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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現任的大學士、軍機大臣處斬，在清朝開國以來，尚無前例，即令和珅犯了十款大罪，亦不過賜令自盡。柏葰操守清廉，出使朝鮮時，朝鮮李王曾餽銀五千，堅辭不受，所以決無受賄情事，則縱犯科場條例，決不致斬立決。肅順弄權，可畏如此！在廷聽宣諸臣，除了陳孚恩以外，無不震慄失色，刑部潘尚書麟魁，竟至失議。

清朝的科舉制度，分為三級，第一級每年舉行，童生經過考試及格，「入學」者為「生員」，俗稱「秀才」；第二級每三年舉行，即逢子午卯酉之年，在各省行「鄉試」，生員或在國子監肄業的監生，報考取中者即成「舉人」，鄉試多在秋天，故稱「秋闈」者，即指鄉試；第三級亦每三年舉行，逢辰戌丑未之年春天，召集各省舉人集中京師「會試」，是為「春闈」，取中者即為「進士」，復經「殿試」，方始評定正式名次。

到十一月給事中陰應節，具奏參劾兩主考，說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如取中的方章鉞，是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與方猷相知有素，乘機滋弊，請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方猷、錢開宗並同考官，俱皆革職，並連同中式舉人方章鉞，著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加詳審。其他情弊，著江南總督郎廷佐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

「我從來沒有入過闈。」陳孚恩是拔貢出身，無論「內廉」、「外簾」的差使，都無資格充任，所以見了條子，露出很新奇的神色，「借給我去開開眼界。」

周福清的運氣很壞，不但有陶阿順這個蠢材僨事；更糟的是蘇州知府，光緒三年丁丑正科的狀元王仁堪在座。殷汝璋明知道信是投錯了，但他不能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而當著王仁堪，又不能默無表示；當下將信交給了王仁堪，請他依法處置，以示無私。

這件案子由於牽涉到督撫互訐，拖延甚久，最後定讞，趙晉、王曰俞、方名都定了斬監候的罪名；吳泌、程光奎及參與行賄的人充軍。其後還發生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插曲，定讞以後，趙晉在揚州監獄中自縊身死，而傳出來的消息，說死者並非趙晉，是他的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的狀元，揚州府寶應人的王式丹，入獄探視時，在轎子中，藏著一具丐屍，冒充趙晉自縊。至於趙晉，則由屋頂上逃走了。此案又查了三、四年；事後雖證明不確，但王式丹大受訟累，可說是無妄之災。

榜發以後，人言籍籍。其時漢人有「南北之爭」，這一科順天的主考曹本榮、宋之繩的籍貫，一個是湖北黃岡；一個是江蘇淶陽，都是所謂「南士」。而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雖是江蘇高鄞人，卻依附北派，為了打擊曹宋二人，唆使山東籍的刑科給事中任克溥，於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場大弊，列舉舞弊之人，包括李振鄴在內。世祖震怒，降旨將疏中有名的人犯，拿交吏部會審。

在這三級考試中，都可舞弊，但通常以鄉試的弊端為多。最基層的童生入學為生員，比較無足輕重，故所謂科場案，皆指鄉會試舞弊事件而言；在談這些科場案以前，應先介紹考官的職稱、任務以及產生的經過。

外簾的大堂，號為「至公堂」，各省一律，內簾的大堂，則題名各異，或稱「鑒衡堂」；或稱「文明堂」；或稱「聚奎堂」。

那知「陳公」不講交情，等程炳采到案，嚴訊不已，而且下令用刑，程炳采對那些條子的來歷，並不十分清楚，那就必須要問程庭桂了。

凡定罪，刑部擬輕，皇帝改重，必有特殊原因，乾隆最喜為此，每有長篇大論的上諭，說明理由。但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恰好遇到皇帝情緒不好，罪犯便成了他的發洩遷怒的對象。

主考在途，關防極嚴，出京照例由兵部頒發准許使用驛站交通工具的「勘合」，按站而行，名為「馳驛」。經過之處，由地方官供應伕馬、招待食宿，皆有一定的程序；不准攜眷，理所當然。沿途亦不准遊山玩水、接見親朋。一入主試省分的邊境，由總督或巡撫派文武巡捕（文巡捕等於副官；武巡捕等於衛士）來迎接；並在轎門加封條。將入省城時，派新輿迎接，以主考官的銜牌（高腳牌）執事（鼓樂）前導，迎至張燈結綵的接官廳；督撫司道，迎候於此，照例有「請聖安」的儀節。行禮如儀後，將考官送至行轅，隨即封門；每天開門進一次食物什用後，復封如故，直至八月初六日入闈。

程光奎則是另一案，舞弊的方法很笨，但現在卻很通行，即是「試前猜題」，預先請人模擬了許多篇八股文；如果肯花死工夫，將這些模擬的八股文都讀熟在肚子裡，臨場默寫出來，這不算舞弊。程光奎不願下死工夫，事實上亦沒有足夠的工夫；他是請託山陽縣知縣方名，將這些文稿帶入闈中，埋在一個冷僻的特定地點；程光奎經搜檢入闈後，取出這些文稿，帶入號舍，等題目發下來，找一篇相同的，抄寫交卷。說也很巧，他的這本卷子，恰好分入方名房中，方名也已看過這篇文章，那就更順利了，加上一個極好的批語，一荐即中。事後程光奎為「恩師」方名還了八百兩銀子的債，當然也算受賄。

