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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完東西，回到家以後，我就說「你去吧！」於是交給他去打柏青哥的戰鬥資金。大概兩千圓左右吧……雖然不是多大的金額。但那天我很乾脆地讓他去。平常都會抱怨「又要去打柏青哥？」那天卻說「去吧！」心情愉快地送他出門。

有一次因為某種原因，我上過電視。播出以後電視台的人吿訴我說「反應很熱烈喲」「來了好多信」，但卻什麼也沒寄給我。我想他們真隨便（笑）。我已經不想再上電視了。絕對不上了。他們並沒有傳達真實的事。我希望他們能傳達真實，但電視台只播放對自己方便的地方而已。我真正想講的部分他們卻不播出來。

我是在下面的房間見到我先生的面的。二樓以上是警署，一樓是安置室。跟停車場在一起。就在那裡見面。很狹小的房間。大約只有兩疊榻榻米大。他們就讓我先生躺在那裡。上面蓋著雪白的布。全身脫|光了後在上面蓋上那布。

他到虎之門的公司大樓好像是搭日比谷線到霞關站下的樣子。他說因為出口的關係與其從虎之門下，不如從霞關下比較近。早上經常都七點起床，七點半從家裡出門。

他從公司回來，我還沒做好飯菜，他也不會生氣。還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到附近買個什麼回來。」老實說，他好像問過公司的人，孕婦會怎麼樣，應該怎麼對待之類的。他對我很用心思。還有我害喜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只能吃三明治、葡萄柚果凍之類的，他每次從公司回家時就會幫我買回來。打電話回來說「我買回去噢。」

他們說「不可以摸」。還說「也不可以靠近」。說是因為他沾上了什麼，摸的話會從皮膚滲進去，所以不要靠近。

但現在想起來，那卻是不可思議的事。其他還有很多到街上宣傳的新興宗教、新宗教。但我們（至少是我）並沒有對他們感到生理上的嫌惡感之類的。只覺得「啊，又在搞什麼」就結了。在感情並沒有被擾亂之下，就那麼走過去了。以古怪這一點上來說，頭髮剃掉，敲著鈴鼓，跳著舞讚美克利希那，說起來還真古怪。但我並沒有從扮演克利希那的人們身上轉開眼光。然而奧姆真理教卻讓我不自禁地不得不把眼光轉開。心不可能不被撩亂。

嘉子太太是純粹橫濱長大的人，把她的話直接化為文章時，或許有些地方會感覺有一點嚴厲。但實際上她說話的語氣比較自然而柔和，充滿了含羞的幽默。正因為這樣，在重聽她的錄音帶時，反而更能真切地感覺到裡面所包含的痛苦之深。

我們幾乎沒吵過架，雖然這樣但我懷孕的時候還是很神經質。一些無聊的小事也會經常對他發作。不過他都能適當地淡然承受過去。感覺氣量就是不同。大我一圈。所以從一開始就吵不起來。結果都是笑出來比較多。他是個非常體貼的人。我覺得他臨死以前好像變得特別體貼了似的。

不過碰巧從實際被害者方面來說，這些暴力襲擊方式的唐突和不講理，不管是在地震或在地下鐵沙林事件上，都出奇類似。縱然暴力本身的出處和性質有所不同，但所給與打擊的質卻沒有太大的差異。我一面聽著沙林事件被害者的話，一面常常有這種印象。

在這裡可辛斯基所說的事本身，基本上我想是正確的。包含我們在內運作的社會體系，相當多的部分，在壓迫個人獲得自律性運力流程。我多少也感覺到這個，相信您也多少感覺到了。再說得更坦率的話，也就是指「就算高聲主張自己本身的價值，想過自由的生活，世間也不會容許你」。

到目前為止，儘管我有任性妄為的地方，但我想我絕不是一個傲慢的人。不過我現在反省，應該早就對做這件事擁有更明確的認識：「自己所處的立場，不管喜不喜歡，隨著發生就含有某種傲慢」的這種基本認識。現在我才在反省。

有了這種認知（彼此互相都有這種認知），但仍然嘗試去超越克服時，撇開論理性的追究，我想或許可以找到更深厚的解決之道吧。

我所以會這樣想，有一個原因。因為九〇年二月，奧姆真理教大舉參加眾議院選舉的競選活動時，我個人還記得很清楚。我那時也碰巧回到日本。麻原在包含我所住的地區（東京都澁谷區）的選區候選，到處熱烈展開那種異樣的選戰活動。每天每天宣傳車的喇叭都播放著不可思議的奇怪音樂，年輕男女戴著大象或麻原的面具，穿著白色衣服排在千馱谷車站前面，揮著手，或跳著莫名其妙的舞。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把真理教這個「事物」純粹當做是別人的事，當做難以理解的畸形東西，從對岸用望遠鏡眺望的話，我們可能無法到達任何地方。就算這樣想是會伴隨些微不快的，在自己這個體系內，或包含著自己的體系內，以某種程度或許含有也不一定的東西，去檢證這個「事物」或許是很重要的。只要我們還無法找到埋藏在我們「這邊」區域內的鑰匙，一切都會無限地「對岸」化，並將應該存在其中的意義，極細化到肉眼看不見的地步？

不過為了這個，具體上該做什麼才好呢？卻看不見。實際上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好呢？我一面懷著模模糊糊的心情，一面在國外度過最後一年。阪神大地震和地下鐵沙林事件，這震撼世界的兩件巨大悲劇嚴重事件襲擊日本，也正好就在這樣的時期。

我終於幾乎停止再做任何判斷了。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瘋狂的，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我開始覺得這好像不是本採訪的重要問題了。至少要做最終判斷的，不是我。這樣想時，我覺得比較輕鬆了。我肩上的力氣放鬆了，我開始可以原樣接收人們所說的故事了。我原樣地呑進裡面的各種語言，事後再讓自己粉身碎骨地化做紡出「另一個故事」的蜘蛛。一隻身在陰暗天花板角落的無名蜘蛛。

走出家門還好，但不知道要往什麼地方去。因為情緒動搖中，也不知道該搭什麼電車才好。日比谷線和丸之內線都停駛了。我到車站前面的計程車乘車處去，結果已經排著有五十個人左右。我想這樣不行，就跑到宿舍旁邊的計程車行去，但車子全都開出去了，雖然用無線電幫我叫，但老是等不來。不過旁邊有一個放下橫杆阻擋人車的柵欄，那邊碰巧停著一部空車。計程車行的人說「太太那邊有一部空車噢」，我趕快跑過去，坐上那輛計程車。

這是為什麼呢？

當然在採訪這特定目的下見面，在限定的時間內，順著限定的話題談，或許關係很大。其中雖然也有見了兩次的人，但那畢竟是少數的例外。大多的情況，和被採訪者只見一次面。如果那交往次數增加，變成日常行為的話，或許談話內容又會稍微有所改變也不一定。不過就算把這樣的情況也考慮在內，這次一連串的面談，對我來說，無論對身為一個作家或身為一個個人，我想這都是超出我預期以上的意義深遠的體驗。

我先生平常很愛輕鬆地開開玩笑，但一旦認真起來卻是「來吧，一切交給我辦！」的那種型。不管是工作也好，就會認真起來集中精神去做。所以我可以很安心，也一直很信賴他。

不僅這樣，其中還有毫無疑問，是「第一次資訊」所發出的、類似自然的感應力存在。我可以切身感受到，而且逐漸不由自主地浸身在那流動中。並極自然地開始想道「這本書不是為了自己，而必須是為了什麼別的，盡可能寫成有點價值的東西才行。」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反省過自己的態度？」的話，我只能回答「反省過了吧。」不過老實說我真正的心情，與其說「反省過」不如說「感應過」的表現方式更接近。這是超越道理和善惡之外的，非常自然的心情流動。

因為，那些論理是在所有的場合中，所有的說法中，已經被用盡的語言了。換句話說，那已經是變成制度化的沾滿手垢的語言了。即使我不說要試圖使用這種制度框架內的語言，去動搖瓦解制度框架內的狀況，或已被固定的情緒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想這似乎是一件伴隨著相當困難的作業。

因為說遺體已經從醫院移到警署那邊了，所以我又到警署那邊去。在日本橋的中央警署，我搭計程車從北千住到日本橋。結果首都高速公路偏偏有交通事故堵車。十點十分從北千住出發，到警署已經十一點半左右了。在計程車上聽到我先生的名字。說是「死者姓名」。雖然我已經知道死了……司機也一直開著收音機新聞。「就是我，死掉的就是我先生。」我這樣說，於是司機問我「要不要把收音機關掉？」我說「不用，讓它開著吧。我想知道狀況。」

肚子裡的孩子動了。我一哭起來，就在裡面滾動。葬禮時和事件後，肚子逐漸下降。因此身邊的人都很為我擔心。他們說「是不是要生了」。受到打擊往往會早產哪。

新的語言和故事到底在哪裡？我們要到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那些呢？

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到底扣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了呢？

雖然如此，我還是擔心在採訪的階段，自己是否不小心刺傷了幾個人。那有時因為不注意，有時因為無知，有時單純由於我人性上的缺陷所引起。而且我本來就不擅長說話，自己的想法無法適當用口頭傳達也有關係。無論如何，對於受到我雖然無心但可能以各種形式傷害了的許多人，在這裡謹表示歉意。

簡單說的話，在現場拿著槍的士兵最痛苦的，是毫無代價的遭遇殘酷的對待。在後方的幕僚和參謀不負一切責任。他們重面子，不承認敗北的事實，以使用體系語言的修辭來含糊掩飾失策。如果前線有難以掩飾的明確敗退時，便以那是現場指揮官的職責逐一嚴加處理。多半的情況是逼他們切腹。應該闡明事實真相的情報，卻在以「軍機」的名目下不予公開。

