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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胸襟寬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創造，但是她缺乏組織、紀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學者之國，最受尊敬的是學問，最受珍視的是文化。但是保衛國土的武力則尚待建立。中國的優點正是她的弱點所在。

美國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美國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一支，所不同的是從英國來的早期殖民者是帶愛好自由的種籽而俱來的。因此美國創造又創造，直到她成為世界上最工業化的國家，同時也是最重理想和人道的國家。美國的偉大就在於這兩種矛盾因素的溶而為一。

香港陷落以後，有一對我很熟識的黃氏夫婦住在香港，他們很瞭解日本人的心理，當一位日本士兵進他們房子盤查時，他們就送了一尊佛像給他。這位日本兵由香港赴九龍時，所乘小船不意覆沒，船上乘客除他之外全體沒頂。他後來回來向黃氏夫婦道謝，因為他相信是那尊佛像救了他的命。但是按照中國人的想法，他之沒有被淹死，不過是運氣而已。

「不過。佛好像並沒有保佑他——」他翻過布符，想看看上面無法辨認的符號究竟說些什麼，說了一聲「我真不懂」，接著隨手把布符往地上一丟，就立刻把它忘了。中國人也像這位美國軍官一樣，對於這種刀槍不入的表徵始終一笑置之。世界各地人士也是如此。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中國的改革卻必須從基層開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們沒有世襲的統治階層，除了相當於貴族的士大夫階級之外，也沒有貴族階級，要使這遼闊的國度裏的人民萬眾一心，必須仰仗老百姓之間的學者領袖來驅策督導。因此改革的過程必然很緩慢，而且迂迴曲折。政治領袖像孫中山先生，學者領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孑民諸先生，都是來自民間的學者。他們來自民間，又帶著能根據他們的社會理想和知識上的遠見而深入民間。

其次美國空軍與日本入侵飛機發生空戰之後，我曾經權充嚮導，領了一群美國官兵，乘吉普車經過好幾里崎嶇的山路，去看一架被擊落墜毀的日本轟炸機殘骸。我們從飛行員的屍身上和口袋裏發現常見的佛教和神道的護身符，符上滿是血跡，且已為槍彈所洞穿。一位美軍上尉從日本飛行員屍體上撿出一塊布符，問我那是什麼。我告訴他那是符。

中國大陸文化在日本的支流導源於唐朝（六一八——九〇七年）。唐代文化中許多可貴的成份，其中包括從西域輸入的印度文化與從伊蘭民族間接輸入的古希臘文化，在中國因千餘年來歷經異族侵略，已逐漸衰落，但在日本卻被保留下來了。唐代的舞蹈、音樂、美術、習俗、語音和尚武精神，都還留在日本。如果你想瞭解和*圖*書一點唐代文化，你最好還是到日本去一趟。日本以唐代文化為基礎，其中包括儒家思想與唐代所吸收的佛教文化及其他外來文化。又在南宋時代（日本鎌倉時代）輸入宋儒朱子之學，蓋隨禪僧而俱來者。因此造成在日本儒佛一致之思想。尋至明末之際，德川氏本其向來保護禪僧研究儒學之素志，於開府江戶（東京古名）時，廣招儒者講學刻書，極一時之盛。並藉新政權之威力，使儒家之學為此後日本興國之張本，而為日本發展了道德、政治、經濟、史學、數學與夫流入民間之教育。日本雖於晉初從朝鮮人王仁得《論語》、《千字文》，而在明末又輸入了陽明之學，但經世之學的中心則在朱子之學。到了咸同之間，明治維新，以儒家經世之學與西洋近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相接引，遂在短短數十年裏成為史無前例的東西兩洋文化的大結合，而致日本於盛強之境。並予文化祖國的中國以極大的鼓勵與興奮。在我幼年時代，我們一輩青年，都奉日本為師，希望日本反哺文化之母鳥而幫助中國復興。惜乎日本秉國的軍閥，知盡忠於己，而不知施恕於人。知義而不知仁，見小而不見大，識近而不識遠。致使中國近六十年之歷史成為中日關係之慘痛史，終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真是歷史上很大的一幕悲劇。

