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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們是否知道我母親下落，他們倒是馬上回答說：有消息，是個好消息。她還活著，而且很健康，幾個月前來過這裡，見到了她，也跟她說到話，她還問起有沒有我的消息。那我繼母呢？我也想知道，他們說：「喔，她再婚了。」「哦，跟誰呢？」然後他們說了一個模糊的名字。有一個說：「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好像叫做科瓦茲。」另一個說：「不是科瓦茲，叫做伏託。」我說：「叫蘇沱。」他們兩個很高興地點頭同意：「對，叫做蘇沱，當然了。」我的繼母很感謝他，「他為她做了很多事。」他們說：「他幫她保管了財產，在困難的時候還把她藏起來。」——他們這麼說。「也許，」福萊曼先生又補充了一點：「她的決定也快了一點。」史坦先生也同意。不過，他說：「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另一個人也點頭同意。

有一次我洗完澡走出去，一名男士進入沐浴間。他外貌英俊，黑亮的頭髮往後梳，有幾撮不聽話的頭髮落在額頭上，臉上帶點綠色的線條。他是個成年男人，外表打理得很清爽，穿著雪白色的大衣。我差點把他當作是醫生，後來我才看到他臂章上寫著「護佐」，三角形上的縮寫字母表示他是捷克人。他看到我的時候有點驚訝，甚至感到震驚，他把我從頭到腳仔細端詳了一遍，看我的臉、我的長脖子、我的胸骨以及我的腿。他開口問我話，我也用從別人那裡學來的波蘭話回答他說我聽不懂。然後他就勉強用德語問我是誰，從哪裡來等等。我說我是「匈牙利人」，住在第六號大廳。之後，他為了強調他的話而開始比手畫腳，有點詞不達意地說：「你這裡等，我馬上去回來，懂嗎？」我說：「我懂。」他不一會兒就回來了，拿了一些東西放在我手上：四分之一個大麵包，一個精緻的小罐頭，蓋子已經打開，瓶子裡裝著粉紅色、還沒吃過的碎肉。我抬頭，想要謝謝他……卻只看到關上的門——他已經走了。

我啟程回家的時間，跟當初來到此地的季節差不多。森林的樹木翠綠茂盛，連屍坑上都長出了青草，新時代來臨後就不再使用的點名區，現在只剩殘火灰燼、破布、廢紙、空罐頭堆，地面的柏油在炎熱日照下開始融化。就在這樣的季節，在布根華爾德有人問我是否有意一起啟程返鄉。我們大部分是年輕人，由一名匈牙利委員會戴眼鏡的結實高貴人士帶領著，他說在一路上會幫我們解決問題。他說現在有卡車，沿路美軍也會送我們往東，之後就要自己想辦法回家了。那名男士要我們叫他「米克羅叔叔」，他說，生活還要繼續過下去，我看得出來也沒有別的辦法，事到如今也只有認了。

這整件事的發展，我想他的想法也跟我一樣，因為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暗示了那個意思：「請你別生氣，我把你的朋友搶走了。」這是說他得到了我先前得到的待遇，現在他有吃有喝，而我只能呆呆地看他吃，就像先前他看我吃一樣。結果過了一分鐘，門又開了，包吾許急急忙忙走進來，直接朝我的床走來。從那以後，他會進來同時探視我們兩人。有一次他帶了兩份食物來，有時候只有一份，我想這要看他手頭的方便。無論如何，如果只有一份，他會用手勢指出這是給我們兩人分享的。他每次來都來去匆匆，絲毫不浪費時間，臉色緊張忙碌，有時面帶憂愁，有時有點生氣，甚至可說是發脾氣，好像肩負了雙倍的責任，又無力承擔重任。目前物資強烈缺乏，物品價位極高，無論我如何費盡心思推斷，都無法想像一個理由來解釋他的作為；因此我認為，他似乎是因為使命感，對於自己能夠照顧我們感到欣慰。這就是我對這些人的大致了解。

他的樣子看起來有點不安。真的，他說：「現在才感覺恐怖已經出現在眼前，」他補充說：「外界毫無概念，無法了解到底怎麼回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沒說話，然後他突然更接近我，說：「孩子，你願意多說說你的生活嗎？」我很驚訝，說我沒什麼有趣的事可以告訴他。他笑了一下，說：「不是對我說，而是對世界說。」我聽了更驚訝了，又問：「可是要我說什麼呢？」「就談集中營裡有如地獄一般的生活。」我說這我更不能說了，因為我不知道地獄是什麼樣子，也無法想像。他說這只是一個比方：「難道我們不能把集中營想像成地獄？」我用腳在地上畫圈圈，說，每個人都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去想像，我能想像集中營裡面的樣子，因為我知道裡面的生活大概狀況，可是我不了解地獄。「可是如果一定要你想像地獄是什麼樣子的話呢？」他逼問我，我又在地上畫了幾個圈，然後說：「那我會想，地獄應該是個不會讓人太無聊的地方。」而在集中營裡正好相反，我補充說，甚至在奧許維茲都會無聊。他聽了之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有點不解地問我：「你怎麼解釋呢？」他想了一下，才找到字眼描述：「時間。」「什麼叫做時間？」「我是說，時間會幫助你。」「幫助？怎麼幫助？」「對每件事都有幫助。」

米克羅叔叔說，這都沒問題，回家之後一切都會恢復。他說，回家之後我們將會建立一個新的家園，他還教我們唱了幾首歌。大家走在村莊或小鎮路上——我們途中常得走路——就唱著這些歌曲，還很有紀律地排成三排隊伍。我很欣賞其中一首：「向馬德里衝鋒前進」，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另外一首我也很喜歡，因為歌詞特別觸動我心：「早出晚歸辛勤工作，我們不知勞苦／長繭的手／如今緊握長槍」。另外一首歌的歌詞也讓我難忘：「我們是年輕的保衛隊，無產階級」，唱完這段便呼喊著：「紅色陣線！」此時我總會聽見四周房舍趕緊關窗關門的聲響，也看到路上有人慌忙跑回家去；那些德國人。

天氣燠熱，烈陽在車站外人行道上如旺火般熊熊燃燒著，來往車輛噪音大，烏煙瘴氣，人車川流不息。六號黃電車進站，一如以往景象。車站周邊有幾個小販，背包很特別，叫賣報紙和其他雜物。大家都很漂亮，顯然生活忙碌，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每個人都很匆忙，走路很快，從四面八方來來去去。我聽他們說，我們也是要馬上去救助中心報到，告知他們我們的名字，以便立刻得到一點錢和證件；以後這些就是生活的必要品了。據說，救助中心就在另外一個方向，東火車站附近，於是我們登上了轉角第一輛電車。

如果他的朋友來訪，那我可難受了，簡直有如發生災難。主要是因為房裡設計的緣故：我的床角偏偏恰巧有一個電插頭。即使我故意集中精神，抬頭欣賞天花板完美的白色，琺瑯燈罩，或是冥想，都無法令我忽視皮耶卡蹲在那裡，用他的電爐煎煮東西。我會聽見奶油加熱，在鍋子裡發出的滋滋聲，放進去的洋蔥發出的香味，加進去的馬鈴薯片，也許還有碎香腸一起傳來的香味。還有一次，我聽見那裡發出清脆的破裂喀啦聲，然後傳來滋滋的聲音——雖然一看到後，我立刻把頭轉開，但是因為太驚訝了，我的眼睛轉開後還眨個不停——發出聲音的東西外圍白色，中間黃色：是個鵝蛋。等到他準備妥當，受邀來晚餐的客人也到了，他就會說：「多不拉為卻！」臉上露出友善的微笑。客人也是波蘭人，叫做「齊比切克」，也許是暱稱，有時候我聽到他叫他「齊比切庫」。這人也是個護佐，聽說是在另外一個病房工作。他的衣服也很漂亮，腳踩長馬靴、身穿深藍毛料短運動夾克。當然，背後也有一塊補丁，胸前有囚犯號碼，裡面罩著一件高領套頭黑色毛衣。他人高馬大，剃光頭，也許是非剃光不可，也許是他自己喜歡。他年輕的臉色十分豐潤，看起來生性活潑，聰明靈活，我覺得他很討人歡喜，不過我還是不想把皮耶卡換掉。之後，他們兩人就到後面比較大的桌子坐下吃晚餐、聊天。有時房間裡的波蘭病人會跟著說幾句話，有時他們兩人興致高昂，還會伸出手臂比腕力。這時整個房間都一樣興高采烈——當然包括我在內——雖然齊比切克看起來比較壯，可是大部分都是皮耶卡贏。他們兩個肝膽相照，不但與對方共享苦樂，還會共享配額，是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往前走沒多久就到家了。我家還是在老地方，完好如初。大門入口的氣味也很熟悉，柵欄裡的電梯間停放著搖晃的老電梯，樓梯則因長年踩踏早已泛黃破舊，到樓梯最上層，我看到了一處熟悉的磨損凹處。到了我家那層樓，我伸手去按電鈴。門很快打開，但是只開了一點點，裡面似乎有個內鎖鏈，一個勾子之類的東西，不能完全打開。我很驚訝，因為以前沒有這個鎖。從門縫裡，我看到一個臉色蠟黃枯瘦的中年陌生女人，她問我找誰，我說這是我家。「不對，」她說：「這是我們家。」說完馬上就要關門，可是她關不上，因為我把腳放在門縫裡。我說她一定是誤會了，因為我就是從這裡離開的，我們住在這裡沒有錯。她向我保證說，我搞錯了，因為她確實住在這裡，同時她很友善、客氣，又抱歉地搖頭，還設法關門。我抬頭看看門牌，想我是不是真的搞錯了，我的腳一時鬆掉，她成功地把門給關上。我還聽見她在裡面把門立刻鎖上兩道。

這裡的設備對集中營而言，簡直有點奢侈，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後我看到一張床，一張如假包換、顯然是給一個人使用的床，上面的乾草滿滿的，還有兩床被子。接著，我從肩膀上滾到床上。我還記得有兩個男人在我旁邊，他們外貌英俊，臉龐飽滿，有頭髮，穿著白色長褲，針織衣服以及木製拖鞋；我的眼睛無法從他們身上拿開，他們也目不轉睛地望著我。然後我才發現他們正在跟我說話，張開嘴，美妙的聲音從口中傳到我的耳裡。我知道他們在對我說話，可是我只能搖搖頭，因為我聽不懂。接著我又聽到其中一個用奇怪腔調的德語問我：「你有沒有拉肚子？」我很驚訝聽到自己回答說：「沒有。」我這樣回答或許仍出於驕傲的心理。他們彼此商量了一下，把兩樣東西交到我手中——一杯溫咖啡，一塊麵包（大約是六分之一大小）。我居然可以直接把麵包拿來吃，不必付出任何代價或交換條件。有一段時間，我內在湧出了一股力量，一種激起的生命力。稍後，剛才那個男人出現了，穿著皮靴，戴著漂亮的深藍色小帽，穿著囚犯夾克，胸前別著紅色的三角章。