我做出來的東西，他不分喜不喜歡全都吃。最喜歡吃的東西嘛……對了，馬鈴薯沙拉。很奇怪吧。馬鈴薯沙拉這種東西是小孩子喜歡的，大男人很少愛吃的。但他總之最喜歡馬鈴薯沙拉，我如果做這個，他就會吃得很高興。我也很喜歡做菜。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也許是合他的口味吧，我做的東西他都吃得很高興。不過他怎麼吃都不胖。他就是這種體質。結婚後體重甚至還減輕了。他身高一六五公分，體重才五十上下而已。因為有滑雪，所以還滿有肌肉的，不過他是屬於瘦的人。我常常開玩笑說「人家大概以為家裡沒給你吃什麼像樣東西吧。」

「但願我從你們所得到的東西，能夠原原本本地送回給你們。」

我為了寫《發條鳥年代記》這小說，曾經對一九三九年的「諾門罕戰爭（事件）」做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越查資料越對當時帝國陸軍營運體系的杜撰和愚昧，吃驚得幾乎說不出話來。為什麼像這樣無意義的悲劇，在歷史中會被空白地略過呢？但透過這次地下鐵沙林事件的採訪，我所經驗到的這種封閉而迴避責任型的社會體質，其實和當時的帝國陸軍體質沒有多少改變。

這麼簡單地說出來，我相信無法獲得各位讀者的認同。也可能會被排斥。那麼就請讓我再稍微詳細地加以說明。

阪神大震災和地下鐵沙林事件這兩個超重量級事件，在短期間內相繼發生，雖說是偶然，卻也真是值得震驚的。而且又正值泡沫經濟盛大崩潰瓦解，趨勢圖繼續往右上方攀升，眾人齊喊「衝！衝！」的時代開始露出破綻，冷戰結構終了，全球性規模的價值基準軸呈現大幅動搖，同時所謂日本這個國家型態的根幹也正來到面臨嚴重質疑的時期。簡直就像完全瞄準好了似的。

但我在這裡，並不打算將這種個人層次的錯誤判斷一一具體地提出來非難、叱責。雖然還不至於說「沒辦法」，但因為如果仔細去檢證的話，各種情況也不是沒有值得斟酌體諒的地方，當然個別過失的重新檢討固然不該敷衍了事，但比這重要得多的是，深刻銘記並認識「我們的社會體系所預備的危機管理體系本身，是相當杜撰而不足的」這個巨大事實。在現場的判斷錯誤，只不過是那結果的累積而已。

棺材在運到上田時，電視台的人和攝影記者已經在等著噢。那時候這邊根本沒有那種心情。我覺得他們真的很不會體諒人。至少該讓人家安靜，不要打攪人家嘛……。

差不多該回日本了，我想。回到日本，以不同於小說的形式，為了更深入了解所謂日本這個國家，試著做一件完整的工作吧。藉著這樣做，我或許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方向，和應該採取的立場。

說得極端一點的話，或許「我們的體驗記憶多多少少已經故事化了」。雖然有多少之分，但這是人類意識極自然的機能（換句話說，我們作家就是有意識地、職業性地在做著這個）。這種可能性（或許）已經被包含在每一種形式的「被述說的話（故事）」中了，我希望讀者能有這種基本認識。「被述說的話」的事實性，或許和精密意義上的事實性不同。但那和「謊言」並非同義。那是採取「另一種形式」的，毫無疑問的真實。

但像這種職業上的自我，在實際進行採訪的過程中，卻逐一瓦解了。在直接一一拜訪被害者，聽各種活生生的談話之間，我開始正襟恭敬地想到「這不是簡簡單單的一件小事」。我想你在讀過收在這裡和_圖_書的證言之後就會知道，這是擁有超過我預先想像的意義更深、更複雜的事件。我才知道自己對這事件是多麼的無知。事實的沉重——是一個大要素。

比方說坂本律師失蹤的時候，如果神奈川縣警能更努力搜查的話，地下鐵沙林事件應該就不會發生。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犧牲了。我想說這個。但是這部分卻全部被剪掉。我問為什麼，他們就說因為播出那樣的東西會有壓力。這在報紙和雜誌方面也一樣。

以我個人的想法來說，我認為麻原彰晃這個人，可能成功地將已經決定性損壞了的自我平衡，確立成一個限定的（但現實上相當有效的）體系。我不知道他以宗教家而言算是屬於什麼水準，也不太知道宗教的水準應該用什麼來衡量。不過試著從他所歷經的人生道路來看，不得不這樣推論。他經過努力的結果將那個人性的缺陷，封閉在一個閉鎖回路中。正如一千零一夜的魔法巨人被封閉在魔瓶中一樣。而麻原把那魔瓶貼上所謂〈宗教〉這個標籤。並將那封閉的體系，做為一種共有體驗，同時也做為商品，廣泛地傳播到世間。

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平時以〈共有印象〉擁有的（或以為一直擁有的）想像力＝故事，對那些突然降臨的兇猛的暴力性，無法提出能夠有效對抗的價值觀。當時沒辦法，經過兩年的現在，事態似乎依然沒有什麼改善。

滑雪旅行之後，兩個人就經常見面了。因為他住在川口的單身宿舍，所以見面多半都在正中央一帶的東京。就像「相逢有樂町」一般的感覺。經常去看電影。每週見面。只要他那邊方便，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見面。我先生公司忙的時候不行，但空的時候一週可以休兩天。不能休假的時候，我就去他公司所在地的王子跟他見面。

我第一次到檢察廳去聽取事情經過時，有救助我先生的人，和幫忙載運的人的證言。也有地下鐵職員提供的證言。檢察官問我「妳想知道妳先生死時的樣子嗎？」我回答「當然」，於是他唸給我聽。我那時候才想「什麼……我先生居然是這麼痛苦地死的啊？」那麼我希望也讓對方嚐到同樣的苦頭。我想「幹嘛還讓他們吃飯」，經常這樣想。真希望能早一天將他們處以極刑。我覺得審問會令人心焦。我先生到底為什麼要被殺？我先生、我、和我小孩的未來都毀了，我很不甘心，滿腔的氣憤不知道該往什麼地方發洩才好……。

電話進來是十點前。說「已經很危險了，請立刻到醫院來。」我已經準備好要出門了，電話又打來。說「現在去世了。」我想那大概是我先生的上司打的。他的上司在醫院裡陪著。「請妳鎮定！」他先說「和田太太請妳鎮定噢！」我對宿舍的人也說「我先生好像被捲入事件了，所以我出去看看。」

我的朋友也大部分都在橫濱。高中時候的朋友、上班時候的朋友、滑雪的朋友，大家都交往很久。大概都是十年來的朋友……。還是因為有這些朋友我才能得救。雖然大家都結婚了，不過偶爾會聚一聚，烤烤肉或打打保齡球。

但在那脫離故鄉的最後兩年左右之間，伴隨著些許的驚訝，我發現自己竟然相當迫切地想知道「日本這個國家」。自己遠離日本，一面飄泊一面繼續摸索自己的時期，至少現在暫時即將結束了——我漸漸這樣想。感覺自己體內，類似價值基準的一種「更替」正在進行中。很可能我——或許有人會說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已經不再那麼年輕了。而且自然地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上，已經到了應該負起「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的年代了。

我們對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事件，無法完全擺脫的不可思議的「餘味惡劣」，其實是因為這些潛意識的疑問，並沒有真正消解的關係吧？我不能不這樣想。

他們並不是像可辛斯基所定義的那樣，「為了獲得自律性運力流程而果敢地向社會體系挑戰」。實際在戰鬥的只有麻原一個人，多數信徒被呑進欲戰鬥的麻原彰晃的自我之中，與其同化。而且信徒們並非單方面地被麻原做心靈控制。並非純粹被動的被害者。而是他們自己主動、積極地要求被麻原控制。心靈控制不僅是被要求的，也不只是被給與的。而是「被要求，和被給與」的相互性東西。

我也想教明日香滑雪。因為我先生也說過非常想教小孩滑雪。所以我要穿上我先生穿過的滑雪衣，教這孩子滑雪。我跟我先生體格差不多，所以夫婦可以共同穿兼用的衣服。嗯，我想大概從下一季開始去。這應該是我先生最想做的事，我想就由我來代替他幫他做……。

對不起。好像……

一共花了十三小時。他們說「這很平常」，我想「什麼？這樣還算平常啊？」（笑）。體重三千零四十公克。比預料的重。生的時候顧不得什麼，連我先生的事都完全忘了。痛到這個地步。都快不省人事了，我婆婆好像進到產房來，噼啪噼啪地拍打我的臉頰，說「加油啊！」因為不能昏過去，所以打我的臉頰。我卻一點都不記得。

第二天在東大做最後的吿別。那時候也不讓我摸。從上田趕來的婆婆也不被允許摸，可是她說「我想摸啊、我想摸」……當然會想摸啊。完全不能摸，只能看而已。我想他居然被放在這麼寂寞的地方躺了一夜。這樣倒不如在警署還好呢。上田的雙親上京來了。在警署也沒能見到榮二的遺體，所以我想他們一定很難過。

然而在這巨大共識之流的盡頭，事件發生以來已經過兩年歲月，身處「正常」的「這邊」的我們，在巨大共乘馬車搖晃前進之下，到底到達什麼地方了？我們從那衝擊性事件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了？

說是正在檢驗遺體，因此見到遺體時已經一點半以後了。在那之間我在警署裡一直等著。電話不斷的響，大家都在噼哩啪啦跑來跑去。情況非常混亂。ＪＴ的上司和警察說明事情的經過給我聽。但那時候還不知道詳細狀況。只簡單說明「好像是吸進了什麼，因此而死的。」

我並不是單純地說奧姆真理教團是我心愛手工藝品式的邪惡「黑鬼」群。我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中，藉著描寫「黑鬼」，以小說方式想要表現的，我想可能是存在我們內心的根本性「恐怖」的一種形式吧。我們意識的地下，或許以集團記憶象徵地記憶著也不一定的，純粹危險的一些東西的形影。而且潛藏在那黑暗深處的那些「歪斜扭曲」的東西，透過那形影的短暫具現，可能是波及生身的我們的意識波動。