按：照斬罪減一等的理由是：「雖有交通賄買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賄買之計，其事尚屬未成，若竟照交通賄買關節例，擬以斬決，未免過嚴」、所以衡情酌斷，量予末減。至於自首減等，尚未計算在內；這便是為皇帝留下再予減刑的餘地。向來的慣例是，刑部議罪議得重、留待皇帝減輕，以示恩出自上。所以照常情來說，周福清還不致充軍新疆；那知事有不然，刑部擬流三千里，硃筆批示是斬監候。

全案於咸豐九年二月及七月間，分兩次處分，第一次是殺柏葰，文宗於二月十三在圓明園勤政殿召見王公大臣宣諭：

二、周福清將所有的罪過都攬在自己身上，他的說法，據浙江巡撫崧駿奏述是如此：「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攜僕陶阿順由紹興起程，進京探親。二十三日路過上海，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伊有年誼，周福清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願為親友中馬、顧、陳、孫、章、五姓有子弟應試者囑託，希圖中式，俟主考允諾，再向各親友告知，擇其辦理請通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資。即由上海催船開駛，二十五日晚至蘇州停泊」以下即敘投函正考官船上的經過，與周錫恩隻字無涉，即殷汝璋及那五姓人家亦毫無干係，因為事前一無所知，完全是周福清一廂情願的想法。

鄉試主考除順天為一正兩副以外，其他各省，均為一正一副。順天鄉試在北京舉行，稱為「北闈」，主考特簡翰林出身的一、二品大員充任；江南鄉試稱為「南闈」，包括江和_圖_書蘇、安徽兩省，正主考往往特簡侍郎充任，文風較盛的浙江、江西等省有時亦派侍郎或內閣學士為正主考，此外則皆自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正途出身的京官中點放。這些具備鄉試主考資格的京官，如果希望擔任主考，須先經一次考試，名為「應考差」，考差及格，記名點放。

二、南闈案結於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原擬至考擬絞，同考充軍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革去舉人。向來刑部擬罪，都比較重一點，留下為皇帝減刑的餘地，以示恩出自上。不意刑部擬輕，皇帝改重，正副主考方猶、錢開宗「俱著正法」。所謂「正法」即明正典刑、公開處決；絞刑只在監獄中執行並不公開，因此「正法」便是由絞刑改為斬決。

三月十三日，在西苑瀛台覆試，江南新科舉人，除八股文兩篇以外，另考一篇賦，一首試帖詩，賦題即為「瀛台賦」。每一名舉人，有護軍二人，持刀監視；堂下復羅列各種刑具，氣氛極其恐怖。江蘇吳江名士吳兆騫、字漢槎，與兩兄並稱「江左三鳳凰」，赴試時戰慄不止，竟繳了白卷，命運可想而知了。

這時，「穆門十子」之一，且亦為王鼎的同御門生張芾亦到了，與陳孚恩一起力勸王沆，終於勸服，由陳孚恩別草遺疏，以累疾不治奏上。宣宗有些疑心，但是無從進一步查詢；不過恤典甚優晉贈太保，入祀賢臣祠。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謂「關節」；簡言之就是暗號，可由對方授字，亦可由自己設計。周福清的關節，屬於後者；通常事先有接洽的關節，多為兩個字，因為字一多，嵌入某處比較麻煩，如果是常用到兩個字，可指定嵌入八股文的「承題」。因為八股文的體裁，已公式化，起頭「破題」限兩句，以下承題限四句，約廿五字，在這個範圍內，嵌常用的兩字，不致於太困難；如嵌四字，而不落斧鑿之痕，則大可憑真才實學一搏，無不必買關節了。所以自定的四字關節，往往嵌於「起講」之中；起講多少句，並無定法，通常以十句為準，字數在六七十之間。

第二天，刑部擬定諸犯罪名，計分「斬立決」、「絞立決」、「絞監候」三等，上諭「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王樹德本在「斬立決」之判，此時可以不死。北闈弊案，至此告一結束。

兩榜出身的「內閣中書」，出路甚寬，可應考差放主考；亦可報考軍機章京；當差勤慎，可升六部主事。但周福清那一樣都不是，當了十五、六年的內閣中書，直到光緒十九年三月丁憂回籍。

不久，有個御史叫孟傳金，參劾新科第七名舉人平齡的試卷，「硃墨不符」。外間傳言，平齡是個票友，八月間在某處堂會，粉墨登場，時值試期，如在外票戲，則顯然並未入闈，何能得中舉人？於是文宗降旨，派載垣，端華、兵部滿漢兩尚書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准稍涉迴護。在此之前，文宗派侍衛至禮部，調來本科中試的全部硃、墨卷，派大臣會勘，卷中詩文悖謬者達五十餘本之多，所以有「不准稍涉迴護」之諭。

