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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當中卻再也找不到出身較好的人。服兵役的法定義務仍然存在，但徵兵入伍卻非常不規則。許多應當受召的人都放過，而那一旦入伍的人則在軍中可能延留三十餘年。羅馬公民組成的騎兵只不過是馬上的貴族衛士，他們噴著香水的騎裝和極為名貴的馬只有在首都節慶之日才出現。那所謂的公民步兵則只是傭兵部隊，由最低的階層收集在一起。屬民供應所有的騎兵和輕步兵，而步兵的成員也日漸都有屬民。百夫長，本是軍團作戰效力的核心所在，依照軍規當由士兵升任，現在則不僅當做恩惠頒贈，甚至往往賣予出價最高的人。由於政府理財的雜亂，以及幾乎所有行政官的貪汙枉法，軍餉變得極端短缺而不規則。

種豆得豆。分幫立派的政府制度，對愛色斯的崇拜及類似的其它過度宗教崇拜，都可以在前述的事實狀態中尋見其根本。人民不斷的面臨匱乏，甚至常常無物可食。沒有任何地方比首都更無生命保障，此處的惟一獨佔行業乃是盜匪的職業殺人。把預謀中的犧牲者誘至羅馬乃是殺害的預備步驟。沒有一個人敢於不帶武裝衛士走進首都附近的鄉野。

如此，原先的政治特權變做了窮人救濟，於是一個精神性和歷史性的原則因以誕生。社會份子對其利益的互相依賴性，是緩慢而逐漸認識的。比此更早的古代，國家保護其份子，以免於公敵和謀殺者，但它並不需保護其無助的同胞免於一個更壞的敵人——匱乏。希臘文明在梭倫及梭倫以後的立法中立下原則，社團有義務供應殘廢者之生活，事實上，是普遍供應一切窮困者。凱撒把一個有限的市政措施變為國家有機的建制，把國家的負擔與恥辱變做國家的制度之一，表現了人類的同情心與人類的不幸並駕齊驅。

然而，當財政的線索一旦掌握到凱撒的內閣手中，這個大機器的所有輪子與彈簧都有了生氣與比較嚴格的秩序。蓋阿斯・葛拉丘的兩個新猷——直接稅的出租和穀物分配——曾像壞疽一樣腐蝕著羅馬的財政制度，現在則部分被取消，部分被修改了。凱撒與他的先驅葛拉丘不一樣，他並不企圖用大資本家與首都的民眾來制衡貴族，卻把它們放到一旁，把國家從一切寄生蟲的吸附中解救出來。

然而，第二年（公元前四十七年），第二個呆子，護民官普布利阿斯・杜拉貝拉再度提議設立有關債權與房租法。這個人，和他的先驅同樣無力還債，在才份上卻遠為遜色。他聯絡他的同事魯西阿斯・屈貝利阿斯，共謀煽動。街頭暴動與嚴重的打鬥發生，直至義大利指揮官馬卡斯・安東尼阿斯下令軍隊干涉；而凱撒的及早從東方返回，也使這件乖戾的事件終止。對於這類沒有大腦的計劃，凱撒根本不當一回事，以致不久又對杜拉貝拉寵惠有加。對於這樣的烏合之眾，由於其本身並非政治活動，而只是為財起意的匪盜行為，一個強大的政府就足以使它們平息；而對於當日這種共產主義，凱撒絕不會大驚小怪，絕不會為了他自己的君主制度向他們討好。

我們不當把凱撒視為與亞歷山大和拿破崙同樣的征服者，他也並不想把他的新君主政體建立在軍隊上。他不想把軍事權威置於民事之上，而是將軍事納入國體之內，儘可能隸屬於文人政府。戰功輝煌的高盧軍團，由於其團隊精神與文人政府不相合，已經光榮解散了，他們的名字在新建的市鎮中永留紀念。凱撒遣散並配給土地的戰士們，並不像蘇拉住在他們自己的半軍事殖民區中，而且儘量遍佈整個義大利半島。只有坎班尼亞的土地由於無法避免，而有凱撒的老兵集中的情況。

凱撒則儘量求改善而非哀嘆。當然，羅馬仍是一個大都會，任何企圖，若想使羅馬具有特殊的義大利風格，不僅不切實際，而且不合凱撒的計劃。在那希臘風、猶太風、埃及風及混合了世界各種特質的大都會亞歷山大利亞，亞歷山大找到了他的希臘——東方帝國的適當首都；同樣，這新的羅馬——希臘帝國的首府，地處東方與西方之間，不應當是一個義大利社團，而應當是許多民族的首都，卻無任何特定的民族風格。為了這個原因，凱撒在羅馬容忍異邦神祗的崇拜——如埃及神——甚至允許猶太人在首都舉行他們怪異的宗教儀式。羅馬的寄生民眾無論何等令人嫌惡，他卻並不反對他們的擴充。不僅如此，在節慶的時候除用拉丁與希臘語演戲之外，他還促使他們用腓尼基、阿拉米、敘利亞和西班牙等語演出。

他的組織才能十分驚人。沒有一個政治家，一個將軍，像他這樣把如此紛紜如此本不兼容的份子聚合在一起，成為盟邦，成為軍隊，並這般牢固的結合在一起。沒有一個攝政者像他這樣，對他的追隨者做如此明確的判斷，並各自給予適得其所的職位。

民主王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將主權分與了社團，但他卻無意將權威分與以前統治機關——元老院。凱撒的元老院（和後來奧古斯督的元老院很不同）只是一個最高的國家議會，是凱撒向它徵詢法律意見的、用它的名義可以發佈比較重要的行政命令的；因為有些例子顯示，有些命令以元老院之名發佈，並載明此等命令在策劃期間有某某元老在場，而實則這些元老根本就不知道。

但不論他心中為自己立的稱號是什麼，實際存在的則是無上的統治者，而因之，朝廷也就立即充滿了榮華、枯燥與空洞。公開場合出現時，凱撒穿的不是執政官的紫條寬構，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坐在金座上，視察元老院的莊嚴程序，而不須起座。他的生日，他的勝利戰役，都以節慶來慶祝，他的誓言則充滿了曆書。當他在首都出現時，遠遠的就有軍隊護送，而軍隊的前方則是他的重要僕人。與他接近變得那般重要，以致他住處近區的房租大漲。晉見他極為困難，因為求見的人太多，以致他往往發現跟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來聯繫，而某些地位極高的人，為了見他，往往也得在接待室等上好幾個時辰。

凱撒對羅馬軍事系統的重組，本質上不過是把紀律加強。至於系統的本身，他似乎覺得不須徹底改革，也不可能徹底改革。因此他像漢尼拔一樣接受陸軍的現存份子。他下令三十歲以下者凡任市政官員或在市議會任議員的，需先服騎兵（也即是任軍官）三年，或步兵六年，這表示他想改善陸軍素質；但也同樣證明了，尚武精神日益低落，凱撒感到羅馬人已經無法以服兵役為榮了。也就是這個原因，凱撒並不企圖重建羅馬公民騎兵。徵集制度做了較佳的規劃，服役期限的縮短也有規律，但步兵則仍主要來自低層羅馬公民，騎兵和輕步兵來自屬民。令人吃驚的是，對艦隊未做任何改革。

軍官階級尤其墮落不堪。高階層的人、元老與貴族，已經不習於軍旅。以往，參謀官的職位是竟相爭取的，現在，凡是騎士階級而競選擇從軍的，則必選軍事護民官；參謀官一類的軍職有些竟然得由出身低的人來充任；而凡是貴族出身而在軍旅的人，都會想辦法派至西西里或其它見不到敵人的省份。勇敢善戰的軍官被側目而視，當做亡命之徒。龐培就成為當代人的軍人偶像，而這種現象，正表示了當代人的無能。結果，往往是指揮部的軍官率先逃亡或兵變；司令官儘管對士兵過分的縱容，解除出身高的軍官之官職的提議卻日日發生。凱撒便親自給我們描繪過當時的畫面：在他的司令部中，當命令下達，要向阿利歐維斯特斯進軍時，軍營中到處一片詛咒聲與哭聲，準備遺囑，有人甚至要求休假。

要把凱撒活生生的描繪出來，困難或許正在這裡。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畫家可以畫出任何東西。史學家也是一樣，當他在千年之中遇見了一個完人之際，他只能沉默。因為「正常」固然可以描繪，卻只能述作沒有缺點。大自然的秘密——將正常與個性結合於至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無法表述的。我們只能說，親見這種完人的，是有幸者，因為從其中可以見出自然的偉大。

至於首都的治理，有一段時間統領也想交託於他所提名的行政官。他恢復舊王的城市助理之法，幾次他不在羅馬的時期，都把首都的治理交予他指派的一個或數個助理，而並未徵詢人民同意。這些助理聯合執行一切治理任務，甚至以他們自己的名義鑄幣——當然並沒有用他們自己的鑄像。公元前四十七年和公元前四十五年的頭九個月，沒有指派次執政官，也沒有公物管理官和會計官；即連執政官，在公元前四十七年，到了年前才指派出來，而在公元前四十五年，則由凱撒一人獨任執政官。

不過，各省總督——在他們的金融權已由王室的稅收員接取以後，現在只剩軍事指揮權了——的職位卻除埃及一地之外並未交由王室的家臣。尼羅河的這個國家，由於地理上的極端孤立、政治權力的極度集中，比任何其它地區都更易於長久脫離中央權力，在最近的危機中，義大利的黨派首腦便屢次想在那裡立足。可能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凱撒不把此地宣佈為行省，而仍把拉傑德王朝留在那裡。一定是為了這個原因。駐守埃及的軍團司令不交於元老院（換句話說，也就是以前的政府）的人，而像收稅員似的以下級人員來充任。

但他們迅即明白，凱撒無意追隨凱特林的路線，而債務人頂多可以期望還債略輕，程序略變；於是憤怒的黨徒們便大聲質問了：人民黨是為什麼人而戰的？這些烏合之眾由於狂歡的願望未逞，始則與龐培派勾結，終則於凱撒不在時（公元前四十八年一月至四十七年秋），煽動起內戰之中的內戰。

這看起來像要恢復羅馬城內古代的帝王權威，惟一受到的限制是新君主的民主派背景。換言之，就是想取消執政官，監察官，次執政官，公物管理官與會計官，只有在國王不在時，留下城守，另外便是護民官與平民管理官，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但凱撒後來放棄了這種計劃，自己既不接受王的稱號，也不取消跟共和國的歷史相交織的一些可敬的職位——執政官，次執政官，公物管理官，護民官與會計官；這些官職都重獲他們原有的權力，但其地位則已完全改變了。

