘭統治的事實。許多歐美觀察家都深信「溫和派」即將出現來驅逐「瘋狂的穆拉們」，但結果並未如願。那些希望在伊朗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革命之後，卻發現自己不過只是少數。然而當時眾人對伊斯蘭政府的形式究竟該如何，也還沒有一致看法。西式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與沙里阿地追隨者要的，是個由俗眾治理的政府，兼容納小幅度的教士統和*圖*書治。何梅尼新任命的總理巴札甘，則希望回歸一九〇六年憲法（當然，去掉君主這個部分），外加一個由「穆茲達希德」構成的委員會，有權否決不符伊斯蘭的國會立法。至於昆姆各伊斯蘭經學堂，則是施壓追求何梅尼的法學家政府，不過沙里阿特瑪達立和塔立卡尼都強烈反對這種由已獲神秘啟發之教士來治國的願景，因其違反了千百年來的什葉派神聖傳統。他們都意識到這類政體的極大危險。嚴重的衝突終於一九七九年十月浮現，當時巴札甘與沙里阿特瑪達立抨擊了何梅尼追隨者所擬的憲法草案。該草案賦予法學家首長（即何梅尼）最高權力，使其得以掌控武裝部隊，並有權隨時罷黜總理。此外，草案也規定選舉總統與國會議員、設置內閣，以及一個由十二人組成、有權否決牴觸伊斯蘭法之立法的「監護委員會」（Council of Guardians）。

由於基督徒一向較注重教義，新教基本教義派的發展方向打一開始，就和我們所談到的其他運動不同。猶太教徒與穆斯林強調實踐的傾向，意味著這些信仰中的基本教義派人士，會將其傳統神話轉變成意識形態。他們之所以幹下某些極過份的惡行，正是因為嘗試要將這類神話，原原本本地照搬到實務世界當中。他們追求高效率的現代標準，亦即「真理」須能有效運作，才會得到他人認真對待。簡言之，猶太與穆斯林基本教義派人士早就將「神思」轉化成「理則」，以達致實用結果。然而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卻是將神話往另一個方向曲解。他們把基督教神話當成科學事實看待，創造出一個既非優良科學又非優良宗教的混合體。此不僅違反了整個宗教傳統，亦引發極大緊張，因宗教真理本質上就非理性之物，根本沒辦法科學地加以證明。此外，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因總是忽略直觀、神秘的面向，也已經失去對人格中無意識深沉衝動的知覺。其結果就是美國的信仰復興論述，有時候不免流於混亂與神經質。一九八〇年代末時，有些基本教義派人士就已經就緒，準備去顛覆這講究理性之信仰所構成的限制了。我們已經看到，性，是困擾基本教義派人士的一大難題。他們不少人顯然都對性能力與性別界線模糊等問題感到焦慮。所以當反叛是以性的相關形式來臨時，或許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夏池拉比的十分鐘談話，不僅讓人困惑，也令電視機前觀看其演說的以色列人，隱隱感到不安。他並未直接提到聯合政府談判，亦沒觸及任何正困擾著全國民眾的議題。顯然，他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以色列國防或以土地換取和平是否可行等議題，全然漠不關心。夏池拉比對於以色列國，竟無半句美言。他非但不把這猶太國視為救助者，還以悲涼的語氣，談到「顫慄者」當下所處的「可怕及惡劣」時光。他所憂心的戰事，才不是以、阿之間的戰爭，而是復國主義者對宗教的漫長鬥爭。「我們〔對那些反傳統者〕從事的戰爭，非自今日始；那是從一次大戰以來就開始的，而唯有宇宙之主，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夏池拉比激動地說道，但其結果，卻沒必要置疑：「猶太人是無法摧毀的。他們或許遭到殺害，但其孩子，卻仍將忠於《摩西五經》。」

信仰者集團眾成員，對於該如何處置以色列《聖經》疆域內的阿拉伯人，並無一致主張。但他們全都同意，巴勒斯坦人對這塊土地沒有任何權利，這裡沒他們的份。這種仇恨與排他性的神學，當然是對猶太信仰的一種扭曲。以色列的歷代先知、《摩西五經》，以及《猶太法典》內提到的諸拉比賢者，全都強調正義與慈愛為最高職責，即便是對那些非我族類、卻與他們共同生活在聖地裡的「陌生人」也不例外。與耶穌同時代的長者希勒爾拉比（Rabbi Hillel），就曾總結猶太教的訓誨為以下這條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而在基本教義派人士的選擇性作風下，柯克分子卻只專注於《聖經》裡較具侵略性的段落，亦即神命令以色列人驅逐應許之地上的原住民族、不得與他們立約，還要摧毀他們的神聖象徵，甚至滅絕他們的部落。柯克分子將「猶太人乃神的選民」的信念，詮釋為可不受制於其他民族務須奉行之法，而是獨特、神聖與自成一格者。施洛摩．阿維納就曾說過，神要猶太人征服這塊土地的命令，是較「外邦人對吾土的民族權利上的人性及道德考量」，都要來得重要的。

生存依舊是「顫慄者」的主要奮鬥目標。他們對外邦人世界的態度，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即轉趨強硬。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一年於耶路撒冷受審，再次撩撥起人們對大屠殺的意識，亦使「顫慄者」更堅決要遠離外邦人文化及那些浸淫其中的世俗猶太人。他們自視為與現代文明作戰，不想去理會外邦人，或那些與他們對猶太教之看法相左的世俗及虔誠猶太人。受壓制與迫害的經驗，再次牽引出一種狹隘的宗教視野，且強調意識形態上的一致。「顫慄者」遂漸漸失去與耶西瓦或虔誠教徒圈子外相關的語言或概念。他們和以色列鄰居共處時所感受到的疏離，就一如先祖們在離散狀態下與外邦人相處之情形。

然而電視福音佈道家於醜聞期間，彼此相向的暴怒與仇恨，才最明白地彰顯了基本教義派信仰的失敗。當史華格聽到吉姆．貝克和潔西卡．哈恩性關係的風聲時，他「就像一頭悍勇的鬥牛犬盯上法國貴賓狗般，卯上了吉姆．貝克」——史華格的某位前助理曾如此追憶。史華格要「把他撕成碎片，毀掉此人」。緊接著是吉姆．貝克把矛頭對準前來救援PTL的佛威爾，指控他藉機控制該電視廣播網。佛威爾則召開記者會反擊，出示與吉姆．貝克有同性戀關係的眾男士宣誓書，還有一份來自譚咪．貝克的備忘錄，羅列出她向PTL要求以交換其乖乖離去的條件：每年應給吉姆．貝克三十萬美元，給她十萬美元；還有所有PTL唱片和書籍的版稅；他們的四十萬美元豪宅、兩部車子、安全人員、各項法律費用，並替他們支付正在為他們整理極不規則財務的會計師費用。整個龐大的基本教義派事業，似乎就此終結在一處荒蕪及無所裨益的死巷。醜聞爆發的前一年，佛威爾還充滿了信心。當時他把「道德多數」易名為「自由聯盟」（Liberty Federation），並宣佈該團體將有眾多成員，會投身於一九八八年從地方、州至聯邦的各級選舉。然而自PTL的那場大亂後，佛威爾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即辭去「道德多數」與自由聯盟主席職，並宣佈退出政壇。他說將永不會再像當年雷根競選時為任何候選人助選，亦不再遊說立法。由於連串醜聞的打擊，來自他本身「老時代的福音」節目的收入已經減少，佛威爾乃不得不回到原來的福音教牧工作。他偶爾還是會出面抨擊國家所積染的惡習，但卻不敢再去期待一個短期內即可橫掃美國的保守宗教力量大結盟了。當羅伯森競選總統失敗後，基本教義派人士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即懷著極大期望發動的攻擊，看來也已經失敗。聲譽受損的基督教新右派，顯然已不光彩地銷聲匿跡，而基督徒雖仍會個別進行遊說並努力地將選民帶往投票，世俗主義者普遍卻已認定，基本教義派的威脅已經過去。

柯克派的拉比們，尤其對奧斯陸協議感到怒不可遏。他們認為政府以一紙協約簽走聖地，就是犯下了罪。所以一九九五年七月，亞伯拉罕．沙比拉就和另十四位信仰者集團的拉比，命令軍人在以軍開始撤離佔領區時，不必服從其上司的命令。這簡直就是宣示要打內戰了。還有些集團的拉比，則質疑拉賓是否已經成了積極威脅猶太人性命的「追擊者」（rodef），若是，那他在猶太律法之下就該受死。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某耶西瓦畢業生、退伍軍人及仍在巴伊蘭大學求學的伊嘎爾．阿米爾（Yigal Amir），遂於特拉維夫一場訴求和平的集會上，將拉賓暗殺身亡。此人事後說，憑他對猶太律法的研習，他已確信拉賓正是「追擊者」，乃猶太人之敵；所以他有責任殺掉拉賓。

神的名聲，在猶太人每一回遭外邦人毆打或強|暴時，都會蒙污：「當猶太人被羞辱時，神也跟著丟臉！當猶太人被攻擊時，那更是對聖名的攻擊！」不過這種說法倒過來說，也對。所以暴力回擊，就是對聖名的淨化（kiddush ha-Shem）：「一個睽違了兩千年、打在驚駭的外邦人臉上的猶太人拳頭，就是淨化聖名。」

《被忽略的職責》一書所概述的某些觀點，看來並不僅僅在一小撮極端分子圈內流傳，而是比觀察家所以為的更廣泛地滲入埃及社會。其實埃及人極少真的想要幹掉沙達特，他們大多對暗殺行動感到震驚，但他們對沙達特之死表現出來的淡漠，卻是如此昭彰而令人心寒。舉例來說，愛智哈爾大學眾導師譴責了暗殺行動，但他們看來並未因失去沙達特而難過心碎。此外，在事發後發行的首份愛智哈爾大學雜誌中，沙達特的照片一張也沒有，而暗殺消息亦僅在第二頁裡間接提及。不過宗教領導層中，強烈且毫不含糊地反對《被忽略的職責》的，畢竟還有國內伊斯蘭法的首席顧問（Mufti）。此人曾對法拉茲的論文作出詳盡回應。他宣稱，穆斯林並不可以喚其他奉行五功者為背教徒。伊斯蘭從來就極少逐出教門的案例，因為除了神，沒有人能夠讀得懂他人的心。他也討論了尚武經文段落出現的歷史背景，顯示它們都是為因應七世紀時麥地那的特殊環境而生，也因此無法原原本本地套用於二十世紀的埃及。妙的是，首席顧問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蘇非派主要刊物《伊斯蘭神秘主義期刊》（Journal of Islamic Mysticism）上撰寫的一篇文章，裡頭語氣顯然認定讀者早就熟悉法拉茲的說法，雖然《被忽略的職責》當時才剛正式發表。所以法拉茲的觀點，很可能早就滲入虔誠教徒圈內，並成了某種常識。絕大多數埃及人都視這場暗殺為大罪孽，但他們大多卻也對沙達特愛恨交織。自納瑟死後，時代已經改變；埃及人如今已是希望看到其領導人具備真正的伊斯蘭特質，並背離世俗主義精神。