兩天之後，連我們的窗戶都被流彈打破，我對面的牆上有好幾個孔。同一天，很多人跑進來跟皮耶卡咬耳朵，他也經常不見蹤影，有時一去老半天。一天晚上，他腋下夾著一個長包裹進門。我起先以為是被單，不對！還有一根長柄，好像是一面白旗，包得很好，裡面還有一個尖尖的東西凸出來。我從來沒看過囚犯拿這樣的東西。他進來之後，整個房間都騷動起來，大家竊竊私語，發出驚呼。皮耶卡把那個東西藏在床底下之前，很快給我們看了一下，臉上帶著微笑。他把那東西緊抱在胸前，連我都有一種好像過聖誕節的歡樂感，好像我得到了一個長久以來夢想的禮物——那是一節卡賓槍槍柄，前面削掉槍膛，槍管閃著藍光，我想起以前在一本強盜與偵探的小說中讀過關於它的描述。

我覺得其中一個病人的那群朋友最古怪，那人離我有點遠，在對面分隔板那邊。有一天上午，皮耶卡把他扛在肩膀上搬進來，還很費心的在他身上忙了老半天。我看得出來他情況很嚴重，也聽見有人說病人是俄國人。到了晚上，探病的人簡直就塞滿了半間屋子。我看到很多代表俄國的字母「Ｒ」，不過也有其他的縮寫字母。他們戴著毛毛的小帽，穿著奇怪的棉長褲。那些男的頭髮也很怪，有的只有一半有頭髮，另外一半光光的，還有人在頭中間用電動剃髮刀剃出一條路。他們穿的夾克也有補丁，還有兩條紅色的交叉線，好像寫錯了打叉，我還看到一個字母、數字和標記。另外，背上還有一個很清楚的紅色圓圈，裡面一個大紅點，看起來很具有挑戰性，像是射擊用的標靶——開槍射擊可以射在這個中心。他們圍著病人，不時交換位置低聲交談，有一個彎腰幫病人把枕頭拍鬆，另外一個專心聽病人的交代。突然我發覺有個黃色的東西在晃，又出現一把刀子，皮耶卡還拿來一個鋼杯借他們。接著是切東西的聲音，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但是我的鼻子斬釘截鐵告訴我，那粒黃果是一顆貨真價實的檸檬。接下來門突然開了，醫生匆忙進來。我十分訝異，醫生平日從未在巡房之外的時間出現過。訪客一陣騷動，馬上讓出位子，醫生彎腰探視病患。他檢查了一下，四處摸摸，動作迅速，忙完了馬上就走，面色凝重。他的臉色其實很難看，沒跟任何人說一句話，也沒有看任何人，好像故意不理會別人看他的眼光。訪客悶聲不吭，氣氛古怪。有一兩個人動了一下，到病床前，欠身鞠躬；之後其他人也逐漸散去，跟剛來的狀況一樣。這次的腳步匆促，步伐凌亂、疲累，我內心很同情他們，因為我看到他們懷抱著強烈希望而來，可是信心如今蕩然無存。過了一會兒，皮耶卡把屍體小心翼翼搬上肩膀，不知要抬到哪裡去。

出門眼前就是大街。我以往都是搭電車去找母親，可是現在才想起來，我身上沒有半毛錢，於是決定走路去。為了保持體力，我在剛才駐足的長椅停下。放眼望著前方，綿延的道路漫長，馬路寬敞，看似永無止境。天際飄浮綿羊般的雲朵，遠方的山丘帶點藍色，天空已呈紫色。這景象，似乎提醒了我四周不斷的變化：車聲已安靜下來，人們的步伐放慢了，聲量降低，眼神溫和，好像他們彼此更仔細注視著對方。就是這wｗw•heｔｕｂoｏk.ｃoｍ.coｍ個特殊的時刻——我心裡明白就是現在——是我在集中營裡最喜愛的時光，我有一種心如刀割般痛苦、無奈的感受，思家之情油然而生。一切記憶突然活生生地從心底湧起，所有那怪異的氣氛，枝節細微的瑣碎回憶襲上心頭，震撼我心。我回想起在集中營的生活，某種程度而言，那兒生活純淨簡單，夥伴的臉孔一一躍入腦海，包括那些識與不識的人。還有一群人，今天我能站在這裡，他們就是我的恩人：班迪．席特姆、皮耶卡、包吾許、醫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我第一次帶著些微的怨恨想起他們，帶點溫馨的惱火。

我後來發覺，其他的事我也不見得有好表現。譬如我跟旁邊那些青少年根本就不能溝通，他們一直彼此談話，完全不理會我，好像我是個障礙物，讓他們不方便似的。先前他們還想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我說：「匈牙利。」然後大家紛紛秀出了幾個匈牙利問候語或其他的簡單字眼，有一個說：「肯吉爾！」這個字是麵包的意思，他說話的樣子使得全部的青少年都狂聲大笑。他顯然認識一些匈牙利青少年，而且還有些特別的經驗。我真想告訴他們，其實匈牙利人也不把我當作是匈牙利人，我也跟他們的感覺一樣，如果他們用有色的眼光看我，實在很不公平。可是我又想起來，我只能用匈牙利語跟他們解釋，也許也可以用德語說，可是這樣可能弄巧成拙，真是不說也罷。

沒多久，門打開了，來人穿的囚服上有一個紅色三角章，上面有個「Ｐ」字母——大家都知道這是波蘭的簡稱——黑色臂章上面有「護佐」字樣。他看來很年輕，大概二十多歲，頭上也戴著一頂漂亮的藍色小帽，帽子後面棕色的頭髮長及耳朵與脖子。長型臉飽滿圓潤，臉上線條均勻，顏色也很漂亮，無論是皮膚的顏色或寬大柔軟的嘴唇，都非常柔和。總之，他長得很英俊，我看到這樣一張臉真覺得賞心悅目，很想繼續欣賞下去。可是他進來就問醫生，醫生往我這裡一指。他把我拉下來，用毯子包住，扛上身。他無法順利工作，因為我用兩隻手死命抓住旁邊的床柱。我自己也覺得很丟臉，但這樣做實在只是出於本能。我發覺這幾天的生活足以使我的理智迷糊，使事情變得更為棘手。他的力氣比我大，我用拳頭費力捶打他的屁股與腰，可是他只是笑。我感覺他的肩膀因為笑而顫動，最後我放棄反抗，隨便他把我搬到哪裡去。

接著又有人把我扛上肩膀下樓，直接穿過大門到屋外去。不久，來到一個寬敞的灰色木屋，看來像是醫院或是管理站，雖然有點神秘，但是該有的都有，跟我想像的差不多。但是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先前要給我治療，又給我喝咖啡、吃麵包？我們剛才穿過整個木屋，經過的地方都是熟悉的三層木板床，上面全部擠滿了人。對一個多少經過訓練的眼睛，例如我的眼睛而言，我也可以從一堆堆如線團般混亂、皮膚無一完好、腫脹破碎的臉孔中，從骨頭、破衣服與瘦骨嶙峋的四肢判斷，這整個地方，每一個三人床位，至少都擠五個人，有的地方甚至擠了六個人。然後我們停下來，我聽見有人說話，也許是討論如何處置我，顯然是扛著我的人在跟另外一個人說話。

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還在家的時候，有一天整天都聽到軍樂，從早到晚都充滿著歡欣鼓舞的氣氛，那天好像就是宣布上高地又重回匈牙利的懷抱。他說他是從一個叫做德瑞新的地方去集中營的。他說：「如果我說德瑞莎城你一定就懂了。」我說兩種說法我都沒聽過。他似乎很驚訝。接著我提到賽帕爾的海關，他竟然沒聽過，我也覺得不可思議。然後他告訴我，他住的那個地方就是「布拉格的猶太區」。根據他的說法，他除了可以說匈牙利語和捷克語之外，還能說猶太語、德語，甚至能說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語，如果有必要的話，連俄國話也能說上一點。最後我們成了不錯的朋友。

我心裡只擔心著兩件事。第一是我的傷口，這些傷口四周很明顯還是紅血，肉也沒長好，但是最外面一層已經長出薄薄的一層皮，還有棕色的痂。醫生已經不會把紗布往裡面塞了，也很少叫我去治療，如果去的話，都是簡短看診，他的臉色帶著令人不安的滿意感。

就在這個時候，從車廂裡面衝過來一個體型魁梧，黑髮蓬亂的男士。他穿著做領上衣，淺色亞麻西裝，身上斜背著一條皮帶，掛著小包，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的公事包。他高喊著說，這是在幹什麼，「給我一張車票！」他拿出一個銅板給查票員，更正確說應該是丟給他。我很想感謝他，但是他沒讓我開口，卻對圍觀的人說：「有的人真是該感到慚愧，」可是查票員已經不見蹤影，老婦人眼睛還是望著外面。之後他轉向我，臉色溫和地說：「年輕人，你是從德國回來的吧？」「是的。」「是從集中營出來的吧？」「當然。」「從哪一個？」「從布根華爾德。」他聽過這個地方，他也知道「那是納粹人間地獄其中一個重要據點」，他是這麼說的。「他們從哪裡把你抓去的？」「從布達佩斯。」「你在裡面有多久了？」「一年，加起來。」「你大概看了很多的事，很多可怕的事，年輕人。」他說。我一句話也沒回答。「好吧，」他說：「重要的是，現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他的臉突然亮起來，指著外面經過的房子，問我再度回到故鄉，看到這個當初我離開的城市，心裡感覺如何。我說：「怨恨。」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說，他了解我的感受，覺得很難過。他說，「基於各種理由」，即使是恨意也有作用，「有其意義，」他說，我們應該看法相同。他想知道我恨誰，我說：「全部的人。」他又沉默下來，這次沉默更久，然後又問：「你是不是經過了很多恐怖的事？」我說，那要看他對恐怖的了解是什麼了。他說，當然，臉上開始出現不安的表情。他說，也許我缺乏太多東西，長期挨餓受凍，也許我也被踢打過，我說：「當然，那還用說。」「親愛的孩子，」他叫出聲，我覺得他似乎已經逐漸失去耐心，「你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說『當然』，還說了那麼多明明不是那樣的事呢？」我說，在集中營裡全部都是理所當然。「是啊，是啊，」他說：「在那裡也許是這樣，可是……」他遲疑了一下說：「可是……集中營本身就不是正常的啊！」他終於用對了措詞，我也沒有再說話。我逐漸體會到，如果要問我的意見，有些事情你根本不能和陌生人、無知者談，某種程度而言，就是不能跟小孩子爭辯。然後，我突然看到外面的廣場，很眼熟，可能比以前少了點綠樹，乏人照料。想起應該下車了，我告訴他我要下車了。結果他卻跟著我下車，指著一張有點綠蔭、沒有靠背的凳子，建議我們坐下來再談一下。