街道、河岸、火警與建築方面的官方監督幾乎連想都未曾想過。水災、火災與倒塌經常發生，若說政府對這些事有些預聞，則也只是問問國家的神官，這些事情究竟有什麼意義。如果要對彼時的羅馬有點概念，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倫敦，卻有紐奧連的大批奴隸人口，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警察，加上近代羅馬人閒散的性格，加上一八四八年巴黎的政治騷亂：這便是西塞羅與他的那派人所哀嘆的共和國的榮光。

事物古老而徹底敗壞的情況若想清除，共和國若想新生，國家必須先得和平，內戰的殘渣必須掃除。在這個工作上，凱撒採取的是協調現存黨派的原則——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因為在不可協調的對立者存在之處，我們便不能說有真正的協調），原先貴族與人民互相爭鬥的競技場，兩邊均放棄之，而在一個新的場合相見，這即是君主制度。

凱撒崇高的目標需要立憲派的合作；因為立憲派實際不僅包括貴族，而且包括了義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羅馬國新生的計劃，需要大量有才華、有教養、有繼承的和自身的優點的人物，而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憲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對反對者的原諒認做是勝利的最佳報酬。因此，反對派最重要的頭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人物，尤其是年輕人，則得到完全原諒。再者，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極的牢騷埋怨中，而是使他們在新的行政體系中做積極的參與，並由此獲得榮譽與官位。

但軍事獨裁的體制不論何等顯然，凱撒不論何等斷然的將最高指揮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卻無疑不擬將自己的權威建立在軍力上。不錯，他認為常備軍是必須的，但這只因為國家的版圖需要有大規模的邊界衛戍。在最近的內戰和較早的戰爭中，他都為平服西班牙而努力過，而且在廣漠的非洲沙漠邊緣與菜茵河邊，他都佈置了強大的保衛據點。對於幼發拉底河與多瑙河流域，他也做了類似計劃。更重要的是他計劃遠征帕提亞人，以雪凱爾亥之戰的敗績。這個戰爭他籌劃了三年，想一勞永逸地徹底敉平這批危險的敵人。同樣，他也籌劃進攻吉泰（哥茲）的布爾畢斯塔王——此王在多瑙河兩岸均在擴張地盤——同時計劃在義大利東北方設置他在高盧所設置的邊區，以保衛義大利本土。

再者，軍事護民官和百夫長的派任（以前是屬於總督的權限之內的），以及新的副官的派任，也極可能直接轉入統領手上。同時，徵兵、放假和重要的刑事案件也可能由總司令直接處理。由於統領的控制，總督的權力如此受到限制，便不虞軍隊散漫，或變成直屬軍官的私人部隊。

共和派得到寬諒，但並沒有跟凱撒和好。對於新秩序的不滿，對於統治者的憤恨，普遍存在。做公開的政治抵抗已無機會。但有些人稱凱撒為王，則遭到護民官的干預，而這樣的護民官則被共和派奉之為殉國者。共和派在內在的反對、秘密煽動與陰謀上，態度斷然。當「國王」出場的時候，群眾裡沒有一個人動一動。到處是招貼和嘲刺詩，以苛毒與討好群眾的方式攻擊新君主制度。當某個喜劇演員在臺上演出諷刺新君主的戲時，喝彩如雷。反對派的小冊子中，對伽圖的推崇成為時髦題材，而由於文學不再自由，他們的作品更受讀者的歡迎。

即使對敗部的軍官，直至公元前四十九年西班牙之戰的人，凱撒也給予無限制的原諒。但後來他察覺到他做得過分了，首腦人物的去除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下令，凡是在敵軍服役的軍官，或在伊樂達之役以後而在反對派元老院中保持席位的，剝奪其財產權與政治權，終生放逐於義大利之外。如果內戰未終而死，則其財產充公。但那些原先已得凱撒原諒而後又投入敵陣者，則剝奪其生存權。

不錯，凱撒這時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領域上與他們作戰。他和他的幹練心腹們，用反伽hetubook.com.com圖的文章來回報伽圖派的文章，於是共和派與凱撒派圍繞著死於尤提卡的英雄論戰，像特洛人與希臘人圍繞特洛人派屈洛克勒斯的屍體而戰一樣。但凱撒派在這種戰爭中當然處於不利地位，因為作為裁判的群眾是站在共和派一邊的。除了威脅作者以外，別無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險性的文人，如普布利阿斯・尼吉狄阿斯・費格拉斯和奧拉斯・凱辛納，要想獲允返回義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難。而在義大利的反對派作家則受到檢查，而懲罰則完全由檢方隨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約束特別惱人。

對於新的君主政體的暗地反對還可以以其他方式進行。謀位者和共和派的叛變在全帝國各處不斷蠢動；內戰的火焰一時由龐培派燃起，一時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則刺殺新君的陰謀比比皆是。但這些陰謀甚至不曾使凱撒在身邊設置長期衛士，往往只貼告示公佈這些陰謀就算了。

凱撒固可任人民派繼續崩裂，貴族派卻保有更大的活力。對於這一派，凱撒的目標不在使其解體——這是只有時間才足以做到的——而是鋪設一條道路，將壓制與調和做良好的調合。他採取的措施有大有小；在小措施中，出於他自然的正確感，儘量避免用空洞的嘲諷來激怒業已垮臺的這一派。他並不為征服了自己的同胞而慶功，他常常提到龐培，而每次都帶著敬意，在元老院復位之後，他下令把已被推倒的龐培像重豎起來。

摧毀舊有的派系，為新的國家提供合宜的建制、有效力的軍隊和秩序井然的財政，並不是凱撒的工作中最艱難的部分。義大利的真正復興需要把全帝國所有部分——羅馬城，義大利及各行省——都脫胎換骨地重新組織。現在，計我們試將帝國的舊狀態與新狀態的開端做一描述。

從這種意義而言，凱撒的地位比他勝利之前更脆弱，但他的損失卻使國家得到利益。由於消除了黨派的對立——他不僅原諒各黨派分子，而且也允許每個有才能的人，甚至僅是出身好的人，參與行政，而不考慮其過去的政治立場——他把舉國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大計劃中。各黨派人士不論自願或被迫的參加同一工作，不知不覺間便帶領國家走向新的方向。當然他很清楚目前的協調只是外表的，大家對於凱撒的憎惡遠比對新秩序的贊同更為一致。他也知道，當各派被導入外表的聯合時，他們之間的對立感就不再那麼敏銳，而只有這樣，政治家才能幫助時間去做它的工作——因為時間是一切衝突的治癒者，它會把老一代的人送入黃土，而達成新的和諧。凱撒更不追問是誰恨他，是誰想要謀殺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樣，他為國效力，而非為報酬，甚至也不是為人民的愛戴，而是犧牲了同代人對他的愛戴，而求取後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國家，使其有新生的機會。

最重要的還有凱撒所興建的首都建築。凱撒將羅馬人對建築的愛與創建者對建築的愛結合為一，他的成績不僅使前期為政者的怠惰無地自容，向且更超越了羅馬貴族的最佳成就，因為凱撒的天才遠超於馬爾奇與艾米利的平實之才。凱撒之超越他的先人，不僅在他建築的幅度上，在他的大手筆上，也在他對於公益有真正政治家的領會。他的繼承者大肆興建廟宇與其他華貴建築，他則在戰神園新建了朱莉亞廣場（Saepta Julia），以鬆緩羅馬市場的壓力——因為那裡有公民集會場，有主要法庭，有貨幣交換所，又是忙人與閒人彙集之地。凱撒還在卡比託與巴拉了之間建築了一個新的法庭，一個朱莉亞廣場。

因此，日後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軍人，無疑是自然之事；這一點，克倫威爾有些與之相近，後者由反對派領袖變為軍事首領與民主王；一般說來，這個清教徒雖然跟那放蕩的羅馬人極少相似之處，但在其發展過程、目標、成就上來說，卻是近代政治家中與凱撒最為接近的。即使在凱撒的戰爭中，這種即興式的將軍作風也是明顯的。正如拿破崙的埃及與英格蘭戰爭展示著炮兵中尉的氣質，凱撒的戰爭則展示著煽動家的特點。有好幾次——最顯然的是艾庇拉斯的登陸——凱撒都疏於軍事的考慮，而一個徹底的將軍本是不應有這種疏忽的。因此，他的幾次行動從軍事觀點言當受責備：但將軍所失者，卻由政治家獲得。

共和的政治基本觀念是把羅馬全帝國和羅馬城視為同一，因此，羅馬城的行政官便等同於全帝國的行政官。在凱撒的君主制度中，這個觀點卻全然改觀了。自此以後，羅馬城的行政官只不過是帝國許多城市的行政官之一，而執政官則已形同虛設，其所以重要，只因卸任之後可以任總督。

然而，羅馬城固可由新秩序而寬敞與壯麗，卻正由這新秩序而永遠失去了它政治上的優越性。羅馬城與羅馬國為一體，這個觀念固然事實上已逐漸顯得荒謬，但它卻是羅馬共和國的中心觀念，以致除非共和國滅亡，它是不會滅亡的。只有在凱撒的新國家中，這個觀念才被棄置，而首都則被置於與其他大城平等的地位。事實上，凱撒的市政命令既是向首都發布，又是向其他城市發佈的——由此又可以看出，凱撒不僅在努力治理，也在給每個事物恰如其分的名稱。帝國時代的羅馬，正由於它沒有能力像別的社團一樣自謀生計，因之它本質上不及其他城市。共和國時的羅馬是一個匪盜叢聚之地，但它也是羅馬國；君主時期的羅馬儘管開始用三大洲的光榮與黃金及大理石來裝飾，卻不過是附著於貧民窟的皇宮所在地——總言之，不過是一個必要的罪惡而已。

財政的控制困難並不大，因為帝國廣闊，又無巨大公債。若說國家曾有一段時期陷於不斷的經濟困境中，原因不在於不適當的歲入，因為最近幾年歲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歲入兩億塞斯特，由於比西尼亞一龐塔斯行省與敘利亞行省的設立，又增加八千五百萬。這個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來源（尤其是不斷增加的奢侈品稅），遠超過坎班尼亞的公地所損失的稅收；再者，魯卡拉斯，麥提拉斯，龐培，伽圖和其它等人的財產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富。

任何案件都可以在國王法庭或勝任的共和國護民官法庭審理。但由護民官做下的判決就已經是最後判決了。有資格的司法人員所做的判決，即使君主都不得推翻，除非（如在共和時期的）是由於腐敗、暴力或類似的情況證明這種判決必當取消。另一方面，受害者則可以為任何行政官的判決向此行政官的上司上訴，因之產生了後來常見的向國王上訴情況。也許所有的行政官，至少所有的行省總督，都被視作統治者的下屬，因此他們的任何命令均可上訴於凱撒。

