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則 王安石
王安石與佛教契合，似乎緣自平等的思想。對於不平等的現實，有一股激烈的憤怒，他的正義感便由此而起。儘管身為宰相，必須將自己構思的新法付諸實行，但他常常希望能夠隱居。
漢恩淺，胡恩深
深受外敵（遼、西夏及後來的金）壓迫的宋代人有一種觀念，認為匈奴是漢、即宋的敵人。對於這首詩，相傳有人批評他竟說敵恩較深。
意思是說：自漢朝所蒙受的恩情淺，自胡（匈奴）所承受的恩情當然較深。
據說因為家境不富裕，所以以收入較多的地方官為志願，不過也許他是要選擇能夠與生活中的百姓直接接觸的職務。待在中央政府裡，就不會知道人民的疾苦。成績優秀的進士，大致都歷任中央官職，這一來，經常會脫離民眾。比他年長兩歲的政敵司馬光，就是多半時間都在中央政府為官。
王安石的內在混合著儒家人本主義的倫理思想及佛教的平等觀，由此形成他的和圖書從政姿態，也形成他的詩文風格。
北宋初期，契丹的「遼」發生內訌，因此在沒有外來壓迫的情況下，宋朝得以充實內政，經濟飛快發展。真宗時曾親征澶州，與遼訂定稱為「澶淵之盟」（公元一〇〇四年）的和平條約。條件是宋每年贈與遼二十萬匹絹、十萬兩銀。有人批評這是屈辱外交。然而，這可以說是經濟大國宋對發展中國家遼所進行的經濟援助。這個數字到了公元一〇四二年，絹又增加十萬匹，銀也增加十萬兩。到了公元一〇四四年，與西夏和談的條件是每年給予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作為歲幣。這是以財力換取和平。
——人生樂在相知心和-圖-書
是漢朝皇帝把她拋在漠北的匈奴之地的，漢恩自然淺。她要成為匈奴單于的妻子，從此以後在當地過活，生養孩子。事實上王昭君生了兩個兒子。夫妻間的愛情、母子間的感情——這就是胡恩。
王安石由參知政事（副首長）成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職），推行他所主張的「新政」，是在熙寧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五十歲的時候。
有人常會拿出紙來要求我幫他們寫一個喜歡的句子。每逢這個時候，我總是會寫下王安石的那句：
這個句子似乎未脫古典的窠臼，但它其實是出自一首題為「明妃曲」的詩，和*圖*書主旨在歌詠王昭君。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王安石誕生於父親——臨江軍（江西）判官王益的任地內。後來他隨著中級官僚的父親轉赴各個任地，如韶州（廣東韶關）、首都開封、江寧（南京）等。二十二歲的時候，以優秀的成績及第進士後，他進而有志於地方服務。在他就任宰相級官職之前，主要都在地方上擔任長官，如淮南（江蘇揚州）、鄞縣（浙江寧波）、舒州（安徽懷寧）、常州（江蘇常州）、江寧府等。
在歷代王朝中，沒有一個時代的官吏俸祿像宋那樣高，也沒有一個時代有宋那樣多的官吏。官吏退職之後，終身還有「祠祿」。以寺院或道觀（道教寺院和-圖-書）監督的頭銜，什麼都不做就可以領到薪水。
以往的詩人們都同情王昭君，一致歌詠她的楚楚可憐、望鄉之情多麼哀切等。但王安石並不這樣。匈奴單于和周遭的人們，在長時間的共同生活之中，可能已經了解妳。古人不是也說：沒有什麼比新相知更快樂的了。……
意思是說，生而為人的快樂，就在於有人知道自己。這句話的由來是《楚辭》裡的「樂莫樂於新相知」。一個人遇見知己，想到在這個世上還有一位新的知己，真是非常快樂。
——漢恩自淺胡恩深
國家財政因而年年困窘，苦於巨額的赤字。王安石在這個經濟大國走下坡的時期，成為國政的負責和-圖-書人，不得不重建財政。他所思考的政策稱為「新法」。
王昭君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前漢元帝（公元前四九～前三三）的宮女，是一位嫁到匈奴的悲劇性女子。以王昭君為題的詩，大抵都帶著哀怨。她從文明中心的漢朝宮廷，嫁給了漠北遊牧民族匈奴的單于，成為政治婚姻的犧牲者。然而，王安石在這個句子前還放了一句：
王安石的著眼點就是：匈奴人也是人。王安石篤信佛教，所以他有「眾生不異於佛，佛即是眾生」的平等觀。
王安石進入官場時，即使是經濟大國的宋，也開始出現疲敝現象。畢竟對遼和西夏的歲幣是相當大的負擔。雖然已經締結和約，但國境上仍必須駐軍。而宋朝政府又過於龐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