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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有沒有給一般性的生產秩序造成混亂？里德認為要說完全沒有是不可能的，但要說真造成多少負面影響，那麼在白紙黑字蒸蒸日上的經濟發展數據面前，又似乎顯得過分了。

他們比農村遊民倒是好一些，還可以下到各市鎮、鄉鎮，去擔任鄉鎮企業的技術人員，農村遊民的出路就少得多了，很多人無事可做，成日聚集在一起遊手好閒，逐漸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

但這兩個辦法都需要錢，要錢就要從軍費和工業投資的費用里扣，這就又在中央內部造成很大矛盾，像蔡綺洪就認為農村勞動力閑置的問題可以拖一拖，不用急著解決，只要經濟和工業繼續發展，自然能慢慢把他們都消化掉，副總參謀長李濟深還乾脆提出應該組織這些農民南下，去東南亞輸出革命。

五大以前，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是連在一起的，即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是在就業單位得到的，不是這個單位的固定職工，就沒有社會保障，臨時工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還有隨時被辭退的危險。

里德有時候也對此抱有些疑慮，中國社會黨能夠www.hetubook.com.com接受自己成為一個在野黨嗎？或者說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允不允許政權更迭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權更迭，是否就意味著革命成果的喪失？

在中國，這些權利被視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甚至比言論、結社和罷工自由還要更為重要。鳴放辯論的結果不會直接決定到國大委員會和當地政府的決策，但往往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並且這種政治生活的限制很少，里德在好幾張大字報里都看到對林淮唐等中央領導人用詞不遜的字眼，也可以佐證四大民主政治權利的開放程度。

像這樣的遊行示威甚至是罷工活動，在中國國內並不罕見，但里德也注意到，這些遊行和罷工並非完全都是反對性質、破壞性質的，就在碭山縣勞工黨組織的示威剛剛結束以後，也有當地社會黨和進步黨組織的支持縣政府的示威活動。

中國老百姓的政治生活並不像美國一些右翼分子形容的那樣，是一潭死水，正相反，他們的政治生活甚至比政治日益走向兩極分化的美國更加充實和精彩。

等到示威活動最密集激烈的兩三天過去以後，這些群眾代表又聚集到當地工會之類hetubｏｏk.cｏｍ•ｃom的地方，據里德後方詢問參加的一些群眾，要是是在缺乏大型工礦企業並且經濟上主要是以農業為主的地方，一般兩派人都示威完了以後，就是會直接各派群眾代表到當地的國大委員會那裡搞「鳴放辯論」，雙方發言還會被整理起來，製作成大字報公開貼出展示。

里德在碭山縣遇到的這次「政治生活」，就是勞工黨在碭山縣當地支部組織的集會運動，大批臨時工工人聚集起來全城遊街，他們擬定了「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反解僱、反迫害、反欺壓」的口號，聲勢很大，在勞動黨支部領導人發表鼓動性的講話以後，示威勞動隨即就把碭山縣的勞動部圍得水泄不通，直到晚上八九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

兩派人馬之間氣氛其實還算比較和緩，這點就讓里德有點吃驚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頭遇到兩路群眾撞在一起的時候，還發現兩派示威群眾竟然就地舉辦聯誼活動，唱歌跳舞，甚至演出小品戲劇等等，場面十分熱鬧。

壞分子的那些招數，無非是捏造謠言、誇大其詞云云，用的多了效果也就差了，民眾見得多了也就不會再容易上當受騙。

黃少通提出的辦法是進行移民疏導和_圖_書，組織這些閑置勞動力去濱海省、去七河省這些地廣人稀的省區建設祖國，廖仲愷提出的辦法則是增加對農村技術教育的投資，把這些閑置勞動力培養成可以勝任鄉鎮企業技術職務的優秀人才。

總體而言，就裡德的親身感受，他覺得這些爭論都保持在了克制的民主範疇之內。

中國國內也不是沒有人產生過這種疑慮。

但有一點他是很有信心的，那就是在這樣長期穩定、低烈度的對抗性政治生活中，公有化的所有制、四大民主的政治權利、反對個人過分積蓄財富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大眾的一種共識，潛移默化下成為中國人所共有的文化底色。

農機和化肥的普及，使農村大量勞動力開始閑職下來，能修的、該修的小型水利也修得差不多了，這些勞動力長期無業閑職，就可能遭致治安惡化。

在中國還從來沒有發生過中央政權更迭的情況，如果這種對抗性的政治生活從地方基層上升到中央層面，還能保持目前這種低烈度的穩定性嗎？

城市的情況，則是近十年來教育的高速普及和發展，也開始造成大批高小畢業生缺乏出路，往往成為遊手好閒的城市遊民。

壞分子利用四大民主從中作梗，煽惑民眾來ｈeｔｕbooｋ.ｃｏm.coｍ反對政府，這種情況總是少不了的。但畢竟中國經濟總體而言是在高速發展，在經濟快速發展期中任何缺點和問題都比較容易被掩蓋，而當人民在經濟高速發展期中逐漸適應並養成了成熟「過政治生活」的習慣和態度以後，壞分子的煽動效果就會越來越差。

像這樣的爭論，在中國處處都是，農村問題、城市問題、工業化問題……方方面面都有人持不同意見，有人認為維持現狀就好，有人認為形勢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有人則危機感深重，總覺得當前推行的政策問題重重，要不了三五年的時間社會黨就可能丟掉政權。

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卻不同酬，五大以後社會保障不再由各地企業和單位自行承擔解決，而是由政府進行統籌規劃管理，這使臨時工的社保待遇提高不少，但限於國力，長期以來還是有很多臨時工未能享受到足夠的社保福利，這些人在五大以後逐漸成為劉師復所領導的中國勞工黨的重要支持者，也成為許多地方工會中的積極運動分子。

里德也感到讓老百姓時刻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政治生活「對抗性」，確實更有利於國家統治和管理的穩定性，一方面是老百姓可以和圖書通過這些政治生活排解物質方面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通過在這些政治生活中的「對抗性」爭論、辯論，使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見多識廣」，不至於再被一般壞分子的幾句話就騙倒。

林時爽就曾經提出一個「反冒進」的口號，他和當時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黃少通、廖仲愷一起起草了一份經濟報告，認為近兩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工業化速度都有些過快了，經濟上出現了過熱現象，到處都呈現出冒進急躁的現象，很少有人去注意到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失業問題。

壞的方面有沒有呢？肯定也有。

里德本人就在碭山縣親身經歷了30年代中國老百姓的一次政治生活，當時碭山縣勞工最為不滿的問題就是臨時工政策。

里德在報紙上，還有在一些中國朋友的口口相傳中，也聽說過部分省區因為過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曾爆發過很嚴重的衝突，其中有些事件的慘烈程度甚至比得上當年太原的七一七動亂，但這些事件能夠上報，在全國範圍內都造成轟動性的輿論效果，本身也說明這些事件為數很少，絕非主流，並且在整個磨合過程中，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最終是服從於了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以及法律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