然而，整個說來，凱撒認為羅馬軍人不應像東方國家的軍隊一樣，由僕從指揮。因此，比較重要的總督，一般均由卸任的執政官擔任。較不重要的則由卸任的次執政官擔任。公元前五十二年的法規的規定——在執政官與總督之間需五年間隔——則可能棄之不用，因此在羅馬任執政官之後可能立即接著就任總督。另一方面，總督職的分配——以前有時是由人民或元老院的命令安排的，有時則由各行政官之間的協調，或抽籤——現在則轉由君主決定。由於下列幾項原因，凱撒從不缺少合意的總督候選人：執政官常在一年任期結束之前被誘導卸任，以為接任者留有充裕時間；次執政官的指派每年從八名增至十六名，其中半數由統領指派（會計官也是如此）；統領又有權指派有名無實的次執政官和會計官。總督的召回則自然是由攝政王的命令——儘管照例執政官任總督不超過兩年，次執政官任總督不超過一年。

當一連串的重大勝利以帖普撒斯之戰將決定世界未來之權交予蓋阿斯・朱利阿斯・凱撒的時候，他行年五十六歲（他可能生於公元前一〇二年七月十二日）；現在，他是羅馬的新君主，整個希臘—羅馬文明的第一個統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徹底考驗的，歷史少見；他乃是羅馬的蓋世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後一個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設計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凱撒出身於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貴族家庭之一，其血緣可以上溯至伊利亞德時代的英雄與羅馬古王；他幼年與青年的歲月像當時的貴族典型一般度過；他嘗過了當時時尚生活的苦杯與甜汁，遭受過喝彩與詆譭，閒來無事也賦過新詞，在種種女人的懷裡打過滾，學過種種紈絝子弟梳理頭髮的花樣，更精於永遠借錢而永不還錢的妙法。

在文人政府下的國家中保持常備軍的問題，由各方面來設法解決。服役有年數限制，又可臨時遣散，這使軍隊的人員變動較速。服役年滿的士兵照例成為農業殖民。而或許最重要的是，軍隊保持在義大利和在人文與政治生活中心以外的地區，駐守於凱撒認為軍隊惟當駐守的地方——邊界，以抵抗外國敵人。

如此，貴族統治被置於一旁，而新形式的元老院則只不過是君主的工具，國家的治理權則完全落入專制君主之手。一切重要的事情均由統領親自裁決。凱撒所能處理的國事是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想都無法想象的。這主要還不在其無比的迅速與果決，而在其更普遍性的理由。當我們看到凱撒，蘇拉，蓋阿斯・葛拉丘和一般羅馬政治家所展示的能力，而覺得超乎人性能力時，其原因並不在人性的改變，而在於現代的家庭和往日不同。羅馬的家庭是這樣的一種有機體，家中解放過的和未解放的奴隸，甚至其心靈能力都可以為主人提供成果；而懂得運用這些心靈的主人，做起事來則就像有無以數計的心靈一樣。那是集中作業的機關之理想形態，而我們的辦公室確實也在熱切模仿，但效率則仍相差甚遠，因為現在的資本力量遠不如古代奴隸制度的力量。

不錯，這跟時間也有關係。這位羅馬英雄站在年輕的希臘英雄亞歷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於，但同時，世界卻已衰老。凱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無限遙遠的目標前進的歡欣過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廢墟上的，用的是廢墟的材料，他滿足於歷史為他所設的豐富而又有限的界限，儘量安全地在此範圍紮緊腳跟。因此，後代的夢想者躍過了那沒有詩意的羅馬英雄，而將詩的金光與傳說的彩虹佩在亞歷山大身上。但兩千年來列國的政治生活卻莫不追蹤凱撒所割下的路線；許多民族仍以凱撒之名稱他們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義而又當深以為恥的事。

軍事執政官馬卡斯・凱利阿斯・樂傅斯是個好貴族，有點才份與教養；由於演說流暢激烈，是廣場中凱撒最激烈的競爭者之一。他自動提議一條法規，要使債務人有六年免息的喘息機會。這個提議遭到反對，於是他又提議另一條法規，要取消所有因貸款與房租而得的權益；凱撒派的元老院乃把他去職。

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羅馬軍隊常常掠奪省民、兵變和臨陣逃脫。數目足以作戰的部隊往往由於這些基本的敗壞而大潰，例如公元前57年，畢索的馬其頓軍便是如此。像龐培，凱撒和伽賓尼阿斯這樣的能將，則無疑可從這類的烏合之眾訓練出能征善戰的部隊，但這樣的部隊卻寧可說屬於將軍的，而不是屬於國家的。羅馬的海軍更為腐敗——羅馬的海軍其實自始就是羅馬人厭惡的對象，也始終沒有徹底的國家化——已是幾乎用不著說的了。凡是能出毛病的地方都已在寡頭政府的治理下毀壞得不堪收拾了。

新的君主制度更不可能透過執政官的職位來施行，因為執政官的職位很難同選舉分開。再者，凱撒顯然曾致力於將這個最高官位貶為空洞的名銜，因之，在他接受此一職位之後，在任期未滿時，就把它給予次屬地位的人。「獨裁者」成為最常見、最明顯的稱號，但這可能僅是因為凱撒想運用它舊有的含義，即在特殊的危機時期的特殊處斷權。另一方面，這個稱號卻很不適合新的君主制度，因為它寓含著例外的、不民主的性質，而一個民主派的政治家很可能不選擇這種由最傑出的反對派所創造的稱號。

因此，關於凱撒對他自己的地位，公眾不能抱怨他表示得不夠明確。他儘可能清楚、儘可能正式地以羅馬之王的身份出現了。可以想見，他可能本想以舊日的「王」來指稱他的職位（儘管實際上這不可行，而且也並不重要），而不想用「統領」。即使當他在世的時候，他的許多朋友與敵人都認為他有意以此自封。實際上，他幾個最熱烈的擁護者在不同的時機、以不同的方式曾提議他當加冕——最顯眼的便是馬卡斯・安東尼阿斯任執政官時，曾在公元前四十四年二月，在民眾之前，要將王冠加於凱撒。

凱撒雖然接受首都的現存基本性格，卻努力改善那裡普遍的可悲可恥的生活狀態。不幸的是，最基本的罪惡是最難以消除的。凱撒無法取消奴隸制度，至於他是否有意限制首都的奴隸總數——在別處他這樣做過——卻必須存疑。首都的自由工業他同樣難以創造。但他的偉大建築計劃則彌補了部分的失業問題，為無產階級提供了一個雖微薄但正當的收入。

命運比天才的力量更大。凱撒想要做的是恢復文人政府治理的國家，結果他所建立的卻是他所厭惡的軍事專制政體。他推翻了貴族與銀行家們的政權，卻以軍事政權替代，而國家卻仍像以前一樣由特權的少數在專制與操縱。偉人們為了達到理想而導致的輝煌失敗，乃是國家的至寶。好幾個世紀之久，羅馬的軍事政體未演變為警察國家，乃是凱撒之功；羅馬繼後的皇帝們，不論如何不同於他們王權的偉大創立者，沒有運用軍人來對付公民，而只用以對付公敵，乃是凱撒的功勞；因為他們對軍隊與國家都有足夠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統治後者。

加入反對派元老院的非洲資本家的罰款總數達一億塞斯特，龐培的產業變賣後則得七千萬塞斯特。這個措施是必須的，因為敗北的貴族之所以仍有力量，主要就是靠他們龐大的財產，只有把戰爭的費用加在他們身上才能把他們打垮。但凱撒把充公的財產全都歸公，以此來緩和憤恨。再者，他和蘇拉不同，即使是他的心腹，犯有詐欺之罪的也不放過，即和*圖*書使是他最忠實的擁護者，如馬卡斯・安東尼阿斯，在購買充公產業時，他都如數索價。

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記得，凱撒所做的事並非開始，而是完成。計劃一種政治架構，以適合時代的需要，是早自蓋阿斯・葛拉丘即已開始，而他的擁護者與繼承者則均在遵行與追求，有些人比較忠於其原本精神，有些人較為不忠，有些人成就略大，有些人略小，但均能屹立不倒。凱撒，幾乎從一開始就由遺傳的權利而為人民派的首領，三十年的旗幟未變，也未嘗掩藏他的目標，而即使在身為君主之後，仍然是民主派。他無限制地接受了他那黨派的遺產（凱特林與克羅狄阿斯乖謬的計劃除外），他對貴族階級和真正的貴族痛切厭恨，對羅馬民主的基本理想他始終未變——即是減輕債務人的負擔，實施海外殖民，全國各階級的逐漸平等，行政權脫離元老院——就從這幾點而言，他的君主體制跟舊有的民主體制相差極少，而且用他的君主體制反而達成了民主體制的目標。

當時的民事訴訟過程在許多地方的不健全更無須說了。它也受到派系政治干擾，例如公元前八十三—八十一年，普布利阿斯・昆西阿斯的審理，要靠辛納或蘇拉在羅馬誰佔上風而決定，而辛納若佔上風，所做的裁決則絕對不同於蘇拉佔上風的裁決。而律師們，由於往往根本不識法律，有意或無意間把法律程序弄得一團糟。但這類案件由於性質關係，除少數例外，律師的詭辯不那麼容易腐蝕是非觀念。因此，那個時期流傳下來的民事抗辯案，雖然經不起我們嚴格的考驗，卻遠比當時的刑事案件更合法，誹謗性更少。

處理過去的問題固然不易，解決現存的黨派問題更屬困難；這現存的黨派便是凱撒的擁護者與已遭推翻的貴族。很可以瞭解，凱撒獲勝之後的作為，以及他要求大家放棄以往的政治鬥爭的諭令，使他的擁護者感到極大的不滿，其程度更甚於貴族。凱撒當然希望獲得蓋阿斯・葛拉丘所曾經籌思過的結果，但他的從眾的目標卻已不再是葛拉丘的從眾那時的目標了。羅馬的人民黨已漸漸從改革被逐向革命，從革命被逐向無政府，從無政府被逐向反財產的戰爭。他們私下裡想望著恐怖統治，現在竟像以前對葛拉丘的墳墓一樣，對凱特林的墳墓獻花圈花束了。他們原先之所以投在凱撒的旗幟下，是因為他們盼望凱撒能在凱特林失敗之處得勝。

