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程
這是篇敘述性的文章，不是小說，為它提供材料的歡樂之夜發生在船上，在我們整日航行於大西洋的最後一天。隔天早上我們將參訪愛爾蘭的柯布港（Cobh），然後，下午我們會停泊在南安普頓。大部分乘客會在南安普頓下船，其他人則隔天早上在法國勒阿弗爾港（Le Havre）下艦。在舞會中，我遠遠地看，彷彿是在研究一種動物生活，因為船上沒什麼浪漫戀情發生在我身上。而當我看到性衝動多麼蠱惑、扭曲我所認識的一些男男女女，我內心很不平靜。我喜歡女人，但與異性還沒什麼接觸。看到我所認識的女人受到性衝動的扭曲，更讓我感到難受。
有個教會團體為一些類似我的外國學生安排了一個聚會場所。有天晚上，我去參加這種聚會，第一次參加。我發現，在和一個無聊的女孩子聊天時，我竟然把話題轉到身體的痛苦上。那是一種恐怖卻又揮之不去的困擾，而且因為戰爭而變得更恐怖（這可以進一步解釋，為何我會在不同時期過起禁慾生活）。我開始談起那些痛苦的折磨，儘管我知道這麼做不對，我還是任性地說下去。結果，我被自己這種扭曲的行為嚇到了（比在飛往紐約的旅途上更扭曲，先是在波多黎各對那黑人，然後是對坐在我旁邊的英國女人），所以我從此沒再參加那個聚會，因為感到羞恥。
《馬利烏斯》（Marius），雷穆（Raimu），這兩個名字彼此就像對方的變形詞（anagram），如果去掉前者的ｓ的話（我僧侶式的觀察、學習、記憶方式）。如果時間是下午，而且如果我不必搭船，我一定會進去看，因為，在家鄉，那是我的想像生活過得最徹底的地方：在電影院中。其實，除了奇特的文學野心，我的個性非常單純。對於我出生的新大陸農業殖民地，我的認識非常少。而關於我的亞洲印度社區，一個移植的農民社區，我只認識我的大家族。我這輩子，從我開始有自覺之後，都用在學習上，一種抽象的學習，而在這抽象學習上，我試圖賦予某種想法。然後，這個我賦予抽象學習的想法，又轉變成在另外一個國家過一種文學生活的想法。而那又讓我投入更進一步、更不顧一切、更瘋迷的學習中，也因此讓我更脫離現實生活。我的真實生活，我的文學生活，將要在別的地方過。同時，在家鄉，我在電影院中過我的想像生活，先品嘗一下那種外國生活的滋味。在星期天下午，電影院有一場一點半開始的特映場（大家習慣說它是「一點半場」，而不說日場），而當我看完這場電影，當我在黑漆漆的電影院和遙遠的國度裡度過三個小時，然後走出電影院，走進我自己明晃晃的世界，那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奇怪的食物；櫃台後的女孩子，長得像中國人但又不是中國人，一種奇怪的臉龐；菜單牌子上那種似西班牙又非西班牙的菜名；外面那些童話故事般的火山錐；那些大得不自然、鮮豔得不自然的蔬菜和花朵，長在又高、又乾淨、又溫和的空氣中。面對這一切，我突然頗能體會新大陸的奇妙，以及西班牙人侵入所造成的悲劇與哀傷。
從倫敦到千里達到聖基茨與安圭拉，再到瓜地馬拉市與貝里斯：一個想做時光之旅的人可能安排的一趟旅程，想去看看他的歷史被具體呈現出來。因此，在寫完書之後有好幾星期的時間，我繼續活在書的氣氛與亢奮中，為我所夢想、從檔案中所創造出來的世界找尋確切的證據。
在我的觀光旅程上，我尋找巨大。那是我從我的小島千里達迢迢來到這個地方想發現的事物之一。我在霍本陸橋、泰晤士河堤岸和特拉法加廣場等地看到了巨大和權力。而在目睹這種盛壯景觀之後，我回到伯爵宮的寄宿舍。所以，我開始感覺，這種盛況屬於過去。我在錯誤的時間來到英國，想發現我在我的幻想中所創造的英國，這個帝國的心臟，我是來得太遲了。
在文章的結尾，我把重點放在船上的守夜人。他站在舉行舞會的大廳外頭，開始對一些和他一起站在外頭的男人放言高論。都是些鬱鬱寡歡的男人，他們真是時運不濟，在這放蕩的夜晚，連端莊秀麗的女孩子都一個個放浪形骸，如痴如醉，他們卻沒發生什麼船上豔情。守夜人和我一樣人格分裂，其他聽他說話的男人或許也是。他們的靜默中帶著某種陰鬱。他，守夜人，顯得很有精神，講起話來一副已經閱盡人世滄桑的模樣。他四十多歲，塊頭很大。他擺出一副演講的姿態，兩隻手往兩側平伸，抓著他背上倚靠的鐵欄杆。有時候他會稍微停頓一下，讓聽來有時間體會他所描述的壞事，眼睛不特別盯著某個人看，而且緊閉著嘴唇。然後，他又接著講下去，就像在自言自語。
而且，我對世界的認知不可能不抽象，因為，在十八歲的時候，我所知道的世界就是那個小小的殖民地世界，我那個位於奧利諾科河口的小小島嶼，以及在那島嶼之內，我的家族的世界，在我們小小的亞洲印度社區之內：小世界之內的小世界。我幾乎不認識我們自己的社區，其他的社區認識更少。我對歷史毫無概念，很難將像歷史這麼莊嚴的東西聯繫到我們的島嶼上。我對政府毫無概念。我只知道有個殖民地總督，一個立法委員會，一個行政委員會，和一支警力。因此，我所讀到的關於歷史和其他社會的一切東西，都帶有一種抽象的性質。我只能將它聯繫到我所認識的事物上：每一種閱讀都將我投入幻想中。
「但這我懂，維多，小女孩會長大然後會學用電話，雖然她媽媽不會這麼想，然後小女孩會打電話給愛她的奶奶。你有我的住址和電話，維多，我沒有你的，請打電話給我讓我們碰個面聊聊從前那段美好的日子，祝一切順利。」
這哀傷太深，深到沒有眼淚和憤怒。它的一部分開始被表現在腦袋爆炸的夢中。基於這種哀傷，我開始寫我的非洲故事，那是三、四年前我在非洲的時候突然想到的一個小小構想。
她是怎麼認識她愛人的？大戰期間義大利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她家裡其他的人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到過她房間的那些朋友，形形色|色的義大利人、馬爾他人、西班牙人和有歐洲血統的摩洛哥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這些人在英國和伯爵宮地區的日子過得如何？
彷彿在船上是安全的，彷彿隔天早上船不會將我在我的島嶼放下來。而我發現，當我在那裡上岸，所有的東西都已縮小成巴貝多的格局。我看到的不是一種風景，而是從前的、個人的痛苦，情況比在巴貝多的時候更嚴重。六年前——在那種年紀，成年人的六個年頭就等於半輩子——西班牙港所有的東西，都因為我即將告別它而染上一種榮耀感：拱形路面的街道，木造房子，大葉樹，矮小的商店，背景中經常出現的北部山脈的山丘，沐浴於上午的陽光和下午的陽光中。所有的東西都染上興奮感，因為離別，因為即將踏上漫長的旅程，航向著名的地方，航向紐約、南安普頓、倫敦、牛津。所有的東西都染上寫作生涯與都會生活的願景和遐想。現在，六年後，我認為我已經拋掉的世界，正在等著我。它縮小了，而且我感覺我也跟著它縮小了。
我已經踏出當作家的第一步。但是，我寫的兩本書都還沒有出版。而且我看不到我的前程，看不到其他的書。六年前，我只是個孩子，追求我的夢想，不對任何人負責。現在我父親已過世，有一些債務，有一些家庭的責任。但是，我沒有辦法幫助任何人。我幾乎連自己都幫不了。我只有一種新發現的才能。而且我唯一能做的事，唯一能照顧自己的方式，就是回到英國——現在再也不是一個充滿遐想的國家，而是身為作家的我勉強可以餬口的一個地方，在等待寫新書的期間寫點廣播稿和報刊雜誌的短文。
我沒有她的任何音訊已經三十年。甚至連她的名字我都感到陌生了，在回想早先那些日子的時候，想了好一陣子才想起來。安琪拉這封信並非三言兩語，而是好幾頁，而且從筆跡上看得出，是分好幾天，在好幾種心情下寫的。
飯局上還有哈定夫婦的其他朋友。哈定先生是飯局的主角。我相信他當時喝醉了。他行動倒還靈光，但他喝過酒。哈定太太——我還是想不起她長什麼樣子——和安琪拉負責張羅吃的。哈定先生侃侃而談。他不但是主角，而且是個諧角。他很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言談之間充滿自信。他知道這些人，他們會懂得欣賞他的笑話，會佩服他談笑風生的本領。
我也正埋頭寫一本書。我關注的是在許多遙遠國家一整個新世代的年輕人，他們在二十世紀末感到焦躁和不穩定，不是因為旅行，而是因為他們瓦解了古老的穩定，然後，他們在一種單純的天啟宗教裡進行靜修儀式，尋求一種虛假的慰藉。安琪拉把我拉回過去。我早就不活在那個世界，不管是心智上或想像上。在我停止寫安琪拉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已經找到我的世界與我的主題。
它是個小房間，長而又窄，因為陰沉的大家具而益發顯得陰沉。沒擺家具的地方則空蕩蕩的，牆上什麼也沒有。和我在哥倫比亞號的艙房一樣空蕩，比我在紐約過夜那個威靈頓飯店的房間更空蕩。我心頭一緊。但窗外的景觀倒也讓我頗感欣慰，從幾層樓的高度望著明亮的橘色路燈，以及路燈在樹上照出的光影。
這位年輕的美國南方人曾提到「有色人種」。他說：「最近他們想爬上你的牀，和你一起睡。」他的話嚇了我一跳，也讓我有點訝異：他雖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但卻可以那樣子跟我說話，彷彿在他眼中我不是有色人種。但是種族歧視的話題並沒有出現在〈歡樂之夜〉裡面，儘管它是好的，熟悉的題材，而且可以證明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但它太過逼近我的困擾，我的脆弱點，我的兩個自我的分裂。那不是作家想要擺出的一種姿態，那不屬於他處理的主題範圍。
彷彿那召喚，那作家的使命，除了短暫的滿足之外並不能給作家其他東西。因此，再一次，在我看到基利柯的畫那麼多年，想到相關的故事也已那麼多年之後，我自己的生活中又出現了「抵達之謎」的另外一種版本。
冬天本身，翻騰的灰色大海，我並不在意，在那沒什麼人的船上。冬天，事實上，我仍舊喜歡，因為刺|激，因為與我童年的熱帶對比那麼強烈。困擾我的是彼岸的不確定感。困擾我的是，現在我知道，在我的「路線」兩端都充滿不確定感。沒有獎學金的錢；沒有關於旅程終點的牛津和寫作，模糊而又溫暖的遐想；沒有做筆記。沒有安琪拉和伯爵宮寄宿舍；感覺不到大都會市中心的況味，還帶著地鐵的噪音。現在沒有伯爵宮和它古老的維多利亞光彩，取而代之的是一棟集合式勞動階級住宅，灰磚房，灰到近乎黑。在這棟房子裡，我有一個雙房套間，用的是公共浴室和公共廁所。
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當我如同以往，試圖為我的題材、我的世界以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作一個總結的時候，我想到目前這本書，並且回溯起過去的生活。事實上，當我在寫第一章或第一部的時候，我才想起我到倫敦第一個星期發生的某件事情。那時候我住在安琪拉的寄宿舍。我的作家野心，我的欠缺社會經驗，以及我的焦慮，那麼壓抑那段空虛的日子，從我的記憶中清除掉那麼多的東西。
很久以前的確有過一趟旅程，它開啟了所有其他旅程的門，而且間接孕育了那個古羅馬世界的幻想。是有那麼一趟旅程，以及一艘船。
人與作家的分裂，始於千里達到紐約的漫長飛行路程，現在終告完成。人與作家都被矮化了，多年的準備在短短幾個星期內結束於一場空。然後，人與作家再度合為一體，只不過非常非常緩慢。幾乎費了五年的時間，在牛津的學業結束一年之後，安琪拉和伯爵宮消失於我的視野，久久之後，我才擺脫我受的教育所帶給我的種種幻想。在我深深渴望這麼樣的一種啟發，極想理清身為一個作家，我的寫作題材究竟是什麼的時候，有一天，我突然有所領悟，在將近五年之後。
因此，我對我深夜抵達紐約的記憶相當模糊。現在我努力去回想，在回想中，某些細節變得清楚多了：一棟非常亮的建築，令人頭暈目眩的燈光，一小群人擠在一個小小的區域，一位女官員以一種非常尖銳的「美國腔」，大聲唸出某些旅客的名字。
在完成這本書之前好幾個月，我就決定要結束我在英國的生活。脫離疲倦，不只是寫作上的疲倦，也是身在英國的疲倦，身為一個外國人的不自在，缺乏安全感所帶來的疲倦，包括社會的、種族的與經濟上的。結束離家當天就已開始的人格上的扭曲。結束仍處於斷裂狀態的旅程——雖然我回去過幾次，而且中間又有其他的旅程——它始於泛美航空的班機衝向天際的時候，那時候，飛機把我帶上距我所生活的島嶼幾千呎高的地方，為我展現一種田野與色彩組成的圖案，而那是我以前從未看過的東西。
但我們抵達滑鐵盧車站時已經是黑夜了。我喜歡它的規模，那麼多的月臺，又高又大的屋頂。我喜歡那些燈光。由於家鄉的公共場所，或我所認識的那些公共場所，學校、商店、辦公室等等，都只在自然天光下活動，所以熙熙攘攘燈火通明的夜間車站讓我興奮莫名。我把燈光下工作的站務員和旅客視為戲劇中的人物。車站的燈光意味著一個有遮篷的世界，一個巨大的家的內景（正如同紐約街道給我的感覺）。
這旅程始於我十八歲生日前幾天。我一直擔心走不成，幾乎有一年之久。所以，儘管即將啟程，我還是因為這趟旅程而過得焦慮不安。它即將把我帶走，離開我的島嶼千里達，離開委內瑞拉北邊海岸，航向英國。
我只有寄宿舍這麼一個地方，以及那些奇怪的、混雜的、沉默的夥伴，一些英國人，一些歐洲的遊魂，以及一些發覺英文對他們而言實在太難的亞洲學生。也許，如果我曾多讀一些當代的英國作品，寄宿舍的生活對我就會比較有意思。比如說，要是我曾看過《漢諾瓦廣場》（Hangoyer Square）的話。這本書是十多年前的作品，故事的背景就是這個區域。那樣的書就會讓這地區顯得熱鬧而浪漫，而且會讓我有一種比較敏銳的自我意識，因為我總是需要那些來自書本的證據。
我賣了我的房子。書還得寫幾個星期才會完成。在我新搬進去的房子裡面，我開始感覺非常疲倦。我通常一天洗兩次澡。第一次是吃過早飯的時候，洗掉前一個晚上殘留的安眠藥效。那些安眠藥讓我的心在夜間可以得到安寧，不會再去思考如何用字遣詞，如何解決書中各個部分的諸多問題，不會再認為所有這些問題已經捲成一團，變成一個無法解決、令我感到驚慌的威脅（在白天，我知道寫作上的問題都可以一一解決）。第二次洗澡是在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因此，早上和傍晚各有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我會浸泡在溫水中。有天早上，我突然感覺我就像河底或溪底的一具屍體，隨流水飄來蕩去。我放棄了早上的泡澡。但是屍體的感覺還是難以抹除。每次洗澡，那種感覺都會浮上心頭。
繼續前往貝里斯市，所需的飛行時間很短。貝里斯，英屬宏都拉斯，英國對西班牙帝國沿岸地區的入侵，英國的桃花心木殖民地，瓜地馬拉要求英國歸還貝里斯主權的起因（我文章的主題），倫敦拍賣場大部分喬治時代家具的來源（但是現在貝里斯沒有桃花心木，它已經全被砍光）。在沿岸地區，奴隸的黑人後代中，應該會有一些是桃花心木砍伐工人。內陸地區住著馬雅人，而且有許多雄偉的馬雅廢墟。在一座馬雅廢墟的陰影下，當我試著跟一個馬雅小孩說這個古蹟的時候，他只管傻笑。他邊笑邊掩住嘴巴，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他好像一個在請求別人原諒的人，為了久遠以前發生的荒謬事情，，儘管桃花心木殖民地並沒有值得一提的英國建築，而且所有的古蹟都是馬雅古蹟。在北邊靠近墨西哥邊界的地方，有一個完整的馬雅城鎮，幾乎還沒有開始挖掘。它在西班牙人來之前好幾個世紀就已被放棄。現在它被森林覆蓋著，每一座石階陡峭的高聳殿堂都變成一座綠色山丘。
我寫我記憶中最單純的事物，寫得非常簡潔，速度也快。我寫西班牙港的街道。那是我度過部分童年的地方。在童年的那幾個月中，我會興致勃勃研究這條街道——在我自己家的家庭生活與房子的保障之下，並且隔著一段距離。在寫作過程中，知識迅速躍上我心頭。而由於那種知識，那種對自己的認知（起頭很難，事後卻感到非常容易，非常顯而易見），我的好奇心大增。我也寫別的東西。這些東西我寫來駕輕就熟，因為那是我很熟悉的東西。而在這種具體的方式下，從我所寫的東西中，我界定我自己，並且看出，我的主題不是我的敏銳感受性與我的內在發展，而是留存於我內心的世界，我所生活的世界：我的主題原來就是伯爵宮寄宿舍的主題的一種版本。那個主題，在我才離家兩個星期，並置身一棟太過龐大的房子，與一群戰後歐洲的飄泊者為伍時，就已巧然遇上，只是我當時不懂。
但是，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突然被一陣騷動吵醒。有人把房間天花板的燈打開。有人在講話。於是我知道，我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某個人要被安插到我這艙房。經濟艙另外有個人即將被給予一把可以開啟分隔等級的門的鑰匙，那鑰匙當晚有好幾個鐘頭的時間我一直視同一種純屬私人的財物，幾乎是個祕密。而天花板的燈，那樣子被打開，以及高亢的講話聲，多麼不體貼別人。我閉起我的眼睛，像個小孩子，像某個正在施魔法的人。如果我裝作在睡，如果我裝作什麼也不知道，那就什麼也不會發生，進了房間的人自然會走掉。
那天下午，在房子前面的房間——裡面的家具很舊，但保養得很好——我看著我在維多利亞開始寫的那本書的打字稿，關於自由與失落那個段落。這是幾個星期以來我第一次看。我發覺它比我當時寫的時候，感覺好得多。我甚至看到使整個段落充滿活力的句子，一個全神貫注寫出來的句子，從那些文字所創造的氣氛中迸出來的句子。在維多利亞的時候，我沒把握住這個關鍵的創作點，也許是因為，對於接下來該怎麼寫，我感到焦慮；也許也因為，對於離開維多利亞之後該想麼辦，我感到焦慮。
多話的計程車司機，講話古怪有趣的黑人，我珍惜他們，因為我感覺我熟悉他們，因為我感覺，他們證實了那麼多我讀過的東西，證實了那麼多我預先知道的訊息。他們讓我恢復信心，讓我感覺我的確是在旅行，而且人已經在紐約。而且就我所熟悉的這一面而言，他們是寫作題材，適合作家拿來用。但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屈辱（司機的偷竊行徑，我之無法付給黑人小費——他也在期待我扮演具有某種性格的角色，並付給他小費），卻從中阻攔，因此他們被我從記憶中删除，長達二十年之久。那天晚上我在飯店裡用萬年鉛筆（已經有點鈍）寫的日記中（寫在飯店的便條紙上，為了新鮮），他們自然也被刪除在外。
我寫我的日記，用萬年鉛筆，泛美航空公司優雅的空中小姐幫我削的。但在我的作家日記中，我沒有記下那個聚會。其中有個原因是，那個聚會與我寫日記的環境差異太大，因為我置身一個神奇美妙的世界。另一個原因是，那個聚會，一種正式的送別場面，一群拘謹的人在跑道邊的木頭建築裡悠晃，與我對作家日記的想法，以及我正在追求的作家經歷，顯得格格不入。
在那之後，我就很少在公共道路旁尋幽探勝。其他有標示牌的公共步道我都沒進去過。我固守著丘陵與長滿了草的舊車道，固守著谷底農場一帶的步程。我在創作與散步的規律中自在地過起日子。非洲，在上午的寫作中，威爾特郡，中飯後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裡。我將非洲投射到威爾特郡。威爾特郡，我行走的威爾特郡，開始對我發射非洲，或將非洲歸還給我。於是人與作家合為一體。一個週期終告完成。