我生在神奈川縣相模原，但在要上小學時搬到橫濱市內來，然後就一直住在市內。學校在橫濱，公司也在橫濱。我是橫濱人當然最喜歡橫濱。去年這孩子出生時，我在我先生的老家長野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長野的上田空氣又好，跟我以前到過的地方環境又不同，我覺得好好噢，不過回到這邊來看到「未來之港」橫濱時，還是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對麻原彰晃來說，他可以把這種做為垃圾的故事，大大方方並極有說服力地給與人們（正是求之不得的人們）。因為他自己的世界認識，或許幾乎都是由垃圾所成立的。那是既粗暴又滑稽的故事。局外人看來那故事真的只能說是令人噴飯的東西而已。但公正地說，其中只有一個確實一貫的事情。那就是「為了什麼而血淋淋戰鬥的攻擊性故事」這回事。

平成六年的十一月，我先生從王子的工廠勤務調到當時在品川的總公司。然後調到港區虎之門的總公司新大樓的工地現場工作。預定平成七年四月落成，為了迎接這個而做整備和大樓管理之類的工作。我先生專門的是電氣方面的。電梯、照明、冷氣之類系統的管理。那是三十五層樓的建築物。他吿訴我「因為還沒有電梯，所以是用走上去的噢。」他這個人在辦公桌坐不住，比較喜歡活動身體的工作。

身為一個小說家，我想嘗試體驗各種外部的場所，在那裡安定下來，在那裡嘗試用日本語寫故事這個作業。我對所謂日本，對日本語，同時也對我自己，一直有意無意之間，想藉著脫離先天的（從一開始就當然的）狀況，考驗一下自己到底能以什麼樣的方法，什麼樣的姿態處理日本語（或日本性），每每一面改變著層面，一面描繪下來。

於是我就當了專業主婦，不過我想就算只有一年，能夠確實地照顧好他，也算是幸虧了。專業主婦嗎？供吃三餐還附帶午覺真好啊（笑）。而且從早上就可以看電視。以前可沒有大白天就開始看電視吧。所以剛開始覺得「好棒啊！」不久，在七月間肚子就大起來了。大家都說「工作辭掉以後就會有小孩喲」，真是一點都沒錯。

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中，一種生息於東京地下黑暗裡叫做「黑鬼」的生物（當然是我虛構的生物）出場。他們從古代就定居在地底的深沉黑暗中，是令人厭惡的邪惡生物。沒有眼睛，啃食腐肉。他們在東京的地下挖掘交錯縱橫的地下道，到處築巢群居。但一般人並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主角「我」由於某種原因潛入這地下的神話世界，一面迴避著「黑鬼」令人戰慄的追蹤。一面穿過可怕的深深黑暗，從地下鐵銀座線的站內安全地逃出青山一丁目。

那當然很難過。走在外面，看見別的小孩騎在爸爸肩上時，真是受不了。我一直無法忍受這個。聽到年輕夫婦說話時，還是會想把眼光轉開。有一種不想在場的心情。不過我也一直吿訴自己，不能羨慕別人。現在已經變得平靜多了。看見人家爸爸哄小孩，也完全不在意了。

尤其採訪過在小傳馬町車站死去的和田榮二先生的遺族，和身負重症，喪失過去的記憶和語言，現在依然在醫院復健中的明石志津子小姐（假名）之後，對於所謂自己的語言這東西的價值，不得不再一次認真深入去思考。我所選擇的語言，到底能夠將這些人所嘗到的各種感情（恐怖、絕望、哀傷、憤怒、無感覺、孤獨、混亂、希望……）傳達給讀者到多麼鮮明的程度呢？採訪後好幾小時、好幾天，這些都令我沉思不已。

結婚前我跟父母親一起住。我是獨生女，沒有兄弟姊妹，但我以前跟父母親經常吵架。尤其跟父親吵得更兇。原因都是為了一些無聊的芝麻小事。比方說「不是這樣說好的嗎？」「不，沒有說！」（笑），這種程度的親子拌嘴。一定是我太任性了，我覺得。現在跟父親一起住，已經不再那麼過份了。但那時候吵得很嚴重。會說「我要搬出去！」或「我要死給你們看！」這種重話也說了不少噢。不過我真的想搬出去離開家而去找到公寓時，那頭倒來跟我講和了。因為我搬出去對他們也不太妙（笑）。這邊也有一部分是威脅的成份在。

九點半公司打電話來。說「他好像被捲入事件的樣子。會再打電話來。」然後過十分鐘左右，說「送進醫院了。」「在叫做中島醫院的地方，地點會傳真過來，請跟醫院聯絡。」於是我打電話到醫院，但那邊亂成一團，說「現在沒辦法查。不知道誰在什麼地方。」我掛上電話，一直等聯絡進來。

這種說法，或許會招來不必要的誤解。但我站在現在所述說的假設所能延伸到達的大廣場正中央，其實我正這樣想。「這邊」＝一般市民的理論和體系，和「那邊」＝奧姆真理教的論理和體系，或許共有著一種雙面對照的鏡射式影像。

我想像在同樣的時間面對同樣的光景的話，可能世間八成甚至九成的人都會和我有同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也就是裝作沒看見地走過去，不再深入思考，很快就忘了（或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瑪憲法時代的德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看見希特勒時也有同樣的反應也不一定）。

此外，我從Studs Louis Terkel和Bob Greene的個別著作中，獲得本書構成上有益的啟示，也想在此記明。

我們在滑雪場認識，那時候我先生向我要電話號碼，但我沒吿訴他。他想辦法查出來，打電話過來。我朋友的男朋友在ＪＴ上班，所以情報直通過去。於是不久他就每天打電話來跟我聊，一個月後又邀我去滑雪。那時候是六個人左右的團體去的。其他成員全是ＪＴ的男同事。女的只有我一個。那時候去的是戶狩滑雪場。……啊，我想起來了，第一次去的是栂池。

從這觀點來看，麻原在某種限定的意義上，或許是掌握了所謂現在這氣氛的希有說故事者。他不怕知道自己心中的意念和印象是垃圾這回事——不管是有意的或無意的。他積極地收集周圍有的垃圾零件（就像電影E.T.用儲藏室的廢物組成與故鄉星球通訊的裝置一樣），這形成了一種形勢。而且麻原自己內心的懊惱濃重地反映在這形勢中。而那故事所含有的缺陷，也正是麻原自己的自我所抱有的缺陷。因此對主動與麻原自我的缺陷同化的人們來說，既然接受了故事之後，那缺陷性便毫不妨礙。反而有用了。但那缺陷終於，也許因為內在要素的作用，被汙染成致死的因素。做為大義的某種什麼便無可救藥地妄想化、假想化下去，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

絕對不回家（笑）。回去晚了就不讓我進家門。吃閉門羹。所以就住朋友家。我覺得這樣好像反而不好噢（笑）。

但從那裡面，卻找不到我想知道的事。

那並不需要是洗練而複雜的高等故事。也不需要文學的芳香。不，反而是粗糙而單純的比較受歡迎。說得更明白一點的話，或許越是垃圾（破爛的東西、偽造品）越好。因為人們多半已經疲於再接受複雜的、「既是那樣，同時又是這樣」的複合性、多重性——而且包含背叛的—和_圖_書—故事了。正因為已經無法在那種表現多重化之中找到自己置身的場所了，因此人們才要主動地把自我丟出去。

那麼在前線勇猛果敢地戰鬥（他們真的是勇猛果敢得驚人），卻變成愚昧作戰的犧牲而倒下的無名士兵們，就此被埋沒而不為世人所知。就算是五十年以上的往事了，但那樣愚蠢的事是實際發生過的這個事實，真的給我打擊不小。而其實和那幾乎沒有改變的事，竟然還在現代的日本反覆發生。這除了惡夢不是別的。

當然這只不過是孩子氣的愚蠢想像而已。簡直像低成本的恐怖電影一樣。但站在車門旁邊，透過玻璃窗凝視著地下鐵沿線的黑暗深處時，曾經覺得好像看見那些討厭的「黑鬼」影子就在柱子後面隱約閃現似的。

現在回頭看來，才知道當時至少大眾傳播界，對於奧姆真理教團正衝向如此大規模的恐怖行為，還沒有感覺特別不自然。不管怎麼樣，因為當天我並沒有打算到東京去，因此在不得要領之下，便向他道一聲「謝謝！」而把電話掛上。並且沒特別在意地繼續整理書。至於了解到整個事態的可怕全體像，則是在稍後的事。

所以別人給的故事，只要是一個做為「記號」的單純故事就夠了。就像在戰爭中士兵所受頒的勳章不必是純金製的也可以一樣。只要勳章被〈那是勳章〉的共同認識所支持就足夠了，至於是便宜的鍍錫鐵皮製的則一點也沒關係。

那一年（平成三年）七月，他正式到我家來拜訪。對我父母親說「想以結婚為前提交往」。他到神奈川來出差，順路到我家來。於是跟我父母談起話來，跟我父親喝酒。我父親非常中意他，說他「是個好人」。不知道中意他什麼？大概是看起來表裡如一吧（笑）。

這是人們以完全自發性的語言所說的話，並不是為了審問所做的證言。因此我原則上，對每一證言中所說的事實不做verifie（查證）。那在現實上和技術上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同時這種作業本來——絕非自我辯解——就不在我這次的工作範圍內。

藉著將自己的自我，完全與麻原彰晃所有的「更巨大的更深的失去平衡有缺陷的」個人性自我同化運動，他們便可以得到疑似自律性運力流程。換句話說「自律性運力流程對社會體系」這對立圖式，不必靠個人的力量和戰略去實行，而全權委任代理執行者麻原。就像點定食一樣，「請幫我配菜吧」。

對費時費事的採訪錄音帶的文字再現工作，花費一年時間為我整理的宮田速記公司的小組成員們，我也要借這裡表示感謝。如果沒有他們這種深得要領的編輯作業的話，相信在整理成書之前我的辛勞必然會倍增。