比奴隸群更敗壞的則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或僅是「事實上」解放的奴隸——行乞的烏合之眾和暴發戶，他們不再是奴隸，但又不是公民，在經濟上，甚至在法律上，仍舊依賴他們的主人，但卻充滿了自由人的恣肆。這些人比任何階層更受到大都會的吸引，因為大都會有種種利益可得，而零售商和小手工業幾乎完全被他們包辦。他們對選舉的影響力也是出名的，在街頭暴動方面，他們是領導角色，因為把商店和商場關門，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在法律方面，古代的國王審判又重新採用。古王審判刑事案件，在法律上曾可不受人民的求情之約束，審判民事案件曾可不由陪審團決定。凱撒也以同樣的方式取得直接審理任何案件的權力，親自處斷，或（當他不在的時候）交由他的城內助理。事實上我們發現他和古王一樣，有時坐在羅馬廣場審判被控叛國的羅馬公民，有時則在他的屋子裡開庭審理附庸王侯的同類罪行。因此，羅馬公民的惟一特權似在審判過程的公開性。但由國王親自審理的案子畢竟是限於特殊的。

但這種韌鋼的天性是連這類的放蕩生活也不能損壞的；凱撒身體既未耗損，心靈的彈性也保持著良好的狀態。在劍術與騎術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戰士相比，而他的游泳術更在亞歷山大利亞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軍速度之快——為了爭取時間，常常夜間行動，這跟龐培遊行式的緩慢正成對比——令當代人非常吃驚，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這算不得是最小的。

這兩者都是不可少的。前線的防衛部隊極感缺乏，若想邊界得以保全，軍力的增強乃是先決條件。軍餉加倍無疑跟凱撒收買軍心有關，但另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原先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的軍餉，是很古時代制定的標準，那時候的購買力和凱撒時代很不相同。現在，當首都的工人一天可得三個塞斯特的工資時，軍隊之所以還能用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召到士兵，只因為那是一種津貼，而且大部分是違法的。因此，要認真地改革軍事制度，禁止軍人以軍餉為外快的現象——因為這隻能加重百姓的負擔——則惟有把軍餉做適度地增加，把日薪訂為二又二分之一塞斯特，儘管大為加重國庫的負擔，卻是必要而又有益的一步。

國家財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於例常與異常的花費，部分原因在於處理不善。例常花費上，首都穀物的分配幾乎用得超乎尋常。公元前六一二年，由伽圖將該項費用增加，自此以後每年幾乎用去三千萬塞斯特，而公元前五十八年以後，連象徵性的谷價也取消了，於是單這一項就吞了國家歲入的五分之一。由於西里西亞、敘利亞和高盧需要新的駐軍，軍事預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費，包括海軍的，例如在公元前六十七年的海盜大圍剿之後五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萬塞斯特。此外，戰爭及戰爭準備所花的錢也極多，如為了使畢索裝備他的馬其頓軍，就付給他一千八百萬塞斯特，龐培為了維持西班牙軍，每年用二千四百萬塞斯特，凱撒為維持高盧軍團，用的數目也相似。

凱撒無需監督宗教，因為他已是祭司長。占卜官之職也自然加身，同時還有許多新舊榮銜，諸如「國父」，他誕生的月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及其崇敬的表現，發展到最後，已經十分的神化。其中有兩項特別值得一提：一、凱撒被賦予和護民官同樣的不可侵犯性；二、除了其他的職位名銜之外，他被賦予「統領」稱號。

這些乃是起於大城的基本性質的弊端，此外更有一些偶然性的弊端，害處卻可能更為嚴重。或許有史以來從沒有一個城市像羅馬這樣完全缺乏維生能力的。一方面由進口，一方面由奴隸所做的家庭製造業，使得自由工業根本無法存在。古代一切社會的大惡——奴隸制度——在羅馬暴露了其一切嚴重的後果。沒有任何地方比大城裡的望族或暴發戶宅院中聚集的奴隸更多的。沒有一個地方比羅馬奴隸的人種更駁雜的——敘利亞人，弗利吉亞人，利比亞與摩爾人和希臘人的混血，吉泰人與伊比利亞人夾雜著日增的塞爾特人與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道德敗壞，在形式的道德與精神的道德之間的可怕鴻溝，非常熾烈的呈現在城市中有教養或半有教養的奴隸中，其嚴重性遠甚於鄉村中像牛一樣在鎖鏈中耕作的奴隸。

同時，凱撒盡力迴避自由的無產階級。由於把首都的穀物配給變為對數目固定的貧民的救濟，因之而湧向羅馬城的無業遊民雖未完全停止，卻受到了重大的限制。由於護民官受命對烏合之眾採取嚴厲措施，也由大量的海外殖民，現存的無產階級日漸減少。凱撒當政的幾年，有八萬殖民者被送往海外，其中大部分無疑來自首都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哥林多的殖民大部分是解放過的奴隸。依照傳統，解放過的奴隸雖然不準任城中任何榮譽職，在殖民地，凱撒卻允許他們加入當地的議會，無疑這是對殖民的鼓勵。

因之，凱撒可以取得一般行政官之外的特權，甚至傳統政府之外的特權。他沒有取代公民議事集會來指派行政官，這幾乎可說是他的讓步了。他只提名一部分次執政官和較低級的行政官，同時，他由人民的特殊命令而獲得權利，可以授予「父族」之名位；這是往日從不許可的。

凱撒懂得如何善用這個優點。凡有需要特別親信的職位，他就派奴隸，由奴隸解放的自由民或出身卑微的追隨者就任——只要其他方面的考慮可以通過。從他的工作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組織方面的天才在運用這樣的工具時會產生何等的成效；但其工作進行的細節我們則找不到適當的答案。在這方面，機關的工作情況類似於製造業，工作的成果不是以製造者個人的成果面貌呈現，而是以工廠之成果的面貌呈現。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凱撒的助手中沒有一個是對他的工作產生個人性的影響的，甚至也沒有一個人瞭解全盤計劃。他不僅是惟一的主人，而且也沒有技巧高超的助手，他有的僅是一般勞工。

以這種意義而言，凱撒和羅馬帝國主義史雖然有其宗師的無匹偉大成就，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卻仍是對近代專制制度的強烈指責。有機體，不論如何渺小，都無限地超越最人工化的機器。同樣，自然成長的體制，不論其有多少缺點，都無限的超越人為的絕對專制——姑不論這種專制何等輝煌。因為自然成長的體制是大多數人的意志的自由表現，是會成長的，因之是活的，而人為的專制則是它現狀的樣子，因之是死的。

龐培曾對律師們這種詭辯加以限制，凱撒也繼續這種政策，甚至還有所加強；再者，行政官也經過較佳的人選，較佳的監督，再加陪審員的派定，使得法庭肆無忌憚的腐敗與恫嚇宣告結束。但那是非之感與對法律的尊敬——這是在大眾心中本來難以摧毀的——要想重新灌輸到大眾心中卻更為困難了。這個立法者雖然驅除了種種邪惡，卻無法將邪惡的根挖除。而那能夠治癒一切可以治癒之事的「時間」，在這個例子中是否能奏挽救之功實為可疑。

在這裡應當一提的是那種不分時代背景而對歷史人物做褒貶的習慣，這種習慣是過於單純，過於不負責任的。不錯，歷史是應對現代有所教誨；但那種教誨不是粗淺意義的，不是翻翻書就可以在過去的記錄中找出現在之病症的，也不是由往日的病症就可以為現在開藥方的。歷史之所以有教訓性，是因為早期的文化顯示了文明的有機條件——這些基本條件處處相似，而其組合的方式卻又處處不同——並引導後人，鼓勵後人去做獨立性的重創，而非奴性的模仿。

元老院最原始的地位本來就是「思考性」的，後來它在「事實上」逾越了這個地位，但在「法律上」它仍當留在原位，因此把元老院貶回原位並無嚴重法律障礙。然而，在事實上，凱撒卻必須防範元老院的實際反抗，因為羅馬元老院是反對凱撒力量的焦點，正如雅典最高法院與培里克利斯的關係。主要是為了這個原因，元老人數大為增加，至九百名——以前至多達到六百名，最近的戰亂則使人數銳減——為了保持這個數目，每年指派的會計官——也就是每年准予進入元老院的分子——從二十增至四十。

這些開銷雖然浩繁，羅馬的財源本來並非不能應付，然而羅馬人的行政效率卻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鬆弛及寡廉鮮恥的影響。國庫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項，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財源。兩位負責督事的會計官——都是一年一換的年輕人——袖手旁觀。而那長期的辦公部門，以前固然曾極受尊重，現在則把最腐敗的行徑視為家常便飯，尤其是因為他們的職位可買可賣。

凱撒與其本派的人的理想，乃是在羅馬建立培里克利斯式的政府，不仰仗刀劍，而仰仗人民的信賴。這個理想，在他鬥爭的過程中，他放棄了不少，然而，他卻始終努力在抗拒軍事專制的觀念，其所用的努力恐怕是歷史僅有的。當然這也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也是這巨大的心靈中惟一一個熱望超乎了明晰判斷的地方。凱撒心目中的政府，由其必然，就是一個非常個性的政府，因此也會像培里克利斯和克倫威爾的政府一樣，隨其創造者的消逝而消逝。在國族的深沉混亂之下，羅馬的第八個王，要想繼承他的七位先驅，僅以法律與正義來統治人民，即使在他在世時都是不可能的。同樣不可能的是他想把常備軍納入國體之內使之成為社會中可控制部分的構想，因為這軍隊在上次的內戰中已經瞭解了權力的好處，卻忘記了服從。

至於其他的行政官，選任之權事實上也都在獨裁者。凱撒本人並不任監察官，但無疑他充分運用監察權，尤其在元老的選派上。他常常執政官與獨裁者兼掌，有一次甚至沒有同事。但他不肯將執政官之職常佔；有人建議他任五年一期甚至十年一期的執政官，但不予採納。

凱撒此時的情況和日後的亨利四世與奧倫治的威廉相似，最艱鉅的任務是勝利後才開始，革命戰爭的勝利者人人都曾由經驗得知，如果在消滅了敵人之後，他不僅作為一個黨派首腦——如辛納和蘇拉——而卻像凱撒、亨利四世和奧倫治的威廉，要用舉國的福利來替代他本黨的必然片面的計劃，則他必定會面臨各黨派聯合的敵意——包括他本黨的在內；他的理想越純，這種情況越真。立憲派和龐培派口頭上表示效忠，但心裡卻憎惡君主制度，至少也是憎惡那君主的。至於那敗壞了的人民派，則自他們察覺到凱撒的目標不再是他們自己的目標時，就開始了反叛。即使是凱撒的親信，在察覺到他們的領袖所建立的不是一個強盜邦，而是一個眾人平ｈeｔｕboｏk.com•com等、對一切人皆公正的君主國時，也憤憤不平起來，因為被擊敗的一派的興起便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被瓜分。對國家的這種重新組織，沒有一派願意接受，因而不但要強迫他的敵人，也要強迫他自己本派的人。