最後，書終於交出去了，我也可以離開英國了。我沒有長程計畫。我只能預想到自由，再也沒有一本書等著我去寫的自由，每天時間愛怎麼過就怎麼過的自由，從這地方玩到那地方然後說再見的自由。我想要當一陣子浪遊者，過一種住旅館的生活。我也想要——終於想要——到美國跑一陣子。在那之前，有些報章雜誌的文章要寫：幾篇關於加勒比海的聖基茨島和安圭拉島，那時候那邊正在鬧新聞；以及一篇關於貝里斯、英屬宏都拉斯的文章，我在中美洲的第一篇。
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種族火藥味的島嶼，而且正處於革命邊緣。於是，就在我剛獲得一種關於這地方的新看法的時候，它已不再屬於我。
第一天吃中飯的時間，房子甚至還生了一盆炭火。落地窗外是個長而窄的花園，為了因應冬天，花木仔細修剪過，土也翻過。火車調度場的聲音遠遠傳來，隔著這麼段距離，聽起來一點也不討厭。與這房子相關的一切，感覺都很愉快、很美好。在這平凡的環境中，我感覺到被保護、被隔離，遠離那一切我知道會傷害到我的東西。幾個星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自在。
我在一九五六年搭輪船回去，直接從英國啟航。一路體驗著天氣的逐漸改變，帶著驚喜的心情注意到風開始徐徐吹來，已經不必把自己緊緊裹在衣服中，因為風又輕又暖和。一路體驗著船上的日常生活，豪華的印刷菜單，高級船員將溫帶的黑色制服換成熱帶的白色制服。在大西洋上航行十三天之後，有天早上我醒過來，感覺靜悄悄的。在十三個晝夜的蒸汽引擎聲之後，寂靜顯得有點刺耳。
可是，由於最初這二十四小時旅途中的種種屈辱，而且由於，在進入這波瀾壯闊的世界的最初二十四小時中，我的孤獨感越來越重，因此我察覺到，我並不快樂（現在沒有家鄉的觀眾，沒有任何的觀眾）。書店的年輕人稱呼我「先生」，那出乎我的預料，也很有意思。但是我有種自欺欺人的感覺。我感覺被逼進自我的某個角落，而那角落我極為陌生。
我在倫敦的遊蕩既無知也無趣。我原本冀望這偉大的城市會活靈活現蹦出來，緊緊抓住我。我曾經那麼渴望融入它。但很快，在一個星期或更短的時間之後，我就感到非常寂寞。如果我不是那麼寂寞，如果我擁有類似我在船上的生活，那我可能就會對倫敦和寄宿舍有不同的感覺。但我太孤獨，我沒辦法找到橫渡大西洋那五天所享有的社群生活。
但是，雖然我受過那些教育，我看過的書還是太少。我能知道多少有關倫敦的事呢？有篇查爾斯．蘭姆的文章，在一本課本上，談的是看戲。另外一本課本上，一部叫作《塞維爾爵士的罪行》的小說中，有兩三行描述泰晤士河堤岸的優美詞句。但是福爾摩斯的貝克街，只不過是個街名。而毛姆、瓦渥和其他人筆下的倫敦，也無法讓我在腦海中產生清晰的意象，因為他們心目中的讀者，都是有相當豐富背景知識的讀者。我所知道的或我所想像的倫敦，是從狄更斯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倫敦。是狄更斯，和他的插畫家，給了我這種幻覺，讓我以為我認識這個城市。我後來聽說，有些俄國人至今仍相信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就是現在的倫敦，令我頗感驚訝。但其實我的情況就如同這些俄國人，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帶了一些香蕉到紐約。我在飛機上吃了一些，剩下的就扔掉了，有點罪惡感，但也很正確（要不然肯定會被海關沒收）。家人也塞給我一隻烤雞，或者是半隻：我的家人是農民，印度人，對我的食物有一種印度式的擔憂，擔憂會有汙染，而這是暫且充飢的一個辦法，即使只是一天。但是我沒刀，沒叉，沒盤子，也不知道這些東西可以跟飯店要，即使知道，也不會曉得怎麼去要，特別是在那麼晚的時刻。
有兩個救世軍小姐也是我的寫作題材。她們要前往歐洲某個地方開會。但她們也喜歡浪蕩一下。宗教團體的女性竟然有這浪蕩的一面，多說不過去。由於我的自我剝奪，我在不怪的地方也見怪。有個來自美國南部的年輕人，他和藝人共處一個小艙房，塊頭很大，而且一臉麻麻坑坑，還戴了副眼鏡。在〈歡樂之夜〉裡面，他穿著內衣褲出場，坐在小艙房的上鋪，就著昏暗的燈光，一邊剝著橘子，一邊吃，一邊談起女孩子，也許就是那兩位教世軍女孩。這場面我一寫再寫，所以永遠也忘不了。
我寫我的日記。為了寫日記，我買了一本便宜的記事本，它的封面內側有個小袋子，可以裝信封。我也買了一隻「擦不掉」的淡紫色鉛筆，那時候千里達一些嚴肅的人喜歡用的一種鉛筆，特別是公務員。你用舌頭一舔，鉛筆的顏色會變亮。乾的時候，顏色比較暗淡。我買了記事本和鉛筆，因為我要前往英國當作家。而且我必須開始寫。
因此，正如同一九五〇年泛美航空的飛機起飛時，我驚異地發現，我生活的大地變成棕與綠組成的圖案，我的島嶼看起來與其他地區的空照景色一模一樣，現在，當我在倫敦閱讀我的島嶼的檔案，這個我出生的地方的古老性也讓我驚異不止。這麼單純的事情！把島嶼視為世界的一部分，目睹它分享著地球的古老！然而，這種單純的事情，對我而言卻是一種啟示。在千里達，我太過於習慣路邊的景觀，可以這麼說，只從地面的角度去看農業殖民地，在全球大蕭條和長達一世紀的殖民地停滯即將結束之際。在寫這本書的期間，我想像中的風景與前幾本書的風景，在感覺上和聯想上，已大異其趣。
是因為安琪拉，我才去參加哈定夫婦請的星期天中飯。其實我因為是安琪拉的朋友，所以才被邀請。哈定先生我幾乎沒看過。這頓午餐是我的「都會性」題材，我拿它寫了好幾個月，像瘋了一般，不只在夏天的倫敦寫，後來還在秋天的牛津寫，並且改變它的真實狀況，讓它更符合我對好題材的標準，更適合像我這樣的人想要寫的東西。在這頓午餐之後，甚至在這一切寫作之後，我還是對這個人和他太太長什麼樣子完全沒印象。
我被分發到一個完全屬於我的艙房，而且這艙房屬於比較高的等級。他們給了我一把鑰匙，可以開分隔那個等級與經濟艙的一扇門，但白天我仍在經濟艙活動，也在經濟艙吃。這真是幸運之至。我大部分的焦慮霎時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認為，對於往後的日子，這是個好兆頭。我認為，我一定會受到一種當時被我視為「旅運」的東西所庇佑。（我仍然害怕與別人共用艙房、火車箱房和旅館浴室。）
我正在寫的這本書的主軸，是一個以某非洲國家為背景的故事。這國家曾是殖民地，有白種人與亞裔移民，現在已獨立。故事描述兩個白人的一趟旅程，開著車子，一整天，在突如其來的部落戰爭期間，殖民地的秩序與單純一時之間蕩然無存。非洲曾給過那兩個白人機會，讓他們得以茁壯，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現在，當他們已不再那麼年輕，它開始折磨他們。這是一本充滿暴力的書，不是事件本身的暴力，而是情感上的暴力。
穿呢大衣的男人娶了安琪拉，雖然她對他的出身背景，以及他將帶給她的生活知道得不多，就如同原先帶他到英國那個男人。她將她女兒從義大利帶過來。他們一起住在白金漢郡ｈｅtｕboｏｋ•ｃｏｍ.ｃoｍ，直到她先生過世。在安琪拉的信裡頭，那些幸福的日子匆匆而過，會帶給她那些幸福日子的男人幾乎就像不存在。
房間的窗子很高，窗外是花園，或更貼切地說，沒人管的一塊地。花園盡頭是地鐵站的磚牆，很高。園中有一棵樹，窗外還可以看到附近的一些樹。地鐵站磚牆掩護著空蕩蕩的園子。它看起來並不討厭。我喜歡它的顏色。一種封閉、陰涼的空間，我喜歡那種感覺。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記憶。從一開始它就被分離出來。在〈歡樂之夜〉的某些版本中我用它，在其他版本中我略過不提。
因此，儘管我為寫作而浪跡天涯，那麼重視我的經驗，那麼渴求新的經驗，但我卻把自己隔離在經驗之外，從我的記憶中刪除。刪除機場的計程車司機，他收了我太多錢，屈辱實在太大了。删除飯店裡的黑人。
我已經抵達英國。我已經搭船完成這趟旅程。港口的航廈是新的。南安普頓，一個充滿美感的名字，在大戰期間曾遭密集轟炸。新航廈瞻望著未來，但載客郵輪很快就會變成明日黃花。
因此，雖然現在在紐約我是個自由自在的人，而且這是我在一個大城市買的第一本書，這個時刻因此對我而言應該是重要的歷史性的、浪漫的，但我還是將學校教育的抽象態度套進這個時刻：聰明的男孩，得了獎學金的男孩，不為他的老師或家族而活，只為自己。
有兩天的時間，他們沿著海岸航行。第三天，船長叫醒他的乘客，然後指著岸上的城市。「瞧，你到啦，你的旅程結束啦。」乘客看著晨露中的城市，看到從城市漂流到海上的一些瑣瑣碎碎的殘餘物，爛水果、新鮮的樹枝、小木塊、漂流木等等，瑣瑣碎碎的，雖然這城市那麼出名。這時乘客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他喝了一口船長給他的苦蜜汁。他假裝在收拾行李，但是他不想下船。
那次家族送行，是我最後一次參與大型的印度式或亞洲式社交場面。在那些送別場合（告別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大陸、另一種旅途，當一個旅人可能永遠不會再回千里達，就像我這一輩的許多人，或像我們的祖父輩，他們從未再回到印度），許多人會丟下他們的工作，放棄一天的收入，然後踏上漫長的路途，跑來說再見。也未必真的是為了送別，更重要的是來露個臉，來參與家族的盛大聚會，強調他們與這個家族的聯繫，儘管事實上（或因為事實上），這個大家族的各個分支之間，現在已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且言談之中已經帶點彼此間身分上的矛盾，或社交上的敏感。
一個人站在船頭，望著前方的灰色大海，不分黑夜與白天。當我終於在南安普頓上岸，有那麼一段短短的時間，我愉快地感覺到大地在我的腳下晃動，就如同過去五天在船上那樣晃動。
他沒有受過教育，不是在家鄉我會去接近的那種人。但我卻去接近他，並且和他攀關係。為什麼？甚至在我做那些動作的時候，我就感覺到那種友善姿態很虛偽。他穿著緊繃的、體面的西裝，對我愛理不理。而我有點高興他表現出來的是這種態度，因為我根本無意跟他交朋友或聊天。如果他問我是否感到孤單無助，那我一定會說正好相反，說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喜歡所有這一切，我在這個大日子的後半段所看到的一切都那麼新鮮，那麼奇妙。
我們一路在引擎的嗡嗡聲中飛抵波多黎各。下午已過了一大半。不過幾小時，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旅行！另外一種語言；混血人種，黑白混血兒，但與我們那個地方的混血兒有點差別。
但是事情出了問題。被帶進來的人找起麻煩。他拒絕住這房間。他提高了嗓門。他說：「你是因為我是有色人種，所以才安排我和他住一個房間。」
但是我沒看過任何法國電影。千里達從沒演過法國電影。要是有演可能也沒觀眾會看，就如同英國電影，因為它的內容屬於某個特定國家，比較囿於地域性，不像好萊塢的電影，具備普遍性，可以刺|激遙遠地區人們的想像力。我從書本上認識法國電影，特別是曼維爾（Roger Manvell）寫的《電影》（Film）。我認得那本書中所有的劇照。他精闢的文字內容，以及我對法國之身為文化大國的濃厚興趣——這興趣是學校所培養的——讓我從那些反差大、複製效果又差的小劇照中看出了特殊的優點。
後來我看過老人一次。他在某個樓梯平台慢吞吞拖著腳步走。他的老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看似幽默又靜不下來的表情。有可能是因為他臉上的皮膚和肌肉現在就固定成那種樣子，就彷彿他的臉正隨著年紀慢慢扭曲著。看到我，他絲毫沒有表現出認識我的樣子，臉上仍舊帶著他那固定的似笑非笑的笑容。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腳步上，心中想的是到樓下和街上這段漫長的路程。那時候是夏天，八月底，但他穿了一件大衣。大衣是深藍色的，而且看起來很沉重。那可能是很久以前量身訂作的。他個子很高，而這件大衣，儘管他需要用它保暖，對他的肩膀而言似乎太沉重了。他帶著手杖。他的體味撲面而來，走過之後還久久不散。我想他是要到外頭散個小步，而為了散這個步，他可能得花很多時間做準備工作。
他有訪客嗎？他的錢從哪裡來？我從未問過。當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寄宿舍，回去度過耶誕假期，我從未問起這個老人的狀況。安琪拉也沒有告訴我關於他的任何事情。那陣子我一直沒看到他。現在我想，在我看到他穿著沉重藍色大衣走在樓台上之後，約莫在十二個星期內，他死了。和過去的聯繫那麼深，對我來說那麼珍貴，因為我那麼重視過去。然而我卻沒有問起老人的事情。
搬到山谷十年多之後，我在莊園農屋的日子，我的第二個生活行將結束的時候，有件事情讓我猛然回想到我在倫敦的第一個星期。我收到一封安琪拉的信。
從前是勞累的夢，現在是不由自主地思慮最終的空無所帶來的虛弱。當這個人出去散步，目睹山谷中的種種人事時，他也處於這麼樣的一種境況。
要寫傑克與他的農屋和他的花園，我必須先完成我在山谷中的第二個生活，並且在那裡對自然世界得到第二次感悟。但是，在我剛住進莊園農屋沒幾天，那故事的一種版本就已浮現於我心頭。
我也沒有想到，它是一種企圖，是要為一個夢或夢魘找一個故事，或一種連貫性。這個夢已經困擾我一年多。在這個夢中，當夢的敘述進行到關鍵時刻，我的腦袋就會爆炸——我只能這樣形容那種感覺。每一個夢都是這樣結束。這個爆炸將我摜倒在地上，四腳朝天，當著別人面前，在一條街上，一個人來人往的房間，或其他公共場所，讓我沒尊嚴地躺在大庭廣眾之前。而當我醒來，我會發覺那就是我的睡姿。在我腦袋中，爆炸聲那麼大，回響那麼多又那麼悠緩，因此我感覺——我腦袋的某個部分奇蹟般地還能夠思考和下結論——我不可能再活著，我真的就要死了，雖然以前的夢最後都顯示只是一場夢，但這一次爆炸，在這個夢中，是致命的，我正意識清醒地經歷著或目睹著我自己的死亡。而當我醒過來之後，我會感覺我的腦袋很怪，像被撞擊過，疲憊不堪，彷彿我腦袋中真的發生過什麼爆炸。
《南風》！但我一直沒讀完它。我第一次試圖讀它的感覺，跟往後幾次試著讀它的感覺一樣。這本書，裡面有一個叫做肯尼斯的年輕人和一個主教，以及一個叫做忘憂島的地方，它對我而言極為陌生，跟我的經驗完全扯不上邊，而且遠非我所能理解，正如同赫胥黎和Ｄ．Ｈ．勞倫斯的書，以及我父親或學校老師介紹的一些當代作家的書。但是，一本書的陌生感，雖然讓我不會去讀它（我從未讀完《南風》的第一章），但並不防礙我對它的豔羨。這種陌生感與不可接近感本身，正像一種浪漫的願景——讓自己變成作家的一種獎賞，在將來，以某種方式。
坐我旁邊的乘客是個英國女人。她帶了個小孩。我只能以那種方式來看待他們：一個英國女人和一個小孩。我沒有其他方法定位他們。
飯局令我印象最深的場面，出現於哈定先生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我記得他在講的時候，安琪拉一直笑，而哈定太太則當他的配角。
夏天的書在冬天回到了我身邊。沒有這本書以及每天的創作活動，我不知道我將如何度過這段艱難的日子。對我而言，什麼事情都是從寫作開始的。寫作讓我來到英國，也讓我離開英國，給了我一種浪漫的憧憬，也幾乎讓我被失望擊垮。現在，是寫作為每一天帶來了樂趣和可能性，並且讓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夜晚。
我要下去餐廳，餐廳在地下室。寄宿舍提供住宿和早餐，而我是要下去吃早餐。餐廳在房子前面，聽不到地鐵的噪音，只感覺得到它經過時的振動。裡頭有兩三個人。它有許多直背的棕色椅子，牆壁和我房間的牆壁一樣空空蕩蕩。牛奶和煤灰味在這裡更濃。現在已經是早上，屋外已一片明亮，但裡面卻亮著一個昏黃的燈泡。牆壁是淡黄色調，閃閃發光。牆壁、燈光、氣味，它們都是奇妙的倫敦早晨的組成部分。正如同我眼中那道通往街上的階梯，又陡又窄的。我以前從未進過地下室。在家鄉我們沒這種建築，但我會在許多書本上看過有關地下室的描述。這個在大白天還泛著燈光的房間，對我而言很浪漫，我就像走進一本小說或一本書所描述的世界；走進真實的世界。
都會性——我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只有一種模糊的概念。我指的是可以讓我與某些作家分庭抗禮的題材。我也指可以讓我展現一種特殊寫作風格的題材：《印度假期》的艾克利，或許，在印度的一張餐桌下作筆記；毛姆，在任何地方都那麼疏離，泰然自若，無所不知；阿道斯．赫胥黎，學識那麼淵博，對性又那麼懂；易夫林．瓦渥，那麼優雅，那麼自然。由於想當那種作家，所以我在伯爵宮的大房子的露營者身上沒發現什麼寫作題材。
我勉強瞧著的景觀，純屬個人，我的浪漫憧憬，純屬個人。我對歷史的觀感與那些年輕黑人的歷史觀感不同，所以他們會在街上遊行示威，威脅著另一個欺騙性的革命即將臨頭。故事並沒有在我的書結束的地方結束；故事繼續下去。兩百年後，我想，另一個海地正要登場：一個被認定為腐敗、令人痛苦不堪的世界，一種摧毀它的願望，拒絕它，而不是去改善它。在寫完這本書之後，在我兩年的興高采烈之後，我從兩個方面來看待這種憤怒：從黑人這一面，留著新髮型的人，而且也從亞洲印度社區這一面，大致是受威脅的人，不黑，也不白。
如果說哈定先生本人沒有我當時寫的文章裡那麼高尚，那他也有他高尚的一面。為了讓他在我的文章裡顯得高尚，以便符合他的風趣詼諧，我壓抑了寄宿舍的背景。但是在壓抑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我做得更過火：我設法壓抑記憶。直到我在這一章書裡面開始集中全副精神於那個星期天的飯局，我才終於想起，這飯局是個很特殊的飯局。這是哈定夫婦在這房子裡的最後一頓午餐，他們已經被解雇。他們即將被安琪拉取代。因此，關於他的喝酒和風趣詼諧，以及他的「我太太之一」與哈定太太的「我喜歡奧黛莉」這樣的枝節動作，其實帶著點了不起的、令人欽佩的虛張聲勢的色彩。但那不是我要找的素材；不是我記下來的素材。
我走路到處逛。在我記憶中只有一段步程。但現在我相信應該有兩段，之間我坐了一趟計程車（去確定開船的時間，那天下午我就要搭船離開）。要是沒有手提箱裡那些錢，我就真的身無分文了；所以，至少那項預防措施發揮了作用。
當我發現並走進一家書店之後，我也有一種類似買紐約時報的感覺：一種理當屬於我的世界的東西，卻讓我感到失望。大城市擁有許多書店，就如同它們有專演法國電影的戲院。殖民地的城鎮或聚落，像我自己的，就沒有書店。在西班牙港的老殖民地主要街區——老式的波狀鐵皮屋頂和遮篷，一度漆成紅色，或紅白相間的條紋；老的木工技藝，雕花山形牆，帶有頂飾，裝飾性的維多利亞時代鐵鑄品；這些建築讓我想起，我們距那些木頭和鐵鑄裝飾品和波狀鐵皮被裝船的港口有多遙遠——在古老的殖民地街區，有些百貨商場有賣教科書，可能還賣兒童讀物與著色畫本，而且可能也會有一兩個小書架的企鵝出版社的書，只有幾種，每一種也只有幾本，以及柯林斯出版社的幾本古典叢書（看起來像聖經）。極盡乏味之能事的一些百貨商場，感覺就像為殖民地的人設置的棧房，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以及少數專業用品，像蚊帳和柯林斯古典叢書）被進口進來，以一種最不吸引人又最實際的方式貯存在這個地方。
