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裏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

後來，他真的跑到上海灘住下，在老友章士釗的介紹下，成了名聲更差的幫會頭領杜月笙的清客，最後，竟正是為杜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但是，有誰能相信，這個聲名狼藉的保皇派頭領，這個縱橫於各軍閥豪門間的北洋遺老，這個委身於流氓頭子門下的過氣人物，竟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黨員，而他加入中共時，正是轉入地下的中共被國民黨當局追殺得血流成河的極為慘烈的年代！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執掌政權的軍人，讓自己手有「斧柯」，實現自己的「救國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膽了！利用那幾位智謀不足的大老粗對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動曹錕除掉吳佩孚，鼓動張宗昌投靠國民黨！就在他把奉軍的大將張宗昌（時任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軍務督辦兼省長）哄得有些迷糊之際，奉軍第三軍團長張學良奉父命趕到濟南。「少帥」已經知道傻大黑粗的張宗昌身邊的「楊總參」的居心叵測，所以，放出狠話：「請楊子少出主意，當心腦袋！」圖未窮而匕首見，楊度只得藉故請辭。臨別泉城前，他寫下了這首黯然神傷的律詩。他借表揚一位濟南韓氏的同時，發洩了自己的鬱悶：雖胸有千軍萬馬，志在運籌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鹹不淡地做個詩人而已！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裏接受了「百官朝賀」，翌年初，開始按公、侯、伯、子、男五個檔次封授爵位，剛好四十歲的楊度竟然成為最高一級的「公」，且單享「文憲公」的稱號，其地位遠高於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後來當上大總統的曹錕，當時只是十二個伯爵裏的一個；日後做過大元帥的張作霖排名更低，「子爵」還是「二等」；後來不可一世的吳佩孚起初連爵位都沒有，過了一陣子才被追授了個「三等男」。

多麼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課本！與今人想像不同的是，被一個三十三歲的「執不同政見者」指著鼻子數落了一通，並具體地教導了一頓，清王朝卻並沒惱羞成怒，反倒將這廝直接調入朝廷，讓他專管憲政的普及和實施了！國運式微，當國者首先著急啊！然而，調入中央機關的楊度，依然像流亡在異國的「反對黨」幹將一樣的不「老實」，而且，利用職務之便公然「以權謀私」，到處傳播他那套憲政理論。同樣認定中國必須走憲政道路的袁世凱，曾在頤和園的外務部公所召集會議期間，請楊度前來回答官僚們的相關質詢。現在看來，這顯然是足智多謀的袁氏為楊度擺下的一個挺不錯的講壇，要讓朝中那班守舊的王公大臣們明白，「憲政」到底是怎麼回事。楊度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越說越勇，至後來，竟膽大包天地宣稱：

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啟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救亡志士。

對蔡上將的「恩將仇報」，楊度毫不介意，更未為將軍之死而慶幸，其雅量可窺一斑。民國初期，每有駭俗之舉的楊度，無疑是一面鼓舞熱血青年救國之鬥志的旗幟。與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同窗的蕭子升回憶過，上中專時的毛澤東，「曾對楊度和他的政治行動感到極為興奮和熱切」。所以在未來的岳丈家得見久仰的楊子，當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楊度似乎不記得當年住在「板倉楊寓」門洞裏的那個楊昌濟的未來女婿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他在出任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的要職（政治討論會專職委員）時，就曾對蕭子升打聽過毛潤之，他知道蕭與毛為同窗好友。他問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寫文章，是否全無人情味，是否有殺父之心；甚至還問及毛的相貌是否醜陋！

詩言志，楊度言志的水準是很高的。容我突發奇想：若天假大壽於斯人，則許多中老年人爛熟的《毛主席詩詞》裏是否會多出一首《和楊子先生》也未可知。眾所周知，毛澤東也是個喜歡唱酬的詩人，而且，是個不忘年輕時代的有情人，對困窘的青年時代曾幫助過他的湖南故人，他總會想辦法報答的，有「我失驕楊君失柳」的纏綿佳句和對前岳母家人的頻繁問候為證，有每年償還章士釗先生兩千元錢直至章氏西逝為證，有越級重用恩師王季范老先生的孫女王海蓉和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為證。

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后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裏參加考試。

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

楊度沒活到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指點江山的一九四九年金秋，早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秋，這位終日誦經的居士即「坐化」於上海灘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長壽於斯人，他還會自覺為毛澤東的高參，因為，這是他所終生追求的「帝道」。

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候選郎中」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裏的四品京官。此後話也。初試成績放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的政敵、當過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數日後，他又順利參加了復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楊度等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裏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瞿鴻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員，多系新黨！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也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濤兩次電奏朝廷，指名道姓地舉報梁士詒與楊度與上海的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

