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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修鐵路的事情，同樣可以說明洋務運動的艱難，也可以說明李鴻章的苦心孤詣以及堅忍不拔。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李鴻章的思想在對話中暴露無遺。就李鴻章而言，他所承認的西方的進步只限定在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上，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至於西方其他的東西，包括服裝，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也不想去改變。一個人往往就是這樣，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和思想又聯繫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鴻章的習慣和思想中，還是潛伏「唯我獨尊」意識的。或者說，在李鴻章看來，西洋的文化與槍炮之間是沒有關聯的，它們完全可以割裂開來。洋務派們為洋務運動定位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口號從一開始就有著不徹底的因素，也有著投機意味。所謂「體」，就是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政體已經落伍，根本不想在這一方面改變，在他們眼中，似乎這個落後的、呆板的、腐朽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並不矛盾。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水榭。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使日本；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將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梁啟超也有類似的看法：「現在整個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員，五十歲以上的大官，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鴻章。」可以這樣說，就這場洋務運動本身，不管後人怎麼評價，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應該是相當不易了。李鴻章幾乎是用盡所有的氣力撬動著龐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對的，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格局。從本質上說，這個國家政體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學；國家的統治階層昏庸無能，坐井觀天，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就文化本身來說，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世紀之變時，在認識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綻百出。中國當時的格局就像一隻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風雨來了，很多人嚇得臉色蒼白，爭先恐後逃進船艙躲避，李鴻章卻堅守在船頭，抗抵著撲面而來的暴風雨。並且，李鴻章還得在正面迎擊洋槍洋炮的同時，經常防範身後腐朽陣營中的明槍暗箭。

不管怎麼樣，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對於中國的意義是重大的。這樣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中國在科技和現代化上的嘗試，而且，重要的是通過嘗試讓人們的精神和認識得到了改變和提高。正因為李鴻章們的洋務運動的努力，西方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了中國，使得中國向著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地前進了一點。社會發展總是由點點滴滴的積累而成的，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造就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風流人物；而不斷派出的童子留學，也造就了第一批經過訓練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開端，都有助於中國社會的前行。李鴻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條固執延伸的鐵路，鐵路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便利和快捷，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聲長鳴震驚了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使得無數人從千年沉睡中醒來。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這條十多里長的鐵路終於完工了。這一天，也是英國火車發明人喬治．史蒂芬的百歲誕辰。李鴻章特地選定這一天來剪綵，真是用心良苦。通車的那一天，李鴻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車，並與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語來了，說火車行駛震動東陵，而且噴出的黑煙有傷莊稼。結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車頭，運煤的車皮再次被驢馬替代——中國第一條鐵軌上出現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驢拉著重重的車廂在鐵軌上奔跑。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森：「其實原因很簡單，只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森：「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制。」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並派員往駐；

馬建忠則是李鴻章麾下的外交幹將。馬建忠家與李鴻章是世交，馬建忠的哥哥馬建勳在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時，就在李鴻章的幕府，也是他將馬建忠推薦給了李鴻章。馬建忠年輕時即精通好幾國外語，李鴻章見他聰明異常，便將他送到法國留學，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一八七九年，馬建忠取得博士學位回國，算是當時留學生中學位最高者。馬建忠回國後，一直幫李鴻章辦洋務，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鮮處理外交，也曾管理過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馬建忠還對漢語的語法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構架，他編撰了著名的《馬氏文通》，這是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庚子事變後，李鴻章來到北京擔任議和大臣，馬建忠一直跟隨李鴻章左右，擔任外電的翻譯。由於工作量巨大，馬建忠勞累過度，不幸中暑身亡。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森：「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於天津；

森：「五分尚沒有。」

李鴻章就是這樣開始了洋務運動。從整體上來說，李鴻章一直不算是一個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個踏踏實實做事的人。雖然李鴻章一直有著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並沒有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對於社會的發展以及整個人類思想的進程顯然缺乏系統的認知，他的世界觀尚沒有形成完整的系統，也並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整理得嚴絲合縫。李鴻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別人爭論和探討的時候一個人不聲不響地挪動著腳步，低調地做自己的事。這一點無疑是李鴻章的聰明之處。對於當時的狀況而言，在眾多問題上，並不適合爭論，也不太適合大張旗鼓。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看得很透，https://www.hetubook.com.com在不少大臣民眾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或者在後期一些人們叫喊全盤西化的時候。李鴻章表現得就像一個商人，只是默不作聲地做著自己的「轉口貿易」，從技術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對李鴻章來說，已來不及想像由技術而引起的一系列變故的後果了，他最想解決的當務之急，就是首先要能從軍事上抗衡西方列強，保全自己的國家，避免受列強的瓜分。在這一點上，李鴻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實事求是。李鴻章就這樣走了一條最捷徑的路，走得義無反顧。可以說，李鴻章洋務思想也是在他不斷地摸索中趨於成熟的，雖然李鴻章的整個洋務思想體系並不完整，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

