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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也不是，」我說。「只是我——」

我企圖抗議，但他不讓我說。「聽著，別擔心，麥卡貝。已經很多人說我瘋了，我不擔心。我太太說：『里昂，你知道大家會這麼說。』她說，『人們永遠不懂某些人追尋的不只是金錢。』她說得對，對極了！」

「等一下，」索貝爾說。他整一整「索貝爾有話要說」的稿子，撕掉照片塞進口袋，往門口走去。半路上他想到要脫帽，往帽架一丟但沒有成功。然後他消失在隔間後面，我們都準備聽好戲。

索貝爾抓起稿子傲慢地用一隻手臂護著。他鎮定地看著芬尼，語氣堅定，肯定排練了兩個禮拜：「這是要給克萊姆先生看的，不是給你。」

他聳肩。「一點點。我不擔心。但我告訴你——這些廢話我不打算多用。什麼閒話，誰要讀這種東西？不能整個專欄都是這些廢話。一定要有東西撐住。對吧？」

從那之後他開始放鬆；幾乎算是從那之後——因為促成他轉變的似乎是歐李瑞的帽子。

我早該猜到，他當然是照順序問過辦公室裡每個人。從時間來判斷，我一定是接近名單最後。

但那天下午我撥了通電話，給大戰前我在五金工會期刊工作的編輯，他說他們目前不缺人，但如果索貝爾願意過去，可以跟他面談一下。這個主意很傻：那邊的薪資比《領袖》還低，而且在那裡工作的都是非常年輕的人，是他們父親要他們來學習五金這一行——索貝爾可能一開口就被刷掉。然而有總比沒有好，當晚我一離開辦公室，便又走進電話亭查索貝爾的名字。

「問一下？」他啪一聲放下杯子。「有什麼好問的？聽著，克萊姆先生要專欄，對嗎？你以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是有沒有錢——你以為我要是專欄寫得好，他會計較付我錢？你瘋了，有問題的是芬尼，你看不出來嗎？他不想給我機會，因為他怕丟了自己的專欄。懂了嗎？好。在我把專欄寫出來之前，我不跟任何人確認。」他伸出大拇指戳自己胸膛。「我用自己的時間寫。然後我拿去給克萊姆先生，我跟他談正事。交給我。」他舒服地往後坐，手肘撐在桌子上，雙手捧著咖啡杯做出要喝的姿勢，把熱氣吹散。

我轉頭看見索貝爾妻兒的照片還貼在他的桌上。我把它撕下，拿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嘿，索貝爾！」我大喊。他在一個路口之外，微小的背影，正往地鐵站走去。我在他身後跑步，差點在冰凍的爛泥巴上摔斷了脖子。「嘿，索貝爾！」但他沒聽見。

截稿日那天早上，他來上班的時候臉上粘著一小塊廁紙；他一時緊張在刮鬍子時割到自己，除此之外看起來跟平常一樣自信。當天早上沒有電話要打——每到截稿日我們都留著看稿子和校樣——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攤開手稿再讀最後一次。他聚精會神頭也不抬，直到芬尼站在他手肘旁邊。「你到底要不要給我那專欄，索貝爾？」

芬尼簡直等不及附耳告訴我們內幕消息：「那傢伙瘋了！他跟克萊姆說，『你不接受這個專欄我就辭職』——就這樣。克萊姆看著他說，『辭職？滾出去，你被開除了。』我是說，他還能說什麼？」

「你在浪費時間，芬尼，」索貝爾說。「我要等克萊姆先生。」

「我了解了，」她說。「你希望他去那裡找工作？是這樣嗎？」

「我不明白，」她說。「是哪一種報紙？」

「錢？」他眨了眨眼。「那部分我再告訴你。我們去喝杯咖啡。」他帶我走進鋪花瓷磚人聲沸騰的投幣式速食店，我們在角落一張桌面潮濕的桌子坐下，他開始娓娓道來。「芬尼說沒有錢，知道嗎？於是我說好。他說也沒有署名。我說好。」他又眨眼。「這招漂亮。」