我們到了巴貝多。我艙房的每一個舷窗都框出一幅明亮、美麗動人的圖畫：藍天，白雲，綠樹。因此，在我第一次返鄉旅程的第一個停泊站，我暫時就像個觀光客，看著廣告上的、預期中的景物。我小時候，大人就是教我這樣子畫我們的島嶼，一種具有地區色彩的風景。西班牙港的菲特烈街與海洋廣場那些賣民藝品的黑白混血兒，在老建築的騎樓下擺攤那些人，就是以這種方式在畫當地的風景，畫來賣給從旅遊船下來的觀光客，他們下船之後會在城裡逛個把鐘頭。
在郵輪上待了五天之後，我想出去外面走一走。我特別想去看場電影。我聽說倫敦電影院是連續放演的。在家鄉，我習慣去看只在固定時段演的電影。連續放演電影的作法深深吸引我。那是一種大都會的行事風格，意味著一大群忙碌的都會民眾。但是，即使對倫敦而言，即使對倫敦的都會民眾而言，時間還是太晚了。我直接前往伯爵宮的寄宿舍，那裡給我保留了一個房間，在進牛津前的兩個多月，我要住在那兒。
經過傑克家那個人，像是第一次睜開眼睛看這個世界。文學典故自然浮現於他的心頭，但是，他已經開始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二十年前，他不可能這樣子去看，而且看得這麼清楚。就算曾經這樣子去看，他可能也找不到合適的文字或語氣。單純與直接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來到他身邊，在那之前，他得先經歷許許多多的事情。
我常出去看名勝古蹟。有一天，在倫敦市中心某個地方，我看到有個哥倫比亞號郵輪上的人坐在一尊雕像下的一條凳子上。他就像古蹟的一部分。他穿著一套深色短袖衣服，一個感到熱的瘦男人，在八月（月份與天氣後來被作者聯繫在一起）。他累了。他看了許多名勝古蹟，而且可能與我一樣，對自己在幹什麼一點概念也沒有：旅遊大體上是一種屬於記憶中的樂事，主要是為了日後的回味而做的。
說來奇怪，這地方本身，這小島與島上的人，再也無法吸引住我。但是這個島——它曾激起我對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對文明、對古代的好奇心，並且給我帶來那麼多的焦慮——這個島已經給予我身為作家的世界，已經給予我一些主題，而這些主題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段變得那麼重要，已經讓我具有都會性，但與我最初對都會性這三個字的理解大不相同，那還是我在寫〈歡樂之夜〉、〈倫敦的生活〉和〈安琪拉〉的時候。
在波多黎各，那個穿著緊繃西裝的黑人，在前往哈林區的旅途上。而在這裡，一個來自哈林區或黑色美國的人，在前往德國的旅途上。兩個人的身上都有我的影子。但是，由於我的亞洲背景，我抗拒這種比較。而且我浪跡天涯是為了當作家。要接受另外一件事情，要面對另外一件事情，對我來說實在太可怕了。它將會貶低我身為人與作家的地位。種族的矮化不屬於我想要當那種作家的題材範圍。由於將自己視為一個作家，我在我自己身上隱瞞我的經驗，在我的經驗中隱瞞我自己。而且，甚至當我已成為一個作家，有許多年的時間，我也沒辦法克服這種困擾。
但是，儘管個人的冒險歷程是我的主題，我卻沒有能耐寫下一些更重要的東西：那個旅途與孤獨已經開始在我人格上造成的改變。這個改變的暗示很模糊。在五年之內，我將會明白看出，家族的送別與表哥的勸告是「寫作題材」。但是要在那之後好幾年，我人格上的改變，或者說我從那些改變中逐漸得到的模糊暗示，才會受到應有的重視。
在翻閱一分西班牙時代西班牙港一個黑人奴隸殺了另一個奴隸的判決書（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的時候，我發現，隨便挑點關於房子、街道生活、後院或奴隸院子的戀情和忌妒的瑣碎細節，我就可以輕易想像自己回到兩百年前西班牙港街道的情景。我可以看到那些人，聽到他們講的話和他們的口音。在那條街道上，我可以看出我度過部分童年的西班牙港街道的原始風貌。西班牙港的街道——它的生活與人曾是我第一本書的主題。
他很冷淡，這千里達人，默不作聲。他的眼睛很安靜，對他的膚色而言顯得毫無光彩，反而帶著一種暗淡的、死氣沉沉的質感，顯示著他的緊張。我沒再理他。我繼續想我自己的事情。陽光逐漸昏黃，逐漸暗淡。然後我們又坐上飛機。
在一九五〇年，我就像新大陸最早期的西班牙旅行者，懷有崇高信仰的中古時代男人：遠涉重洋去觀賞各種奇蹟，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很快就將一切奇蹟視為理所當然，只保留對某種東西的探詢，他們知道他們將會找到那種東西，甚至在離開西班牙之前：黃金。真正的好奇出現在比較後期的發展階段。在英國，我就處於早期的、中古時代的西班牙階段，我的教育和文學野心和我的努力學習，等同於西班牙冒險家的信仰和旅行者的堅忍。和西班牙人一樣，在千辛萬苦抵達之後，我看到的東西非常少。而且，就像涉險深入奧利諾科河，或亞馬遜河的西班牙人，我沒有什麼東西值得記下來。
在那一天，第一個冒險、自由、旅行與發現的日子，人與作家緊密結合在他們對經驗的渴望中。但是那個日子的經驗的性質，促使我人格中的兩個要素彼此分離。作家，或者說踏上旅途準備去當作家的這個男孩，他受過教育。他受過一種正規的學校教育。他對他即將前去獻身的崇高召喚充滿期許。但是這個人——作家只是他的一部分（雖說是主要的、重大的部分）——這個人，就社會人的層面而言，完完全全無知。
四年後，一切對我而言都變了：世界，我的心情，我的憧憬，大西洋本身。在那四年當中，由於那次冬天返航英國所帶給我的恐慌，我拚命寫東西，而且寫了一本我認為很重要的書。帶著一種全新的安全感，一個人終於達到他想達到的境界的一種安全感，我又回到島上，在第一次離開它十年之後。
在寄宿舍裡，安琪拉有個房間，也擔任某種職務，但我不太確定她的職務是什麼。有時候她會到地下室的餐廳，為大家準備早餐，而且有時候她會在晚上出現在那個地方。她有幾天晚上在一家義大利餐廳當服務生，餐廳的名字好像是菲尼西亞，離伯爵宮站不遠。那家餐廳有供應兩鎊六便士或三鎊六便士的套餐。我去吃過幾次。能夠去我認識女服務生的餐廳，我特別高興，雖然菜單我看不懂，而且也不特別喜歡那裡的食物。
關於我寫的書，美國的出版商或代理人還沒有給我任何訊息。我該離開的時間已經到了。我按照原訂計畫，先去美國，去旅行一陣子，用我期待從這本書得到的預付款。
小飛機嗡嗡地飛，不停地飛。這種型態的旅行的單調，是一種出乎意料的啟示。因此管這趟旅程比起過去所有的旅程都快，儘管我知道跟坐船比起來，它省下太多太多的時間，但說它感覺「很無聊」，既不誇張，也不矯情。
這頓飯是在寄宿舍一樓後面吃的，是個很大的房間。一樓前面的房間是「客廳」，很少使用，裡面有一大堆棕色家具。後面的房間家具沒那麼多，但牆壁還是空空蕩蕩，就像其他房間，彷彿，戰爭曾帶給這棟房子某種災難或掠奪。我猜，後面這房間是當經理的哈定先生和他家人享受某種特權的區域或房間之一。
他謹守他的亞洲印度社區的鄉村生活方式。他對它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種本能性的理解和同情，像那天早上機場的送別場面。他謹守那個社區的生活方式，而那種生活方式才從農村印度分離出來兩三代，在新大陸的一個大農場殖民地。然而這個人也有他的另外一面，他並不真正參與到那個社區的生活。這不只是因為他接受了一種學校的正規教育，也因為他對那種社區生活詩著懷疑的態度。由於在他的大家族裡過得不愉快，因此，他對更大的、共享性的社群充滿不信任感。
我的西班牙港街道，小時候我曾經那麼熱切去研究的東西，竟然可以成為寫作題材，這對我而言是種啟示，發生於一九五五年，在我抵達英國整整五年之後，在〈歡樂之夜〉、〈倫敦的生活〉、〈安琪拉〉與其他「都會性」的種種寫作嘗試過了五年之後。這個啟示在某種程度上仍影響著我。在我的寫作中，我仍試圖去找出這個發現的種種含意。但是，發現我所寫的街道生活竟然有那麼樣的一種過去，這仍令我感到震驚。我小時候目睹的街道生活，或類似的東西，竟然存在於一七九〇年的西班牙港。那時候千里達還是偉大而古老的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奴隸制度猶存在，而且距它被廢除還有四十四年之久；那時候法國大革命才發生不久，而海地的黑人革命則選要等上一年。
在那之後，像他們那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未必全是為了追求夢想而離鄉背井——或為了去受盡折磨。這次回到千里達，黑人身上那種敏感就像他們共同擁有的一種傷痛。它無法被忽視。因此，回到我這個位於奧利諾科河口的島嶼，在二十年的寫作讓我對這地方抱著浪漫的憧憬之後，等於是回到一個再也不屬於我的地方。那是就我小時候它曾屬於我的角度而言，而那時候，我根本沒想過它屬於或不屬於我。
就拿波多黎各的機棚，或機棚內的那個黑人來說。經過幾個小時，在下午的後半段時光，我們的小飛機降落在波多黎各，做它的第一次中途休息。陽光已經改變；世界已經改變。對我而言，世界已不再是殖民地的世界：人的價值已經改變，甚至連這黑人也是。他要前往紐約的哈林區。在家鄉，在他的同性之間，就在幾個鐘頭前，他是一個被大家羡慕的人，他的旅程讓大家感到那麼興奮莫名。現在他是一個黑人，身上穿著一件淡黃色西裝，那顯然不是他自己的西裝，被他那副舉重選手的肩膀繃得緊緊的（千里達的人對舉重狂熱異常）。現在，穿著那件西裝（在家鄉，這是前往氣候溫和的北國的一種標記），他開始裝模作樣，堅決地擺出他的體面，堅決表示，他不是個美洲黑人，沒有因為飛機和白人而感到緊張。
另外一天，我沿著公共道路的另一個方向走，那是往索爾斯堡的方向。我看到一條有標示牌的步道，於是走了進去。那是條爛泥巴路，爛泥頗深。我走了兩三百碼就掉頭回來。（就像四年前有一次在烏干達的基格齊，在一個下著雨的下午，我從車上看到梯田山坡之間，一個獨立的村子，以及裊裊炊煙。我想置身那迷人的景物中，於是下車往前走。不久之後，我發現小路上遍地動物糞便，寸步難行。而且不時迎面走過來的非洲人都拿著眼睛瞪我，搞不懂我所為何來，這讓我更加不安。於是我只好掉轉頭，回到車上，繼續開著車子上路。）
房子座落於城鎮的邊緣。田野上一些簡陋的房子使田野也帶點簡陋的感覺。截去梢頭的柳樹，汙濁的小溪，上面浮著工業垃圾。柳樹和小溪就像城市貧民窟的特徵。這不是一個我會選擇居住的房子。但它是某個人的家，擺設像個家的擺設，有一種家的氣氛。感覺很溫馨。
船上有個啤酒釀酒師，一個個子頗高、體態有點臃腫的老男人。我知道他是釀酒師，因為我聽他跟別人提起過。他從香蕉船的小圖書室拿走一本書的時候，我也聽到他跟事務長說了也的名字和頭銜。亮頭銜，儘管船上才那麼幾個人。他，釀酒師，三、四個英國女士，一個牙買加黑白混血兒，以及我。女士們一起玩撲克牌。
安琪拉的信大部分是在談她丈夫、她的救星死後發生的事情。安琪拉的信大部分是在談她女兒。安琪拉曾把這女兒留在義大利，跟隨她粗暴的男人到倫敦，理由相當充分。那時候這女兒還很小。後來安琪拉把她接到白金漢郡的房子住，讓她在當地的學校念書。但忽然間，女兒長大了，長大的女兒卻公然與安琪拉為敵。根據安琪拉的說法，女兒那些男朋友一個比一個壞，接下來女兒的丈夫更壞，還坐過牢。女兒與丈夫一起折磨安琪拉，這讓她特別難過，因為她先生已經死了。他們不讓安琪拉碰他們的小孩，禁止安琪拉到他們家。
沒有銅板。對於美國電話中傳出的不同聲音，我毫無概念。在那麼冷的天氣降落，但就在隔天或當天，我發現委託我寫書的出版商認定這本書不適合出版。這個決定幾個星期之前就已做成，那時候我正在新聞寫作的旅程上，一路因為我的浪漫憧憬而意氣昂揚。而那浪漫憧憬正是寫作的產物，它出現在已持續了二十年的一種使命感結束之際。
小時候在千里達，我將我讀過的一切東西，都投射到千里達的景物上，包括千里達的鄉下和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甚至將狄更斯和倫敦搬進西班牙港的街道，那些人物是英國白人，還是被我轉化成我所認識的人呢？這種問題有點像在問一個人，他作的夢是彩色的，還是黑白的。但我認為，我是把狄更斯的人物轉化為我所認識的人。雖然我心裡多少知道，狄更斯筆下的人物都是英國人，但在我腦海中，他們卻是多種族的。）將我讀的東西投射到千里達，一個殖民地的熱帶的、多種族的世界，也是我唯一認識的世界。這種能力隨著年紀的增長而逐漸減弱。一方面是因為知識增加了，自我意識變強了，而且對自己幻想出來的東西感到不好意思。另一方面也因為作家本身的關係。很少作家有狄更斯那種具有孩童普遍特質的眼光。一九五〇年我初到英國的時候，這種幻想稟賦隨即中止。那時候我置身於現實中，英國文學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特質，因為它已不再是我用來幻想的材料。
我記得飯店的名字：威靈頓。我記得那裡的便條紙，到達那天晚上我曾用它寫我的目記。為了新鮮。在這便條紙上，飯店名字是斜體字，偏左，店名旁邊有一小幅圖，畫的應該就是飯店的建築。這飯店還在嗎？我朋友勞勃．席爾維斯，他已經將我寫聖基茨和安圭拉的文章登在他的刊物《紐約書評》上，他告訴我：「那是音樂家喜歡去的一家飯店。」
想要有提問題的意願，想保持真正的、具有創造力的好奇心（具有創造力的，而不是糊裡糊塗去留意那些茶餘飯後的閒話，那種聽過即忘的東西），我必須將我已經擁有的知識理出一種模式。在一九五〇年，要理出這種模式遠超乎我的能力範圍。由於我對作家所抱的觀念，我將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我認為我早就知道這一切事情，就像一個聰明的學生。我認為，身為一個作家，我只要去尋找我已經讀過或知道的事情就夠了。很快地，在〈歡樂之夜〉以及那些有關安琪拉和哈定夫婦的寫作之後，我就沒有東西可記了，從而完全停頓下來。
在黑暗的天空中，飛機嗡嗡然航向紐約，可能是八個小時，或十三個小時。在我所生活的島嶼，什麼都索然無味，甚至連陽光都會對身體造成傷害（我認為）。而現在，離開島嶼生活才幾小時，我已經活在一個充滿奇蹟的世界——就像任何一個首次前往大城市的農民。我一直知道這個世界是存在的，但我一時還是難以接受，竟然只要買張機票就可以進入這個世界。不管怎麼說，隨奇蹟而來的是一種威脅感，就如同童話故事給人的感受。當小飛機在黑夜中漸行漸遠，紐約這兩個字越來越讓我感到害怕。不是怕城市本身，而是怕抵達的時刻，我無法想見那個時刻的情景
和_圖_書。這是我所體驗到的第一種旅人的恐慌。
幾年後，我自己開始埋頭寫作的一個時期，當我在看狄更斯的時候，我感覺我已更了解狄更斯描寫倫敦的獨特能力，以及他與其他描寫倫敦的作家的差別。我感覺，小時候看狄更斯早期作品的時候，我之所以能夠隨著他進入幽暗的倫敦，多少是因為我把我自己的單純套進他的單純，把我自己的幻想套進他的幻想。一百三十年前的倫敦，對他而言應該是很陌生的地方，就如同對我而言。而在他成年的時候，他還能夠以一種小孩子的眼光來描述它，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沒有表現建築上的知識或品味，沒有使用專業的辭彙，只使用簡單的辭彙描述所有的街道，例如說「老式的」。不使用會讓背景知識不足或不夠專業的讀者困擾或怯步的字眼。沒有任何辭彙會讓遠方的一個小孩子望而生畏，遠在千里達的一個小孩，在那裡，屋頂是波狀鐵皮搭的，山形牆是雕花木製品，牆頂安著木製百葉窗，既可擋雨，又可通風和採光。狄更斯只使用簡單的辭彙，簡單的概念，來創造簡單的體積和表面光線和陰影。而他以這種方式創造出來的城市或幻想，每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材料來加以重建，用他所認識的東西去重新創造作家筆下那個他並不認識的世界。
浴室就在我自己的房間：一種奢華的東西。我一直擔心必須使用公共浴室。一個水龍頭上標示著「熱」。這麼講究，我以前從未看過。在千里達，那麼熱的天氣，我們都是用平常溫度的水來泡澡或淋浴，就是用水龍頭的水。熱水淋浴我原本期待的是不冷不熱的水，就像某些重要的日子我母親為我準備的溫溫的泡澡水（用一些桶子裝著，摻著薰香用和藥用的印度楝樹葉子）。威靈頓飯店的淋浴熱水可不是那麼回事。熱就是熱，熱得幾乎燙死人。所以我急急忙忙逃出浴室。
這是一家美國店，不是那種擺英國貨的店，英國貨我比較熟悉。於是我勉強找著當代百科文庫，然後買了一本《南風》。一個英文老師知道我立志寫作，跟我推薦過這本書。我會在千里達的百貨商場找它找得好絕望。而在這書店，紐約的一種財富，這本書一找就找到。我付了一塊兩毛八美金，而那店員，應該大我有八、九歲，稱呼我「先生」。
我沒想到，這個被我當成一種愉快想像的故事已經發生，而且就某種角度而言正是我自己的故事。
六年前，釀酒師和這幾位女士一定會成為我仔細觀察的對象。現在不會了，不是因他們太異質性，與我的經驗隔得太遠，而是因為，我對於我當作家所要追求的主題已經稍有了解，我已不再純粹因為一個人是英國人而對他感興趣。在一九五〇年，我之所以那麼做，是因為我要在現實中確認書本上讀到的東西，要尋找心目中的都會性題材。其中一位女士在英國南部海岸經營一家寄宿舍。她已經給了自己一趟「加勒比海巡航」！我在她的談話中聽到這幾個字，在她眼中看到這些字，甚至可以聽到她回國後跟她的朋友報告的時候提起這些字：經歷本身似乎沒有她將要做的報告重要。這幾個字對她和對我的價值，差別多大！儘管我們有可能會搭同一家公司的香蕉船旅行，但我們的旅程，性質差別多大！
我目睹了我人格上的這種改變，但是，在日記中我隻字未提，甚至毫未察覺那是一個主題。因此，寫日記的人與旅行者之間已經有了隔閡，這個人與作家之間已經有了一道鴻溝。
但是他被這場合所感動，或感覺他應該表現出感動的樣子。在機場熙熙攘攘的送別場面中，有些人甚至準備要哭（其中有些我不認識），而這表哥朝我走過來，然後低聲對我說：「坐飛機的後面，那裡比較安全。」那種神情彷彿是在傳達他被託付的一個祕密。他，一個記者，而那託付可能來自他們公司的高層，來自機場經理，來自泛美航空公司的主管。（不管坐船或搭飛機，旅行仍舊是種冒險，而我表哥所說的，要坐飛機後面，可能也是正確的。儘管他的勸告可能是基於小孩子看的漫畫裡面飛機失事的場面：飛機俯衝而下，機頭撞得稀爛。我覺得這種可能比較高。）
我沒有去看她。我沒有打電話給她。事實上，我也沒力氣跑那麼遠的路去看她。而且她的困擾和她的不穩定，也讓我感到不安。她的不穩定也許從一開始就存在，也許因為我當時是個熱情的年輕人，所以沒看出來，寧可只看到她嘴唇的形狀和顏色。她的不穩定顯然是恐怖的戰爭造成的，而後來在她幾乎一無所知的倫敦，她的不穩定又大大增強。但是，我連保持自己的平衡都感到那麼困難。
一九五〇年在紐約待過一晚之後，我曾兩度到紐約，時間都很短。後來這兩次，紐約給我的感覺與第一次截然不同。第一次是雷穆、《馬利烏斯》與《南風》的紐約，灰色的天幕感覺像個遮陽篷。但直到現在，我才對自己承認那個騙我錢的計程車司機所造成的屈辱，以及因為無法付飯店那黑人小費所感覺到的屈辱。
我終於被掏空。我的精神已經崩潰，這種精神上的崩潰發生於我到山谷之前沒多久。有兩年的時間，我在寫一本歷史方面的書，關於我出生的那個地區。這本書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既然一本大部頭的書（超過一定的長度之後）比一本比較短的書更難寫，更消耗精力，所以我抗拒它的擴大。但接下來，它所談的故事又讓我感到很興奮。歷史學家想要從人的事件找出抽象的原則。我的作法不同；與歷史檔案為伍那兩年，我極力要重構人的故事。