第三，門戶開放問題。中國明清兩代均採鎖國主義。日本在德川時代亦採鎖國主義。十九世紀之資本主義迫開了兩國之門。在中國稱之為通商，日本稱之為開國。然日本之開國發之於統一之政府，故全國一致而收實效。中國則此開彼閉，前迎後拒，步驟極不一致。故開國之實效未顯，而瓜分之禍兆已見。

實際言之，唐代文化所包含外來因素既廣且多，在當時已成為國際文化，因其來甚漸，故國人不自覺耳。日本於吸收唐代文化時，亦於不知不覺中吸收了當時的國際文化，此亦日本之大幸也。

世界人士對於日本人在戰時的宗教狂熱所知不多，因為日本人自己在他們的宣傳中很少提到它。但是在中國，現代科學卻已削弱了舊的信仰，而且成為使舊信仰解體的一個因素。在日本，現代科學反而成為神的一種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團結一致。這種由強烈的宗教性|愛國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終使日本軍閥無可理喻，使日本兵難於制服，使日本本身成為世界的一個威脅；這就是宗教狂熱與現代科學結合的結果。

中國在採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較遲緩，但是她一旦決心改革，她總希望能夠做得比較徹底。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她從製造炮彈著手，進而從事政治改革、社會m.ｈetｕbook•cｏｍ•ｃom改革，乃至介紹西方思想。她揚棄了舊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這些信仰成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為止。她是一位學者，一位道德哲學家，也是一位藝術家。她的文化是從她的生活發展而來的，她不會輕易滿足於西方的思想觀念，除非她能夠把這些觀念徹底同化而納之於她的生活之中。因此與日本比起來，中國的思想是現代化的，但是她的社會和工業建設卻仍舊落在日本之後。這是這位哲學家兼夢想家的天性使然。

現代日本是統治階級建立起來的，現代中國係平民百姓所締造。因此，在日本當一個領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獨裁，他要人民做什麼，人民就會做什麼；在中國當一個領袖的卻必須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領導人民——這是一種遠為困難的才能，也必須具備超人的才智創造能力。

日本戰敗後十餘年，其國內思想頗有變動，有些地方和我們在戰前所見和戰時所論的頗有不同。如民主主義之抬頭，思想和言論之充分自由，神道迷信之漸趨薄弱，歷史之重史實而放棄傳統的虛偽，工業化之加速與產品的進步，學術研究之加速的發達。凡此種種，影響日本本身之將來與東亞之局勢者必甚大。

從悠遠的年代以來，日本的統治階級一直相信神佛在戰時總是站在大日本這一邊的。元朝不克征服她時，他們就認為那是神佛以無邊的法力保護了她。他們認為吹毀忽必烈汗蒙古艦隊的颱風就是神佛的旨意。我修改本稿時，已在戰後十多年了，還在日本箱根遇見一位老尼。她說人們應該信佛，日本打敗蒙古人，就靠佛的法力的。日本人一直相信歷代天皇都是神的嫡親後裔。直到戰後，日本歷史家得到言論自由，才用科學方法，把那些凝結在教科書裏的神話，一口氣吹散了。

「那是做什麼用的？」上尉問道。

我們此後應把中國文化廣稱為大陸文化，作為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共有之文化，亦猶希羅文化（古希臘羅馬合流之文化）之為歐美各國共同之文化。若在文化方面抱狹義之國家主義，則反將文化之價值減低了。

第一，內政問題。日本倒幕尊皇，政權統一已數十年。我國初則保皇革命，國是未定。繼則軍閥割據，全國擾攘。等到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的時候，內則戰亂頻仍，外則日本侵略，內憂外患接踵而起。那裏還談得到富國強兵呢？