「不，他有問題，」她告訴他。「否則他就該知道不要再來煩你。讓我來，拜託。我去打發他。」

隔天早上芬尼走到每個人和*圖*書的辦公桌前，指示我們把任何八卦和閒話交給索貝爾；專欄會從下一期開始。之後我看見他跟索貝爾開會，向他說明專欄要怎麼寫。我注意到說話的都是芬尼：索貝爾只是坐著，傲慢地噴二手菸。

「隨便你，」我說。「你其他資料多嗎？」

她本來要說：「請等一等，」但改口「請問哪裡找？現在不方便打攪他。」

將近二月底的一個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膩膩的辦公桌旁。「麥卡貝，」他說。「你想幫我們寫個專欄嗎？」

芬尼的臉激動地扭成一團。「不不，克萊姆先生不需要看，」他說。「反正他也還沒進來。好了，拿來吧。」

過了一段時間他才在工作崗位上放鬆：第一個禮拜左右，他若不是在說話，就是以一股熱心和害怕失敗的心情面對大小事，把除了總編輯芬尼之外的每個人搞得不知所措。他跟我們所有人一樣，手上有大約十二到十五個工會名單，主要工作內容是保持聯絡，把對方給的任何新聞寫成文章，通常沒什麼激動人心的事情可寫。一般報導都是兩、三個段落，配個單行標題：

「哪一種專欄？」

他每天早上帶來昨晚的工作量，一疊手稿，用午餐時間打字，在位子上邊吃三明治邊校對。每天晚上他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我們走的時候他還專心地埋頭打字。芬尼一直去煩他——「專欄寫得如何了，索貝爾？」——但他總是瞇著眼睛用下巴狠狠朝著他點一下。「你擔心什麼？到時候就給你。」然後對我眨眼。

上一期才剛發行，所以專欄的截稿日是兩個禮拜之後。一開始沒幾條線——從工會挖新聞已經不容易，更別說「閒話」了。每當有人真的遞給他一張紙條，索貝爾會皺著眉頭看，在上面寫幾個字，然後丟進抽屜裡；有一、兩次我看見他把紙條丟進垃圾桶。我給過他好幾張，只記得其中一張的內容：我採訪的蒸汽管安裝工人地方工會，其工會代表在關著的門後大吼大叫要我別去煩他，因為他老婆剛生了一對雙胞胎。但索貝爾不要。「所以那傢伙剛生雙胞胎，」他說。「那又怎樣？」

「大家認為人只有兩個選擇：不是當鯊魚，就是躺著讓鯊魚生吞——世界就是這樣。我呢，是會跟鯊魚搏鬥的那種人。為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瘋狂嗎？很好。」

「於是我終於坐下來盤算：答案到底是什麼？我想到了：我的書的問題在於，裡頭說的是真相。真相是一個有趣的東西，麥卡貝。人們想讀，但只想讀已經出名的人寫的。我說得對不對？好吧。我想，既然我想寫這些書，首先我得讓自己出名。這可值得任何犧牲。只有這個辦法。你知道嗎，麥卡貝，最後一本書花了我兩年才寫完？」兩隻手指跳出來說明，然後再縮回去。「這兩年裡，我每天晚上工作四、五個小時，週末工作整天。你應該看看那些出版商跟我說的什麼鬼話。城裡每一家出版商都是。我太太哭了。她說，『為什麼會這樣，里昂？為什麼？』」這時他的嘴唇捲起，貼在他有牙斑的小顆牙齒上，一隻手握拳，在大腿上捶了另一隻手的手掌心，之後他放鬆下來。「我告訴她，『聽著，親愛的。你知道為什麼。』」現在他給我一個平靜勝利的微笑。「我說，『這本書說的是真相。這就是為什麼。』」然後他眨眼離開我的書桌走遠，直挺挺而自信滿滿，身上的運動衫有點髒，休閒褲鬆垮垮的，屁股部位有點發光。這就是索貝爾。

總之，就是這個人可以讓索貝爾為自己寫作的文法道歉，那真是可悲的一幕。當然情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到了某天便停止。