因此，我很輕易就這麼想：我眼中的倫敦，並非我夢寐以求的完美世界。小時候在千里達，我將這個完美世界擺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也許是倫敦。現在，在倫敦，我又可以把這個完美世界推向另外一個時代，一個更早的時代。心智或情感的運作過程是一樣的。
安琪拉在信尾留的姓氏（用括弧括著），是個英國姓。我已忘了她的義大利姓，因為很少使用到它。但這英國姓有點怪，似乎與我知道的那個人不太合。在我們第一天剛認識的時候，她給我取了個英國名字。她叫我維多。她說我的印度名字或梵文名字太難唸，她連試都不想試。三十年後她還記得這個名字。親愛的維多。我有點訝異。但是也許沒有人（除了那些靠別人讚美自己身體而活的名演員、舞蹈家、運動選手和娛樂圈的人），也許沒有人會忘記一個愛慕者。也許對女人來說尤其如此。當她們慢慢老了，她們就會開始一次次慢慢回味著她的情人與刺|激的愛情生活。
千里達發生的情況，似乎也發生在其他地方。西班牙港某些殖民地百貨商場的圖書區，會有一兩排廉價的戰時平裝本企鵝文庫的書（書頁上下的留白很窄，裝訂品質又差，釘書針在千里達潮濕的氣候下很快就生鏽，但紙張有一種迷人的色澤、質感和氣味）。而我從來不會感到奇怪，為什麼這些戰時企鵝文庫的封底，有時候竟然會有某些英國商品的廣告，巧克力、鞋子、刮鬍膏等等。這些商品在千里達從來就沒有，而且現在（因為戰爭的關係，就像廣告上所說的）已經不再生產。這樣的廣告之所以還在打，是因為以前的生產者希望他們的品牌在戰爭期間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並且冀望有一天戰況會好轉。這些廣告不會讓我感到奇怪，雖然廣告的商品再被生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對我而言，它們就像我正在營造的浪漫世界的一部分，是一個願景中的願景。何其浪漫。
聖基茨是英國在加勒比海最早的殖民地，建立於西班牙人已經撤離的一個地區。它的形狀是圓的，帶著一截尾巴。島中央是一座山，山頂一片森林，山坡上種滿整齊的甘蔗，一直種到海邊。環島有條窄窄的柏油路，路邊有些小房子，工人住的，他們是奴隸的後裔。蔗糖與奴隸制度創造了那種單純性，那種植物與地景中的不自然感覺。
有個女人和小孩坐我旁邊。我說過，這女人是英國人。以前我沒遇見過她這種年紀的英國女人，而且沒有辦法判斷她的個性、智能或教育背景。其實，我也只遇見過一個英國女人。我對小孩子不感興趣，對帶著小孩的女人不感興趣。然而對這個女人——她的注意力幾乎全用在小孩身上——我卻發覺我作出了表示友誼的姿態。
屋後的花園或院子或空地的盡頭是一堵高牆。那堵高牆之後是地鐵車站。浪漫！整天都是火車聲，而且大清早就開始！現在它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紐約飯店的黑人對我說的話：一個從不睡覺的城市。
那兩年是一種充實的填鴨式教育。而且對我正在寫的東西，對我的故事的盛大宏偉，我非常有自信，認為它一定可以吸引廣大讀者，不像我前此十二年所寫的書。而且我幹了一件很蠢的事，還沒有等那種盛況出現，我就拆除我在英國為自己建立的小小生活，準備離開，要去當一個自由的人。
我沒房子。我在倫敦海豚廣場租了一間提供伙食和各種服務的公寓。它定期消耗著我的錢，每星期都是一大筆。送上來的帳單出自一個女人的手筆：字體圓滾滾的，很隨興，每行字的底線有種規則性，看起來像百褶裙的裙襬。這種字體意味著一個內心極為平靜的女人，性很滿足，沒有焦慮。她這種平靜，這種自甘於平淡，讓我感到羡慕。她也許不知道自己多有福氣。下去結帳的時候，我試圖去辨認，到底是哪個女人，在那些可能被認為是薪水奴隸的員工裡面，到底哪個女人寫了這些令我觸目驚心的巨額帳單。
我六個星期之後離開。一九五〇年送我去英國的獎學金也負擔我返國的旅費。這第二趟英國之行我得自費，是我小小積蓄中一筆很珍貴的錢。我搭另外一艘香蕉船離開。這艘船繞道牙買加。我先在京斯敦下船，三天後又在安東尼奧港上這艘船。船在這個港裝滿香蕉。記憶中，那是一條綠色的海岸線，深綠色的植物如同長在一個潟湖中，孤懸於深綠色的海上。記憶中，我心中有一種痛，因為我感到前途茫茫，因而無心再欣賞風景。然後船帶著我一路往北，航向白天越來越短的冬日英國。
我的故事背景要設在古羅馬時代的地中海。我的敘述者要平鋪直述，不必多談那時期的時代風格或歷史典故。他會抵達那個古羅馬港口，港口有一些看起來像剪紙圖案的圍牆與門口。他為什麼要到這地方我還沒想出來。他會經過站在碼頭邊那個身裹長袍的人。他會從那種寂靜和荒涼，那種空洞，走向一個門口。他會走進那門口，然後被捲進一個熱鬧城市的生活與嘈雜（我想像的是類似印度市集的場面）。他此行的任務——家族的生意，求學，首次宗教之旅——會讓他遭遇到各種事情，包括許許多多新奇的事情。他會進入許多房子和寺廟。他會逐漸感到他毫無進展；他會失去他的任務感；他會慢慢知道他已經迷失了。新奇感會變成慌亂。也會想要逃離，回到碼頭邊和他的船上。但是他不知道怎麼逃出去。我想像，有個好心人帶他去參加一個宗教儀式，結果儀式中的祭品竟然是他。在最危急的時刻，他看到一扇門，他打開門，結果發現自己已回到他所抵達的碼頭邊。他已經得救，這個世界仍然和他原先記得的世界一樣。現在只有一個東西不見了。在剪紙圖案般的圍牆和建築物上方，桅桿不見了，船帆不見了。古船已經消失。旅人已過完他的生活。
身為作家，我也無法承認我在紐約那天的另一個焦慮，一種可怕的焦慮。搭郵輪橫渡大西洋的旅程，應該是件很浪漫的事，那天下午在紐約上船，應該是件很浪漫的事。但浪漫只是我內心的一部分。我內心的另一部分還有其他東西。我因為可能要和別人共用一間艙房而焦躁不安。有好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在擔憂，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會發生這種事。我害怕會與有侵略性的、或討厭的、或性錯亂的人共處一室。我個子小，而且感覺自己身體瘦弱。我害怕會受到攻擊，害怕會招來別人的惡意。
現在，在冬天的威爾特郡，身為作家而不是讀者，我以另外一種方式來運作小孩子的幻想。我將我的非洲的孤獨空虛與威脅，投射到我周遭的土地上。而四天後，當濃霧散去，我開始出去散步的時候，我故事中某個部分的非洲依附於我所看到的土地上。
然後，有一天下午，一陣窒息感突然發作，在我經過傑克以前住的農屋時——那時候傑克已經死了很久。那陣窒息感是種預兆，在那之後幾個鐘頭，我就病倒了。幾個月之後，當我的病痊癒時，我發現自己已經是個中年人。工作對我來說變得更辛苦了。我發覺自己不願意承擔新的勞動；我期望免於勞動。
恐怖的戰爭結束不久之後的歐洲流民，在一棟倫敦的房子內，一棟對它現在的居住者太過龐大的房子——那才是寄宿舍真正的寫作題材。但是我沒看出來。也許我感覺，身為一個作家，我不應該問什麼問題，也許我感覺，身為一個作家，一個敏銳、博學的人，我只要去觀察就夠了，或者應該已經夠了。但是那裡有一個主題，一個可能屬於我自己的主題，某種可以使我的萬年鉛筆發揮真正功能的東西。
有一天，我窗子下方有幾個工人。他們開始談天說地。那種感覺就像在聽一齣戲：不同的嗓子，考究的對白，人物、句子、觀念、炫耀、表演、風格。在英國住那麼久，我從沒有聽過工人這樣子講話，自顧自的，那麼大聲，在室外，講那麼久。偷偷聽到一個感覺很陌生的國度，感覺多少有點可怕。我認識的是英國的另外一面：牛津、廣播界的人、作家。我在這個國家住了那麼久，卻一直沒有機會這樣子接觸它。我耳中聽到的這些工人，書上我沒讀過，電影上也沒看過。
我受的教育多半是抽象的，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生活、思考和感覺。例如，我研讀古典法國戲劇，在對產生這種戲劇的國家或宮廷毫無概念的情況下，我不具備理解法國歷史現實的能力，而且實際上還默默拒不接受（在我自己心中）導言或教科書上所提的有關國王、臣子、情歸與宗教戰爭的種種史實，只將它視為一種神話故事。這些事物離我的經驗太過遙遠，我無法理解它們。我只認識我的島嶼和我的社區，以及我們殖民地的生活型態。我準備要寫法國和蘇聯電影的論文，雖然只看過幾本書或幾篇文章。我以同樣的方式去認識美術和建築方面的著名作品。
在最早那段日子，在抵達的最初幾天，還發生了別的事情。我失去了一種能力，而多年來，這種能力一直是我的一部分，對我而言極為珍貴。我失去了幻想的能力，不再夢想未來，不再夢想我將要去的遙遠地方。在家鄉，我生活過得最紮實的地方是電影院。在那兒，為了隔絕日光或街上的燈光，每次開演前，戲院的幾個年輕助手就會紛紛將所有的雙重門關上，將繫住高窗、讓它們開著的長繩一一解開。在那些黑暗的大廳內，我曾夢想著一種在別的地方過的生活。現在，在這多年來一直是「別的地方」的地方，更進一步的夢想已完全不可能。第一天晚上剛到倫敦的時候，我會想去看場電影，只為了我聽說此地電影是連續放映的，對我而言那正代表著大都會的忙碌。但是，過沒多久，想到電影院，想到走進一個黑漆漆的大廳看一部電影，我就渾身不自在。
而現在，在踏上我的冒險歷程還不到一天的時間，看著電影院的看板上打出《馬利烏斯》和它的變形詞「雷穆」，我感覺我已經接近某種理當屬於我世界的東西（就我的教育、使命感、訓練、渴望，犧牲而言）。就像紐約時報本身，然而它並沒有吸引住我（在我買了它之後），它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我只會一部分的縱橫字謎。
「抵達之謎」這幅畫有趣的地方是，在我記憶中它會改變，這可能又是因為標題的緣故。原畫（或說《藝術小百科》中的複製畫）總是讓我感到驚奇。一個古典場景，地中海一帶的，古羅馬時期的——或者說我是這麼看它。一個碼頭；背景中，在圍牆與牆門（像剪紙圖案）之後，露出一截古船的桅桿；前景一條空空蕩蕩的街道上有兩個人，都身裹長袍，一個可能是剛抵達的人，另一個可能是港口當地的人。一個荒涼而又神祕的場景：它訴說著抵達的神祕。它傳達那種感覺給我，正如同它曾傳達給阿波里奈爾。
想要寫更多這種旅行書籍，我就得更進一步認識我自己。我很快就有了這種機會。在我完成第一本旅行書籍之後沒多久，我去印度，去寫另一本旅行書籍。這一次我自英國出發。對英國而言，印度是個很特殊的地方。兩百年來有那麼多英國旅行者的相關報告，後期又寫了那麼多的小說。我不可能是那樣的旅行者。我的印度之旅不是英國式的印度之旅，也不是印度的印度人所能想像的印度之旅。我是要航向我的祖先費盡苦心想在千里達重新建造的農村印度，一個屬於我成長過程一部分的印度，在我心中懸而未決的印度，我們的過去突告中斷的印度。在這個探勘歷程，我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鏡，佛斯特、艾克利、吉卜林都幫不上忙。想要在寫作上有所進展，首先我就得更清楚界定我自己。
其中有個端莊秀麗的女孩子，她跟我談過詩。現在，一個男人伴著她，一個沒受過什麼特別教育，或不怎麼高尚的男人，而她卻眼中含著淚光，彷彿有一股她無法控制的力量在驅使她。感覺多奇怪。現在，在她眼中，我像個陌生人。而本來一直對我很友善的一些男人，現在顯得多冷漠，多當真，多麼專注於眼前的事。我和他們交談時，他們顯得多不耐煩。他們原本是喜歡和我聊天的。其中有個男人來自舊金山，一個美國人，大戰期間他在歐洲打過仗，我們談過戰爭和他的軍旅生涯。他告訴過我，他看過的唯一一部真正的戰爭電影是《太陽浴血戰》（A Walk in the Sun）。現在他心裡想的是別的事。
走進這家紐約的書店之後，我發覺我置身一堆不神聖的名字。我是在當作家的旅途上，但是我走進的這個擺滿當代著作和出版品的世界，不是一個與我有聯繫的世界。我在這些不熟悉、不神聖的名字之間，開始尋找我熟悉的東西，像古代經典和外觀齊一的叢書，也就是我在西班牙港陰暗的殖民地百貨商場會看著的那些書——當時帶著一種被剝奪與身處遙遠邊陲的感覺，看著那些書，在一令一令的紙和一堆堆作業簿之間，一旁是各種進口的批發貨物（布和煤爐），裡頭瀰漫著一股溫溫的氣味，香料的味道，潮濕的粗糖的味道，以及南碼頭運來的各種料理油的味道，而那南碼頭上除了卡車還有騾車、馬車和手推車。
安琪拉給了我某種程度的鼓勵。她告訴我她喜歡我。她告訴我，我的膚色很像她家鄉一些人的膚色。但是她生活中有個男人，一個英國人，是大戰期間在義大利認識的。他是個粗魯的、普普通通的男人，而且有明顯的暴力傾向。我從沒見過他，是安琪拉自己以那種方式形容她的愛人——半要求你譴責他，半要求你同情她，聽那口氣，彷彿他倆的關係是件無法避免的事情。
他無動於衷。他很調皮。他拿起倚在牀邊的手杖，想要用它掀起安琪拉的裙子。而這讓安琪拉覺得很好玩。她讓我看這老人和他對性的嬉戲態度，將它當作一種怪異的事情向我展示。這是我對這整件事的理解。她沒告訴我有關他的其他事情，我也沒問。一直到現在我才想起相關的問題。他是大戰前就住進這房子，那時候客廳還是客廳，而且餐廳或許是間真正的餐廳？還是整個戰爭期間都待在這兒，而且現在已經老到無法行動？哈定夫婦以前都把他的食物送上去給他，而且現在安琪拉也這麼做？他完全依賴寄宿舍的經營者？
這是我第一篇根據大都會題材寫出來的文章。名字取得好；它意味著閱歷豐富的旅行家。〈歡樂之夜〉，那一定是經歷過許多歡樂之夜的人寫的東西。主意既經打定，既然知道名字的魅力，它於是隨意賣弄一些了不起的名字，紐約、大西洋、哥倫比亞號郵輪、美國航線、南安普頓（就名字而言，最後這個名字感覺特別美）。
我踏出屋子，走在光禿禿的山毛櫸與老紫杉之間。紫杉的枝葉沒修剪過，樹幹很粗，顏色深綠。之後，我沿著公共道路走，經過由燧石與磚塊與茅草建造的農屋（但還沒看得很清楚），然後沿著防風林走上山，到達位於山頂的穀倉。我從防風林的缺口看到史前巨石柱；一個非常開闊的視野，丘陵上隆起一座座古墓。我往山下走，下到位於谷底的農場廠房。我問一個人，到史前巨石柱的路怎麼走。他告訴我繼續沿著農場廠房旁邊走，過了農場廠房再向右轉，然後沿著寬敞的青草路往前走。農場旁邊是一片泥地，被拖拉機的輪子碾得稀爛。一漥漥小水坑映照著灰濛濛的天空。青草路的草又長又濕，走來有點礙手礙腳。它通向山坡上的古墓，在那裡可以看到比較近的史前巨石柱。
夜復一夜，在到處參觀遊覽倫敦之後，我回到這棟空空蕩蕩的房子。結果，我被它的氣氛所感染。我將這種氣氛帶進我所看到的事物中。我不懂怎麼去欣賞建築物，在家鄉我沒受過這方面的任何訓練。在倫敦，我看到人行道、商店、商店的百葉窗、商店招牌，千篇一律的建築物。
但他還是得上岸。在那城市剪紙般的、灑滿金色陽光的圍牆內，將會有種種奇遇發生在他身上。從船上看，那城市很古典。裡面很陌生，供奉的神與膜拜儀式很奇怪。在結尾，我的主角想逃走，他急著要逃到一個空氣比較清新的地方。在絕望中，他會通過一扇門，結果發現自己又回到碼頭上。但碼頭的牆後沒有桅桿。沒有船。他的旅程，他生命的旅程，已經完成。
那趟回去的旅程——從我才用我新的眼光看過的島嶼和大陸，從我才寫過的新大陸的角落，從那兒到美國和加拿大，然後再到英國——那趟回英國的旅程以一種嘲諷的方式模仿著十九年前的旅程。一個年輕人的旅程，幾乎還是個孩子，啟程前往英國，要去當個作家，在一個寫作的召喚有其莊嚴性的國度。我無法不注意到那些殘酷的諷刺。
戰後歐洲的飄泊者——那是我失去的一個主題。有另外一個人與這主題有關。
夏天已經結束。十九年後，我第一次在英國感覺冷，感覺衣服沒穿夠。這之前，夏天和冬天我穿的是一樣的衣服，而且沒感覺到有穿毛衣、衛生衣或大衣的必要。我一向渴望嚴寒的天氣，喜歡白天變短，下午過沒多久就到處亮起電燈的感覺。現在我需要溫暖的衣服，而且越來越需要。我感覺，冬天就是冬天，到處黑漆漆。
我也沒有記下我的表哥，和他在機場給我的勸告——沒幾年後，當我開始對我自身經驗的性質逐漸有所理解的時候，那是我肯定會去寫的一種東西。
空蕩蕩的碼頭，一小截古船的船桅，一個個門口。邪惡的、催眠般的城市。兩個身裹長袍的人走向這城。
在這之後，字行開始歪斜，字母右傾得更厲害，行距也忽大忽小。距寫第一部分的時間已隔了好久，可能有好幾天。「我常和某個你一點也不喜歡的人一起出門。老實跟你說維多我並不是那麼喜歡他。但是戰爭嘛，那時候什麼事情看起來都不一樣，你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混在一起。你恨神父，你不在乎他們說的話，而且你知道年輕就是無知。」
我請空中小姐幫我削鉛筆。我這麼做，多少是因為我要享受搭飛機的奢華。飛機很小，但是它提供的服務無微不至，至少航空公司的廣告這麼說。我對空中小姐的要求帶點挑戰的性質。而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位空中小姐，一個美國的白人，在我眼中那麼成熟美麗、明豔動人，竟然很當真地接受了我的要求，並帶回一隻削得漂漂亮亮的鉛筆，而且稱呼我「先生」，再過兩個星期我才滿十八歲的時候。
（倫敦同樣有這種需要。在我剛寫的歷史中，有一部分故事與島上的第一任總督有關。他被指控非法下令刑求一個未成年黑白混血女孩。案子裡所有的證人於一八〇三年被送到倫敦，並且在倫敦停留了幾年，住宿費用概由殖民政府提供，其中有個男的寄宿於蘇活區的傑勒街，檔案裡連他住的房子的門牌號碼都有。這房子現在還在。但在我寫作期間，傑勒街到處是來自香港的中國人：餐館、食品店、堆在人行道上的包裝箱。我能在那裡看到過去嗎？我能。當我從地面上仰頭看著中國城的上方，我可以看到處於二十世紀末的帝國殘餘。在上方，從建築物平展的樓面中，我可以看到一種十八世紀末的殘餘物，可以想像裡面的房間。我對倫敦建築的知識已超出由狄更斯所引發的幻想。）
我沒有辦法得知，我周遭這片土地事實上是友善的，對我而言是第一個具有這種性質的地方。我將會在這裡得到治療；而且還不止，我將會在這裡得到類似第二生命的東西。那最初四天的霧——在我出去丘陵散步之前——對我而言就像一種重生。在英國過了二十年之後，我終於要在這裡認識季節，像小時候在千里達一樣，終於要學會把某些自然界的現象，如樹上的葉子、花、澄清的河水等，與某些月份聯繫在一起。在一種最不可能的方式之下，在年紀一大把時候，於一個陌生的國度，我將發現自己與一塊土地和諧相處。那種事情從未在印度或千里達發生過（它們是兩種不同痛苦的根源）。我即將於寫作過程中獲得的決心與坦率，將與我生活環境的自然和諧互相呼應。我的心靈與思想將會被滌清。而且，有十年的時間，我將會把這塊遍布丘陵與古墓的土地，變成我集中全副精神工作的生活環境。雖然它距我自己生活的土地那麼遙遠。
這個夢或夢魘或內在戲劇化過程——也許我腦子裡的一種瞬間擾動創造了街道、咖啡館、聚會、公車的瞬間擬態場面，而在這些場面中，我當眾癱倒在地上——已經跟著我一年多。這是一個心智的疲乏和某種哀傷所造成的夢。
在我寫作生涯的這個階段，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好好慶祝我的自由，慶祝我已經讓自己成寫一個作家而且現在可以靠寫作過話，那就是這個地方，這個培育我的恐慌與野心，滋養我早年幻想的島嶼。而正如同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返鄉的時候，我四處走訪，卻發現這個地方縮小了，和我童年、青少年時期的認識大不相同，同樣的，現在我四處走訪，讓這個地方沾上我慶祝的心情，為它排除我在不同時期因不同理由而感覺到的恐怖。在遙遠的英國，我曾在我的書裡重新創造這個風景。這些書中的風景比起我寫作時的刻意想像，並不是那麼準確或豐富。但是，由於那個創作的行動，現在我珍惜這最原初的風景。
