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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在小農的廢墟上繁榮起來的農莊並行的是私人錢莊，由於義大利商人與猶太人在各行省與保護國互相競爭，錢莊大興。然而為了說明那時所有的資本如何都流向羅馬，只用一個例子即足：當時在羅馬的錢幣市場上，利息定規是六分——而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對於奢侈行為，他甚至訂下詳細的法規，例如禁止華貴的墓碑；紫袍與真珠只限於某些時間、年齡與階級可用，而成年人則完全禁止；宴席花費訂下最高價格；有些奢侈的菜餚則完全禁用。這些規定的本身並非新創，但其新穎之處在於這「道德的宗主」嚴肅的要堅持付諸實行，派監察員監督市場，命令有地位的人宴席接受檢查，而禁止的菜餚則予以充公。當然這樣溫和的警察行動只能使奢侈退入地下，但若偽善算是罪惡對美德的一種故意，這表面的樸實也總算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改善了。

我們已來到羅馬共和國末期。在五百年的義大利統治和數世紀的地中海統治中，我們業已看到它在政治與道德，宗教與文學上的毀壞，而這並非由於外在的暴力，而是由於內在的腐敗；由於這毀壞，為凱撒的新君主體制提供了機遇。凱撒發現，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遺傳的貴族，有無窮的榮華，但精神性卻很少，風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對於生命與生活的真誠歡悅。那真是一個陳舊的世界了，即使凱撒那般得天獨厚的愛國心都無法使它同春。黎明必待黑暗過去始得回返。但凱撒至少在酷熱的正午後，帶給疲睏的地中海人一個尚可忍受的黃昏。而當最後新的黎明終於到來，新的、自由的國家與民族開始向更新、更高的目標競驅時，其中有不少是由凱撒所播的種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與獨立性當歸功於凱撒。

在選擇新的農民時，自然先為老兵們預留名額。如此，由徵兵而對國家造成的負擔反而變成儘可能有益於國家的措施了，因為凱撒徵的兵來自無產階級，現在則使他們成為農民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荒蕪的社團，如維依和凱平納，似乎優先派遣新殖民）。凱撒規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二十年之內不得讓渡其所有權；這是一個恰當的中庸辦法，因為如果給予他們完全的買賣權，則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會回到大資本家之手，而如像臺公留・葛拉和蘇拉那樣，規定永遠不可出售，則終亦形同空文。

在這種從富有到傾家蕩產的快速轉變中，在這種一貫性的揮霍中，獲利最多的當然是那冷靜的放債者，他們懂得何時該放，何時該拒絕。如此，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係幾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紀社會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名義上的所有人真正的掌握了債務人的土地。債務人對債權人有兩種可能的態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從，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債主的顏色而發言與表決；另一種則為財產而宣戰，以此威脅債權人，用陰謀或內戰來剷除他們。辛納的叛變是由此而起，凱特林、科利阿斯與杜拉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這跟一個世紀之前希臘世界中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戰爭十分相似。在這樣腐敗的經濟狀態下，每一個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機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亂，乃是意料中事。在內戰中常會發生的現象，我們更幾乎不用提了，例如資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貶值，無以數計的破產和普遍的債務無力償還現象。這些，是和在社會戰爭及密斯拉達斯戰爭中一樣必然出現的。

後面這個條款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如果債權人在「事實上」被視為那財產的所有者，而這財產又與他放的債相等，則他必然也要因普遍的貶值而遭同樣的損失。但取消利息或以利息抵本金，則等於是讓債權人不但損失利息，而且還因貶值而損失百分之二十五的本金，這是片面的取消債權人的權利。高利貸者的行為無論何等惡劣，這樣做仍有失允當。

可以確信，在利息的問題上，凱撒跟他那一派的人抱著同樣的看法。在他有限債務的記事中，只提債務人以其財產抵債之事，關於取消利息，則保持緘默，或可視之為一種默然自責。但他也像任何的黨派領袖一樣，不可能直接拒斥他那一派傳統的原則——尤其是他在決定這個問題的時候，是還未出發前往艾庇拉斯之前，而非在法薩拉靳大勝之後。對合法秩序與財產的破壞，可以說只是得到他同意而已，並非由他創始，但取消一切債權，則斷然遭他拒絕。結果是債務人比債權人尤為憤怒，蓋利阿斯和杜拉貝拉因之掀起不自量力的叛亂，迅遭壓服；這件事倒該說是凱撒信譽的證明。

商業交易則為其本身自行提供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補救。羅馬人與非羅馬人長久以來的靈活交易已在羅馬城發展出一套國際性的私法，特別與商業有關。羅馬城的法官以此為判事的根據；當一個案子既不能依據他們自己民族法規也不能依照其它的民族法規來決定時，他們便不得不訴諸一切交易默契的共同是非觀。較新的法律便是以此為基礎，在羅馬城的公民相互之間的交易上，舊有而實際上無用的城市法已在「事實上」被新法所取代；此新法，在本質上是把十二銅表法上的民族法與國際性的法規相妥協、調和而成。在婚姻法、家庭法與遺產法上，基本上循前者（當然也做了合乎時代的修改）；在財產，所有權與契約方面，則以國際性的法規為標準。

至於農莊的經營，在前已述及的伽圖制度和由瓦羅所告知我們的制度之間，實已沒有實質分別——除非是羅馬城更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羅說，「農莊上的穀倉」大於地主住宅；現在，相反的情形則經常可見。在往日拉丁與義大利農民耕種的塔拉辛納與拜艾岸邊的突斯卡勒與泰布爾，現在興起了羅馬貴族的輝煌別墅，有些竟至大如一座城鎮，別墅內有連綿的花園、溝渠、淡水與鹹水池塘，以養殖河魚與海魚；有蝸牛與鼻涕蟲養殖場，兔子、鹿與野豬的獵場，以及有鶴與孔雀在內的禽類。

然而有一個方面，是必須立即辦理的。帝國立即需要一個機構，可以一目瞭然的在政府面前攤開各個社團的人口與財產數——換句話說，就是要改良的人口與財產調查。首先，義大利的調查工作需要改革。依照凱撒的命令，在羅馬社團中進行調查的時候，要由每個社團的最高權威註明每個公民的姓名，其父或其解放者，其地區，年齡和財產。這個統計表要儘早交到羅馬監察官手上。使他得以適時製成羅馬公民與財產的總表。

跟這個時代的腐敗爭芳鬥妍的是婦女的解放。經濟上，婦女們早已取得獨立了。在這段時期，甚至有不少律師專為婦女效力，為富孀處理產業及訴訟事件，以他們的商業及法律知識來取得婦女的信任，因而財源滾滾。

在這種情況下，拉丁族的人口在義大利急劇降低，而其行省則一部分佈滿寄生蟲式的移民，一部分荒無人煙。義大利人口大量湧向國外。為了維持義大利的行政和保衛整個地中海世界，半島的人力資源本來就已不敷應用了，尤其因為送往海外的份子往往有去無返。羅馬越是走向種族複雜的帝國，身為統治者的貴族階級便越不把義大利當做家鄉。另一方面，軍人之中有相當多的部分死於連綿的戰爭，尤其是血腥的內戰，另有一部分則由於長年戎馬，已與本國遠隔，有的甚至長達二三十年。同樣，一部分地主及幾乎全部的商人，終生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國外。商人的巡迴旅行更使他們跟祖國與家庭生活生疏。

然而，女人並不以本有的領域為滿足。她們還扮演政客，出席黨派會議，用她們的金錢與詭計參與當時的傾軋。在西比奧和伽圖的政治舞臺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們的身邊會有一個小白臉——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聲音，輕搖緩步，戴著頭飾與頸巾，穿著花邊長袍，女人的便鞋，扮做妓|女——你不汗毛豎立才怪。

犬馬大行其道，一匹為了顯示給人家看的馬購價兩萬四千塞斯特是稀鬆平常之事。有錢人也醉心於精美的傢俱，例如非洲柏樹做的桌子可以價值百萬塞斯特；醉心於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紗（演說家賀坦西阿斯為了他的一個同事有一次在群眾中揉皺了他的衣服而跟他興訟，要他賠償損失）；醉心於寶石與珍珠——這些東西於此時期首次取代了那更優美更藝術的金飾。當龐培戰勝密斯拉達斯時，勝利者的肖像全用珍珠鑲拼，而餐廳裡的沙發與架子則鑲銀，甚至廚器都用銀造；而這些，那時已算落伍了。

其實，誰都知道這些觀念並不是新的。義大利向各行省移民，數世紀來就在實施（儘管移民者本身並沒有意識到），以便為廣闊的義大利鋪路。第一個有系統的引導義大利人在義大利半島之外定居的人便是蓋阿斯・葛拉丘——羅馬民主君主制（民主專制）的創始者，阿爾卑斯山北的征服之構劃者，迦太基與納波殖民地之建立者。第二個羅馬民主政治天才昆塔斯・塞託利阿斯則開始引導西方蠻人接受拉丁文明，教導高階層的西班牙青年穿羅馬服裝，敦促他們說拉丁語，在他於歐斯卡所立的訓練機關取得較高的義大利文化。當凱撒建立政府之際，各行省與保護國已都有數目相當多的義大利人，只是並不很穩定與集中。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除西班牙的正式義大利城和南高盧之外，塞託利阿斯與龐培在西班牙曾召集過多少軍團，凱撒在高盧，朱巴在紐米底亞，立憲派在非洲，馬其頓、希臘、小亞細亞與克里特又曾召集過多少；拉丁的七絃琴（當然是音質尚差的）早在塞託利亞戰爭時，就如何在考都巴鎮的詩人們手上歌頌著羅馬將軍；而在凱撒死後出版的希臘詩譯作——由最早的非義大利著名詩人，阿爾卑斯山北高盧的奧狄之普布利阿斯・特倫西阿斯・瓦羅譯成——又如何優美，由這些就可知義大利人在各省的人數之多與義大利文化之盛了。