結果大家都只把它當做別人的事噢。我想如果我不是當事者的話也可能會這樣想。那是別人的事。

那天早晨所感到不可思議的困惑，或不對勁，以類似位相的乖離般，長久之間一直留在我心裡。我對地下鐵沙林事件會私下懷有很深的關心度，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以一句話來說的話，是我想更深入了解日本這個國家。我有相當長一段期間離開日本，在外國生活。大約七、八年之間。在我寫完《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這本小說後離開日本，到寫完《發條鳥年代記》這小說為止，只有偶爾回國。雖然我沒有對人說過，但我自己把這想成是一種切除（故鄉離脫，這表現或許最接近吧）。最初住歐洲，然後住美國。

確實從由於地下鐵沙林事件而深受傷害的被害者這邊的心情來說的話，寫這本書的我是從「安全地帶」來的人，是隨時可以回去那邊的人。就算他們說「我們所嘗到的痛苦心情你們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想那也是沒辦法的。真的是說得有理。我想我們是不可能了解的。但總不能因為這樣，話就在這裡中斷結束掉，從此切斷彼此的對話溝通，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哪裡也到不了啊。留下來的只是一種獨斷（dogma）而已。

如果要我只舉出這兩個事件共通的一個要素的話，我想那就是「壓倒性的暴力」。當然，這兩種暴力具體成立的型態完全不同。一個是不可避免的天災，另一個則不能說是不可避免的〈人禍＝犯罪〉。當然我很清楚，要把這兩件事包括在一個所謂「暴力」這共通項內是有一點勉強。

相對的，「這邊」的我們到底又能提出什麼有效的故事呢？能夠驅逐麻原的荒唐無稽故事的正當力量的故事，無論在次文化的領域，或正統文化的領域，我們到底有嗎？

說到這裡就和我們的自我，和這自我所形成的「故事」有關了。

在計程車上的一小時真是難過。心臟砰砰地跳著，覺得好像要從嘴裡跳出來似的。我想要是孩子現在就這樣生出來怎麼辦。不過也想到還沒看到臉不能確定。在自己親眼看到他的臉以前，我無法相信。絕對不可能有這種事，我想也許是搞錯人了。為什麼我先生非死不可呢？我滿腦子只有這些想法在團團轉著。還顧不得哭，總之非先確定不可……。我一直還硬撐著。

事件發生後經過一段時間時，雖然還有點模糊，但我開始有這種想法。為了要了解這地下鐵沙林事件的真相，我們光是徹底追究分析引起事件的「那邊」的論理和體系是否還不夠呢？當然那是重要而有益的，但我想和那相同的作業，同時對「這邊」的論理和體系，也有必要並行去做。要解開「那邊」所丟出來的謎，那鑰匙（或鑰匙的一部分），或許很可能就隱藏在「這邊」區域內的地面之下呢？

我們跟我父親住了十個月左右。舉行婚禮之後，四月裡兩個人搬到北千住的公司宿舍。選擇北千住是因為ＪＴ的宿舍正好只有那裡有空。於是這次輪到我從北千住到橫濱的鴨居開始做長時間的通車上班。大約花一個半小時。真的好辛苦，結果一年後身體吃不消而辭職了。電車好擠好擠，最後那段時間甚至改搭新幹線通車上班。我先生說「這麼累的話，不要勉強硬撐。隨妳高興怎麼樣吧。」

生完之後，只想到「啊，好累。平安生完了。好想睡覺」這樣而已。平常人家都會想「啊，太好了！」或「好可愛的孩子！」對嗎？可是我完全沒有這樣。總之非生不可的想法是有。不可以早產，不能有什麼三長兩短，有這種硬撐的部分，所以一生完，我整個人就像洩了氣一樣地垮了。

上午十點左右，一位在傳播界工作的朋友打電話來。以緊張的聲音說「地下鐵發生奇怪的事件，出現很多被害者。是毒瓦斯。這絕對是奧姆搞的鬼，你暫時最好不要到東京來比較好。因為他們真的非常危險噢。」

佛壇不是有小照片嗎？我把那放在陣痛室的枕頭邊，「嗯嗯嗯，加油噢！」這樣子使力喲。同樣一起在醫院陣痛室的太太，先生在橫濱，那時候不能來。如果她先生趕來的話，我想我一定會更難過。一定會更心虛害怕，會覺得「好羨慕」噢。不過她也是一個人，所以我才能振作著努力。我婆婆和我先生朋友的母親也陪著我，為我打氣。

而對你（暫且讓我用第二人稱，當然我也包含在內）來說，又如何呢？

但那再怎麼說終究還是記憶。

如果我們真正想從這個不幸事件中學到什麼的話，現在是否已到了不得不再一次從別的角度、別的方法，將在那裡所發生的事，確確實實重新洗清的時期了呢？所謂「奧姆是惡的」說法未免太輕易了吧？而且所謂「惡和正常是有別的」論理本身也未免太輕易了吧？但是這些論理不管怎麼從正面對質，恐怕也很難因此而從〈共乘馬車式的共識〉咒語中解脫出來吧？

尤其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和《發條鳥年代記》中，地下的世界在故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人們為了追求什麼而下到地下的世界去，在那裡遇到各種故事。那當然既是物理上的地下，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地下。

有時候我們是以多麼奇怪、不可思議的方法處理自己的記憶的，相信各位讓者可能多少還記得。正如一位精神科醫師說過的那樣，可以定義為「所謂人類的記憶，只不過是人們對發生的一件事所做的（個人解釋）而已」。例如透過記憶這個裝置，我們有時會將一個體驗改編成容易了解的樣子。將不方便的地方省略捨棄。前後顛倒。不清楚的地方加以補充。自己的記憶和別人的記憶混合，必要時則交換。我們會極自然地，潛意識之中不知不覺地在這樣做。

不過就算這種正面積極的層面確實存在，但體系整體的混亂模樣並不能因此而抵銷。就以這次沙林事件來說，營團地下鐵、消防廳、警察廳的高層，相對於現場的許多人當天捨命執行的良心性工作態度，我不認為他們處理得夠機敏，對應得夠誠實。無論當天的行動是這樣，現在的態度也一樣。

對我書桌上的麥金塔六三一〇，好像也應該說一句慰勞話。如果沒有這電腦幫助的話，要把這樣龐大的資料和原稿組織起來是不可能的。

住在北千住很方便噢。商店街多，車站又近，公司宿舍又大。在一等地蓋了有十三棟之多。從橫濱到這裡來也沒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又有媒人的朋友，所以很愉快喲。只是看見有歐吉桑穿著內衣走在路上倒是嚇了一跳（笑）。在橫濱不太有這樣的人。

看來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人們，似乎很多是為了獲得麻原所授與的「自律性運力流程」，而將所謂自我這貴重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起託付給所謂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忠實的信徒們主動捨棄自由、捨棄財產、捨棄家庭、捨棄世俗的價值判斷基準（常識）。如果是正常的市民的話一定會訝異地說「怎麼這麼傻」吧。但相反的，對教徒來說那是非常舒服的事。因為一旦把自己交給誰之後，就不必自己一一去辛苦思考，也不必控制自我了。

⑸我該做什麼才好呢？還有感應力。

不過如果大家都能順利忘記這事件的話，是不是就ＯＫ沒事了呢？確實有不少職員「想要忘掉這個事件」也是事實。但不只有這些人而已。其中也確實有人強烈希望「不希望世間這麼輕易就忘記」「這事件不可以就這樣風化掉」。何況，還有那些已經無法再度開口的死者也……。

像這樣，人們或多或少都共同搭乘著所謂「正義」「正常」「健康」的大馬車。這絕不是困難的事，因為在這裡相對性和絕對性無限接近。也就是說，和麻原彰晃和真理教信徒比起來，或與他們所做的行為比起來，世間壓倒性多數的人確實是「正義」的「正常」的「健康」的沒錯。沒有比這更容易了解的共識了，大眾媒體一起搭上這共識之流，並更加速那流勢。

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分，而接受做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分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你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是否達到正確的內在合意點呢？你現在所擁有的故事，真的是你的故事嗎？你現在所做的夢真的是你的夢嗎？那是不是某一天忽然會轉變成出乎意料之外的惡夢的某個別人的夢呢？

我開始知道有奧姆真理教這個教團的存在，就是這一次，但我看見那樣的選舉活動光景時，眼光卻不自覺地轉開了。因為那是我所最不想看的東西之一。周圍的路人也露出和我一樣的表情，似乎裝作完全沒看到信徒們的姿態般走過。我當時首先感覺到的，既是難以名狀的嫌惡感，也是超乎理解的懼怕。但那嫌惡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對於為什麼那對自己而言是「最不想看的東西之一呢」？當時我並沒有多想。當時我並不覺得有必要去深入思考。只當做是「和自己無關的事」，很快地把那光景趕出記憶之外。

當然因為是這麼重大的突發事件，狀況又複雜地糾結在一起，因此現場難免產生種種混亂和過失。或許以「慌了手腳」的表現比較接近。因此，如果讀過收錄在本書的各種證言，相信很明顯可以看出，無論營團地下鐵、消防廳、警察廳、和各種醫療設施，分別都有若干大大小小的錯誤判斷。也有不少讓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這樣？」的地方。

在跋涉到確立那樣的體系之前，相信麻原自身的懊惱和內在的糾葛是血淋淋得可怕的。而且其中想必也有所謂「悟」，或某種「超常價值的獲得」。要不是通過那樣激烈的內心地獄，並體驗過某種非日常性的價值轉換的話，相信麻原不會學到那樣強烈的超能力性。所謂原始宗教這東西，因想法的不同，或許經常是與這種精神上的缺陷部分所發出的特殊光環相呼應的。

我在採訪時，經常保持這樣的基本態度，那就是「他們所說的話，在各自述說的文脈中，都是明明白白的真實」，現在也還明確地保持著。這結果，從同一個現場同時體驗過的不同人的話，可以看出細節有些出入，但我還是照著略有矛盾的情況原樣提示在這裡。和*圖*書我想可能出入和矛盾本身應該就會說什麼吧。在我們這樣多面性的世界裡，有時候不整合還比整合更雄辯。

面對這些事實時，我們每個人心靈開始能夠相信我們本來應該就擁有的所謂自然的「正義力量」。而且藉著把這種力量顯現，並集結起來的話，我想或許我們往後可以順利地迴避各種危機。我們必須在整個社會日常生活的層次中，以這種自然的信賴感所結合起來的軟體，建立起自發性涵蓋性的全面網路才行。