但並無證據顯示凱撒像亞歷山大一樣想做無限制的征服。確實曾有人說，他有意從帕提亞進軍裡海，再至黑海，然後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兼併塞西亞與日耳曼，直至北海（照那時的觀念，北海離地中海並不那麼遙遠）；再從高盧回義大利。但我們找不到任何有權威的證據證明這令人不可置信的計劃的存在。羅馬帝國實際已經包括了一大堆蠻族，極難控制，足夠此後幾個世紀去融合吸收的。因此，前述的征服計劃，即使在軍事上可行，也不過是比亞歷山大的印度遠征更莽撞更好大喜功而已。從凱撒在不列顛和日耳曼的行動看來，從他的政策繼承人的行動看來，可能的情況是，凱撒（如西比奧・艾米利奴斯）對諸神的祈求是保護帝國已有的疆土。而非為擴充。他的征服計劃顯然是侷限於邊界的穩固——當然，這邊界是以他的大計劃為準繩的——保持幼發拉底河的防線，把東北不穩定的國界推到易於防守的多瑙河區。

但比這些更有意義的是凱撒的君主制跟塞維阿斯・屠利阿斯的古羅馬君主制的內在相似。古羅馬諸王固然大權集於一身，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的社團卻是自由的，他們是平民的保護者，以抗貴族；凱撒也不是來破壞自由的，而主要是要摧毀那令人不可忍受的貴族枷鎖的。因此，那絕不是政治尚古者的凱撒，卻返回五百年前去找尋他新政府的典範，便不足為奇了。由於羅馬共和國的最高職位一向就是由種種特別法限制著的王位，因此王位也就一直並未過時。事實上，在不同的時期，從不同的方面——在十大執政官時期，在蘇拉攝政時期，在凱撒本人的獨裁者時期——王權都在共和國重複出現。事實上，只要是在特殊的權力為時勢所需的時候，則總是產生出無限的imperium「命令權」——跟通常有限的「命令權」不同——而這個，實際上就是王權。

在法薩拉斯之戰的前夕，龐培派似乎有得勢的傾向。樂傅斯跟米羅——這個為貴族而戰的街頭老戰士——取得聯繫，謀劃反革命，其口號為共和政體，取消債權，解放奴隸。米羅離開他在馬西利亞的放逐地，在杜爾瑞地區召龐培派與隸牧人武裝，樂傅斯則籌劃由武裝奴隸攫取卡普亞城。但後者在執行時即被察覺，遭卡普亞民兵所挫。昆塔斯・佩狄阿斯率領一個軍團進入杜爾瑞區域，擊潰聚集於該地的一群，以兩個頭目的遭戮而告終這次騷亂。

有判斷力的人可以不證自明的瞭解，凱撒想將他的至高權力永遠施展於國家，或說，他想選用一個簡明的稱號，以適應這個新建制；因為，創造了名銜而無實權固然是錯誤，創造了實權而沒有適當的名銜也是同樣的錯誤。只不過我們很難確定凱撒心中所存的最後形態。部分原因是在這過渡期難於將鷹架和永久建築分辨，部分原因是他的崇拜者不待他點頭，就把一大堆的權位與榮銜加到他頭上（無疑這是令他感到厭惡的）。

一言以蔽之，「統領」不過是舊日的王權的新立；因為執政官與王的不同，僅在於其權柄受到時間、空間、同事的限制，必須有元老院或社團的合作。新君主制中幾乎沒有任何成分是舊日王制中所沒有的：最高軍事、司法與行政權威結合於一王之手；國家的宗教領袖；發佈命令之權，並使此命令有必得執行之力量；將元老院降為諮詢議會；「父族」階級與城市長官制度的恢復。

政治家的任務正像凱撒的天才一樣廣泛。他從事種種事務，但沒有一樣不跟他那偉大的目標合為一體的。這個目標他始終堅守如一，而從未對這偉大行動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廢。他是一個戰術大師，但他卻竭盡一切力量以阻止內戰，當他無法阻止時，則儘量避免流血。雖然他是軍事君主國的創建者，他卻有效地阻止了元帥的繼承體制或軍事政府。若說他對國家的服務業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學與和平的藝術，而非有助於戰爭者。

如此，往日被羅馬社團消滅的社團之命運，現在落在它自己身上了。它對全帝國的主權現在也變成了有限的社團自由權。平民管理官也像次執政官和會計官一樣，數目加倍，為了監督首都的供應品，又增設了兩個「穀物管理官」。平民管理官與穀物管理官候選人由社團選擇，不受執政官候選人之選擇的限制。總之，古代為保護人民之自由的措施未遭更改（但這並不表示倔強的護民官不會遭到嚴重干預，有時甚至會從元老的名單中被剔除）。如此，統領在一切重要的事項中均自行決定，財政由他的僕人處理，軍事由他的副官管理，而舊有的共和政府官職又已改為市內行政官員，他的專制乃穩固確立。

另一方面，許多城鎮，例如非洲的小裡普提斯，就加重稅捐，以做戰爭時期彼等行為的懲罰。義大利各港口的港口稅原本甚豐，不久前竟取消，現在則急徵，因為這項稅捐主要加在東方進口的奢侈品上。這些是新設的或恢復舊制而得的普通財源，除此之外還有因內戰而自然產生的部分；由高盧收集而來的戰利品，首都的現款儲存；從義大利與西班牙廟宇得來的寶藏；由強迫貸款、強迫奉獻或依附社團或統治者們所繳的罰金而得的款項；法律案件的罰款，或者直接命令羅馬富翁們繳納所得的；更重要的則是戰敗的一派的產業充公。

凱撒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不論他作什麼，都充盈了他冷靜的明智，也被他冷靜的明智所引導。而這種明智則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他熱烈的生活於此時此刻，不被回憶與期望所擾；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任何時刻他都可以以全付活力投入行動，可以將他的天才投注於最細小的工作；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夠領會人的領會力所能領會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他才有那種鎮定從容，用這種從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計劃他的戰役；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他才有那「驚人的明靜」，不論順逆；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他才有那完全的獨立，不受寵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響。

原先排外的貴族們自然因元老院分子的改變而極為憤怒，認為這是有意使元老院敗壞。凱撒卻並不是能夠採取這種自我敗壞的人，但他雖然深信元老院必須存在，卻也決心不受它控制。他改變元老院分子的意圖可能是要使元老院不再只是寡頭性質，使它重返舊日的面貌——一個代表所有階級的國家議會，代表則為各階級最智能的分子，因此並不必須要排除身份低的人，甚至也不排除外國人。古王把非公民納入元老院，凱撒也把非義大利人納入。

除此以外，警察與司法也較以往嚴格。法令——尤其有關暴行的——加強，共和國時的一項不合理的法規——凡被定罪的犯人，如果自動放逐，可以免除其刑罰的一部分——也被取消。凱撒詳細的警令也大部分保存下來；如屋主須負責修補街道，用切過的石塊將人行道沿著整幅寬度鋪設，首都的狹窄街道只有夜晚才準車輛經過。對警察的監督則如以前一樣，主要掌握在四個管理官手上，現在全市分成四個界線清楚的警察區，每人負責監督一區。

在刑事與民事案件中，以前共和制的審理程序基本上都保留下來。刑事案由刑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處理，民事案件則由繼承法庭（The centumviri）處理，或由單獨的iudices（證據）處理。在首都，法律過程主要是由司法執政官監督，在各行省則由總督監督。即使在君主制度下，政治犯的審理仍須參考陪審委員會的意見。凱撒發佈的新法令，明確地規定何者為當懲罰的行為，排除一切對言論的檢舉，懲罰則寧採放逐不採死刑。陪審員不全出自元老院，這和寡頭政體的願望是不同的；也不完全出自騎士階級，這又和嚴格的葛拉丘派的願望不合；而是以科塔的協調法為基礎，著眼於協調各個黨派。然而，低階層的人則無法進入陪審團，因為陪審團團員財產必須在四十萬塞斯特以上。這一點，是採用公元前五十五年龐培的The tribuni aerarii「平民保護官」之法。如此，兩個一直在爭奪這個陪審權的派別——元老們和有產者們——現在平分了這個蘋果。

凱撒對其自身的安全不論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卻無法不看出這普遍的不滿所寓含的危險。然而，雖經友人一再勸告，雖然他自己明知反對者的無可扭轉，他的活力與從容自持仍是極為驚人，而反對者的絕大多數仍舊獲得他的原諒。他這樣做亦不是由於高傲者的寬宏，也不是出於婦人之仁，而是出於政治家的深思熟慮，因為對被擊敗的黨派，比較快而比較無傷的處理方式，是將他們吸收到國體之內，而不是把他們掃除到國體之外。

這個國家的至高元首，至少在開始時，正式的名稱只是「狄克推多」（獨裁者）；公元前四十九年，凱撒從西班牙回國後，首先採用此號，幾天以後就把它放下，而次年的決定性戰爭僅以執政官之名行之。但秋季，在法薩拉斯戰後，他又重用此號，並一再取得此種稱號。開始時，任期未定，但自公元前四十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任期一年，公元前四十四年一月或二月，則要求為終身，因此直截了當地把以前的保留去除，而正式宣佈他的終身任期，稱號為「終身獨裁者」（Dictator Perpetuus）。

軍事系統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將統領立為永久性的軍事領袖。他把整個的軍事控制權都握於手上，用真實的、有力的最高統帥來取代以前徒具虛名的監督。至於這最高統帥和特區指揮官——在此以前，各在其地域內是全權的——之間的關係，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查證。也許類似於次執政官與執政官之間的關係，或執政官與獨裁者之間的關係。若是如此，則總督在其行省之內固為最高軍事權威，統領卻有權於任何時候親自或由代表取得此最高權威；總督的權力限於行省，統領的權力則遍及全帝國。

作為政治家，他行動最特殊的一點是他完美的和諧。事實上，政治家——這人類行為中最困難的一種——的一切條件都結合於凱撒一身。在他來說，除了生活於現在，併合於理性法則以外，在政治上沒有有價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顧及歷史與考據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語及對稱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它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統治者。他統治人心，像風驅使雲彩一樣他可以驅使種種不同的人為他服務——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級軍官，溫柔的羅馬主婦，埃及與毛利塔尼亞的優美公主，意氣風發的騎兵軍官與錙銖必較的銀行家。