日本的行為很像一個身體健壯的頑童。他抓住了公羊的兩隻角不許牠動，公羊急得亂叫亂跳，用角來撞他，結果他不是被迫放手，就是被撞倒地上。他想不通這隻公羊為什麼這樣不聽話。可憐的孩子！他應該想想和*圖*書如果有人抓住他的兩隻耳朵，他的反應又如何？他應該設身處地想一想，這樣他就會瞭解中國了。

我很欽佩日本的善於模仿，這是中國所做不到的，因為她在這方面似乎有點笨腳。但中國創造能力彌補了這一缺憾，她創造又創造，一直到唐代衰亡。此後千餘年歷經異族侵略、饑饉、疾病等災禍，終至精疲力竭。

六七十年來，我國與日本所定的國策，同為富國強兵。日本所走的路線為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用資本主義所產生的財富來養兵，軍閥與財閥聯合操縱軍政大權。他們的權力超越一切黨派與學派。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日本，一戰而勝中國，再戰而勝帝俄，三戰橫衝直撞而轟炸到珍珠港。

但是單單瞭解日本的中西兩種文化的來源是不夠的。分支可能與它們的主體相似，但是並不完全相同。把相似的東西看成完全相同而遽下斷語，很可能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同時，兩種文化的混合，還可能使原來文化變質。

那次空戰時，我曾經看到七架敵機冒著白煙迴旋下墜。其他的搜索隊也從敵機殘駭中撿回許多類似的符籙，以及彈藥、地圖和科學圖表。這是中世紀迷信和現代科學一種奇怪的混合，但是日本人絕不以為那是迷信；一種存在於冥冥之中的神聖力量驅策著他們為國家奮鬥，神佛則隨時隨地在呵護他們，護符只是那種神聖力量的象徵而已。

日本的情形也是優劣互見，日本人是位鬥士，也是位很幹練的行政人員。日本所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軍事方面的上層結構，並未觸及人民較深一層的生活和思想，她的上層結構固然現代化了，她的精神和觀念卻仍然是中世紀的。對這種情形，讀者自然不會感到驚奇，因為封建制度廢除的時間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治時代仍然存在，中國則在西曆紀元以前就已經廢除了。

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空前成就，應該完全歸功於依循西方路線所進行的改革。這些改革是在世襲的統治階級領導下完成的。他們孕育於尚武精神之中，傚法他國並使之適應本國，對於領袖和祖國更是精忠不貳。他們統治下的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因此從明治初年（一八六八年）開始的日本改革運動，始終是堅定不移地朝著固定目標前進。

日本在培利上將抵達以前，只是中國大陸文化的一支而且是很單純的一支。自從這位海軍上將來過以後，日本就變為中西文化的混合體了。除非你能同時瞭解中國和西方，否則你就無法瞭解日本。

東歐之西德與遠東之日本，已居冷戰中重要地位。西德則站在西方民主陣線而為其重要的一環。日本則表面似傾向西方www.hetubook.com.com，而其內心則猶站在三岔路中，遊移未定。親西方乎？中立乎？抑或傾向共產主義集團乎？現在日本各種不同之政見，歸納起來，不外乎此三點。這是日本的內心煩惱，亦是她本身的課題，而亦為西方民主集團的課題。

日本對同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對忠和恕這兩個重要的道德觀念只學到忠，卻無法瞭解恕。這或許受政治與地理環境之影響而使然，然而日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卻是事實。忠和恕是中國生活的兩大指導原則，忠在封建國家或黷武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則是學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堅執己見，不肯考慮別人的觀點。日本人胸襟狹窄，連他們自己都有此自覺，這種偏狹的心理使他們無法具備建立洲際殖民帝國所必需的領導能力。他們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風度。所以他們藉武力而建立的「東亞共榮圈」，只如空中樓閣，頃刻幻滅。忠和恕在中國卻是攜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貞，而且處處為人設想。中國並不覺得忠於她自己的思想觀念就應該排斥他人的觀點。她常常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觀點，這就是所謂恕。日本人對恕的觀念很薄弱，所以不克瞭解中國。

停戰以後，我視察了好多日本俘虜營（湘西、漢口、南京等址）；我未曾看見當地民眾對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舉動，使我感覺到中國人民度量的寬宏。

