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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在北迴歸線之南，比北台灣更接近熱帶，我到差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買兩件這輩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獨自一間的小屋裡，安靜的過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終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沒有結束，還不過是剛開始，和以後我所受到的災難比起來，在大陸上那些折磨，實在是微不足道。

這時候我才有點害怕。

一個外省人，在光復初期，曾入過獄，有被開革的不榮譽背景，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在炎炎烈日下，我不停的一間學校一間學校訪親問友，結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但幸運只能使人恢復自由，不能恢復工作，我只好到劉浥塵服務的工礦黨部睡地鋪度日。在那個時代找工作真是艱難，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著濕淋淋的皮鞋到一些長輩家拜訪，在玄關那裡簡直無法脫鞋，除了襪子濕淋淋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襪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難堪。就這樣，失業和破洞的濕襪子，就像連體嬰一樣的在我記憶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後，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學當人事員，於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學院（後來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附設工業職業學校當人事員的范功勤來信說，他可以介紹我到他們學校當歷史教員。雖然，我對歷史一竅不通（事實上，學校的課程，我沒有一門通），不過我已沒有什麼選擇。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押房擁擠不堪，只能容納十幾個人的獸籠裡，有時能塞進三十幾個人，大家只好蹲在那裡，輪班睡覺，伙食既簡單又骯髒，大多數人都瀉肚，馬桶就在我身邊，臭味還在其次，有時還有糞汁濺出來。我無法靜下來思索怎麼會落得這種下場，陷入我從沒有想過的困境，呼天不應，喚地不靈，沒有人告訴我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也沒有人指引我怎麼自救ｈｔｔｐs://ｗwｗ.hｅｔｕｂoｏｋ•ｃｏm•ｃom。從每天不斷塞進來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瘋狂逮捕，一個人因身上插著紅花在新公園被捕，一個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為「偷聽共匪廣播」，我膽怯起來，萬里渡海，難道為了到台灣斷送殘生？早知道我應逃回輝縣，或逃回息縣，反正不過如此！

「青幹班」的初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人員訓練班」，後來改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蔣經國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以後，為了安撫和吸收當時已在全國各地青年團具有實力的「青幹班」同學，就把「青幹班」改為「中央幹部學校第一期」。「青幹班」同學經此一改，也就成了蔣經國的學生。學生雖是學生，卻到底不是真正的學生，所以當時也有一個比喻：「青幹班是門神，開門時在裡面，關門時在外面。」不過，「青幹班」同學也就在這門裡門外，吃一點政治上的零碎點心。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我驚醒過來，捏造一個姓名打電話去試探，對方直率說：

八十元是一個大數目，幸而我身上恰恰還有八十元，收押時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獄時領出交付。就這樣的，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當我跨出那個小門，仰天歎一口氣，發現又一次的四顧茫然，無處投奔，身上又無一分。感謝神靈，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遇到劉浥塵。他在工礦黨部做事，恰巧路過那裡，而工礦黨部設在台北市華陰街，距離不遠。我向他借返回屏東的路費，劉浥塵把我帶到工礦黨部，警告說：

我掙扎哀求說：

「哈！你明明是一個匪諜，怎麼說不知道？」

我回到押房，而楊啟仲就再也沒有回來。時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灣？

「又是一個沒有判決書的人，帶回去候審。」

「不是你的書，」軍法官說，「難道是我的書！」https://m.hetubook.com.com

就這樣，我受到漫長的囚禁，沒有人問一句話。直到一天上午，守衛叫出去二十幾個人，帶到大廳，接受審判，每個人詢問的時間，大概五分鐘。我進去後，台上坐著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臉的不耐煩。我還沒有站定，他就開始宣判說：

我被推進其中一個像獸籠一樣的房間，裡面塞滿了赤背短褲的囚犯，我爬到房間的一角，在一個龐大的馬桶旁邊坐下。

一個書記官附身跟法官耳語，法官自言自語說：

「來到這個地方的人都是匪諜！」

「不知道。」我說。

「如果你有八十塊錢，我可以替你買一個保人。」

像五雷轟頂一樣，我哀聲叫道：

「你去了就知道。」

於是，常常的，像在瀋陽、北京時一樣，向同事們談論國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別讚揚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對撤退到台灣的國軍行徑，深惡痛絕。恰好報上一則消息，一個軍人沒有車票，硬闖出車站，收票員尾追到軍營，要他補票，結果招來一頓毆打，使我感到羞恥。晚上，快要入睡時，兩個普通裝束的中年人進來，很客氣的要我前去談談。

「你犯了什麼罪？」有人問。

「去哪裡談？」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附工」，是我最安靜的一年，認識了擔任教務主任的戴瑞生、文蘭華夫婦，成了他們家庭的常客，並且收他們的兒子作為義子。他們是一對非常厚道誠實的朋友，我漂泊半生，終於嚐到一份溫馨。而三十年後，當我從火燒島回到台北，他們夫婦立刻給我寄來一個月薪俸的鉅款。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開銷之外，添購了一些衣服，還買了一架可以聽短波的收音機，每到晚上的時候，就收聽一段北京人民電台京戲，當然也附帶收聽幾句華南一帶戰況的報導。當時台灣已經戒嚴，收音機也不普遍，我每晚和*圖*書開收音機，除了擾亂鄰居的安寧外，當然也引起別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務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卻沒有絲毫警覺。