及至開宴時，鶴巢派人送了一封信來，說他臨時腹痛甚劇，不能應邀，特意致歉。潘祖蔭只好開席；酒至半酣，他開口說道：「我最近得了一座戰國時代的鼎，細加考證，是魯國的眉壽鼎；特此做了一篇圖說，大家不妨細讀鼎上的銘文，很有趣的。」說完，每人獲贈圖說一份；吳大激將它拿回家，正好有個江西的舉人王同愈來訪，他亦是愛好金石的，將這篇圖說借回家，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於是刑部遵旨，在長安街行杖；下杖極重，彷彿打算拿他們「立斃杖下」似地。刑部左侍郎杜立德雖是北方人，但極富正義感，喝住隸役罵道：「皇上天恩，特賜寬宥，你們是必欲置之於死地，辜負皇上的恩典嗎？我告訴你們，止可示辱，不准重責，有甚麼責任，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如果不聽我的話，我一腳踢死你們！」幸虧有這番仗義執言，才沒有發生慘劇。

程庭桂笑了，「不下百餘條之多。」他打開抽斗，將一大把條子擺在桌上。

一、四月二十二日突傳上諭，北闈繫案諸人，皇帝要親自處分。生死決於一言，如果問成死罪，照例「立決」，所以刑部預備了綁索四十副、「口啣」——一塊長方形小橫木，兩頭繫索，自嘴部橫過，繫於腦後，小橫木恰好啣在口中，目的是禁止犯人在臨刑以前，口出悖逆之言；劊子手四十名。這表示，預計有四十個人將被處死；而事實上繫獄的犯人，總計還不到四十人，因此這樣從寬預備，意味著全體犯人，都有駢首就戮的可能，因此起解入太和門之時，犯人都嚇破了膽，膽汁綠色，因此「便溺皆青」。

那知雷聲大，雨點小，上諭：「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即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

七月十七，文宗復在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軍機大臣等宣諭：

見此光景，陳孚恩一改初衷，原來與載垣、端華、肅順格格不入，此時刻意趨奉，尤其是對文宗最信任的肅順；果然，「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到了七月裡，由於肅順的援引，得以「頭品頂戴暫署兵部右侍郎」；不久，便發生了科場案。

為甚麼指定在揚州審問呢？這個疑團我最近才在偶然之間打破。原來江寧織造曹寅兼巡鹽鄉史曹寅，是康熙的心腹，其時正在揚州刻書，「全唐詩」刻成後，正在籌備開雕「佩文韻」，常駐揚州，可資以為耳目。

因此，陳孚恩在未奉上諭，參預審訊以前，特地去看程庭桂，他們是好朋友，儘可直言相詢，「聽說本科因為遞條子而中的人很多。」他問：「有這話沒有？」

緊接著正主考左必蕃的奏摺也到了，說「臣典試江南，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台客縣知縣王曰俞所荐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臣不勝駭愕，或係傳遞代作文字、或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祈將新中舉人吳泌、程光奎或提至京覆試，或發督撫嚴訊，以正國法。」同時自請處分。得旨：交部議。

其他舞弊諸人，包括陳孚恩之子陳景彥在內，都是充軍的罪名。宣旨已畢，程炳采隨即處決，充軍諸人當日起解。陳孚恩趕到廣安門外，一見程庭桂伏地痛哭，程庭桂說：「不用如此，不用如此！你總算還留了我一條老命」。

程庭桂不疑有他，讓他帶去了，不久，由於肅順的奏請，陳孚恩派為問官；同時禮部覆奏「磨勘官」——特派御史將試卷的硃卷與墨卷調齊，仔細審查，硃墨卷是否不符，或者試卷中有錯誤，而考官未曾看出，名為「磨勘」；這一科順天鄉試卷中，磨勘不合要求的達五十本之多，這顯示主考有重大失職之處，上諭：正考官柏葰先行革職，聽候傳訊；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暫行解任，聽候查辦。而奉旨查辦的大員，雖有四人，實際上是由陳孚恩一手主持。

「完了！完了！」柏葰頓足說道：https://m.hetubook.com.com「皇上斷不肯如此，一定是肅六從中作祟。」

房考共十七員，除一員已死亡，其餘十六員均處絞；舉人方章鉞、吳北騫等八員，責四十板，充軍寧古塔。至於所有人犯「家產籍沒入官」，亦就是所謂「抄家」，不消說得。

這件科場案，噶禮確有嫌疑，但張鵬翮因為他的兒子現在安徽當知縣，是噶禮的屬下，因而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張伯行主張嚴審，因而與噶禮發生衝突。五十一年正月，張伯行便上了一道摺子說：「鄉試前風聞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考官左泌蕃疏中有或發督臣嚴審語；又風聞總督欲索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考官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姿當役家人，為吳泌行賄供證，督臣震怒。輒令夾脛箝口。尚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安徽懷寧縣知縣，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總緣督臣權勢赫蠻，莫敢攖其鋒，臣不敢顧及身家，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逢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淺險，未必能加害無辜，亦何憚而不言？仰祈敕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藉，承審之官，亦無贍顧，慶真情得出。」

於是江寧、蘇州、提州都有人鬧事。江寧「貢院」匾額，為人蒙上一層紙，大書「賣完」二字；蘇州則秀才千餘人集會玄妙觀，叫人將五路財神像抬入蘇州府學，學官勸導不聽，將財神像鎖在明倫堂，象徵財神貪贓要受孔聖人之罰。至於嘲笑的歌謠聯語，不計其數，流傳最廣的一副是：「左丘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由此可知左必蕃失察，而趙晉是賣舉人的主角。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辛未科三甲進士，點了翰林；三年散館，外放為江西金谿縣知縣。光緒四年因案降調，改為教職。翰林去當教諭、訓導的「學老師」，情所難堪，便捐了個內閣中書去做京官。