然而何梅尼終究無法打破僵局。監護委員會拒絕對此作絲毫讓步，於是他只好拐個彎，試試另一套較強調精神面的說法。一九八一年三月，他對著一群教士說：「我們不該期待在自我改革前，就有能力改革他人。」如果教士本身都還因為自私自利而癱瘓、而陷於徒勞的權力鬥爭時，那就沒辦法帶領民眾回歸伊斯蘭。烏立瑪人人都必須克服這妨礙國內伊斯蘭發展的自我中心傾向。解決之道，就是要「把自己提升到一個能俯瞰自我的階段」。「當我們無需再與自我爭鬥時，」何梅尼下結論道：「那就再無爭論、再沒口角。」這種看法，直接源自何梅尼的神秘主義修行；做為一位努力趨近神的探尋者，他必須逐漸剝除自私的欲望，直到能洞察神在轉變中的願景為止。然而現代政治的動力，卻是與精神冥想大不相同。監護委員會內的烏立瑪，對於何梅尼的籲求仍是充耳不聞。政治活動常會強化眾人的自我意識。現代的政府體制，本就是藉利益競爭的相互制衡運作，而非憑恃這類忘我的群體意識。當何梅尼發展出法學家政府理論之際，他曾相信監護委員會的烏立瑪，將能堅守那「不可見」的神秘及隱匿價值；但事與願違的是，這些烏立瑪似乎也和芸芸眾生一樣，陷入了外在的物質迷障。

何梅尼攻擊大撒旦的言辭，馬上就變得更加嚴厲；他要求將穆罕默德．勒薩送回伊朗受懲，並號召肅清政府內所有仍忠於前朝的人士。他宣稱在伊斯蘭的伊朗境內，仍存在著依附西方的叛徒，故須將他們從國內驅逐。總理巴札甘想當然爾成了這波攻擊的首要目標，而憲法草案的其他反對者亦無一倖免。十一月一日，巴札甘因飛往阿爾及爾出席阿爾及利亞的國慶慶典時，被人拍到和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握手，而遭何梅尼逮到把柄。巴札甘的伊斯蘭革命黨敵手，遂興高采烈地譴責他為美國間諜。在此高漲的敵視氣氛下，十一月四日，終於發生約三千名伊朗學生突襲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並挾持九十名人質的事件。起初眾皆以為何梅尼會循前例立即放了他們，並命令學生撤離。我們直到今天，都還不清楚何梅尼對於學生硬闖大使館的決定是否事先知情。無論如何，事發後三天，他都一直保持低調。不過當巴札甘意識到無法獲何梅尼支持以撤出學生後，他只好面對自己的政治無能，與外交部長易卜拉欣．亞茲迪（Ibrahim Yazdi）一同在十一月六日辭職。原只打算圍攻大使館數天的學生，如今卻頗意外地發現，他們竟成了美伊大對抗的急先鋒。何梅尼與伊斯蘭革命黨都支持學生，成了他們背後的靠山。人質危機期間全球媒體的廣泛報導，讓何梅尼更堅定了他的信念。期間雖有女性人質與黑人海軍陸戰隊員獲釋，但餘下的五十二名美國外交人員，卻還是被質押長達四百四十四天，並成了伊朗激進主義的象徵。

極端基督徒確實已在準備對付世俗政府。本書之所以沒提到「基督教認同」（Christian Identity）這個法西斯團體，是因為它已離基本教義派甚遠，甚至不贊成基本教義派。該團體成員厭惡所謂「狂喜」的觀念，認為這等於是闈割了美國宗教——他們可是要留在苦難時刻，與邪惡力量戰鬥的。反閃族的邪惡心態，使他們痛恨基本教義派人士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後者在他們眼中，可是大罪。他們認為，猶太人本是從亞利安族那裡篡奪去神的選民頭銜，如今這些人竟還竊取聖地，那裡本該由英國繼續託管才對。他們相信末世大戰的戰場其實不在中東，而是在美國。他們也預測一場大屠殺的重臨，屆時白人種族和整個美國，都會遭到殲滅。所以他們要做好面對大難的準備。此外，他們也預見聯邦政府即將完蛋，這聯邦政府就是他們口中的ZOG（Zionist Occupation Government，猶太復國主義者佔據的政府），乃撒旦和猶太人主導的政府，孜孜於摧毀亞利安民族的政府。這些極端分子，有的遂在美國西北部偏遠地帶自組好戰團體，在那裡學習求生技巧，收集槍械彈藥，以為最後大戰做準備。還有人則是對ZOG發動準軍事性突襲，殺害政府官員。其他亦有對墮胎診所進行爆破及縱火者。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麥維格（Timothy McVeigh）對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聯邦大樓的炸彈攻擊，就是這類意識形態激盪下的結果。

極化與敵對的現象，美國亦不能免。不過在美國，基本教義派人士似乎較為克制、守法。他們並沒去暗殺總統、帶頭搞革命或挾持人質。話雖如此，美國宗教界還是被一道深溝重重劃過。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的宗教人口，恰分裂為兩個旗鼓相當且相互頡頏的陣營。一九八四年六月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四十三的美國人自稱為「自由分子」，百分之四十一則自認為「保守分子」；而各大教派內也都一分為二。大多數受訪者都說兩者間的裂隙「嚴重」，亦對「另一邊」存在著負面觀感。這種成見，可不像其他形式的偏見般，會隨著接觸漸多而消褪。還有些民調則顯示，即便只有百分之九的美國人自認為「基本教義派信徒」，卻有更多的人，接納新教徒基本教義派之核心信條：

法拉茲也和許許多多基本教義派人士一樣，是個拘泥於字面意義者。他把聖典裡的每一句話，都當成絕無半點虛假的事實來讀，並認為可直接將它運用到日常生活裡來。這當然又是將聖典的「神思」，做為實際行動綱領之危險舉措。古老理想向來講究「神思」和「理則」的區隔：政治行動可是專屬於理性的範疇。但這些遜尼派基本教義派人士在反叛科學理性主義霸權時，卻揚棄理性，到頭來仍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殘酷事實：他們雖遵照神在經文中的旨意殺了沙達特，卻盼不到神的介入來肇建一個伊斯蘭國家。沙達特死後，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未經什麼紛擾就當上了總統，而其世俗政權還持續至今。

沙達特遇刺所暴露出的深沉不滿，在穆巴拉克二十年來有限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經營後，仍在表面下激盪著。其差別只在當今的伊斯蘭分子，已較前輩們更有組織得多。阿拉伯裔的美國學者嘎夫尼於一九九一年重訪彌尼亞時，就注意到群眾每週五在那座小小的基本教義派清真寺外的大街上作午禱時，已經比一九七〇年代的同樣場面有秩序得多。凌亂、無序的舊有反抗模式已經不再。參與者多是三、四十歲的人；他們穿著一致的白色長袍，並且穿戴正確的伊斯蘭頭飾。這讓人留下他們已自成一個獨特與專注次文化的印象，既有自己的方向，亦擁有自我認同。此外嘎夫尼也注意到，政府為內政部蓋了座新的巨型辦公大樓，而這象徵著國家手握的大權。在一處曾經紛擾不斷的地點矗立起這麼一個代表控制的標記，卻似乎對專注的伊斯蘭分子無礙，因他們已更加地面向麥加，而非開羅。兩個領域就這樣像精神分裂般在埃及國內並存，毫無癒合的跡象可言。

然而一九八八年時，魯巴維奇虔敬派的第七任拉比，卻決定起來抗衡夏池拉比及反對派的影響。他命令所有追隨者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把票投給以色列聯盟。他也希望逼使聯盟向政府施壓，對「猶太人」作出更嚴苛的定義。這項動作，無異顯示「顫慄者」對以色列國政治利益的漠不關心。以色列政府若真順從這位拉比的意願，宣佈混血婚姻的後裔或由改革派拉比引導皈依者，都算不上猶太人的話，那許多在美國為以色列作出極出色遊說的猶太人，就難免要大為反感。美國的支持，絕對是以色列賴以生存的關鍵，但魯巴維奇虔敬派拉比卻對此毫不在乎。他所在乎的，就唯有對猶太世界進一步推展其使命。該派的某些成員，對那些雖自視為猶太人卻達不到守律標準者，總是感到渾不自在。所以以色列國若能正式宣佈這些人不是猶太人，那魯巴維奇虔敬者的日子一定會好過得多。該派拉比的介入，確使以色列聯盟的虔敬派成員大增，於是為思反擊，夏池拉比又組建了一個新的反對派政黨——「妥拉之旗」（DegeJ ha-Torah）。

對何梅尼而言，這批人質簡直就是天賜。大撒旦做為外敵，其外交人員被逮及隨之掀起的仇恨情緒，都使伊朗民眾的焦點轉移，在原本內部動盪之際，團結到了何梅尼身後。巴札甘的掛冠求去，頓使憲法草案擺脫了一位最喧囂的反對者，亦讓反對力量弱化。新憲法遂於十二月公投中，以漂亮的多數票獲得通過。何梅尼純粹是以國內局勢，來看待並考量人質危機的處理。打一開始，他就曾對其新總理巴尼．薩德如此解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巴勒斯坦人稱作「抗爭」的暴動在加薩爆發，並且一路延燒至東耶路撒冷和西岸。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整整一個世代的巴勒斯坦人，都是在以色列佔領下的佔領區內成長；他們對遲遲未能達致巴勒斯坦獨立的巴解組織領導層早已不耐，更對其眼中壓迫性外來強權下羞辱、艱困的日常生活感到不滿。https://m.hetubook.com.com以色列方面曾希望隨著歲月流逝，佔領區內的阿拉伯人會漸漸順從他們的統治，然而在一九八七年時，反以色列的怨憤情緒卻達到沸點，而追求巴勒斯坦建國的願望也變得強烈起來。帶領這輪新叛亂的年輕領導人，專注於破壞以色列的佔領；他們鼓勵每一位巴勒斯坦人參與，所以連女人小孩都開始朝以色列軍人擲石，無懼於他們的槍桿子及優勢力量。佔領區內的巴人抗爭，讓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國際社會都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它也強化了以色列和平運動的立場，因其強力展現了巴人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從以色列霸權中解放及獨立的決心。此外，抗爭也讓拉賓這類相對強硬的人物印象深刻，軍人出身的他，如今也瞭解到無法運用以色列的軍事力量來使婦孺屈從。拉賓於一九九二年當上總理後，即準備與巴解組織展開談判，而雙方在翌年就簽下了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

