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巧合」。一個在傳奇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迷人元素，一個令星象學家和科學家產生好奇的起點，一個在十七世紀初發生而令三百年後某位知名占卜者展開其獨到研究的字眼——關於這位占卜者，我將在本文稍後的部分提到她，並述及她對我走出星象迷霧的影響。

莎樂美．戈利普勒不是第一個從星象學走回天文物理、從神秘主義走回科學的信徒/叛徒。與她同步，也有人同樣走在棄絕年少信仰的道路上——祇不過方向正好相反而已；比方說：本文之中的布拉黑這個人。（譯者）

一六〇〇年，文藝復興時代末期一位堅決反對教會和經院哲學的自然科學家被燒成一把灰燼。布魯諾（Giodano Bruno，1548–1600）臨刑前高呼：「火並不能將我征服；未來的世界會瞭解我、知道我的價值。」這段話一直爲後世勇於反抗體制知識、發現科學新說的愛智者援引。當某一無法爲權威或大衆接受的學說一旦出現，它的擁護者就會表示：能夠瞭解且推崇他和此一新知的人們必將在未來誕生，他必須付出的代價是超越此生的漫長等待。這種論調所染出的悲壯色彩常令各個時代的反對者、知識先驅、特立獨行的人甚至瘋狂預言家感動、激賞；他們之中更有不少人的確成就了不可磨滅的發明與發現。但是，孤獨的先知難道一定是對的嗎？一門偽科學難道因爲它披上了孤獨的外衣就變成眞科學了嗎？

所有的行星軌道都為一橢圓，而以太陽為其中的一個焦點。

無疑地，派翠西亞對我的啟蒙也在這裡。我曾經是一位星象學家，篤信一張用圓規和分角器得以準確「觀測」並「複製」出來的人生地圖；它既是早已畫好、祗待人類以血肉之軀去填充縫補，也是高於一切理性和情感的神秘設計。但是，幾十頁殘破零亂的檔案和一個幾乎爲絕大多數世人所忽略或遺忘的名字使我發現：我們是多麼不可自拔地試圖進入種種騙局；當我們沒有足夠的觀測工具的時候。科學當然不是絕對或唯一的觀測工具，星象學更不是——它祗是文學的一種。在十七世紀的第一年裡克卜勒就使用過它，讓這位人士成爲科學史上一個閃亮的名字，而布拉黑則永遠沉埋其下。

在同一本書的和-圖-書結論裡，派翠西亞更進一步地批判道：

事實上，布拉黑過世未幾，克卜勒已經展開他對火星運行位置的紀錄——他將「周轉圓」理論和「偏心圓」理論結合起來，再加上大量承襲自布拉黑的觀測紀錄，終於在一六〇八年的《火星運動評述》一書中楬櫫了「克卜勒第一定律」：

一份在布拉黑死後整整兩百九十年才被發現的文件顯示：布拉黑非但知道克卜勒兼差替人看命，同時也在某種不可抗拒之力的驅使下受到克卜勒的「蠱惑」而相信自己即將死亡——事實也一如克卜勒所「占卜」的那樣，布拉黑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日益頹喪消沉，抑鬱而終。這份在布拉格出土的文件的持有者派翠西亞．林區（Patricia Lynch）是一位占卜者，曾經在德國和捷克等國家的主要報紙上撰寫星象學專欄，並曾將《莎比恩占星術》（Astrology of Sabian）譯介成德文與捷克文，促成了美系和希臘系占星術的密切交流與辯論。然而，那份湮埋了近三個世紀的文件帶來了不可逆轉的重大改變。（本文將在接下來的敘述中稱該文件為《布拉黑檔案》）

十七世紀是個偉大的世紀。它不像十八世紀那樣浪漫而雄辯、不像十九世紀那樣繽紛且疾苦、也不像十六世紀那樣貪婪而霸道，倒是有一點接近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中期的氣質，充滿沉思、摸索、相互濡沫與衝撞的假設，以及關切整體人類文明發展可能的熱情。即使連建立永恆道德這回事，十七世紀的人們都有其獨特的覺醒。那是一群自覺高尚、但不能太高尙的歐洲知識分子在勉強維持其小康生計和珍貴尊嚴之餘所綻放的工匠信仰。請恕我未以中國、印度、小亞細亞、非洲乃至中南美洲等地的獨到觀點爲軸心來討論這個課題，因爲就歷史的事實而言：以歐洲爲核心的十七世紀文明魅力感染了今日世界先進國度的主要發展動向——甚至決定了它們的未來。