凱撒的成就是可敬的，也是必然的，這並非由於它本身是一種或可能是一種福祉。但是，其古代社會組織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全然沒有共和的憲法的表現，而五百年來的城市體制又發展為寡頭式的絕對統治——在這種狀況之下，絕對軍事君主政體乃是必然的結果，也是惡果最少的。當維琴尼亞州和卡洛林納州的蓄奴貴族們不得不像他們的先驅——蘇拉治下的羅馬人——那樣行事時，凱撒主義便也可在歷史的法庭中獲得合法認可——儘管在別的歷史條件下凱撒主義可能既是諷刺又是謀篡。但壞的凱撒們雖然可能使傻子誤入歧途，使卑下之人有謊言欺詐的機會，歷史卻不會否定真正的凱撒當有的榮耀。歷史也是一部聖經，她雖然不能阻止果子對她的誤解，魔鬼對她的引用，她卻可以對他們施以報復。

政府不僅對這種腐敗袖手旁觀，甚至還由於自私的政策而予以鼓勵。凡被判過死刑的人，法律禁止留居首都。但由於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法令乃形同作廢。人民集會須受監視，這個法令一開始即受忽視，後來則遭禁止，因為被視為對人民自由的不當限制。公共節慶如此鋪張，以致七個普通的節慶——羅馬節，平民節，眾神之母節，穀神節，阿波羅節，花神節與維多利亞節——加起來就有六十二天，此外還有鬥劍比賽以及許多其它特別的娛樂。以低價供應穀物——對於這種貧窮的無產階級生活，這乃是不可避免的——則以最不謹慎的輕浮態度處理，麵包用穀類價格的起伏嚴重得令人難以相信。而穀物的配給又等於是一帖官方的邀請，使那些缺糧的公民和不願工作的人蜂擁首都。

由於這種明澈的判斷，對於命運與人力，凱撒從未產生過幻象，朋友工作的失當，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計劃都訂得明確，一切的可能性都經考慮，但他卻從未忘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時他會玩起那般冒險的遊戲，理由在此，他曾一再冒性命之險，而漠然於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會做最任性的事一般，凱撒的理性主義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義相通。

自然律在這羅馬的軍事君主政體中更充分更完全的表現出來。這個體制在其創造者的天才衝動之下，在免於一切外力的壓迫之下，比任何類似的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形式都更純。正如吉朋早已指出的，自從凱撒時代，羅馬的體制只有外在的一致性，只是機械式的反覆運作；而內在裡，即使在凱撒自己統治的時期，它都已徹底枯萎了，死了。若說在此政府的早期階段，尤其是凱撒自己的靈魂中，仍夢想將自由民主的發展跟絕對統治結合為一，則朱利安一族中那些天賦甚高的皇帝們不久也向我們證實了一個可怕的事實，即水火共置於同一容器中是何等不可能。

他的心像他的身體一樣靈活而強韌。他對一切事務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見到的處境，都既準確又落實。他的記憶力是無匹的，他又可以同時處理好幾件事而能同樣鎮定。雖然他是紳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終其一生，他和-圖-書對他母親奧莉麗亞都懷著最純的敬愛（其父早逝）。對他的妻子們，尤其他的女兒朱莉亞，他懷著令人生敬的摯愛，這種情感甚至對政治都不無影響。對他同代最有能力、最傑出的一些人，不論地位高低，他都維持著溫和而忠誠的關係，各隨其類。對他的黨徒，他從不會像龐培那樣可以無情的棄之不顧。不論際遇好壞，對朋友都堅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後仍然證言他們對他的深厚情感。

無疑這新的建構並非意在僅以其創建者一生為期限。但凱撒並未決定棘手的繼承問題；他究竟是計劃以選舉來決定繼承人，還是如其養子後來所稱，以遺傳方式繼承，我們現在只能懸疑。也可能他有將兩種方式結合之意，使統治者之子繼承王位（如克倫威爾與拿破崙所做）；但如統治者無子，或其不宜為王，則統治者可由養子的方式選定其繼承人。

這個時期的羅馬軍事制度幾乎和漢尼拔時代的迦太基軍事制度相似。統治階級只供應軍官，屬民只供應平民，行省則只供應陸軍。在經濟與軍事上，將軍幾乎獨立於中央政府，不論幸運與不幸，基本上都靠他自己以及他駐紮的省份的資源。部隊中士氣圃已不存，甚至連民族精神也已蕩然了，惟一剩下作為內在聯繫力的只有團隊精神。軍隊已不再是國家的工具了。政治上，它沒有自己的觀點，惟以指揮官的觀點為準。軍事上，在通常的低卑領導者之下，它變成了無用的烏合之眾，但在幹練而有軍事眼光的領導者之下，它則可以達到民兵所永不可能達到的完美程度。

支出的縮減最可觀的一筆是糧食配給量的限制。對首都窮人的食糧配給，以及由凱撒創始的油類供應——以供羅馬人沐浴——主要由撤丁尼亞和非洲（尤其是後者）供給，因此全部或大部分跟國庫分開。另一方面，軍費的支出則大幅增加，原因是常備軍的增加和軍餉的提高——年薪從四百八十塞斯特提高為九百塞斯特。

因此，在這兩個重要的問題上，凱撒不採用葛拉丘的辦法，而採用蘇拉的。只有間接稅繼續採用出租制度，因為這是久遠以來就在實行的，而且（羅馬的財政箴言是，稅收必須簡便易行，凱撒也遵守之）絕對不能取消。但直接稅則自此以後普遍劃歸兩類，一是可以直接供應國家的所需者，如非洲與撒丁尼亞的供應谷與油；二是如小亞細亞的歲入，換做定額的金錢，交託當地的稅務員徵收。

首都的穀物配給在此以前被視為執行統治的社團的特權，因為這個社團執行統治，因此便該由屬民供養。凱撒把這個不名譽的原則拋棄。但無可忽視的是，只有以這樣的贈與才能使大量的貧窮公民免於飢餓。以這個範圍為限，凱撒仍維持穀物配給。由伽圖重新核准的辛普羅尼亞法，規定居住於羅馬的公民，人人可得免費麵包用穀物，而登記領谷者高達三十二萬人。凱撒把有其它生計者去除，剩下十五萬人，這個數目被定為最高額。同時，年年重做調查，已死或遷移的，名額由匱乏者添補。

因為他的這種君主體制並非東方的專制政體，而是蓋阿斯・葛拉丘曾經希望建立的，又是培里克利斯與克倫威爾則在實際上建立過的——由國家賦予至高權與無限信任的人來代表國家。凱撒的任務之基本觀念，嚴格說並非新穎，但他所做的卻是這些觀念的實現，而實現則是一切。他的實現之恢宏莊麗，如果他自己能夠親眼見到，或在歷史的鏡子中見到，則不論他處於何種時代，也不論他抱持何種政治信念，他必然都會讚歎不止，而他的讚歎只會因他對人性的偉大與歷史的偉大之不同的領會能力而有所不同。

羅馬城的外在狀況跟這種內部的潰亂相配，似乎是對那貴族政府苛刻的諷刺。臺伯河沒有經過任何疏浚，只有那惟一的橋樑用石材重建過，至少建到臺伯島。七丘之城也未做過剷平工作，或許只有垃圾堆經過了一些改善。街道彎曲，狹窄，陡斜，人行道又鋪設不良。一般房屋用磚材建造，又窄又高，令人眼暈，大部分是投機建築商的手筆，給小業主之用，結果是建築商肥死，小業主類如乞丐。在這貧民窟的旱海中，升起了那富人的豪宮，它們搶佔了小房子的空間，正如它們的主人搶佔了這些小人物在國家中的地位。這些豪宮的大理石石柱與希臘雕像跟朽敗的神廟成了強烈的對比——廟裡的雕像大部分仍為木刻。

對政治迫害，凱撒立下的界限儘可能狹窄。對於表面上的凱撒派私下與立憲派的溝通，沒有做任何察詢。從法薩拉斯與帖普撒斯敵人司令部取得的文件，凱撒看都未看，就親自丟入火中，因之使他自己及他的國家免除了對可疑人物的政治審訊。再者，凡是跟隨羅馬軍官或行省軍官而對抗凱撒的普通士兵，一律無罪，只有在朱巴王麾下服役的羅馬人除外。這些人財產充公，以做叛國罪之懲罰。

騎兵的不可靠迫使凱撒採取新辦法——在他看來，這當然是有冒險性的——僱傭外國人入伍，尤其是日耳曼人。另一個新辦法是指派軍團副官（legati legionis）。在此以前，軍團都是由軍事護民官率領，而軍事護民官則一部分由公民指派，一部分由有關的總督指派。每個軍團有六個護民官輪流指揮。只有在特殊狀況下，才由將軍指派某一人為司令，而這也是暫時的。在較後來的時期，這些副官——或說上校——成為永久建制，不再由他們的頂頭上司而是由羅馬的最高司令指派。這兩種變化似乎都起於凱撒的處置，而凱撒的處置則與伽賓尼亞法有關。這個重要的新步驟插入軍事體制內，部分是因為需要更有力的權力集中，部分是由於缺少有能力的高級軍官，但更主要的是由統領指派一個或數個上校，以平衡總督對軍團的影響力。

這便是這個出眾的人，這樣容易又這樣難於形容的人。他整個天性就是一團明澈，而關於他的傳說多過古代任何類似人物。我們對這樣一個人物的看法固可有深淺之別，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無論有無識人能力的人都會感到這偉大的人物展示著一種特質，但這種特質卻又沒有一個人能在生活中實現。其秘密在於它的完美。不論就一個人或歷史人物而言，凱撒都是許多相對的、特質匯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創造力，同時又有至為透澈的判斷力；不再年輕，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執行能力；充滿了共和的理想，同時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處就是羅馬人，但在他自身之內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應合時代的潮流而將羅馬與希臘文化融合為一——凱撒是個完全的人。

責任則是各方面都有——行政官，陪審員，訴訟當事人，甚至作為觀眾的公眾。但最無可救藥的傷害則來自律師。詭辯乃是法庭的寄生蟲，繁殖得非常猖狂；一切是非觀念都消失了，在羅馬的刑事審判中，意見與證據都分別（這是一般人十分難以分辨的）消失了。這個時期一個有經驗的羅馬律師曾說：「一個普通的被告可以被控以任何罪行，不論他有沒有犯，而又一定會被定罪。」這個時期的許多刑事抗辯都保留了下來，而幾乎沒有一件曾經嚴肅地去確定罪行的實有，而提出證據或反證的。