這種意識形態，終使一名卡哈尼分子巴魯克．戈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普珥節慶時，在希伯崙的猶太族長墓洞處，射殺了二十九名巴勒斯坦朝拜者。他這麼做，是為了報復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五十九名猶太人遭巴勒斯坦人謀害一事。結果這場報復導致佔領區內及以色列本土內，伊斯蘭分子恐怖活動的升溫。

柯克分子大多認為應可允許阿拉伯人留在以色列地，但卻只能以「外僑」身分留下。只要尊重以色列國，他們就該獲得適當對待，但卻永不能成為公民或擁有政治權利。但仍有柯克分子卻是連這些都吝於給巴勒斯坦人，而要逼著他們移民。更有一小撮人主張滅絕行動，援引《聖經》裡神命令以色列人要毫不留情地殺害殘酷的亞瑪力人一事做為先例。一九八〇年時，以色列．赫斯拉比（Rabbi Israel Hess）就曾在巴伊蘭大學（Bar-Ilan University）的校辦雜誌上，發表題為〈種族滅絕：《摩西五經》裡的一項誡命〉（Genocide: A Commandment of the Torah）之文章。他論說巴勒斯坦人之於猶太人，就像黑暗之於光明，而他們活該遭到與亞瑪力人同樣的命運。就在這同一年裡，信仰者集團的墾殖者哈因姆．蘇里亞（Haim Tzuria），也寫下了仇恨是「自然與健康的」這樣的話來：

基本教義派信徒為使其信仰變得科學、理性，已經把宗教推向一種不自然的模式。他們當年曾堅守培根的觀念，駁斥達爾文那奠基於假說及自由調查的科學理性主義，但貝克夫婦如今卻是在拂逆老派基本教義派人士如佛威爾的理性主義。誠如哈定所指出的，從「美國傳承」對美國基督教歷史的描繪來看，它簡直就是個恣意糅合了各類型的整體。該主題公園內的展覽，並未去強調宗教真理的事實存在，反而引導眾人駐足於那些不自然的人造裝置。裡頭的購物廣場，則是維多利亞與殖民地時代建築風格的折衷式大雜燴，也不企圖重現逼真的歷史原貌。公園的入口處還展示著葛雷恩的「真實」房子，但其牆上照片，卻顯示這棟房子當初是如何披拆解、重建，更稍稍偏離了原來位置。此外，園內還有一座號稱是「耶路撒冷上房」（Upper Room in Jerusalem，據信乃耶穌享用最後晚餐並從此確立為聖餐之所）的「精確複製品」，但園方卻刻意把它建得就像個複製品。教會的禮拜式，也是在一間電視攝影棚內進行，而貝克夫婦從未像佛威爾般，為常態的禮拜或講道活動固定進行電視轉播。他們在乎的總是其表演性、壯觀景象及幻想，而不再執著於基本教義派拘泥字義的態度。

圓頂大磐寺陰謀，代表著棄絕理性、對奇蹟的倚賴，以及一種或將完全毀掉以色列國的虛無主義。這種災難性彌賽亞思潮所呈現的，正是長久以來早成了現代經驗一環的覓死衝動。此外，這也是自我毀滅之舉，因為它嚴重傷害了信仰者集團的信譽，使集團永遠沒辦法再恢復其黃金時代時，部分以色列民眾對它的欽敬之情。

基本教義派人士的再征服運動，已經顯示宗教才不是什麼奄奄一息的枯竭力量。我們已不可能再像惱羞成怒的美國政府官員般，在伊朗革命後問道：「誰會去認真對待宗教啊？」基本教義派人士已將信仰帶出陰影，並且證明信仰能夠在現代社會裡吸引到廣大選民。他們的勝利，讓世俗主義者沮喪不已——這可不是啟蒙時代溫煦、有禮兼個人化的信仰，它似已否定了現代性的神聖價值。一九七〇年代末浮現的宗教反彈，已經昭示著社會的兩極分化；而至二十世紀終了時，我們更可以清楚看到，虔誠與世俗兩陣營的裂隙，已進一步擴大。彼此間無法溝通，遑論能共享什麼觀點。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基本教義派無異是場災難，但因其本就是基本教義派人士對科學理性主義這「不法霸權」的反叛，所以這樣的發展並不令人感到訝異。我們究竟該如何評估這類基本教義派運動？而從它們身上，又可以看出什麼宗教在現代及後現代世界裡面對的獨特挑戰？基本教義派人士的勝利，又是否反而構成宗教本身的失敗？還有，基本教義派的威脅，是否已經消退？

但法拉茲仍有棘手之處。《古蘭經》裡要對付的對象，只是偶像崇拜者，可是沙達特卻宣稱自己是位遵循五功的穆斯林。既如此，穆斯林又怎能夠對付他呢？結果法拉茲在伊本．泰米亞十四世紀時所作的一則裁示裡，找到了襄助說法。伊本．泰米亞曾經提到，已皈依伊斯蘭的蒙古統治者其實是背教者，因為他們仍是根據本身的律法來進行統治，而非伊斯蘭法。法拉茲宣示說，當前的埃及統治者，比蒙古人還要糟糕。蒙古人的法典當中，至少還包含部分猶太教與基督教之法，但埃及今日的法律體系，卻是奠基於「不信仰之法」，乃不信者所創，再由殖民主義者強加到穆斯林人民頭上。

以色列和埃及一樣，其實也變得越來越富宗教氣息。這方面最顯著的變化，莫過於一九八〇年代「顫慄者」在政治上的崛起。極端正統派裡的少數猶太人，還是一貫地將以色列國看成先天邪惡，「是一種包含著所有污染的污染，涵蓋了所有異端的完整異端」。「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全盤否定吾人信仰中的要素，」耶拉米爾．敦卜（Yeramiel Domb）一九七五年時，曾在《城市的護衛者》導報上如此寫道，「這是最深沉、最基礎、最根本的完全否定。」不過「顫慄者」大多卻未如此極端：他們只是把以色列看成沒有宗教意義的國家，並對其全然漠不關心。這種中立姿態，反倒使他們能夠參與政治過程。「顫慄者」甚至可以宗教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政治工作，即把它看成是在救贖那受困於國家世俗體制中的神聖火花。藉推動宗教性立法如禁止販售豬肉，或提倡嚴守安息日，他們即可讓以色列社會更有機會遭遇彌賽亞式轉型。立陶宛系「反對派」對此還有更務實的態度。他們會較昔日都更投入於自己的耶西瓦世界，但卻懂得利用國家來支持其建制。他們對有關國家、國防、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問題全無興趣；要支持哪個政黨，其標準全繫於哪個黨願資助耶西瓦更多的錢，並提供更多的政治支持。

虔誠者與世俗者互望，看到的竟全是恐怖。他們其實都沒辦法看清對方，只顧回想「另一邊」過份、殘酷與毫不寬容的劣行，且因核心價值受創，彼此間更無和平可言。

巴勒斯坦人並未跟上一九六七年後，席捲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復興浪潮。他們對阿拉伯人之潰敗所作回應，不過是政治、世俗與民族主義式的。阿拉法特重組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並發起游擊隊攻擊、恐怖行動與外交三者齊下的努力，冀以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這是個性質明確的世俗運動。不過當巴解組織的民族主義者於一九七一年在加薩走廊遭夏隆鎮壓後，雅辛（Sheikh Ahmed Yasin）就創立一路他稱為「穆加瑪」（Muj amah，意為「大會」）的伊斯蘭運動，開始從事與穆斯林兄弟會類似的福利工作。至一九八七年時，穆加瑪就已在加薩地帶建立起一個慈善帝國，包括提供診所、戒毒計畫、青年俱樂部、運動設施及《古蘭經》課程。其資金來自穆斯林繳納的宗教捐、波斯灣產油富國和以色列政府，而後者的盤算，則是意圖藉支持穆加瑪來瓦解巴解組織。此時雅辛仍無意對以色列展開武裝鬥爭。他是個改革者，希望以伊斯蘭為大背景，將現代世界的發展成果帶給加薩難民。此外，他也是在與民族主義者競奪巴勒斯坦人的靈魂：他認為巴勒斯坦人的文化認同，應是做為穆斯林更甚於世俗。穆加瑪受到的歡迎，顯示不少巴勒斯坦人認同於此。他們雖以阿拉法特為傲，但其世俗氣息，卻唯有受過現代西式教育的菁英們，才能完全受用。

前現代世界裡的最佳靈修境界，如十字架約翰、路里亞或穆拉．薩德拉所提倡者，都會去避免這類過於激動的情緒，認為這與宗教無關。他們強調內在的心靈之旅，必須是冷靜、有紀律且由理性來互補的。譬如某人若要成為卡巴拉秘教修行者，就必須至少已達四十高齡，已婚，且性生活和諧。現代世界因忽略知識的直觀之道，大多早就失落這神秘修行。史華格的成功，顯示人們在過度理性化的環境裡對恍惚境界的思慕，但同時亦突顯了這類追尋走向失衡之可能。史華格的狂熱，似乎較宗教方面的因素更驅使他為了性需要，而跑到巴頓魯治的汽車旅館做「震撼性公開露面」（套萊特的話）。

美國基本教義派的成功，並非全賴佛威爾和其他電視福音佈道家之擅於行銷。美國的文化與宗教生活當中，本就存在偏愛這類拘泥字義之信仰的要素，遂為基本教義派的發展提供了沃土。

