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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雙方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差異，吳川雖然認為應當按照資本主義再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但是吳川主張的是建立無產階級控制政權的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再繼續前進到社會主義階段，而陳獨秀則認為應當對資本主義不做限制，無產階級應當先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然後等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再拿回來。

台下的士兵一開始是沉默的，接著就有人突然鼓起了掌來，然後整個台下的士兵們都跟著鼓起了掌來。站在營房一側崗哨邊的幾名革命軍軍官也情不自禁的為張國燾的演講鼓了鼓掌，其中一人鬆了口氣說道：「我還以為那位陳主席就是個白面書生，沒想到他的學生中也有這樣的人物，這次我們似乎要少了許多麻煩了……」

有了這樣一名士兵帶頭，底下的士兵開始稀稀落落的回應了張國燾，最終變成了較為整齊的回答，他們都不是土地改革的受害者，也不是受益者。張國燾對此倒是在意料之中，畢竟他已經把軍官們都排除了出去，而安徽的土地改革還主要在北部地區，中南部都沒有開始過。

因此，在王亞樵控制了駐紮合肥郊外的一支安徽本地軍隊后，張國燾就立刻從蚌埠趕了過來，他要利用這支安徽本地的軍隊發起一次真正的革命肅反行動。當前安徽的軍政權力，理論上都歸安徽革命委員會，因此他以革命委員會特派員的身份趕來，自然是可以對於這支安徽本地武裝進行調動的。

因此，士兵們商議了半天之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向張國燾回應道：「沒有，革命委員會沒拿走過我家的田地，不過也沒分給我家田地過……」

至於說，你們沒有從革命委員會手裡分到田，那是因為在反動士紳的抵制下，安徽的土地改革推行不下去，所以你們才分不到田地的么。

於是他在士兵們稍稍安靜下來后，接著又說道：「所以，結論不就出來了么，你們就不是那些反動鄉紳口中的良民，自然也就不會是暴民了。

革命實踐失敗了還可以捲土重來，要是革命理論被論證是錯誤的，那麼就連捲土重來的機會都沒有了。陳獨秀現在並不代表自己，在他身後還有著許多同志的支持呢，他總不能讓身後的這些同志也跟m.hetubook.com.com著他一起背上這口黑鍋吧。共和黨可不是組織渙散的國民黨，偏離了黨的路線的同志是很難再回到黨的政治中心去的。

那麼士兵同志們，你們能不能告訴我，你們家裡有幾畝田？革命委員會拿走過你們的土地嗎？」

所以此次陳獨秀回安徽老家時，並不以為這是一個會令自己陷入困境的任務，在大批進步知識分子的支持下，他覺得安徽地方士紳應當會有所轉變，他們應當欣喜的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才對。畢竟在他看來，共和黨統一全國之勢已經不可抵擋，因此這些士紳早一天投向共和黨，才能在新時代佔據一個新的起點。

我們確實是恨國黨，不過我們恨的是老爺們的國家。我們勞工階級應當愛自己的祖國，什麼是勞工階級的祖國？就是土地、房子、工廠歸屬於勞動者的國家。我們要為勞工階級的祖國去流血犧牲，去努力奮鬥，因為只有在這個祖國之中，我們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是老爺們的奴隸……」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士紳說的都是連篇的謊言，說我們是恨國黨的，我倒要問問士兵同志們，你們家裡有幾畝田？有幾幢房？有幾家工廠？這土地、房子、工廠不都是那些士紳老爺們的嗎？那麼這個國家到底是誰的？是老爺們的，還是你們的？」

3月19日，合肥市民改組了本地的革命委員會，取消了當地的政府和議會，宣布一切權力歸於革命委員會。當日，當選為合肥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張國燾發布命令，宣布沒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生產資料及超出合肥人均收入以上的個人財產。

按照傳統的社會倫理，皇帝掌握法統，那麼讀書人就應當掌握道統，這樣才能對皇權進行牽制。大清皇帝不要臉的把法統和道統的解釋權都拿到了手裡，結果就是萬馬齊喑的時代來臨了。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陳獨秀的支持可謂是不遺餘力，在東北的高速發展下，其他理論已經無法動搖共和黨的統治了，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的顯學，知識分子們對於陳獨秀的支持，其實就是對於自己的支持。