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這一年，距李鴻章首次上書倡導修建鐵路，整整過了十四年。在這十四年中，李鴻章鍥而不捨，力促鐵路在中國的實施。這樣的耐心和執著不由讓人歎息。對李鴻章而言，認識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認識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鴻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除了政治上的勢單力薄之外，就李鴻章以及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來說，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這使得他們每每到了關鍵時候，總是難以突破自己。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在當時的中國，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傳統的文化準則和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由於依傍傳統而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現代化顯然需要衝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白天裡李鴻章忙忙碌碌，他為自己在從事著的工作而興奮；而每到夜深人靜時，李鴻章都會感到自己的孤立無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著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在這裡，可以列舉一些李鴻章身邊左右的人物來反襯李鴻章的孤獨。比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這位昔日的科舉狀元、後來兩任皇帝的老師，一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舊知識分子。在認識洋務方面，保守而無知。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適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並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在這一點上，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並且，左宗棠對於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甲午戰爭中名噪一時的王文韶，時任湖南巡撫，也在討論中說：如果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將會失業，如果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說王文韶的想法是由於他來自內陸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話，那麼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楨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讓人扼腕歎息了。沈葆楨曾經是辦洋務的名家，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間所辦德政之一，是花錢將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竟下令拆掉！這樣的認識水平，不僅僅是沈葆楨一個人的，也代表著整個權力上層對於西方文明的看法。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梁啟超在比較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時講述了這樣一段話，應該說，「伊（伊籐博文）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籐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捨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因為這樣的認識，使得李鴻章洋務運動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在學習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淺嘗輒止，以小聰明來揣測大智慧，以器用來否定根本。由於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聰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捷徑，整個社會沒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實行市場化，廣大的民間力量被忽略，這也使得洋務運動成為國家機器的遊戲，背離了廣大的民間力量，洋務運動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郭嵩燾曾經就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的方式這樣評價：「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郭嵩燾曾經將他的想法告訴過李鴻章。不知道李鴻章聽後有什麼反應，但想必也是一聲長歎吧。聰明的李鴻章可能是想撇開「深挖洞，廣積糧」的方式去走一條致富的捷徑吧，但這樣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卻是一座奈何橋。這樣的增強國力的方式就像一記險招，甚至幾近於賭博，但李鴻章就是想當一回這樣的賭徒，來為這個泱泱的東方大國作最後一搏！

同治十年四月，擬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時，有一個幹將叫做盛宣懷。他是一個能力非常強的經商好手。盛宣懷是常州人，他有著江浙人固有的聰明和幹練。盛宣懷幫李鴻章辦輪船、辦鐵路、辦電報、辦冶鐵公司、辦棉紗廠、辦海關，還全權代表李鴻章對外進行商務談判。盛宣懷做事練明敏達，具有實幹才能，而且對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鴻章的左膀右臂。

李鴻章主持下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中重要的一步，也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生動的插曲。

鐵路的產生是和-圖-書世界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從某種程度上說，鐵路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交通的範疇，它是人類改變生活觀念的一個標誌，是集人類想像力、創造力和挑戰自然雄心為一體的里程碑。李鴻章似乎也看到了這一點。早在一八六三年，正和太平軍打仗的李鴻章就收到上海廿七家英法洋行老闆的聯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蘇州之間修建鐵路，洋人們說，如果修成這段鐵路，清軍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軍。李鴻章把這個建議報告給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覆。此時的大清，從皇帝到農民，其觀點都是驚人的一致：中國不需要這個東西，中國的牛車儘管很慢，但是很穩，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車上的清閒感覺是無與倫比的，「車轔轔，馬蕭蕭」，「青山轉，綠水還」，這樣的感覺多富有詩意啊。為什麼要花費那麼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設那種醜陋的龐然大物呢？更何況，修鐵路會破壞風水，會讓地下的祖先之靈不得安寧。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大逆不道，當然不予批准。