旅行的奢侈也不乏其例。西塞羅在提到西西里總督時寫道：「總督旅行當然不是在冬季，而是在初春——不是曆書上的春天，而是玫瑰初放的季節——他按照比西尼亞王的習慣，坐在八抬大轎裡，坐墊是馬爾提斯的薄紗包著的玫瑰葉，頭上一個花圈，頸上一個花圈，鼻側放一個網眼細麻布的小袋子，裡面裝以玫瑰；甚至連臥室，他都是這樣被人抬著去。」

對於各行省，凱撒也有同類的構想，這可以從他下令全帝國度量衡的規劃與普遍調查證之，也可以由事情的安排之性質看出，因為它為中央治理所需的資料提供了普遍性的工具。在這方面，凱撒也顯然想要恢復共和國在早些時期的辦法，使全帝國都實行他在義大利所實行的調查。這種調查是呆滯的貴族階級最早任其廢止的制度之一，因而使得最高統治當局對舉國的人力物力沒有明確概念，因而也就無法做任何有效控制。種種跡象都顯示凱撒毫無問題的準備恢復荒廢了數世紀之久的總調查。

至於刑法，由於是政府直接干涉的，又由於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所以得到全帝國所需的統一性並不困難。民法方面，最早的產生是在商業往來上，而立法只是一個具文，因此聯合帝國所需用的規章早已由商業交易的本身發展出來。羅馬城市法確實仍舊以十二銅法表中所包含的拉丁民族法為基礎。後來的法律在細節上無疑有種種改良，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廢止以前起訴的複雜手續，而代之以首席法官對某一陪審員的一紙指令。但主要說來，民法仍只是在十二銅表法這可敬的基礎上久來所累積的一大堆特別法的渾沌，惟一可與之相比的是英格蘭的成文法。由於想給它們一個合乎科學的形式與系統，這份努力無疑使那古老的民法勉強可行。但以四百年前的一部城市法，再加上亂七八糟的附文，作為大帝國的法律，其基本的缺陷乃是無可彌補的。

這個形態的典型是提塔所・龐波尼阿斯・阿提卡斯，此人是這個時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個人。他因在義大利和艾庇拉斷的農莊經營，在義大利、希臘、馬其頓和小亞細亞的金幣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絕加入公職，拒絕與國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貪婪小氣，也避免那個時期流行的沉重浪費（例如，他的餐費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他自由自在地享受著鄉間與城市的兩種生活的美好，跟羅馬與希臘的上流社會交往，並享盡種種文學和*圖*書與藝術的樂趣。

在保護國，其橫徵暴斂方式略有不同，但負擔卻惟有更重，因為除卻羅馬的徵收以外，還有當地的統治者們。在卡帕西亞和埃及，農夫破產，國王也破產，前者因不能滿足稅務員，後者因不能滿足羅馬這個債主；還有那些總督的「朋友們」，這些人個個都以為跟總督關係不同，因此回到義大利時個個都已搖身一變。

人數更多、地位更鞏固的是老式的義大利地主。當時的文學為我們留下一個這樣的農村貴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西塔斯・羅斯西阿斯，公元前八十一年於剝奪公權時被殺。他的財富計約六十萬塞斯特，主要投資於十三片農莊；他親自有計劃的、熱心的治理；他極少去羅馬，甚至可能一次都未曾去過，而當他去的時候，跟元老院那些講講究究的貴人們比起來，他那拙笨的樣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隸們跟城中有模有樣的家奴們比起來相似。這些鄉村貴人和他們的鄉居家室，嚴謹地守著他們的祖先的規律，也沿用祖先純粹而高貴的語言，這是城中的貴人與商人瞠乎其後的。

果樹種植的競爭十分嚴重，以致優美的別墅的大理石果廊常常變做了餐廳，用錢購得的水果往往充做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這段時期，小亞細亞的櫻桃與其它異域水果開始在義大利培植。拉提阿姆和坎班尼亞的蔬菜，玫瑰與紫羅蘭產量豐富，撒克拉大道邊的「少爺市場」供應的水果、蜂蜜與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他對計劃的執行之迅速與準確，證明這些計劃即使連細節都早已經過深思熟慮，而執行上的令人驚歎正不亞於計劃的本身。新國家的大綱是為未來而設計的，讓無盡的來日去完成其建構。在這種意義上，凱撒可以說他的目的已經達到，而有時他說他已經「活得夠了」，其意義或許在此。但正由於這建築是無盡的，因此當他活著的時候他便不息地一塊石頭加一塊石頭，永遠都忙著，用著同樣的巧妙，同樣的活力，從不推翻已經做的，從不拖延，就似乎他沒有明日，只有今天。這樣，他工作，創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工作者與創造者的身份，在將近兩千年後的今天，他仍舊活在許多國家民族的記憶中，是為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統領凱撒。

規劃金錢與農業的關係，凱撒的措施則更具重大的意義，也更有光明的遠景。在這方面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關於金錢的短缺與債務危機的。由於資本過度集中，產生了一條法令，規定每人手上的金銀不得超過六萬塞斯特。這個法令可能只是為了緩和公眾對高利貸者的盲目懷恨。這個法令在公佈時加以說明，謂此法只不過是以前的一條法令的加強，這表示凱撒可能恥於此法，而其實行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這些腐敗濫權的掃除仍並非凱撒省政改革的主要目標。在羅馬共和國時期，依照貴族派與民主派人士的看法，行省只不過是羅馬人民的農莊（事實也以此稱之）。但現在這種看法過去了。作為羅馬人農莊的行省要逐漸消失了，以便為新生的希臘——義大利國準備一個更新的、更寬敞的家，整個的組成部分沒有任何一部分是為其他部分而存在，而是每一部分均為所有的部分存在，所有的部分也都為每一部分存在。這新生的家之新的存在狀態，那更新、更廣闊、更燦爛的國家生活，其本身就足以克服舉國的悲哀與錯誤——而這是舊義大利無能為力的。

如此，當這個統領在人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減輕省民所遭受的羅馬行政官與資本家的壓迫時，我們也可以確定這具有新生命的政府會嚇退邊區的蠻族，驅逐海陸的盜匪，正如旭日驅散朝霧一般。舊傷無論仍舊如何痛楚，這些痛楚的人民卻因凱撒而見到了一個可以忍受的時代之降臨，那是數百年來第一個明智而人道的政府，其和平政策源於力量，而非源於懦弱。無怪在這位偉大的解放者靈柩前最痛苦悲憤的除最好的羅馬人外便是這些屬民了。

特殊的公共負擔被縮減為正當的比例，並限於實際的需要，一般的負擔則做實質減輕。對於稅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廣泛規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幾項：減免稅的範圍擴充；直接稅的普遍降低；十一稅的制度限於非洲與撒丁尼亞；在直接稅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間人。凱撒是否追隨他偉大的民主派先驅塞託利阿斯，使屬民免於安置駐軍的負擔，是否堅持軍隊必須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營，現在無資料可以證明。但他絕不是那種任屬民受軍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從謀位者成為一國之王以後絕不是。他的政策繼承人就建立了這樣的兵營，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這些兵營繼之成為城鎮，在面對蠻族的邊界連結成保衛義大利文明的防線。

這是一個以土地與商業的大量資本與投機為基礎所產生的經濟體系，從這個體系中產生了最可怕的貧富不均。「百萬富豪與乞丐的國家」這個常見的貶詞，用在共和國末期的羅馬再適當不過。奴隸制度國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隸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貴的，靠自己的勞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賤的」；這種原則在那時的羅馬，不論是公私交易上都是守得最嚴的。那時的羅馬沒有我們現在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為在一個那樣充分開發了的奴隸國中，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階級存在。表面上看似中產階級的分子，實際上是那些有錢的商人和地主，他們也許是太沒有文化，也許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於公共生活。商人階層裡——這一層人有不少是解放的奴隸和其他的暴發戶，他們死命的想要扮演有教養的樣子——有教養的卻沒有幾個。

這是凱撒為了改革義大利的經濟而頒佈的法令。當然這些法令是無法扭轉全局的，因為它們還任許許多多的罪惡繼續存在下去，並由於嚴重的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種種傷害。再者，義大利的經濟疾病實際上已經無藥可救了。儘管如此，凱撒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不像蘇拉一般陷於絕望，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們可以說，凱撒所做的，已是作為一個羅馬人、一個羅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極致了。他不可能期望這些措施能夠使義大利新生。相反，他想沿另一條路來挽救國家，為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凱撒當時各行省的情況。