然而無可避免地，美國人質的境遇玷污了伊朗這新伊斯蘭共和國的形象。伊朗方面儘管在危機期間高談大撒旦之不義，但其羈押人質之舉，卻無關宗教或伊斯蘭，而是出於恰恰相反的務實考量。不過這項行動雖未獲所有伊朗人歡迎，他們大多卻能認同其象徵意涵。大使館在國際法上是被視同該國領土的，所以學生們的佔領，也就等於侵犯了美國主權。但是對某些人來說，美國公民在自己大使館內被俘並無不當，因為數十年來，在美國縱容下，巴勒維獨裁政權早就讓伊朗人感到是自己國內的囚徒。但這是復仇政治，不是宗教。大使館被佔初期，有些人質還被綁手綁腳、禁止發言，並獲告知美國已經遺棄他們。美國人質後來才被移往較舒適的住處，但這類殘酷、惡劣的待遇，早巳違背所有主要宣信型信仰的基本洞見，包括伊斯蘭——宗教教義及實踐若不能導人懷抱慈悲之心，那就談不上貨真價實。佛教徒、印度教徒、道教徒與一神教信仰者全都同意，神聖真實並不僅僅是超越的、「遠在天邊的」，它同時存在於每個人類當中，也因此我們須以絕對的尊崇，來善待每一個人。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基本教義派信仰，倘變成憤怒與仇恨神學，自然也就通不過這項關鍵檢驗。

這些人對大屠殺重新浮現的意識，使他們對猶太教的脆弱更加緊張在意。為保存《摩西五經》，他們不惜投身政治。顫慄者社區的一名成員，就曾在一九五〇年時清楚表達過這種態度：

一九八〇年佔據薩拉丁清真寺的學生們，也曾將沙達特拿來與蒙古統治者相比。法拉茲的想法，看來並不侷限於一小群極端分子。至一九八〇年代時，這些觀點就已在四處傳佈，並獲得廣泛討論。

與此同時，重建分子也正訓練自己，要如何在世俗人本主義國家毀滅時接手控制。他們的願景裡既容不下慈愛精神，當然就是對基督教的徹底扭曲。當千禧年王國來臨，政教將合而為一；民主這現代的異端也會遭到廢抑，而整個社會亦將嚴格依照《聖經》的要求重組。這意味著《聖經》裡的每一則律法，都必須照其字面意義來加以落實。所以他們會恢復奴隸制度；不再管制生育（因為信仰者必須「多多繁衍」）；而通姦者、同性戀者、褻瀆者、占星者和女巫，都該捉來處死。那些總是不聽話的孩子，亦該如《聖經》所言，面對遭人擲石的懲罰。還有，必須厲行嚴格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者和那些左傾分子，都是罪人。神並不是站在貧者這一邊。誠如諾斯所言，「邪惡與貧窮之間，有著緊密關連。」國家的稅收，也不應耗在福利計畫上，因為「津貼懶人，就是津貼邪惡」。這些原則同樣適用於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之所以為自己招來經濟問題，正是因為它耽溺於道德上的扭曲、信仰異教且崇拜多神。《聖經》也禁止國家接受外援。在等待勝利期間（諾斯承認，這或許需要一段時日），基督徒必須準備根據神的藍圖來重建社會，並支持那些已趨近於《聖經》嚴格規範的官方政策。

這些年輕人無疑恢復了何梅尼在革命中的信仰；他們正追隨胡笙教主的典範，為「證明」那「不可見」的崇高無上地位而死。這是苦行的最高表現形式，穆斯林藉此超越自我，並達致與神的結合。這些孩子可不像他們的前輩，拒絕再做只顧私利與物資世界的「自然之奴」。他們是在幫伊朗達到「一種除了說它是神聖國度外，再無他法可以形容的境界」。芸芸眾生若只專注於物質塵世，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像人。「死亡並不意味著一了百了，」何梅尼宣示道：「那是生命。」殉亡情操已經成了伊朗反叛西方理性務實主義的關鍵部分，亦為追求國魂的大吉哈德所不可或缺。但儘管何梅尼強調殉亡並非無意義之舉，這種令人震驚的、把成千上萬的孩子們派去送死的行徑，還是充滿虛無意味。它違反了不論對宗教徒或世俗主義者來說都同樣重要的基本人類價值，即生命之神聖不可侵犯，以及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要保護孩子們的本能衝動。這種推崇小烈士的現象，是對信仰的另一致命曲解，也是三大一神教傳統中的基本教義派人士都易犯下的毛病。它或許源自我們在與要摧毀自己的強大敵人作戰時的恐懼，另一方面，卻也顯示出將神秘與神話式的必要之務，轉化成軍事政治上的實際政策時，會有多麼危險。當穆拉．薩德拉談到自我的神秘死亡時，他可是沒擬想到數以千計年輕人自願赴死的這一幕。所以我們再次看到，精神領域裡運作良好之事，倘若硬生生擺到塵世裡來，不僅可能帶來破壞，甚至造就不道德的結果。

歷史上的革命，常會造就出與前朝同樣獨裁的新政權，伊朗即是一例。在眾敵環伺下，何梅尼也開始像現代世俗革命的意識形態家般，強調起意識形態上的一致；但這對伊斯蘭本身來說，卻代表著一項新的轉變。伊斯蘭從來就與猶太教一樣，只要求信仰實踐上的一致，卻不強求教義上的正統。什葉派教徒確實該效法「穆茲達希德」的宗教行為，但卻無需順從其個人信念。惟何梅尼如今卻堅持伊朗人接受其法學家政府理論，並鎮壓所有異見。他曾在一九七九年時，對赴麥加朝聖的人群說：「意見表達上的一致，就是勝利秘訣。」民眾若不能懷抱正確觀念，就勢必無法達致他所期望於他們的精神完滿。所以在意見表達上即無民主可言；民眾務須跟從那位至高無上的法學家（Supreme Faqih），因其神秘的心靈之旅，已經帶給他「完美信仰」。唯有這樣，他們才能步上眾教主的正確之道。但這並不意味著獨裁。穆斯林若想在這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存活，就要團結。「伊斯蘭如今正面臨敵人與褻瀆的劣行，」他曾對亞塞拜然的一個代表團如此說道。「我們需要力量。這股力量，可經由回歸尊貴的神，及意見表達上的一致獲得。」穆斯林若欲奮起抗衡超級強權，就容不得內部廝殺。伊朗因為現代化，早就分裂成「兩個民族」，所以為重新團結伊朗並將其導回伊斯蘭理想，執政者就不得不採取非常舉措。

哈定認為貝克夫婦在強調神的無盡大愛同時，也發展出一種講究無限寬恕的大眾神學。這種神學因預先許諾神的寬赦，幾乎就像是在縱容犯罪了。我們已經看到過去當轉型之際，宗教界偶爾即會爆發唯信仰論的反動。舊規矩和舊的生活方式，已不再能契合部分信仰者所身處之變遷環境。他們感受到侷限，乃外求新的發展可能。這些人會從破除舊禁忌的過程中得到慰藉，甚至還可能進一步演化出「聖罪」神學。當轟動全國的醜聞最終於一九八七年三月爆發時，PTL圈子內，顯然就存在這類離經叛道之事。《夏洛特觀察者報》宣稱在一九八〇年時，吉姆．貝克曾下藥勾引一名來自長島的教會秘書潔西卡．哈恩（Jessica Hahn），事後則付她二十五萬美元遮羞。這事曝光後，緊接著大夥又發現譚咪．貝克也深深迷戀著鄉村及西部歌手蓋利．帕斯頓（Gary Paxton），以致為其婚姻破裂。不過當這些亂七八糟的事實被揭發後，貝克夫婦卻未因此羞愧潛逃，反而公開露面懺悔，對著大群電視觀眾，喋喋不休地高談神的愛與寬恕。

正是在這內部衝突的背景之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亦即何梅尼去世前四個月，他對英國印度裔作家魯西迪發出了那項「裁示」（fatwa）。魯西迪在其小說《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裡，創造了一個許多穆斯林都視為褻瀆的穆罕默德先知形象。他把穆罕默德描繪成一個好色之徒、吹牛者兼暴君，更危險的是，還暗示《古蘭經》已遭魔鬼的影響所污。這是一本極棒地表達了後現代世界那令人暈眩之困惑情境的小說，在這世界裡沒有界線、沒有確定性，亦無清晰或輕易即可界定的認同。小說裡讓穆斯林感到冒犯的段落，是有關某位失根的印度電影明星所記錄下的夢境與幻想。此人正受著精神崩潰之苦，並已內化了西方的反伊斯蘭偏見。褻瀆之舉亦為企圖泯滅過去種種殘餘，達致一個不再受特殊舊習羈絆的獨立認同。但許多穆斯林卻對這小說所勾勒的穆罕默德形象深覺受創。它似已冒犯了穆斯林角色中的某個神聖面向。英國最具自由意識的穆斯林之一札基．巴達威博士（Dr. Zaki Badawi）就曾告訴《衛報》（The Guardian）說，魯西迪的話「比穆斯林自家女兒被他強|暴還要糟糕」。巴基斯坦因此爆發騷動，而小說也在英國印度裔及巴基斯坦裔穆斯林眾多的布拉福（Bradford），遭到儀式性焚書，以抗議英國褻瀆法只懲罰那些針對基督教而發的侮辱。這些穆斯林早就注意到了英國各地對伊斯蘭普遍存在的偏見。二月十三日，當何梅尼看到巴基斯坦警方對示威者開火後，乃下結論認定該書邪惡。其裁示為命令全世界穆斯林，「不論在哪裡找到魯西迪和他的出版商，格殺勿論。」