沈葆楨為什麼要拆掉鐵路呢？那是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楨這樣的人去主持變革維新，結局自然會可想而知了。

李：「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泱泱大國肯定是患上了重病。雖然李鴻章不算是一個優秀的醫生，不能診斷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碼看到了這個大國表面的膿腫。在李鴻章眼中，這個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藥的，也不能用手術刀，只能局部進行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變得強壯起來。李鴻章尋找到的一條路徑是，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是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內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魂。

在當時，李鴻章洋務運動聲勢弄得很大。現在看起來，李鴻章的這些行動，看起來大包大辦，同時，也似東一鎯頭西一棒，缺乏系統性。這樣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鴻章，李鴻章當時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至於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鴻章已顧不了那麼多了。草創時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有那麼周密的計劃。並且，李鴻章事無鉅細，都得自己親力親為，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執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過自己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做點事。這也怪不得李鴻章事必躬親，在當時的那種狀況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無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瑣的事務壓在了李鴻章身上，在層層疊疊煙鎖霧繞的關係與事務當中，李鴻章變得沉默寡言了，也變得焦慮了。雖然李鴻章在表面上一直舉重若輕，但在內心當中，李鴻章一直是承擔著巨大的壓力的。更多的時候，李鴻章總是沉靜無語，對待一些事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在很多時候，李鴻章盡可能隱忍，低調做人，積極做事。這與後來康梁的戊戌變法，完全是兩種風格。李鴻章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疾風驟雨的方式，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緩洋務運動的步伐，避免由這一切而產生的尖銳矛盾；而當矛盾稍稍緩和，李鴻章又以退為進，重新採取積極之勢。在這方面，李鴻章算是老謀深算，他懂得妥協，知道妥協在政治活動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務運動等一些問題上，李鴻章也避免在理論和口號上進行爭論，力求只埋頭做事，不涉及理論的較真。這一點可以說是李鴻章的智慧和精明之處。作為一個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鴻章當然知道這一點。李鴻章的聰明之處在於，他從沒有將自己對於「道器統一」的認識向前推進，從而觸及到政治、倫理等根本問題。李鴻章從不想介入實質性問題，他只是使自己的詮釋停留在較低的層面上，不涉及到問題的核心，從很實在的角度打開國門學習西方。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第一條鐵路的廢用，李鴻章承擔了很大的壓力。一時，關於李鴻章修鐵路的動機的傳言一時鬧得沸沸揚揚。專制制度的習慣做法是，人們的贊同與反對，往往都是對人不對事。在清廷當時的機制下，大臣與大臣之間，在更大的程度上卻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權力的爭奪、利用以及別有用心……結果往往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件事情的辦成很難，而毀壞一件事情卻相當容易。直到一八八二年，唐山礦區的鐵路才恢復了機車牽引。

李鴻章在諸多事務上表現了他實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經的草根經驗讓這個江淮書生遠離迂腐的思維方式，也讓他形成了準確的判斷力。李鴻章要的，就是那種最基本的實效。當一個事物變得不甚清晰的時候，李鴻章便用最簡單的利益得失來判斷事物的價值。這種最基本的判斷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實並且切實可行的。比如，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問題上，當時清政府和列強為此唇焦舌痺，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而李鴻章的看法顯然要豁達得多：「人皆震驚於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李鴻章是主張更多開放通商口岸的，在當時，一個朝廷大臣能這樣實事求是地表達出反面意見，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當膽略的。

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李鴻章把學習和模仿西方作為救國的急務，「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想從古代來找尋相應的歷史經驗：「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在這裡，李鴻章已把自己的洋務運動，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王安石變法了，這樣的想法也讓他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遭受到的懲罰；同ｈｔtps://wｗｗ•ｈeｔｕbｏｏｋ•coｍ.coｍ時，李鴻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盡量地避免失敗，以追求這種史無前例的成功。