特殊的徵收——如為首都的貧民食用的穀物（補償極少，或竟毫無補償），經常而昂貴的海軍裝備及海岸防衛（以制御海盜），為羅馬人在戲院和打獵方面瘋狂的奢侈而提供的藝術品、野獸或其它東西，戰爭時的軍需品——這些都是常有的、無以數計的壓榨。只舉一個例子就可看出事情的嚴重性。在蓋阿斯・維利斯治理西西里的三年中，利昂提尼的農夫數目從八十三人降到三十二人，莫突卡從一百八十三人降至八十六人，赫比塔從兩百五十二人降至兩百一十人，艾及利阿姆從兩百五十人降至八十人。如此，在西西里四個最肥沃的區域，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在這樣的政府下，寧可讓他們的土地廢耕。而這些農夫，他們的數目少——而且也有明白記載——可以看出，絕不是小農，而是有地位的農場主，甚至大部分還是羅馬公民！

在荒涼的希臘，除了其他的計劃——如在布索羅騰（科孚附近）建立羅馬殖民地——之外，凱撒還忙著恢復齊林多。不僅相當多的殖民者定居到此處，而且計劃在瓶頸處開一條運河，以避免環繞比羅奔尼撤的危險航程，使義大利與歐洲的航運可經哥林多——撒倫尼克海灣。即使在遙遠的希臘東方，凱撒都創設了一些義大利殖民區，例如在黑海邊的赫拉克利亞與辛諾普。在這些地方，義大利的殖民者跟原有的居民共住城鎮，而在敘利亞海岸的貝魯特要港，則像辛諾普一樣，取得了義大利的建制。甚至在埃及，羅馬人也駐守了制御亞歷山大港的燈塔島。

這樣的貧富懸殊，對貧者與富者都造成了經濟上與道德上的潰亂，兩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潰亂的實質則一樣。若說一般人是由國家的救助才免於飢餓，那是由於他們首先沉淪於乞丐的懶惰和快活（當然，國家的救助也正助長了他們的懶惰）。羅馬的平民喜歡看戲而不喜歡工作，酒家與妓院的生意極為興隆，以致政治煽動家們特別喜歡爭取這種行業的老闆。

為了瞭解民主派何以對債權的取消有如此強烈的要求，我們必須回憶一下民主派對利息問題的立場之淵源。早在公元前三四二年，經由平民的努力，法律上就禁止收利息，但這個法令一直未為貴族理會（貴族藉著次執政官而控制民事程序），但從那個時代起，這條法令卻一直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世紀的民主派，自認在社會權益上是古代的繼承人，堅持一切利息均不合法，甚至在馬利阿斯時代的混亂局面中還曾加強這個原則。

在帝國中旣非希臘亦非拉丁文化的地區——這些地區距義大利的影響與同化過程尚遠——凱撒則只建立若干義大利文明中心，以爲將來完全平等化舖路。這些步驟在毎個行省都在進行，只有最貧窮又最不重要的撒丁尼亞例外。在北方高盧，拉丁語得到官方承認，儘管公開談話中尚未完全採用。在勒曼湖邊成立的諾維歐冬南(奈昂)殖民地，是採用義大利建制的最北方城鎭。

這乃是凱撒的地中海世界之基礎。在羅馬歷史中，這是第二次社會問題成為危機，其對立的兩派力量實在無法和解。第一次危機時，羅馬由於融入義大利而獲救，在新而大的家庭中，原有的對立力量失效。現在，羅馬的危機再度因地中海各國融入了義大利，或準備融入，而獲得解救。義大利的貧富之戰，在舊有的義大利中只能導致國家的毀滅，但現在，在橫跨三大洲的義大利中，卻失去了戰場，或說失去了意義。公元前三世紀，貧富之間的鴻溝將要吞滅羅馬社團，但拉丁殖民地卻把這鴻溝填了起來；而兩百年後，更深的鴻溝出現了，填補的乃是蓋阿斯・葛拉丘與朱利阿斯・凱撒的阿爾卑斯山北與海外殖民地。

行省共有十四個、歐洲七個、亞洲五個、非洲兩個。歐洲的為近西班牙，遠西班牙。阿爾卑斯山北高盧，義大利高盧與伊利里坎，馬其頓與希臘，西西里，撒丁尼亞與科西嘉；亞洲的為比西尼亞，龐塔斯，西里西亞與塞浦路斯，敘利亞，克里特；非洲的為塞蘭尼與阿非利加。此外，凱撒又新設了一兩個行省：勒頓尼斯高盧，貝爾基卡；另將伊利里坎設為獨立一省。

在非洲，蓋阿斯・葛拉丘的計劃現在實施了。在羅馬人往日的世仇之基地上，派遣了三千名殖民者，另有大量的佃農。羅馬的迦太基——名之為「維納斯殖民區」——由於地理環境無比良好，繁榮的速度驚人。該省的首府，第一座商業城尤提卡，已經由於拉丁權的賦予而恢復了元氣。在新併入帝國版圖的紐米底亞領土上，歸於羅馬傭兵隊長普布利阿斯・西希阿斯及其一幫人的西爾塔及其他社團，得到了法定的羅馬軍事殖民區的地位。被瘋狂憤怒的朱巴與立憲派陷於絕境的殘餘份子毀為廢墟的莊麗城鎮，則恢復不若毀滅得快，許多荒涼的遺址還使人想到那慘絕人寰的時期。但兩個新的朱利安殖民區，迦太基與西爾塔，則成為非洲——羅馬文明的中心。

在這些市政基礎與命令中，有著一個明顯的體系——對凱撒而言，即使在實行上尚未就緒，但至少在計劃上是脈絡分明的。義大利原先是屬民的女主人，現在則要變成新生的義大利一希臘國所有人民的母親了。阿爾卑斯山南省跟祖國的完全平等，保證了在凱撒的君主制度下——正如共和國比較健康的時代——每一個拉丁化的地區都有希望跟姊姊們和母親站在平等地位。接管的土地，如希臘的西西里和高盧南方，拉丁化得很快，它們即將可以獲得充分的拉丁化，充分的政治平等。在準備工作上比較落後的是其它的行省（正如南高盧的納波在此之前是羅馬殖民地），在這些行省中i大城思波利艾，伽底斯，迦太基，哥林多，寵塔斯的赫拉克利亞，辛諾普，貝魯特和亞歷山大利亞，現在已變成義大利的或希臘一義大利的社團，成為義大利文明的中心——即使遠在希臘東部——與基地，使帝國將來走向民族與政治的平等。

這兩個大統治者當然並未曾設想要使猶太和圖書民族與義大利——希臘民族站在平等的立場。但猶太人，由於沒有像西方人那樣接受政治組織——這潘杜拉的盒子——由於基本上漠然於政治，由於一方面固不願放棄其民族性，另一方面又隨時準備在某種程度土接受任何其它民族性，因此特別能夠適應這新的帝國——這新的帝國，建立在一百個活生生的國家之廢墟上，因之從一開始其民族性就有些抽象，有些模糊。即使在古代世界，猶太人就是世界主義的有效酵素，因此，在凱撒的帝國中便佔據一個特殊的地位，嚴格地說，他們是世界公民，而其民族性，從最底層言之，乃是人性而已。

羅馬幣制係以兩種並相流通的貴金屬為基本；兩者有固定的關係，黃金依重量為準，白銀則鑄為銀幣。但在廣泛的國外貿易上，黃金的地位遠超過白銀。在帝國時代早期，帝國各處羅馬銀幣的適用是否強制執行都成問題。無論如何，未經鑄造的黃金確實在羅馬帝國領域中擔任著主要貨幣的任務，尤其因為羅馬人禁止各行省與保護國鑄造金幣。因此，不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德納瑞（denarius）除在義大利之外，也成為阿爾卑斯山南高盧、西西里、西班牙和許多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正式貨幣。但帝國的鑄幣始於凱撒。他像亞歷山大一樣，只准普遍公認的一種金屬在鑄幣上佔據首位，以此標示了新君主國包括了文明世界。凱撒當時鑄造的金幣數量之大，可以以一件事看出：在凱撒去世七年後埋藏的一個寶藏中有八萬這種金幣。當然，這個例子中可能有投機者的影響在內。

這類亂七八糟的花樣繁多無聊，我們用不著細說，何況那缺少原創力的羅馬人充其量也不過把希臘、亞洲的奢侈弄得誇張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諾斯固然會吞食自己的孩子，普拉特斯也會。這種無聊的時髦的競爭如此的哄抬物價，以致隨流同俗者眼看著自己的廣大農莊化為烏有，而即使那些只不過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發現他們繼承的祖產從根坍毀。貴族家庭的毀滅，最常見的原因是執政官的競選，但聲色犬馬，龐大的建築，以及種種淫樂的追求也同樣令人傾家蕩產。

在錢幣與度量衡方面，拉丁與希臘早已有了交換標準。商業上不可或缺的度量衡，起自很古的世代；幣制上，則在銀幣開始鑄造後不久也就有了公準。但古代的公準仍嫌不夠，因為希臘世界中的長度與錢幣種類複雜並存。因此把羅馬的錢幣，度量衡推行到全帝國各地，使之成為正式交易中惟一的官方標準，而非羅馬的錢幣與度量衡則只限於地區性的流通，或與羅馬的錢幣與度量衡換算為固定的比值；這些無疑是凱撒計劃的一部分。