然而千百年來，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緊張關係。猶太人早就認定公元七〇年時毀於羅馬人之手的聖殿，只能由彌賽亞重建，所以他們對穆斯林喚作Haram al-Sharif（最高貴聖域）的這塊地域，並沒規畫要做些什麼。自十六世紀以降，猶太世界裡極神聖之所，就唯有一處西牆，它正位於圓頂大磐寺下方，乃希律王在公元前一世紀重建之聖殿的最後一片殘跡。鄂圖曼蘇丹「堂皇的蘇萊曼」（一四九四至一五六六年），曾允許猶太人將此做為正式聖地，且座落該處的一座簡單祠堂，據說正是出自蘇萊曼的宮廷建築師希南（Sinan）之手。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有六名耶西瓦學生在ｈtｔｐs://wwｗ.ｈeｔｕbｏoｋ.ｃｏｍ.ｃom希伯崙遇害。這激使某些最極端的柯克分子展開報復。基列阿巴的墾殖者立夫尼（Menachem Livni）和信仰者集團的墾殖老手埃特錫安（Yehuda Etzion），乃計畫在五名阿拉伯裔市長的車內放置炸彈，但不是要幹掉他們，而只意圖使他們手殘腳斷，好讓這些人成為反猶太恐怖活動下場的活見證。攻擊行動結果只造成兩名市長傷殘。當哈因姆．德拉格曼拉比聽到這項消息時，不禁狂喜高叫：「希望以色列的敵人，從此統統消亡！」然而以色列人卻大多對此感到驚悚，尤其當他們發現，這起恐怖行動對立夫尼與埃特錫安來說只是小兒科時，更覺嫌惡不已。一九八四年四月，以色列政府還揭露了一個猶太地下組織，正陰謀炸毀伊斯蘭世界的第三聖地——圓頂大磐寺。

法拉茲並不否認在伊斯蘭律法當中，吉哈德是被界定為集體職責的。聖戰（holy war）並非率由個人從事，而應是社群整體才能夠作出的抉擇。但他同時強調，這項規定是唯有在穆斯林社群遭外敵攻擊時才適用的。眼下的情勢嚴峻得多，因為不信者實際上已接管了埃及。如此一來，吉哈德就成了每位有能力戰鬥的穆斯林應盡的職責。伊斯蘭的整個複雜傳統，就這樣被窄化成僅僅一點，那就是：若想在沙達特治下的埃及當個好穆斯林，唯一之道，就是參與反政權的暴力聖戰。

這種情勢，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當天戲劇性地變得非常明朗。特拉維夫的雅德．伊利雅胡（Yad Eliahu）籃球館，向來是以色列世俗文化的重要象徵。籃球在以色列，幾乎就是個國民宗教。該運動代表著復國主義者的新猶太人之夢，即不再窩在霉臭的耶西瓦內，蒼白地埋首於《猶太法典》，也不再密實地裹著正統派的黑袍子，而是脫去袍子、訴諸行動，晒一身古銅膚色，體態健美，還有能力與各國外邦人一較高下，甚至擊敗他們。然而在三月的那個夜裡，把雅德．伊利雅胡籃球館擠得滿滿的，卻非國家籃球隊「馬加比人」的熱情支持者，而是一萬名蓄著鬍子兼穿著束腰長袍的「顫慄者」。極端正統派已經侵入世俗以色列的中心，並至少在當天晚上，接管了它的一處要寨。此外，這場集會還透過全國電視轉播，讓虔誠與世俗以色列人，都同樣看得屏氣凝神。到底這是個什麼場合啊？原來是夏池拉比要向其追隨者發表演說，並指示他們該如何在下屆選舉當中投票。此時全國才開始驚覺到，權力的均衡，已經掌握在一位頭戴高帽、蓄著捲曲邊鬚的年邁拉比之手。他的談話，怪異地混雜著希伯來語、亞蘭語及意第緒語（Yiddish），根本就非大多數的世俗聽眾所能聽懂。但在這天晚上，夏池拉比卻將決定勞工黨與聯合黨的命運。

然而基本教義派還談不上壽終正寢；事實上，它在美國反而跨入了一個更極端的新階段。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名來自紐約州北部的「再生」基督徒泰利（Randall Terry），領著三百位「拯救者」，前往紐澤西州櫻桃山（Cherry Hill）的一處墮胎診所。他們在泰利所謂的「地獄門階」處，進行了近十一個小時的禮拜式，在那裡祈禱、唱聖詩，並阻止婦女和員工進入診所。結果一天下來，共有兩百一十一名「拯救者」被捕，可是泰利卻視之為勝利，因為「沒有嬰孩死亡」。這是「拯救行動」（Operation Rescue）的第一砲，它以將主流文化描繪成本質嗜殺的方式，來對其宣戰。這種意象無疑是好戰的。一九八八年民主黨在亞特蘭大召開大會期間，「拯救行動」亦發起泰利所謂的「包圍亞特蘭大」，結果又有超過一千三百名示威者因封鎖該市的墮胎診所被捕。此後他們在美、加兩地都舉辦「拯救日」，還會擇日辦理訓練演講，向未來的拯救者解說女性主義和自由派政府的邪惡，並傳授遊說技巧。他們把自己的「行動」，形容為「聖經式不服從」（biblical disobedience）。泰利和佛威爾、羅伯森不同，他可是不忌於遊走法律之外。他有個基本教義派目標：要建立「一個重新以猶太─基督教倫理做為吾人政治、司法體系及公共道德基礎的國家；一個不致漂蕩在人本主義不確定汪洋裡的國家，而要牢附於神的律法」。

為破解議會和監護委員會之間的僵局，精力充沛的議長拉夫山加尼（Hojjat ol-Islam Hashemi Rafsanjani），遂力促何梅尼運用其最高法學家的權威，強使土地改革法案通過。憲法賦與最高法學家對所有伊斯蘭事務的最後裁決權，換句話說，何梅尼大可推翻監護委員會的決定。拉夫山加尼建議何梅尼引用「公眾必需」的伊斯蘭原則，亦即允許法學家針對《古蘭經》及聖行中未直接交代過的議題，基於民眾福祉上的需要，制訂「次要法令」。但何梅尼並不希望這麼做。他開始覺悟到最高法學家的設置，會削弱伊斯蘭共和國在這現代世界存活所應具備的體制權威。他已經是個老人了，若還不斷憑恃個人魅力干涉並推翻政府體制所作的決定，那議會與監護委員會都將喪失威信及完整，而這部伊斯蘭憲法，也會在他死後消亡。於是議會與監護委員會的僵局，就這樣賡續下來。

然而在巴人抗爭初期，一個新組織的成立，卻讓他們的鬥爭蒙上令人不安的虛無式伊斯蘭色彩。抗爭行動的領導人乃世俗主義者，但穆加瑪的某些成員卻成立了「哈瑪斯」（haqamat al-Muqawamah al-Islamiyyah，HAMAS，意即「伊斯蘭抵抗運動」），既和以色列當局頑抗，也對付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哈瑪斯是在為巴勒斯坦的穆斯林魂與世俗主義者戰鬥，而年輕人則成群加入他們。這些人多來自難民營，但也有中產階級和白領工作者。哈瑪斯又是個壓迫情境下逼出來的暴力運動。其恐怖活動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十七名巴勒斯坦朝拜者在圓頂大磐寺一帶被殺後進一步升級。在害怕遭殲滅的陰影驅使下，哈瑪斯也對付那些被他們認定為和以色列通敵者。「我們的敵人正盡全力要徹底消滅巴勒斯坦民族，」哈瑪斯某發言人，曾於一九九三年如此解釋。所以和以色列方面的任何合作，都是「可怕的罪行」。哈瑪斯也和伊斯蘭吉哈德一樣，以宗教觀點來看待以、阿衝突。他們相信巴勒斯坦悲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民眾忽略了本身的宗教；巴勒斯坦人唯有回歸伊斯蘭，才能擺脫以色列的統治。哈瑪斯相信以色列是因其猶太信仰而成功，同時也在致力於摧毀伊斯蘭。所以他們宣稱，自己不過是在為自衛而戰。巴魯克．戈德斯坦在希伯崙屠殺巴勒斯坦朝拜者的慘案發生後，哈瑪斯即誓言以牙還牙、命命相抵。其活躍分子直等到四十天哀悼期後，即在以色列本土的阿夫拉（Afula）安排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炸死了七名以色列公民。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三日，也就是距此一週後，又有另一位自殺式襲擊者登上哈德拉（Hadera）某輛巴士，炸死五名以色列人。暴力行動，就這樣換來新的暴力。

何梅尼曾試著以伊朗男孩每天都在兩伊戰爭中殉亡為例，來讓烏立瑪感到羞愧。這類小烈士現象，彰顯出將神秘洞見轉化為實際政策的道德危險。打從宣戰的那一刻起，青少年就湧往清真寺，乞求到前線作戰。這些人多來自貧民區，亦早在革命期間就變得激進。惟革命之後，他們卻發現那接下來難免乏味、嚴峻的生活，實在令人洩氣。有些人遂投入受壓迫者基金會，或為「建設吉哈德」工作，但這當然沒辦法和戰場上的刺|激相比。伊朗在技術裝備上，根本就還不宜面對戰爭；而它剛經歷過一段人口|暴漲期，以致年輕人構成了該國人口的多數。受壓迫者基金會，逐漸成了急於行動的兩千萬青年大軍的核心。伊朗政府通過一項政令，讓十二歲以上男孩得以在未經父母允准下，即入伍前往前線作戰。他們將成為教主監護的孩子，並於殉亡後，在天堂據有一席之地。結果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就這樣綁著深紅色頭巾（代表烈士的標誌）蜂擁投入戰區。他們有些負責清除地雷，跑在部隊前頭，並往往被炸得粉身碎骨。還有人身上綁著炸彈，對伊拉克坦克展開自殺式攻擊。政府還派出特別抄寫員赴前線替他們寫下遺囑，而裡頭很多即是以致何梅尼教主的書信形式表達，談到何梅尼帶給他們生命的光明，以及「在往天堂的路上，與朋友並肩作戰」的喜樂。

史華格是位聖召會徒。聖召會在早期，原是徹底反基本教義派的。他們企圖繞過理性，讓不可言喻的神聖真理發聲。如此一來，自然總要冒上隨意闖入無意識世界的危險，而這又總是伴隨理性的退卻而來。不過早期聖召會表現最佳時，亦曾致力打破種族、階級間的障礙，展現包容與慈悲。惟史華格宣講的，卻是個仇恨宗教。他早就因為對同性戀的惡言攻擊而聞名，但這恐怕恰透露出他對自己的性癖好所深埋著的焦慮。此外，他也對其他牧師和敵對的電視福音佈道家態度惡毒，並參與「道德多數」的裁判運動。在拋掉慈愛修行和理性所要求的克制後，史華格事實上，已是在擁抱一種和我們先前談過的某些運動，同樣自我毀滅與虛無的宗教信仰。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尤其讓那些仍執著於啟蒙思潮之原則的人感到煩惱。革命本該是絕對世俗的。一般以為，革命往往是在世俗世界取得新的尊嚴、並即將獨立於宗教神話外的時刻發生。誠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其名著《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九六三年）中所言：「我們終會發現，所謂革命，正是催生新世俗領域前的過渡階段。」將群眾起義的概念帶入神權政治國家，似乎是全然荒誕的想法，尤其該國還天真地拒絕接受西方智慧。伊朗革命結束之初，沒有人曾預期何梅尼的政權能夠存活。宗教革命的概念，就像現代伊斯蘭政府，說法上似乎即存在矛盾。