由於陳孚恩手中握有一大把條子，按名傳訊，株連甚廣，首先查出兵部主事李鶴路，代刑部主事羅鴻繹勾通同考官編修浦安；呈荐後又託柏葰的家人靳祥代為求情，得以取中，事後浦安得銀三百兩；李鶴路得銀二百兩。浦、李、羅三人均處斬，浦安有一子，後來大貴，即是光緒末年入閣拜相的那桐。

到了光緒十九年，科場又起風波。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旬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為恩科鄉試；浙江副主考周錫恩，接受條子，行賄的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此案始末經過敢說只有高陽一人完全瞭解。

送關節常有趣聞，有個「眉壽鼎進士」的故事，可以一談。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會試，工部尚書潘祖蔭已內定為會試「四總裁」之一，由於科名、地位最高，得以主持全局。試期將近時，他在家宴客，客人一共八位，除了吳大澂以外，其餘都是即將入闈的舉人，其中之一是南京人許鶴巢，由舉人捐了個內閣中書，文名甚盛，而會試屢次不利，愛才的潘祖蔭，每每為他惋惜。

這一科江南的正主考為翰林院侍講方猷；副主考為翰林院檢討錢開宗。發榜以後，輿論譁然，好事之徒，作詩文嘲罵；這本是落第舉子，為了洩憤，常有之事，但這回有人作了一部雜劇，名為「万金記」，方字去一點為「万」，錢字留邊旁為「金」，其中描寫兩主考納賄情狀，至為不堪。又有老名士尤侗，亦作了一部傳奇，名為「鈞天樂」，主考名叫「胡圖」，為「糊塗」的諧音，其內容可想而知。這兩個劇本，不幸傳入禁中，順治皇帝便有了先入之見。

「那末，亦有人給老兄遞了條子沒有？」

「條子之風，不始於今日，何足為奇？」程庭桂坦然說：「有的人遞條子中了；有的人遞了條子不中，可知條子並無多大用處。吾輩衡文，都靠自己的眼力；一個人要中，文章之力居八九，條子之力不過一二而已。」

到得會試第二場，照例考五經，詩經的題目是「以介眉壽」；獲贈圖說的人，恍然大悟，無不引用眉壽鼎的銘文入試卷，王同愈亦復如此。果然潘祖蔭已經交代十八房的房官，凡有引用眉壽鼎銘文的卷子，一律呈荐——取中與否，是主考之權；房考初閱，建議錄取，稱為「荐卷」。結果，許鶴巢坐失良機，而王同愈則撿了一個大便宜。

丁酉科場案所以鬧得如此之大，是因為適逢順治最拂逆抑鬱之時，為順治封為皇貴妃的董小宛，生了一個兒子，尚未命名，即封為「榮親王」，顯然就是將來的皇太子，那知此子福薄，十五年正月就夭折了。自此以後，案情就一步一步昇高了。

「大事化小」的唯一法門，就是避免株連；尤其是不能連累到殷汝璋。因此，經過周詳的考慮設計了一套只是周福清一時之誤的說法，在浙江巡撫崧駿呈奏本案發生經過及處置辦法的奏摺中，強調了如下幾點：

文宗震怒，肅順等危言聳聽，大獄將興，已可預見；但其間的關鍵人物為陳孚恩。此人籍隸江西新城，是個陰險無恥的小人，先以趨附道光朝的權相穆彰阿起家。其時朝中正人君子，首推情操絕俗的東閣大學士王鼎，鴉片戰爭既起，宣宗心無定見，忽戰忽和，措置乖方；最後聽信穆彰阿的主張，忍辱求和，而歸罪於以前所全力支持的林則徐。王鼎憤憤不平，力爭不得，自草遺疏，嚴劾穆彰阿誤國，然後閉戶自縊。這是所謂「死諫」，對穆彰阿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這天上午，柏葰照例，戴設有「頂戴」的大帽、穿著沒有「補字」的外褂，由監獄中提到藥市口，先朝北磕頭、名為「望闕謝恩」然後在官龐中，與他在等候訣別的親友見面；大家都是形容悽慘，但柏葰卻很鎮靜，他跟他的長子說：「皇上必有恩典！我回頭在夕照寺等候部文起解，你趕緊回家，把長途應用行李什物，收拾好了，送到夕照寺。」

葉九思不肯收禮，但是答應幫忙，關照吳泌寫一個「記號」來；所謂「記號」便是關節，當時員炳通過介紹人在布政司書辦李啟家中，商定了關節，用「共寶有」三字，嵌入第一場八股文的「破題」中。

趙光與肅順同為刑部尚書，奉旨監斬。當天在圓明園勤政殿宣旨已畢，肅順、趙光則在園稍留等候最後的消息；因為清朝沿明制、處決欽命要犯、宣了旨不算，要發了「駕帖」才算。駕帖猶之乎執行命令，皇帝如果最後一刻，改變心意、可扣住「駕帖」不發，作為赦免犯罪的表示。結果那天「駕帖」還是發了，不過不是由趙光帶來；照定制由京畿道御史賷到刑場。

案起於揚州一個鹽商的子弟吳泌，願意花八千兩銀子買一名舉人，找到一個名叫員炳的人設法。員炳是安徽巡撫葉九思的門生，便備了一份重禮去見葉九思，假託吳泌是他的表弟，求「老師栽培」。