「我什麼意思？」他總是重複別人的問話，細細品味時黑色眉毛往上吊，要對方等他的答案。「聽著，我已經把芬尼這個人摸透，這種事不是他做決定。你以為他在那裡能做什麼決定https://www.hetubook.com.com？你最好放聰明點，麥卡貝。做決定的是克萊姆先生。他是個聰明人，你搞清楚了。」他點頭，舉起咖啡杯，但嘴唇被燙得皺起，吹了吹熱氣後才小心急躁地開始喝。

「怎麼了，你不相信我？」他告訴我之後問。

「索貝爾太太？」我問，荒唐地對著話筒笑。「請問里昂在家嗎？」

「不行，我已經問過他，」芬尼說。「他也不想做。沒有人想。」

「是嗎？」我說。「有沒有錢？」

歐李瑞剛從城市大學畢業，也是最優秀的員工之一（他後來混得很好；有他署名的文章經常出現在晚報上），那個冬天他戴了一頂防水布做的帽子，雨衣店裡有賣。不是什麼時髦的款式——而且因為太鬆軟而讓歐李瑞的臉看起來太窄——但索貝爾一定是偷偷把它尊為新聞工作或是非主流的象徵，因為某天早上他戴了頂全新一模一樣的出現。帽子在他頭上甚至比在歐李瑞頭上還難看，特別是配上他那件表面凹凸不平的棕色大衣，但他似乎愛護得很。他發展出新的一套言談舉止配合那頂帽子：早上準備打電話前，用食指把它向後推（「我是《勞工領袖》的里昂．索貝爾……」），離開辦公室去採訪時瀟灑地往前拉，回來寫報導則將它旋轉丟到帽架上。一天結束，當他把自己最後一份稿子放進芬尼的鐵絲籃，帽子被調整成漫不經心遮住眉毛，大衣甩到肩膀上，踏步出去時微微舉手致意——我總是想像他在黑色的地鐵車窗研究自己的倒影，一路到布朗克斯。

我無法否認這讓我受寵若驚（畢竟每個人都被環境制約），但我也抱著懷疑。「我可以署名嗎？」

「你什麼意思？」

左上角甚至還有他的小照，油頭露齒的自信笑容。正文偶見勞工角度——比如關於演員工會或是舞台工作人員工會的段落——但大部分內容一如那兩、三個百老匯／夜總會專欄作家的口氣。「聽過在科巴卡巴納的新星嗎？」他會如此問勞工領袖；然後寫出她的名字，一邊促黠提及她的胸圍和臀圍，一邊以民間角度提到她出身哪一州，然後如此收尾：「她是城裡最熱門的話題，大批觀眾湧入劇院看她。本部門完全同意觀眾的判決：這位女士有格調。」沒有一個讀者料想得到威斯．芬尼穿雙破鞋，沒有人送公關票請他看演出，除了看場電影或去投幣式速食店彎腰吃個肝泥香腸三明治，他也不出門。他用自己的時間寫專欄，額外領一筆錢——我聽說一個月是五十塊錢。因此這是雙方都滿意的交易：克萊姆花一丁點錢緊緊拴住他的代罪羔羊；芬尼受一點折磨就能在剪貼簿貼上新的剪報，剪去《勞工領袖》其餘污染內容，丟進家裡垃圾桶，晚上催眠自己這叫終極的自由。

沒幾個人看得起《勞工領袖》，甚至兩位老闆。芬科和克萊姆這對不合的襟兄弟是創辦人，刊物不知怎的年年賺錢，但就連他們也不怎麼引以為傲。至少我是這麼想的。兩人總是駝著背怨恨地坐在辦公室，綠如膽汁的辦公桌隔間被兩人拍桌子怒吼震得發抖，他們抓起校樣撕掉、折斷鉛筆尖，濕的雪茄菸屁股丟在地上，傲慢地把電話聽筒摔回去。兩個都不願意《勞工領袖》是自己的終生志業，看起來恨得要命。

里昂．索貝爾大概比我晚一個月加入，從克萊姆帶他進編輯室的那一天起，我們就知道他不一樣。他站在亂七八糟的書桌之間，看起來像在勘測準備征服的新疆土，當克萊姆介紹他給大家認識（半數的人他叫不出名字），他以戲劇化的嚴肅方式跟我們握手。他年約三十五，比我們大家老一點，很矮，個性緊繃，一頭爆炸黑髮，沒有幽默感的薄嘴唇掛在一張滿是痤瘡的臉上。他說話的時候眉毛隨時在動，而他很想（但不成功）穿透人的眼神總是盯著聽話對象的和_圖_書眼睛。