我們一路搭卡車、馬車、走路或是搭乘其他大眾交通工具——這要看各地軍隊方便提供我們什麼。睡過牛車、無人學校的椅子或講台，有時只能露宿，睡在菜園、公園草地上，或睡在有如童話般的糖果屋旁邊。我們還搭過船，那條河大小普通（至少對我們這看過多瑙河的人而言），聽說叫做易北河。途中經過一個城市，以前這裡應該是一座城市，只是放眼所見都是斷垣殘瓦，只剩下幾面烏黑孤單的牆壁。在殘瓦牆角處，當地居民或坐或臥。我看到那些人本來還有點幸災樂禍，但他們的眼光卻使我感到尷尬。後來改搭紅色電車以及火車，這些火車有真正給人坐的車廂，不過我只在車頂上找到一個位子。

不知過多了久，兩人終於沉默下來，然後老福萊曼突然問我：「你以後要做什麼？」我先是很驚訝，然後說，我還沒有想過。另外一個老先生聽了，轉身向著我，那兩隻蝙蝠又飛起來，這次不是飛到我的手臂，而是飛到我的膝蓋。「最重要的是，」他說：「你要把所有可怕的事忘掉。」我聽了更吃驚了，問：「為什麼呢？」「這樣，」他說：「你才好繼續生活下去啊。」福萊曼點點頭，又補充說：「自由自在地生活。」另一個也表示同意地說：「心上有這麼大的負擔，根本不能重新過日子。」我承認他的話有些道理，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想出這樣一個不可能做到的主意。我的意思是，發生的事就是發生了，我也不能強迫自己忘掉那些記憶。我說，一個全新的生活——只有重新投胎，或生重病，使我的精神無法控制才有可能，但是我想他們不會希望我這樣。「還有，」我又說：「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什麼恐怖的事。」我發覺他們都十分詫異。他們問我是什麼意思，竟然說「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反問他們這段「困難」的時間裡，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我們……我們繼續活著。」一個老先生這麼回答。「我們設法生存下去。」另一個補充說。所以，他們也是一步、一步克服生活上的困難的，我這麼說。

之後，我顯然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放鬆心情四處張望，仔細觀察環境。剛才進來的時候沒注意，我發覺房間裡還有其他人。定神一看，就會察覺那些人應該也都是病人。我發現，眼中略帶光澤的深紅色調，應是油漆顏色，走廊木板就漆上這樣的顏色，連床上的毯子都採用相似的色系。房裡一共十二張床，大部分是單人床，只有我的是雙層床，我睡在下層，右邊是白色的木板隔間。前面有兩張床，隔間的另外一面也有兩張雙層床。我很驚訝這裡的空間那麼多，床與床中間隔了一公尺的空間，舒適寬敞，甚至其中還有空床沒人睡，實在很浪費。我還發現玻璃窗有很多漂亮的小方格，陽光大方地照射進來。枕頭上有個淡棕色、尖嘴老鷹標誌，上面有「武裝特勤隊」的字樣，讓人感到眼睛一刺。我企圖從身邊病人的臉上找出某種跡象，研究某個想法，到達此地究竟有什麼結果？但是無解。我以為來此地會引起什麼好奇新鮮的反應，可是沒有，他們的臉上沒有特殊興致、失望、快樂或氣憤的神色，連一點好奇的眼神都沒有。四周的安靜氣氛，愈來愈令人難以忍受，甚至感到難堪。我覺得一切都太神秘，若是覺得有什麼不對勁，以後總會知道。這個房間四四方方，很寬敞，周圍圍滿了床，有一張鋪白桌布的小桌子，對面靠牆處有一張較大的桌子，四周幾張有靠背的椅子，門旁邊有一個轟轟作響的大暖爐，爐子旁邊還有一個放滿煤炭的亮黑盆子。

第二天，在咖啡與湯之間，來了一個外面的人，一個高階榮譽之士。他一來我就注意到了。他戴的藝術家帽是黑色的氈毛，披著白色無瑕的斗篷，裡面一條長褲，熨燙的線條就像刮鬍刀那麼挺直有力，雙腳的半拖鞋擦得發亮。我看到他的臉大吃一驚，並不是因為他的臉線條粗獷，非常男性化，有如刀鑿出來的一般，我吃驚的原因是他的皮膚呈紫紅色，好像剛被剝了皮一般，還透出紅色的肉。他個子高大壯碩，頭髮幾近灰白，掛著臂章。他雙手在背後下垂握住，我看不到字母，胸前紅色的三角章上面沒有註記——表示這是會帶來厄運、不折不扣的德國血統。而且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個人的囚犯號碼不是萬號，不是千號，也不是百號，而是只有兩個數字。我們的醫生馬上跑過去向他打招呼，跟他握手，還摸他的手臂。簡單地說，就是跟他示好，每次受歡迎的客人來到，主人就有那種蓬蓽生輝的反應。令我訝異萬分的是，醫生的樣子像是在說我，他甚至用誇大的手勢指著我，然後快速說話，我很清楚聽到德語「去你那裡」傳到我的耳朵裡。然後又繼續說下去，跟他說個不停，用各種手勢，好像在談一個貨物，想趕快處理掉。對方沉默地聽著，最後下定某種決心——因為他的深色小眼睛直視著我，眼光十分銳利、果決地簡短點頭、握手。總之，我們的醫生露出明確、滿意的表情。

我承認，有些事情我永遠不能、也不可能了解，即使我設法從規則、理智、分析，也就是從生命本身以及一般行事作風來觀察，我都無法洞悉奧秘。以我為例，他們把我從小車上搬下來，放在地上，還過來幫我剪去全身毛髮，我根本不能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像浴室的房裡已經人滿為患，他們把我放在略帶濕滑的木條地板上，我看到四周有許多的腳，發炎化膿的小腿與脛骨在附近流動，還壓到我。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唉，這大概是奧許維茲的翻版。過了一會兒，聽到咕嚕作響的水聲之後，上方的水管竟然冒出慷慨的溫水，真令我大吃一驚。不過我有點不高興，本來還可以保暖一下，這下子淋濕更麻煩了。後來有人把我從人堆中抬起來，還把我包在大毛巾裡，外頭再用被子包住，我還真的只能任憑擺佈。我記得有人把我扛起來放在肩膀上，我的頭朝下，腳往前倒掛著。就這樣穿過一扇門，走上狹窄的樓梯，又經過一扇門，進入一個明亮寬敞的大房間。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可是我總有個感覺，好像我一直在等什麼事情發生。雖然我自己也說不出到底在等什麼，也許是等某種轉變，等秘密洩漏出來，等我一朝清醒。第二天，醫生來探班的時候，時間較寬裕，就用手指著我。有人把我搬下來，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先是友善地清清喉嚨，用冰冷的耳朵聽我的背部和胸部，他八字鬍尖尖的地方也碰到我的胸背。他叫我深深地呼氣，咳嗽。然後我翻身平躺，他用夾子之類的東西把紙繃帶撕下來，仔細看我的傷口。他先是從遠一點的地方看，然後用手摸摸，馬上從裡面跑出一點什麼來。他說：「嗯，嗯。」然後搖搖頭，好像對傷口有點擔心，壞了他的心情。然後他趕緊把傷口包紮起來，似乎想企圖快點打發我走了事。我覺得他好像不怎麼高興，他的臉色看起來一點也不高興。

我算是和*圖*書健康的了，只有幾個小地方不太舒服。例如，若是用手指壓身上的肉，會留下凹痕，就好比用手壓乳酪會留下一塊凹痕一樣，久久不消散，好像我是一個沒有生命、沒有彈性的東西。我曾經到過一間病房旁邊布置舒適的德軍房間裡，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的臉。我發現我認不出自己來，和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樣。鏡子裡的人，頭上有幾公分頭髮，額頭明顯降低，兩隻耳朵不但往外過度伸張，下面還長出兩塊形狀古怪的肉瘤般的東西，臉上其他地方還有很多凹凹凸凸的面皰。根據我以前的經驗，這樣一張滿是皺紋的蒼老臉龐，真像是縱慾過度、提早老化的模樣。我現在的眼睛變得很小，我記得以前的眼睛看起來很友善，令人覺得可以信任。除此之外，右腿不聽使喚，走路有點跛。

我到車站去搭電車，正好來了幾輛電車，其中一輛電車號碼我感覺很眼熟，就上車了，因為我雙腿已經很累了。先前有個穿著一件古怪尖領上衣的瘦小老婦人在月台上，車子離站後，她慢慢離我愈來愈遠。不一會兒，來了個戴帽子穿制服的男士，要求我給他看車票，我說我沒有車票。他建議我買一張，我說我從國外回來，身上沒有錢。他看看我穿的衣服，又看看我，然後看看老婦人，最後告訴我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遵守規定，規定並不是他發明的，而是他的上司發明的。「如果您沒車票，那就得下車。」他說。我回答說，我的腳痛，結果那個老婦人轉頭望著另外一邊，好像受到侮辱，似乎我的話有意指責她。

第二天氣氛仍然很熱絡，但我無法每天都仔細記住細節，誰做得到呢。至少廚房還供應餐點，醫生也準時出現。一天早晨，剛喝完咖啡，我聽到走廊腳步聲匆忙，有人大呼小叫，好像喊口號。皮耶卡馬上從他床底下拿出那個包裹，夾在腋下出門去。差不多九點鐘的時候，我聽到這回廣播的內容不是針對囚犯說話，而是針對德軍說話：「所有的德軍衛隊注意！」下一句就是：「馬上離開本營區！」之後我聽到遠方逐漸接近的槍戰聲，沒多久就傳到附近來了，可是槍聲很快減弱，最後安靜無聲——過分安靜。我努力傾聽，側耳傾聽，整段時間都沒聽到大家引頸企盼的搬湯人員的腳步聲，而那已經是下午四點鐘的事了。廣播終於又響起來，先是噼哩啪啦幾聲雜音，然後才是營代表發言，他說：「各位夥伴，」顯然聲音很壓抑，喉嚨無法控制，使他的聲音一度中斷，然後他又提高聲調，根本就是尖聲高叫：「我們自由了！」我想，營代表此刻應該是跟皮耶卡、包吾許、醫生和其他人一樣，以一種十分高興的心情宣布這項消息。之後他簡短發表了一段漂亮的談話，說完話之後，很多人用不同的語言說話，叫大家注意。我聽懂法語和捷克語，捷克語的聲調引起我一陣溫暖的回憶，因為我剛到集中營的時候，浴室裡也是使用這個語言。我旁邊的波蘭人緊張地坐起來，對大家說：「我們自由了！」我這才注意到，他整天都如坐針氈。然後，我很驚訝，居然聽到匈牙利語：「注意，注意，匈牙利營區委員會…………」真令人不敢相信，還有什麼委員會。我發現這些人談的都是自由，可是沒有人說什麼時候會送湯來。我當然很高興我們自由了，可是我還是在想：昨天都不會這樣。現在是四月天，外面已經天黑了。皮耶卡回來，很激動，嘴裡不知說什麼話。最後營代表終於又到廣播上說了些話。他這次呼叫以前的馬鈴薯小組，請他們回到廚房，他呼籲大家保持清醒，最晚到午夜，就可以享用一份帶來精力的牛肉濃湯。我聽了這話，才放心的躺回枕頭，此刻才第一次鄭重感受到——有點自由的感覺了。