我向高個子的灰髮男人買了一包「老金」牌（Old Gold）。我對菸草沒什麼品味能力，分不清不同的品牌有什麼差別，主要是根據品牌的名字去做判斷。在千里達，店裡只賣當地的菸和英國菸。美國菸也有，因為有美軍基地，但都是私底下偷偷賣，而且是整條賣，店裡面從不賣美國菸。現在，能夠從林林總總的美國名字裡面挑一包美國菸買，多過癮的事情。至於價錢，美金十五分，而且附送一排火柴。多慷慨！
後來，我接了一家美國出版社的一項任務，寫一套城市叢書中的一本。我選擇寫我自己的城市西班牙港，因為我認為，這對我而言會比較容易，也因為我認為，它可以寫的東西有限。千里達，在它被發現。住民被滅絕之後，直到十八世紀末都沒有再被移民或殖民。我認為這個寫作計畫花不了太多時間，只不過是精裝書上那種報導性文章。結果我發現，根本沒有什麼相關的書可以參考。史料應該會保存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保存在半神聖的卷冊中，由半神聖的守護員看管著。我想，這大概是許多人都會有的一種想法。但書是有形的物品，是為了供應需求而創造或製造的。事實是，這種半神聖的史冊中找不到十本有關千里達的。我必須直接去找檔案。真是折騰人。但接下來，檔案卻開始吸引我。我和它們待在一起的時間越和_圖_書久，我就越捨不得放棄這個計畫。
當我離開格洛斯特，前往威爾特郡，來到山谷時候，幾個星期的原始構成工作等著我去完成。最初四天雨霧迷濛，我幾乎看不出自己置身何方。這倒是從格洛斯特那棟房子前面的房間移轉到其他地方的一種合適方式。它對這本書大有助益。這本書仍處於初稿脆弱、容易受到影響的狀態。當一本書處於這種狀態的時候，我周遭的事物可能被寫進去，可能變成敘述中的部分情感來源，而且一旦寫進書中就很難再更動。因此，在構成一本書的時候，我總是盡可能避免干擾。而威爾特郡那場霧來得正是時候。
因此，關於安琪拉過去在義大利的生活，原本應該有許多值得我記下來的東西，但我卻只記下她的反教權。對於當時我腦海中那個抽象世界，它是一種肯定。它振奮我，因為我期待找到它。
而那天下午，在紐約，一趟為期多日的海上旅程自一個碼頭啟航。碼頭的號碼我曾多年牢牢記在心中，但現在已忘記。總之，不是一個讓人聯想到浪漫的號碼，而是聯想到屈辱和不確定感的號碼。從西班牙港到波多黎各再到紐約，搭飛機。紐約到南安普頓，搭船。
這個表哥有點遲頓，或者說完全是個呆子，十五歲左右就挺著個大肚子，而且從此挺著，然後以某種怪異的方式當起記者。他對英語或其他語言，沒有任何文法上的知識和鑑賞力。他對我沒有好感，也許甚至懷著惡意，也許會輕易做出類似在我畫像上扎針的事情。不是出於什麼確切的敵意，而是漫不經心地，像他一貫的性格，並且出於家族仇恨的一種單純原則。
而這一次，我看到、感覺到和經歷到的一切事物，都染上慶讚的色彩：山丘，四處蔓延的小屋子，熱氣，收音機的廣播節目，收音機的廣告，噪音，街上的計程車。那風景——包括它所有的殖民地色彩或假日色彩：海灘，菜市場的女人，可可椰子樹，香蕉樹，太陽，大葉樹——從我開始認識它的時候，就一直是充滿焦慮的風景，甚至是充滿恐慌和犧牲的風景。我所受的教育總是像一種競爭，一場比賽，對於失敗的恐懼就像對滅種的恐懼。小時候，我從沒感到過自由。在這樣的下午，現在，在一九六〇年，我可以搭車去玩或吃午飯閒聊，但那時候，我必須待在家裡看書。在這樣的晚上，現在，我可以去訪友或隨便聊聊天，但那時候，身為一個領獎學金的孩子，我必須讀書或背書到深夜。我的抽象學問是用昂貴的代價換來的！
離家才兩個星期，在我認為沒什麼東西值得作家去記錄的時候，而且才十八歲的時候，我已經面對一個偉大的主題，只不過我有眼無珠，看不出來。偉大的主題最適合用小型的戲劇來加以闡釋。而在伯爵宮的寄宿舍，那些房客或安琪拉的朋友中，至少有十或十二個來自歐洲和北非國家的飄泊者。他們提供他們自己讓我觀察，男的女的都有。其中有些人在大戰期間曾目睹許多恐怖的事情，而現在在倫敦內心終於平靜下來。有點孤單，有點人生地疏，有時候有點懶，有時候犯點小罪。這些人的主要財富是他們的故事，而且他們的故事輕易地從他們身上流露出來。但是我沒記下任何東西。我沒問過任何問題。我將他們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對他們視若無睹。他們的面目、衣著、姓名、口音已經消失，現在再也無從想起。
我寧可去回憶司機是個多話的人，因為司機都是那副德性。我苦苦回憶他講過什麼話。（「我們把所有的破銅爛鐵都賣給日本鬼子，他們卻將那些東西射回我們頭上。」）而且我記得一個黑人（他一定是出現在飯店中），講起話來就像書本中或電影中的黑人（「賊個城市從不睡覺」），而且我沒辦法付他小費，因為我身上沒有錢。
在一九六〇年，我開始進行我第一本旅行的書。那一年，我心中還充滿身為作家的慶祝心情。這我說過。我的起點是我小小的殖民地島嶼，心理上和行動上都是。這本書的性質就像在執行一種任務：我到一些殖民地旅行，幾個還存在的帝國的一些屬地，在加勒比海地區，和南美洲的圭亞那。我知道。也深深喜愛都會旅行者這回事。一個從歐洲出發的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這種模式。但是，我是殖民地的人，我要置身我那麼熟悉的殖民地人民之間，所以我無法採取這種旅行模式，儘管我可以共享這種旅行者的教育和文化，並擁有他對冒險歷程的感覺。我特別察覺到，我並沒有一群我可以「回去報告」的都會讀者。當一個旅行作家的誘惑，以及以一個殖民地人民的身分在殖民地人民中旅行的不自在，這二者之間的交戰讓寫作變得很困難。在旅行結束，帶著筆記和日記回到倫敦之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訴諸幽默——喜劇風趣，帶諷刺性的反應，在生活上與寫作中。而那往往只是為了掩飾心中的混亂。
沒看報紙我不會知道天氣反常。但不用看報紙我就看得出光線的迷人。飯店的室內光線就像室外的光線。室外的光線很奇妙。我認為那是高樓造成的。那些高樓我會停下來仰頭看，估量它們的高度。這麼做，感覺有點不好意思。室內的光線流進室外的光線，在這兒，光線是一體的。在千里達，從早上七、八點到下午五點，天氣都非常熱，在室外就像遭了蜂螫一般，感覺又熱又不舒服。這種灰色天空和灰色光線，沒有光芒的光線，代表一個有遮篷、受保護的世界，出門不用因為熱氣和刺眼的陽光而做什麼準備。這個城市的街道和高樓讓人有安全感，而且顏色出奇柔和。我沒預料到這點，沒在照片中看過，也沒在書上讀過。在千里達，我會覺得紐約街頭的顏色是種死氣沉沉的顏色，一種沒有生命的東西的顏色，就像枯草、枯樹、泥土、沙子，一個死寂的世界，幾乎沒有顏色。
我有一些要帶到紐約的香蕉。它們裝在一個紙袋裡，也許是放在地板上。從前農民出外旅行的一種習慣，自己帶路上要吃的食物。道地的印度作風，不信任飛機上提供的食物，也不信任紐約的飯店提供的食物。現在香蕉的味道越來越濃，在暖和的機艙內，它們熟得快。我送了一條給這女人。她是為她的小孩而收下香蕉嗎？我已不記得。事實是，我做了獻出的動作。儘管我其實並不想跟這個女人交朋友或聊天，而且對小孩子也不感興趣。
一開始是一架飛機，那個年代的一種小飛機，很窄，裡面有一條小小的走道，飛得很低。它讓我得到第一個啟示：從空中看我童年生活的大地，而且不是從太高的地方。在地面上，它顯得那麼窮困，那麼亂，到處是簡陋的小屋子、水溝、空蕩蕩的前院，蔓生的木槿樹籬和破落的後院：路邊的景觀。然而，從天上看到的，是一種井然有序的大塊風景。甘蔗園阡陌縱橫，像一塊塊巧手編織出來的毯子，工工整整，從上面看來那麼廣闊，幾乎沒有給人留下什麼生活空間，除了最邊緣的地帶。大片的陌生沼澤區，一叢叢紅樹林和翠綠的沼澤植物，在奶綠色的水面投下濃黑的影子。綿延的山脈，森林蒼鬱的山峰、山凹和山谷。圖案清晰、輪廓分明的地景，馬路邊亂糟糟的景象全被吸收掉了，一種深綠與深褐組成的圖案，像迷彩，像書本上的一種地景，像一個真實國度的地景。因此，在剛起飛的時刻，在即將離開國境的時刻，童年生活的大地幾乎就像某種我會失去的東西，某種我從未看過的東西。
這段話令我著迷。我感覺它世故，具有都會性，就像一部電影、一齣戲或一本書裡面的東西，正是我飄洋過海到倫敦想找的東西，正是那種可以讓我躋身作家之林的素材。在幾篇我嘗試寫的文章裡面，我都把這段對白用進去。在倫敦的寄宿舍寫，後來在牛津的學期中寫，假期中也寫。雖然我沒有相關的社會知識來襯托它；雖然我不知道那天早上哈定先生做了些什麼事，他從哪裡來，那天下午他又將到哪裡去；雖然我幾乎無法看出，或從他講話的方式判斷出，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雖然我甚至從沒想到要問，他是否會去參戰，或者大戰期間他都在伯爵宮這個地區喝酒。
她的信很快就被我屋子裡到處堆積的文稿蓋住了。幾個月之後，即使要去找，也不知從何找起。此後，她再也沒有寫信來。
那正是我的寫作題材。用那種方式寫作，用那種方式觀察事物，我可以向這個世界表示，我對這個世界看得很清楚。我甚至可以說：「我也見過這種世面，而且我有能力把它寫出來。」
早上的一場家族送別，數千哩外：別離我的過去，我的殖民地過去，以及農村亞洲過去。然後，不一會兒，一陣振奮：目睹了我從未見過的田野和山脈；起波紋或布滿皺紋的海，蠕動著；接著，眼底下的雲；想像世界原初的模樣，想像沒有開始或結束的時間；美的強烈體驗。然後，一種隱約的恐慌；甚至一種表現於行為上的恐慌；然後一種自我意識的退縮。一種被壓抑的，半真實的、但也半極為真實的日記，寫於紐約威靈頓飯店一個小而又暗的房間。而且已經有種失落感，感覺沒有充分面對真實，一個我已目睹的波瀾壯闊的世界，在夜晚，在我腦海中，再度被縮成那麼小。
一些東西，一些物品，比較能夠持久。我在千里達帶上泛美航空班機的小記事本——便宜貨，廉價商店買的東西，一疊畫了線的紙，裝在一個活頁夾中，活頁夾的封面內有個袋子，裡面裝了一些信封——小記事本我仍然留著，就像那枝萬年鉛筆。但是在第一天之後，上面並沒有記下什麼真正讓我振奮的東西。它記了些瑣碎的、虛假的東西。它什麼也沒記下。它被扔到一邊。鉛筆存留下來，繼續被使用。書寫工具，不管是鋼筆或鉛筆，在那時代總是不會被扔掉。那枝萬年鉛筆沾了水之後才會變亮，它越來越短，越來越像一截殘餘的樹頭，但是在服完純粹的文學勞役之後，還長期被使用。它寫信。它在我買的書的首頁寫下我的名字。那些書有很多就像《南風》，和英國「文化」扯得上關係的一種書，這是我從書本上知道的，或者是老師跟一個想去英國當作家的孩子推薦的書。
然後，由於已經順利達成一種特定的成就，而且也終結了一種特定的恐懼，因此我與我的島嶼的關係彷彿也已經結束。因為從此以後，我從未再感覺到我有任何返鄉的強烈願望。當我因為某種理由而必須回去的時候，我發現，由於現在既無恐懼，也沒有一種慶祝的願望，所以我對島嶼的興趣在一天之內就已經滿足了，甚至膩了。在我於早上抵達，然後從機場上路回家的時候，我可能會被各種鮮豔的色彩打動，然後我會想，我要多待幾天或幾個星期。但是，在第一個白天和第一個晚上，以及第一次因為時差而黎明即起，並第一次看到花園中啼叫的小鳥之後，我會變得坐立不安，渴望離開。
那是一件苦差事。十或十二種檔案，從我的記憶中喚出，幾乎就像那是我個人的記憶，它所提供的資料，對於寫一篇平鋪直敘的短文應是綽綽有餘了。但是，支撐我寫下去的是我的故事，以及它所涉及的主題：發現，新大陸，被發現的島嶼住民的滅絕；奴隸制度，大農場殖民地的創立；革命的覺醒；這種性質的社會在革命之後的混亂。
因為身為作家而每天都得面對的非洲的恐懼；我一無所知的威爾特郡；回英國這趟旅程的殘酷；第二度失敗的恐懼；心智的疲乏。這些東西已融為一體。當那個人漫步朝傑克的農屋走下去並經過它的時候，衝擊著那個人的精神的，就是這一團東西。他不僅是一個觀察者，一個隱遁者，也是一個被許多事情所影響、擺布的人。
安圭拉島比聖基茨還小，不那麼綠，生產力也比較低。這裡可以看到長達三百年的奴隸單純性的另外一面。安圭拉人不是純粹黑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過去，他們因為那個過去而與聖基茨的人有所區隔。安圭拉人口總共六千，是由幾個有英國姓氏的黑白混血部族所組成。他們對他們的歷史非常模糊，不知道他們怎麼會來到加勒比海這個平坦、貧瘠的小島，與大陸隔得那麼遠，甚至與其他的島隔得那麼遠。有些人說，是因為一次船難。
這本書的基本構想和敘述主軸，是將這個島，奧利諾科河口這個小小的地方，聯繫到許多偉大的名字和偉大的事件上：哥倫布；尋找傳說中的黃金國；瓦爾特．禮萊爵士。那之後兩百年，奴隸農場莊園的成長。然後是革命：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它在加勒比海地區產生的效應，海地黑人的革命；南美洲的革命，以及那場革命中的偉大名字，法蘭西斯柯．米蘭達，玻利瓦爾。從尚未被發現的大陸，到革命的欺騙與混亂；從發現與哥倫布與那些原住印地安人的茂密「花園」——他一四九八年在島嶼南端發現的（沿著我熟悉的海灘），在那兒，清透的溪流自樹林中流出，在寬廣的海灘上切出一道道水渠，然後流入大海，黃色的奧利諾科河洪流與大西洋海水交混的地方——從發現與哥倫布，一個中世紀的歐洲人，到十九世紀西班牙帝國的消失，這是我故事的歷史跨幅。在這個時期結束的時候，千里達脫離南美洲和委內瑞拉和西班牙帝國，變成英國在加勒比海地區一個富足的殖民地，一個充滿蔗糖與奴隸的島嶼（原住民已經滅絕，被遺忘）。然後，在幾年之內，奴隸制度被廢除了。蔗糖不再具有經濟價值。而在新大陸這個小小的角落，有關它的種願景現在都被放棄了。於是，它陷入漫長的十九世紀殖民地停滯狀態。而革命中的委內瑞拉，已不再是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它正要踏入它的混亂世紀。
我給了我自己一個過去，以及一種關於過去的浪漫憧憬。我心中的某種不確定感消失了，一個小小的深淵被填平了。儘管類似海地的獨裁統治似乎威脅著我小小的島嶼，儘管在形體上我已經不屬於這個地方，然而，那份將它與世界其他部分聯繫在一起的浪漫情懷，繼續存留於我心中，就如同我其他虛構的書的想像世界。
大西洋的灰已經結束，世界又充滿了色彩。前往倫敦的火車上所看到的鮮豔色彩。下午即將結束時的陽光。一種時間被拉長的黃昏。對於已習慣熱帶地區白天與黑夜幾乎等長的人來說，既新鮮又迷人。陽光，黄昏，在家鄉該已黑夜的時刻。
我從來不相信那種看法有什麼真實性。我認為那只是一種因襲的產物，是給海報用的，是美國雜誌的廣告上登的東西。而的確，當我們一夥人上了岸之後，島嶼為我呈現的面貌，的確與舷窗中那些美麗的圖畫毫不相干。巴貝多島很平坦。感覺上，它好像消耗光了，被甘蔗田與人。馬路很窄，木頭房子很小，非常小，而且看起來就像輕輕地安放在平坦的土地上，感覺很不真實，儘管這個島已被開墾和移民好幾個世紀。而且到處是小孩子。
浴室和廁所在每個樓層的樓梯平台邊。或者可能隔層才有一套衛浴設備，因為，在我下樓梯的時候，有個亞洲的年輕人往上走，個子很小，骨架也很小，臉色蒼白，戴了副眼鏡，而且穿著雅致的亞洲式睡衣，只是袖子顯得太大，兩個手掌隱在繡著花邊的寬大袖口內。他以鈴鐺般的聲音說了聲「早——安！」然後匆匆而過。是泰國人、緬甸人或中國人呢？他看起來很落寞，離家那麼遠。我對自己還沒有這種感覺，還沉浸於我的倫敦奇蹟中，因成功抵達這城市而沾沾自喜。
而在莊園灰濛濛的冬天，在瀰漫著雨霧的最初四天，那時我對周遭環境幾乎沒什麼認識，有個構想——輕輕飄浮於我正在寫的書的上方——突然躍上心頭，我想到怎麼用基利柯這幅畫的場景來寫一個故事。
於是我寫我的日記。但日記裡略去許多值得記錄的事情，那些事情，多年之後，我會認為比我記下的事情重要得多。我在飛機上寫的日記，就略過了千里達機場家族為我送行的盛大場面。千里達機場的建築就像一棟小木屋，前面還有一個花園，就位於柏油跑道旁。
於是偉大的一天終告結束。然後，我一上牀立刻沉入夢鄉，直到完全睡飽為止，中間都沒再醒過。這是我的特殊稟賦，而且之後一直維持了將近二十年，幫助我度過了許多次危機。
在〈歡樂之夜〉裡面，我想用的是帶有大都會色彩的題材。我抓住我認為有這種特質的人。有個男人，他本來是中東人，但現在已完全是個美國人，儘管他有個伊斯蘭名字。他說他是娛樂界的人。他以熟悉的口吻提起一些著名的影星，其中有一些我還看過他們演的電影。而我也沒想到要質疑，為什麼這藝人坐的是經濟艙。在那通常的三天之後，他唸了他的一些素材給我聽。「素材」，他就是這麼說的。而且那些素材，一些簡短的笑話，還是打字機打出來的。對我而言，那真是有意思，又奇怪又充滿「美國味」：連那麼瑣碎的「素材」都得打字，都要弄得那麼正式。他談起他製作卡通片的語氣也很有意思。他說，他們也同時製作了很多卡通片。「我們一直拍，拍完就裝罐。」「裝罐」，這種講法令我著迷，多朗朗上口，多隨興，多專業。而正如同他的「素材」變成我的，他的語言也變成我的素材。因此，我以雙重態度對待他：以作家的身分利用他都會性的世故，對此表示欣賞，但是又對他保持一種距離（不是在船上，而是在〈歡樂之夜〉裡面），彷彿他，因為只是個藝人（經濟艙乘客）和身分曖昧的美國人，所以是一種小丑（在我這種寫作意圖中，這樣的人就注定是那種小丑），而且彷彿我比他更腳踏實地，雖然我現在就飄搖不定，支撐我的只是我殖民地教育的空想。
離沿海公路不遠的一個乾淺渡口，甘蔗園裡有一些大鵝卵石。這些鵝卵石上刻著粗糙的人像：原住印地安人的作品；比較早的過去，代表著奴隸制度之前的恐怖。現在沒有半個原住印地安人存在於聖基茨，他們在三百年前已經被英國人和法國人殺光。那些鵝卵石上的粗糙雕刻，是印地安人留下來的唯一遺跡。可以接觸得到的過去，是英國教堂和教堂的墓園——在一個熱帶背景中。沒有紫杉，取而代之的是俗稱大王椰的椰子樹，灰色樹幹又直又粗，上面一圈圈的環紋就像一道道癒合的傷口，每圈環紋都代表一叢葉子曾經生長的地方。（在這殖民地背景中，一個英國教堂的墓園給人的聯想差別多大！）在小鎮的十八世紀主要街區，波摩爾區，也可以接觸到過去。從前，新送來的非洲奴隸在收容所休息過後，會被帶到這個地方拍賣。在聖基茨有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有關這段過去的記憶處於一種沉睡狀態。現在，為了仿效千里達、美國和其他地方，這段記憶又復甦。當記憶實際上已不再是種屈辱的時候，它反而被用來當作一種政治上的刺|激，一種宣洩濫情與憤怒的共同語言。
有一封留給我的信。本來英國領事館會有個人在那兒等我。但是由於飛機誤點太久，所以他已經走了，只留下這封信，信裡面只有他幫我訂的飯店的名字。他應該要保護我才對。他留下我，讓載我進城的計程車司機任意宰割我。司機欺騙我，要了非常高的車資。而且，看我那麼輕易順從，便將我剩下的幾塊美金，也以小費的名義剝走了（我還有一些，很少，藏在我的手提箱裡面）。對這個屈辱，我感受那麼深切，記憶卻很快就將它模糊化，然後，有好幾年的時間，完全將它抹除。
英國駐紐約的副領事幫某人訂了一個船位，那個人在紐約的碼頭上船之後，船上的事務長一眼看出來者並非英國人，感到很困惑。我直到現在才回想起這件事——〈歡樂之夜〉刪除記憶的工作算是很成功。直到現在，把〈歡樂之夜〉的題材丟在一邊之後，我才回想到，那時候我可能得站著等好幾個鐘頭，等他們決定怎麼安置我。我可能會沒地方安置，可能要一直站在那兒，擔心著我那幾件行李，甚至在船離開碼頭的時候。我眼中的紐約港風光和著名的天際線，可能會因為如此空等而蒙上陰影。然而，終於有人做出了決定，而且問題奇蹟般地解決了。