為減輕某些省份無還債能力者的壓力，以往曾訂過數次臨時性法規。公元前六十年，凱撒任遠西班牙總督時，曾劃定債務人收入的三分之二歸債權人，以此還債。魯西阿斯・魯克拉斯任小亞細亞總督時，也曾直接取消部分利息欠款，因為這利息達到了過分的程度，其餘部分則由債務人土地生產的四分之一以及由房租的自然增值或奴隸的勞力償還。凱撒在內戰以後於各行省是否採用類似的還債法，吾人則未有明確資料。但從已述的事實和他在義大利所實施的辦法觀之，幾乎可以確定凱撒會向這個目標努力，或者，至少這會形成他計劃的一部分。

總督的職權也受到實際的限制。司法的監督與社團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們手中，但他們的軍事指揮權卻癱瘓了，因為所有的軍事指揮大權都操在羅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況總督身邊尚有最高指揮所派下來的副將。可能即使在這時，稅收的職責即已實際由皇家官員執掌，因此總督自此以後受到助理部門的包圍，而後者則由軍事系統的法規或由更嚴厲的家法而絕對依賴統領。以前，總督及其會計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盜匪，而凱撒的行政官則是助弱除強的。以前的護民官不但無用，而且為虎作倀，現在的總督及其部屬則必須對公正而絕不寬恕的君主法庭負責。至於橫徵暴斂，凱撒在首任總督時期即曾嚴加限制，現在則更為嚴厲，甚至有超過明文規定之處；而稅吏，如果膽敢肆行不公，則依照當時殘酷的家法重新被他們的主人降為奴隸。

如果這些規定得以實行，則每個義大利商人都被迫成為地主，而以利息維生的資本家階級勢將在義大利完全消失。間接的，無還債能力而實際上為債主經營的地主也減少了，因為債主若想繼續放債，則必須買地。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凱撒不是想恢復舊時對利息的禁止，而是允許它在某種限制之內存在。

這是凱撒為他的工作所擬定的大綱，依照這個大綱，他努力工作，而後代許多世紀基本上也依照這個大綱而努力——儘管可能並沒有他的才智與熱力。完成的甚少，而大部分還只是有了起步。至於計劃是否完善，那些敢於和這樣的偉人同樣思考的人自會決定。我們看不出它有任何重大的缺點。這座建築上的每一塊石頭都足以使人不朽，而所有的石頭卻都和諧地構成一個整體。凱撒任羅馬之王五年半，不及亞歷山大的二分之一。在其間，有七次大戰爭，因此他留在首都的時間不超過十五個月；然而在這短短的期間他卻為當時與日後規劃了世界的目標，大至在文明世界與野蠻世界之間立定邊界，小至根除首都的雨坑，然而他卻仍有時間與從容細心地聆聽戲院中的得獎之作，並即興賦詩與花冠同贈。

儘管如此，他還是有許多事待做。每一種私有權，不論是稱之為財產，或繼承權，不論是超於葛拉丘或蘇拉，都受到他無條件的尊重。另一方面，凱撒恢復了二十八委員會，由此會對義大利的土地權做嚴格的編制（連最小的土地浪費與疏忽都不可），然後，他把義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標列出來，包括在宗教團體手中，而法律上屬國家所有的，而以適合農耕的方式配合。阿普利亞的夏季牧場與閃姆奈特的冬季牧場，凡屬國有的，一律保留為公地，如果這些土地不足分配，則由公款購買義大利田莊。這個措施，至少也是統領的計劃。

義大利與行省之間的重大實際區別就這樣消失了。第二個重大的區別——平時在義大利沒有駐軍——也漸在消失之中。軍隊現在只駐守需要防守的邊界，而凡沒有此種駐軍管理的地區，如納波與西西里，其指揮官則只是名義上的軍官。在義大利與行省間的正式對比現在當然還是存在的，因為義大利是民法與執政官和次執政官的地區，而行省則由軍法和總督和次總督管理。但民法與軍法的程序久來已日漸雷同，而在惟一的一個統領統屬之下，行政官名稱的不同已無甚重要性。

無需說，在宗教與法律制度上是不可能有徹底平等的。新帝國儘量容忍地方性的信仰與法規，但它仍需要一個與義大利——希臘的民族性相應的共同宗教，一個超越各個城市法規的總法。這兩方面的需要可以由它們「事實上」的存在來證明。在宗教方面，數世紀以來，大家就忙著把義大利與希臘的宗教崇拜融為一體，一者是由外在的採用，二者是由內在的調整，使兩個民族的神祗概念合。由於義大利的神祗形象較有彈性，把朱比特攝入宙斯，維納斯攝入阿芙羅荻等並不困難。義大利——希臘的宗教實際大致已經存在了。前面提到的瓦羅神學著作，就曾論及羅馬人與希臘人「共認」的諸神與羅馬社團特有的神之間的區別，這件事可以證明有些人意識到兩者的不同。

在貴族社會中這種事倒未發生，但從根底上言，卻幾乎沒什麼不同，甚至更壞。在怠惰方面，貴族們放肆的向無產階級挑戰：無產階級在人行道上橫躺豎臥，貴族則在床上睡到日正當午。奢侈既無限又無味。在政治上大手揮霍，在戲院裡也是，而兩者的腐敗當然可以相提並論。執政官的職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價格買到的——公元前五十四年，僅第一選舉區就用了一千萬塞斯特。有教養的人對戲劇的興趣則完全被裝潢狂所破壞。

另一方面，羅馬政府透過殖民與拉丁化，在全帝國全力提倡拉丁文明。以前有個原則，凡未由政府特別法令讓與社團或私人的行省土地，一律為國有地，而其持有者之所有權任何時候均得取消。無疑，這個原則是起源於法令與暴力之惡劣的結合。但為了迅速處理註定滅亡的諸民族，這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步驟，因之凱撒也把它保留下來，將它從民主派的黨派理論提升為君主體制法律中的一個基本原則。

至於制度與行政，我們已經提過新統一的幾個最重要的元素——將主權從羅馬市議會轉入地中海君主國惟一的統治者手上；將市議會改變為最高的帝國議會，代表義大利與諸行省；更重要的是，以羅馬市的城市組織為楷模推廣到各省社團的城市。凡是成熟得可以加入這聯合的國家的社團，都先獲得拉丁權，然後羅馬權；這種權利的賦予，漸漸自動地造成了一致的社團組織。

尤其是在亞歷山大與塞利尼兩城，猶太人形成了特殊的社團，在其組織與地區性上，有類於今日我們城鎮中的「猶太區」，但其地位比較自由，由「人民的主人」監督，作為最高法官與治理者。在凱撒時代以前，羅馬的猶太人之多，同胞情誼之厚，可以從那時一個作家的話看出來，他說，總督如果在其行省觸犯了猶太人是危險的，因為他回返首都時，必然要遭受猶太人的噓聲。即使在這個時期，猶太人的主要事業就是從商。猶太商人隨著羅馬商人到處移動，正如後者隨著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一樣，而各地的資本也都像流入羅馬商人之手一樣流入猶太商人之手。

高盧當然是羅馬民族性擴充的直接競技場。阿爾卑斯山南高盧的居民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享有了羅馬公民權。公元前四十九年，由波河以北的諸社團之正式許可，山南高盧全部得以加入羅馬公民聯合會。從事實看，自從四十年前該省獲得拉丁權利之後，已經完全拉丁化了。英修布里人與維尼西亞人，由於在凱撒軍團中戰功彪炳，而在羅馬廣場甚至在元老院贏得一席之地；羅馬的排外者或許會嘲笑塞爾特腔的拉丁語土氣，帶著咕嚕咕嚕的喉音，或者說，缺了一點「京城的難以言宣的優雅」。然而，山南高盧即使在凱撒時代之前，卻已由稠密的農民，變為在義大利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後數百年也都是義大利的禮儀與文化的避難所。事實上，拉丁文學的教師，在首都之外，沒有一個地方比山南高盧得到的鼓勵與讚美更多。山南高盧就這樣與義大利融為一體了。山北省則接續了它原先的情況，此處，由於凱撒的征服，由邊區變成了內地行省，而由於地理位置與氣候，這些地方都更適於在適當的時機成為義大利的國土。

西班牙可能是那時羅馬帝國人口最密的地帶。凱撒派遣殖民在重要海港鎮的恩波利艾（原以希臘人與伊比利亞人為主）定居，與原有的居民並存。再者，最近發現的資料顯示，若干殖民者可能主要是由首都的無產階級派往烏爾索（歐森納）鎮（距安達露西亞中心的塞維爾不遠），或許還有該省其它幾個城鎮。古代的富裕商城伽底斯，在凱撒任次執政官的時候曾將其市政制度重新規劃，公元前四十九年則以統領之名賦予完全的義大利自由市的權利，因此地位類如義大利半島上的突斯卡勒，而成為在義大利以外第一個非由羅馬建立、卻得到完全羅馬公民權的社團。數年以後，西班牙的一些其它社團也取得同樣的權利，而賜予拉丁權的社團則為數更多。

但比這一切更差的是義大利商人對省民的剝削欺凌。行省最肥沃的土地，整個的商業與金融業完全操在他們手中。義大利的大人物們的海外農莊由管理員全權處理，除了打獵之外，主人永不會駕臨——而即使在這個時期，連阿爾卑斯山北的高盧就都已開始出現狩獵園，其範圍竟達二十平方英里。