就在這個時候，護佐推門進來，直接朝他走去。護佐一下子就輕鬆地把那個看來有點分量的身體搬起來，放在肩膀上，朝門口走去。那個病人肚子附近掉下來一張紙繃帶，飄到地下去。這時候，「碰」！一聲，然後是電線通電的滋滋聲，接著一名女性的聲宣布說：「理髮師到浴室，理髮師到浴室。」她的聲音節奏單調，但是悦耳動聽，甚至有點誘惑般地甜蜜柔軟，聽她說話，感覺似乎可以看到她的美貌。但是我剛聽到這個聲音時嚇了一跳，差點掉下床去。我放眼望去，其他的病人根本無動於衷，沒有任何反應，所以這個聲音應該常常出現才對。右邊門那裡有一個棕色的盒子，好像喇叭，德軍應該就是藉著這東西傳達命令。過了一陣子，護佐進門，走向我旁邊的床鋪，把毛毯跟被子抖一抖，伸手到床單裡把裡面的乾草整理一下，然後整理床單跟毯子。我知道，剛才那人我大概很難再看到了。我難免會想，是不是因為他把秘密說出來，所以懲罰他。他們可能利用某個機器偷聽到我們剛才的對話。

我說完最後一句話的時候，老史坦先生動了一下。「可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呢？」他有點生氣地抱怨的說。我說，當然什麼也不能做；但是我又說，可能可以做點什麼，做些一點也不理智的事，好像我們並沒有做什麼事。「可是這不是重點，」我設法解釋。他們異口同聲地問：「為什麼要這樣？」他們已經沒有耐心了，我回答時也覺得自己愈來愈生氣：「為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每個人都走了他自己的步伐，只要他能走。我也是一樣，不只是在畢肯惱的大隊伍裡面而已，也在這個家裡。我跟著父親一起走，跟著母親，跟著安娜瑪莉走，還有也許是最困難的——跟著她姊姊。現在我可以告訴她，什麼叫做「猶太人」：什麼也不是。對我而言什麼也不是，對我而言，那些步驟沒出現的話，本來完全不代表什麼。完全不特別，沒有什麼另外一種血液，沒這回事，只是……，我停頓下來，突然想起記者的話，只有別人蓄意呈現出來的狀況，以及在這些狀況下產生的新事件。我就是經歷了一段別人蓄意給我安排的命運。這其實並不屬於我的命運，但是我卻得經歷。

我設法跟他解釋，我去的地方是一個普通、整體而言乾淨漂亮，也很不錯的車站，隨著時間與所見所聞，一個人就會逐漸了解到發生了什麼事。如果經歷了某個階段之後，就會出現下一個階段。全部都經歷了之後，就會全部都了解。了解的過程中，並非什麼事都沒做；眼前解決了新的問題，就繼續活著，繼續處理、活動，然後又面對下一個階段新的要求。如果沒有這樣的先後順序，所有發生的事全部同時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腦筋可能根本受不了，心也承受不了。

我很快到達目的地。房子還在，跟其他灰色與黃色建築物沒兩樣，全都老舊不堪。我走進大門廊道，發現一個很像驢子耳朵的古老門牌，門牌號碼也正確，我就直接上二樓。我走得很慢，樓梯間有股酸酸的霉味，從樓梯間的窗戶往外看，外頭的院子整理得很乾淨，中間有點綠意，種了一些小樹，只是乾枯的葉子髒兮兮的毫無生氣。迎面走來一名忙著打掃的婦人，手上拿著抹布，另外一邊傳來收音機播放音樂的聲音，還有小孩哭天搶地的叫鬧聲。當我面前的門打開的時候，著實令我驚訝，眼前好似看到班迪．席特姆的兩個小小斜斜的眼睛，只是眼前是一個年輕嬌小的黑髮女人。她略往後退，也許是我身上的衣服令她不安。在她準備關上門之前，我開口問了：「班迪．席特姆在家嗎？」她說：「不在。」我又問，他是否只是暫時不在家，她輕輕搖搖頭，眼睛閉了一下，說：「根本就不在家。」她張開眼睛之後，我發現她眼睛下方有點濕。她嘴角牽動了一下，我心想，最好趕快離開算了，可是有個戴頭巾、穿黑衣的瘦弱老婦人出現了，我只好又說了一次：「我是來找班迪．席特姆的。」老婦人也說：「他不在家。」然後又說：「你下次再來吧，也許過幾天再來看看……」那個年輕的女人聽到這話，有點拒絕又無力地把頭偏向一邊，手拿到嘴邊，好像想說什麼話，又忍住不說，快要窒息似的。然後我又對老婦人說：「我們以前在一起過。」我又解釋說：「在采茲。」她的表情很嚴肅，甚至有點要算帳的意味，說：「那你們為什麼沒有一起回家？」我有點自衛地說：「我們後來分開了，我被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她又追問：「那邊還有匈牙利人嗎？」我說：「當然有，很多。」她以面帶勝利的語氣對年輕的婦人說：「你看！」然後對我說：「我早就說過了，他們現在才會回來。可是我女兒沒有耐心，她不相信……」我差點就說，我覺得她女兒應該更了解班迪．席特姆，可是我想我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老婦人還熱心地要請我進去坐，但我說我得趕緊回家去。「你的父母親一定急著想見到你。」她說。「是的。」我回答。「那你就快走吧，」她說：「他們一定會很高興的。」於是我就走了。

有一天，我們大廳的門突然打開，包吾許進來，給我一些麵包跟肉品。他每星期大約來個一、兩次，給我送點東西，通常都是很快地把東西放在我的被子上，對皮耶卡簡單點個頭，不等我說謝謝就走了。就那次，紅髮少年終於開口對我說匈牙利話，而且說得跟我一樣好，他問我：「那是誰？」我告訴他那是隔壁病房的護佐，叫做巴吾許，他糾正我說：「應該是包吾許。」他說那是捷克斯拉夫一個很普通的名字，他也是從那裡來的。我問他為什麼先前都假裝聽不懂匈牙利語，他說他不喜歡匈牙利人。我承認他有道理，我也不認為匈牙利人有什麼好。接著他建議我們兩人可以說猶太語，可是我告訴他我不會猶太語，所以最後我們還是用匈牙利語交談。他說他叫做「路友斯」，或是「羅易斯」，我聽不清楚，就順口說：「哦，拉尤斯。」他聽了大表反對，因為我說的是匈牙利名字，可是他是捷克人，所以他不能接受。他糾正我說是「羅易斯」。我問他為什麼會說這麼多國的語言，他說他的故鄉在上高地，以前很多人從匈牙利統治區逃過去，他全家和許多親友也都逃出了匈牙利。

另外一件事應該是愉快的好事，這點毫無疑問。最近皮耶卡和齊此切克會突然停止談話，緊張的豎起耳朵，高舉食指要我們大家保持安靜。我的耳朵也聽見一陣低沉的吼聲，加上從遠處不時傳來短促，很像狗吠的聲音。我猜想隔壁包吾許的病房熄燈之後，仍不斷地傳出聲音，聽起來應該也都是為了判斷半夜黑暗中的動靜。警報聲最近每天都出現，半夜被吵醒也是常事，廣播會大聲的吼叫：「關掉焚化爐！」過了一分鐘，出現更急躁的聲音：「文化爐快彎（焚化爐快關）！」據我判斷，他們絕不希望火星引來飛機的注意。我也不知道理髮師何時才得睡覺，因為我聽說最近新來的人要光著身體等上兩三天，才輪得到他們剪髮。還有，我也聽說屍體處理小組最近更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病房所有的床位都已人滿為患，有一個躺在我對面床上的匈牙利青少年說了他的遭遇之後，我才了解現在的病人，除了普通的蜂窩性組織炎和切開傷口之外，開始出現被槍彈打中的傷口。他是在外行走好幾天，要到郊外另一個叫做「奧朵夫」地方的集中營去的路上，被流彈打到。據他的描述，那個集中營的狀況跟采茲很像，而且背後的敵人窮追不捨（敵人就是美軍）。他說旁邊一個男的中彈，蹣跚不支地跌出隊伍，另一顆子彈則擊中了他的腿。他說好在子彈沒有擊碎他的骨頭，我心想：好傢伙，要是發生在我身上可就不一樣了，如果擊中了我的腿，一定是骨頭，這點絕對錯不了，因為我只剩骨頭。後來他又說，他是去年秋天才到集中營來的，號碼八萬多號。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醫生突然現身病房，他今早已如往常一般來巡過病房。不過這回他看起來不如平日那般門面整齊；他的臉色狼狽，外衣有一些鐵鏽色污點，兩眼通紅，十分疲累地望著四周，顯然在找空床。「那個人到哪裡去了？」他問皮耶卡：「那個在這裡有個小傷口的？」他伸出手在臀部與大腿處搖晃，以描述鎖定的對象，同時用眼睛快速瀏覽四周，也短暫地停留在我的臉上。雖然他馬上把臉別開，但是我懷疑他並沒有認出我。他又看著皮耶卡，著急地等他回話。我沒說話，我實在很想自動站起來，穿上衣服走到外頭去，走到混亂的隊伍中。但是我也相當驚訝，皮耶卡——至少他的表情顯示——不知道醫生問的是誰，然後他又思索了一回，似乎想起什麼說：「哦，」他伸出手指著那個受到槍傷的男孩。醫生馬上點點頭，精神一振，好像有人幫他解決了大問題。「他馬上可以回家。」醫生命令說。接著就發生了一件罕見之事，我在病房裡從來沒看過這樣的場面，不知不覺脹紅了臉，內心十分不安。那個受到槍傷的男孩，先是站起來面對著醫生，雙手合十，好像要祈禱。醫生吃驚，一時不解地往後退。那人更直截了當朝醫生下跪，雙手抱住醫生的腿。我只記得醫生大手飛快一揮，結實給對方一巴掌。我看醫生憤怒至極，但是聽不懂他嘴裡說什麼。之後他用膝蓋把障礙物踢開，轉身出門，怒氣沖天且滿臉通紅。

