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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我們沒移植進來的人文傳統裡，咖啡館和酒館一樣，讓人暴白自己。向自己或他人誠實暴白自己。咖啡館和酒館是孿生的一對場所，酒使人醉，咖啡逼人清醒，在最醉與最清醒的兩極情境裡，存在著剝除了含混面具之後的赤|裸裸、血淋淋自我。

在那個人文傳統裡，許多基礎的結構都是二元搭配的。聖潔與世俗，理智與感情，精神與物質。於是而有咖啡館與酒館。

咖啡館於是成了一種欠缺的提醒，走進咖啡而想起來我們到底少了什麼；走進咖啡館於是成了一種荒涼憂鬱的經驗，因為我們沒有勇氣沒有能力去追尋建造那真正欠缺的，所以到咖啡館去，至少不要遺忘掉欠缺的感覺。

我知道數以十計的咖啡館，在台北。可是我沒打算要寫導遊導覽，介紹你們去這些咖啡館。

於是，每個焦躁不安的星期一我造訪那些太冷、太暗、太吵、太臭、太假的台北咖啡館。在咖啡館裡撿拾自我、尋找真心，並且，努力寫出星期二就要見報的副刊專欄稿。

還想著我們沒有的人文傳統。一個在咖啡館裡讀詩、討論哲學、爭辯政治立場的人文傳統。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詩只存在於極少數高中生的課本或筆記簿的邊緣塗鴨裡；哲www.heｔuｂｏｏｋ•com.cｏm學在學院裡艱苦流傳，而且缺乏創新討論；至於政治立場，計程車上的爭辯遠比咖啡館裡的普遍、激烈而且嚴肅。

在只剩下星期一、只剩下咖啡館，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逼仄下，我利用文字，勉強地追覓那些應該存在卻不存在的東西，家、個人城堡、朋友、山林、海洋、人文傳統、詩、哲學、關於政治社會與公理正義的爭辯，以及最重要的，真心與愛情。

我知道許多家總是味道濃重的咖啡館。煙味咖啡味混著某種雨季的霉意，一層疊一層沾黏在桌布和椅墊，以及一切紡織纖維上，把那些細微的空隙填補得滿滿的。甚至不需要經年累月。那種味道裡只有膚淺的歲月感，沒有時間滄桑的。在努力維持簇新外表的咖啡館裡，就是會有那種不肯隨著店門開關而新陳代謝的嗅覺刺|激，像是舊式擦髮油的浮華紳士，昨夜殘留在枕頭上的味道。

還想著我們失去了山林與海洋。山林、海洋當然還是都在的，是我們失去了與他們的日常聯絡管道。山林、海洋，甚至陽光與雲，變成外於我們生活的某些額外的東西，不在編制裡，也不在「正常和-圖-書」的意義運作繼續影響我們。

我努力地用文字在這個貧乏的時代，開張這樣一家「星期一咖啡館」，販賣這些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的一點點香澀氣味。

這些我都知道。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寫導遊導覽了。

逃到哪裡去？逃到哪裡去才能不要看起來像別人希望要看到的國際事務部主任？逃到哪裡去才不需要接無窮又無聊的電話，對著原本不認識或不屑認識的政客們解釋一些他們應該知道卻又偷懶不去學習的事？逃到哪……能碰到真心，才能對還好奇想聽真話的人，說些不掩飾不躲藏不心虛的真話？逃到哪裡去才能整理自己的怯懦、恐懼、挫敗、憤恨，以及洶湧而來的愛怨情仇？

還有一種不用心是拿音樂嚇你、干擾你的情緒。永遠猜不出來下一秒下一分鐘，會冒出什麼東西來。巴哈的雙小提琴協奏曲最後一個音符還繞在門柱間，就突然發現後面追來了用誇張美聲唱法的〈雨夜花〉。至於Bill Evans的爵士鋼琴，就被搭配了安室奈|美惠蹦跳跳的「Can You Celebrate？Can You Celebrate？」還有還有，南美風的新世日樂會毫不客氣地被接上一段金戈鐵馬、風急雨遽，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這些，hetubook.com.com都不是我的想像，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咖啡館傳奇。