如果，如同我想像的（雖說在十八歲的時候我沒有辦法估計老年人的年紀），他現在是八十歲左右，那表示他是出生於一八七〇年。出生於狄更斯死去那年，艾爾佛烈．道格拉斯爵士出生那一年，普魯士人打敗法國人那一年。或者，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甘地出生的隔年。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應該會認識一些對十九世紀早期的事情還帶有深刻記憶的人。在他的生活周遭，對許多人而言，印度兵變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情。現在，在兩次勞民傷財的大戰之後，在甘地與尼赫魯之後，他的生命即將結束於維多利亞風格的倫敦的一棟大宅邸，那是在維多利亞時代所發展起來的倫敦的一個區域。現在這裡的許多大宅邸——在歷經那麼多劫灰之後依然存在——對居住其中的人實在是太大了。而陰暗的大房間內的老人，在居住於這棟大宅邸的人群中就像個異鄉人。一波新的人潮打上這些大宅邸，像我自己，以及房子裡其他的亞洲人，以及安琪拉和其他的地中海人，這波人潮幾乎還不知道他們置身的是什麼樣的世界。
現在在千里達——不去管那些人與他們熾烈的怒火——想要看到過去兩年我在想像中創造的風景，要尋找前哥倫布時代的原住民島嶼，我對映入眼簾的一切東西幾乎都得視而不見，包括我從小就視為屬於熱帶的本地的植物，我們的觀光海報中的部分美景，包括可可椰子樹、甘蔗、竹子、芒果、聖誕紅、九重葛等等，因為所有這些植物和樹，都是隨著後來的殖民和農場莊園而引進的。過去的風景只存在於一些小小的片段。為了看這麼樣的一個片段，我眼睛盯著逐漸枯竭的紅樹林沼澤——肥綠的葉子，黑色樹根，黑色泥土——在西班牙港外緣，無視於遍地垃圾的公路，與彎彎曲曲、飽受撞擊的中線護欄，無視於焚燒的垃圾堆，無視於公路後頭破破爛爛的小屋子聚落，以及北部山脈的山丘上那些小屋子。從拉凡提爾山的山頭，置身一間間小屋子之間，我可以想像自己正處於一切事物的起點，如果我選擇性地往下瞧的話，只盯著帕里亞灣——灰色的、鉛色的，從來不是藍的——以及灣內的那些小島。
那種種奇妙的景象：大地、甘蔗園、蓊鬱的山巒與山谷；蠕動的海；陽光自上方灑落的雲海。才過了不到二十四小時。但我已經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兩個面正逐漸分離，一面是人，一面是作家。我已經感覺到一種自我懷疑的痛苦：也許作家只是個受過一種抽象教育的人，而那只是一種埋頭苦讀，死記死背的能耐。但是，我卻已經為這個日子，和這趟冒險歷程，付出了那麼多的心血！我懷著一種新的孤獨，默默然看著自己的兩個面逐漸分離、縮小，甚至就在這第一天。我不曾想到這趟偉大的旅程會有這樣的孤獨。
信的字體圓而流利，筆畫很細，有時挺直，有時向右斜。有些字行是直的，有些是歪的。字母的筆畫一下子工工整整，一下子上衝下突，沒寫完整。但整體上有種基本模式：一種女性英文筆法，圓而流利，圓圓的字母有時候會壓平，變得比較寬，像一顆顆蛋，意味著一種被動的肉|欲。這種筆法的英國味讓我有點訝異，彷彿是說，光是住在英國，安琪拉就可以寫出這一手字。信封上蓋的郵戳是白金漢郡：中產階級通勤族住的地方。
我寫過很多東西，做過很辛苦的工作，從學生時代就或多或少在壓力下工作。在寫作之前，有那麼多東西要學；我很慢才進入寫作階段。在那之前是牛津的日子；而那之前是千里達的學校，我在那學校為牛津的獎學金而工作。我的寫作生涯，準備過程何其漫長！而接下來，我發現，當作家並不是如我原先所想像的，是一種狀態——勝任愉快、或功成名就、或滿足的狀態——一旦你達到那個狀態，你就會維持那種狀態。一種特殊的痛苦伴隨著這個生涯：不管一本書寫得多辛苦，不管它具有多大的創作挑戰與滿足，時間總是會讓我疏遠它。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會感覺，我被我已完成的事情所愚弄；那似乎是一段充滿活力的時間，現在卻永遠過去了。空虛與焦躁再次出現；而我必須再次開始寫另外一本書，將自己再度推入那個折騰人的過程。而且只用我內部的資源。
狄更斯以想像來豐富他的周遭環境，對他而言，這是小說創作上的一種優點。而由於我自己的小孩子想法，我的抽象教育，以及我對我的使命的單純想法，狄更斯孩子般的世界很容易給我一種幻覺，讓我以為我完全了解這個我即將去完成使命的城市。（而且幻想這種東西就是這個樣子，它們還為其他的想法鋪了路。有關帝國的巨大與壯麗的想法。白金漢宮、西敏寺、白廳都沒有滿足我那些想法，而是派丁頓車站與滑鐵盧車站，是霍本陸橋和泰晤士河護堤，都是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工程。）
「卯起來」、「宰」、「傢伙」、「這玩意兒」——除了他所說的內容，他對男人和女人的絕望（那種絕望以及它所包含的嚴厲批判，在某方面令人感到欣慰，但在另一方面也讓人感到更加痛苦，因為在他的描述中，放蕩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但卻沒有我們的分）ー守夜人講話的口吻，就像電影中的某種人物。那就是為什麼我會一再追溯他所說的話，用那枝堅硬的萬年鉛筆，以那些暗淡的字母（碰到水會變亮，變成紫色）。
我用我的萬年鉛筆繼續寫。我記下對話。我的「我」是疏離的，一個在作筆記的人，而且他什麼都懂。
有個女人，年輕，但比我的十八歲大，有一天她在甲板上跟我談起那個黑人的狀況，他顯然給某些旅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美國人的偏見已經讓他感到很厭煩，這女人說，而且她在談他的時候，帶著一種理解和羡慕的口吻。他要去德國住，她說。他太太是德國人，他們是他隨軍駐防德國的時候認識的，他已經喜歡上德國人。奇怪的朝聖之旅！
但是，這些畫裡面卻有一幅很吸引我，可能是因為它的標題：「抵達之謎」。我感覺，這標題以一種間接的、詩的方式，指涉了我個人經驗中的某種東西。後來我才知道，基利柯這些超現實主義作品的標題，並不是畫家自己取的，而是詩人阿波里奈爾取的，他於一九一八年戰爭所受的傷和流行性感冒而英年早逝，讓畢卡索等人不勝啼噓。
因為，在一九五〇年的倫敦，我正處於一個民族大遷徙的起點。一個即將發生於二十世紀後半段的民族遷徙，一種遷徙與一種文化的融合，規模遠超過美國的移民過程，因為美國的移民過程ｈｔtps://wｗw.ｈetuｂｏok•ｃom.cｏm基本上是歐洲人移民新大陸的一種遷徙。而這一次是發生於所有大陸之間的一種遷徙。在十年內，伯爵宮地區將會失去它戰前或大戰初期的《漢諾瓦廣場》色彩。它將變成一個澳洲人和南非人區，一個白人移民區，倫敦的一個異域，預示著一種民族大融合的到來。倫敦之類的城市將會改變。它們將不再是國家的城市。在像我這樣的島民眼中，以及語言上和文化上更邊陲的人眼裡，這些城市將變成世界的城市，現代的羅馬，會建立起大城市該有的一種模式。它們將變成人們為了學習，為了購買精美物品，為了見識優雅生活與自由氣息而光臨的城市，包括全球各地所有的野蠻民族，包括森林和沙漠地區的人民，阿拉伯人，非洲人，馬來人。
那個半印度式的世界，那個從印度時空中隔離出來的世界，儘管對他而言很神祕，那裡的語言他幾乎不懂，對那個世界的宗教和宗教儀式也不理解，但那個半印度式的世界卻是他唯一認識的世界。在學校之外，以及書本與電影所建構的想像生活之外，他唯一擁有的就是那個世界。那個鄉村世界將它的偏見和熱情灌輸給他，他對獨立前與獨立後的印度政治充滿興趣和熱情。然而他對他千里達的社區卻所知無幾。他認為因為他屬於它，所以他了解它。他認為那個社區的生活就像他家族生活的一種延伸。在他那個殖民地的、種族混合的環境中，他只得到他那個時代的種種偏見。他徹底無知。他沒進過一家餐廳，討厭從陌生人的手中接過食物。然而他卻夢想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實現他的雄心壯志。
最後，我搬去格洛斯特的一棟私人住宅。那是個潮濕的日子，火車站又濕又冷，表示它靠塞文河很近。格洛斯特雖然有一棟宏偉的大教堂，卻是個簡陋的普通小城鎮。這不是一個我會選擇居住的地方。但是現在，它提供了一棟房子，一種庇護，和一種溫馨。
在千里達，我們生活在一大堆廣告中，但是那些廣告中的東西已經不再生產，或因為戰爭和運輸上的困難，所以已經買不到。千里達的許多廣告賣的是成藥和補品。這些廣告是錫製的，而且是搪瓷製品。它們被用來當作商店的裝飾品，但由於與店裡所賣的物品毫無關連，因此慢慢被視為店主人所做的買賣的某種標記。後來，在大戰期間，當簡陋的聚落開始在西班牙港東邊的沼澤地迅速蔓延，這些搪瓷錫製廣告板有時候還被用來當建材。
我不是把它當作一種歷史故事，反而比較像是一種天馬行空的想像。不需要做什麼研究考證的工作。我也許可以從魏吉爾的作品中取得有關海洋、旅行和季節的資料，從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取得羅馬帝國的省市組織資料；從阿波里烏斯的作品取得古代宗教的理念和氣氛；霍雷斯．馬休爾和彼脫羅尼亞的作品，也可以提供當時社會環境的相關資料。
正如同哈定先生的情況，我不知安琪拉的出身。她在倫敦的過去，她在伯爵宮寄宿舍之外的生活，對我而言是個祕密。由於剛到倫敦，我甚至無法開始想像她愛人的房間或房子的陳設，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地理背景，就更別說他的談吐了。而且，安琪拉在義大利的生活也一樣神祕。那裡會有個故事，如果我曾想到過那裡有的話。而且有方法可以找出那個故事。我可以問她。但是我從沒有想到要問她。我還沒有到達那個階段。
經由寫作——知識與好奇心彼此滋育——我獲得了一種關於我自己與我的世界的新看法。但世界並非靜止不動。一九五〇年在倫敦，在寄宿舍，我發現我置身戰後民族大遷徙的起點。它劇烈衝擊著世界，劇烈衝擊著舊文化與舊觀念。而正如同我自己的旅程改變了我，讓我想去尋找新的觀念，想揚棄千里達皇后學院那個聰明的學生所想像的一切東西，同樣的，為了追求一種關於自己的新想法，那樣的焦躁與需要也鞭策著其他人，包括我認為我早已遺忘的人。
我原先以為只要花六個月時間，工作就可以完成，結果卻拖了兩年。打從我開始確認我的主題起，我就一直希望能夠在一本書裡對塑造我的世界與文化做出一個總結。另一種寫作方式，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彼此分離，寫起來會比較容易，但是，我覺得那對我經驗的性質不忠實。我感覺，在這段歷史中，我已經做出那麼樣的一種總結。但過程實在太累人。
她帶我至三樓或四樓的一個房間。那是一個又大又陰暗的房間，比我的房間大得多。窗簾都拉上。房間裡有股陳年汙垢的味道，一般尿騷味，一股衣服很久沒洗，身體很久沒洗的味道。感覺上，彷彿這股味道懸浮在房間的陰暗中，彷彿陰暗是這股味道的一種表現。有個老人躺在牀上，他是這股味道的來源。一根手杖倚在牀邊。安琪拉對牀上的人影說：「我帶了個人來看你。」
幾個星期之後，我的原始衝動就已枯竭，無法繼續再寫。我對我寫的東西已失去信心。在維多利亞的日子，寫作的時候時間過得從容，現在卻有點要死不活。於是，我終於面對一個現實：既然我是在英國靠寫作維生，在美國並沒有讀者，那我只有英國可以回去。我終於知道，我想擺脫英國的心願現在已經失敗。我終於認清，我一九五〇年離開我的島嶼，是個決定性的舉動，它意味著無家可歸、飄蕩與渴慕。
許多地鐵站裡面，還有一些古老而笨重的自動販賣機，上面用的還是浮雕金屬文字。現在，這些機器再也不會掉出糖果或巧克力了。但是，十年來，沒有人想過要把它們移走。它們就像一棟房子內已經故障或已被淘汰的東西，但還是沒被扔掉。距我住的伯爵宮寄宿舍才兩戶人家的地方有個爆炸遺址，馬路邊的一道深溝，溝邊有整齊的碎石子，原先該是個地下室，就像我現在住的這棟房子的地下室。類似的遺址滿城都是。剛開始的時候，我會去看這些遺址，後來就沒什麼興趣了。聖保羅大教堂旁邊的帕特諾斯特街幾乎已不存在，但是這街名仍出現在許多書的書名頁上，作為許多出版社在倫敦的住址。
這是安琪拉的信的主要重點。就是因為這些，她才會決定寫這封信，而不是因為過去。這封信是她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心情，帶著不同程度的穩定性，以不同的字體寫成的。其中有些字體肯定是跟還在學校念書的女兒學的，有些則肯定是跟丈夫學的。而且這部分的信最難讀。感覺很像我偶爾會收到的一些偏執的信：抬頭明明是我，但是談的事情根本與我無關。我沒有辦法連著看。我東看一點，西看一點，一頁一頁跳著看。
接下來的書報攤，在威靈頓飯店的大廳內，也是這浪漫的一部分：一個小小的店鋪，就在你住的樓房中。對我而言這真是又新奇，又迷人。我買了一包菸。賣菸的男人個子很高，一頭灰髮，身上西裝筆挺，文質彬彬，在我看來就像個老師。（不像我們村子裡的印度雜貨店老板，他們總是刻意穿得又髒又邋遢，越髒越好，可以避免給人傲慢的感覺，以免招來忌妒和惡毒的眼光。也不像開「中國店」的中國人，他們穿著西裝背心和卡其短褲，足蹬木屐，整天待在屋子裡，而且，儘管一張臉皺巴巴的，像餓死鬼，又像鴉片煙鬼，但小孩還是一個接一個生，或許和幸福的黑人姨太太生，或許和面無表情、胸部平平的中國老婆生。）
那是我的一大隱憂。但是我上了船之後，它奇蹟般地化解了。然而，在〈歡樂之夜〉裡面，我不能寫這件事情，因為那不符合我想擺出的作家姿態。
小孩子都是黑皮膚。巴貝多沒有我們千里達那種混血兒。而且巴貝多更沒有半個印度人或亞洲人。但是在英國待了六年之後，這樣子踏上巴貝多，突然地，在海上過了十三天之後，我感覺不像是踏上一片風景，而是非常清楚地看著我自己與一種過去的某個面向，一個我以為早已離我遠去的過去。那過去的小格局，對那個小格局的羞恥：身為一個作家，它們一直是我無法輕易承認的東西。它們是〈歡樂之夜〉、〈安琪拉〉和〈倫敦的生活〉的作者認為他已永遠拋掉的東西。我很高興上午的行程（共乘一部計程車）終於結束，我又可以回到船上。
我本來打算在格洛斯特待一個星期左右，結果卻待了將近三個月，因素很多，而最主要的是，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的魔力。
那浪漫憧憬現在純屬私人財物，島嶼在其他人心目中的意義不同。你對世界有種認知，對過去有種看法，但你對它的反應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也就是，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肯定自己。波多黎各機棚裡的黑人，與哥倫比亞號上的黑人，選擇的是適當性，他們期望活在古老的秩序裡頭，期望被當作一般人看待。二十年後，千里達的黑人，緊隨美國黑人的腳步之後，也在堅持他們的獨立性。他們將過去單純化感性化。他們不像我，不會只因為它的浪漫才想擁有它。現在他們留了一種新的髮型。從前，那種頭髮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尷尬和羞恥的根源，一種奴隸的標識。現在，那是一種帶有攻擊性的象徵。想維繫我的浪漫情懷，我必須以選擇性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正如同從前我在千里達，只不過現在是以一種新的角度。
「一起出門」——很特殊的語言。我從沒有聽任何人這樣講過。對於安琪拉與那位暴力男人的交往而言，這種講法實在太過優美、樸實、老派且帶點彆扭。那男人是個罪犯，我剛認識她的時候，他可能在坐牢。他們是大戰期間在義大利認識的。戰後她高高興興和他離開亂糟糟的義大利，前往和平安定的倫敦，雖然對於倫敦她可能和我一樣，沒什麼概念。
在我寫的東西裡，我記錄了我的無知和幼稚，我的自我剝奪和挫折（對此，我的禁慾是種言不由衷的標誌）。但是，在一個十八歲孩子的寫作意圖中，〈歡樂之夜〉乃是他完全了解的東西，而不是一種憑空想像。因此，這寫作中有一種斷裂的現象，正如同斷裂之出現於這個人身上。真正內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篇文章破綻百出。
剛到山谷的時候，我做的夢是由於疲乏和不快樂所引起的夢，腦袋爆炸的夢，死亡的確定。現在，出現在我睡夢中的則是死亡本身的概念。死亡不是一個凝態場面或一個故事，就如同早期的夢；死亡，事物的終結，現在反倒是一種幽暗，那幽暗摧殘著一個人，掏出他的心，在他最脆弱的時候，在他睡覺的時候。這種死亡的概念，死亡作為人的生命和一切努力的終結者，我幾乎每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都得面對。它把我搞得那麼虛弱，使我往往得花整天的功夫，費掉整個白天的時間，才能看清世界是真實的，然後再度變成一個人，一個在做事情的人。
信上說，她曾在收音機上聽到我的節目，而且不只一次，甚至還在電視上看到過我，但直到現在才想寫信打擾我。她重新自我介紹。她重述她的過去，就像當年我重述我自己。她說她「管理」位於「肯辛頓」的「飯店」，也就是我進牛津之前住的地方。沒提到伯爵宮路的義大利餐廳。「我想你不知道但是我在義大利有個女兒是我妹妹在照顧在我有能力接她來之前。告訴你維多這個女兒現在已經是三十五歲的女人帶著幾個小孩還有一個自己的可愛的小女生而且講英語你聽不出是義大利人。」信的第一部分在此結束，整段文字筆跡相當一致，整齊，快速、帶勁，只結尾部分有那麼點亂。
但是關於哈定先生本人呢？我有什麼其他的線索可以用來呈現一個比較完整的面貌呢？我所能回想到的，難道就只是一個臉色蒼白的禿頭中年人，以及一種懶洋洋的、審慎的講話方式嗎？他知道他飯局中這位十八歲的年輕人是個作家，而且會將他所說的話視為珍寶，並回到樓上的房間將這些話寫下來嗎？他不可能知道。因此，那種老練，那種表演，是針對飯局上其他的人。那是他信手拈來就有的一種東西。而從回顧中得出的這個小小的推論，使他顯得比我在當時所記下的他有趣多了。我對於搜集都會經驗和題材的渴望，對於建立作家聲名的渴望，我之處心積慮想找尋我已從其他作家書上一知半解認識到的題材，我在這方面的徹底投入，使我無法記下事實。如果我心裡少塞點亂七八糟的東西，如果我少受點良好的教育，那我可能就會比較容易看清事實。
我原本計畫把書的預付款用在美國。沒有預付款。但我還是決定按原訂計畫走。我花我自己的錢。那種感覺就像看著自己在淌血。最後，我終於離開美國，往西邊走。然後，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市，在一棟附家具的新建出租公寓，我又開始工作。這就是作家的生活；不管心情多糟，你總是得鼓起精神，再度開始工作。
我看到一家電影院的廣告，片名《馬利烏斯》，雷穆主演。廣告是用會移動的字母打出來的。到那時為止，我這輩子從沒看過法國電影。但是我知道不少法國電影。那是我從書上看來的，我甚至會以某種方式「研究」它，以防法文課的考卷會出現這方面的考題。我的教育多半像那種樣子，抽象的，一種記憶力的測驗：就像一個人，他拒絕去一些著名的城市玩，只看那些城市的街道地圖。我的教育多半像那種樣子：僧侶式的，中世紀的，相當脫離日常事物的學習。
他是個管家，我想，這個從哥倫比亞號下來的人。也許他在船上告訴過我，或者，也許是我編造的，因為他與某部影片中的管家感覺有點像。他對我有點不耐煩。情況就如同哥倫比亞號的守夜人在歡樂之夜所說的。當時我們一堆人站在舞會大廳外，聽他談論人的奇行怪癖。他曾說，上船三天之後，每個人都會變得不忠實；然而上了岸，人們就會恢復原狀，忘記船上的浪漫情事，甚至忘記認識過的人。