說到廣播學問可大了，只需要從病房裡的廣播，加上一點想像力，我就能察覺出整個概念，說出集中營裡發生了什麼狀況，說出顏色、氣味、味道、人來人往、從黎明到夜晚收工、甚至到半夜的大小事件。譬如說，每天都會廣播好幾次：「理髮師到浴室，理髮師到浴室」，而且次數愈來愈多。這很明顯：又有新人來了。次數同樣頻繁的是：「屍體小組到大門」，如果還要求更多的支援，我也可以想像運送的內容與情形。我知道若發生這種事，那些處理「效果」的人員，也就是服裝部的工人也要趕快去更衣室報到，有時還要他們「跑步」去。如果要一兩名「運屍工人」去，就會說「一個擔架」，或「兩個擔架馬上送到大門來！」這樣就可以確定在ｈetｕboｏｋ.ｃｏｍ•com哪個地方發生了不幸事件——某個上工地點、聽審處、地下室、屋頂——誰知道還有哪些地方。我也知道「馬鈴薯小組」不但白天要上工，甚至還有夜班，此外還有許多別的雜事。每天下午，廣播在同一個時間都會出現一個奇怪的訊息：「營代二號，營代二號，迅速整隊！」剛開始我真是絞盡腦汁，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破解後發覺其實很簡單，不過還是花了我許多力氣。等了很久之後，我聽到命令聲：「帽子拿下！」「帽子戴上！」此外，隱隱約約聽見中間夾雜著滋滋的音樂聲，這才解開謎底：他們在外面點名，營代表的簡稱就是營代，而布根華爾德目前有兩名營代表；想想這個集中營號碼已經發到九千號以上，有第二位營代表也不足為奇了。之後，房裡愈來愈安靜，齊比切克來訪的時間過了，訪客也走光了，皮耶卡進來最後巡視一次，用波蘭話道晚安「多不拉諾」之後，就熄燈走了。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找個最舒適的姿勢睡覺，不會壓到我的傷口，然後把毯子拉到耳朵上，沉沉睡去。在一個集中營裡，這樣已經是最好不過了。

我設法解釋時，他從公事包裡拿出一個皺皺的香菸盒子，遞給我一根，我沒有接受。他深深吸了兩口菸，手肘放在膝蓋上，身體往前彎。他沒有看我，用一種悶悶的聲音說：「我了解。」我繼續說，問題在於，也可以說裡面有個缺點，就是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譬如——我告訴他——很多囚犯已經在集中營裡待了四年，六年或是十二年之久。我應該說，以前我在集中營所看到的人，有待過四年、六年、十二年的人，每年乘以三百六十五，十二個三百六十五，又乘以二十四小時，繼續計算下去：日，小時，分，秒。計算出待了多久。我又補充說，時間應該也幫助了他們，因為如果這三百六十五，乘以十二，乘以二十四，乘以六十，再乘以六十，如果這些時間全部同時落在他們頭上，那他們不可能承受得了——以前他們曾用某種方式慢慢熬過去了——否則無論在身體上或是精神上都將無法承受。他沉默著，我又說：「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他又用先前的方法，不過他已經把香菸丟掉了，兩手扶著臉，用沉悶得令人窒息的聲音說：「是不能想像。」我也這麼覺得。我又想：「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寧可說地獄。」

他說完話，問我的感受如何。我說，我要先解決我個人的問題。可是他沒聽懂，他說：「這已經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了，而是我們的問題，整個世界的問題。」我對他說是沒錯，但是現在我要先回家去。他馬上對我說聲「對不起」。我們兩個站起身，但他看起來還很遲疑，好像還有什麼事如鯁在喉。他問，我們兩個是否可以先一起照張相，好為我們共同的報導做一個開始？我沒說話，他略為牽動嘴角微笑地說，身為記者，「總是會想到工作，而欠缺技巧」，如果我不想照相，那他也不「堅持」。然後他又坐下來，在膝蓋上打開他的筆記本，很快寫了一下，撕下那張紙，站起身把紙張交給我。他說那是他的名字跟編輯部地址，然後告辭說：「希望能夠很快見面。」我們握手的時候，我感覺他的手溫暖厚實，還有點汗濕。我也覺得我們之間的談話很輕鬆、愉快，我對他的印象也不錯，覺得他是好意。等他消失在人群之後，我就把那張紙條丢在路邊。

他很好奇我是怎麼跟包吾許認識的，我就把過程講給他聽。我還告訴他我第一天來到這裡的經驗以及想法，他覺得很有趣，還把我的話翻譯給皮耶卡聽，皮耶卡聽了大笑。他還告訴皮耶卡，我看到第一個匈牙利病人被抬走時有多害怕，也把皮耶卡的話翻譯給我聽。原來那個病人早在我來前幾天就快死了，我來的那天湊巧碰上他死了。我們還說了好多，可是他跟皮耶卡說到我的時候，每次都說「那個匈牙利人」，使我有點尷尬，好在皮耶卡沒有什麼特別反應。我注意到他進進出出，在外面待了很久。我本來並沒有多想，但是等他回來的時候，手上抱了麵包和罐頭，我很驚訝：我認為這些東西一定是包吾許送他的。其實我有點感情用事，感覺很不是滋味。他說他跟我一樣在沐浴間遇到包吾許。包吾許也問了他一些話，然後其他發生的事都跟我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兩人可以交談，包吾許發現他們來自同一城市，非常高興。

「你做了什麼事情？」他問我，也許他以為發生了很糟糕的事，我說沒有，「什麼也沒做，」真的什麼也沒做。他問，那我為什麼來這裡呢？我就說，跟其他同一種族的人一樣的理由。嗯，可是他又追問我——為什麼他們會「逮捕」我。我盡量簡單告訴他，那天早上，我上了巴士，到了海關，又去縣警隊。「那你爸媽……」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我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當然不知道。他非常驚訝，好像從來沒聽過這種事。我在想，這六年來他麻木到對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都不知道了。他馬上把我說的話告訴其他在旁的醫生，聽的醫生又轉告其他的醫生、護佐，以及其他看起來比較好一點的病人。最後大家都在看我，還搖搖頭。他們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表情，似乎是在同情我，使我有點難為情。我差點想告訴他們：別擔心，至少現在還不用同情我。可是我還是把話吞了下去，總歸是說不出口。這樣說吧，我沒辦法說出心裡的話，因為我看得出來，這種反應使他們自己感覺很欣慰愉快。後來又有一兩次，有人問我類似的事，我覺得他們好像藉此機會為內在感受找到出口，基於某種理由、某種需要，甚至當作某種證據——以證明他們基本上還擁有這樣的能力。每次他們問我之後，他們的臉色常使我嚇了一跳；我看到的都是陰暗的眉頭、緊皺的眼睛、緊閉的嘴唇，好像他們正在思索什麼事，眼光透露出他們的擔憂。我在想，他們可能在回憶他們為什麼來到此地的原因。

他們想知道什麼叫做一步、一步，我就解釋在奧許維茲發生的事。每一梯次火車——我不想強調每一次都一定如此，因為我的確不知道——至少在我們那一次，大概運送了三千人。我們假設有一千名男人，每個人檢查大約花去一兩秒鐘，大部分只有一秒鐘。第一個和最後一個人不算，反正沒有人去計算頭尾兩個，在中間的人，包括我在內，大概要等十到二十分鐘，才會到決定點——馬上送進瓦斯室，或是逃過一劫。在這段時間裡，整個隊伍不斷往前走，一直往前行，每個人只走一小步，有時步伐大一點，有時小一點，要看前面處理的速度。

我走回樓梯間時，停在一個熟悉的門前。按電鈴，一個胖胖結實的女人很快來應門。她先是企圖立刻把門給關上，態度跟先前的女人一樣；可是她後面眼鏡片一閃，黑暗中出現一個灰色的身影，那是福萊曼先生。他身邊又出現了一個紅頭大肚子，穿著拖鞋，頭頂如小孩般稀疏，嘴裡叼著一根抽完的雪茄菸頭，那是史坦先生。我離開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就是這個樣子，那模樣就跟我去海關的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樣。他們站在那裡，望著我，叫我的名字，老史坦先生過來抱住我。我戴著帽子，穿著條紋夾克，全身汗濕透。他們叫我進屋裡去，福萊曼太太跑進廚房，說去看看還有什麼「小東西可以吃」。然後他們倆問了我一連串問題：從哪裡來，怎麼來，什麼時候，怎麼搭車。接著換我問他們，才知道現在我們家住的是別的人，我說：「那我們呢？」他們答不出來，我就改問：「我爸呢？」他們更緊閉嘴唇。過了一會兒，有人舉起一隻手——我想那是史坦先生的手——好像一隻小心謹慎的老蝙蝠，慢慢飛過來停在我的手臂上。接下來說的話，我只聽到了一部分：「我們收到了令人悲哀的訊息，應該很確定，」因為那是「以前的同伴親自帶來的消息」，我爸爸「經過短暫的痛苦便過世了」，在一個「德國的集中營」，其實是在奧地利境內，一個叫做毛……什麼毛……。我說：「毛特毫森。」「毛特毫森！」他們先高聲叫出來，然後又低下聲：「對，沒錯。」

即使如此，我還是一本正經向他們解釋，一個人永遠無法重新開始新生活，只能繼續以往的生活。我的步伐是我自己走過的，別人都不能代替我走。難道他們希望我曾嚴肅走過的路，之前所有走過的步伐都一筆勾消？為什麼突然要我改變想法？為什麼要我抗拒？我不能接受。如果有命運，那麼就不可能有自由；若有自由——我繼續說，愈說愈熱烈激動——就沒有命運可言。我停下來，只為了吸口氣，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就是命運——我突然得到這個結論，我的頭腦從來沒有此時此刻這麼清明過。一時之間我還有點懊惱，可惜面前竟然是他們兩人，而不是更聰明、更高貴的對手。偏偏他們就在我面前——我此刻發覺——他們其實無所不在，告別父親的時候他們在場，他們也走了自己的路，什麼都預見到了，也跟父親道別了，就當那天就是他的葬禮。

除此之外，我們病房裡最近諸多雜事，混亂不安，有股憂心忡忡的情緒。有一次皮耶卡手裡拿著一捲紙，一床一床地問病人：「你能不能走路？」我說：「不行，我還不能走。」「行，行，」他說：「你能走。」然後把我的名字寫上去，他也寫了許多其他人的名字，連庫哈斯基也寫上去了。庫哈斯基雙腿腫脹，一回我在診療間看到他，他的腿被醫生到處切割成一個個大小傷口。還有一晚，我正在吃麵包，廣播傳來：「所有營裡的猶太人出來集合！」那聲音很恐怖，連我都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怎麼了？」皮耶卡滿臉狐疑地問，我指著廣播喇叭，他只是像平常一樣笑笑，用兩手做出手勢：躺回去，別急，急什麼？可是廣播還是繼續發聲，震撼搖動，一直不停在廣播：「營區衛隊」，就是叫那些手持短棍的高貴人士立刻去報到。之後似乎對他們的工作成效還不滿意，沒多久，廣播又叫營代表與營區衛隊總指揮到大門去，他們可是營裡最有權有勢的兩個了。「快跑步！」另一次廣播用了不少疑問句，而且不停地指責：「營代表！集合出發！營代表！猶太人跑到哪裡去了？」喇叭怒吼、研究、命令、咕噥、吵雜個不停，皮耶卡生氣地揮手，對廣播喇叭大聲說了一句「庫哇也夠馬區」。我決定不再理會廣播，躺下來休息，他知道怎麼做，不勞我操心。不過今晚若沒聽清楚，第二天還是逃不掉廣播的吼叫：「營代表！全體集合！」接著是馬達聲、狗叫聲、槍擊聲、棍子聲、跑步聲，後面是馬靴踢人聲。總之，一如所望，軍隊很快接管秩序，不擇手段使得一切終於平靜下來，頑強分子也得到應得的教訓。