我知道一批批風格彼此抄襲的咖啡館。我知道好幾家總是有人講話講得像在吵架的咖啡館。我知道一堆咖啡作假的咖啡館，他們的卡布基諾只是用普通綜合咖啡加上鮮奶油、巧克力粉和彩色糖粒。我知道另外一堆簡餐做得極其馬虎的咖啡館……

我還知道更多家音樂永遠不對勁的咖啡館。最主要是不用心，看待音樂的態度就是「有了就好」。標準就是一張李察．克萊德蒙矇混到底。要不然就是那種翻唱版英文老式情歌，連原本最情緒化、最悲愴的小提琴聲音，在裡面都不客氣地擺出虛情假意的敷衍姿態。更不要提歌聲了。要不然就是逼你聽一次又一次，最近唱片行賣得最熱門的ＣＤ。聽一百次張惠妹。再聽一百次許如芸。然後是鄭中基、梁詠琪……從這館聽到那館。

只剩下咖啡館了。尤其是星期一，早上開完「主管會報」之後，我就格外想逃。一種沒有未來、沒有明天式的逃離衝動。覺得自己就要活不過這最最憂鬱、最最死氣、最後的星期一。

只剩下咖啡館了。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家，失去了可以長久待著也不會膩煩m.hetubook.com.com的家的感覺，失去了在家裡可以不受打擾的城堡式安全安心，也失去了能夠在家裡坐著躺著悠閒的完整時間。

我知道一家冷氣永遠開得太強的咖啡館。裡面服務的小姐，自己都戲稱那個地方是寒帶。坐在那裡，總是可以比別人早一點察覺到要變天下雨了。外頭空氣中的濕度一升高，咖啡館面街的大片落地玻璃就開始結霧，水珠凝得夠大，到有了足以淌流的重量，雨就落下來了。屢試不爽。

我還知道一家燈光永遠太暗的咖啡館。灰黑的四壁及天花板都保留了最純粹的水泥原色，未作任何裝飾，純粹到也不掛任何照明工具。只有每張小桌上一盞十燭左右的燈泡，甚至還不足以照亮檯燈本身的燈座，乍看下像是一隻隻飄浮在空中的螢火蟲，異常堅持地寸步不肯飛離開。我曾在那螢弱的光線下讀完李敖的回憶錄，若干瞬間錯覺以為自己置身在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有的潮寒土牢裡。

我們沒有那個傳統，只剩下咖啡館。就像香港人在都市化發展中，因為居住愈來愈擁擠，人在鴿子籠般的屋子裡愈來愈待不住，有一段時間他們只擁有茶樓，只剩下茶樓。不過咖啡館比茶樓至少多了一點空間，多了一點孤獨，相對的，也就容許了多一點嘈雜中的誠實。

有時候看到人家興味盎和_圖_書然地把台北的咖啡館介紹得多采多姿，還附上光澤適恰的照片，我都不免有些納悶。這些人，排除掉作廣告不算，這些人真的常常去到咖啡館裡嗎？還是這些人都具有比我堅毅強韌十倍百倍的都市性格？

於是，在「星期一咖啡館」裡寫出來的這些稿子，有了一種我以前的作品裡不曾有的末世焦躁，絕望掙扎（desperation）的印記。我在想像的「星期一咖啡館」裡啜飲著焦味苦口的咖啡，招來了所有識與不識的朋友或敵人們，強迫他們聽我陳述彷彿再不說就會把我噎死的種種感受。

對我而言，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太多東西，找不到太多以前本來屬於我們或者將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地方，所以輾轉流落到咖啡館。

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朋友，那種可以互相賴在彼此家裡的破沙發上，不小心就因酒或因午后涼風而沉沉睡去的朋友，以及朋友的家。我們也失去了看一個好朋友不知不覺在講中安穩睡去的沉靜寬容。

一九九六年中以後，有一段時候，我過的日子最接近典型的台北人。有一份全職上班的工作，在民生的大樓裡分配到一間約莫三坪大的辦公室。換句話說，生活裡有了一個不斷引誘心離的、別人指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