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駕崩，皇四子接任，是為文宗，年號咸豐。文宗久知穆彰阿之奸，這年十月予以罷斥，永不錄用。陳孚恩頓失奧援，且與怡親王載垣曾有衝突，不安於位，辭官歸里，奉旨在ｈｔｔps://ｍ.hｅtuｂｏｏk•com•cｏm籍幫辦團練，雖因守城之功，獲賜花翎，但於咸豐七年到京後，並未再授官職；咸豐八年初、御史錢桂森保荐陳孚恩才識明敏、宜入值軍機，或辦理洋務；詔斥錢桂森朋比。由此可知文宗對陳孚恩的印象，仍舊很壞。

清朝的一切制度，皆沿襲明朝已有的規模，加以改良，尤以考試制度，更為周密完備。對於科場紀律之整飭，遠較明朝為注重；考官及士子舞弊，罪至大辟，乾隆以後，執法更嚴。因為非弊絕風清，真材不出；亦非弊絕風清，不能使寒士奮發向上，揚眉吐氣。考試的公平，人人機會平等，為政治上極重要的安定力量。中國歷代的變亂，其起因不外乎貪官污吏搞得民不聊生，農民不得不起而反抗；但如此種反抗出於知識份子的領導，亦即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的變亂，往往就會威脅到一個政權的生存。清朝的變亂，大致都是農民與邪教的結合，從無知識分子參預，故皆能危而復安；不能不歸功於考試制度的公平，及考官的不敢輕易以身試法。

除順天鄉試以外，各省主考，在鄉試之年的四月初起，按照途程遠近，陸續點放，點放先後，大致以恰能於試期前數日到達為準，順天鄉試則於八月初六日點放，命下之日，立即入闈，使得考官與士子之間，沒有時間來勾結舞弊。

江南覆試結果，最幸運的一個叫吳阿嗚；其時會試已過，特准參加殿試，亦就是未參加會試而取得了進士的資格。另外，有七十四人准仍作舉人，但已耽誤了本科的會試；有二十四人，雖仍准作舉人，但罰停會試二科，按會試的年分為辰戊、丑未，本年順治十五年為戊戌不算，下一科辛丑，再下一科甲辰，停科須至丁未年方得參加會試；至於文理不通，革去舉人者，亦有十四人之多。

這一下陳孚恩問不下去了，回去一問他的兒子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確有其事；陳孚恩不能不奏請迴避，並自請嚴議，將伊子革職；奉上諭：「陳景彥著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並不知情，著改為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審，毋庸迴避全案。」這自然是肅順的曲意迴護。

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係科甲出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即撤換試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夾訊，何難盡情吐露？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為已甚。但就所供情節，詳加審核，甚雖可原，法雖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葰著照王公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

於是此案中的關鍵性角色，便由員炳轉到了陳天立身上。吳泌既肯出八千兩的鉅數，事情便很好辦了；入闈以後，陳天立向趙晉言明，臥中吳泌，送銀五百兩。房考那裡，他自己去料理。闈中錄取的程序。分層負責房考有推荐，即所謂「荐卷」之權；而主考則有取中之權。趙晉只等房考荐卷，寫一個「中」字，便可得銀五百兩，輕鬆之至，欣然同意。

第二種是在場外找槍手，這需要先勾通闈中的執事人員，題紙發下後，包一塊石子，丟出牆外；接應的人連夜找槍手起草，用同樣的方法，將草稿傳入闈中，送入號舍。這個槍手，當然沒有身份的限制。至於致送槍手酬勞，大致先送一筆定金；餘數寫一張借據，具名是「新科舉人」某某，下署發榜以後的年月日，如果不中，即非「新科舉人」，這張借據，自然無效。

「皇上原不肯下筆批駕帖、說了句『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六在旁逐接口：『雖是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逼著皇上批了駕帖。」趙光說完後又痛哭。

一、周福清緝拿未獲，出而自首。

殷汝璋、周錫恩各有坐船；周福清交代陶阿順，先到周錫恩船上投帖，如果不見；再將預先備好的一封信投遞。

這就是說，用一萬銀子買六個舉人。這六個入闈者，「小兒用吉」很清楚，就是魯迅（周樹人）、周作人，以及周建人三兄弟的父親。「馬；官卷」者，表示此一姓馬的秀才（生員）是現職官員之子，自不難查獲姓名，此外就不知是甚麼人家的子弟了。我以為這票「買賣」，那五家各出正價兩千銀子，另付周福清居間的佣金，大概二至三成；而周福清則在「整批交易」中，將他的兒子周用吉夾帶在內，信手檢個便宜。

但各省舉人，雖已雲集京師，只以南闈的弊案，正在辦理，而御史上官鉉又奏請江南新榜舉人，照北闈成例，請皇帝欽定試期，親加覆試。這一來會試便無法按期舉行；因而禮部上奏，說「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欠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懇停止會試。」批諭照准。江南新科舉人無辜者，遭受了池魚之殃。

不久，涉嫌的房考官涇縣知縣陳天立，在看管期間，突然自殺，案情由此逐漸明朗。原來張鵬翮雖蓄意想將此案由大化小，由小化無，但皇帝別有獲悉真相的特殊管道，即是責成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御史曹寅秘密奏報。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內務府的包衣出身；曹寅的母親為康熙皇帝的保母，關係密切而且曹寅能幹忠誠，深獲寵信；他受命私下偵察其事、密奏直達御前，所以皇帝對此案的內幕，甚至比主審的張鵬翮與赫壽還清楚。