一個女人接的電話，但不是我預期的柔弱高音，而是低沉又悅耳——一連串意外的第一個。

但我沒時間讀剩下的篇幅。克萊姆已經進公司，芬尼跟他說過話，他站在辦公室門口，不耐煩地咬著熄掉的雪茄。「你要找我，索貝爾？」他大聲說。

「不，」我說。「等一下。我——」

他似乎決心愛這份工作，甚至拿來一張家人的生活照——一個疲憊慘笑的女人和兩個小兒子——用膠帶貼在桌面上。其他人在辦公室裡放的私人物品頂多是個火柴盒。

「好的，慢慢來，」他說，人群推擠著進入，緊貼在隔開裡頭辦公室的木頭扶手上。「慢慢來，各位，」然後他會舉起一隻手說，「請大家注意，」開始解釋工作內容。當他講到薪資架構有一半的人會離開，剩下來的人裡頭，絕大部分比隨便一個清醒、整潔、能夠完整造一個英文句子的人好不到哪兒去。

他點點頭。然後他和歐李瑞握手——「再會，小子。」——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該和全體員工握手。他決定揮揮食指，走到外面街上。

沒多久就傳來克萊姆的反應。「不，索貝爾，不，不，不！這是什麼？你到底想賣什麼藥給我？」

「勞工八卦，」他說。「與工會直接相關，從八卦或閒話角度——帶點幽默、個性之類的。克萊姆先生認為有必要，我跟他說你是最佳人選。」

「或許你以為我瘋了。」他說，臉上擠出一個工於心計的笑容。

另外一次（他現在開口閉口都是專欄）他深情地笑著說：「我太太說我現在跟寫書的時候一樣糟糕。寫寫寫寫個不停。但她不在乎，」他補充。「她覺得很興奮，告訴每個人——鄰居什麼的。她哥哥禮拜天過來家裡，問我工作怎麼樣——就一副了不起的樣子？我沒說什麼，但我太太大聲說了起來：『里昂現在幫報紙寫專欄』——全盤說給他聽。你真該看看他臉上的表情。」

編輯部的員工一天到晚換人。每當有人辭職，《勞工領袖》就在《紐約時報》求職版登廣告，提供「中階薪資，依資歷調整」。每次都吸引不少人到《領袖》辦公室外的人行道——辦公室位於成衣區外緣的一間店面裡，身為編輯的克萊姆（芬科是發行人），要大家在外面等半小時，自己再拿起一疊申請表格，袖口捲到外套上，嚴肅地打開門——我看他喜歡偶爾扮演企業家的感覺。

也不能怪他們：那東西是個怪物。就形式而言，它是雙週發行的厚厚小報，印刷粗糙，一不小心就掉到地上而且很難照原順序撿回來；就發行方針而言，它自稱是「擁護工會運動精神的獨立報紙」，但實則希望成為工會首長的商業雜誌，這些人用工會基金訂閱，無論它究竟提供了多少有料內容，訂戶比較是忍受而不是想要或需要這份刊物。《勞工領袖》從「勞工角度」所做的全國報導，肯定陳腐，可能出錯，還往往因印刷錯誤令人難懂；長篇大論的專欄多是關於名列訂戶名單的工會首長之豐功偉業，往往遺漏了非訂戶工會領袖的更重大的新聞。每一期都包含大篇幅各類小企業呼籲「和諧」的愚蠢廣告，都是受芬科和克萊姆乞求或威逼而買下的版面——真正的勞工報紙肯定會受這種折衷手段連累，但這似乎一點也沒限制到《勞工領袖》的風格。

索貝爾被芬尼叫進去解釋分裂不定式，他皺著眉頭試著了解。兩人都沒發現克萊姆就站在幾呎之外的辦公室門口聽；他看著雪茄菸濕的那頭，彷彿味道很糟。「芬尼，」他說。「你如果想當英文老師，去高中找工作。」