結婚後我們決定在本牧的家裡跟我父親一起住。總不能放下我父親一個人，所以想那就一起住吧……這是我先生主動提起的。於是他從本牧通車到王子的公司上班。單程就要花兩小時左右。他每天早上六點鐘就出門。那時候我老是跟我父親吵架，我先生常常夾進來調和。我想他一定很辛苦。回到家已經十一點十二點，整個人累趴趴的了。

雖然這麼說，不過還是很煩人哪。所以我想對這孩子（明日香）我絕對不要囉唆。不過我想我或許也有些地方像我母親。就是說很多事情希望能照自己想的那樣。比方說口氣很像，我常常這樣想。不能不小心。

正因為如此，喪失丈夫的打擊想必也格外大。一定是無法挽回的程度。不過在長達三小時的採訪中她始終能維持笑容。不管多麼隱私的問題，她都主動清楚地回答。只有在最後，曾經一度忍不住掉眼淚。好像「已經可以掉眼淚沒關係了吧」的感覺。讓她傷心難過真是過意不去。

當然一面鏡子中的像，比另一面鏡子中的暗，而且非常扭曲。凹凸交相替換、正負交相替換、光影交相替換。但那黑暗和扭曲一旦去除的話，映出在那裡的兩個像卻有不可思議相像的地方，甚至有幾個部分看來似乎是在互相呼應。這在某種意義上，難道不就是我們避免正視、刻意或潛意識中繼續從所謂現實這個層面排除著的，自己本身內在的影子部分（underground）嗎？我們對這地下鐵沙林事件，在心裡的某個地方一直感覺到的「餘味惡劣」，其實就是從那裡無聲地湧出來的，不是嗎？

像這樣缺乏相互流通性的槓桿量力推移，最後所到達的地方，往往是熬乾後類型化的論理，是沉澱物所帶來的無感覺。

我產後的復原比較慢，因此完全都讓我婆婆照顧。完全依賴她，除了洗衣服以外，全都由她幫我做。她也經常幫我照顧，幫我哄明日香。我家裡母親已經不在了，父親一個人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婆婆說「那就回到老家來吧」。因為婆婆和大嫂帶孩子都是老經驗了，好像坐大船一樣可以放心。如果我一個人獨自應付的話，說不定會得育兒神經衰弱症呢。我覺得大家庭真好。因為加上我們母子全家就九個人了。

我那天非常早，五點半左右就起床。平常早上我沒有做什麼早餐，但前一天我先生說「真希望妳偶爾做個早餐，然後溫柔地叫我起床。」居然跟我撒嬌。被他這麼一說，我想不能不做，於是就努力早起。前一天他不知道怎麼非常撒嬌。

而例如從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們的眼光來看的話，當想要獲得和確立自己本身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時，社會和國家便認定那是「反社會行為」，說他們「有病」，而想要把他們從那裡拉開，這對他們來說是錯誤的，也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便越來越加深反社會的傾向。

如果更具體陳述的話，就是「當時在地下鐵列車中共乘的人們，在那裡看見了什麼？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感覺到什麼？想到什麼？」我想知道這些。可能的話，我還想知道每一位乘客的細節，甚至從他們心臟的鼓動到呼吸的韻律為止，都想具體清晰地知道。當一個極普通的市民（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在東京的地下忽然被捲入如此意想不到的異樣大事件時，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他們不讓我長久停留在那裡。說是因為危險所以不行。大概只待了一分鐘吧……我覺得還不到一分鐘。我說「為什麼死了呢？為什麼把我丟下不管了呢？」於是終於崩潰地大哭起來。

從結論來說，關於這地下鐵沙林事件的長期採訪，成為我展開「更深入了解日本」這作業的一個方法。透過這採訪我見到了很多日本人，聽他們談話，結果成為對產生地下鐵沙林事件這種大事件的日本這個場所所做的檢證。現在想起來，當然其中或許多少含有一點做為作家的自私和意圖。也就是說我感覺或許在某方面，把這採訪當做對自己「有效的手段」來掌握了。如果不承認這個的話，恐怕就是偽善了。

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小孩。希望有三個孩子左右。尤其我是獨生女，所以想要有很多孩子。當他知道我懷孕以後，好像很高興。雖然因為他很害羞，臉上並沒有明顯地表露出來……。但老實說，女兒的名字我們已經早就決定了。那名字是在夢中出現的。在夢裡，孩子一直往前跑。我一面追一面一直在喊名字。我自己並不記得那名字，但我先生聽到了，他吿訴我說，我一直在喊「明日香、明日香」。於是兩個人決定，那麼就用這個名字吧。我算是不太會做夢的。記得那麼清楚的夢，真的很稀奇。

對，如果你失去了自我的話，你將喪失自己這個一貫的故事。但人沒有故事是無法長久活下去的。所謂故事，是你超越圍繞著你的限定的論理性制度（或制度性論理），與他人進行同時體驗的重要祕密鑰匙，也是保險閥。

我看報紙上寫我的事，都沒有寫到重點。

我去的時候和走的時候，她都抱著明日香到附近的車站接送我。炎熱的夏天，路上空空的。走在外面，可以看到郊外住宅區到處可見的看來很幸福的年輕太太。臨別時我想對她說點什麼，但只能說「希望妳健康愉快的活下去」。我好像是這麼說的。但我當時忽然感覺到語言這東西是多麼的無力啊。只是身為作家的我，卻只能依賴這個去繼續進行工作。在回程的電車上我獨自一個人想了很多事。

當我聽到地下鐵沙林事件的消息時，不由得便想起這「黑鬼」的事。自己在地下鐵窗外感覺好像看到似的「黑鬼」陰暗的影子忽然浮現在我腦子裡。以極個人性恐怖（或妄想）的層次來說，我感覺這地下鐵沙林事件所投下的餘味惡劣的黑影，好像穿過東京地下的黑暗，和我自己憑空製造出來的所謂「黑鬼」這種生物（那當然是我的意識之眼所看到的東西）相連著似的。那連繫，對我也有重大的意義，是寫這本書時的個人動機。

採訪了這麼多的人之後，對方以什麼程度的精度述說著什麼程度的客觀事實，我大致已經可以判斷出來了，其中幾段話如果改變角度跟他們交談時，當場空氣的流動自然就明朗起來了。發言不安定的部分，依情況而定，有時我會打問號分開放進「保留」的檔案中（也就是刻意避免化為活字）。但那畢竟是例外的個案。有些證言者所說的話，我認為明顯是想錯了或誤認事實時我會訂正，但我盡可能努力依照所說的赤|裸裸地，保持原樣介紹在這裡。

嗯，兩個人好像非常合的感覺。覺得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交往一年左右，從來沒有一次覺得無聊。我們談了很多各種事情。去看電影，然後一面喝酒一面聊天。談話比看電影更有趣。

他一回到家，一面喝啤酒，就一面吿訴我工作的事。我最有興趣聽他說公司的事。比方說同事的事啦，他會跟我講各種話。例如「有這樣的人，妳說該怎麼辦比較好？」之類的。

這是對我來說的三月二十日。

我的祈禱能有多大的效力，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或許有一點效吧，能這樣斷言的自信也沒有。因為，我畢竟只是一個擁有許多個人缺陷的不完美作家而已。不過這樣的我的稚拙無力的祈禱，在這世界上或許有什麼地方有稍微能夠容許這縫隙——也就是說像看漏了似的形式——的話，我願意熱烈地祈禱。

美國作家拉塞爾班克斯在《大陸漂流》這小說中這樣述說：

他是在七點三十三分左右出門的。我想他應該是搭上北千住三十七分左右開的電車。我送我先生出門，洗好碗筷，稍微假寐一下，然後看電視大綜藝秀。於是看到插播出現「日比谷線築地站怎麼樣」的消息。我想他搭丸之內線沒有關係，應該不會怎麼樣吧。我沒發現他是搭日比谷線去的。

老實說，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直覺的感到「我可能會跟這個人交往，可能會跟他結婚。」女人不是會這樣嗎？就是那樣。所以我想「不吿訴他電話也好。」他大概會主動聯絡吧（笑）。我有類似這樣的自信。我們兩個是同年。都是二十六歲。兩個人都很能喝。啤酒、威士忌、日本酒、葡萄酒，有什麼就喝什麼。他喜歡跟大家一起熱熱鬧鬧的。

當然在事件的若干層面，也產生了過去所沒有的正面積極的趨勢。例如震災後的神戶、阪神地帶，以年輕人為主的義工，立即展開活動，發揮極大的力量；而在地下鐵沙林事件中，到處可見同樣遇難的乘客們，熱心地互相救助的光景。此外營團地下鐵現場的職員們，在現場的混亂中，不顧自身的危險奮勇搶救乘客的勇敢行動，實在值得特筆一提（對於不幸因而喪生的職員們，我想在此再次表示哀悼之意）。就算可以看到幾個例外的情形，但以整體來說，在現場的營團地下鐵職員有紀律的工作姿態，和道德的高超都值得我們讚賞。

我大肚子也有關係，而且本來早晨也比較起不來，所以幾乎沒做早餐。我先生早上也比較起不來，每次都說「不用吃」，睡到時間快到了，才起床出門。好像在途中什麼地方稍微吃一點什麼。不過那天我設定兩個鬧鐘，確實地起個大早，做了土司和荷包蛋加火腿，泡了咖啡，讓他吃。他非常高興。大聲說「哇，早餐哪！」好開心呢。

正如前文所述，對這次事件的報導，大眾媒體所採取的基本姿態，是將〈被害者＝無辜者＝正義〉這個「這邊」，和〈加害者＝汙染者＝邪惡〉這個「那邊」雙方對立。並把「這邊」定位為前提條件，把它當做槓桿的支點來使用，將「那邊」的行為和論理的偏差徹底細分化分析下去。

有一種假設。也就是說，或許因為所謂奧姆真理教那種「事物」，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是別人的事。那種「事物」是否採取了我們預料未及的樣式，將我們本身扭曲的形象穿在身上，而把銳利的可能性刀刃直抵我們的喉頭呢？