如果有人問起，而且我還記得的話，我就會告訴他我的幸運。

我繼續坐著，我很久沒有這樣舒服地坐著了，坐在一個深紅色軟軟的絲綢大沙發上，福萊曼太太到客廳來，她做了一份奶油麵包，放在鑲著花紋的瓷盤上，上面鋪撒青椒粉跟薄薄的洋蔥圈，她說還記得我以前很喜歡吃這樣的麵包。我看到了便點頭說是。「在家裡，」兩位老先生說，日子「也不好過」。整體而言，我從他們的報告只得到一個雜亂無章的印象，我概念模糊，無法體會，也無法認清或了解實際狀況。我注意到他們不斷重複同樣的字，喋喋不休，把每件事的轉換、變化、過程都描述為「來了」；例如猶太星屋「來了」，十月十五日「來了」，猶太隔離區「來了」，多瑙河岸的事件「來了」，解放「來了」。好像這些事情很混亂，無法想像怎麼發生的，我感覺即使說出細節，對他們而言仍無法全盤了解。如今並不是分成秒、分、小時、日、星期、月，而是似乎突然全部一起發生。好像在某個下午的聚會團體中，狂風暴雨突然從天而降，來得太奇怪，大家完全無法預料——天知道為什麼——所以都跑出房子，沒有人知道怎麼辦。

我回去之後，告訴皮耶卡我遇到這個人，並描述他的外貌給皮耶卡聽，他馬上知道那個男的應該就是我們隔壁第七號大廳的護佐。他說出那人的名字，我只聽到他說「巴——武許」，也許他說的是「包吾許」，我不確定。睡在我上層的病人，我來的第一天下午就被皮耶卡背出去，很快又送來一個跟我年紀相仿的新病人。我後來聽說他是個波蘭少年，與我同樣基於種族原因住進來。他的名字好像是「庫——哈爾斯基」，或是「庫——哈斯基」，皮耶卡和齊比切克都這樣叫他，有時候還會跟他開玩笑，逗弄他，所以他常常很生氣。他一被激怒，就提高那已經變聲的嗓子，在我上層床激動地翻天覆地，以至於乾草就像下雨般從床木板縫隙間窸窸窣窣掉在我的臉上。我發覺，這一切看在病房裡其他波蘭人眼裡，不過是場鬧劇。我旁邊應該也住著匈牙利病人，有一次來了一個男孩，我起先無法判斷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雖然他能跟皮耶卡侃侃而談，但我訓練有素的耳朵聽來，他的話未必標準；當我對他說匈牙利話，他卻一聲不吭。他逐漸冒出的紅頭髮、滿是雀班的肉臉、精明的藍眼睛在我看起來都不怎麼順眼。他整理床鋪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手腕內側有一個藍色的標誌，那是奧許維茲的編號，數字達到上百萬之多。

談到此地的訪客，我也仔細觀察他們，設法了解他們為什麼來這裡。我特別注意到他們通常晚上才會來。我猜想布根華爾德大型集中營也和像采茲一樣，在各工作小組回來之後與晚點名中間，有一小段空檔時間。大部分訪客的縮寫字母都是「Ｐ」，不過也有Ｊ、Ｒ、Ｔ、Ｆ、Ｎ，甚至還有Ｎｏ，誰知道還有哪些字母。無論如何，因為他們的來訪，我才能夠獲知許多外界的事，得知不少新聞。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會對此地有更清楚的認識，了解這裡的生活條件，還有，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認識這裡的社hｅtｕｂooｋ.cｏm•coｍ交生活。待在布根華爾德較久的工作成員外觀算是很漂亮了，他們的臉豐盈有肉，活動起來筋骨蠻靈活，頭上可以留頭髮，條紋囚服只在平日工作的時候穿，皮耶卡就是這樣。每天晚上他分完我們的麵包配額（大麵包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有時有夾心，有時沒有），之後他就會穿上外出服，一件襯衫或是一件毛衣，外面——雖然他會故意在我們病患面前隱藏一下，但是從他的面部表情和動作都看得出來，他顯然很愉快——再穿上一件時髦的淺棕色外套。這件外套的唯一缺點就是背後被剪了一塊四方口，然後用囚服的布料補回去。此外，褲子兩邊縫線處有兩道長長洗不掉的紅油漆線條，胸前以及左褲腳還有紅色三角形，以及囚犯號碼。

我繼續觀察。時間逐漸過去，一天結束，又過了幾天，我慢慢了解此地狀況。一陣子之後，我以緩慢、保守、小心謹慎的態度，肯定一切雖不尋常，但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想像的。總而言之，這裡是集中營，什麼結果都稱不上奇怪。另一方面，也正是如此令我困擾，我覺得沒安全感。畢竟，如果理智思考，我無法找出正當理由來想像、辨認、了解這整件事，體認到我為何正好在此，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後來我發現這裡的病人都纏著繃帶，跟先前的屋舍不一樣，於是我大膽假設，那裡是內科，這裡——誰知道對不對——是外科病房。但我仍然不認為這是個充分的理由，或合理的解釋。想想看全部過程，他們費盡心思所做的所有的事——手忙腳亂、肩膀扛病人、各種處置考慮，把我放在小車上一路搬過來，搬到這個房間，放在這張床上。當然，我也設法為其他病人找出共通點，從他們身上看看我自己的處境。整體而言，我注意到這些病人都似乎是在集中營裡待得比較久的人，而且他們也不像什麼尊貴的重要人物。後來我又漸漸發覺，訪客都在晚上同一個時間出現，只待一分鐘，看看朋友聊一下，胸前都別著紅色三角形。我沒看到綠色或黑色的（不過我並不懷念這兩個顏色），也沒看到我有點懷念的——黃色胸章。簡單的說，他們與我不一樣，血統不同，語言不同，年紀不同。

醫生所做的第二個指示大概是：「他今天可以出院！」這話的意思是說，他認為這個病人已經痊癒，可以走了——回家去，意思是說，他可以回到集中營他所屬的營區，繼續做小組工作。第二天又會重複相同的事務，完全相同，秩序井然。皮耶卡和我們這群像是病房設施般的病人，都面無表情地嚴肅面對每日程序，扮演相同的角色，一日復一日，重複著一成不變的內容。好像這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了，醫生的職責原本就是一心一意幫助病人恢復健康，儘快治療完畢，讓病人能夠趕快順利回家去，這是最終、唯一的目標。事實上也是如此。

說說皮耶卡吧。晚上睡前他會說「多不拉諾」；早上起來時他會說「多不瑞拉諾」。房裡總是窗明几淨，地板用一塊綁在木棍上的濕抹布拖地。他每天雜務繁多，去搬分配的煤塊、把暖爐燒熱、分食物、把湯碗湯匙洗乾淨，必要時還得把病人搬來搬去，誰知道還有些什麼事。總之，這裡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做。即使他沉默寡言的時候多，臉上的微笑跟他願意幫忙的態度卻是一致的。一言以蔽之，他的職位應該不重要，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照顧病人，如同他手臂上寫的「護佐」；但他其實卻是這個房間裡最尊貴的人。

除了齊比切克之外，還有其他的朋友會來看皮耶卡。有時很快交談幾句，偶爾拿些東西給皮耶卡。雖然我從來沒看清楚那些是什麼東西，不過基本上我看得出來他們在做什麼，那很容易。有些人來探病時，動作匆忙謹慎，甚至有些神秘。他們會在床前坐一分鐘，也許會把用紙隨便包起來的東西放在被單上，態度謙遜，還會說道歉不周之類的話。還有——雖然我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就算聽到了也不懂——他們似乎都會問，現在治療的狀況如何，有哪些新的進展。也會報告外面的狀況如何如何；還會傳遞消息，誰和誰要向你問候一聲，想知道你的情況如何；會保證，向其他朋友的問候當然會帶到；然後突然發現——哇，時間不夠了。接著在他肩膀或手臂上拍拍說，別擔心，我們很快就會再來看你，之後迅速離去。總之，沒發生過其他的事，沒有什麼特別的。我覺得他們之所以會來，就只是為了說這幾句話，不為別的，就為了看看病人如何。雖然我並不真的知道理由，但他們來去匆匆，明確說明了，探病是不被允許的。這都要感謝皮耶卡的體貼，當然也只能利用很短的時間來探望。我早就有點懷疑，但還是觀察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敢說讓外人來探望病人，這個動作相當大膽，簡直有點任性妄為——至少我從那些很快就離去的人的臉上看到，他們表情很難解釋，有點因為可以瞞天過海，而有些得意的神色。

布根華爾德有些地方真的很奇怪。經過鐵絲網圍欄後，到達漂亮的綠色屋舍區，屋舍裡面——至少這間——走廊乾淨得怪異。走廊靠邊有許多白色的門，推開門後，看到的房間溫暖明亮，還有一張床，床上鋪著紅色毯子。我的身體落在鋪著飽滿乾草的床墊上，被子和床墊中間還有一層貨真價實的床單。脖子下面竟然有個凸起來的東西，感覺很舒服，原來是一個塞滿乾草的枕頭，上面還有白色枕頭套。護佐把包裹我的毯子摺疊好，放在腳邊，如果覺得室內溫度太低的話，就可以用上這塊毯子。然後他找來一張卡紙，一隻鉛筆，問我的名字。我說：「６４９２１。」他寫下來，但是又問了一次。我這才發現他是真的想知道我的「名字」，然後——我需要一點時間——想了老半天才想起來。我說了三四次，最後他才明白我說了什麼。之後他給我看那張有許多橫線、用來記錄發燒的紙張，上面寫著：「卡維．葛爾卡」，問我寫得對不對，我點頭稱是。然後他把卡片放在我桌上就走了。

此時屋內一片寂靜，旁邊傳來了一陣雜音；福萊曼太太把我的空盤子拿走了，拿出客廳就沒再進來。可是兩位老先生繼續問我，那跟整件事有什麼關係，我要說的到底是什麼。我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就「來了」，我們也是自己去的。只是現在看，好像某件事結束了，沒什麼變化可言，發生得那麼快，而且混亂得可怕，好像「來了」什麼事——我們事後看就是這樣的感受。當然，要是我們能事前知道這些，那我們就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時間怎麼過去。這樣就可以比較，譬如一個愚笨的吻所需的記憶程度，與在海關一個無事的一天，或在瓦斯室裡是一樣的，只是要看我們是從後面看或從前面看，而這兩種都是錯誤的觀察方式——這是我的看法。畢竟二十分鐘也可能是很長的時間，每一分鐘都是有開始，往前走，然後走完，直到下一個二十分鐘開始。我說，可是想想看：如果每分鐘都會發生新鮮事的話。事實上沒什麼新鮮事，當然——我還是得承認——還是有些事發生的，畢竟每一分鐘都有可能發生任何事情，發生正好該發生的事，在奧許維茲，或是，比如說，在家裡我們跟父親告別的時候。