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於時局和國家，有著真正負責的態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積極態度，去應對這種改變。這一點，李鴻章幾乎與所有的大臣們都不一樣，他不是被動地防禦，而是主動出擊。從結果上來說，李鴻章幾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雖然從本質上來說，李鴻章所走的是一條獨木橋，但他畢竟以自己的親力親為給民眾開了一個頭。李鴻章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歷史對他的不支持，而是在這種戰戰兢兢走鋼絲過程中，失敗的概率太大。李鴻章在這個過程中顯然缺少好運氣。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於歐服，從不瞭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捨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鴻章團結了一大幫有志之士從事著這項亙古未有的改良。對於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選擇，李鴻章有著自己的標準。標準就是要符合洋務運動的基本原則，首當其衝，就是對於西方科技不排斥，並且，有著做實事的能力。在這些幕僚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務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唐廷樞、馮桂芬、盛宣懷、鄭觀應、徐潤、容閎、馬建忠、羅豐祿、伍廷芳、吳汝綸、袁世凱等。在他的親友中，只有他的大兒子李經方和女婿張佩綸進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輪不上。在他看來，李經方外語過人，通五國文字，對西方的情況較瞭解，性格沉穩，能辦事；而張佩綸有才華，敢直言，有膽略。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說，數十年間，在李鴻章的周圍，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具開放智慧和實際才幹的中級官員、外交人才和商務人員，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李鴻章將他們網羅在自己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曾有人評價說「李鴻章可以名副其實地被稱為是幕府制度當中最偉大的產兒，幕府制度最熟練的運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後一個偉大的實踐者」。據統計，在李鴻章身邊的幕僚有數百人。他正是依靠著這支龐大的幕僚集團，實踐著他的主張和思想。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於天津。

年屆半百的李鴻章就像一匹駑馬一樣顫顫巍巍地拉起了整個朝廷。對於李鴻章的處境，知之者，莫過於日本內閣總理伊籐博文了。伊籐博文曾在談到中日戰爭前中國海軍的弱點時指出：「李忠於朝廷，但是他還負責處理許多緊迫的事務，他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一八八〇年代末、一八九〇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遇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充分的注意。」伊籐博文最後得出結論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像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面臨向北京政府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爭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抵擋來自各方的不斷的批評這多重的任務。北京中央政府的弱點眾所周知。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它充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作出評判。」

當然，李鴻章的作法，也是無奈之舉。它是一種精明，一種權衡得失的判斷，而不是審時度勢的智慧。這樣說，是因為李鴻章對於世界的大勢還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沒有從文化以及思維方式上明白這塊土地落後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國門被打開的最初時光，李鴻章們就像是小販一下子輸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後紅著眼想扳回所有的賭資。至於競爭的實質，輸的真正原因，卻不甚明瞭。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衝擊之後，這塊土地茫然失措。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能抖擻起精神，潛下心來模仿和跟從，也不失為一件妥貼之事。這樣的行為，也算是當時所能從事的最適宜的方式了。隨之對於西方越來越深入的瞭解，李鴻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覺得只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爭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韜光養晦，圖謀著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那段時間，李鴻章在與友人的信當中寫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歎，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啊！」李鴻章大聲疾呼：在目前形勢下，對外，我們必須與洋人和睦相處；對內，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制度。如果我們繼續保守而不求任何改變，全體國民將日益退步和衰弱。……當今所有外國都在實行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每天都在進步，猶如升騰的蒸氣機。唯我中國竟如此小心地維護傳統制度，即使中國亡了，保守派也不會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們怎樣才能明白其中緣由呢？……西方人特別依仗他們的槍、炮和蒸汽船的優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躪中國。……生在今日卻依然說「抵制蠻夷」和「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土」，簡直是膚淺而荒謬的空話。……沒有武器和技術，我們怎能哪怕過一天安寧日子？自強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能做的事和接受他們依靠的東西。（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在李鴻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隨李鴻章的時間最長。從淮軍還在招兵買馬之時，一直到《辛丑條約》的腥風血雨之際，周馥一直都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前後「風雨龍門四十年」，只有短時間去內地任職。周馥就像李鴻章的管家https://www.hetubook.com.com一樣，無論是籌餉、治河、開礦、辦學、修鐵路等，李鴻章很多事情都交給周馥來辦。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鴻章在賢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鴻章的身邊。

鄭有寧（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世人在看待歷史人物的業績時，最喜歡注重他們富有戲劇性的、充滿詩意的時刻，這是最容易的觀察方式。其實，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業績，都經過了孜孜不倦的長期準備以及通向成功的種種堅忍不拔的努力，經過思想上、行動上、組織上的苦心孤詣，而這些，一般來說，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鴻章，有誰注意這個人在洋務運動中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以及汗牛充棟龐雜無比的細枝末節呢？從正在編撰的《李鴻章全集》來看，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李鴻章浩如煙海的書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貼黃一千五百萬～一千六百萬字，函稿六百餘萬字，電稿三百萬字，詩文一百萬字，全集總目錄一百餘萬字，總計約二千五百萬～二千六百萬字。這些，都堪稱歷史上個人文集之冠。而李鴻章的書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辦洋務時寫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對於洋務運動的總體構想，進程中的深思熟慮，也有遇到困難時的想方設法，以及遭遇阻力時的無奈和鬱悶——在給友人和家人的書信中，李鴻章經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話狠狠地罵人，以發洩自己內心積淤的怒氣。

