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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吳川就給共和黨樹立了馬列主義的旗幟，到了1921年黨內對於這面旗幟已經深信不疑，但是對於如何建立共產主義的道路，黨內已經漸漸形成了兩種理論。一條是先走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再進入到社會主義，再進入到共產主義；另一條則是越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然後再進入到共產主義。

漢人和蒙人對於本地回民的警惕，回民對於蒙、漢的緊張，在滿清的故意放縱下，已經成為了本地區各族群的心結。而這種族群之間的對抗，對於各族上層來說是有好處的，他們不僅可以藉此拉攏底層徵兵征糧，還能確保各族底層民眾不會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對於西北的統治。

從整個灌區的管理角度來看，王老說的無疑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水渠才能開發出更多的良田，但是假如開墾水渠的人不能獲利，而各個生產合作社又肆意破壞水渠的話，那麼很快整個河套灌區就會萎縮下來了。所以，限制生產合作社的用水，給予投資水渠建設的人員以回報，才是適合當前河套地區的社會生產力的。

陳獨秀在這裏的問題就是，面對安徽鄉黨的勸說，他居然覺得和平建設應當放在第一位，因此讓出了安徽的軍政權力，試圖以此換取安徽鄉紳在土地改革上的讓步，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國民革命軍主力撤回河南之後，安徽的鄉紳們就開始阻擾各地的土地改革進程了。

高崇民對於吳川的話語深以為然，他同樣以為吳川提出的建議是解決西北問題的關鍵。1921年的共和黨自然要比1911年的革命黨成熟太多了。如果說孫中山的國民黨花了20幾年還在兄弟義氣和口頭民主之間打轉，到現在也沒有弄出一套如何實現三民主義的道路來，那麼共和黨這十年來已經從嬰兒期發展為了青少年期了。

這裏不同於關內的其他地區，關內的最大問題是地少人多，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極為尖銳，但是西北地區的土地還是相當富裕的，只不過是水利開發不足。地主對於農民的壓迫是有，但並沒有超出臨界點。

也就在這個時候，陳獨秀身邊最為信任的學生張國燾接到了https://m.hetubook.com.com王亞樵派人送來的一疊文件。張國燾看完了這些文件后沉默了許久，方才向來人問道：「這上面寫的都是事實嗎？有沒有更加確切一些的證據？」

張國燾皺了皺眉頭說道：「我知道王局長和孫品驂有矛盾，但是打倒了孫品驂之後，我們的麻煩就能解決嗎？」

而對於此次六安事件，地方鄉紳也宣稱是共和黨推動的土地改革過於激進，導致了鄉民衝動下衝擊了六安縣城，試圖隱沒土匪攻城的事實。

經過了這十年來對於東北社會的改造，吳川也不得不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資本主義對於傳統社會的改造是最為徹底及最為迅速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傳統的破壞力度很難達到資本主義的程度。

來人回道：「事實當然是事實，但是證據現在我們還沒有。不過只要行動起來，我覺得證據一定會有。」

簡單的說，就是無產階級過於善良的天性，使得他們不能每時每刻的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也就意味著他們不能每時每分的去改造社會的舊傳統。於是在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之間，就給了那些舊傳統以喘息之機，令一些封建文化保留了下來，也就造成了革命的不徹底性。

1月下旬的包頭，白晝的氣溫依然在零下六七度，不過這座城市的新建部分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供暖設施，採用熱水管道建立起來的集中供暖，對於城市居民來說可比自己燒的土炕要保暖多了，也安全多了。而有了這些集中供暖系統，建立在包頭的救災總指揮部及地區機構，也保持了高效率的工作狀態，要是在過去冬天可是不辦公的。

倪嗣衝下台之後，剩下的安武軍和安徽陸軍余部就希望孫品驂能夠重新出山，而這也是安徽地方勢力的願望，北京政府自然是求之不得。

這一次土匪進攻六安縣城，也是在國民革命軍的擠壓下，失去了安徽北部、河南南部的地盤，都集中到安徽中部來了。而共和黨對於鴉片種植的打擊，也令這些土匪失去了重要的財源，這才有了今次的土匪圍攻六安大案。

戴春風有些意外于張國燾的回答，就在他還在思考的時候，張國燾又對他說道：「www.hetubook.com.com要是有什麼問題，我會出來承擔責任的，請告訴王局長不必擔心。」