但這些成就只不過是完全重鑄羅馬的第一步。他還訂下了其它計劃：新的元老院，新的氣派的集市，一座可以與龐培的劇場匹敵的新劇場，以亞歷山大利亞被毀的圖書館為模式的拉丁與希臘公共圖書館（這是羅馬城的第一座），還有一座戰神廟，其輝煌與富麗要超乎以往所有的戰神廟。更偉大的計劃是淘乾龐普丁沼澤，以新的運河導引臺伯河水到適當的人工港。由這個計劃，首都最大的敵人——瘧疾——可得消除；極其有限的建築空間可以大幅擴充，而羅馬城可得久來極為需要的一個安全的海港。猶似統領可以移山填海，與大自然抗衡。

因此，共和派的舊有爭執視為永遠過去。蘇拉的雕像在法薩拉斯之戰的消息抵達之後被拉倒，凱撒則下令將之重新立起，其意義是表示只有歷史才能批判這樣一個大人物；但同時，他卻取消了蘇拉例外法的最後一條，將辛納動亂與塞託利亞動亂中被放逐的人召回，使被放逐者之子女有公職候選人之資格。此次內戰中失去元老院席位者，或因政治關係，或因彈劾而失去公民權者，尤其是由公元前五十二年之例外法而遭彈劾者，一律復位或復權。只有謀財害命者仍剝奪公權；在元老院派中惟一未受此次大赦之寬免的則只有米羅一人，因為他是此派最膽大妄為的分子。

這些秉賦必然會締造出政治家。因之，凱撒從早年開始從最真實的意義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懷抱著人所能懷抱的最高目標——使自己那深深腐敗了的國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國家相關的那更為腐敗的希臘民族，在政治上，軍事上與道德上新生。三十年戰爭的艱苦經驗使他對於手段的看法有所改變，但在目的上，卻不論處於無望時候，或權力無限之際，都未有稍變，作為煽動家、陰謀家時如此，走在黑暗小徑時如此，在聯合執政時以及專制君主時，仍然如此。

總而言之，他可能是偉人中的惟一一個，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政治家的特殊分辨率，判斷出何者是可能，何者是不可能，在成功的極峰上，仍能識別出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決不為雖然最好卻不可能的事而忽視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藥的惡事，他從不拒絕提供減輕之法。當他識別出命運在說話時，他又總是服從。亞歷山大在海法西斯、拿破崙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們憤怒於命運，因對其寵兒只給予有限的成功，但凱撒在泰晤士河與萊茵河卻自動撤退；甚至在多瑙與幼發拉底河，他想做的並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邊界整頓。

除了這些基本改變之外，收入與支出也做了徹底的修改。不少的社團，甚至其整個地區，都得到免稅待遇，有些是由接受了羅馬或拉丁的公民權而間接免稅，有些是由特權而直接免稅。稅款降低的社團比免稅的更多；行省中受壓迫最重的亞洲，則不但改成了直接稅，而且直接稅也減免了三分之一。新的歲入——由降伏的伊利亞社團，尤其是高盧社團所繳納（僅後者就年繳四千萬塞斯特）——則款額放低。

這些新的創舉，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普遍的上訴權）都不能視為絕對的改善，無法彌補羅馬司法上的種種惡果。任何蓄奴國中，司法程序都不可能健全，因為至少在「事實上」處斷奴隸的權利握在主人手上。自然，只有在奴隸所犯的罪使此奴隸成為無用之物，或不合主人之意的時候，他才會懲罰奴隸；而他對待犯罪的奴隸則如對待常常頂撞東西的牛一樣；後者把他送去屠宰，前者則賣入競技場去打鬥。但即使對自由人的法律程序，由於常有部分程序為政治性質，乃從嚴肅的法律過程變作了派系鬥爭，常要運用偏袒、金錢與暴力。

羅馬社會從上到下對於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藥的程度，任何人對這一點做過冷靜考慮，都必然會把凱撒的希望視為夢想。馬利阿斯的軍事改革已經使軍人不再是公民，而坎班尼亞的兵變與夫帖普撒斯的戰場則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軍隊現在給予法律的支持是什麼樣子。即使這位偉大的民主者都無法把他解放了的軍隊重新掌握。在他的號令下，千萬刀劍從刀鞘裡抽了出來，但已抽出的刀劍卻不再那般聽命回鞘。

拉丁民族的優良家族很久以前就完全在羅馬城消失了。凡是一國的都城，由本性使然，總比任何其他次級社團更易於喪失其本城的特質，甚至於會消失其本族的特質。在首都，上層階級迅速地從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撤出，以便以整個國家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非以某一特定城市。在首都，無可避免的聚集了外國居民、為商業與享樂而來往的旅客、大批懶惰怠慢的群眾、罪犯經濟與道德破產的人（正由這個原因才成其所謂大都會），羅馬尤其是如此。有錢的羅馬人往往把他的城居視為一個住處而已。當城裡的文職變成了帝國的行政官職，當市民集會變成了帝國統治者的集會，當自治的小宗族社團或其它社團在首府不能再存在的時候，羅馬的一切社團生活便被告終。各式各樣的人都從帝國各處湧向羅馬，來投機，來淫|靡，來陰謀，來學習犯罪的手法，甚至來逃避法律的監視。

這個獨裁者之職位，不論起初的短期，還是繼後的終身制，都不是舊有體制中所有的，而是由蘇拉所設計的至高職位。這個職位不是由憲法的命令所指派、並受其控制的惟一最高行政官，而是由人民的特別諭令賦予權力之據有者的，使他得以籌備法令，統治全國。它是一種無限制的政治特權，取代了共和國時權力的劃分。由這個總則性的特權再進一步，便可由各個法案賦予決定戰爭與和平之權，而不需商詢元老院與人民；可以處置軍隊與經濟，可以選派各行省總督。

他是一個君主，但從沒有裝做國王。即使當他身為羅馬絕對主人的時期，他舉止也只不過如黨派領袖，圓通平易，和藹近人，除了在同儕中居於首位外，似乎沒有其它願望。許多人都曾把軍事指揮官的調調帶到政治上，凱撒卻從未犯過這樣的錯誤。不論他同元老院的關係變得何等不如意，他從沒有蠻橫逞兇過。凱撒是君主，卻從未被暴君的眩暈攫住。在世界的偉人中，他或許是惟一在大事小事上從不以衝動與任性行事的；他總是依照他身為統治者的義務而行，回顧一生事蹟，他固然可因一些錯誤的判斷而悲傷，卻從未因衝動而失足。凱撒一生從未做過那近乎精神錯亂下所行的過度之事，如亞歷山大殺克里塔斯，焚燬波斯波利斯之舉。

反觀「統領」這個稱號卻是新的，而且在各方面也都適合新的君主政體，只因為它是全新的，而且沒有顯然的理由。新酒或許不能裝在舊瓶子裡。而「統領」這個稱號卻是為新事物而取的新名稱。它涵括了伽賓尼亞法中關於民主派領袖的意願（儘管該法中表達得並不那般精確）：人民領袖獨立於元老院，而權力則長久集中於其手。在凱撒的硬幣——尤其是後期的——我們發現通用「統領」之稱，而在凱撒關於政治罪犯的法令上，則似和_圖_書乎也用此名銜指稱君主。因此後代總是用「統頓」一詞跟君主制度並用。為了給予這個職位以民主和宗教意義，凱撒或許有意把民眾領袖與至高祭司權結合為一。

這些規定，在實行上卻經過很大的修改。重投敵陣者很多，但真正執行死刑者卻甚少。在財產的充公上，不僅所有債務先予還清，寡婦原先帶來的嫁妝歸還，而且有部分產業還留給死者的子女。而且，有許多本當放逐、財產充公的人都完全獲赦，或罰金了之，如在尤提卡被迫加入元老院的非洲的本家們。其他的人，只要他們向凱撒申請，身體與財產幾乎均可重獲自由。事實上，幾個拒絕申請的，如原執政官馬卡斯・馬西拉斯，都自動給予赦免。公元前四十四年，大赦令頒佈，把所有有罪但仍未撤銷的也一律赦免。

像所有年輕時感受過女人之愛的眩目燦爛的人一樣，愛情的暈光一直在他周圍搖曳。即使在他四五十歲以後，他仍有過若干戀情，仍然保持著若干浮華的外觀——或正確些說，他的男性美的一種討人喜歡的意識。他非常在乎他的禿頭，在公共場合出現時，小心的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髮捲可以用勝利換取，無疑他會用他的若干勝利交換。但他同女子的交往無論給他何等甜美的感覺，他都不允許她們對他有左右的影響。即使他與克麗佩特拉甚遭指責的關係，也不過是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個弱點。

真正的軍事政府的標準乃是具有一批有特權的衛士。這種情狀在凱撒身邊是找不到的。將軍在執行積極任務時固然久來即有特別的衛隊，但到了凱撒時則此衛隊已完全無用。他的禁衛軍似乎主要是由傳令兵組成，而不是精選的戰士，因此也不是任何作戰部隊嫉妒的對象。凱撒在任將軍之際就不設近身侍衛，為王之後更是如此。儘管他很瞭解暗殺者不斷潛伏在周遭，卻仍拒絕元老院的提議，不肯設置精選衛隊，不久又把他起初在首都時所用的西班牙衛隊遣散，只用羅馬最高行政官所慣用的侍從官。

凱撒所推動的長期計劃，即使在極為不同的時間零碎實施的，都是他那偉大建築的一部分。因此，他沒有什麼單項的成就，因為他的成就沒有單項的。作為一個作者，他文體的單純優美是無法模仿的；作為一個將軍，他不把習規與傳統放在眼裡，他總是以他特殊的鑑別力鑑別出得以征服敵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以是正確的；他能夠以先知的確定性找到達到每件事情之目的的正確方法；在戰敗之後，他仍像奧倫治的威廉屹立不倒，而不變的以勝利結束戰役；他以無匹的完美迅速調動大軍——正是這個因素使軍事天才有別於普通能力——而他的勝利不是來自軍力的龐大，而且來自行動的神速，不是來自長久的準備，而是來自快速與大膽的行動，即使在配備不足的情況下亦然。

在這樣一個和諧的性情中若說尚有某種成分特別突出，那便是他鄙棄一切理論和空想。凱撒當然是熱情的人，因為沒有熱情便沒有天才。但他的熱情從沒有強烈到不能控制的程度。歌，愛情，酒，在他年輕的歲月曾經佔據他的心靈，但這些沒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長一段時期他熱切地投身於文學。但他又和亞歷山大不同，亞歷山大因想到荷馬筆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凱撒無眠的時辰則用於玩味拉丁文的名詞與動詞。他像當時的每個人一樣寫詩，但他的詩不佳。另一方面，他卻感興趣於天文與自然科學。酒是亞歷山大終身不能擺脫的毀滅者，但那有節制的羅馬人卻在狂歡的年輕歲月過去之後就完全避開了它。

