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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蘇軾或是歐陽修等人，也許因為在舊法派中是很受歡迎的文人，因而新法派往往被當成歷史中的「壞蛋」。

套用蘇洵的話來說，合王安石與蘇軾於一身的人，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新法是一種改革案，因為全新實施，所以有各種麻煩的手續。要低利借款，需要複雜的文件，這在現今也是同樣的情況。當時的人們對形式手續的繁雜似乎也很困擾。因此，對新法的評價也不能算好。蘇軾被流放的罪名「朝政誹謗」的其中一項，就是他曾在詩裡諷刺說，連鄉下人也要為辦理手續而過半年的城鎮生活，結果孩子們的鄉下腔都沒有了。

王衍（公元二五六～三一一年）傾心於老莊思想，雖為宰相，但從不管政治，因而被石勒大敗，使西晉滅亡。被俘時和-圖-書，他以自己不知世事而卸責，石勒一怒便殺了他。

——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這是其中的詩句。由於兼併，貧富差距增大。如果沒有健全的中型自耕農，便沒有人繳付稅金。兼併土地的大地主，大半都是「官戶」，因而在稅金方面享有優待。國庫困乏的情形只有愈來愈發嚴重。這種兼併不得不摧毀，而俗儒、也就是官僚們卻不知變（世事的移轉變遷），未曾謀求對策。

唐朝盧杞在想要重建財政的意義上，與王安石相似，但如果國庫吃緊，大臣就必須講求對策。盧杞的對策畢竟是臨時的、強制性的。相較之下，王安石則是樹立基本的政策，然後遵循之。他的「新法」裡有很嚴整的哲和*圖*書學。儘管反豪族的利益，但要達到的重大目標遠高過他們的利益。他還未在中央政府占有一席之地以前，曾作了一首題為「兼并」的長詩，內容是擔心中小型自耕農因高利貸而不得不放棄土地，土地將繼續集中於少數的大地主手中。

明朝的李卓吾把王安石和司馬光作一比較，認為司馬光的反新法論既是杜撰，又無力制止神宗改革的企圖，因此他並沒有判定孰優孰劣。

大病後的翌年，元豐八年（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神宗崩殂。十歲的哲宗即位，由皇太后攝政。她很討厭新法，新法因而一再被廢止，新法派的官僚遭到左遷。政壇成了舊法派的天下，司馬光理所當然地成為宰相。蘇軾被召回中央，由中書舍人成為翰林學士，在國政中樞占有一席和-圖-書之地。

這個批評顯然不適當。

從還是地方官的時候起，王安石就已在思考對策。那就是「新法」。他不像盧杞那樣臨時聚斂。

這位佛教信徒很平靜地死了，他自創的新法一再被廢止的消息必然在一年間傳入耳中。然而，讀這首絕筆詩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很達觀。

新法當然「急進」，以致給人一種「過激」的印象。王安石也被視為這一種人。他不修邊幅的性格招來許多誤解。

因此，蘇軾在舊法派中也處於一種微妙的立場。

蘇洵重視禮儀，曾蒐集有hｔtｐs://ｍ.ｈｅtｕboｏｋ.ｃｏｍ.cｏm關禮的文獻，編著了《太常因革禮》百卷，因此對王安石無視禮儀的態度很是生氣。他一時氣憤，指斥王安石是一個合王衍與盧杞於一身的人。

因而被看作是一個激進的人，一旦熱中於工作，便不修邊幅。至少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王安石是一個舉止不端莊的人。難得有這樣的懶蟲，蘇軾的父親蘇洵批評他：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人疲憊。回到舊法時，蘇軾因「免役法」已固定下來而主張應該繼續實行，但不為採納。舊法派非得完全顛覆新法，否則便不能甘心。

王安石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並不像醉心老莊的王衍那樣不顧政治。連臉也不洗，正因為熱中於政治改革。蘇洵的批評或許指的是王安石想歸隱而獲准這件事。但他身居要職時就拚命努力，去職之後才繼續信仰的生活，並未像王衍那樣沉迷於https://m.hetubook.com.com老莊清談，卻又身居要職。

——當兩分其過。

由於皇太后憎恨新法，自然對王安石也有所怨懟。但是，王安石隱居已近十年，她的怨氣大概也幾乎消散了。

盧杞是八世紀後半的唐朝宰相。國庫困乏，他曾強制性地向長安的富豪借錢，徵收市場四分之一的存貨，發行一種千文中先扣除五十文的「除陌錢」，增設房屋稅等，招致世人的痛恨。後來遭到彈劾，左遷後死了。

——是不近人情者。

雖是舊法之世，但等哲宗長大親政後，又再度成為新法時代。宋朝滅亡是由於其動盪不定，而伴隨而來的黨爭才是肇因。這並不是王安石的責任。

神宗死後第二年，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四月，王安石過世了。朝廷贈與他身為臣子最高的職位「太傅」。下面這首詩據說是他的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