當然，這兩處營地並不是救災委員會興建的全部營地。在這樣的季節，西北沒有那個地區能夠修建一次性容納數萬人的災民營地，而整個海原地震受災的人群至少在幾十萬以上，需要遷移出災區的災民也在十幾萬左右。所以，救災總指揮部只能不斷的把遷移出來的災民分散到各個地區去，包頭並不是災民的最後一站。

戴春風有些驚訝于張國燾的大胆，但他終於答應了一聲離去了。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我們一味的推動土地改革，恐怕很容易被當地反動勢力利用，從而引發民族之間的衝突。我們需要階級鬥爭去改造西北的社會，但是我們也得審時度勢，先對當地的環境進行一定的改造，然後再順勢推動社會的變革。

吳川特意組織了一個小組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最後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試圖壓迫和剝削他人，利己主義被發揮到了極致，因此任何阻礙資本增長的關係和傳統都會被無情的毀滅或改造成符合資本主義文化的新習俗。因此，資本對於社會的改造效率極高。

但王老說的，讓渠主控制水利社的主張，我是不認同的。沒有水，就沒有河套的良田，若是讓渠主控制了水利社，那麼河套還能是我們的河套嗎……」

面對洶洶而來的社會輿論，還有中原局黨委對於安徽省黨支部的批評，陳獨秀面臨著內外交困的處境，這個時候他帶來安徽的幾名學生，倒是表現出了相當的堅韌。只是這些學生畢竟閱歷不夠，不能替陳獨秀解決當前的問題。

張國燾沉默良久后，便對著他說道：「你去告訴王局長，眼下時間緊迫，先讓他動手。陳主席這邊，我會去說服的。」

「……王老在河套開渠上的成績確實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我也認同河套灌區的水利設施應當統一管理。土地改革雖然能夠讓佃戶擁有自己的土地，從而喚醒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一些農民的狹隘觀念，使得他們把水渠當成了公家的東西，把分給自己的土地則視為了自家的財產，為了讓自家www.hetubｏｏｋ•cｏm.ｃｏm的財產能夠獲得更多的增長，他們就不惜破壞水渠，從而引發了個人和集體，生產合作社同生產合作社，合作社同水利社之間的矛盾。

這一大案令坐鎮安徽的陳獨秀在黨內聲望大跌，共和黨自成立以來還沒吃過這樣的虧，中原局的一些黨內高級幹部認為，革命委員會進入安徽已經有一年時間，但是土改、整軍和政治改革三項工作，安徽省都是進展緩慢的，歸根結底就是陳獨秀在政治上過於柔弱了。

同治回亂，辛亥革命，西北地區損失了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出現了許多小地主，這些小地主並沒有完全的脫離生產，但日子總比那些佃戶過的舒服一些。

這些小地主反感軍閥混戰，因為軍閥要對他們派夫派糧；也對我們保持了疏遠的態度，因為我們要推動土地改革消滅他們的土地私有權么。因此他們既希望我們能夠維持西北的社會秩序，但又不想我們過多的改變西北的社會秩序。

值得慶幸的是，在共和黨的努力下，至少鐵路已經修建到了包頭、慶陽和寶雞，因此當災民被遷移到這三處城市之後，不管是向外遷移人口，還是向這些地區輸送物資，都容易了許多。

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依託于集體主義的統一意識，在土地改革掀起的集體主義高漲時，集體中的個人也許會表現的激進無比，但是一旦革命高潮退去，無產階級從集體退回到個人意識時，個人的道德觀念就蓋過了集體的革命意識。

位於蚌埠市的安徽革命委員會總部，現在也是亂成了一團。共和黨的報紙指六安事件是土匪攻城，但是南方各家報紙則都稱是，安徽鄉民不堪土地改革的粗暴政策而引發的鄉民衝擊縣城事件，南方的地主及小知識分子都支持了后一種說法，對於主持安徽土地改革的陳獨秀進行了極力的批評。

來人沉吟了數秒后說道：「只要能夠證明這些土匪手裡的武器是安徽陸軍賣給他們的，我們就能指正孫品驂是攻擊六安的幕後黑手，孫品驂一旦倒下，和其勾結的安徽一干鄉紳就能順藤摸瓜的一併入案。給陳主席製造麻煩的人沒有了，那麼麻煩也就不是麻煩了。不過，如果沒有陳主席的首肯，我們什麼也https://m.hetubook.com.com做不了。」