對了對了，其實在那之前的星期五，我先生向公司請假。大概是累倒了吧。早上起來就說「我今天不想去公司」。我也希望他留在身邊，所以就說「那就打電話去公司請假好了」。他好像是說「太太身體不舒服」的樣子。星期五他沉睡了一整天。但星期六無論如何有事必須露面，下午就去公司轉一圈。然後第二天星期日下午，我們就一起出去買東西。因為那天早上下雨，所以就慢慢睡到中午。下午雨也停了，我邀他說「我們去買東西好嗎？」，他就說「好啊！」很稀奇地陪我一起去。

但是你（或任何人），如果沒有所謂固有的自我的話，是無法創造出固有的故事的。就像沒有引擎無法製造出汽車一樣。就像沒有物理性實體的地方沒有影子一樣。然而你現在，卻要把自我讓渡給某個別人了。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才好呢？

在他們說不能摸之前我已經摸上去了。結果我覺得好像還是溫的。嘴唇上好像咬緊了似的有血的痕跡。可能是用力咬過後結的痂吧。出現那樣的東西。耳朵和鼻子也出過血似的留下硬塊。眼睛閉著。臉上並沒有痛苦的樣子。但是那樣的傷，血的痕跡，看起來感覺好疼，好苦……。

自己在追求什麼？這基本的線我大體上還有把握。追根究柢，我想把自己心中感情的算盤完全歸一次零，然後想更深入了解所謂日本的「應有立場」，想知道所謂日本人「應有的意識」。我們到底是什麼？今後到底要往哪裡去？

這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他喜歡打柏青哥小鋼珠（笑）。他雖然很忙，可是好像還忙裡偷閒地去玩的樣子。有沒有賺到嗎？這我也不知道。不過大概是為了消除緊張吧。週末不是在家睡覺，就是去打柏青哥，沒有去旅行過。他不太喜歡旅行。去滑雪還好，但觀光旅行則完全不行。假日他寧願輕鬆悠閒地待在家裡。

大學炸彈客郵寄炸彈這手段，也和奧姆所實行的都廳小包炸彈事件手法互相呼應，這點就意味頗深了，不過姑且不管這個，只就這連續爆炸事件的犯人塞奧多可辛斯基所說的，我覺得好像和奧姆真理教團事件的本質極密切地連接著。

那麼，我們現在必要的，應該是用從新的方向來的語言，和以這些語言所述說的嶄新故事（為了淨化故事的別的故事）——或許應該是這樣。

這樣簡單地寫出來，或許聽起來有點流於多愁善感也不一定，但這是事實。我把人們所說的話完全原樣接受放進自己心中，努力把它當成血肉一般收進去。集中精神盡可能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事情，以對方的視線看東西，努力以對方的心感受事物。

擔任編輯的木下陽子女士向來是專門從事文藝書編輯的，過去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種非文藝類的工作，但這次從採訪到編輯的過程中一一出現的現實上的雜事，她也都一一仔細迅速地為我處理好。我深深感和-圖-書謝。此外講談社的德島高義先生、天野敬子女士、宮田昭宏先生，從企劃時開始就一貫為我提供有形無形的援助。如果沒有這些人士的支援，這本書應該也無法以現在的樣子完成。

三月二十日出事前一天的星期日，我們兩個人一起去買東西。平常他是完全不會做這種事的人。

也許有什麼感應吧。除了說「希望妳作早餐」之外，還說了類似「假如我不在了，妳自己要堅強噢」的話。忽然說出這種毫無來由的話。於是我吃了一驚問他「為什麼這樣說？」結果他說，因為以後在新的職場，自己的工作變成輪班制，採取住在那邊兩夜再休息三天的型式，會有些日子不能回家，所以他不在的時候要我堅強一點。他說「我不在的時候，如果小孩感冒或生病的話，妳都必須一個人全部包辦哪。」

故事當然是「story」。「story」既不是論理、不是倫理也不是哲學。而是你所繼續做的夢。也許你並沒有發現。但正如你在呼吸一般，不斷做著那個「story」的夢。在那「story」中，你擁有兩張臉。你既是主體，同時也是客體。你既是總合，同時也是部分。你既是實體，同時也是影子。你既是創作故事的「製造者maker」，同時你也是體驗那故事的「玩家player」。我們由於或多或少擁有這種多層的故事性，在這世界上才能治癒身為個體的孤獨。

我們能夠把克利希那或其他新宗教，從一開始就以「與我無關的事」（在進入我們的論理性思考體系之前）處理掉。但對奧姆真理教不知道為什麼卻辦不到。我們不得不努力將那存在（姿態、舞蹈和歌聲），從論理性的思考體系中刻意去排除。因此，我們的心才會被他們的姿態所撩亂。

「沒有指標的惡夢
——我們正在往什麼方向前進呢？」

從心理學上來說（我只提一次心理學，所以在此請暫且忍耐），當我們對什麼從頭開始就有生理上的排斥感，懷著強烈的嫌惡感時，其實不少的情況是因為那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形象的負面投影。那麼在千馱谷車站前面，我對奧姆真理教信徒的姿態，會有壓倒性的嫌惡感，或許也是從這裡發生出來的吧？我站定下來，試著重新思考這種可能性。

關於這地下鐵沙林事件，我認為政府在較早的時機，就應該策劃召集各方面的專家，組織公正的調查委員會，解明隱藏的事實，徹底檢討周邊有關的體系。是什麼地方錯了？是什麼阻礙了組織的正常對應呢？唯有嚴密進行這種事實的追究，才是我們對因沙林毒氣而不幸喪生的人們，所表達的最大禮儀，也是最迫切的職責。而且其中所得到的資訊，不要密閉在各部門，而一定要公開於世，讓大家共有。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這種體質上的失敗恐怕哪一天還會再重複發生。

等孩子可以去上學以後，我想再找個工作。現在因為還有父親的收入，所以還過得去，只是萬一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的，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不過我覺得如果老是把眼光放在孩子身上，我，可能又會變得像我自己的母親一樣。那樣的話，孩子也可能會透不過氣來。等這孩子上小學以後，我想自己也要決定往後該怎麼辦了。

我立刻打電話給我父親說「事情不得了了，總之你趕快過來。」一看到父親的臉，眼淚就停不下來了。我先生的老家是農家，因為天氣好全都出外工作了。所以一直聯絡不上。ＪＴ的上司不停的打電話，卻沒人出來接。我好想快一點見到婆婆。我一面想「我為什麼會在這裡」，一面一直坐在那裡。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刑警講什麼，我只是「啊、啊」地聽著都已經很勉強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晨，東京的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實際上的和田嘉子太太（話雖這麼說，但除了實際上的之外什麼也不存在）很明朗，她很清楚地把話說出來，是個年輕而聰明的女性。應該說是腦筋很好——或很有智慧。活下去的智慧，要選擇什麼時的判斷，還有尋找出適當語言時的靈感……感覺她對這些很優秀。是個表裡如一的人。當然我沒有見過和田榮二先生，不過如果是她選的人的話，可想而知應該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好人。

他也有留下一點錄影帶。去滑雪旅行的時候、和蜜月旅行的時候拍的。那種也錄有聲音，所以我想等她大一點的時候給她看。是啊，我深深感覺到幸虧拍了錄影帶。我也漸漸想不起他臉的輪廓了。他的臉有特徵，眉骨的地方有點往上挑噢。這種地方，剛開始那段時間用手這樣順著摸，還可以記得很清楚。可是現在連這也漸漸想不起來了……。

結果諾門罕戰爭敗北的原因，並沒有在陸軍上層被有效地分析（當然某種程度有做分析，但那是相當方便自己的東西）。真正的教訓，完全沒有被用到後來。陸軍只讓幾個關東軍參謀對調而已，有關當地戰爭的一切情報則封進內部。兩年後日本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在那裡，和在諾門罕同樣的愚行和悲劇，又以更巨大的規模重複發生。

我寫完這本小說後，在搭東京的地下鐵時，還常常會想到那些「黑鬼」。想像或許什麼時候「黑鬼」會成群結隊從黑暗中紛紛擁出來襲擊我們的情景。他們用大石塊塞住鐵軌，讓電車停駛，切斷電燈電源，敲破車窗玻璃，衝進黑暗的車內，以那銳利的牙齒正把我們每一個人的肉一一撕裂咬爛的情景。

這自然的感應到底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我想還是從人們所說的「故事」（不用說是「這邊」的故事）中，像泉水般靜靜汩汩湧出的。身為小說家的我，受到人們所說的那樣的故事所教導，在某種意義上被療傷。

我真的很想親手殺掉麻原。如果容許的話，我要慢慢的把他折磨殺死。日比谷線的實行犯姓林的還在逃，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越快越好……。

營團地下鐵的一位職員，在採訪時不耐煩地對我們說「不要再來（採訪）了好嗎？因為大家都想忘記這件事了。」這種心情，以心情來說我不是不能了解。也就是說「我們也是被害者，大家受的傷害已經夠深了，所以請放過我們」的意思。

然而很奇怪的是（或許並沒有那麼奇怪），我想知道的事，卻沒有人吿訴我。

事件後經過一年，覺得好像有點吿一個段落了。才逐漸明白「他已經不在」的事實。在還沒經過一年以前，好像還有一點怎麼樣……。我先生經常去美國出差，因此兩三個月不在的情形很多。所以他不在也很平常，因為這個關係，他死了以後，我常常覺得「啊，他出差去了。」一年左右一直還這樣。我會想「我是回老家生產」。或突然覺得他會說「我回來了」就回家來。偶爾早上醒來會想成「啊，我們家那口子出差去了。」仔細一想，牌位也在那裡，才想到「對了，我們家那口子已經死了。」想到「對呀」。這才承認事實，不過還有某些地方沒辦法承認。還有一部分不承認。有現實和空想交錯著似的情緒。好像一面想著「他會回來」一面掃墓似的矛盾感覺。不過經過一年之後，才終於明白「對呀，已經死掉了」這個事實。