在義大利的經濟狀況下，這些罪惡最深的本質是無可挽救的，而那能挽救的部分則要靠人與時間。最好的政府，也不過像最好的醫生一樣，不可能使器官中已經腐敗的液體重hetubook.com.com新新鮮；在根深蒂固的罪惡中，它所能做的只是排除那些妨礙自然復原能力的東西。新政權的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些這樣的排除力，因為它割除了一些最壞的贅疣，例如對無產階級的姑息，對罪犯的失於懲罰與官職的購買。但政府所能做的尚不止禁止有害家國之事。儘管突來的潮湧是沒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擋的，凱撒卻不是因此而拒絕築堤的人。一個國家及其經濟如果能遵循自然的途徑，當然是最好，但由於它們已經走出這個自然途徑之外，凱撒便運用他的一切力量，以特別的干預將國民帶回他們的家與家庭生活，由法律與命令改革經濟。

羅馬的房租比鄉城的普遍高四倍，而首都的一棟房子曾以一千五百萬塞斯特的價格賣出過。馬卡斯・雷庇達斯（公元前七十八年的執政官）的房子，在蘇拉死時是羅馬最好的，但一個世代之後，卻連第一百名都排不上。鄉村別墅的華貴我們已經提過，其中一座售價四百萬塞斯特，主要原因是由於魚池。現在，一個時髦的大人物至少要有兩座別墅，其一在首都附近的薩賓或阿爾巴山區，其二在坎班尼亞浴場附近，而最好是在羅馬城外近處還有一片花園。比這些華宮更沒道理的是宮殿式的墳墓，其中有幾座到現在還存留，可以證明羅馬富翁為了死得時髦，動用了多少石塊。

當新的主人躬親去視察他的「農場」時，財主們暗自訕笑。國王一向就成為無能的代名詞，現在，確實需要一個有熱情有能力的人將這個名稱挽救出來了。以前的創傷是要由歲月慢慢撫平的，凱撒小心地任歲月執行它的任務，以免造成新的創傷。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為固有困難，但要使省民從羅馬人的資本壓榨下解脫出來則更為困難，因為要打破羅馬資本的力量，需採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卻可能比羅馬資本更為危險。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剷除濫權事件（如禁止為金錢目的而使用政府使節之名位），用一般的懲罰與高利貸法——此法也用之於諸行省——來打擊暴虐行為和高利貸。但要想使省民從羅馬人的資本下解脫，最根本的辦法是用更佳的行政來恢復省民的富裕生活。

與限制資本力量並行的是凱撒著力於恢復農業，使之達到對國家最有益的狀態。為此目的，必須有更優良的警察管理與法律管理。在此之前，義大利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的生命與財產是有保障的。羅馬的僱傭兵隊長，在他們的一幫人沒有幫助首都處理政治問題時，就變成了匪盜，在伊特拉利亞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莊。現在，這種情況結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過於農民。凱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類似的用意。例如，從羅馬通過亞平寧山脈至亞德里亞海的大道，就是為了刺|激義大利內陸的運輸，而富欣湖水位的降低，則為嘉惠馬西亞阿斯的農民。除此之外，凱撒還採用了直接使農民受益的措施。例如義大利的畜牧業主，僱用的牧人至少必須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盜匪受到限制，而同時，自由身的無產階級也因之獲得一個謀生的職業。

這位偉大的民主派這樣從資本的力量中解放了人的自由，然後，他再進一步，用貸款法規來限制資本的過渡力量。他並不想否認他對利息的厭惡。為義大利的貸款，他訂下一個最大數，每個資本家所能貸的款項與他在義大利的地產成比正例，或許是地產價值的一倍。在此法公佈後，若有違犯者，視同罪犯，交由特別陪審委員會處置。

政府一方面積極剷除義大利國民生活的病態因素，並強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則試圖給新的君主國以適當的社團生活，使國家最優良的分子活躍起來。公元前四十九年為阿爾卑斯山南高盧、公元前四十五年為義大利所頒發的市政命令——後者成為未來的基本法——顯然有兩種用意：一、清除各社團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儘管尚未運用警察的干預；二、徹底禁止集權，在社團中的活動有完全自由，有選舉他們自己的行政官之權，對於民事與刑事審判，具有雖然有限但確定的權利。當然，在集會結社的權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與警察法規有關。

為了限制義大利人離棄義大利，為了誘使上流社會與商人階級以本鄉為家，兵役年限縮短；元老級的人，除非為了公務，禁止居住於義大利之外；其他的義大利人，凡在適婚年齡者（從二十至四十歲）不得連續三年不在義大利。凱撒在第一次任執政官時，曾設立卡普亞殖民區，凡有子女數人者，得先移民。現在，身為統領，他提給予人口眾多的家長以特別的報酬，而對離婚與通好，他則以最高法官的身份施以無比嚴厲的處斷。

前已述及，畜牧業總是在義大利南部及東南部特別興旺，但在這段時期一般說來卻在退步；可是農業的興盛也把它向前帶動了一些。育種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為育種而用的驢可以使業者獲得六萬、十萬，甚至四十萬塞斯特的進款。這段時期的義大利農牧業，在業主用心而資本許可的狀態下，比舊制度下的小農所可能達到的成果好得太多。農牧業甚至越出了義大利的地域之外，因為義大利農業家也到各行省去養牛，甚至開墾大片土地。

但有教養的商人階級與朝氣蓬勃的地主階級跟乞丐與貴族兩個階級相比，則相形見絀。乞丐與貴族，乃是社會的主調。這段時期貧富人口的比例我們沒有資料可以確定，但我們可以再度引證早此五十年一個羅馬政治家所說的話，他說，羅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過兩千。自那時以後，羅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變，但從明顯的證據可以看出其貧富人口的比例頂多沒有變得更大而已。從穀物配給和從軍的情況看來，大眾的貧窮是太明顯了。而富者的益富則可由當時的一個作家之言得證，他說，在馬利阿斯時期，「依照當時的標準而言，一片兩百萬塞斯特的農莊算得上是財富」；而從個人財富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前述的說法是正確的。鉅富魯西阿斯・杜米西阿斯・艾漢諾巴布斯向兩萬士兵許下諾言，從他的私產中給每人四英畝地。龐培的農莊值七千萬塞斯特，演員艾波斯的農莊值兩千萬。富中之富馬卡斯・克拉蘇，在事業之初財產七百萬塞斯特，最後，在除去大筆花銷之後，仍有一億七千萬。

沒有任何自然學家搜尋海陸的新物種像當時那些吃家們那般熱心的。客人宴會後服一劑催吐劑，已屬平常之事，因為還有許許多多的宴會在等著他。淫樂已變成那麼時髦、那麼有系統的事，以致產生了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貴族青年們如何過這種罪惡的生活為生。

這個時代的大筆財富只有更大筆的借貸足堪相比。公元前六十二年左右，凱撒在抵債之後，剩下的債務仍有兩千五百萬塞斯特。馬卡斯・安東尼，二十四歲時債款六百萬塞斯特，十四年後則增至四千萬。丘利歐債款六千萬，米羅七千萬。羅馬貴族世界的奢華習慣之專靠借貸維持，可以由一件事實顯示出來：數個執政官競選人為了借貸，使得月利從四分突然長至八分。宣佈無償還能力本可使債權人適時聚會，至少可以清賬，但債務人則往往不肯宣佈而儘可能拖延。他不肯變賣自己的產業，尤其是田產，卻繼續借債，裝出富有的樣子，一直到垮臺垮得更慘的時候，其情況就像米羅的例子一樣，結果是債權人只能得到百分之四。

但新的國家中的主要分子仍然完全是拉丁與希臘人。共和國時期的全然義大利人的國家業已結束，但某些謠言則純係憤怒的貴族因猜疑與恐懼而生，例如，凱撒試圖毀滅義大利與羅馬城，以便將帝國的中心遷往東方希臘，以伊利安或亞歷山大利亞為首都等等。其實，在凱撒的計劃中，拉丁民族始終佔據首要地位，這可以從他發佈法令所用的文字看出：他的法令全用拉丁文，只有發送到希臘語地區的，才兼用希臘文。一般言之，在他的君主國中，他對兩個主要民族之關係的安排，和共和國時期在聯合的義大利中所做的安排一樣……凡希臘民族存在的地方，予以保護，而義大利民族則視環境之許可儘量擴充；一切民族都要吸收歸化為義大利民族。

城市羅馬社團對地中海沿岸的統治時期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地中海國，而其第一步行動便是補贖城市羅馬社團為延存其文明而犯下的兩大暴行。迦太基和哥林多這兩個最大的商業中心之被毀，標示了羅馬態度的轉變，就是羅馬從保護者的角色墮落為政治上的暴君、經濟上的壓榨者。而為這兩個城市迅速而燦爛的復原則打下基礎，表示偉大的新帝國將領導地中海各地區走向一個單一的國家，在民族與政治上平等，凱撒把古來名聞遐邇的哥林多加上一個新名稱是十分得當的：「朱利阿斯的榮耀」（LAVSJVLI）。

比這個重要得多的是久久懸而未決的債務問題。打著凱撒的名字的一派強烈要求債務完全取消。我們已經說過，他並未答應這種要求，但早在公元前四十九年，他就向債務人做了兩個重要的讓步。一、未付的利息取消，已付的利息則視為已還的本金的一部分；二、債權人必須接受債務人以動產或不動產抵債，而其價值則以內戰以前的估價為準。