最後我還要描述一個貴人，我是在沐浴間認識他的——我知道走廊最裡面左邊那間沐浴間，有可以自行開關的水龍頭。此地沒有供應暖氣、熱水，也沒有毛巾。那裡有個紅色可移動，沒有門的櫃子，裡面的盆子十分乾淨，應該有人勤於清洗。

我隨身只攜帶簡單行李：背上是一個狹長的淺藍麻布背包，這是美軍的軍用包，很不好用。裡面是我的兩床厚毯子、內衣，還有一件灰色、織工精細，在德軍儲藏室找到的毛衣，手腕及脖子上還有綠色線條裝飾，另外還有一些罐頭口糧等。身上穿的是美軍的綠軍褲，腳踩那種橡膠底、很牢固、附綁腿的真皮皮靴，還有皮帶與扣環。我的帽子與季節不合，又太重，形狀很奇怪，帽簷很高，帽頂是菱形；有人告訴我這是波蘭軍官的帽子。本來我還看中了一件不錯的德軍夾克，可是原來的舊夾克還可以穿，只需拿掉三角形和號碼，畢竟這件夾克是我選的，捨不得丢；何況穿這件不會引起誤會，現在正巧又是夏天，這件輕夾克還舒服點。

一路上，街道看起來比以前破舊，附近的房舍都有些破損，總覺得不太完整，沒窗戶，像破落戶，可是我還依稀辨識得出這裡，下車的地方我也記得。救助中心就在電影院對面，一幢灰色單調的公家建築物裡。裡面滿屋子人擠人，走道、廳堂人滿為患，或坐或站，高聲喧嘩，有的聊天打發時間，有的緊閉雙唇不發一語。很多人穿的是隨便拼裝的服裝，顯然是集中營裡隨便找來的衣物。還有的是軍人的制服、軍帽，也有人跟我一樣穿條紋外套，可是也有的穿得跟外面平民無異，白襯衫、打領帶，雙手放在背後，還跟旁人討論重要事務，面色嚴肅，就像是去奧許維茲之前的模樣。有的人追述集中營的生活，互相比較，有的人討論未來的可能，發放的救助金數量，還有的抱怨諸事繁瑣，指出不合理的特權、不公平的分配等，或發現不法之處。無論如何，有一點很清楚：這裡有得等了。我覺得很無聊，便把包袱放在肩膀上，轉回大廳，出了大門。出門看到對面的電影院，我想起，如果往右邊走，經過一兩棟大樓——如果記憶力還管用——就會看到尼非雷街。

然後人就這樣走了，一句話也沒說，現在我又可以運用我自己的理智來判斷這一切了；這件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抹滅，是實實在在的一件事。後來我又逐漸了解更多，譬如說，這個地方是木屋的前方，而不是後方，我從對面那扇門可以看出那邊的房間寬敞且光線明亮，前面有一扇門通往外面，裡面有佩戴獎章的人、寫字員、醫生坐的地方，最明顯的地方還有一張桌子，上面鋪著白色桌布。待在後面木板床上的人，大部分已經染了傷寒，動也不動，如果還沒感染到，不久後一定也會得到。早期的徵兆就是拉肚子，浴室工作人員就是問我這句話。照說如果我正確回答他們的話，我應該被放在後面那邊去。我一直把此地跟采茲的飲食相比：咖啡和湯早上就會送來，麵包大約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是四分之一就會有夾心加料。我對每天的時間不太清楚，只能根據一些跡象來判斷——咖啡送來就是早上，醫生巡房之後就是晚上睡覺時間。第一天晚上我就認識了醫生，我注意到床前站著一個男的，個子不高，但是雙頰豐|滿，甚至有點胖，尖挺高翹的八字鬍——令我特別驚訝的是，從來沒看過集中營裡有人這樣打扮——下巴留著短小、梳理非常細尖且整齊美觀的灰白鬍子。他的頭上戴著一頂寬鬆的高級帽子，深色絨褲，不過身上穿的也是囚犯外套——質地精緻——手臂上戴著布環，寫著紅色的「Ｆ」。他仔細看看我，就像看每一個新來的病人一樣，也對我說了些話。我用唯一會的法語對他說了一句話：「先生，您好。」「好，好。」他也用法語回答，說：「吃糖，吃糖。」然後拿出一塊糖，放在我鼻子前面的被子上，那是一塊如假包換的方糖，我以前在家裡看過。然後他繼續往前走，兩邊都看看，每邊都是三層床，他從口袋裡拿出一顆方糖給每一個青少年。有些人他只是發糖，有的人他停留比較久，有的還可以跟他說幾句話。他會伸出手來摸他們的臉，搔搔脖子，跟他們聊一下，好像逗弄家裡養的金絲雀似的。我注意到有幾個人他特別喜歡，尤其是會說法語的人，可以得到第二顆糖。我此刻終於了解家裡大人說的話，教育很有用，尤其是外語，非常管用。

我又聽到旁邊有聲音，這次是另外一個病人，朝窗戶那邊，從我這邊算起第三個。他是個又瘦又白的年輕人，頭上有頭髮，甚至是濃密捲曲的金髮。他重複同樣的字眼兩三次，好像在嘆氣，氣拉得很長，應該是某個人的名字，大概是叫：「皮耶卡！……皮耶卡！……」之後，那個護佐也用一個長長的聲音，我覺得是個友善的聲音，回答說：「哦？」然後那人又說了一些比較長的話，皮耶卡我想我聽懂了，那個護佐叫做皮耶卡——走向他的床邊，對他說了半天的話，好像勸告他，叫他更有耐心點，叫他堅持下去的樣子。然後護佐用一隻手扶他的背，好幫他稍微坐起來一點，幫他把枕頭拍拍好，整理一下毛毯，每個動作都很友善、誠心、溫柔——這跟我先前的假設完全不符合。那人躺下來之後的表情，我感覺很安心，他的聲音微弱，像是死亡前的嘆息，但我還是可以約略聽見他說：「謝謝你……」沒多久，我剛才所有的憂慮都被接下來的聲響拋到九霄雲外，外面走廊由遠而近傳來愈來愈清楚的碰撞聲。我整個人為之激動起來，滋生充滿難以克制的期望，最後我自己跟這期望合而為一，無法分辨。外面傳來一陣吵雜人聲，木屐板咄咄的聲音，然後是不耐煩的高喊：「第六間！來拿湯！」護佐迎出去，跟另一個人把某個很重的東西拖進來，我從門縫只能看到一隻手臂，還沒想清楚，房裡已經充滿了湯的香味；雖然今天的湯只是乾燥蔬菜湯，有名的集中營湯，但至少，我剛才都誤會了。

我在某個城市下車，發覺那裡除了捷克語之外，還聽得到許多匈牙利語，我們到火車站等半夜的接駁車時，來了一大堆婦女、老人、男人，各式各樣的人圍著我們。他們想知道我們是不是從集中營裡出來的，問我們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家人，叫什麼什麼的名字，當然我也被問到。我告訴他們，所有人在集中營裡都沒有名字。然後他們就費盡心力描述家人的外貌、臉、皮膚顏色、身體特徵。我也設法告訴他們，這樣子問和圖書也是徒勞的，因為進了集中營之後，每個人的外貌都有很大的改變。之後他們就慢慢地離開了，只有一個穿著夏天襯衫長褲的男士沒走，他把兩隻大拇指勾在吊帶褲的兩邊，其他指頭上下晃動敲打著。我覺得有點可笑，他很好奇地想知道我看過瓦斯室沒有。我說：「要是看過，那我們現在就見不到面了。」「哦，」他問，那到底有沒有瓦斯室？我說當然有，什麼都有，也包括瓦斯室，這要看集中營裡採取的是什麼方式，在奧許維茲就有瓦斯室。而我——我說——是從布根華爾德來的。「哪裡？」他問，我又說了一次：「布根華爾德。」「哦，布根華爾德。」他點點頭，我說：「對。」然後他說：「等一下，」他的表情相當嚴肅，好像小學校長。「這位先生，」他措詞謹慎，多禮的稱呼使我很感動，「您聽過瓦斯室。」我說：「當然了。」「可是，」他用一種僵硬的表情，好像設法尋求事件的真相，「您並沒有親眼看過。」我必須承認：「沒有。」他說：「嗯。」他來回踱步，身體僵硬，看起來似乎感到滿意的樣子。過了沒多久，聽到有人說：「走，火車來了。」真高興我找到一個好位子坐在火車木板腳踏階梯上。直到清晨我才醒過來，恢復了抖擻的精神。後來我發覺四周已經出現匈牙利文字，都看得懂了。眼前水面波光粼粼，有人指著說，這就是多瑙河。清晨光影耀眼，有人說，匈牙利到了。過了一會兒，火車駛進一座屋頂宏偉的車站，到處都是破窗戶，旁邊有人說這是西火車站，我仔細觀察一陣，確實認出這個火車站了。

那張空床很快又來了一個病患，也是個青少年。後來皮耶卡經過我的床前，我很小聲地對他說：「謝謝你，皮耶卡。」他問我：「怎麼啦？」我結巴地說：「剛才……」他做出一個完全不解的訝異表情，搖頭沒說話。我得說這回是我自己不對，有些事自己設法在心裡擺平就好了。每件事畢竟也是按照某種正確的方向進行著，至少我的看法如此。譬如我比那個青少年早來，他的身體比我強壯，出院到外界去比我容易撐下去。況且，別人不幸終究還是比我自己遭到不幸要好吧——我左思右想，上下推敲，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別太誇張了，重點是，我人在這裡，什麼觀點我都可以同意，只要可以繼續活下去。我望著溫和黃昏裡的廣場，這曾經歷狂風暴雨又孕育著無數希望的街道，我感覺內心的意願緩緩成形——我願意繼續我這個幾乎無以為繼的生命。我的母親正引頸企盼著我返家。可憐的母親，她看到我應該會很欣慰。我還記得以前她曾說要我當工程師、醫生或類似的職業，也許她的願望會有實現的一天。能夠繼續自然地活下去，不是什麼荒謬的事。我現在就知道，我面前這一路上，幸運之神正悄悄等著，絕對錯失不掉。甚至在那兒，煙囪冒出陣陣濃煙的空檔中間，也會出現很像是幸福的那種感覺。每個人開口都問我「可怕」的事、「恐怖」的事，可是這個經驗反而最令我質疑。下次，如果還有人問起，我就要告訴他們我在集中營裡會感受到的幸運。