終於有一天，我再被叫到軍事法庭，另一位軍法官宣佈說：「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當天，我已羈押了七個多月，我高興得幾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爺，可是面對的問題是到哪裡去找保人？全台灣恐怕沒有一個人肯保一個匪諜。押解我的那個班長（囚犯對看守法警的尊稱）看出我的困難，告訴我說：

「法官明監，我從沒有閱讀過任何一本共匪的書，就是在北平的時候也沒有。」

「郭衣洞已經被開革了。」

「沒有空缺！」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

草屯是一個溫馨的小鎮，就在那個小鎮和小規模的學校裡，我結識了當時同事、後來成為歷史學者的朱桂先生。而那些學生孩子中，有好幾位，像後來在師範大學當教授的廖吉郎、在電信局當處長的曾武臣，以後一直和我保持聯絡。

「你沒有看過，這《唯物論辯證法》是誰的？」法官問。

我就在走投無路時，遇到了「青幹班」年紀最大的學長李荷先生，他那時候已當上立法委員。他的一位朋友瞿紹華當教育廳人事主任，一紙派令，我就成了屏東農業職業學校的人事員。

草屯是那麼美，尤其是教員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課時要走十分鐘的馬路或田徑，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風聲，我就在孤燈下，讀了不少學校圖書館有關文學的叢書。但我的心並不能安定下來，一直到證件被縣政府教育局批准，薪餉被核定之後，才長長的舒一口氣。

我把名字告訴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語說：

「你的名字報到教育廳，教育廳一直沒有批准，因為你有被屏東農校開革的紀錄。最好還是早一點離開，找一個縣立的或私立的學校，他們教師的資歷不報省教育廳，只報縣教育局，可能矇混和圖書過去。」

「不要狡辯，帶出去。」法官說。

最傷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學，那個美麗的鎮和優雅的學校，使我愛不忍去，可是教務處商主任卻無力幫助。但他告訴我，東北大學校友楊德鈞，在南投縣政府當教育科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趕往南投，楊德鈞義不容辭的把我介紹到草屯初中當國文教師。

「楊啟仲的判決書，怎麼放在這裡？你叫什麼名字？」

就這樣的，我被吉普車載到火車站，押上火車，一直駛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沒有語言，在火車的晃動中，也看不清他們的表情。我像木頭一樣，被夾在中間，滿腔憤怒，一點都不知道事態的嚴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們把我送到設於青島東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一進大門就聽到從一排木柵裡面，發出哄堂的叫聲：

珞珈山的「青幹班」是一個政治機緣，時間雖然只有一個月，但是它卻集結了足以影響若干人前途的社會關係。一九四六年，總統蔣中正的兒子蔣經國，在重慶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原址，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異的學制、奇異的名稱），完全是蔣經國私人幹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學生，曾經主宰台灣政壇三十年。蔣經國用人的標準，第一順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學生（至於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學生入學的時候，蔣經國的興趣已經轉移，不再重視）。所以，六〇年代台灣政壇上，有一句諺語說：「非幹不行。」「幹」是個雙關語，指你要想當官，可是非「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蔣經國先生想跟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稍後改為政治大學）媲美，他傚法中央政治學校的架構，既沒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蔣家父子的作為總是表現出威權凌駕法律之上），又沒有冠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字樣，沒有人知道這些幹部是誰的ｈtｔｐs://m.ｈｅtuboｏｋ.ｃｏｍ•ｃoｍ幹部。

「你被人帶走，一去半年，有什麼理由相信學校還保留你的職位？你應該先打個長途電話問個清楚。」

第二學期還沒有結束，我的一位老師胡蒂棻先生，從台北來信，叫我抽空北上。我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這個首善之都去，我這個南部的土包子，應該注意一下穿著，於是，臨去前，特地用最低的價錢買了一套蹩腳西裝，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裝。胡老師原來在東北資源委員會當處長，我以為他可能介紹一個永遠可以擺脫假證件陰影的其他工作。

於是，我帶著簡單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我被神秘逮捕，依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應是有去無回，可是卻被草草釋放，連判決書都沒有給一張，似乎和國際局勢有關。在我坐牢的七個月期間，韓戰爆發，發表白皮書本來要放棄國民黨和蔣中正的美國，突然重新把台灣抱起，從棄兒變成寵物，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國民政府的聲勢一下子從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隨著倍增，對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把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之一。

我住在「附工」教職員宿舍，只有六個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這樣的度完我的餘年，我太疲憊了。可是苦難不會這麼輕鬆放過我，第二年，學期快要終了時，大家下學期的聘書都已經發下，只我沒有。范功勤暗中告訴我說：

「匪」就是共產黨，有時候再加上一個「共」字，成為「共匪」，「諜」指的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以後四十年間，「匪諜」成為台灣人民一種最可怕的巫蠱，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齡相若的人，談得非常投契，他叫楊啟仲，是一位中學老師，因為同事在他的宿舍發現一本艾思奇編的《唯物論辯證法》，被送到這裡，已經兩個月了，還沒有問過一次話。

「歡迎新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