另一個重大改革是日曆。奇怪的是共和國的日曆仍舊沿用十大執政官時期的歷書，這個曆書由於無能的數學家和不良的運用之結果，竟至比真正的時間提早六十七天，以致百花節不是在四月二十八日而是在七月十一日。凱撒終於剷除了這個錯誤，由希臘數學家蘇西金尼斯之助，依據尤杜克撒斯的埃及曆和合理的潤日的加入，而正式的制定了義大利農曆。以前每年以三月一日為起始，也被廢除，而定為一月一日——這一日，本是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生活中早已是重要日期——為曆書上一年之始。這兩項改變均從公元前四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與之同時開始的是朱利安歷的應用。這個曆書即使在凱撒的君主體制解體以後仍舊是文明世界的規範，甚至即使到今日仍然如是。為了說明，另外還頒佈了一個詳細的星辰歷，這是由埃及的星相觀察而得——儘管並不十分精確——傳至義大利，此歷註明以曆書上各日的名稱為名字的星辰之升降。在這一方面，羅馬與希臘世界也站在平等立場。

財富與貧困聯合起來把義大利人逐出義大利，而將這半島用奴隸和沉寂充滿。這是可怕的景象，但並不僅義大利如此。在奴隸國，凡是資本家政府發達的，就必然以同樣的方式摧毀了神的美好世界。河川固然隨處映現不同彩色，陰溝卻天下一般。因此，西塞羅時代的義大利相似於普布利阿斯時代的希臘，又同樣相似於漢尼拔時代的迦太基，同樣是首都中全權的統治階級毀掉了中產階級，把商業與農莊的經營推到了最繁榮的地步，結果導致在偽善的面具下舉國的道德與政治腐爛。近代資本對民族與文明的敗壞的嚴重性遠遜於古代資本主義國家，因為自由人儘管貧窮，仍要比奴隸優越得多。只有到了北美的惡種種下之後，世界才又收到了類似的惡果。

這兩種壓迫的每一種都已令人無法忍受，而兩者則又相互勾結相互支持。除此以外，還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災難，而羅馬政府至少有間接責任。在種種戰爭中，資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毀的——有些被蠻族，有些被羅馬軍——則更多。由於羅馬土地的無值，由於戰爭時期的警察無用，盜賊橫行。在撤丁尼亞和小亞細亞內陸，搶劫已經變成了時疫。在非洲和遠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築，都必須加建城牆與守望塔。當金錢不足或饑饉遍地的時候，羅馬總督慣用手法便是禁止黃金谷物從行省出口，然而這並不能產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與官吏的欺壓，社團生活處處難以為繼。

對於國民生活有害的這種毒液雖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卻格外顯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禮貌與遍在的友誼作為粉飾。人人都忙著互相拜會，以至於有頭有臉的家庭都必須由主人——有時則由司客——來排定接見順序表，只有比較有地位的人才能獲得單獨接見，其它的則幾個和*圖*書人同時，甚至在會客時間結束時，「集體」接見（據說，為新君主制度鋪路的蓋阿斯・葛拉丘，也是這種見客之道的創始人）。問候信滿天飛，禮貌拜訪遍地走。既無私人關係又無商業來往的人，卻互相飄洋過海地交換著「友誼的」書信，而正式的業務信函除了給公司的以外，卻極少出現。

義大利由這些損失所得的回報，則是解放與未解放的奴隸無產階級和從小亞細亞、敘利亞與埃及湧進的手藝人和商販，他們主要聚集在首都，但在奧斯西亞、普託利和布隆底西安等港市的更多。然而，義大利的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卻連這些駁雜的份子都沒有，而只是絕對的人口減低。尤其有幾個地區特別嚴重：如放牧區間普利亞，被當時的義大利人稱為最荒涼的地帶；如羅馬城周圍的地區，一年比一年荒蕪，原因是惡性循環的農業衰退與瘧疾日益嚴重；拉比西、伽比與波維萊，原是那麼欣欣向榮的鄉鎮，現在也已朽敗不堪，連拉丁節的時候找代表參加都感困難。突斯卡勒雖然仍是拉提阿姆最受尊重的社團，卻幾乎僅由住於首都的鄉紳家庭組成，只保留了他們突斯卡勒的公民權而已；但登記有選舉權的公民，數目卻連義大利內陸的小社團都不如。這一帶能服兵役的人員本是羅馬國防力之所寄，但現在卻完全消失，以致當大家看到艾奎亞和渥爾斯齊戰爭的報告時，不禁驚恐，因為這跟最近的事態相比太令人難信了。並不是每個地方情況都如此之壞，尤其是義大利中部及坎班尼亞較佳。然而仍像瓦羅所說，「曾經人口眾多的義大利城鎮」一般而言都「普遍荒涼了」。

凱撒在首都的惟一目標固然是用警察行動剷除明顯的弊端，但要補救經濟方面的瓦解則更為困難。其最嚴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農業的消失與商業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讀者當不致忘記義大利農業的敗壞狀況。雖然用盡種種辦法來防止小農的消失，可是在這段時期，義大利不論任何地方——或許亞平寧諸山谷與阿布魯茲諸山谷除外——農業都不再是主要經濟。

這種悲慘的生活境況並非暫時，而是連綿數代，壓力越來越重，地區則從塔伽斯河直至幼發拉底河。早自公元前七十年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就曾說道：「所有的社團都被毀了。」西班牙與納波高盧——比較上說，這兩地的經濟還算是最勉強過得去的——也情況相似。在小亞細亞，即使是像撒莫斯與哈利卡納撒斯這樣的城鎮也幾乎全空。與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隸似乎是生在天國了。依照羅馬政治家們的說法，即使堅忍的亞洲人也厭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測人的罪惡、墮落與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羅馬貴人們的罪行以及希臘人、敘利亞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羅馬的政治家們也公然承認，羅馬之名被希臘人與亞洲人深惡痛絕；有一次，龐提克・赫拉克利的公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把羅馬收稅員集體處死，這件事所引起的惟一遺憾是發生得太少。

很可能他的借貸最高額法規並不僅限於義大利，而且也用於各行省。同時，義大利與各行省也都訂下最高稅率。月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課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後，不得再要利息——這些規定，是由魯西阿斯・魯克拉斯在小亞細亞省首先規定（可能是以希臘一埃及為模範），他的繼任者中較佳的幾個則遵行。不久，這種規定也由其它行省的總督採用，最後，在公元前五十年，按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採用。魯克拉斯的這種法規能夠未遭割損而成為帝國法的一部分，併成為羅馬與現代關於利息的立法之基礎，可能也是凱撒之功。

這新的帝國提供了一種共同的民族性——當然，這無疑是缺乏個性的，因為它必然是一種人為產品，而非自然的成長——同時，它也需要制度方面的統一：體制上，行政上，宗教上，法律上，幣制上，度量衡上，這些基本上是統一的，但並非不能與各地本有的制度共存。所有這些方面，我們只能說還剛剛起步，因為凱撒君主國的工作的完成是務須留待未來的，而他所做的只是為以後數百年奠下基礎。但這位偉人所劃出的輪廓我們卻可以辨認，而追蹤他這方面的脈絡比追蹤他在往日的廢墟上所已立下的建築更為有趣。

在這種情況下，道德與家庭生活被社會各階層視為過時之物。窮，不僅是最難堪的恥辱，而且是惟一的罪惡。為了錢，政治家可以賣國，公民可以賣身，官職與法官的表決權都可以用錢購得，而高貴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樣為錢獻身。假證與偽誓如此普遍，以致當時一位名詩人曾說他那時代的人發誓是為了「搪債」。誠實被忘得如此乾淨，以致拒絕賄賂不被當作正直，卻被當做是有意跟行賄者為難。有史以來世界各地的罪行沒有比羅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變態的——奧拉斯・克魯安西阿的審訊便暴露了義大利一個鄉鎮中最高貴的家族中的此種罪例。

銀幣方面，羅馬德納瑞在西方早已奠定基礎。及至凱撒封閉了西方惟一仍可與羅馬競爭的鑄幣廠——馬西利亞的——羅馬德納瑞在西方乃確立了統御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社團中，小額銀幣或銅幣的鑄造仍獲許可；南方高盧的某些拉丁社團仍鑄四分之三德納瑞銀幣，北方高盧的幾個地區仍鑄二分之一德納瑞，西方的一些小社區即使在凱撒時代以後仍鑄小額銅幣。但這些小額錢幣完全依羅馬標準鑄造，也可能只在地區交易應用。

這個時期的一篇簡樸的專業論文，把這時期的義大利比之於一片大果園。一個那時的詩人則說他那美麗的鄉土是一片灌溉得良好的草地，穀物匯聚，山丘長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飾物」則以種種的笑靨呈現，將片片花園抱在懷中。這樣的描繪顯然是詩人日日所見的景象，而這景象正使我們可以緬懷塔斯坎尼與德拉・杜・拉渥洛各地區的盛況。