及至一問程庭桂，問出一個絕大的意外，程庭桂說：「你知道不知道，令郎亦有條子交在我手裡？」

其時由於靳祥聞風潛逃，將無法從他身上去追究柏葰；於是陳孚恩辦案的方向，轉向程庭桂。那一大把條子，大部分是程庭桂次子程秀所經手，而程秀並未受賄，只是一班貴公子聽說他父親點了副考官，交條子請他轉遞；因此問心無愧的程庭桂，認為不會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對他的長子程炳采說：「你弟弟的脾氣不好，到堂以後，如果出言衝撞，就會出事；你代你弟弟去過一堂，陳公跟我交情很厚，決不要緊。」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正主考為大學士柏葰，蒙古正藍旗人：副主考為戶部尚書朱鳳標，吏部侍郎程廷桂。發榜後，軍機大臣焦估瀛，為母稱壽，在湖廣會館，大宴賓客；席間，程廷桂談起，正主考柏葰有在闈中改換試卷情事。其時文宗所信任的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弟肅順；此即後來「辛酉政變」為慈禧太后所誅的所謂「三凶」。在「三凶」中以肅順為尤受寵信，而肅順此人介乎邪正之間，愛才重士，而專與毫無作為，坐享厚祿的大老作對；聽得程廷桂的話，對柏葰頗多不滿，準備找機會發動攻擊。

更不幸的是，董小宛不僅痛子，而且順治已經跟他不同床，今後再無生育之望，後顧危危，生趣索然，以致抑鬱成病。順治跟她不同床，並非失寵，而是覺得「夫婦之誼，義同老友」，看她懷孕時仍舊強自掙扎，執行「代理皇后」——「攝中宮」的繁重任務，非常辛苦，所以決定分床。事實上寵信更甚，看她久病不癒，心裡煩得不得了，以致多殺了十七個人。

考試地點，名httｐs://ｍ•ｈｅｔuboｏk•ｃｏm•com為「貢院」，各省皆有，規制大致相同，大門兩旁為鼓樓；大門之後為儀門、為龍門。龍門之後為甬道，中有高樓，名為「明遠樓」，樓凡三層，一登頂層，全闈皆在目中；甬道兩旁，即為士子應試的「號舍」，人各一間。

這一下，陶阿順當然被捕了，周福清一見事敗，趕緊逃回紹興。事雖出在江蘇，但主犯是紹興人，所以江蘇將陶阿順解送浙江審辦。其時科場風氣已遠非咸豐戊午以後那二、三十年可比；又以第二年為慈禧六十萬壽，自軍機處到地方大吏都不願掀起大獄來殺風景，所以對周福清這一案，有個共識，就是「大事化小」。

清朝的江蘇，督撫分治，兩江總督噶禮駐江寧；江蘇巡撫張伯行駐蘇州。噶禮是旗人，能幹而貪；張伯行河南人，家境很不錯，而又是講道學的人，辦事的才具有限，而且性情有些剛愎，但極廉，為康熙譽為「天下清官第一。」這樣兩個人在一起做官，不能和睦相處，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以前，北闈的弊案已鬧得滿城風雨，這一科順天鄉試，共有十四名房考官，大理寺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亦皆入選，李振鄴膽大妄為，經他的手而通關節者，達二十五人之多。這二十五人的卷子，不可能都分到他那一房，因而用房考專用的藍筆，開了一張名單，命他的書僮靈秀，到各房去搜覓，結果查出能中的只有五個人。事後，李振鄴忘了將名單索回，靈秀以示他的同事馮元。李振鄴待馮元刻薄寡恩，所以，馮元將這張名單密密搜藏，準備必要時作為挾制勒索之用。

李振鄴到堂後，坦承受賄不諱，又攀出張我樸及國子監博士蔡元曦等人。王永吉為了討好北派，蓄意要興大獄，將馮元喚了來，用好言騙出那張名單，不道所中的五人之中，第二名就是他的胞姪王樹德。於是王永吉上疏自劾；世祖批的是：「王樹德審明處分，不必先期陳知。」

這是丁酉科場案風波的第一波；第二波則為問罪判刑，而北闈輕，南闈重，此為「南北之爭」，北派占了上風之故。茲分述如下：

此奏到京，已在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是慈禧太后六十萬壽，刑部題奏，有種種基於吉凶而來的限制，所以類此有關生死的大案，必須在年內辦結。刑部完全同意崧駿的法律見解：「請於斬罪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各人包括陶阿順在內、因概不知情，「均無庸議。」

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十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舉行鄉試。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錫恩。丁憂中的周福清，表示與周錫恩相熟，可以設法通關節，於是有五家人家相託，講定銀數後，周福清帶同「銀主」所派，用意在查證周福清是否與周錫恩相熟，真有打通關節一事的傭僕陶阿順，追蹤正副主考的坐船，到了蘇州。

中國自唐初開科取士以來，直至清末廢科舉，歷時一千兩百餘年的考試制度，構成了文官制度的骨幹；因此考試制之是否公平合理，科場風氣紀律之是否良好，影響於政治之是否清明，至深且鉅。