在精神遺產上凱撒很少做重要更動。若羅馬國教曾用以支持寡頭統治，則它照樣也可支持新的君主制度。如此，元老院保守派的宗教政策就轉渡到新王手中。當瓦羅在這個時期出版了《古代神事》（Antiquities of Divine Things）——這是羅馬神學的大貯藏所——時，他得以將此著作獻給「大祭司凱撒」。對於朱夫的崇拜之餘輝，現在落在新立的王座上了，而那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奄奄一息之際仍可做「凱撒崇拜」的工具。

但這一切建議凱撒都一概拒絕。他的這種拒絕固然可能在熄止因這些建議而釀成的共和派反對，但並不因此就表示他的拒絕是不真誠的。有些人認為他故意鼓勵人做這種建議，以便使群眾心理逐漸準備接受這不受歡迎的羅馬加冕大典。這種猜測是不正確的，因為忘記了凱撒所必須面對的情緒反對力量之巨大。這些建議很可能是他的擁護者們不召自來的熱情所促發的，也可能是凱撒授意馬卡斯・安東尼阿斯做獻王冠之舉，但其目的則是在公眾面前斷然拒絕，以使那風傳的閒言遭到當頭棒喝。而這次的拒絕則由凱撒命令書於國家行事曆上，以便此後再不可能重提。原因可能是，凱撒願採用一個方便的稱號，而人民則又一向注意事情的名稱，而不注意實質。因此，他決意避免採用王的名稱——這個名稱已經沾染了古代的詛咒，在凱撒時代的人民心中，它還含有東方暴君的意義，而不像他們自己的古王奴瑪與塞維阿斯——因此就用統領之名來行實際的王權了。

元老院人數的異常增加完全由君主一手包辦，為了每年人數固定的增加，他透過法律取得了永久性的影響力，就是選舉機構必須選舉會計官候選人的頭二十名，而這二十名則由君主推薦。此外，君主還可以將會計官的榮譽權利或任何最高的職位，如元老院的席位授予他認為合意的人，即使此人並非正式貴族。這種特殊的推薦與授予自然以新秩序的擁護者為主，因之，除了地位高的人之外，還把一些性格可疑和平民階級的人帶入了那崇高的團體——例如以前被彈劾去職的元老，或因法律判決而去職的；有西班牙與高盧來的外地人，這些人到元老院之後還得更進一步學習拉丁文；有次屬軍官，這些人本來甚至連騎士銜尚未獲得；有解放過的奴隸之子；也有那做過不名譽的商業的人。

即使從表面的特徵也可以看出古代王位的恢復。人類的創新之舉是極其困難的，因此便把已有的形式視為神聖的遺產。因此，凱撒明智的將自己跟塞維阿斯和屠利阿斯相提並論，正如後來查理曼將自己跟凱撒、拿破崙將自己跟查理曼相提並論。凱撒並不是隱隱藏藏的或秘密的這樣做，而是最公開的，而他以後的繼承人也個個如此。事實上，這樣做的目的是想為新的制度找到一個清楚的、具有民族本色的、而又合乎民情表達形式。從古代開始，首都就豎立著七王的雕像，這七王是羅馬的通俗歷史中常常搬上舞臺的；現在凱撒則下令將他自己的像豎在其旁，作為第八位。在公開場合出現的時候，他穿阿爾巴古王的服裝。關於政治罪行的新法令，他跟蘇拉法主要的不同在於社團名位之外，是統領名位，跟社團名位平行，作為人民的活生生的個人代表。在政治宣誓上，除了朱比特和羅馬人的家神外，還要憑統領之守護神之名。君主制度的外在標誌，依據古代的普通觀念，便是君主在硬幣上的鑄像；從公元前44年起，凱撒的頭像乃出現在羅馬國的硬幣上。

人民感覺到，他們要去接近的已不再是個同胞了，其情況的嚴重性超乎凱撒所願意的程度。在他的周圍產生了一種君主政體式的貴族，有新貴，有舊貴。而這種君主政體式的貴族原是由一個觀念產生，就是用王室的貴族來掩蓋寡頭政體的貴族，用「父族」來掩蓋原有的貴族。原先的父族仍然存在，只是沒有重要的特權，只以基爾特的形式而緊密地團結著。但由於沒有接受到新家族的加入，數世紀以來已日漸萎縮了，到了凱撒時代，仍舊存在的「父族」世族不超過十五六個。凱撒本人就是由這樣一個父族出身，並由人民命令，取得權利，可以創制新的父族家庭，因此建立起一個新的父族貴族，以之對立於共和派貴族，足可以滿足君主政體的一切需求——古代的優雅，全然對政府的依附。新的君主在一切方面將其自身的形象顯示出來。

但就凱撒而言，所有這些都僅屬次要。無疑他是個大演說家，大作家，大將軍，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為他是絕頂的政治家。他的軍人身份完全是附屬的，而他跟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崙的主要不同，便在於他不是以軍人為他事業的開始，而是以政治家。起初他本想像培利克利斯和蓋阿斯・葛拉丘一樣，不用武力而達目的，而十八年的時間，他身為人民派的領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計劃與謀略。可是在四十歲的時候，他很不情願地承認，軍事的支持是必需的，於是他成為軍隊的首領。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它歷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謂特點，而特點事實上則是人的自然發展之差異。初看之下的凱撒特點，細察之下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他那時代的。譬如，他年輕時的浪漫行為，乃是他那個時代地位相似而較有稟賦的人所共有的行為；他的缺乏詩才而具有強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羅馬人的通性。凱撒另一個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時地的考慮所控制。因為人性沒有抽象的，而活著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佔據一個位置。凱撒之所以為完人，正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於時間之流中，也因為他比任何人更是羅馬民族諸基本特性的縮影——作為一個公民，非常講求實際。他的希臘文化教養乃是早就跟義大利民族性融合為一的希臘文化教養。

幫派會社原先有法律禁止，但效果不彰。現在，由於政府體制的改變卻受到有效的遏制，因為隨著共和派的消失，選舉的腐敗與暴力也自然消失了。再者，在克羅底亞法之下生長起來的幫派已遭解散，整個會社制度均受政府監督。古代已有的商會，猶太人的宗教結社，只向元老院報備即可，若成立長期的、有固定義務與聚會的會社，則須獲元老院准許始可，當然也須君主的同意。

在具有嚴格之政治意義的事務上，即使是細節方面，凱撒都儘可能免用代理人。在不可避免的時候——例如他常常不在羅馬——則代理人不是君主的合法代表——而是用沒有官位的親信，通常是凱撒的銀行家，來自伽底斯的狡獪而柔順的腓尼基商人魯西阿斯・科尼利阿斯・巴布斯。在治理上，凱撒最為小心的是把國庫的鑰匙牢牢掌握——這鑰匙是元老院從頹弱的諸王手上攫取，並以此建立了統治權的——把它交託絕對忠於他而且只忠於他的僕人。當然，君主的私人財產和國家財產是嚴格分開的。但整個金融與財政系統，凱撒卻握於掌中，像一般羅馬貴人治理產業一樣治理國家的財政。各省的稅收以及主要的鑄幣工作，都交託解放過或未解放的奴隸，而不讓元老院級的人沾手——這個重要的步驟逐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階級，即財政官，也就是「王室管家」。

在立法方面，這位民主君王緊守古羅馬金言，即只有人民在國王的召集下才有治理國家的權力，而凱撒的行事也照例由人民的諭令批准。當然，古代的戰士集會所含有的力量與權威——半道德意義的，半政治意義——確實已經不可能再注入這個時期所謂的公民議會集會了。在古代的體制中，公民的立法行為雖然極為受到限制，卻是真實的，活生生的；而現在這新體制，卻只不過是個影子。因此，對這個公民議事集會不需加任何特別限制，多年的經驗已經顯示，每個政府——寡頭的，以及君主的——都可以跟這個徒具形式的主權主體保持良好的關係。凱撒時代的公民議事集會實際的重要性只有一端，就是由於在原則上它們保留了人民的主權，因而構成了一種保護措施，以防絕對統治。但凱撒卻同時也恢復了古代國家法制的另一個箴言，即，惟一一行政長官的命令，於其在任期間，乃是無條件有效的；立法權雖然只屬於國王與公民之聯合制定，但國王的敕令至少在國王退位之前是與法律平等的。

在法律上，統領之職位以羅馬城以外之執政官或總督之職位為基礎，因此最主要的是有軍事指揮權，但與此共同交付在他手上的還有最高司法權和行政權。但統領的權威卻超乎執政官與總督，因為不僅時空不受限制，而且也行之於首都之內。再者，它與執政官不同，因為它沒有具備同等權力的同事所加之鉗制，而種種原先至高權力所逐漸受到的限制也不適用於統領。

在這樣實際上權力無限的君主之下，很少有憲法的餘地了，那種以公民、元老院與數字行政官合作為基礎的舊共和國也更無法繼續。凱撒徹底恢復舊傳統：公民集會與國王並存，係主權——人民意志——的至高表現；元老院恢復其原始作風，在受到諮詢的時候向統治者進言；統治者則將行政權集於一身，和古王一樣，身邊沒有獨立的官員。

凱撒自動或被迫支付的特殊款項之巨大實是難以想象的。戰爭的費用浩繁，在內戰期間他許下的諾言也同樣龐大。這是個壞例子，也是想忘卻而不能忘卻的；凱撒答應每個參戰的士兵兩萬塞斯特，而每個不參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三百塞斯特。這個諾言是太大了，但凱撒卻是一個真正的王者，不可能食言。再者，許多要求施捨的他都慨允，在建築上又花費得難以數計——在共和國的最後若干年，建築上的疏忽到達可恥的程度。他在首都興建的建築——部分在高盧之戰的時期，部分在此後——總值一億六千萬塞斯特。凱撒的財政治理成效可以由如下的事實見出：在他完全滿足了種種公正的要求之後，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他仍在國庫中存了七億塞斯特，在他自己的財庫中存了一億——這是共和國最盛時期財庫的十倍。

這種移民必然不僅是暫時性的安排。無產階級的不幸狀態只能由規劃良好的殖民政策改善，同時殖民的幅度幾乎要不受限制，這是任何明理的人都知道的，凱撒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必然會維持這個政策，以減低那不斷增殖的邪惡。首都重要必需品的價格也在設法控制。國庫的重新組織與管理使他有控制的能力，此外還新設了兩個穀物管理官，以監督包商和首都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