正在滑的時候，是很酷的。簡直一點都不親切。防風鏡裡戴著黑邊眼鏡。只講一點話而已，會讓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搞的？」不愛理人。總之自己埋頭熱心地滑，完全顧不得別人怎麼樣。好像自己不滑在最前面就不甘心似的。幾乎不說什麼話。

我先生的遺體和我先生的哥哥一起上汽車，我和公公、婆婆、姨父和我父親搭電車，分別回到上田。在電車中，我回想起榮二的種種體貼，禁不住眼淚一直流。

這是相當大的命題。我是小說家，正如你所知的，所謂小說家是以說「故事」為職業的人。所以那命題對我來說是比大更甚的東西。簡直像從頭上懸吊下來的利劍般的東西。關於這個或許我往後也還必須一直認真切實地繼續思考。而且我想也許我必須作出自己「和宇宙通訊的裝置」才行。我想我必須一一深切地徹底追究自己內在的垃圾和缺陷性才行（寫到這裡重新感到驚訝的是，其實這才是我做為一個小說家，長久以來一直想要做的事啊！）

人們因這異樣的事件而大為震驚，議論紛紛「這些傢伙怎麼會做出這麼愚蠢的事？這麼瘋狂的傢伙居然如此猖狂囂張，日本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警察在幹什麼？麻原彰晃無論如何都該處死刑。」

我母親在四年前去世。乳癌移轉到全身……。我父親辭掉工作，全時間陪著我母親照顧她的病。我想是非常辛苦的。即使在那樣的時候，我也經常跟我父親吵架。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可憐，結果就是因為沒有餘裕。因為沒有餘裕所以才會吵架。不過反過來說，我也覺得就是因為那時候吵得那樣，所以現在才能這樣住在一起處得很好。雖然現在也會拌嘴，不過那不能算是吵架。

但是可辛斯基——不知道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看漏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謂「個人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本來就是以「他律性運力流程」的鏡射所形成的東西。換句極端的話說，前者只不過是後者的一個反映而已。也就是說，只要不是生在孤島上，被父母所遺棄而一個人孤獨長大的話，所謂發生就純粹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是根本不存在的。那麼，這兩種力應該是內含互相讓步妥協的關係。這些像陰與陽一般以自發性引力互相牽引，在個人各自的世界認識中應該可以找到——想必是在試行錯惡之後——應有的定位。這也可以稱為「自我的客體化」。這才可以說是，對人生真正的入門。這作業無法達成，是因為自我平衡的軟體成長，在某個階段由於某種原因被阻礙了。如果對那阻礙置之不理，只憑所謂「自律性運力流程」這硬體的論理想要超越時，則將產生社會性論理和個人間物理上的（法律上的）摩擦。

結婚是在第二年的六月。那年二月我母親去世，因為在喪中，所以婚禮只小做而已。下一年的三月才再重新舉行。因為還是想穿新娘禮服。

首先我要感謝花費一年時間，孜孜不倦地幫我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押川節生、高橋秀實兩位先生。有關他們兩位所給我的寶貴支持，我在前言中也已經寫過。但不只這樣而已，他們也為筆者我做精神上的後盾，給我很大的推動力量。由於是跨越長期間的工作，自然有山也有谷。人是有血有肉的，難免偶爾心情有點暗淡，這樣的時候，他們兩位有益的建議，和「村上先生，這件工作絕對會成為一件好東西，我們加油好好做吧」這種話對我很有鼓勵作用。

結婚的事他還沒跟我說就先跟我父親提了，他說「請讓我跟嘉子小姐以結婚為前提地交往看看。」我雖然喜歡他，但在不見面的期間兩個人都各有很多事，我也還有一部分氣他。不過因為非常喜歡他，所以那時候他既然這樣說了，我想兩個人就在一起吧。

可是這種發了慈悲心的日子卻反而不行。好像是悄悄給他的時候成績會比較好。他回來時我問他「怎麼樣？」他說「不行。」那天我記得大概是從五點左右去的，到七點或七點半左右才回來。然後兩個人吃飯，他還精神百倍地說「嗨，明天要去公司上班了。」因為星期五休息過了，而且四月一日公司新大樓馬上就要落成，不能隨便休息。此外那天，星期一好像也有歡迎會之類的，他正愉快地期待著。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晨，筆者（村上）正在神奈川縣大磯自己家中。雖然當時住在美國麻州，但因為所屬的大學放春假，所以碰巧暫時回國。大約兩週的短暫歸國。家裡既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所以完全不知道都內爆發了這樣重大的事件。我在屋裡一面聽著音樂，一面悠閒地整理著書。天上沒有一片雲，安穩而舒服的早晨。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就是奧姆真理教＝「那邊」所提出來的故事。真愚蠢，或許你會這樣說。確實很愚蠢吧。事實上，我們大多會嘲笑麻原所提出的荒唐無稽的垃圾故事。嘲笑製造出那種故事來的麻原，嘲笑被那樣的故事所吸引而去的信徒們。雖然是餘味惡劣的嘲笑，但至少可以一笑置之。那姑且不管。

這是我所擁有的疑問。非常單純的疑問。

正如前言中也寫過的那樣，為了本書所做的採訪，是在事件發生後經過大約九個月的時間點開始，繼續到一年九個月之後的。

在這情況下，你從別人，從你讓渡自我給他的那個人那裡領取新的故事。因為你讓渡實體出來，其代價就是得到影子——試想起來或許這也是當然的結果。你的自我和別人的自我一旦同化了之後，你的故事也不得不被別人的自我所生出的故事文脈所同化。

老實說，我們五、六月的時候差一點就分手了。因為我先生在我之前跟另一個女人交往過，好像跟她還有牽扯。所以我生氣了，我說「我放棄算了。」他說那就不要來往。然後隔兩個月左右他打電話來說「今天要不要見面？」我勉強說「好啊。」見了之後，他就說「我想這就去拜訪妳父母。」

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在地下鐵放毒瓦斯？奧姆？因為長久離開日本生活，所以很多資訊都斷了。既不知道那年元旦《讀賣新聞》的獨家報導（在上九一色村檢查出有沙林的殘留物），不知道松本沙林毒氣事件和奧姆真理教有關，也不知道奧姆真理教團引起幾個涉及犯罪的問題已成為話題。

我們經由這巨大事件，到底正在往什麼方向前進呢？只要一天不知道，那麼我們很可能就真的一天都不能逃出地下鐵沙林事件和-圖-書這個「沒有指標的惡夢」了。

最近父親常說我「最近妳改變很多噢。」稍微變得圓融一點了。也許是長大了。此外有阿明（明日香）影響也很大吧。看著這孩子，就算正在吵架也會禁不住笑出來。

雖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對抗這巨大的潮流，主張，「犯罪應該以犯罪受到處罰，但所謂正義和正常，應該是另一回事」，然而卻受到大部分輿論的撻伐（許多這些理論雖然至少部分是正確的，說法卻往往有些自以為是和止於啟蒙性）。

我們去買了孩子的衣服，洗尿片的清潔劑之類的。那時候肚子也已經大起來，走路都很辛苦了，而且變得好胖，他老是說「要多動！要多動！」

我跟我先生是在滑雪場認識的。我上班的地方同期進去的女同事的男朋友在日本香菸（ＪＴ）上班。他正好帶我先生來。因此認識。那是平成三年的二月。咦，是哪一個滑雪場？因為去了很多地方所以不記得了。應該是長野縣吧……想不起來了。總共二十個人左右，巴士一半是我們這一團的。總之我先生很喜歡滑雪，一季之中總共有一個月左右去滑雪。星期六日一定去。我在二十歲時才剛剛開始，總之水準不一樣。但一季之中也去滑了五次。不過我父母不太讓我去。說太危險了不可以那麼常去（笑）。我家是屬於過度保護型的。一個月只讓我去兩次，三次就不行了。都已經是大人了，還這麼囉唆。我到二十五歲晚上回家還有門禁時間呢，規定晚上十點以前要回到家。

為什麼呢？

值得高興的還是孩子，孩子的事是我最高興的。比方說她今天第一次會說話了，或一點點小動作，或喜歡吃的東西很像之類的。我每次也會對明日香說「爸爸是這樣的人噢」。雖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聽得懂，但總之我還是跟她講。因為如果我不傳達給她的話，她就不知道爸爸了。不過我問明日香說「爸爸在那裡？」她就會指著佛壇上的相片說「爸爸、爸爸」。睡覺以前也跟爸爸的相片道晚安。她會把頭深深的低到腳尖為止。看著她那個樣子真可憐，我忍不住眼淚就流出來了。

遺體四點半移到東大的法醫學院那邊去。雖然我父親安慰著我，但那種話根本聽不進耳朵裡。毫無辦法。什麼都不能想。以後怎麼辦？以後怎麼辦？只想著這個。

「我必須堅強」我一直不斷地這樣吿訴自己。葬禮以後怎麼樣都可以，至少要硬撐到葬禮結束再說。婆婆他們也都這麼堅強地振作著，所以自己也要振作才行。哭哭啼啼的佛身也會不高興的。不過這樣還是不行。一點辦法都沒有。明知道不能哭卻就是……。

此外我基本上，努力在個人感情上去喜歡自己現在面對的每一位被採訪者。

相對的住兩夜之後就有一二天可以休息，所以那時候就可以好好跟小孩玩，這倒很令人期待。他還說，為了這個非去考駕駛執照不可。

這些（震災和沙林事件），因想法的不同，或許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強大暴力的表裡兩面。或者也可以把其中之一，當做是另一個的結果性的比喻（metaphor）來掌握。

因此某種程度上，是經過一段冷卻期間之後才聽取談話的，但因為事件本身極巨大，且具衝擊性，因此體驗過的人（當然只限其中「接受我們採訪的人」）的記憶，幾乎都還沒有淡忘。到那時候為止，他們大多將當時的體驗向周圍的人談過好幾次又好幾次。雖然裡面也有人說「事件的事，還從來沒跟人談過」，就算沒有對外人談過，但多多少少也應該會以各自的做法，在自己內心確認事件的記憶，並逐漸客體化。所以人們所說的事件經過幾乎都極真實，往往很視覺性（情景性）。