我們星象學家從未真正答覆過那個從西元前二世紀就已經與時俱現的質疑：因太陽運行軌道偏移而產生的歲差使今天所謂的「太陽進入金牛宮」其實是「太陽進入白羊宮」。這個基www.hetubook.com.com礎上的錯誤並不會因星象學家的雄辯而更正。而讓彼一雄辯日漸有力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喜愛謊言。（p.314）

這甚至是一封根本沒有完成的信，它與其他的信件一樣，全部未曾寄出。截至目前爲止，還沒有哪位歷史學者或傳記家能斷言：信件未曾投遞是否與克卜勒有關。不過，沒有人能否認：克卜勒本人留下來的占星紀錄裡有過這樣的句子：「金星是愛情、溫柔和不求回報的施捨。水星總在交際中展現好運。土星是無能的，厄運在此永遠停滯。」其中關於土星的說法與《布拉黑檔案》所載者幾乎一字不差。

擬科學偽知識明明是語言的陷阱、卻使這位老觀測家失去了焦點；這是不可彌補的遺憾。克卜勒也許有他基於追求科學真理的「崇高」動機使然，星象學家又為什麼要把人生的答案丟向黑暗的遠方、再編織一套迷宮語言把它找回來呢？

泰可．布拉黑之所以離開哥本哈根、來到布拉格其實並非無意識的衝動或經濟利益的引誘，而是他已然注意到自己在「觀測」這件事上的有限性，他並不知道他所需要的是微凸與深凹的兩片透鏡，還以為南國的天空應該更澄澈。將目光轉向天空是對的，但是以為答案在那裡就錯了。尤其是透過《布拉黑檔案》而展現的。

現有的文獻無法爲吾人裁判：克卜勒是否與布拉黑之死有關？這也不是本文的主要論旨。重要的是：《布拉黑檔案》的考掘者暨持有人派翠西亞在解讀此一檔案之後所展現的勇氣與智慧。她在她最後一本星象學著述《騙局的共識》（Consensus of the Fraum•ｈeｔuboｏｋ.ｃｏｍ.coｍdulence）中明白指出：

然而，我無意於（套句中國古老的成語）「班門弄斧」地在《聯合文學》有教養的讀者面前大談英國的矯作詩風、法國的格言作者、德國的巴洛克或者中國的諷刺小說。雖然，多年以前當我沉浸在星象學以及終極神秘主義的理論與信仰體系之中的時候，一度還以爲這些跨越洲際大陸的傑出文學家、藝術家一定具有某種程度的、來自更廣大宇宙的微妙聯繫。（至少，那些出身英國與法國的卓越作家的名字大多是『約翰』或『尚』，這不就是某一令人著迷的巧合嗎？）

前述所引《布拉黑檔案》的那封信中克卜勒所說的「雞蛋」以及布氏對「雞蛋」所隱喩的星體運行軌道果然相互吻合。

這封信似乎祗能佐證克卜勒擔任布拉黑助手時已具有充分的準備甚至其中還隱含了一個逼近眞理的高貴動機。但是，另外兩封同樣寫給畢爾克的信則洩漏了另一個層次的秘辛。克卜勒涉嫌利用布拉黑對他的賞識與信任去營造一個神秘主義的巧合，使布氏逐漸接受一個看法：星象預示了布魯諾遭火刑的命運，以及布氏自己的命運：