魯什鐸尼雖討厭聖召會的教義，但部分極保守的聖召會徒，卻對「重建」神學感到興趣。羅伯森看來不過是位過渡性人物。他出身浸信教會，亦同時傾向聖召會及信仰復興運動。和諾斯一樣，他也相信神的復臨或許還早得很的信念，使他有別於傳統的前千禧年基本教義派人士。羅伯森同時相信，基督徒應試著贏取權力位置，以建立一個奠基於《聖經》規範的社會。他把自己設於維吉尼亞海岸的大學，易名為「攝政大學」（Regent University）；而所謂攝政，據他解釋，就是「當主權者不在時，代治的人」。該大學的宗旨，就是要讓其七百學子做好準備，以待神的王國來臨時接手。自《基本要義》（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年）出版迄今，美國的基本教義派已經歷改變。它一方面顯露出後現代、唯信仰論的傾向，另方面卻又懷抱著頑固的極權主義觀點。

吉哈德正是法拉茲論文題目裡所謂「被忽略的職責」。穆斯林雖已不再實踐這神聖暴力，法拉茲卻論說那才是全體穆斯林最重要的職責。但這已公然悖逆了千百年來的伊斯蘭傳統。於是為論證其說法，法拉茲亦須像固卜一樣，恣意選用對其有利的論點，遂無可避免地扭曲了穆斯林的觀點。當然這又是源於被壓迫經驗下的扭曲。法拉茲強調，刀劍才是建立公義社會的唯一途徑。他引述一則聖訓，乃穆罕默德先知據報曾經說過，任何不願為自己宗教奮戰的人，都會「像他從未是個穆斯林般、或像那僅僅是表面穆斯林的偽君子般」而死。神在《古蘭經》裡，早就清楚告訴過穆斯林，「戰鬥是你們命中注定之事，即便你們對此感到嫌惡。」祂命令穆斯林：

當西方人聽到何梅尼要家長舉發敵視政府的自家孩子、以及拿宗教開玩笑者會被宣佈為背教而面對死刑時，他們不感到驚恐才怪。這當然有違歐美人早就奉為神聖價值的思想自由。但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認，何梅尼從未失去伊朗民眾的愛戴，尤其是市集居民、經學堂學子、較不顯赫的一般烏立瑪及貧民。這些人都未被涵蓋於國王的現代化計畫之內，也因此沒辦法理解現代精神。當西方世俗主義者已將挑戰傳統視為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壯舉時，何梅尼的追隨者卻還視神的主權為至高價值，而未將個人權利當成絕對的權利看待。這些人能夠理解何梅尼，卻沒辦法理解現代西方。他們還是以一種許多西方人皆已無法領會的宗教及前現代方式，來進行談話、思考。不過何梅尼倒也沒擺出教宗的架勢。他強調所謂「無誤性」，並不意味著他本身不會犯錯。何梅尼會對那些把他每一句話都當成天啟之言的追隨者，感到不耐煩。「我或許昨天說過什麼，今天就改了，明天還要再改，」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他曾對監護委員會裡的教士們這樣說道：「那表示我不會因為昨天做了個聲明，就得一路信守下去。」

這當然是走火入魔的卡巴拉秘教派思路。它是基本教義派信徒傾向使用神話做為行動指引的駭人案例。不過在實踐層次上，陰謀者的計畫倒沒任何不理性之處。立夫尼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時，就曾受訓為爆破專家。此外他也鉅細靡遺地研究過圓頂大磐寺一帶兩年，並從戈蘭高地的軍營裡，事先盜取了大量炸藥。他已製造出二十八枚份量精確的炸彈，足以摧毀圓頂大磐寺，卻又不致殃及周邊地區。他們已完全就緒，準備發動攻擊。唯一讓他們無法行動的，就是沒辦法找到願為該計畫背書的拉比。

局勢的發展，終使信仰者集團經營聖地的神秘喜樂，轉變成憤怒激|情，在某些場合裡甚至迸發為恐怖暴力，而首當其衝的正是阿拉伯人。集團墾殖者在比較充滿希望的運動初期，亦曾宣示過他們是要來「協助」佔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並打破兩個民族間的「仇恨之牆」，雖然說這番話的措辭，早就暴露了雙方難分難解的怨仇。「我們是來替你們滌除那早已習以為常的殺戮之氣的，」勒允格曾在一九七〇年代時如此承諾。但他的所作所為，卻越來越具挑釁意味。他曾手拿著槍，大搖大擺走過西岸諸阿拉伯人城鎮。哪一處墾殖區要是發生了巴勒斯坦人攻擊事件，他就會領著活躍分子做報復性襲擊，砸碎車窗或焚燬店鋪。佔領區巴人鬧起義後，勒允格又說每當他一靠近希伯崙，「我的內心就會升起一股盛怒，再無寧靜可言。」一九八八年，當勒允格的車子在希伯崙遭巴人丟擲石塊後，他即跳出車來，向攻擊者開火，但卻殺死了當時不過是站在自己鞋店旁、並未參與擲石的哈勒德．撒拉（Khaled Salah）。勒允格隨後更發起狂來開槍亂射，翻倒運蔬菜的推車，還盡全力高聲咒罵。他在受審時聲明說，自己雖未謀害任何人，卻希望擁有「這份殺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榮幸」。

事實上，這類羈押人質的方式，也違反了伊斯蘭有關俘虜待遇的特定律法。《古蘭經》曾要求穆斯林以人道方式善待其反對者。它強調除非是正規交戰期間，羈押俘虜並不合法，而單就這一點，即否定了伊朗羈押美國人質的正當性。此外，俘虜須獲善待，亦應於敵對關係結束後，由己方主動或以贖金交換的方式將他們釋放。倘收不到贖金，也該讓俘虜自由覓工，以掙錢自贖；而負責照料俘虜的穆斯林，則有義務協助他們憑己力去籌足贖金。聖訓裡就曾透露出善待俘虜的這項指令，正是來自於穆罕默德先知本身：「你們吃什麼，就必須讓他們也吃什麼；你們穿什麼，就必須讓他們也穿什麼；還有若指派他們艱困任務，你們亦須親自協助他們。」什葉派教徒既尊崇那些遭暴虐政府因務實考量羈押在異地的眾教主，理當對羈押人質的行徑特別感到嫌惡才是。那些行動在政治上或許說得過去，卻已非道地的宗教或伊斯蘭作為。

歐茲事實上已碰觸到問題的核心。任何信仰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和世俗主義者，之所以要大戰一場，是因為彼此間對於何謂神聖，有著截然不同的概念。譬如當提到信仰者集團時，歐茲就稱它作「某個殘酷與執拗的教派」，「乃從猶太教的某個黑暗角落浮現出來，並威脅要摧毀我們所珍愛及奉為神聖的一切。」對世俗主義者和三大一神教內的自由分子來說，諸如個體自主與思想自由這類啟蒙價值，是不可侵犯及神聖的。他們沒辦法在這類議題上妥協或讓步。這些原則都是自由或世俗主義認同的核心，以致其若受威脅，眾人就感到他們的存在已陷於危殆。一如基本教義派人士害怕遭世俗主義者殲滅，自由派人物如歐茲，也認為信仰者集團是要「加諸我們野蠻與瘋狂的嗜血行徑」。他還說集團的真正目的，並非要征服納布魯斯或希伯崙，而是：

諾斯和魯什鐸尼所擬想的統治權，無疑是極權主義式的。這裡頭容不下任何其他的看法與政策，對敵對黨派亦不講民主寬容，當然更談不上個人自由。這樣的神學，若想在美國大受歡迎，機會肯定甚微；但它卻認為在發生環境大災害或經濟大難時，一個威權的國家教會，將可取代啟蒙思潮下的自由主義政體。而資本主義雖在很多方面有悖於耶穌教誨，畢竟和基督教在調適上並沒問題。此外，基督教也可用來支持法西斯意識形態，而這在環境急遽變遷時，或許就有必要用於維持公共秩序。

觀察家對於沙達特被暗殺後竟無後續的行動發展，不免感到困惑。陰謀者似乎沒有發動政變的規畫，亦未嘗試串連大規模的叛亂。之所以存在這種現象，極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穆斯林一旦邁出了第一步——也就是幹掉總統，神接下來自有安排。法拉茲顯然把這看成理所當然。陰謀者縱使心知勝算極微，法拉茲卻還是覺得只有「笨蛋」才會去害怕失敗。穆斯林的責任，本就是要奉行神的命令。「我們並不需要為結果負責。」「不信者的政權一旦垮台，一切就會落到穆斯林之手。」

一九八一年，議會提出了某些可確保資源公平分配的重要土地改革建議。儘管它牴觸伊斯蘭法上的文字，何梅尼對此造福百姓的動議卻表贊同。他也看出除非伊朗完成這類基本改革，否則仍將停留在封建與農業的格局，而任何現代化努力亦將流於膚淺。但這「土地改革法案」卻遭遇困難。根據憲法，所有的立法都要經過監護委員會這一關，只要被他們認定不符伊斯蘭法，都有權加以否決。委員會內的很多烏立瑪都擁有大規模地產，所以當面對該法案時，他們即徵引伊斯蘭法，行使了否決權。何梅尼曾試著和他們論理。他說教士們「實在不該插手他們沒資格管的事」，這「將會是個不可原諒的罪，因為它將導致國民不再信任教士」。教士們固然瞭解宗教和法學，卻不懂現代經濟；但伊斯蘭共和國又必須是個現代國家，所以還是需要各領域專家來共同參與運作。