接下來簡直讓我想破了頭——這裡是做什麼的？這個房間，這塊開玩笑的毛毯，這張床，這裡的靜。有一兩件事會突然跳進腦海裡，我回想一下，下點結論，憑著腦中的知識去猜測答案。也許——我們在奧許維茲就曾聽說過，有的病人每天喝牛奶吃牛油，以便——例如——從身體裡一塊一塊拿出內臟，從事科學研究。當然，我得承認，這純粹是猜測，是各種可能性的其中一種；何況我並沒有看到牛奶或牛油。事實上還相反，我剛想起來，這個時候早該喝湯了，可是卻什麼跡象也沒有，沒半點聲響，沒聞到香味。所以我又想到了——雖然令人很難相信——但是誰能夠判斷什麼是可能，什麼又是值得相信的。誰知道集中營裡許多稀奇古怪的點子、各式發明、遊戲、玩笑、嚴肅的規定，還不都是輕而易舉從幻想變成現實。即使將一輩子所有的知識都用上，誰又有本事判斷？例如他們可能——我一直在想——把病人先搬到這樣的房間裡，放到這樣的床上，蓋上被子，費力關心照顧，極為細心，但就是不供應吃的。可能為了就近觀察一個人是如何餓死的，畢竟了解一個人怎麼餓死也可能很有趣，若從更高層的意義來探討，也許很有用，為什麼不呢。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愈想愈覺得有可能，夢魘揮之不去。

隨著時間過去，我體驗到奇蹟的發生似乎不足為奇。我的身體逐漸康復，我已經可以自己走到醫生的診療間去，罩著毯子，光著腳走。凜冽的寒風充滿各種奇怪又熟悉的氣味，但這次我發現了新的氣息——這是春天初臨的新鮮氣味——原來時間並未停頓。我在返回病房的路途上，不經意瞄見某間屋舍正推出一輛大輪胎拖車，應該是卡車的拖車，幾個囚犯正在往前推拉，上面載滿枯黃又冰凍的橫七豎八往外伸出的四肢。我倒吸一口冷氣，不由自主地拉緊了身上的毯子，趕緊衝回我溫暖的病房，乖乖把腳拍乾淨，快速躲進毯子裡，賴在床上動也不動。驚魂甫定，我才跟隔壁的鄰居聊了一下。不久他就「出院回家」去了，然後又來了一個年紀較大的波蘭人。我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聽著廣播傳來的命令聲。

然後他伸直身體看看錶，換了一個表情對我說，他是個記者，而且「在一家立場自由的報社工作」。這時我才發覺，剛剛他說的話，隱隱約約有著威利叔叔的影子。不過他們兩人還是有所不同，大概是在可信度上面，就像拉尤斯大舅與拉比神父兩人的言行與頑固思想程度相比，還是有差異。我這麼沉思的時候，突然想起大家可能很快就可以見面了，所以那記者說什麼我只聽了一半。他說，他要描述我們之間的相識是個「幸運的巧合」，他建議我們應該共同來寫一篇「系列報導」，由他執筆，當然根據我的報告，這樣我也可以賺一點錢，這應該對展開「新生活」會有一點幫助。雖然他的工作單位是個新報社——他臉上露出抱歉的微笑——目前「經濟情況還不是很穩定」，無法付出很多酬勞。但他說這不是重點，主要是「治癒還在流血的傷口，處罰有罪的人」。尤其是要「震撼輿論」，掃除「漠不關心」，甚至是「懷疑」的大眾心態。他說陳腔濫調沒有用，重點是要找出原因，發掘真相，這同時意味著大家將被迫面對「痛苦的考驗」。他從我的話中體會到「很多真實性」，這些都是時代的象徵——如果我沒聽錯——時代烙印下來「悲哀的註記」，意味著「在各種令人疲憊的真相狂流中，一個新的個人的聲音」。

後來他們互相爭執我該搭郊區電車或搭普通電車去賽帕爾……。我說到這裡，不但史坦先生，連福萊曼先生也跳起來，雖然他是想制止對方，但是徒勞。「什麼？」史坦先生滿臉通紅，搥胸頓足：「最後錯的竟然是我們，我們才是受害人啊！」我設法跟他解釋，這不是誰的錯，看清楚就很簡單，用理智思考就知道一切合情合理。他們應該可以了解，沒有人，沒有人可以從我這裡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問題並不在於我是勝利者或是失敗者，也不是探討緣由或結果，探究誰對誰錯。他們應該了解，我甚至想懇求他們弄清楚，不能因為我是無辜的，就叫我把這些愚笨至極的苦楚全部往肚子裡吞下去。但是我當然明白，他們根本不想弄清楚。最後我只好拿起我的背包、帽子，起身告辭，嘴裡仍胡言亂語，做了許多言猶未盡的動作手勢，臨去空中還飄散著我的話。

後來我又聽到一些關於這個醫生的事。皮耶卡有時把我扛在肩膀上送去治療，如果裡面很多人進進出出，就先把我放在旁邊一個小板凳上。我等著醫生有心情的時候呼喚我過去，他有時會連喊四聲：「來來來來！」應該是好意，但他卻用一種讓人不怎麼舒服的方式抓住我的耳朵，一下子把我拉到手術台上。有一次我去的時候門庭若市，護佐把病人帶進帶出，急診病患不停地送進來。診療室中還有其他的醫生跟護佐，一個位階較低的醫生過來處理我的傷口，我們就在離治療室的手術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我就這樣認識了其中一個小個子、灰白頭髮、鷹勾鼻的醫生，我們甚至還建立了一點友誼。他身上也戴著沒有記號的紅色三角形，上面還有個也屬少見的四位數字號碼。他提到（皮耶卡後來也證實了他的話），大醫生在這個集中營已經工作了十二年了。「十二年，」他小聲地說，點點頭，臉上的表情很特別，好像很崇敬大醫生，我想他認為大醫生的資歷簡直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我問他：「那您呢？」「我嗎？」他說，臉上的表情一變，「只有六年。」他擺擺手，好像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問了我的年齡，還有我為什麼會來這裡，畢竟這裡離家這麼遠，我們就這樣彼此交換意見。

還有一位醫生，就是主治大夫，訪視病人的時間固定在每天早上同一個時候。房間剛收拾完畢，喝完咖啡，餐盤也消失在一張床單布幔後面，皮耶卡會把餐盤先收進去。此時走廊就會傳來熟悉的腳步聲，接下來，一個強有力的手會把門突然完全打開，同時聽到一聲招呼，應該是「早安」，但是只聽見喉嚨裡發出長長的一聲「早」，接著醫生進門。房裡不會有人回答他的問候——誰知道為什麼——顯然回答不恰當，他也不會等人回話，最多只有皮耶卡拿下帽子，面露微笑，以尊敬的神色歡迎醫生。可是，我經過長期的觀察發現，皮耶卡並不是用那種對高地位的尊貴者採取的謙卑模樣，而是純粹出於他個人自由意願尊敬他的態度。接著醫生拿起皮耶卡準備好的病歷，嚴肅地研究內容。我的意思是說，那些紀錄真的像是醫院裡的病歷，醫生也很自然的研究病人的狀況，好像世界上沒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了。接著醫生轉向皮耶卡，指出一兩點（其實總是只有兩點注意事項）。「卡維……卡維．葛爾卡！」他唸得出我的名字，但是我覺得不論是回答，或給個答案，或告訴他我還活著，都像是回答他問候早安一樣不恰當。「他今天可以出去！」——我後來發現——如果病人狀況可以的話，醫生就會指示病人今天上午，無論自己站起來，或是扛在皮耶卡的肩膀上，總之，就是去看醫生。從我們走廊出去大約要走十到十五分鐘，到檢查室讓醫生用手術刀、剪刀、紙繃帶處理傷口（他不像采茲的醫生還問我的意見，他會直接用那奇怪的剪刀在我的屁股上剪開兩道新開口，即使我發出高分貝叫聲，他也好像沒聽見一樣——之後他會用手擠壓我的傷口，用紗布塞在裡面。最後，很節省的在上面塗抹藥膏，從他俐落的手法看來，他是個專家）。

之後發生了令我非常驚訝的事，起先我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事，可是我應該不會弄錯。我們身處的木板屋非常好，光線很明亮。左邊有兩排木板床，床上竟然有一層紅色、粉紅色、藍色、綠色跟紫色的毛毯，上面還有另一層也是同料毛毯，中間露出許多小孩禿頭，有大有小，大部分都是跟我同樣年紀的青少年。我還沒有回過神來，已經被放到地上，對方還扶著我，使我不會翻倒。他們拿開我身上的被子，膝蓋跟臀部很快用紙包紮好，迅速幫我套上襯衫，把我放進第二層床的毛毯裡。兩邊的青少年趕緊讓出一點空間給我。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能了解，我現在要開始的生活，要面對的生活，必須是繼續之前的經歷的。而他們現在卻告訴我這是一個錯誤，一件意外，一件不尋常的事，或說要把這些事當作從來沒發生過。我看得很清楚，他們並不真的了解我所說的話，我的話使他們有點不安，而且有些話還使他們神經緊張。我注意到史坦先生企圖插嘴打斷我的話，還差點跳起來，我看到另一個老先生用手阻撓他，我聽見他說：「讓他說吧，你看不出來他只是需要說話嗎？讓他說吧。」我就這樣一直說下去，也許真的一點用也沒有，而且還有點語無倫次。

在此地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我已經度過了好幾天，到後來也不能再遮掩了。我很快就知道，如果有需要，要叫一個比我們年紀稍大的青少年來幫忙。他會拿一個扁扁的容器，長長的口，塞到被子下面。然後還要叫他一次：「拜託！好了！拜託！」然後他會來拿走。沒有人能剝奪人們每天至少一兩次這種需求，但是我每天要求他來三次，有時候四次。我發現他很不高興，這我能體會，不能怪他，一點也不能怪他。有一次他甚至把容器拿給醫生看，嘴裡不知說了什麼，一面辯稱還一直指著容器，醫生甚至望著容器開始考慮，雖然他的頭跟手都已經表示不同意。當天晚上我還是得到我的那顆糖，所以一切應該沒什麼問題——我仍然可以留在毛毯和溫暖的身體堆裡，不會有事。至少今天會安然度過。

我仔細觀察左鄰的病人，他距離我大約一公尺遠，年紀有點大，頭有點禿，臉上還有線條，甚至還保留一點以前的肉。可是我覺得他的耳朵有點怪，很像假花上配的葉子，鼻尖和眼睛附近顏色黃黃的，這我以前倒是常見。他躺在床上，毯子在胸前起伏，似乎睡著了。我試著輕聲呼喚他：你聽得懂匈牙利語嗎？沒反應。他不是沒聽懂，就是聽不見。我轉個身，又開始思考別的事，可是背後突然有個細微的聲音，說：「嗯。」是那個人沒錯，雖然他的眼睛還閉著，身體也沒有動。我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連要問他什麼都忘記了。想了一下，我問他：「你從哪裡來？」他等了很久才回答說：「布達佩斯……」我又問：「什麼時候來的？」過了一會兒，他說：「十一月……」最後我問他：「這裡有沒有東西吃？」這次等了很久，他似乎需要很久的時間才能回答問題，他說：「沒有……」我還想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