這個關節送給葉九思以後，他關照員炳去見涇縣知縣陳天立。向例鄉試房考官由本省督撫保荐舉人以上出身的知縣充任，陳天立即係葉九思所保荐；但葉九思要員炳去託陳天立，另有一個原因，陳是副主考趙晉的親戚。

此外馮元名單中人，以及在第一次審問口供中牽涉到的人，盡皆拿問。其中大部分已回家鄉，刑部行文各省督撫，逐一逮捕進京，同時世祖降旨，所有順天鄉試取中的舉人，加以覆試；日期是順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地點在太和門，由世祖親自命題，結果有八個人文理欠通，革去舉人，其餘皆准會試。

肅順此人非常跋扈，個性亦很偏激，不過，他沒有滿漢之見，唯材是視，很喜歡提拔年輕而有才氣的人；相反地對那些以科第起家，暮氣沉沉的大老，極其痛恨，認為國事都敗壞在這批盤踞高位，只重私利；不求進取，亦無力進取的老朽昏庸手裡，總想去之而後快。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葰，就是他心目中想剷除的人。

做一回槍手，時價不一，大致可得三千到五千銀子；這三年的生活過得很優裕，但他必須有所犧牲，即是自己本可中舉而必須放棄，因為倘非秀才的身份，即無法報考入闈。在闈中槍手與雇主先互換試卷，槍手親筆所寫的履歷，自然是雇主的履歷；同樣的，雇主所寫的履歷，實為槍手的履歷。

上論是噶禮與張伯行並皆解成聽勘，仍交張鵬翮與赫壽審明具奏。總督，巡撫一起吃官司，是難得的奇聞，有人特為花了盤纏到揚州去看熱鬧，結果看到一齣精彩的鬧劇，噶禮與張伯行在揚州府衙門前，由互罵而互毆，兩人滿地打滾，畢竟張伯行年輕，占了上風。

其時陳孚恩當軍機章京，一向為穆彰阿倚重，這天看王鼎未曾入朝，心知有變，趕到王家，入門便聽得全家號哭之聲；而屍首尚未解下，因為凡大臣自縊，必先奏聞，派大員檢驗之後，方可解下。陳孚恩擅作主張，率領王家僕人，將王鼎的屍首解了下來，在衣袋中發現遺疏，劾穆彰阿而荐林則徐，於是陳孚恩對王鼎的兒子，翰林院編修王沆說：「皇上最近的脾氣很大，不願再聽到任何主戰的話。尊公的遺疏一上，恤典必不可得；老兄只怕亦將終身廢棄。如果你願意回老家了，不必說它；否則，此奏決不可上，另草遺疏，可得優恤。」

陳孚恩看到了這一點，等科場案發，在他便如當年王鼎死諫那樣，又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要扳倒柏葰，非興大獄不可；欲興大獄，又必須從程庭桂身上下手，因為傳說程庭桂接了許多條子，能打聽出內幕，就不愁無波瀾可翻。

康熙以後，雍正、乾隆、嘉慶三期，科場案極少，查嗣庭任河西主考，曾興大獄，但屬於政治清算範圍，不歸於科場案。乾隆朝對此格外注意，真可說弊絕風清，得人亦最盛。但自和珅當國後，風氣漸壞；至道光朝則「遞條子」之風，幾乎公然無忌，於是而有咸豐八年的戊午科場案。

第三種便是主考「賣關節」。所謂「關節」，是約定幾個常用的字，分嵌在某一篇文章的某幾個地位；試卷雖然彌封，但主考仍知是某人所作。有些主考愛才，故意暗示題目範圍，說起來亦是關節，不過不「賣」而「送」而已。

這陶阿順是個蠢人，連名帖帶信，一起投到了殷汝璋船上；而且索取收條。殷汝璋的家人懂官場的規矩，考官出京到所派省分，一路上關防嚴密，不得接見賓客、交際應酬。如果收信出收條，便是「交通」的一項證據，自然不肯，因而吵了起來。

清朝的科場弊案，以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場案，及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為最駭人聽聞。此兩案雖皆具有政治因素在內，但對端正科場風氣，確實是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尤其是戊午科場案，大學士柏葰畢命西市，更具嚇阻作用；同光得有短暫的中興，人材輩出，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即為戊午ｈtｔｐs://ｍ•hｅｔｕbｏｏｋ•ｃoｍ.coｍ科場案所顯示的，至少在考試制度方面，法治的權威未墮，從而產生的激勵作用使然。

此案縱不能說是冤獄，但處置之嚴酷，實為罕見。尤其是不分已中未中，概置之於重典、有失其平。不過，科場風氣則由此而大為改善。此後約有三十餘年，科場幾近乎弊絕風情不能不說是嚴於執法之功。

張伯行做事很潑辣，出奏以後，以咨文致噶禮，暫停會審。噶禮當然要反擊，列舉七事，奏劾張伯行失職，並表示張伯行冤枉他貪污、「臣不欲求得生」，結下了不解之仇。

那末周福清以何為生呢？京官光靠微薄的俸祿，是無法養家活口的，可想而知別有生財之道。原來江西金谿出紙，名為「清江紙」；這種紙的品質不高，適於印製蒙童所用的「三、百、千、千」以及「闈墨」等等價格較廉的印刷品。因此，京師的書舖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琉璃廠，為達官朝士所光顧；另一類集中在前門外打磨廠，專賣前述的廉價印刷品，以批發為主。這些書舖的店東，大都是金谿人；他們還有一樣副業，便是作科場的「經紀人」，誰要想買個關節；謀個考差，他們都有門路可鑽。