佛威爾在林茨堡的宗教事業，乃是企圖維繫前現代保守宗教的節制，以助人們接受必要的限制。而貝克夫婦的故事，卻顯示當這類節制遭徹底揚棄時，所可能帶來的後果。與其他基本教義派運動源自受壓迫經驗不同的是，貝克夫婦後現代基督教信仰所表達的，卻是二十世紀末「什麼都可以」的信念。他們既掌握了巨額錢財，就以為可以實現任何事。這裡頭毫無限制可言，而是非對錯的舊壁壘，也可以輕易地像「美國傳承」裡的事實與虛構般消解。這當然全是對基督宗教的曲解。

出乎以色列民眾意料的是，這類宗教性政黨，竟在一九八八年選舉奪下空前的十八席，並赫然發現自己成了左右勞工黨及聯合黨權力均衡的一股力量。那些原本瞧不起正統派、把他們當成無可救藥之落伍者的世俗政治人物，如今也必須恭恭敬敬地要求他們加入陣營共組政府。「顫慄者」一如往昔，還是非常反對以色列國的存在；他們依然相信，世俗猶太人是決心要摧毀宗教的。他們視政治工作為必要之惡，乃一種自衛性行動。納森．葛羅斯曼拉比（Rabbi Nathan Grossman）一九九一年時，就曾在立陶宛系猶太人的Yated Neeman週報上說，可以將它「看成是偷偷摸進敵方陣營」。惟「顫慄者」幾乎身不由主地，還是在這個他們欲摧毀的國度裡，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大權。自大屠殺以來，「顫慄者」就一直在努力重建歐洲猶太人已逝的那個世界。他們把昔日在東歐的生活當成黃金時代，並念茲在茲，希望從過去偉大拉比的身上汲取靈感。然而至一九八〇年代末時，他們卻已經超越了這些先人。自聖殿於公元七〇年傾毀以來，從來就沒一位虔誠猶太人的權勢能及得上夏池拉比。此人於一九八八年時領著兩個政黨，而政壇要角們為了他決定性的支持票，都對他大獻殷勤。

何梅尼不是沒注意到神秘與現實之間存在的緊張。他瞭解一個現代國家，需要讓民間參與並擁有充分具代表性的政府。西方人已經在其現代化路途裡發現，這是唯一能調適於工業化、技術化社會的政體類型。何梅尼的法學家政府理論，則是要為現代政治體制提供一個伊斯蘭背景，俾讓民眾感受到意義。最高法學家與監護委員會的設置，可以帶給議會一種神秘的宗教意涵，而這正是沒辦法感受西方世俗主義理想的穆斯林所需要的。所以法學家政府，就是企圖為國會的實務活動提供神話基礎，並將現代融入傳統的視野。但何梅尼的這套理論，可是當年在納加夫某經學堂裡發展出來的。它看來雖很不錯，一旦在伊朗落實，卻帶來不少麻煩。這早在一九八一年時就很清楚，而其種種困難，往後還不斷困擾著何梅尼餘生。

何梅尼葬禮後翌日，哈梅尼就被擁立為最高法學家，拉夫山加尼則是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獲選為新總統。他的內閣排除了激進分子，三分之一閣員曾在西方受過教育，而這批人推動引進更多西方投資，以及讓政府在經濟領域扮演更資本主義及放任的角色。他們當然還是面對不少麻煩。頑固派仍繼續與務實者頑抗；監護委員會內的保守分子，也還是有能力滯礙改革，而體制內各部門的運作，亦亟待改進。但國家的發展需要，看來終究驅使伊朗人追求更大幅度的多元，以及主要奠基於什葉派而非西方傳統的世俗化發展。伊朗民眾已不像昔日般如此敵視現代價值，因他們已能夠在伊斯蘭的文化環境裡接近它們。

何梅尼的這番話，已是一則獨立宣言：國家必須擁有對這類實務的「壟斷權」，並須從傳統宗教的拘束性律法中，解放出來。兩週後，他甚至更進一步。當時哈梅尼總統已將他的評述，詮釋為最高法學家有權「詮釋」律法。但何梅尼卻回說這不是他的真意。在並未提到自己做為最高法學家的統治地位下，他重述政府不僅有權詮釋神聖律法，更是神聖律法的傳達媒介。政府是這神聖統治的關鍵部分，是神早就授權給穆罕默德先知的，且還「優位於周邊的所有神聖秩序」。它甚至比禱告、拉瑪丹齋戒及赴麥加朝聖這類伊斯蘭的「基柱」活動，都要居於更高位層：

無論如何，追求「意見表達上的一致」，的確已構成限制，有人甚至視之為對伊斯蘭的曲解。猶太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人士，也都以不同方式強調|教義上的一統，主張（有時候可是極尖銳地主張）唯有他們的信仰，才是道地信仰。何梅尼的「意見表達一致」，讓伊斯蘭的本質矮化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而過於突顯自身理論，也不無導向偶像崇拜的危險。但何梅尼這麼做，也和其危機感有關。多年以來，他都在與一個破壞宗教的強悍世俗化政權奮戰，如今又得和薩達姆．海珊開戰，更敏銳地察覺到了國際間對這伊斯蘭共和國的極端敵視。所以要求「意見表達一致」，其實是個防禦性舉措。在使伊朗重新成為伊斯蘭國度後，何梅尼已是在虎視眈眈的無神世界裡，建立起一處新而龐大的神聖孤土。他本身的被壓迫經驗、他所意識到的危險，以及感覺自己是在與日漸世俗之世界頑抗的認知，在在都使其精神緊繃、嚴陣以待，並產生扭曲的伊斯蘭信仰。心頭難忘的被壓迫經驗，反過來竟又導致壓迫性的宗教觀點。

這類自殺式炸彈攻擊，不免讓許多以色列入對一年前才簽署的奧斯陸協議：心存疑慮。巴解組織在奧斯陸協議裡，承認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的疆域，並承諾終止暴力及恐怖活動。以色列方面，則是讓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薩地帶施行五年有限自治，然後再展開最終地位談判，深入商議以色列在佔領區內的墾殖區、對巴勒斯坦難民進行賠償，以及耶路撒冷的未來等議題。然而以色列境內發生自殺式炸彈攻擊，卻顯示阿拉法特無力控制那些反對其世俗政權的伊斯蘭好戰分子，而部分以色列人，特別是右翼政治人物，則指責拉賓在奧斯陸危害了以色列的安全。

我們可以從哈勒德．伊斯蘭保利參與的吉哈德組織的精神引導者——法拉茲（Abd al-Salam Faraj）的某篇論文中，多少窺見兇手殺害沙達特的動機。《被忽略的職責》（AI-Faridah al-Ghaybah）是於暗殺事件後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發表的。它不是篇辯解文，本來亦非是為一般民眾而寫。當時它似乎只在組織成員內私下流傳，遂使我們有了個獨特機會，去瞭解好戰穆斯林彼此間到底是談些什麼、關心什麼、為什麼而焦慮、為什麼而害怕。法拉茲論說，穆斯林都有項緊急任務。神早就命令過穆罕默德先知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法拉茲在論文的開頭，即引述一段《古蘭經》經文，顯示神在對穆罕默德初予天啟後不過十三年，就已經對不順從命令的穆斯林漸感不耐。難道這還不是穆斯林「立即行動的時刻」麼？神曾憤怒地問道。既如此，那試想想在一千四百年後的今天，祂會有多麼不耐！所以穆斯林務必作出「一切的可能努力」，來迎合神的意志。他們不該再像以前的世代般，想像憑藉和平、非暴力的手段，就可肇建一個伊斯蘭國家。追求此目標的唯一之道，就是開展吉哈德。

拉夫山加尼極可能已過度詮釋了何梅尼的談話，但何梅尼卻似乎對此感到滿意。他在一九八八年春季選舉時，就只呼籲民眾支持議會，絲毫不提那些教士們。結果渴盼經濟改造的伊朗民眾，並未錯失何梅尼的這項暗示性責難，讓烏立瑪喪失了原有的一半議席。新議會裡的兩百七十位議員當中，就僅六十三人接受過傳統的經學堂教育。何梅尼再次對此顯得滿意。此外，他也放手讓更務實的政治人物於一九八八年冬天尋求修改憲法。他在十月時強調，容不得烏立瑪滯礙國家發展。改造計畫必須由「專家們，特別是內閣部長、適當的議會諸委員會……科學與研究中心……發明家、探索家和具獻身精神的專門人員」來領導。兩個月後，他又允許召集某個委員會來修改憲法。那些把對法學家政府的任何調整都視為背叛革命的激進伊斯蘭分子，不免感覺沮喪，但務實者看來卻已在何梅尼教主撐腰下，贏得了主導權。

想要勾勒出「基督教認同」的活動和其理想並不容易，因為它並不是個單一運動，而只是眾組織結合到一處的「星座」他們的人數甚寡，極可能沒超過十萬人，甚至不過五萬人。但這種趨勢，卻讓人感到擔心。他們和基本教義派人士一樣，也是懷著輕蔑及恐懼的心情從這個世界撤退，卻又計畫將它奪來。此外，他們又像那些最極端的基本教義派人士，極目所見盡是陰謀，並且醞釀出一類憤怒、怨恨的神學。但他們明目張膽的法西斯意識形態、對美國政府的徹底憎惡，以及從現代生活撤離的極端方式，在在都較基本教義派人士還要誇張。「基督教認同」已經不再關注教義及《聖經》是否無誤的問題，他們要的，是為自己在美國闖出一個分離的亞利安國度。他們已經發展出一種美國歷史上僅見的疏離、恐怖的意識形態。這鬆散的組織聯合體就如「重建」運動，也是個雖小卻令人不安的徵兆，它顯示宗教未來也可能被如此利用來表達無助、失望與不滿。世俗當權者和主流教會或許覺得美國的基本教義派威脅正在消退，但是對部分基督徒來說，這場戰還在繼續，他們必須摧毀聯邦政府，而衝突也絕對要延燒到基督教的二十一世紀。

「伊斯蘭吉哈德」的意識形態，就頗為不同。這是個類似埃及吉哈德組織的地下網絡。伊斯蘭吉哈德將固卜的意識形態套用於巴勒斯坦悲劇上，以宗教的觀點來作詮釋。他們相信當前的巴勒斯坦世俗社會是矇昧的。這些人自視為先鋒，誠如其意識形態家阿烏達（Sheikh Auda）所闡釋的，他們是在打一場「對抗倨傲力量的戰爭——亦即對抗全世界的殖民敵人」。他們更是為整個穆斯林社群的未來而戰。與穆加瑪不同的是，伊斯蘭吉哈德可是極願拿起武器對付以色列，而它所針對的，都是些宗教性目標。譬如一九八五年十月，就有活躍分子朝參加以軍在西牆辦的入伍典禮中的軍民群眾，投擲手榴彈，炸死了一名新兵的父親。當時該組織已經從加薩擴展到了西岸地區。