派留學生，是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建議的。容閎自己就是一個留學生，早年，他曾得到教會的支持，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一八五四年，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成為耶魯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宏閎回國後，擔任了為江南製造局購買機器的任務。不久，容宏通過唐廷樞，向李鴻章建議派遣赴美留學生。李鴻章很快採納了容閎的建議，派容閎主持此項工作，與留學生一起赴美，擔任留學生副總監督一職。所有事情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最初，幾乎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子弟交給清廷，以讓他們赴美。首批學生，只好由那些熱衷洋務的幹將們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誰知那些留學生到了美國後，像出籠的小鳥一樣飛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這一批留學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的開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長長的辮子為羞，把辮子挽起壓在帽子裡，有的甚至把辮子剪了；有的再也不願意學習孔孟之道了，只願意讀西方書……容閎本人甚至在美國娶了一個白人女子為妻，這在清國的官員看來，無疑是妖逆之舉了。留學生到美國後的變化，讓容閎的同事、同赴美國的總監督陳蘭彬大為恐慌，趕忙打報告回國，建議火速召回留學生，說要是再不召回的話，華夏留學生都將變成洋蠻子了。消息傳回國內之後，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紛紛支持召回留學生。一段時間之後，由於中國留學生要求進美國西點軍校等事宜受阻，舊勢力的壓力更大了，朝廷也沒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學生。李鴻章雖多次據理力爭，但在恭親王奕訢的堅持下，留學生還是回到了國內。李鴻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學生一事，在無奈中打了一個水漂。

李鴻章辦理洋務運動的初衷是什麼呢？從表面看，李鴻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大清的軍事力量。所謂的「洋務」，實際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鴻章就是想通過這場運動切實地學習洋人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是以技術入手的，這是表面，但在深層次上，李鴻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這種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競爭性。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但李鴻章一直鍥而不捨，一八七四年清廷組織著名的海防大討論時，李鴻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鐵路，那本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就曾闡述了應該修鐵路的理由。朝廷對於此事，根本沒有表態，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李鴻章等得千辛萬苦，見朝廷一直無聲無息，只好陽奉陰違，準備在唐山的煤礦區修一條十來里長的鐵路。就這條短短的鐵路，也費了李鴻章九牛二虎之力。為了避免朝廷的非議，李鴻章特意聲明，這條鐵路不設火車機頭，而以驢馬拖載，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一八六〇年以後，李鴻章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他的洋務運動了。起初，這樣的行為，源於「同治中興」的背景。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開始了自強運動。從一八六二到一八七五年，朝廷頒布了一系列詔書，要求地方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絕大多數地方，既沒有理解力，也沒有行動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鴻章幾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務運動中。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內容來看，他的著眼點一是在軍事上，如購船、購械、造船、築炮台等；二是在商務實行上，如鐵路、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說派留學生、設醫學堂等。可以說李鴻章考慮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識到在諸多方面的落後，想奮起直追。

李：「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貧窮的國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蒼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鴻章一直想走一條先強國，而後民富的捷徑，這樣的捷徑在無情的規律面前，只會倉皇地敗下陣來。李鴻章在這一點的愚笨是有著傳統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是「君為重，民為輕」、「民為微，國為大」。在華夏這個文明古國中，這種最簡單的錯誤方式，就那樣本末倒置，懸掛了五千年。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鐵路之事還是耽誤下來，這一耽誤，又是好幾年過去了。一八八〇年，李鴻章的老部下劉銘傳就任台灣第一任巡撫。在任上，劉銘傳上了一道《請籌造鐵路折》，要求在台灣以及國內大興鐵路。劉銘傳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師的奏折一樣，同樣是李鴻章的授意。這是李鴻章習慣的「挺經」方式，正面「強攻」不成，就採取迂迴戰術。劉銘傳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軒然大|波——贊成修鐵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鴻章、劉坤一、左宗棠等；反ｗｗw.ｈｅｔｕbｏｏｋ.cｏｍ.com對勢力主要來自朝中官員，尤其是滿族官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了京城，面見慈禧時，李鴻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條小小的鐵路，由法國商人全額贊助。李鴻章真是用心良苦，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於朝廷決策者的一次鐵路交通的啟蒙教育。不久，一條長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鐵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節車廂的小火車，火車晃晃悠悠地在園內繞了一個大圈，比乘馬車坐轎子更穩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現代化的車輪滾滾。經過這一次切身體驗，慈禧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她再也不反對修建鐵路了。五個月之後，清廷終於發佈第一個關於興辦鐵路的正式文件。