3月17日，在張國燾的鼓動下，國民革命軍駐安徽部隊的支持下，安徽陸軍第二旅第四heｔuｂooｋ.ｃｏm•cｏm團進入了合肥城內對參与了土匪叛亂事件的反動勢力進行了清除。

而在某個方面來說，中國的知識知界雖然承認吳川在中國革命中所做出的貢獻，但並不希望吳川成為中國革命理論的解釋者。畢竟吳川不是孫中山，孫中山雖然享有三民主義的解釋權，但是孫一個人可撐不起三民主義的實踐，而吳川這邊幾乎把革命實踐都完成了，如果不能把革命理論的解釋權搶過來，大家以後豈不是真的不用說話了么。

1916年投考北大之前，張國燾在上海就同革命黨人有過接觸，更是熟悉了那種無所畏懼的革命者性格。因此在他看來，面前的千余被繳械士兵根本算不得什麼威脅，想想吳川主席當初單槍匹馬回國，在東北掀起的大革命，他就忍不住心嚮往之，認為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家風範。

但是很顯然，中國的鄉紳們要比英國的鄉紳頑固保守的多，不動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什麼都好說，想要動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哪怕是螳臂當車，他們也是要試一試的。

此次他被任命為安徽革命委員會主席時，陳獨秀就想要證明自己的二次革命理論是正確的，而不是被某人批評的右傾投降主義。作為國內自發出現的社會主義理論者，陳獨秀在知識青年中的聲望還是相當高的，而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傾向於社會主義，也承認吳川是國內社會主義道路的領袖，但是對於吳川尊列寧為革命導師卻是不以為然的。

陳獨秀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他認為工人階級在中國社會階層中的比例太少，因此無力領導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法國巴黎公社的運動，也證明了工人階級在初期並沒有能力完成革。反過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表明，進步的鄉紳是能夠轉變為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的，因為他們能夠轉化為資產階級。

在此種情況下，陳獨秀接受了張國燾等學生的意見，在離開之前至少要先洗刷六安暴動和自己的關係。六安事件只能是土匪攻城，而不是什麼農民對於土地改革不滿的暴動，否則不僅他在安徽的革命理論實踐失敗，就連他們提出的理論都要被視為一種完全錯誤的革命理論了。

得到了王亞樵送和*圖*書來的情報后，張國燾就聯合了在蚌埠的北大同學去說服了陳獨秀。在地方士紳操縱的社會輿論的攻擊下，此時的陳獨秀已經沒有了剛回安徽時的那種意氣風發，雖然有著想要改變社會的良好願望，但是對地方士紳抱有的進步期待，使得他陷入了當前的困境。

在軍營里，張國燾對著台下的上千陌生士兵並沒有感到有什麼膽怯的意思，不僅僅在於這些士兵被解除了武裝，看起來一個個垂頭喪氣的，也在於他從小就經歷過不少暴動的場面，膽子自然也就大了許多。

台下的士兵們不由互相交頭接耳了起來，這個時代是好男不當兵的時代，家裡但凡有事可做都不會跑來當兵，只有那些知識青年會在革命時毫無顧忌的投軍，但他們投奔的也是革命軍，革命一結束，這些知識青年也就退伍了，留下的也很快成為軍官了。

士兵同志們，你們為了老爺們累死累活，還要流血犧牲上戰場，這就算是愛國主義了嗎？老爺們的國難道不應當讓老爺們自己去愛嗎？

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少數幾位獨立的接觸社會主義並抱有同情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但是陳獨秀從日本轉述而來的社會主義的認識，使得他更加傾向於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列寧主義則抱有一定的抵觸情緒。

原本還在攻擊安徽革命委員會的本地輿論頓時消失了大半，雖然一些安徽地方名士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嚴厲的控訴，認為共和黨正在毀滅安徽，不過中原局倒是向陳獨秀髮來了難得的讚許電報，要求安徽革命委員會再接再厲，擴大當前安徽的大好局面。

不過張國燾並不滿足於此，王亞樵能做的也就是澄清六安事件並不是什麼農民暴動，再抓捕幾個和土匪勾結的安徽官員而已，陳獨秀所領導的革命委員會在安徽依舊毫無成績可言，在張榕南下和陳獨秀交接之前，他需要做出一點不一樣的成績，以表明他們這些人並沒有被安徽的土豪劣紳所愚弄。