地主階級被認為是國族的精英。想飛黃騰達的投機者，想獲取最終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計地買下一塊農莊，即使自求不到鄉紳的地位，也設法讓他的兒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運動，凡有新的文學動向時，我們都可以見到這個地主階級所留下的痕跡。對新君主制度的反對，地主階級貢獻出最大的力量；瓦羅、魯克裡西阿斯和凱特拉斯出身於這個階級；而地主生活相當的鮮活性在阿平納特為西塞羅的論文De Legibus的第二卷所作的優美導論中，顯示得最為清楚；而這本書本身也真算得上那既空洞又多產的西塞羅所製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由於凱撒在任執政官時就對土地問題有了經驗，因之在這方面的政策能比臺比留・葛拉丘更正確。他並非不計一切代價——包括反財產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為掩飾）——來試圖恢復小農的地位。相反，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樣，把財產——或公眾視為財產的東西——的安全視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條，也是最不可破壞的一條；只有在這個箴言的範圍之內，他才尋求改善義大利小農的命運；他認為小農的問題也是國族的根本問題。

依照早期的羅馬法律，凡不能還債者，就成為債權人的奴隸。波特利亞法曾做了小幅度的改善，就是如果債務人因暫時拮据，而非真正無還債能力，則可將財產讓與債權人，由是保持自由。但對真正無還債能力的人，則五百年來的基本法律仍然未變。直接以債務人的產業抵債的，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發生，即債務人死亡，或已放棄其公民權，或失蹤。使不能償債者得以正式的將產業讓與債權人了事——而不論是否足以抵債——是凱撒的功勞；而我們現代的破產法規定，就是依此而來。如此，債務人得保持他為人的自由（儘管在名譽與政治權利上有所減損）而開始新的經濟生活；以前的債務人只有在不導致他再度經濟破產的情況下，才得以向他討債。

行政系統經過徹底改造了。蘇拉手下的總督，在他們任職的行省之內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凱撒手下的總督則是嚴厲的主人之下惟命是從的僕人；而這主人，由於集大權於一身，又為終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換的小暴君們自然跟屬民的關係更好，更自然。總督職當然還是分配給兩個退休的執政官和十六個退休的次執政官；但由於統領直接指派的次執政官有八名，而總督的分配則完全由他一人決定，因此事實上總督等於是統領的賜予。

歷史只有對羅馬施行過這種奇蹟，而且不只一次。這兩次的危機，就以羅馬本身而言，是無可救治的，但歷史因使它新生而救治了它。無疑，在這新生中有許多罪惡。義大利半島的統一是建立在閃姆奈特和伊特拉斯坎民族的廢墟上的，同樣，地中海帝國則建立在無數原先有生機有活力的國家與部族的廢墟之上，但那腐敗是一種有新苗從其中生長出來的腐敗，其中有些部分到現在依然青蔥。被推倒的只是次等的民族，它們是注定要被文明的同化之手摧毀的。

但凱撒並不限於只對債權人一時的幫助；他還以立法者的身份來減低資本的可怕力量。最重要的是一個偉大的法律公理的宣佈：自由不是像財產一樣的物品，而是人永恆的權利。這個權利只有國家才有權剝奪犯人的，而債權人則無權剝奪債務人的。在不成文法中加入這個原則——或許是受埃及與希臘更為人道的立法所影響，而跟羅馬較早時期關於破產的法令完全相反——乃是凱撒的大貢獻。自此以後，這個原則便一直保持下去。

在寡頭政府下的這個義大利，確實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乞丐世界與富豪世界之間的強烈對比是無以緩和的。兩者的對比感覺越是清楚，財富之高峰與貧窮之深淵的距離越是令人眩暈，就有越多的人向頂峰攀爬，或從頂峰跌入淵底。兩者的鴻溝越大，越會聯合起來摧毀家庭生活（而家庭則是一切民族的種子與核心），聯合起來墮落於怠惰、奢侈、腐敗、罪行，渴望為財富而發起戰爭。

鬥劍比賽是古代道德敗壞的表徵與豢養者可以令演出大賺其錢。到了這時，又有可怕的新花樣出現，就是戰敗的鬥劍者之生死不是依決鬥法而定，也不是依勝者的好惡而定，卻是依觀眾的任性而定；勝者視觀眾所發的信號而饒赦匍匐在他面前的敗者，或將之一劍戳穿。這種打鬥的行業如此興盛，或說，自由的價值已如此隕落，以至於這個時代在戰場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卻在競技場中盛行。在競技場上，規章要求鬥劍者被刺殺時默不哼聲，不得閃避。事實上，自由人常常將自己賣做鬥劍奴隸，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紀的平民也遭到匱乏與饑荒，但他們並沒有出賣他們的自由；而那時的法學家也不將那鬥劍士的賣身契視為合法：「在規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鎖、鞭笞、燒或殺而不做反對。」

但最為奢侈的莫過於最為粗俗之處——餐桌。別墅生活的整個安排就是圍著餐桌在轉。不僅冬夏有不同的餐室，而且畫廊，水果廊，鳥舍或鹿園中所搭起的平臺都可以當做歡宴之處。預先請好的「奧菲斯」穿著戲裝出現了，吹起了嘹亮的華麗喇叭樂段，訓練純熟的鹿和野豬集合了。不僅廚子是烹調的好手，而且主人也常扮演廚師的訓誨教師。烤肉老早已被魚類與牡蠣蓋過了，但現在，義大利的河魚則已在像樣的餐桌上見不得人；義大利的酒與珍品幾乎已經成為低俗的象徵。即使在一般的宴席上，除了義大利的法樂利之外，還得再添三種外國酒——西西里的，勒斯比亞的與契亞的；而只不過一個世代以前，即使在大宴會上，除了法樂利外，頂多再供一巡希臘酒就已足夠。在演說家賀坦西阿斯的地窖中，有一萬尊外國酒，每尊三點三夸特。義大利的釀酒者抱怨希臘群島的競爭也就不奇怪了。

如此，羅馬的寡頭政府就如一群盜匪，他們在各省以專業化、企業化的方式劫掠。這一幫人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因為他們必須跟律師與陪審員分贓，而他們掠奪的越多，就越安全。劫掠已經越來越是光榮之事了；大強盜看不起小強盜，小強盜看不起小偷。如果有人竟然破天荒的被定罪，則他便大事吹噓法院曾證明他弄得多少錢。這便是羅馬人現在在行省中的行為，而他們的祖先曾慣於在任總督時一文不取，只取得屬民的感謝，以及本國人的讚許。

高利貸行業發達到前https://m.hetubook.com.com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瓦羅的時代，伊利里坎，亞洲與埃及的小地主們實際上就已大部分成了羅馬或非羅馬的債主們的債奴，正如以前的平民是貴族的奴隸一樣。對城區社團的貸款有些月息竟高達四分。有幹勁又有影響力的商人有時會得到元老院頒給他的使節名位，或由總督授以官職，而若可能，甚至有一批軍隊聽其指使，以便於他的買賣。據可靠的資料，有一個這樣的軍事銀行家為了執行他對塞普路斯的撒拉米斯鎮的權益，將市議會的議員封鎖在市政廳中，直至五個議員餓死其中。

同樣，請吃飯、送年禮和家中節慶則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而幾乎變做了公共禮節。羅馬人即使連死都不能不顧及他那數不清的「鄰居」，因為，為了體體面面的死，他必須至少送給每人一份紀念品。當時的羅馬也像我們現代某些商業圈一樣，真誠的家人親密關係與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業務與人際的交往完全是矯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殺了，而「友情」在種種的邪惡中位居要津。

兩種語言、一種民族性的義大利——希臘帝國，這個觀念並非新創，但將它從孤立的計劃發展為牢固掌握的概念，從零散的初步努力到鋪下堅定的基礎，卻是羅馬的第三個、也是最偉大的一個民主派政治家。

貴族對離婚的看法，可以由他們最佳的、最道德的英雄馬卡斯・伽圖的行為觀之。當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時，他毫不猶豫的把太太讓給他，而當這朋友死後，又毫不猶豫的把這太太娶回來。獨身和無子女變成稀鬆平常之事，尤以上層階級為然。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視為負擔，只為公義才扛在肩上；而伽圖及其追隨者則更主張富有者當保持財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這正是一世紀前波利比阿斯認為的希臘敗壞之因。那一度曾為羅馬人之榮譽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譽，如今到哪裡去了呢？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業更得以維繫窮人的生活。貴族們的養禽場與養魚池當然是十分昂貴的事業，其範圍之大，往往一個鴿舍的鴿子可值十萬塞斯特。在規範化的繁殖與餵養下，鳥糞變成了農業的重要肥料。一個鳥販可以一次供應五千歐洲鶇鳥，每個三德納瑞；一個養魚者則可以一次供應兩千鰻魚；而魯西阿斯・魯卡拉斯所留下的魚則賣得四萬塞斯特。可以想見，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勤勉從事此類行業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萬利。這個時期的一個在法樂利附近的小養蜂者，只有一畝百里香的養蜂場，一年的蜂蜜卻賣到一萬塞斯特。

要把帝國在政治上化歸一致，最首要的條件便是保存並擴張兩個主要民族，同時儘快吸收跟他們並存的野蠻民族（或他們所名之為的野蠻民族）。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將猶太人跟羅馬人與希臘人並列，成為第三個民族。這個民族，在那個時代已無處不在，在凱撒的新帝國中也扮演著絕非不重要的角色。這一個民族，讓步而又堅持，處處為家而又無處為家，處處有權而又無處有權。大衛與所羅門的繼任者，對這些人民而言，其意義也只不過像當時的耶路撒冷對他們的意義了。無疑，那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國是這個民族可見的宗教與心智一體性的象徵；但這個民族不僅包括它的子民，也包括無數的猶太人團體，這些團體分佈在帕提亞和羅馬帝國各地。