儘管留學計劃不幸夭折，但這次時間不長的留學生涯，還是為清廷培養了不少人才。在那些歸國的留學生當中，從事礦山、電報、鐵路等行業的有卅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師、三名鐵路局長；從事外交、行政行業的也有廿多人。在他們當中，後來比較有名的有開平煤礦採礦工程師鄺榮光、中國鐵路第一人詹天祐、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唐紹儀以及外交總長梁敦彥等。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於天津；

從李鴻章派留學生和修鐵路兩件事來看，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強大了。而李鴻章為求得清國一點一滴的改變，竭盡了自己的全力。

唐廷樞原先是英國人在中國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幫英國人經營絲茶出口貿易，辦洋務很有一套。李鴻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樞挖來，任輪船招商局總辦；一八七六年，李鴻章開辦開灤煤礦，任唐廷樞為經理，唐聘用了十多個西洋工程師，裝上現代化的水泵、電風扇、吊煤機，年產煤廿五萬噸。除了開灤煤礦外，在唐廷樞手上，還興辦了好幾家在中國近代史上數得著的大企業。可以說，唐廷樞是李鴻章辦實業的最得力的幹將之一。

可以看出的是，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時，雖然不排除個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總體願望，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富強。李鴻章看到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因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鴻章討厭空談誤國，希望通過集腋成裘腳踏實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國一點一滴的改變。正因為這樣的想法，李鴻章決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實實地做點實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動龐大的中國有所改變。

除了這些才高八斗、務實能幹的幕僚們之外，李鴻章的身邊還有一道特殊的風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鴻章從來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進軍上海之時，他在淮軍中，就聘請了一些外國軍事顧問。在辦理洋務運動時，李鴻章當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學之士。在李鴻章的西方人顧問群中，有兩個人是中堅分子。一個是德國人德璀琳，另一個則是美國人畢德格。他們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李鴻章的幕僚，但卻起著比一般幕僚更為重要的作用。在李鴻章任職北洋期間，同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幾乎在所有面臨的內政與外交上，二人都為李鴻章出謀劃策，受到李的信任。

李鴻章應該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在繁忙的事務當中，李鴻章一直堅持著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和學習，對於這樣的一個身居高位的官員，這一點，應該是相當不易的。一有時間，李鴻章就閱讀一些西方的著作，並且對於西方社會的變革進行著思考。他曾經說：「阿（亞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培根）氏。」褒揚培根，貶抑亞里士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成為一代新風的求變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學和各項學術融合的新的文化誕生。

森有禮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德璀琳還有一個身份，他是赫德當總稅務司時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在李鴻章那裡，德璀琳負責聯絡那些在李鴻章的工商企業中任職的外國人，算是李鴻章洋務運動以及辦理外交事務的聯絡官。畢德格則原是美國內戰時期的一個騎兵，來到中國後，很快就精通漢語。一八七二年，他成為美國駐天津領事館的副領事和翻譯。後來，李鴻章聘請了他，先是讓他擔任家庭教師，然後，又讓他擔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書和翻譯。畢德格為李鴻章解讀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鴻章通過畢德格的翻譯，對於西方世界瞭解很多。除此之外，畢德格還為李鴻章物色了不少西洋優秀人才，陪同外國工程師或技術人員赴內地探礦。一八九五年，畢德格曾隨李鴻章一道赴馬關談判，為之收集、提供情報。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去世，一個月後，畢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中，畢德格負責管理在北洋海軍裡任職的外國人。如果按地域來劃分的話，德璀琳和畢德格還有一個不太嚴格的區分：德璀琳聯絡著在李鴻章手下任職的歐洲人；畢德格則負責聯絡美國人，有時候也負責聯絡英國人。僅次於他們二人的，還有一個叫漢納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鴻章的軍事聯絡官，只不過跟李鴻章稍稍疏遠一點罷了。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在晚清歷史上，中國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匱乏、人才的匱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