因此，從千里達這個起點開始，我的知識以及自我認知已大大增長。我部分童年時期所度過的西班牙港街道；我在千里達的「印度式」家庭生活的重建；一趟加勒比海和南美殖民地的旅程；以及後來返回祖先世居的印度的一趟旅程。我的好奇心朝各個方向伸展。每個探勘歷程，每一本書，都增進我的知識，讓我早期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想法更具有正當性。
現在，認清那句子的正確性之後，我沉迷於那些文字所創造的景象，以及它們所誘發的景象。我再度喚起、並沉浸於非洲的氣氛，當初寫出這個句子的氣氛。我聽到了——或創造了——我的故事各個階段中的一些簡短對話。這個特殊的故事充滿了對話。我做了些簡短的筆記。直到從那種氣氛或專注又回到現實中，我才了解我已經有多深入。
如果我有一種比較直接比較不帶偏見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如果我單純地記下我所看到的事物，如果那時候我擁有後來我才獲得的安全感——後來從寫作的過程中獲得的安全感，基於那種安全感，我總是會對出現在我面前的男人和女人感到極大的興趣，並且也學會了怎麼和他們交談——如果我有那麼一絲絲的安全感，並且將我眼前發生的事情平實地或單純地記下來那我將會擁有多豐富的材料！因為，不久之後，我就會基於職業的需要——寫一本書，關於我剛到達那段期間的倫敦——而開始尋找相關材料，然而後來能找到的卻那麼少。
兩星期後，我繼續前往聖基茨和安圭拉，去寫我的文章。聖基茨很小，才三萬人口。它沒有亞洲印度人，因此對我而言也就沒有個人的複雜情結。對這裡的黑人而言，我只是個非我族類的外地人，而且頭髮是直的。在這裡，人們的判斷可以單純到那種程度。由於沒有個人的複雜情結，由於它的小，以及地理上的單純性，它的過去顯得格外生動。
我在我的農屋裡看這封信。我對我周遭的環境有很強烈的感覺，感覺到它們的陌生，感覺到我的出現與這個地方毫無關連。菜園圍牆之後，水草地開始之處，是大白楊生長的地方。過去曾有三棵。它們形成一把巨傘。我曾看著它們長高。某年冬天，我曾眼睜睜看著兩棵巨大的白楊被強風吹斷，只留下被撕裂的血淋淋的殘株。後來殘株看起來已不那麼血淋淋，它們又長著茂密的新芽。我曾訓練自己不要為了那樣的事情而感到悲傷。我曾訓練自己要相信，改變是一種常態。在農屋的另外一邊，有個方向的景觀是水草地，隔著迅速生長的野生楓樹和未曾修剪的黃楊樹籬，可以看到它。另一個方向是老山毛櫸、紫杉、林蔭幽深的小徑。小徑通向公共道路。當我第一次在伯爵宮看到安琪拉和她那些朋友，我就隱隱感覺到一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一個被擾動的世界，雖然我從沒有將這種感覺記下來。看來，我們似乎都一直踏著我們的舊路程，只是版本換了。我們似乎都在做一種環式旅程，不時會回到類似我們原先出發的地方。
在我的飛機日記中，我沒有記下這位表哥和他的勸告，因為這個膚淺的勸告，似乎不適合我的日記，就像家族的送別，一種殘存在我生活中的農村亞洲。我這部日記要寫的，是一種被瀾壯闊的世界，是一種波瀾壯闊的個人冒險歷程。也許我從來就沒想過要寫送別的場面，或表哥的勸告；拒絕這些主題的問題並不存在。
他期待冒險。在這第一天他找到了冒險。但是，他也面對了他的無知。這無知暗中傷害、愚弄作家或作家的雄心壯志，使作家刻意擺出的人格特質——優雅、博學、泰然自若等等——顯得愚不可及。（就像毛姆或者，就像波多黎各機棚中，那個穿著過緊的、借來的西裝的千里達黑人，正踏上前往哈林的征途，而且對個人魅力有另一種大異其趣的看法。這是一個更真實的比較。）
我懷著我剛寫的書所帶給我的迷戀去看這一切。我在遙遠的倫敦從故紙堆中所發現的過去，而且，在感覺上幾乎就是我所創造出來的過去，就如同我的許多小說是我創造出來的。懷著這樣的迷戀，我繼續前往貝里斯。要去貝里斯，我必須先到牙買加。牙買加每星期有一班飛機飛那個地方。
這些關連性，關於西班牙帝國與海地革命，在我住在街道上的時候，我不可能會想到。即使在學校，當我逐漸認識這個地區的一些歷史事實的時候，它們對我也沒有什麼想像上的吸引力。髒亂、窄小和陰暗：雞籠子、後院、僕人房、挨擠在一小塊地面上的一大堆小房子、一大堆茅坑。一切看起來都還太新。西班牙港所有的東西似乎都是最近才拼湊出來的，沒有任何東西讓人聯想到古老，聯想到一種過去的時代。當然，除了這一切，還得加上小孩子本身的無知，以及印度小孩特有的不完整性。移民的孫子，他們的過去突然斷裂，突然掉入安地列斯群島與印度之間的深淵。
她說，有一天晚上，在吵架的時候，他實在太過暴力，所以她匆匆逃出房間或房子，赤|裸的身上只穿了件隨手抓起的大衣。在那之後她就決定獨自生活，所以才會搬進伯爵宮的寄宿舍。她的愛人不見了，至少我從未看到過他。他是去別的國家嗎？從別人的話中，我判斷他可能是在坐牢。但是我沒跟安琪拉問這個問題，而她也沒說。我應該問她的，但由於我對她的感情，所以我不想這麼做。她依然忠實於這個男人。她給予我的鼓勵有種奇怪的純潔感。她隨時歡迎我去她的房間，但是，只有在有其他訪客的情況下，她才會鼓勵我對她嬉皮笑臉，彷彿有見證者在，我的嬉皮笑臉就會變得比較有正當性。沒別的訪客在的時候，她對我的態度就會比較疏遠，比較小心。
管家要繼續前往法國。在那邊待一星期，肯定是待在巴黎，再看一些名勝古蹟，然後另一艘船會從勒阿佛爾或謝布爾帶他回紐約，結束到處飄浪的假期生活。他將回到家裡，不用每天住旅館，每天逛得累個半死，然後還得面對一些怪裡怪氣的食物。我特別想跟著他走。我不是想要他陪伴，或跟他講話，或去他的房子或公寓。在那時刻，我想要和他一樣，一個到處走的人。雖然幾乎才到倫敦，但我渴望擺脫倫敦。但我也不想回家，我知道那裡什麼也沒有。我試圖讓不耐煩的管家和我聊天，試圖在人生地疏的倫敦和他攀交情，因為，那一天我就是想要感覺，倫敦對我來說也是暫時的。
想像自己活在古羅馬世界，多過癮的一件事情。一個美麗、乾淨、危險的世界，與我當時置身的環境隔了十萬八千里。這故事，比較像是一種心情而不是一個故事，與我正在寫的書差別那麼大！那是一部極盡折騰人的書：已經耗費我八、九個月的時間還沒完成初稿。
我想像中的非洲不只是那些源頭國家——肯亞、烏干達、剛果、盧安達。它也是千里達，那地方我才帶著一種浪漫憧憬回去過，並且在那裡看到留著帶有威脅性髮型的黑人。現在它也變成威爾特郡。它也是我的痛苦與疲憊所創造出來的土地，表現於腦袋爆炸的夢中。一年多前，在有關新大陸那本書即將完成之際，我會有一種白日幻覺，感覺自己像一具屍體，在一條河的河底，隨著水草輕輕擺蕩（那條河就像一幅前拉斐爾時期風格的畫裡面奧菲莉亞淹死的一條柯。那是我在千里達的小學課本上看到的一幅畫。而後來，那條河竟然就像我農屋後這條威爾特郡的河。）現在是，在每天晚上的某個階段，我的腦袋會轟然爆炸，發生於一個短暫的夢中，讓我感覺，這次我必死無疑，在驚醒我的巨大爆炸迴聲中，我肯定是活不成了。
在後面這個時期的檔案中，我可以看出我所成長的世界的輪廓。亞洲印度移民是在十九世紀的停滯期來到千里達。在學生時代，我一直以為停滯是一種常態，是與島嶼的地理位置、氣候和陽光的特性有關的一種東西。我從沒想過，我所熟悉的單調乏味是人為的，之所以這樣是有其原因的，那裡曾存在過其他的景象，而且的確有過其他的風光。
機棚裡有個黑人。（至少我覺得這地方像機棚，沒有什麼機場大廈可言；搭飛機雖然奢侈，但在那個時代仍然有其將就的一面。）這個黑人是從小飛機下來的。我問他是否來自千里達。他當然是。那我知道。我在飛機上看到過他，但我還是問他。為什麼？交朋友嗎？我不需要交朋友。我注意到我行為中的虛偽。機棚裡面有個男人，是從另外一班飛機下來的，或者是在等另外一班飛機。他在看那一天的紐約時報。在我的小小島嶼之外，這個大世界一直存在著，就像雲層上的太陽，一直在那兒，即便在沒被察覺的時候。而現在，這個大世界就近在眼前！
有好多年的時間，在那遙遠的島嶼——它的人的歷史我一直在發現，也一直在寫——來英國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夢寐以求。但我在英國的生活很乏味，而且大部分的日子過得很苦。我將殖民地脆弱的神經質全帶到英國來，而且那些神經質多少還留著。那些神經質在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我的年輕和缺乏經驗，來自我對身體和性的缺乏自信，以及我的才智尚未充分發展。而正如同在家的時候夢想著來英國，在英國，有好幾年的時間，我一直夢想著離開英國。現在，在我初次抵達的十八年後，我感覺時間似乎已經到了。我拆下我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生活，並且準備離開。我買的，並且分階段裝潢的房子，我把它給賣了。而我的家具、書和文稿則送進倉庫。
我記憶中沒留下飯店房間在白天的任何印象，睡醒之後那房間是什麼樣子，我完全不記得。也許，又是某種窘況讓我將那個記憶抹除吧。才離開自己的地方不到二十四個小時，種種屈辱已經開始累積：在我自己已發展成型的自我意識上，現在又添加了另外一種自我意識，一種不安的神經質和脆弱感，從現在起，一直到以後的許多年，我對這世界的種種印象，甚至那些最令我振奮的印象，都擺脫不了這個陰影。就如同早上的種種印象——還記得的——那些重新擺出浪漫姿態所得到的印象，在前一個晚上的種種屈辱之後，在抵達的種種屈辱之後。
然而，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它的時候，我還是一陣驚愕。一條熱鬧街道上一家營業中的飯店。它應該是個考古遺址才對，那才符合它在我心中的神祕性。從人行道上看起來那麼樸素，儘管便條紙上畫的是棟摩天大樓。大門、大廳，這我一點也不記得。飯店是活在我的想像中，而不是在記憶中，就像我還很小的時候的某些東西。印象中到處黑漆漆的——我到的時間是三更半夜，人非常累，又緊張。而在那一團漆黑中，我留下的不是圖像，而是感覺：就著字紙簍啃雞肉，因為水太燙而逃出浴室。像是夢而不是記憶，然而卻合乎我當時的情況：因為，在那一天，時間與空間已合為一體。在那一天結束之際，時間與空間都將我從我的過去隔離出來，而那一天開始的作家旅程仍未結束。
對一個我才到沒幾天的城市下一個這麼大的結論！但那種感覺方式是深藏於我內心的一種東西。在我們千里達的亞洲印度社區，一些老人家，特別是一些比較窮苦的人，不懂英文，或不習慣其他的陌生種族，他們懷念著在他們回憶中越來越可貴的印度。他們活在千里達，也將老死於千里達，但對他們來說，那是錯誤的地方。我不懷念印度，無法懷念。我的雄心壯志讓我往前看，往外看，看向英國。但它也導致一種類似的錯誤感。在千里達，我的心飄向遠處，對於真實生活畏縮不前。我童年的種種外在環境因素，也助長等待和退縮的心情。
從維多利亞到溫哥華，很高的一個空姐，很短的裙子：一種匪夷所思的輕率。多倫多，之後倫敦。飛機的引擎磨轉個不停，一小時接一小時。一趟我不想回返的旅程中的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二十年後這趟旅程很像第一趟，但帶著強烈的諷刺性。二十年前，如果我可以知道自己終於當了作家，我的才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已出過許多書，那我會認為自己很有福氣。福氣在我感覺中還是福氣，但是，就如同伴隨著愛情的痛苦，隨福氣以俱來的失望在我感覺中是種可怕的孤獨。
但是千里達本身，這個起點，這個中心——它再也無法吸引住我。在我心中，它再也不會讓我聯想到大西洋的橫渡——一趟為期兩週的船上旅程，過著船上那一套生活，天氣的改變，每隔一天早上將時鐘往後撥，海與天空的顏色變化，海浪與波濤，閃著虹彩的浪花，海豚，飛魚，在進入加勒比海的水域之後，晚上飛魚會朝著船的燈光飛，而且有時候早上會在甲板上看到牠們，全身滑溜溜，還拍著魚鰭，但已經奄奄一息。客輪再也不航向千里達或其他地方。千里達是個飛航中繼站，它的機場和一般機場沒什麼兩樣，旅客來的來，去的去。要是偶爾對我童年生活的土地感到懷念，那我只需在腦海中複習一下，在抵達的興奮與第一個黎明的興奮之後，我將會感到多厭倦，所有的懷念自然會一掃而空。
我沒什麼東西可記。我在倫敦的遊蕩一點也不刺|激，沒有讓我對建築物或人的觀察變敏銳。我的生活局限於伯爵宮的寄宿舍。那裡有一種特殊的生活，但是我沒有看出來。因為，很諷刺地，儘管感覺自己已逐漸枯竭，我還是繼續將自己視為作家，而身為一個作家，仍在尋找自認為合適的都會性題材。
安琪拉是我在家族之外第一個認識的女人。從一開始，她就顯得很開朗。我自己還是處男。我感覺她很迷人，而且對她產生了一些愛意。有那麼一個短暫的時間，和安琪拉的認識，給了我一種小小的都會式的興奮，告訴我，我已經遠離家鄉，置身歐洲的一個大城市。寄宿和-圖-書舍；屋後的地下鐵道，入口通往有多個月臺的地鐵站，就在轉角處；義大利餐廳，我認識的女服務生。我喜歡這個背景和它的道具。它們是戲劇的一部分。它們讓我感覺我是個都會人，大約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人上了船三天就會變，他說。再忠貞的妻子和女朋友都會變。總是一樣，在三天之後。男人則變得很粗暴，隨時準備為女人打架，即使是那些剛跟年輕深情的妻子道別的男人。他說（或在〈歡樂之夜〉的種種版本中），我讓他說：「我曾遇過一個船長，他卯起來，準備把一個傢伙給宰了，就在這玩意兒裡面。」
「你去牛津不再到飯店來之後，我的情況很糟糕，像報上常登的被虐待的太太只是我不是太太。而且他常常到飯店來很多次還瘋瘋顛顛的，我很害怕被炒魷魚。但是後來有一天有個人到飯店來。一個高個子男人穿著呢大衣而且第二次他跟我講話的時候，兩眼定定瞧著我讓我覺得他好像是被上帝送來的維多你知道我不是虔誠的教徒，但是我必須說我看到了上帝的手。我去天主教堂點了一根蠟燭上一次點已經是小時候的事了。你的好朋友知道以後衝到飯店來準備流血，我不知他期待什麼。但是當他看到他要對付的男人他瘋了，那樣子很可憐我感到羞恥，他好像都快哭出來了。階級就是階級，那時候我才看出，英國紳士維多真是令人甘拜下風，除非你認識英國紳士否則你就不會認識英國。我們的好朋友夾著尾巴跑掉了，但是又耍他的老把戲，常常打電話給我，電話中一直講呢大衣的壞話。」
在我到倫敦之後沒多久，有個星期天，我受邀參加哈定夫婦辦的午飯飯局。哈定先生是寄宿舍經理，但我幾乎沒看過他或他太太。我比較常看到安琪拉。安琪拉的姓我很少用，所以後來就給忘了。安琪拉是義大利人，義大利的南部人。她二十好幾歲，或將近三十歲，不過我看不出到底是幾歲：她比我大，至少大十歲，而且我感覺她很成熟。大戰期間她都在義大利，戰後，和她的許多朋友一樣，她設法來到倫敦。
我很快就完成第一個寫作靈感。而在一九五六年，離家六年之後，我總算可以回去。六年！那就是遠涉重洋的船航所帶給人的限制。出國的確就是說再見。千里達機場那場面浩大的家族送別，雖說有許多方面是形式的，但它對我即將開啟的旅程的性質，的確具有某種暗示性。在英國六年！
他是在家裡喝，或到外面的酒吧去喝呢！我對倫敦人的喝酒習慣毫無概念，所以無法問，也無法猜。我對酒吧一點也不熟。我對酒吧不感興趣，不喜歡那種人們只去喝酒的地方。它讓我聯想到家鄉賣蘭姆酒的店，我看過，總有些人會在那裡喝得醉醺醺。而且我很訝異，在倫敦街頭，喝醉酒的人竟然被大家認為有趣，而不是討厭。就如同現在我也微微感到訝異，哈定先生醉醺醺地出現在午餐的飯局中，而他的客人對他的態度竟然不是鄙視，而是忍耐，甚至是尊重。大家正經八百聽他說話。我不清楚他講話屬於哪一種口音。但是聽起來感覺不錯，就像某部電影中的人物在講話。
就像二十年後我想到的那故事中的人物，當我剛到山谷的時候，我想要待在船上。
我說過，當我在寫哈定夫婦之間這段對白的時候，我常常改善每個人的處境。但是現在，基於我在莊園宅院與菲立普夫婦交往的經驗，以及我對租車人布雷的認識，我感覺寄宿舍那個飯局的層級，比它當時給我的感覺又低了一些。我將那些參與者視為一群僕人，處於一個沒落的環境中，他們原本服侍的上流社會人士已經隨戰爭而消失，只留下一棟被劫掠一空的房子，現在住著一群外國人。因此，哈定先生說話的審慎口氣，可能不只是有酒癮的人喝過酒之後的審慎，而且是僕人的一種做作的準確表達方式，那種腔調，內行人一聽，他們的身分可能就會洩底。但是，在那個飯局上，哈定先生很安全。對他那些英國朋友而言，他的老練與詼諧可能是一種熟悉而又受喜愛的表演的一部分；但他的英語風格對在場的外國人都非常管用，包括安琪拉和我。
有色人種！原來他是個黑人。原來我享受的是一個小隔離區的特殊待遇。但是，我不希望這黑人或其他人和我共用這房間。我最不希望這黑人和我住，就為他剛剛所說的那個理由。
我來到倫敦設想它是個我很了解的城市。但我面對的卻是一個陌生的，書本上沒看過的城市。它的房子的風格，甚至連它的地區名稱，我都感覺陌生。就像我的寄宿舍一樣陌生。我完全沒料到，這寄宿舍會是那樣子。一個又陌生又沒在書本上看到過的城市，就如同《南風》的英文風格給我的感覺。我在紐約買那本書，只為了感受一下紐約的文化氣息。而現在，面對這種陌生感，我變得非常不安。在紐約，當我走進那家書店，就彷彿走進理當屬於我的世界，結果卻發現那個世界沒有什麼屬於我的東西。那時我也會感到不安，但是對我自信心的打擊，不像現在這麼大。
這是一本描述恐懼的書。所有的笑話都因為這個恐懼而笑不出來。我寫作的時候，山谷濃霧瀰漫，黑夜來得又早，而且我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將山谷散發出來的這種不確定感，全部轉移到我的非洲。「抵達之謎」的故事，一趟陽光燦爛的海上旅程，結束於一個古羅馬城市。對創作的艱苦和非洲故事本身的黑暗而言，無疑是種解脫。我沒想到，那個地中海的故事，其實只是我已經在寫的故事的一種版本。
部分問題來自：歡樂之夜也是一種喝酒的場合。而我那時候滴酒不沾。為了獲得我的獎學金，我曾以讀書來懲罰我自己；而因為希望此行一切都能順利，我的生活充滿了種種禁慾式的自我懲罰。
我也跟書報攤那個老師般的灰髮男人買了一份紐約時報。前一天的紐約時報我前一天在波多黎各曾看到過。我喜歡看報紙，而且知道這報紙是全世界幾家最著名的報紙之一。但是第一次看報紙就像看一部已經演了一個鐘頭的電影一樣。報紙就像連續劇，要看懂它，你得具備一些基本知識，而最有用的基本知識就是報紙本身所提供的知識。看那份報紙，我有種生疏的感覺。但是在頭版下頭，有篇報導讓我有反應。是關於天氣的報導。七月底的天氣顯然很反常，是陰冷的天氣，太反常，所以值得報導一番。
哈定先生的故事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但有個場面我印象很深。他以他那種緩慢、審慎的酒醉口氣說：「我的太太之一——奧黛莉。對，奧黛莉。」然後他對著哈定太太說：「妳還記得奧黛莉嗎！」哈定太太沒有大笑，沒有微笑，也沒有看著哈定先生，而是默默扮演著她的配角角色。哈定太太說：「我喜歡奧黛莉。她是個很乖巧的孩子。」
在當作家初期，當我寫作才具初露的時候，我已經發展出（或發現了）一種能力，可以在備受干擾的環境下集中精神，保持平靜。那是一種突然抽離的能力，讓我甚至可以擺脫尖銳的焦慮（但得有連續一到兩個鐘頭的時間，太短不行），像一具引擎在負荷太大的時候突然熄火，將世界推到一邊，然後進入我的寫作，就像進入一座有圍牆的花園或圈起的土地（常常出現在我腦海中的意象）。寫作讓我變堅強，克服焦慮。而現在，寫作再度讓我恢復正常。我的書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開始慢慢地寫，一天接一天。