十七世紀的第一年——一六〇〇，布魯諾被敎廷判決爲異端而葬身於火刑十字架。熟悉科學史的人士都知道：布魯諾所積極推動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說」卻即將在數十年內獲得更有力的支持者：泰可．布拉黑（Tycho Brahe，1546–1601）、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及克卜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嚴格說來，泰可．布拉黑祗是托勒密（Ptolémée）「地心說」體系和哥白尼「日心說」體系的折衷者——他甚至更接近前和_圖_書者得多；然而，一個突然而重要的轉捩使他「成爲十七世紀的人」。一五九九年，布拉黑離開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丹麥海汶島（Hven）天文台，前往布拉格替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f II，1576–1612）擔任御前天文學家。一六〇〇這一年，他聘請了克卜勒擔任他的助手。布拉黑似乎有感於自己的生命即將步向盡頭，於是他盡可能地將他在那個觀測碉堡內所作的大量研究資料悉數交給克卜勒（另一派傳記學家的看法是：克卜勒在一六〇一年布拉黑過世之後向布氏無知的家人隱瞞了死者多年觀測所得資料的重要性而將之竊為己有）。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問題——年老的布拉黑對克卜勒另外一份兼職的態度究竟如何？克卜勒其實是個占卜師；用比較具有正當性的說法是：「克卜勒其實是個星象學家。」

是以我在爲《聯合文學》所撰寫的這篇文字的開篇，也必須從十七世紀說起。即使對那些祇能從文學作品中得到愉悅和智慧的讀者來說，十七世紀也是一個獨特的、巨大的、緜長的里程碑時代（milestone period）。莎士比亞在這個新世紀的開始，幾乎不再創作歷史劇和喜劇，而展開了他的悲劇時期。《凱撒大帝》（一六〇一）、《奧塞羅》（一六〇四）、《馬克白》和《李爾王》（一六〇六）。如果我們覺得其中尚有可以填補名作的什麼空間，則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傳》（一六〇五）就在奧塞羅的嫉妬和馬克白的懦弱之間，爲這個世界注入了永恆的荒謬笑聲。這也是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班揚（John Bunyan，1628–1688）、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的時代，是拉封登（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拉辛和-圖-書（Jean Racine，1639–1699）的時代；據我粗淺的中國知識所理解，偉大的顧炎武——一位政治散文和實用旅行家、歷史學者；王夫之史評家與教育家、以及詩人朱彝尊和王士禎、小說家笑笑生和蒲松齡、劇作家洪昇和孔尚任也都在本世紀大放異彩。

莎樂美．戈利普勒（Salome Golippler，1968—）在她震驚歐洲的第一本書《星象學軌跡》（Astrology as a Trolley）曾經如此說道：「科學在近世的發達使世人昧於理解：科學也祇能在它自己的軌道上將天真的人載往他們想去的地方。」那是一九八九年，這位當時年僅廿一歲的瑞典哥騰堡大學物理學研究所高材生篤信《超自然》（Supernature）一書（台譯《假如占星學是真的》，久大文化出版）作者李奧．瓦森（Lyall Watson）所言：「生命在不斷地和宇宙作『開放』式的交往，自由地交換情報，使所有生命與宇宙整體聯合而形成龐大的活動機構之一部分。一切基本生命結構與作用都逃不出這整體影響，使生命和其中發展最快的人類都成為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是，僅僅八年之後，當《聯合文學》編者向戈利普勒女士邀約一篇專為中文讀者撰寫的大衆星象學稿件時，她卻從令人意想不到學術角度提出了（可能一樣令星象學界震驚的）新理論：騙局的共識。這位令天文物理學界和占星學界一樣頭疼的標準北歐金髮美女對台灣讀者——尤其是死忠於占星術的人士；的建議是：「一定有比星象學更好的話題——無論你的目的是友誼、性、炫耀知識或者對真理的純粹好奇。」

克卜勒卻彷彿是帶著一套早已打造好的、不同於布拉黑體系的天文學學說而來投入後者門下的。布拉黑在一封寫給友人亨利．畢爾克（Henrik Birke，1550–？）的信上這樣寫道：

衆所周知：布拉黑祇擁有那種無鏡片的金屬觀測儀器，而他所觀測的星群又至少在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七千倍以外，這是他無法觀察到星群之間相對方向每年變化的原因。從而，在他的天文體系裡，地球位居天體中央且固定，太陽與月球繞著地球轉，而其他的行星則繞著太陽轉。

另一封信的字跡則變得更加潦草且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