「嗯，」我說。「希望你是對的。萬一不成也別翻臉。」

索貝爾走回自己書桌時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好像一個剛出獄的人。

芬尼喃喃自語，閃避索貝爾勝利的眼神，走回自己的書桌讀「百老匯節奏」的校樣。

他從地上撿起帽子，從衣架拿起大衣，穿戴好，走向我。「再會，麥卡貝，」他說。「保重。」

我告訴她我的名字，解釋一下五金工會的事。

我不記得開頭第一段的確切字句，但大致是：

「芬尼，我沒興趣知道。拜託把鉛筆撿起來聽我說。讓你參考一下，索貝爾不是英國文人，他是美國文人，我相信應該是這樣沒錯。這樣清楚了嗎？」

但他聳肩讓我知道我只是為反對而反對。「那又怎樣？」他說。「這是報紙不是嗎？我呢，我是作家。作家無法出書還算什麼作家？聽著，」他抬起一條腿放到我辦公桌邊緣——他的身高不夠，做這個動作不太優雅，但他以論點的力度補足不齊之處。「聽著，麥卡貝。你還年輕，我告訴你一件事：你知道我已經寫了幾本書？」現在他的手也加入，這是早晚一定會輪到的事。兩隻粗胖的拳頭伸到我的鼻子下面，晃了一會兒才猛地伸出一群僵硬抖動的指頭——只有大拇指還折著。「九本。小說、哲學類、政治理論——什麼都有。沒有一本出版過。相信我，我做這已經有一段時間。」

芬尼喜歡給他講課。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有一件事很惱人，就是索貝爾過了很久才懂其他人一眼就明白的事：芬尼是個膽小鬼，只要對他大聲兩句他就會立刻對任何事情讓步。他是個虛弱又緊張的人，興奮時口水會滴到下巴，還會用發抖的手指順過上了太多髮油的頭髮，他手指的頭油味就像他人格的痕跡，沾在他碰觸過的一切：他的衣服、鉛筆、電話和打字機。我猜他當上總編是因為沒人願意吃克萊姆的排頭：他倆的編輯會議總是以克萊姆在他的隔間裡大吼「芬尼！芬尼！」開始，然後芬尼像隻松鼠趕緊跑進去。接著會聽到克萊姆無止境的盤問、芬尼以顫抖的聲音口沫橫飛地解釋，結束是克萊姆拍桌子。「不，芬尼。不，不，不對！你有什麼問題，我得畫出來給你看才行嗎？好了好了，你走，我自己來。」一開始你會懷疑芬尼為什麼要忍受——沒有人這麼需要工作——但答案在於，《勞工領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來自辛迪加的一篇運動新聞樣板文章，以及放在社論頭版，由朱利斯．克萊姆執筆的晦澀專欄「今日勞工」，還有卷末的雙欄專欄，標題如下：

我跟他握手，感覺自己的臉也變成芬尼的白痴笑容。我問了一個蠢問題。「你要走了？」

我所知道關於他的第一件事，是他從來沒坐過辦公室：他從成年以來一直從事鈑金工作。更有甚者，他來《領袖》不像我們一樣是因為需要，而是套一句他的話，因為原則。事實上，為了如願以償，他還先放棄薪水是這裡兩倍的工廠工作。

我抬起頭，發現他把刮鬍子的傷疤摳破而流血不止。「唔，」我說，「第一，我不會連照片一起給他——我是說，難道你不覺得應該先讓他看過，然後再——」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是正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說。「對嗎？」

那天早上我負責在排版桌把假文貼在第一版。我站著與不聽話的紙張和黏滿膠水的剪刀搏鬥，索貝爾悄悄走到我背後，一臉焦慮。「你要讀嗎，麥卡貝？」他問。「在我交出去之前？」然後把手稿交給我。

我首先注意到他剪了一張照片貼在第一頁上面，是他戴著布帽的小人像照。接著是文章標題：

「沒錯。」

「嗯，」她說，「請等一等，我來問他。」她放下聽筒，我聽見他們在背後說話。一開始聽不太清楚，但之後我聽見索貝爾說：「啊，我跟他講——我就說謝謝他打來。」我聽見她以無限溫柔的語氣回答，「不，親愛的，何必呢？他不值得。」