當然更深層次的問題，還在於陳獨秀對於安徽本地勢力和北京政府的妥協，有意承認安徽本地勢力推舉的許世英擔任省長，又預備承認北京政府對孫品驂安徽軍區司令的任命。辛亥革命時，孫品驂擔任了安徽民軍的司令，倪嗣沖就任安徽督軍后他卸任回家，而他所指揮的民軍改編為了安徽陸軍第二旅。

在五原、九原建立起來的災民營地，雖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已經可以讓災民暫時住進去了，到吳川返回包頭的時候，這兩個營地已經收容了上千名災民了。

正如吳川所擔心的，共和黨內幹部不足的問題，在共和黨勢力快速擴張下開始顯露了出來。在靠近鐵路的地區，國民革命軍固然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但是在那些尚未完成土改，又缺乏基礎設施的地區，依舊還是舊的鄉紳和土匪做主，特別是在共和黨掌握了山東、蘇北、河南之後，這些地區的土匪不得不南下進入安徽、湖北等地了。

於是到了1月下旬，海原地震的救災事務終於進入了穩定期。這裏說的穩定期，意思就是尋找活人的工作幾乎停止下來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讓活著的人繼續活下去。

來人看著他謹慎的說道：「鄙人戴春風，小字雨農，浙江人。」

哪怕是李大釗等理論上更傾向於公有制社會的共和黨左派，也承認當下在中國推動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進步，當然他們不是把目光放在讓人民吃飽飯這種低級目標上，而是在於資本主義對於封建社會傳統的破壞能力上來考量的。

吳川認同了高崇民的意見，他向對方說道：「就我這些日子對西北地區的一些情況的了解來看，本地區最大的問題，還是民間的封建思想過於濃厚了。

雖然此時黨內的多數同志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不少同志已經意識到，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消滅地方上的宗族勢力、宗教文化，其實更加的順手。在資本帶來的利益面前，前所謂的宗族和宗教很快就被撕裂成互相爭鬥的小集團，共和黨只要稍稍加以引導就能消滅地方上反對自己的力量。

畢竟在這樣寒冷的季節，被埋葬在廢墟下一個多月的人，幾乎是沒有可能再活下去了。哪怕是僥倖脫困的災民和圖書，如果沒有被搜救隊找到，在野外也很難活過幾天，因為晚上的氣溫太低了。這樣的天氣也不適合去挖掘那些凍土下的遺體，只有等到天氣回暖再來處理這些遺體了。

張國燾注視了來人數秒之後，向他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吳川隱隱意識到，不能跳過資本主義階段，不是跳過資本主義對於生產力的推動階段，而是不能跳過資本主義對於封建傳統文化的破壞階段。無產階級革命能夠讓土地和生產資料進行重新分配，但是不能讓封建文化自動消亡。傳統的封建文化很容易依附於集體主義重生，變成新時代的紅色軍閥、紅色學閥和紅色世家。

和高崇民的溝通最令吳川滿意，這位分管農業的西北局委員，顯然是對當地河套的農業下了一番苦功的，對於河套的水利開發，他部分贊成了王同春的意見，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吳川忙於西北救災的時候，安徽也爆發了一場大案，安徽的悍匪老洋人、樊鳴鳳、曹子青糾結了數千人進攻了六安縣城，雖然最終被趕來救援的國民革命軍擊退，但是六安縣城也被洗劫了半個。

而西北也不同於東北，東北人大多是華北移民過去的農民，家世最久的也不過三、四世，所以東北沒有什麼封建習俗。但是西北這邊，最年輕的族群也是元朝時從中亞遷移來的回民，至於蒙漢兩族更是此地的原住民了，各個族群都有著自己的傳統，而族群之間也存在著對抗的歷史。

吳川見狀也無意在包頭繼續逗留下去了，在臨走之前他又同駐紮在包頭的幾位西北局的黨委委員進行了交談，就如何安置災民和黃河流域的開發問題進行了交流。

簡單的說，就是先利用資本摧毀地方上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然後再推動教育和工業建設，讓無產階級重建本地的社會秩序……」

而這兩條道路，其實都有吳川的影子，前者的利用外資跳躍發展工業建設；後者則是通過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走內部積累的發展之路。

當然，在1921年這個時間段，不管走那一條道路，對於當時的中國都是行得通的，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都是更為先進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