講到這裏，我們不得不責備從明治以來至戰事結束這一時代之日本歷史家，他們仰軍閥鼻息，無古太史之風。其中雖偶有若干史家，敢批軍閥逆鱗，但在環境逼迫之下，亦屬孤掌難鳴，遂使日本歷史成為神權迷信軍權崇拜之護符。我就在碰見那老尼的同一天，在箱根的一家理髮店理髮。店主自稱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時代為將軍武士們束髮整容。幼時曾聽人們說，天皇的祖宗是中國人，從中國來的，這些話現在大家敢說了。以前沒有人敢說，說了要殺頭的。可見這些天皇非神說，早在武士階級及民間流傳。他還有幾句有趣的話，我們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錢，在他的小小搜集裏，倒點綴了宋元明清四朝的銅錢，及相當時代的日本錢，他說日本錢是用日本銅在中國鑄的。最有趣味的是，把大正昭和兩代的硬幣排列成行。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硬幣步步縮少，戰事愈久，錢縮得愈小，在最後一兩年間，縮小了幾等於鵝眼。他很幽默的指著說，這是代表「東亞共榮圈」的。從民間流傳的關於天皇源流故事看來，可以推想到日本歷史雖受軍閥之統制，而民間仍保存著乃祖若宗世代相傳之口史，為軍閥所不能毀滅者。

任何國家有這一位瘋狂https://www.hetubook.com.com的鄰居都會頭痛。在過去六十年的動亂時代裏，日本又豈僅使我國頭痛而已！

我國為何想富國而國不富，想強兵而兵不強呢？

使日本人變為好戰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們的一種錯誤信念，他們認為日本是個神聖的國家，係神所締造，而且應該根據神的意志行事，並且征服世界。這種心理是由軍閥御用的歷史家歪曲史實所造成的。為西洋人或中國人所不易瞭解，但是日本人卻的確如此深信不疑。中國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他們把神佛當作道德的監護者，而不是戰爭的呵護者。日本人卻認為日本稱霸是神的旨意。

以上對於中國與日本的比較，和對日本之批評，大部分是抗戰期間我在重慶所想到而記下來的。當全國被日軍蹂躪，千千萬萬人民在日軍鐵蹄下犧牲生命財產的期間，我這記錄似乎相當客觀和公平。這是出於儒家忠恕平衡的傳統觀念，而日本卻缺少一個恕字。對日和約，我國主張維持日本皇室，放棄賠款要求，遣送全體俘虜返國，凡此種種，雖出於政治遠見，根本思想還是出於恕道。我國人民知道「不念舊惡」為維持和平的要道，所以這種和約，為全國人民所擁護。

第二，經濟思想問題。我國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經濟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贊成資本主義的色彩，數十年來一般士大夫復頗有仰慕王安石統制經濟之傾向，故對西洋資本主義，雖不一定反對，卻不熱心擁護。這個事實，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論，就可知道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怎樣的不容易了。

中國某大學的一位教授，原是東京帝大的畢業生，他曾作過一件發人深省的歷史研究工作，說明了這種宗教性的愛國熱狂如何發展為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宗教性的愛國熱狂表現於軍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屢見不鮮。中日戰爭期間，幾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帶著佛教或神道的護身符。我曾經見過許多由中國士兵從戰場撿回來的這種護身符。中國士兵因為見得多了，就把這些護身符看作敵人裝備中必備的一部分，除了偶而拿它們開開玩笑之外，並不拿它們當回事。

日本善於傚法。她傚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國之基礎；她傚法英國建立海軍；傚法德國訓練陸軍；傚法美國發展工業。她傚法十九世紀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國——只可惜晚了一步。她傚法德國閃電戰術而發動珍珠港的突擊——只可惜太遠了一點。

戰後因思想言論自由，近年來新出版的日本史是值得我們一讀的。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公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讀日本最近出版之日本歷史並各種學術的書籍，幾乎使我與宣子有同樣的感嘆！

「求神佛保佑。」我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