飛機先在瓜地馬拉市降落。在飛機降落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一些鋸齒狀的泥灰色火口山，像一些巨大的蟻塚或童話故事中氣派的高塔，聳立於散布著一叢叢房子的地面上。火山之後是機場建築。在幽暗的機場建築內，我看到櫃台後一些矮小、豐|滿的女孩子的臉，看到裝在玻璃容器中的新鮮蔬菜或新鮮辣椒調味品。我這才想到，這確實是我第一次到中美洲，第一次來到柯提茲和他的繼承者蹂躪過的土地。這些女孩子看起來像中國人，但她們不是中國人。那種半熟悉感讓我對她們感到很陌生，很遙遠。而且玻璃容器中那些切碎的蔬菜調味品——它們也給了我一種類似的陌生感。食物區分不同的文化，甚至區分歷史時代。（古羅馬時代的食物會是什麼樣子呢？）我記得我曾在書上看過，蒙特祖馬宮廷裡飲用的一壺壺巧克力飲料，喝的時候是冷的、苦的、加過香料的。
親愛的維多。它同樣也讓我充滿回味。透過與這名字相關的種種情慾，以及我加諸自己身上的種種習慣，安琪拉為我取的這個名字，讓我想起初初到倫敦那段日子的謎與虛假的願景，以及安琪拉的服務生圍裙與她殷紅的嘴唇。這名字甚至喚起她毛皮大衣的感覺（根據她的說法，有一天晚上，因為她愛人太暴力，所以她穿著這件大衣逃出他的房間或房子）。這名字喚起她胸部的感覺，那是她的特許，如果她房間有其他人——她的朋友，那些來自歐洲與北非的難民。這名字讓我想起一件我幾乎已經忘記的事情，因為在那之後有那麼多真正的寫作工作：那一陣子，由於太過無知，我一直想辦法要將安琪拉變成合適的寫作題材。我多常寫她、她的胸部、她的毛皮大衣；我多常自我介紹；多常改善或試圖改善每個人的處境！
大災難發生在四個月之後。我那麼自信、耗費那麼多心力寫的書，無法取悅於要我寫它的出版商。我們彼此有誤解。他只知道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作品的性質。而且我誤解他對我的興趣。他找我的時候，是把我當作嚴肅的作家看待，但是他要的，只是一本給觀光客看的書，一種比我寫的書簡單得多的東西，有點浪漫又不要那麼浪漫，有點人味又不要太有人味的東西。於是，我的希望又再次落空。而且我必須回到英國。
安琪拉從哈定夫婦手中接管寄宿舍之後沒多久，有個星期六下午，她帶我到上面的一個房間，說是要讓我看「某種東西」。瞧她的神色彷彿這「某種東西」是她剛發現的，可能是已經被免職的哈定夫婦應該負責的一種東西。雖然這不可能是真的，安琪拉跟這房子的關係已非止於一日。
由於要寫哈定先生和這段對白，所以我必須設定一種背景。星期天中午的飯局，在倫敦的一個大宅邸。在某幾篇裡面，我試圖改善每個人的處境。我也改善我自己的處境（只是沒有明顯的誇大之處），因為，聽到並記下這段對白，顯示我深通人情事故。在我心目中，作家與別人交往的時候，就應該表現出他對人情事故練達的一面。所以，對於身為作家的我而言，這段對白帶給我的樂趣，不下於它帶給哈定先生和哈定太太的樂趣。
我首先去我的島嶼，千里達。我想看看過去兩年來我在我想像中以一種新的方式去生活的這個島嶼。可以這麼說，我已經把這個島嶼重新安置到這個世界上，而且現在我對它有一種很浪漫的情懷。
我每天下午出去散步。我完成了我的書。創作過程的恐慌在修改的時候沒再出現。我已經開始康復。而且不只是康復。對我而言，一個奇蹟已經發生在這山谷和我農屋所在的莊園園區。在那個不可能發生的環境中，在古英國的心臟地帶，在我是道道地地異鄉人的一個地方，我發現我被賦予了第二個機會，一種新的生活，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過的生活都更豐富、更充實。而且在那個地方，我寫了我最好的幾部作品，雖然我原先只是想圖個安靜，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我旅行，我寫作。我勇敢地走出去，帶著種種經歷回到我的農屋，然後我寫。年來歲往，我已康復。我周遭的生活在變，我也在變。
在我寫的那些文章裡頭，關於安琪拉，我凸顯的是，她半夜從她暴力的愛人的房子或房間逃出來，赤|裸裸的身上只穿了件毛皮大衣，我知道那件毛皮大衣。它的品質我無法評估（現在還是無法），但是它讓我聯想到一種誘人的性感（正如同它肯定也讓安琪拉有這種感覺，在她告訴我，她近乎裸體夜奔的故事的時候）。性的細節描述，意味著性方面的豐富知識。它掩藏了作者的無知。但這部分材料我能發揮的相當有限。由於我不願意當一個毫無起碼知識就隨意編造、虛構的作家，認為那太過踰越，所以有關安琪拉的材料我一下子就用光了。
過去，看電影之所以讓我感到快樂，是因為我認為，在那兒可以預先品嘗我的成人生活。現在，由於隱藏在內心的種種羞恥，我感覺那只是一種幻想。我沒讀過《漢諾瓦廣場》，甚至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但我看過這部電影。在我心中，它的好萊塢式倫敦已併入《房客》（The Lodgers）中的倫敦（或許是因為兩個名字所給我的聯想）。現在，我知道那個倫敦只是一種幻想，對我而言毫無價值。看電影的樂趣，一度對我影響那麼深，而且在我那段抽象學習的荒蕪歲月給我那麼大的支撐力量，現在，這種樂趣跟我已完全一刀兩斷。十或十二年後，當我又回到電影院的時候，我以前認識的好萊塢已經死亡，一度讓它蓬勃興盛的特殊環境已不復存在。美國電影已經變成一種本位性的地區電影，就像法國電影或英國電影。而電影與我之間已經保持一段很長的距離，就像一本書或一幅畫與我之間。幻想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已不是以夢想者或幻想者的身分看電影，而是評論家。
那不只是因為我在十八歲的時候還不夠成熟，或對於我將要寫的東西沒什麼概念。那也因為我受的教育給我的觀念是，作家是一個具有敏銳感受性的人，作家是一個記錄或展示一種內在發展的人。而且，我受的教育還是那種教育中比較「有文化的」、最好的一部分。十九世紀末美學運動的種種觀念，以及布倫斯伯里地區的種種觀念，基本上由帝國的財富和保障所孕育出來的觀念，竟然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灌輸到千里達的我身上。要當那種作家（基於我自己的解釋），我就得虛假，就得裝成另外一種人，一種有別於我這種出身背景的人可能有的狀況。由於將殖民地的自我與印度的自我隱藏在寫作的人格下，我給我的題材和我自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在那啟發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就人與作家而言都不清楚，而且兩者其實是一體的。簡單地說：我是開玩笑的，或我是嚴肅的？有那麼多的聲調可以採用或可以假裝，對同樣的素材可以採取那麼多的態度去面對。從一團心智的迷霧中，有關街道的想法突然躍上心頭。忽然間，就在幾天之內，素材和聲調和寫作技巧已經緊緊結合，並且開始一同向前發展。
在我的故事的那個階段，想像中，我生活在一個虛構的非洲，一個童話般的地域，融合了（根據我的需要）盧安達多雨的高原地帶，以及西烏干達基格齊地區潮濕的梯田山坡地。
那時候，農屋裡還有一些以前住的人留下的書籍和家具。這些書裡頭有一本平裝的小冊子，比一般袖珍本平裝書還小，而且只有幾頁。它是一套《藝術小百科》中的一本，內容是基利柯早期的畫，十來幅他早期的超現實主義作品。嚴格說來，縮成這麼小的複製品，這些畫看起來不會有什麼意思，它們看不出層次，質感很粗糙。而且內容也不深刻：在半古典半現代的背景上，任意拼湊一些不相關的主題，高架水道、火車、拱廊、手套、水果、塑像等等，偶爾帶點膚淺神祕感，例如其中一幅，一個看不見的人，龐大的身影從一個角落投射過來。
吃過早飯，我到上面的樓層，或者說它對訪客開放的部分，只想隨便瞧瞧。前面的房間有很多椅子，直背的椅子和又寬又矮的皮面椅子，牆壁和其他任何牆壁一樣空空蕩蕩。這是大廳（在樓下聽人這麼說），但是空氣這麼沉滯，陰沉的地毯和大片的舊窗簾散發著那麼濃厚的煤灰味，所以我感覺這房間並沒有在使用。我感覺整棟房子的使用方式，早就與建造者或最早的屋主所設想的使用方式不同。我感覺某個時期，可能在大戰前，它曾是一棟私人住宅。而且我感覺它早已沒落（雖然我對倫敦的房子毫無概念）。這就是我對倫敦的柔情，或我對倫敦的想法。而且，當我看過更多的房客，我感覺我們有點像這棟大房子的露營者。房客主要是歐洲大陸和北非來的歐洲人，亞洲人，和一些來自倫敦以外其他地區的英國人，便宜的寄宿舍中一些單純的人。
所以，我已經習慣活在一個標籤沒有意義，或已經失去其原先意義的世界。這與我的教育的抽象性和主觀性有共通之處，就像我有能力在沒有看過電影的情況下「研究」法國或俄國電影，就如同我所說的，一個人試圖只從街道圖去認識一個城市。是那樣的一種能力。
幾分鐘之後，海洋。它布滿皺紋，就像丁尼生的詩所描述的。在太陽下，它閃閃發光。它是灰色和銀色，而不是藍色。而且，又像丁尼生的詩所描述的，它真的在蠕動。於是，再一次，我從小生活到大的世界，成了一個我從未看過的世界。
波多黎各機場那個千里達黑人，舉重選手，渾身肌肉，穿著緊繃的、扣上釦子的西裝，正要前往哈林區。哥倫比亞號郵輪上的另一個黑人，對自己的行為小心翼翼，正要回德國過他覺得比美國好的生活。這兩個人身上都看得到我的影子（只是我不願意面對，因為我是印度人，是印度斯坦人，滿懷印度的悲劇與榮耀）。我們的旅程帶有類似的性質，背後充滿類似的渴望。在一九五〇年，這兩個人是孤立的，他們很脆弱，而且非常敏感。
他低頭看著他的橘子，而後說：「我是苦幹實幹的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所以我就去做，懂嗎？」
我開始寫一些有關自由與失落的東西。這個構想是我三年多前在非洲想到的。有一天下午，在肯亞的奈洛比與烏干達的坎帕拉之間的漫長車程中，我突然有了這個構想。那是帶點詼諧風趣的構想，主要是為了配合當地地景，以及漫長車程的勞頓。在非洲那個地區，我經常開一整天的車。現在就作家的本錢而言，這個構想是目前我唯一擁有的東西。它瀰漫著我剛寫完那本書的氣氛，以及我的失望，我的無家可歸，四處飄浪，我強加於自己的一種生活。可以這麼說，我已經變成我書中的一個角色，正如同以前常發生的狀況。
人與作家是同一個。但那是一個作家最重大的發現。要得出這結論，他得耗費多漫長的時間與多繁浩的寫作！
接下來，飛機升上雲端，然後一路這麼飛，就在雲端上，直到我們抵達波多黎各。我曾聽說過，從上面看，雲有多漂亮。說的那個人五年前去過牙買加，搭的可能是一種更小的飛機。所以，對這種美和經歷，我算是有心理準備。但是，它仍讓我震撼不已。在雲層上，太陽總是在那邊！雲那麼結實，那麼純淨。我只能一直看，一直看。真正擁有那種美，感覺你已經到了那個經歷的盡頭，是不可能的事情。看著那麼少人看過的景象！總是在那兒，你所看到的景象，雲端上的世界，即使在沒被察覺的時候：在上面那個地方（就如同在下面，某些日落時分），你的心可以馳騁到千古之前，或萬代之後。
那會是一種旅行的恐懼嗎？儘管我一直渴望這一天的到來，而且，儘管我真的很興奮。如此向他人伸出友誼之手，是種孤獨的反應嗎？因為我生平第一次孤單一人。那是對紐約的恐懼嗎？肯定是。這個城市，我在抵達時的行為，我之無法想像抵達時的種種行動細節，要去哪裡過夜，怎麼去等等，當我們不停飛行的時候，這些焦慮也逐漸在發展中。
我從牙買加出發。二月天。北國天氣很差。飛機剛飛越牙買加，就在蒙特哥貝城降落。我們在那裡等了好幾個鐘頭。午餐的服務生是一群黑人，兇巴巴的，對人愛理不理。他們已經太過於習慣服侍觀光客，也因此瞧不起觀光客。（十二年前，在一個充滿焦慮與憂傷的時期，我曾經從安東尼奧港搭一艘香蕉船前往英國。這個港就在島的另外一端。）下午已過了一大半，我們才又起飛。飛機飛了好一陣子，終於飛進夜空，然後又在夜空中飛個不停。我們飛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直飛到飛機沒油，才降落在巴爾的摩。飛機要加油。旅客不准下機，因為巴爾的摩不是入境機場。我們再度起飛，繼續飛行。我們就像被挾持的旅客。感覺上很像十九年前泛美航空的小飛機那趟其慢無比的航程（每過一個小時我就在廉價的記事本上做筆記）。現在我們在空中盤旋，無法降落，因為天氣不好，下著雪。因此，我們就得繼續飛到可以降落為止。在午夜過後好幾個鐘頭，我們總算降落了。
留在我記憶中的，是早先那些日子我拚命寫的那些東西，而且大部分是有關安琪拉的性感。她的胸部的感覺，當我們並坐或斜靠在她房間的牀上，背靠著牆，而且房間擠滿她那些奇怪的朋友時，她會允許我將手壓在她胸部上面；她嘴巴的形狀；她嘴唇那種戰時的鮮豔的紅；她的毛皮大衣的感覺；以及看到她在義大利餐廳繫著圍裙的模樣，帶給我出乎意料的興奮感。
正是基於這種沉重的精神壓力，這個作家才會因為「抵達之謎」的暗示而想到船的故事，想到古碼頭邊的故事，將它當作一種解脫，一種賞心樂事。來得很單純的一個構想，讓這個作家完全沒有懷疑到，那個遙不可及的故事（仍只是個構想）包含了他生活裡多大的部分，以及他生活中多少個面向。但那正是為什麼某些故事或事件會浮顯於作家心頭，或讓他們留下深刻印象。那正是為什麼作家有時候看起來像中了邪。
而這裡，在紐約市區，有家書店。一個我走進去的時候其實應該擺個身段的地方，彷彿我不遠千里而來就為了進這書店。我愛書，我是個讀書的人，這是我在家鄉的口碑。但是我知道了解的書很少。其中有些是我父親書架上的書：一些「人人文庫」的古代典籍，一些宗教類的書，一些有關印度教與印度的書。最後這類書是在西班牙港的一條小商店街跟一個專門賣印度貨的商人買的，而且大部分是為了表現對印度的愛國心而買的，其中沒幾本我父親看過，沒半本我看過。此外就是我在學校讀過的書，以及我在中央圖書館看到的書。然而，事實上，我只知道一些古代經典，或一些已確立歷史地位的名字。一些我在學校讀過的法文書、西班牙文書和英文書，以及一些我父親跟我介紹的非常著名的名字。
船上一連幾天的溫溫的橡膠味，一種密閉艙房與走道的空調味，現在換成一些新的清晨的味道。一種濃膩的牛奶味。新鮮的牛奶對我來說很稀罕，我們都使用克寧奶粉和煉乳。那股又濃又甜的牛奶味混著一種煤灰味；而那味道又透著陳年汙垢的滯悶的蟑螂味。
結果他沒有住進來。天花板的燈暗下來，房間的門關上了，進來的人走了。這黑人肯定又被帶回分隔門那一邊的經濟艙，被安排到某個比較擠的、有三或四個鋪位的艙房，但是是和白人一起住。這下子他滿意了，那黑人；但代價多大，在橫渡大西洋的日子裡情緒會繃得多緊，壓力會有多大。讓我感到害怕，看一個人那樣子剝奪、鞭策自己。然而，他們帶黑人進我艙房這件事，也讓我感到羞恥。我感到羞恥，因為，雖然我這麼有抱負，而且為這趟冒險歷程付出了那麼多，在別人眼中我不過是有色人種一個，與我對自己的認定和期許，差距那麼大。而他們在艙房內的時候，我之所以會閉起眼睛，也是因為羞恥。
他，這黑人，隔天早上跑到經濟艙的大廳找我，向我道歉。他瘦長身材，穿得很體面，細緻的夏季西裝布料下感覺得出他骨瘦如柴：皮包骨的膝蓋。尖削的脛骨。他口才很好，跟我講話比在艙房的時候斯文得多。他原以為事務室的人是誠心要為他安排一個比較好，比較不那麼擠的艙房，所以才帶他到經濟艙門的另外一邊。但是當他看到我的時候，他發覺原來不是那麼回事。他知道我已經變成一個小隔離區的核心。他懂美國人那一套，他說。他還跟我說了些什麼呢？除了強烈的種族情緒，他有講到別的東西嗎？他那麼侷限嗎？我想不起其他的事情。我想不起後來是否還有跟他聊過。
大家都沒什麼新鮮事可談。他們很快就會吐露自己的心聲。他們對種族問題的掛慮度讓我感到很難受——使他們變成單純的人。小時候，我內心之所以會產生滅種的恐懼，多少與這一點有關：恐懼被一邊或另一邊的單純所吞噬或消滅，我這邊或不屬於我這邊的單純。
我的非洲充滿那麼多的暴力，就在我的石造農屋的保護中，而且每天晚上我還生了一盆炭火！太多東西捲進了我幻想中的非洲。因此，為了休息與調劑，為了得到一點解脫，我才會開始把玩基利柯那幅「抵達之謎」所帶給我的想法。
我就著字紙簍吃，吃的時候並且注意到它的撲鼻香味，它的肥膩，以及在漫漫長日將結束之際的沒有節制。在我的日記裡面，我記下許多了不起的事物，一些符合作家需要的事物。但是日記的作者像個農民一樣結束他的一天，像個回復原本出身的人，偷偷在一個幽暗的房間裡吃東西，然後考慮要怎麼掩飾他食物味道重的證據。我把它丟進字紙簍。而在這之後，我需要泡個澡，或淋浴。
船上的旅程有好長一段時間，是我最珍貴的寫作題材。或者說我是這麼看待它。可能有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對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來說，這算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還拿它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歡樂之夜〉（Gala Night），而且一直當它是個寶。寫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倫敦伯爵宮的一家寄宿舍寫，在我無聊的牛津宿舍寫，在更無聊的假期小房間寫，用我的萬年鉛筆，或水手牌鋼筆，或我在倫敦花十英鎊買的老掉牙打字機（很貴，超過我一個星期的津貼，但是當時大戰剛結束沒多久，新的打字機仍然不容易買到。）
美國菸的軟殼包裝多麼賞心悅目！玻璃紙，品牌的名字，透出香菸形狀的包裝紙，近頂端處一小條紅色細帶，方便你解開外層玻璃紙，打開之後，一種芬芳的氣息。香菸對我而言一直是種美的體驗。燃燒的菸草味我從未喜歡過。因此，一旦染上了菸癮，那就會是很重的菸癮。如果說我在家的時候會戒過幾次菸，那是因為在過去憂心忡忡的一年中，有幾個月的時間，我戒除了許多嗜好，在某個階段甚至戒絕食物（偷偷地），希望這麼做可以讓我的心願實現：得到我的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將可以讓我去英國，進牛津大學讀書。當然進牛津還屬其次，更重要的是離開千里達，去見識外面的大千世界，然後當一個作家。我會為這趟旅程付出多少激|情和渴望！雖然它才開始不到一天的時間。
關於安琪拉的過去，和她在義大利的生活，我沒記下任何東西，從沒想過要問。我只記下她對南義大利的神父的嘲諷，在戰爭期間一個個吃得那麼肥，她說，當其他所有的人都在餓肚子的時候。我將那件事情記下來，現在我想了起來，因為它是一種「反教權」行為。「反教權」——那是我已經認識到的有關歐洲歷史的抽象問題之一，是從老師的講解和推薦的書本上學來的，在千里達的皇后學院。被我當成一種抽象學習的歷史，就像法國或俄國電影，而且我還可以寫那方面的論文，正如同我可以寫法國歷史的論文，但對國王、臣子和宗教派別不了解，完全沒有任何觀念，對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的政府或社會組織完完全全沒有任何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