此外我向許多方面提出採訪請求時，好幾次也聽說「我自己是想盡力配合，但上面有一點意見……。」很可能因為有人坦白說時，就會明白暴露出責任歸屬的關係吧。因此遭到緘口令。這多半的情況，並不是硬性命令。而只是上司的軟性暗示。類似「嗯，事情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還是不要對外面多說比較好吧……」這種雖然只是很模糊，但誰都會明白的暗示。

我想寫這本書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讓我寫出來吧。

例如被害者中有很多人說「我痛恨奧姆的那些傢伙」。但人們雖然「痛恨」著，卻無法將那痛恨適當地擺在現實的軌道上去，而顯得有些迷惑。簡單地說，他們對自己所感到的憤怒和憎恨到底該發到什麼地方去才好，該往什麼方向發才好，抓不到明確的證據。因為那暴力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到現在還無法明確掌握這正確的「出處（岩漿的位置）」。在這層意義上——憤怒和憎恨的發洩方法還不明確的這一點——地下鐵沙林事件和阪神大震災在型態上相類似。

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留下一點奇怪的「不舒服、餘味惡劣」的感覺。我們很納悶。心想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而且我們之中很多人為了忘掉那「不舒服、餘味惡劣」，看來似乎正要把那事件本身收藏進所謂過去這個行李箱裡去了。而且出事本身的意義，看來似乎想在所謂「審判」這個被固定的體系中，巧妙地文言化，在制度層次中處理掉。

不，我並不是說「我和你，或許一個差錯，也會進入奧姆真理教，在地下鐵撒沙林噢。」因為那種狀況現實上（也就是機率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想說的是「我們不得不特別刻意排除的東西，或許就包含在其中也不一定。」

這些無論怎麼樣都不可以任他們解放。也不可以目視那形影。我們不管怎麼樣都要避開「黑鬼」們，一定要在日光下生存下去。地下舒服的黑暗有時候安慰我們的心，溫柔地讓我們療傷。到這裡還好。我們也需要這個。但絕對不可以再往前去。不可以撬開最深處上了鎖的那扇門，那裡面有「黑鬼」們深沉黑暗的故事無止盡的擴展下去。

事件過後有一段時間，各種媒體氾濫著有關地下鐵沙林事件，以及和奧姆真理教有關的新聞。電視從早到晚幾乎不停地持續播出該訊息。報紙、各種雜誌、週刊雜誌都以龐大的頁數分配給該事件。

大嫂那邊有兩個孩子（跟我差不多的時期，正好第三個出生），當我在傷心哭泣的時候，這兩個小孩就會走過來跟我說「嬸嬸妳怎麼了？有沒有關係？」或「阿榮叔叔死掉了噢。」因為有孩子，所以不能這樣哭的。他們給我很大的鼓勵。

到底是怎麼樣的故事呢？

我高中畢業後在橫濱的信用金庫上班，也就是所謂橫信。做的是櫃台服務。結婚不久後辭職，結果在那之前一共上了九年十一個月的班。再過一個月就正好連上十年，如果上到那時候的話，可以有休假和獎金的……。我很喜歡工作噢。同事什麼都放心交給我做，我說的話上司也滿聽得進去的。上班相當愉快。

好像……沒有肉體的話……連肉親的記憶也都會淡化下去。沒有肉體的話……。

回到本牧之後，大家都認識我，所以走在街上，後面就有人指指點點的。說「你看那個人，就是遇到沙林事件的人哪。」讓你覺得背後好像被刺似的痛。這種感覺用背就知道了。我覺得好討厭，受不了只好搬家。

和田太太在懷孕中丈夫去世，後來生下女兒明日香。有關和田太太的種種，媒體經常報導，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已經知道。我在見到她以前，也已經讀過這些報章雜誌的報導。不過實際見到面之後，卻為自己從各種報導自然形成的形象和她本人相差之大，一瞬之間感到迷惑。當然那形象是我自己擅自在腦子裡形成的，不能夠怪誰，但是媒體這種東西的特性卻有令我思考的地方。我覺得「結果，他們似乎只不過在製造自己想要製造的形象而已」。

不，我所深深感到的更大危機感，是當天發生的許多過失的原因、責任、和導致那樣的經過，還有因這過失引起的結果的實態，到現在都尚未以資訊向一般大眾充分公開的這個事實。換句話說，就是「不想對外明確公布過失」這種日本的組織體質。也就是所謂的「家醜不外揚」。結果，其中應有的許多資訊，便以「因為正在審查中」，或「因為是公務中發生的事」之類好像可以理解又似不能理解的理由，大幅限制採訪。

但滑完雪，開始喝酒的時候，感覺卻突然改變，很愛講話。也很會開玩笑。那差距非常大，這點很有趣。那次是三天兩夜的旅行，但那時候並沒有私下變得特別親的感覺。不過彼此大概有一點意思吧。

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所發生的阪神大震災和地下鐵沙林事件，是日本戰後歷史上，具有極重大意義的兩大劃時代悲劇。甚至可以說是「經過這兩大事件之前和之後，日本人的意識型態從此有了很大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這兩大事件可能會以一對悲劇性結局（catastrophe）而留下，成為在述說我們的精神史上不可忽視的巨大里程碑。

當然藉著審判很多真相會明朗化，這是很寶貴的。但是我們自己內心如果沒有將那審判過程所明朗化的事實，加以統合並血肉化成為綜合性視野的話，一切將很可能只是無意義地細分化，成為犯罪閒談的話題，然後就那樣消失到歷史的黑暗中去了。就像降落在都市的雨，順著暗渠流下，並沒有滋潤大地，就那麼直接流入大海裡去一樣。司法體系能夠以法律為基準去處理和審判的，畢竟應該只不過是發生事件的某一個層面而已。不可能一切的一切就單靠這個來解決，便一了百了。

接受我們的請託，花長時間爽快地說給我們聽的六十二位證言者，我特別懷著深深感謝和敬意，想將本書獻給他們。透過本書的採訪所見到的所有的人，我祈禱他們今後永遠健康，邁向充實而豐富的人生。

那麼，為了更深入了解日本，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呢？

因為，我這次所見到的人之中，沒有一位是我認為「這個人很無聊」的；而我所聽到的話之中，也沒有一句是我認為「這話很無聊」的。我難以抗拒地被每一個人的人生，和他們所說的每一段話所吸引。所謂人這東西，人生這東西，凝神注視時，竟然一一如此深奧啊，我重新感到佩服。對那深度甚至覺得深受感動。

我是在那年的九月回到橫濱的。在我先生的老家住了半年左右。這樣一來變成像自己家一樣了（笑）。現在還經常去，我很喜歡去。大家都很歡迎我，而且我先生的墓也在那邊。

《世界雜誌》九六年六月號中，越智道雄氏寫了一篇有關美國連續包裹炸彈犯人大學炸彈客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長論文的一部分。在這裡試著原樣引用。

報導上也完全沒提到犧牲者在當時是怎麼受苦死的，一點都沒有為我們報導。這些完全沒有公開出來。松本事件的時候還稍微有一點，但關於地下鐵沙林事件卻沒有，真奇怪。所以世間可能很多人都以為是「很平常地啪一下就去了吧」。各種報紙的報導也全都一樣。我也是在到檢察廳去檢察官讀調查報吿給我聽時，才第一次知道，我先生是在非常痛苦之後才死的這個事實。我希望大家「能多知道真正的事實」。可是大家並不知道，這是多麼難過痛苦的。是在什麼心情下死去的。是多麼的遺憾不甘……這一些。

因為寶貝我，所以相對的也就囉唆。不過比起我其他的朋友，還是比較嚴。現在想起來，是我不好。自己生了孩子之後，才知道因為愛得深所以才會生氣。我母親也是黑白分明的類型，所以經常跟我吵架。母親一生氣，父親夾進中間的時候，每次都說「因為疼妳，所以擔心妳，才會生這麼大的氣呀。」

只要去除多餘的裝飾品的話，大眾媒體所依存成立的原理結構，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和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

從我這樣個人性的文脈來看（也就是從我自己的故事來看），奧姆真理教團的五個「實行者」，在用磨尖的傘尖刺破裝了沙林的塑膠袋時，他們真的是把那些「黑鬼」群，解放到東京的地下那深沉的黑暗世界裡了。我想像到那光景，不禁打心底戰慄起來。我感到恐怖、嫌惡。事情到現在還特地這樣說或許很愚蠢。但我想要大聲說「不管怎麼樣，他們真的都不應該這樣做。」

我對地下鐵沙林事件感到興趣，還有一個個人的背景。就像本書的題目那樣，所謂「地下（underground）」這場所的介入。地下的世界對我來說，一貫是小說的重要主題也是舞台。例如井、地下道、洞穴、地底的河、暗渠、地下鐵等地方，總是經常強烈地吸引我（做為小說家，或個人）的心。我只要眼睛看見這些形影，不，只要腦子裡有這種意念，我的心就會被引導到各種故事上去。

這些都是從我們內部——名副其實從腳下的黑暗＝地下（underground）——採取了「惡夢」的形式大舉湧出，同時並明確得可怕地浮雕出包藏在我們社會體系深處的矛盾和弱點。我們的社會對突然現身在這裡的狂野暴力性，事實上真是過於無力和無防備了。我們既無法預測它的來臨，也無法事先防備。而且對出現在眼前的事物，無法靈活迅速而有效地對應。這時明白暴露的是，我們所屬「這邊」體系的結構上的衰退。

換句話說，「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事件」給予我們社會的重大衝擊，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被有效地分析出來，那意義和教訓也尚未被整理成形。這本書寫成的今天，我依然不得不抱著這樣的疑問。事件是否正繼續以「總之，這大概是瘋狂的集團引起的，例外而無意義的犯罪吧」的形式解決掉呢？雖然說法也許極端，但我甚至覺得這事件終究是以四格漫畫式的「笑話」，被當做怪談式犯罪閒談題材，或者只採取以世代別分類的「都市傳說」形式，繼續朝向意義無法存留的狀況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