原來柏葰意料中文宗一定會將他的死刑改為充軍新疆，照例在廣安門外夕照寺等候兵部的解差。那知話剛完，只見刑部尚書趙光，下了車一路痛哭而至，柏葰知道事情壞了。

於是陳孚恩主稿，以載垣的名義具奏：「程庭桂接收關節案。俟人證齊後再行審理。」又說：「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徹究。」於是柏葰、朱鳳標、程庭桂皆下獄。同時潛逃的靳祥，在潼關為陝西巡撫曾望顏拿獲，解京歸案，案未結而庾死獄中。

王鼎的原疏，為陳孚恩私下帶走，向穆彰阿表功，不十年當到兵部尚書；但王沆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的陳甘同鄉所鄙棄，請假回籍後，不復再出，鬱鬱以終。

鄉試舞弊的方法，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雇人代考，俗稱「槍手」：槍手除了八股文|做得好以外，還要能揣摩風氣及主考的好惡。所謂風氣是文風，有時頹靡，有時剛健，隨世運而轉移；主考欣賞文章的口味，亦各不相同，有的喜歡華麗，有的喜歡簡樸，如能投其所好，高中的希望就會大增。

周福清因為做過金谿知縣，跟這班人很熟；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行業的「經紀人」。

因此，崧駿認為自首既應「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而「中途求通關節，較之交通關節已成而未中者，情節似有區別」，意謂又應減等科斷。如此一減再減，周福清可無死罪。

張伯行看秀才鬧事，不能不管，一打聽下來，這一科南闈的監臨是藩司；但賣舉人的醜聞，噶禮亦脫不得干係。不過他在奏摺中並未指出噶禮的名字，只報告有此鬧事的情形而已。

不過，科場弊案，在會試中很少發現。因為會試取中，接下來是殿試；殿試只有一天，特派王公大臣監視，決無作弊的可能，如果殿試卷子文理荒謬，再調出會試卷子來一看，原形畢露，那時會有身家性命之禍。

清朝的科場案，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順治十四年丁酉，即是所謂「丁酉大獄」。

丁酉科場案，共有三闈出了問題：順天、江南、河南。順天闈通稱「北闈」；江南闈包括江蘇、安徽兩省，通稱「南闈」，是最大的兩闈。且從南闈談起。

自順治十四年丁酉以後，康熙五十年江南辛卯科場案，也鬧得很大。這一科鄉試，南闈的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經人；副主考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重陽日榜發，士論大譁，因為其中文理不通者，頗不乏人。

到第一場下來，由謄錄房「糊各易書」，分發各房後，陳天立便大事搜尋，尋到句容縣知縣王曰俞那一房，看破題中嵌了「共寶有」三字，便知是吳泌的卷子了。當下跟王曰俞說：這本卷子跟副主考趙晉有關，拜託他呈荐。當然也許了好處。吳泌便是經過這麼一番曲折，而成了新科舉人。

其時肅順跟京畿道御史都已到了，下令開刀；劊子手打個扦說：「送中堂升天。」一刀下去，即使了帳：不過腦袋在咽喉之處，一塊皮還連著頸項，這是劊子手「刀下留情」，因為這樣不致於身首異處，腦袋比較容易縫得起來。

由任克溥指名參劾，經審問屬實者，官員有李振鄴等五人；行賄的舉人二人，「俱著處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著流徙尚陽堡（在吉林省）。」此為前朝所未有的嚴厲懲罰。

及至事發會審，噶禮蓄意袒護，凡關鍵之處，均略而不審；張伯行則一概從嚴，在刑訊王曰俞時，迸出陳天立曾來查尋破題中有「共寶有」三字的卷子；陳天立知道事將敗露，畏罪自盡。

同案處斬的，尚有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處決之地自明朝開始，即在宣武門大街與廣安門大街交叉的鬧區，地名「藥市口」；南面的胡同名為「北平截胡同」、口子上有一座官龐，是監斬官休息之處，如為犯官，亦在此處等候行刑。

號舍最後，東面各有一座「望樓」，供警戒之用。自望樓開始，為另一部分，是外簾官辦公之處。辦理鄉試的官員，分考官、闈官兩類，闈官即辦理行政工作的官員，又分外簾官、內簾官兩種；內簾官隨考官入內簾門；此門與外簾門相對，如有緊急事故，監臨（總攝闈場事務，例由巡撫充任）須與主考會商時，開內簾門，隔門相語。

鄉試的房官，定制在本省舉人以上出身的知縣充任。王曰俞、方名所荐的卷子，既有問題，便不無納賄的嫌疑。禮部議奏，先將吳泌、程光奎解京覆試，果然文理不通，再進一步嚴究。但康熙的批示，交由在江南出差的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西江總督、及江蘇、安徽兩省巡撫，在揚州地方「澈底詳察，嚴加審明是奏。左必蕃、趙晉但著解任，發往質審。」

這一吵驚動了船中的殷汝璋，查問究竟，家人將封面上並無受信人姓名的一封信送了上去；拆開一看，內有一張紙條，一張名片、黏在「憑票支銀一萬兩」的所謂「空票」上。名片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紙條上寫的是：「計開：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