他便走過去站著道歉點頭，芬尼則指出一些文法上的小錯誤。「句子結尾和_圖_書不能放介係詞，索貝爾。最好不要這樣寫『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to bargain on』（給水電工人新的談判空間），而是這樣較好『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on which to bargain』。」

或諸如此類的。但索貝爾仔細撰寫像在寫十四行詩，每交出去一則便焦慮地咬嘴唇，直到芬尼舉起食指說：「過來一下，索貝爾。」

芬尼嚇了一跳，把鉛筆塞到耳朵後面，沒注意到那裡已經有一支鉛筆，於是兩隻一起咔嗒落地。「唔，我——」他說。「我只是想說我——」

「嗯，」我說，「好，但要我的話，會先問一下克萊姆先生以確認。」

「就是工會期刊，」我說。「可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但——你知道，也算是不錯的一個。」

當晚下班後，索貝爾跟我一起離開大樓。他把他的大衣當披風穿，袖子晃來晃去，當他敏捷地跳過人行道污水坑時，用手扶著他的布帽。「我偷偷告訴你一件事，麥卡貝，」他說。「我要幫報紙寫一個專欄。已經安排好了。」

「我相信你。」我說。

芬尼在外面縮頭縮腦的模樣相當滑稽，他用一隻手拍著自己頭側傻笑，歐李瑞瞪了他一眼他才停止。

「麥卡貝沒問題。」他說。

「啊，說不定不成，」他承認，癟嘴做了個懷疑的表情，頭歪向一邊。「你知道，這是場賭注。」但他只是禮貌性說說，為了把我的嫉妒降到最低。他內心篤定，所以可以表現出疑慮，我也猜得到他已經在想要怎麼告訴他老婆。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想要的話。」我說。我開始冒汗。我沒辦法把照片裡蒼白的臉跟這個沉著、幾乎優美的聲音連在一起。「我只是想，或許他願意試試看。」

那年冬天，我們六個還是八個在《領袖》蒼白日光燈下皺眉頭工作的人都是這樣被僱用的，每個人都明顯表達另謀高就的意願。我是在丟了某日報工作的幾個禮拜後去上班，待到隔年春天，被一份大型畫刊雜誌拯救而離開，目前繼續任職。其他人各有各的辯解，大家都跟我一樣花許多時間討論：那裡是個分享刺|激和倒楣故事的好地方。

她接起電話時說：「不，我先生說他對那種工作沒興趣。」然後她禮貌地道謝，說再見，留下我一個人帶著罪惡感和一身汗離開電話亭。

「好，」他說，拿出一團灰色手帕遮著臉。「好，我會把照片拿掉。你繼續讀啊。」

他開始緊張地眨眼睛。「哦，不，不署名，」他說。「克萊姆先生希望是匿名。記者把他們挖到的任何項目交給你，你只要蒐集寫出來就好。你可以利用上班時間寫，算是正常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你懂我意思？」

「等一下，」我說。我試著說明，我對於他想要打擊社會不公完全沒有意見，如果這是他想做的事；我只是覺得《勞工領袖》是最不可能讓他做這件事的地方。

芬尼大步跑到門口，很高興被點名，我們聽見他清楚而冠冕堂皇地回答克萊姆的質詢：是的，他告訴過索貝爾要寫什麼樣的專欄；是的，他清楚提到不會署名；是的，索貝爾拿到足夠的八卦題材。索貝爾說了什麼聽不太清楚，聲音緊繃而平板。克萊姆用喉嚨發出一個聲音作為回答，雖然聽不清楚他說什麼，但我們知道已經結束了。然後三人走出來，芬尼傻笑，像路邊發生意外時看熱鬧的人，索貝爾面無表情像個死人。

回到辦公室，我在布朗克斯黃頁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放在信封裡寄出。假如故事到這裡結束就好了。

「不了，謝謝。」我告訴他，且慨然提議他試試歐李瑞。

我們聽見索貝爾的聲音，一、兩句模糊的抗議，然後又傳來克萊姆的聲音：「基本人性之謎？——這叫八卦？這叫閒話？你不會照指示寫？等一等——芬尼！芬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