最後這一步是必需的，因為如果希臘人與羅馬人站到完全平等立場，則就可能發生數世紀以後在拜占庭發生的慘況。因為希臘人不僅在智性上明顯超平羅馬人，而且大量的文化使者由被迫或自願已遷入義大利，其影響力是絕不可忽視的。希臘侍從左右了羅馬君主，是從君主制之始就存在的現象。這一長串令羅馬人嫉恨的人物之中，最早的一個便是龐培的心腹傭人麥特林的狄歐法尼法，由於他的能力足以駕御軟弱的主人，可能是促成龐培與凱撒的破裂最有力的一人。因此，在他死後，希臘人幾乎把他當做神明來敬拜，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是他開始了帝國時期的Valet de Chambre（貼身男僕）政治。

因此，政府有種種理由，至少在西方不鼓勵希臘主義的擴張。若說西西里不僅從什一稅（地稅）的壓力下解放，而且其諸社團都獲得了拉丁權利，那是因為這可能表示在適當的時機西西里要得到與義大利完全的平等。因為凱撒必定有計劃將該島融入義大利國土，因為這個地方雖然在義大利投機者的統治下，已甚荒蕪，由其自然條件使然，註定要成為義大利最佳的省份，而非近鄰。但希臘文化凡是存在之處都予以保存與保護。馬西利亞與亞歷山大利亞各為西方與埃及的希臘文明的巨柱，種種政治危機雖曾誘使統領對之加以扼制，卻既未摧毀亦未破壞其民族特色。

凱撒像比他早期的政府一樣，似乎並不想統一東方的幣制；在東方，大批的粗製銀幣（很多都易於降低成色或破舊）仍在應用，甚至在埃及，一種類如今日紙幣的銅幣在某種程度上仍在流通，敘利亞的商城則會因改換幣制而遭受嚴重損失。在東方，我們發現，德納瑞後來成為合法貨幣，是官方計算的惟一媒介，而地方硬幣則在有限的地區之內流通，可是跟德納瑞相比，其交換值則較低。這可能並非一時導入，而是凱撒之前就已存在。但無疑它是凱撒的帝國貨幣的重要補充用品——而凱撒的新金幣鑄造得幾乎和亞歷山大的一樣重。無疑主要用於東方。

另一方面看，拉丁與希臘文化的交織則與羅馬城同樣古老。拉丁民族在征服並統一義大利半島之際，消化吸收了所有被征服的民族之特色，惟有希臘除外，因為希臘文化是被依照原樣接受的，而非經過混合。凡是羅馬軍團所到之處，希臘的教師即隨之而至，而他們也同樣是一種征服者。早期我們就發現著名的希臘語教師定居在瓜達奎瓦河，而在歐斯卡的教育機關則既教希臘文又教拉丁文。高等的羅馬文化不過是用拉丁文宣示的希臘文彩與藝術，而羅馬人首先選擇希臘文化向西方的蠻族灌輸，希臘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抗議之意。希臘人（尤其是邊區的，他們的民族文化受到蠻族的威脅，因之民族情感最強最純）其實早已把羅馬視為保護者，為希臘文化雪恥者。事實上，龐培在東方所建立的一些城鎮，就是重拾了間斷數百年的亞歷山大的益世業績。

一般說來，園主制度中所採用的農莊經營法已經達到了極高的經濟水平。利蒂河谷、富欣湖周圍的地區，利瑞斯和伏爾特納斯河地區，實際上說，就是整個義大利中央地區，都處在最繁榮之中。甚至與奴隸耕種的農場有關的工業，都由聰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條件下，小店、紡織廠和磚廠都在農莊上建立起來。義大利產的酒與油不但供應義大利市場，而且也有相當數量的輸出。

凱撒，凡是他以摧毀者的身份而行動的地方，他所做的只是執行了歷史發展所已宣示的命令。但凡是他發現到文化種子的地方，不論是在他自己的本土，或在其姊妹國希臘，他都予以保護。他挽救了羅馬文化，並予以新生；同樣，他不但保存了希臘文化，而且用他使羅馬新生的天才，著手使希臘新生，重拾偉大的亞歷山大未竟的工作——而我們可以確信，凱撒的靈魂中自始至終都有亞歷山大的影子。他不僅並行地解決了這兩個重大的任務，而且是互相為用的。人類文化的兩大要素——總體發展和個人發展，或說，國家與文化——曾經在胚芽時期結合在古老的希臘——義大利人生活之中，那時，他們在遠離地中海的海岸與島嶼的地方，放牧羊群，過著原始的純樸生活，但當他們分為義大利人與希臘人，本來結合為一的國家與文化兩要素也被分隔了，此後，許許多多世紀都停留在分隔的狀態。而現在，特洛王之子與拉丁王之女的後裔，從一個沒有明顯特性文化或世界性的文明之國中，創造出了一個新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文化與國家相遇，產生了至福的成熟果實。

在這一方面，羅馬人表現了他們對金錢處理的老技巧。羅馬人對行省的經濟壓榨一開始是相當溫和而有理性基礎的，但越來越嚴重、越腐敗。稅捐不平等，稅法邪惡。至於駐軍所造成的負擔，則由羅馬政治家自己的話可以證明，即羅馬軍的冬營使省民所遭受的摧殘，相當於被敵人蹂躪。以往，省民付稅，以免除軍事防衛的任務，因為軍事防衛由羅馬人負責。但現在，如撒丁尼亞——衛戍則主要由省民自行擔任，甚至在正規軍中，除了其它任務外，整個騎兵都落在省民肩上。

由於這些命令，義大利的市鎮自由權已經遍佈各行省。由完全據有公民權的人組成的社團——也就是阿爾卑斯山南所有的城鎮，山北及其它地方的公民殖民區及自由市——在處理其本地的事務上，跟義大利人站在平等地位。但羅馬當局——一般而言是各省總督——卻碰到了比較嚴重的問題。正式自治的拉丁社團和其它解放了的社團（包括西西里的和納波高盧的，以及其它省份的若干社團，因為它們不是公民社團）都具有如此大幅度的市政自由，以致總督除了用他的行政名義以外，無權干預。無疑在總督洽下的行省中已有完全具有公民權的人所組成的社團了，諸如阿奎利亞與納波；而像山南高盧這樣的總督省，則是由義大利建制的社團組成。但現在有一個行省全由羅馬公民居住，而其它行省也將陸續步其後塵，這在政治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但婦女解放的不僅是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的經濟監護，種種的愛情把戲也在不斷的進步。舞娘（mimae）之類的人物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情況，比今日毫無遜色；像喜色利絲這樣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頁都汙染了。但貴族婦女的自由藝術卻使她們有執照的行業大受威脅。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見慣，以致除了特殊的醜聞之外，連談都沒有人願意談起了，而法律行為現在幾乎被人視為笑料。公元前六十一年婦女節，普布利阿斯・克羅底阿斯在祭司長家裡搞出的古今罕有醜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難逃死罪，但這時卻連調查都不曾，更無需說懲罰了。水榭節——四月，當政治活動暫停，顯貴們在拜艾和普託利舉行的節慶——的主要引人之處在於它合法和不合法的關係，同時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樂。

寡頭政府對這些行省的邪惡統治至少在西方世界史中是無出其右的。當然責任並不全在羅馬人。在他們之前，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已被希臘的、腓尼基的或亞洲的統治者們破壞了，使其早期所傳下的是非之感與自由之感慘遭摧毀。省民凡是被告的，在受命之後，都需親自至羅馬為自己辯護；羅馬總督恣意干涉附庸社團的司法與行政，宣佈死刑，勾銷市議會的議事錄；在戰爭期間，他任意對待民兵，而往往是極不名譽的，例如在龐提克・赫拉克利被圍時，科塔將所有危險的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便保存義大利兵，當情勢危險時，則下令將所有工程人員的首級都排在他足下。羅馬的官吏與隨員不受任何道德規章與刑法約束；姦淫殺掠，以法律藉口或無法律藉口而行的，在行省無一日無之。但這些畢竟並非新事。大部分人都已老早習慣於被當做奴隸看待了，至於充任地方暴君的究竟是伽太基的監督，還是敘利亞的統治者或是羅馬總督，對他們來講是無關緊要的。省民惟一仍舊在乎的幾乎只有一件事，即物資生活。而這一方面，前述的事件並未造成普遍的干擾，因為這些事件固然常有，受害者只是單獨的個人。他們的物資生活受害最嚴重的乃是經濟的剝削，受害者是每個人，而其嚴重的程度則超乎以往任何時候。

在這個時期我們也同樣看到西方人對猶太及其觀念與習俗的厭惡。猶太及其習俗，儘管在那不可人的民族大混合中並非最可人的成分，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政治家既不可忽視又不可排斥的，而凱撒也像其先驅亞歷山大一樣，以正確的態度加以培植。亞歷山大在亞歷山大利亞對猶太主義的培植，其重要性幾乎和大衛王對於耶路撒冷神殿的計劃一般。凱撒在亞歷山大利亞與羅馬也給予猶太人特別的優惠與特權，保護他們的特殊崇拜，以防羅馬與希臘本地的教士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