因此台下的這千余士兵，並不是什麼敵人，而是有待他去喚醒的革命同路人，站在軍營操場上的點將台，張國燾就著擴音器向著士兵們說道：「士兵同志們，我叫張國燾，是受安徽革命委員會主席陳獨秀同志委託，過來審查軍隊同土匪勾結的ｈeｔubooｋ•ｃoｍ•ｃｏｍ案件的。當然，我相信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和這個案子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我要說他們是反動士紳，因為這些士紳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絲毫沒有考慮過人民群眾的利益。雖然有的士紳說，自己也曾經修橋補路，賑濟鄉里，還反對過帝國主義，而我們共和黨整天煽動勞動群眾作亂，完全就是恨國黨。

清末以來，中國的知識界為了尋找挽救國家和民族的道路，不管什麼主義都會拿來試一試，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甚至都不能算是一個理論派系的開創者，俄國過激主義只是歐洲社會主義中一條不起眼的支流，而列寧的理論甚至還沒有完全的成為俄國過激主義的唯一旗幟。

得到了陳獨秀的認可，張國燾就完成了王亞樵的拜託，雖然政治保衛局有著強大的力量，但是沒有得到地方革命委員會的同意，他們就不能自行做出決定，至於夏陽是掛著黨的中央委員的頭銜，他是可以用黨的中央委員的名義行使政治保衛局的權力的，但也要對中央委員會進行預先的報告。

3月的合肥郊外正是桃花盛開，油菜花黃的時候，從蚌埠趕來的張國燾等幾人卻無暇關注這些美景，他們正在合肥東郊的軍營中正對著一群安徽軍人進行講話。

1906年江西洪江會暴動，他還只是個小學生，為了逃離縣城和兩名同學結伴走去了鄉里，差點就被暴動的會黨試了刀。1911年辛亥革命，他也經歷過，並主動聯合族內的年輕人剪去了鞭子。

那些反動士紳在報紙上為攻擊六安縣城的土匪辯護說，他們原本都是些良民，因為土地改革奪取了他們的土地，使得這些良民變成了暴民，才有了這一場六安之兵災。然而土地改革並不是從農民手中奪取土地，而是要從大地主手中奪取土地交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推動安徽的資產階級主動革命試驗到此宣告結束，陳獨秀也非常的惱火，但是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中原局對安徽的土地改革及社會變革提出了批評之餘，黨中央政治局也正式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就是讓陳獨秀繼續回北京教書，然後調遼寧革命委員會主席張榕南下，把南方局從上海遷移到安徽，然後重新整理南方各省的各項事務。

在吳川打著社會主義和*圖*書理論的旗幟在東北開創了一片試驗田后，中國的知識界就希望引入更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以樹立起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新旗幟，而不是依附於一個不能得到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同的俄國人所創造的革命理論，這顯然會削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獨立性。

為什麼我會這麼肯定，因為這起案子並不單單是一個出賣槍械的案子，而是反動勢力對於勞工階層及革命委員會的反革命暴動。

原本台下還在竊竊私語的士兵們頓時都沉默了下去，張國燾沉默了數秒后才接著說道：「既然這個國家都是老爺們的，我們勞工階層有什麼理由不去痛恨它？那些老爺們把你們當牛做馬，然後拿出一點蠅頭小利來打賞你們，並讓你們為了他們的土地、房產和工廠去上戰場，美其名曰：愛國主義。

我相信，分到了土地的農民是不可能成為暴民的，那麼那些所謂的良民是什麼人？是那些從來也不會下地種田的老爺們，是那些不勞動反而要拿走農民大多數產出的老爺們，是可以花幾十上百大洋購買槍支的老爺們。老爺們買了槍支做什麼？一是恐嚇農民為自己勞動，二就是抵抗革命委員會奪走他們的土地，這就是良民變為暴民的故事。

因此，陳獨秀主張，中國應當先完成一場類似於英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革命，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應當是那些各地投資實業的進步鄉紳，也可被稱之為中國的資產階級。然後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中國的資本主義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按照馬克思的論斷，那個時候才是工人階級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

哪怕在回國后加入了共和黨，陳獨秀也依然認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上，他認同共產主義只會出現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論斷。因此，陳獨秀也是吳川主要的理論支持者，畢竟吳川現在遵循的就是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3月20日，合肥地區內的各縣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並宣布一切權力歸於革命委員會，開始抓捕反革命分子及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到3月25日為止，安徽中部的局面煥然一新，超過3000名反革命分子被拘捕，當地的大地主和大商人紛紛出逃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