千百年來，什葉派教徒都一貫強調兩大領域的區隔：宗教與精神界的絕對「神思」為我們提供意義，卻與政治界的務實「理則」截然不同。如今何梅尼則似乎強調，政府不應在追求民眾福祉與伊斯蘭更大利益的努力上，遭到滯礙。

然而一九八〇年代之際，美國的基本教義派卻遭逢嚴重挫敗。基本教義派人士並沒去暗殺總統，也沒搞什麼恐怖活動，但毀了他們的，卻是同樣具毀滅與虛無性質的醜聞，讓電視福音佈道家們，從此難以擺脫輕浮、搜括錢財及性關係曖昧的陰影。一九八七年的電視界醜聞案之所以發生，到底和美國基本教義派的本質，有沒有什麼關係？

拉賓遇刺一如沙達特遇害，都突顯了中東地區同時開打的兩場戰事：首先當然是以、阿之間的衝突；而在以色列和埃及這些國家內部，則尚有世俗與虔誠者之間的鬥爭。深感憤怒與遭到攻擊的，並非只有虔誠猶太人，以色列的世俗主義者，同樣對虔誠猶太人的進擊甚感嫌惡。以色列的著名小說家歐茲（Amos Oz），當漫步於耶路撒冷某「顫慄者」社區內時，就會回想起復國主義者當初是如何痛恨正統猶太教，恨不得「將它從周遭世界裡和靈魂深處逐離。他們滿懷著憎惡之情，把該世界描繪成一處沼澤，及老朽詞語和破滅靈魂之所」。而面對世俗者的仇恨，「顫慄者」也毫不客氣地悍然回擊。在「城市的護衛者」成員眾居區內，歐茲就注意到牆上的黑色納粹黨徽與塗鴉：「復國主義的希特勒黨徒去死！」「去你的泰迪．柯勒（Teddy Kollek，耶路撒冷的勞工黨籍市長）！」這使歐茲又回想起老師鐸夫．撒丹（Dov Sadan）的話，即論說世俗復國主義不過是猶太歷史中的一段插曲，而正統猶太教終將再興，「將復國主義吞下，消化於無形。」如今當他徘徊在這極端正統派社區的巷道間，歐茲油然生起幽閉恐懼之感，並對「顫慄者」猶太信仰的活力深感不安：「當它不斷成長茁壯，就足以威脅到你自身的精神存在，並從根部腐蝕你的世界，隨時準備在你們這類人離去後，繼承一切。」顯然，世俗以色列人也害怕遭到殲滅，並在面對其虔誠敵人時，心懷一種非理性的恐懼。

穆巴拉克不得不正視當時國內瀰漫的宗教情懷。他立即釋放了大部分於一九八一年九月，沙達特大逮捕行動中下獄的人。此外他雖持續嘗試控制伊斯蘭運動，卻只針對特定團體，並允許仍未獲官方承認的穆斯林兄弟會參與政黨選舉，讓他們在政府內據有一席之地。兄弟會的新政治組織——伊斯蘭聯盟（Islamic Alliance），一直小心翼翼地與極端分子劃清界線，也試著改善與埃及柯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的關係，並以和平手段追求建立伊斯蘭國家。埃及如今已是個宗教氣氛非常濃烈的國度。今天的伊斯蘭，就如一九六〇年代的納瑟主義，佔據著優勢地位。兄弟會的口號——「伊斯蘭才是解決之道」，似已引起越來越多人的共鳴。個人虔誠與否的問題，如今主導了雜誌期刊上讀者來函的版面，而媒體上亦不乏對伊斯蘭議題的熱絡討論。宗教穿著隨處可見，課堂內的男女生通常也都分了座，而公共生活領域裡，亦處處設有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指定祈禱空間。此外，埃及仍普遍存在希望全面回歸伊斯蘭法管治，並以伊斯蘭做為憲法根柢的想法。宗教背景的候選人，在任何選舉當中都變得更為強大。埃及只是個名義上的多黨民主國家，貪腐現象橫行，行政獨裁，執政黨也拒絕單純扮演「執政黨」的角色。民間普遍懷疑選舉不公，否則應能選出更多的宗教界領袖。這一切都使伊斯蘭成了穆巴拉克政權的首要挑戰。

貝克夫婦最為人熟知的事業，就是他們的基督教主題公園——「美國傳承」（Heritage USA）。它以迪士尼樂園的風格，描繪了北美洲的福音派經驗，並成功吸引極大量的訪客。美國人類學家蘇珊．哈定（Susan Harding）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裡，就認為貝克夫婦是頗自覺地發起對佛威爾常理性宗教信仰的叛逆，並將基本教義派推向一個新的後現代階段。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基本教義派人士就嘗試將信仰全盤理性化，以回應現代世界的挑戰。他們開始強調理性、常情之美，戒絕天馬行空的想像，擁抱冷靜的字面釋經態度；還將世界擬想成一個個滴水不漏的隔間，當中對與錯截然不同，而真正的信仰者，也與世俗主義者和自由派基督徒分屬全然相異之範疇。這是個崇尚隔離的倫理規範；基本教義派人士已經建立一套與無神的主流社會完全對立之文化，即做為一個提供堅實確定感及等級制度的信仰，去挑戰懷疑、解開疑惑，並改變現代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但「美國傳承」卻和其他後現代的文化形式一樣，都有著類型混雜的特質，嬉樂、縱情等的鮮活景象，間夾其中。

在次月召開的世界伊斯蘭大會上，這項裁示被大會四十五個會員國裡的四十四國，譴責為不符伊斯蘭精神。伊斯蘭法並不允許未審先判，或將穆斯林法套用到一個非穆斯林國家。這裁示無疑是對伊斯蘭的又一曲解。何梅尼精神上的一位主要導師穆拉．薩德拉，就曾堅決反對任何宗教裁判官式的暴力與強制。他總一貫堅持思想上的自由。穆斯林的憤怒，是再次來自他們認定伊斯蘭已遭致命打擊的信念；那些備受壓迫、詆毀及世俗主義者攻擊的歲月，已經使穆斯林變得倍加敏感。何梅尼的裁示乃戰爭行動，這對西方世俗主義者與自由分子來說尤然，他們都感到最神聖的價值已遭冒犯。在他們眼中，人而不是超自然界的神，才是衡量一切事物之本；男女眾生，都應有發揮潛能以追求藝術卓越的自由。不過視神的主權為最高價值的穆斯林，當然沒辦法接受這種說法。魯西迪事件乃誓不兩立之兩項正統觀點間的衝突；彼此都沒辦法理解對方。生活在同一國度裡的不同群體，竟在這事上完全水火不容，還隨時可能開戰。

以、阿之間的衝突，終結了聖城裡猶太人與穆斯林的這段和諧共處時光。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這塊神聖地域已發生過不少暴力衝突。約旦佔領東耶路撒冷和舊城區的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間，猶太人並不獲准造訪西牆，而舊城內猶太區裡的古老猶太會堂亦遭摧毀。所以一九六七年猶太人之得以重返西牆，正是六日戰爭中最教人情緒激動的時刻之一，甚至連世俗以色列人，都不禁將它感受為影響深遠的精神大事。

惟一九五〇年代之際，情勢對他們並不有利。以色列聯盟與勞工黨政府在一九五二年時，因徵召女性進入國防軍的爭議而關係破裂，此後即未在國會擁有代表。惟聯合黨一九七七年取得選舉勝利後，以色列聯盟就成了聯合政府之一員。聯盟的顧問單位——「妥拉賢者委員會」（Moetzet G'dolay ha-Torah），遂得以將復國主義者早在心理上鄙視為歷史廢物的那些年長拉比拉近權力的核心。然而虔敬派和反對派沉靜多年的宿敵關係，卻在該委員會裡再度浮現。他們開始互視為對手，競奪著同一筆財政撥款。結果這導致了新「顫慄者」政黨和新政治人物的出現。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當哈塔米（Hojjat ol-Islam Seyyed Khatami）以壓倒性票數贏得總統選舉後，這種趨勢看來即變得分明。哈塔米橫掃了三千萬總票數中的兩千兩百萬張。他在就任後清楚表明，希望和西方建立更正面的關係，並於一九九八年九月，撇清其政府與何梅尼追殺令的關連。該決定稍後還獲得最高法學家哈梅尼支持。監護委員會仍對哈塔米的改革礙手礙腳，但他的當選，卻代表著伊朗人大多追求更寬廣的多元空間、更溫和的伊斯蘭法詮釋、對「受壓迫者」的經濟保護，以及更進步的婦女政策之深沉渴望。這種渴望，在一九九九年夏天變得尤為明顯，當時有伊朗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更民主及不為反動烏立瑪掣肘的伊斯蘭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伊朗人開始遠離伊斯蘭，他們似乎還是希望將政體侷限在什葉派框架內，好讓現代價值能夠較其被人視為舶來品時，更易獲得接納。激進的宗教運動若能冷靜下來，不再那麼具侵略性及充滿憤慨，那它還是可以學會如何與其他傳統作創意互動，戒除晚近以來的暴力，並與宿敵和睦共處。宗教一旦備受壓制，才會變得極端暴力。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這種立場開始有了轉變。夢想重建聖殿以做為救贖序曲的猶太極端分子，並非僅立夫尼和埃特錫安兩人。如果這神聖之地仍遭圓頂大磐寺「污染」，那彌賽亞要怎麼回來呢？他們也和其他基本教義派人士一樣，認為該採取主動，拋掉一切謹慎顧忌，去清理聖殿山上的穆斯林寺院，以為彌賽亞回歸鋪路。只要他們邁出第一步，接下來神絕對就會介入，並以改變歷史，來獎勵這信仰之舉。屆時祂就會派出代代久候的彌賽亞，來救贖以色列人民。立夫尼、埃特錫安和他們的陰謀同夥都相信，以色列政府既允准阿拉伯人續掌聖殿山，就是犯下滔天大罪。圓頂大磐寺在他們看來，是「可僧之物」，也是「這成我們這一代所有精神錯誤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