楊度的這聲長嘆實在太長了！幽幽穿過七十多年的歷史深巷，隱隱傳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懷才不遇，被世所棄，這是古往今來「國士」的天大不幸！但遺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楊度寫過這樣一句表達自己心境的詩，卻未識這首詩的全部。直至前幾天，我翻閱書架上的存書，無意讀到了有關楊度的文字，方窺知這首完整的七律。詩曰：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秋，四十七歲的楊昌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攜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學系教授。楊先生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裏租了一個小四合院，門外懸「板倉楊寓」木牌——楊教授乃長沙板倉鄉人。毛就被安置在楊宅狹小的門房處棲身，毛與恩師之女楊開慧之戀即始於此時。時楊度為湘籍旅京士紳之首領，自然與楊昌濟多有過往。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年初，楊昌濟病逝於東交民巷裏的德國醫院，楊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弔唁，有感於逝者生前清貧，曾著文籲請各界人士對死者遺屬「慨加賻助」。我查閱過楊度領銜的這封「募款倡議書」，在按資歷與聲望排名的二十九個發起者中，前面是出任過政府總長的蔡元培、章士釗、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為人知的「毛澤東」。恩師過世的那段日子裏，默默無聞的毛澤東與盛名赫赫的前輩楊度定然見過，且會與楊開慧一樣，對「楊世伯」的恩德銘刻在心。所以，我假設開國之初的毛澤東會與楊度有一番唱酬，並非毫無由來。楊度無論其資望還是詩才，總比給毛寫頌詩的柳亞子、郭沫若、周世釗他們高吧？不信？有遺聯為憑：

這些輓聯，不僅是傳誦一時的名聯，亦堪稱近代經典對聯。楊度只寥寥數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寫得既明明白白，又頗富餘韻。真乃一代騷人也！饒有意味的是，被他憑弔並稱頌的亡者，多是與他「政見分馳」的人。尤和_圖_書其那位蔡鍔，本是他推薦給袁世凱後才受到重用的，按說對他應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潛往雲南起兵反對帝制之前，曾領銜致電袁大總統，請求「將發起籌安會之楊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時期的法律術語，即今人所謂的「依法判處死刑」。

一位中年居民告訴我：本來胡同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以前的大房子，但現在都拆了。看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豐盛胡同裏，有兩個「國」字級的單位，而這兩個單位，或許與這位奇人有某種關聯。一是中國法學會，一是國家檔案局。楊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學家，他不僅是清朝《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舊交替時代，他活躍於政治舞臺二十餘載，其思想與作為又理應留給後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卻沒給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面」。

然後，楊度諄諄告誡蕭子升：因你與毛澤東關係密切且廣為人知，所以，須要小心。那時的毛澤東，已經娶楊開慧為妻，拿著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筆錢正在家鄉到處發動疾風暴雨式的農民運動呢！楊不會贊同過激的「暴民運動」，他似乎更多地是在關注已故的老友楊昌濟的女兒的命運。有趣的是，蕭子升竟然總結出了楊、毛兩人的共同點：

當年，為救任教北大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自己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等烈士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裏的房子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只能作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舊居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兩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裏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裏落腳。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胡同是楊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百多米長的胡同裏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

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裏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裡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伙，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

詩寫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名為「和濟南韓虔穀」。那時的他，即將卸任張宗昌將軍府中的「總參議」，心境黯然。他依附於軍閥，並非賣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動機。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跡：

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裡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

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裏參加了經濟特科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

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真是擲地有聲，響遏行雲！近百年前，楊度即有如許之見解，並有如許之勇氣，實在令人肅然起敬！楊度的政治設計方案是，儘早召開國民會議，即由國民代表們參與表決國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裏的極少數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諾諾地稱「皇上聖明」來決定國運。顯然，這是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認定「國民會議」為靈丹妙藥，仿佛這個會一開，南北就和*圖*書統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國就民主了，列強就知足了。從清末楊度開了頭，直到整個北洋時代，此「會」成了朝野人士的一個心病，無論在朝的黎元洪，還是段祺瑞；也無論是在野的孫中山，還是李大釗，當然更包括位於朝野之間的楊度，都一直在為開這麼個會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結果直到「北洋」像老嫗一樣被兇悍的新婦國民黨趕下臺來，這個難產的「會」也沒能降生。

楊度，字子，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青島還是津門，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也許真的沒有了。

倒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二十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彌漫的歷史裏。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一次是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那天因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還一次是二〇〇〇年一月八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館」。從幽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車的站牌旁，偶然見一方里弄口的牆上嵌著一塊小小的銘牌，上面刻著四個字：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設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務處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統年，竟由總理大臣親兼一把手。所以說，此機構雖為新設，且是以編譯和制訂新法為主要工作的務虛部門，但級別很高，算是正部級編制吶！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滿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而楊度也應運而生，成為近代中華倡言憲政第一人。為籌建憲政黨，他曾與熊希齡趕往神戶，與梁啟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憲政黨幹事長。所謂立憲，亦可謂政黨政治。無多黨，何來競爭？無競爭，何談監督？無監督，何能不腐敗？因內部人事糾紛，憲政黨沒能搭建起來，他又一鼓作氣創建了「憲政講習所」，後改稱「憲政公會」，他任常務委員長，明確提出以「設立民選議院」為中心目標。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秋，楊度回到湖南為伯父楊瑞生奔喪，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湘省士民入京開展國會請願運動，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今天，距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近百年之後，我認真讀著楊氏的激揚的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標點與段落由筆者所加）：

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只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裡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後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的，長詩被同在日本的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刊》上。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

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幹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https://m.hetubook.com.com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

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恩來先生，確乎與楊度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

說起來，楊度也有恩於毛澤東。話說當年，年輕的湖南學生領袖毛潤之（毛澤東，字潤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倫理教授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楊昌濟，字懷中，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青年時代即為湘省維新運動骨幹人物，後留學日本、英國，民國初年回國，先後任教於湖南的幾所師範學校，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弟子。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糊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

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

楊度堅信自己會是「中華帝國」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蘭西訂製了一套華貴的宰相禮服！只會舞文弄墨的楊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況且，他幹的本來就是一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大蠢事。於是，當袁世凱一命嗚呼，黎元洪當家作主後，楊度和「籌安會六君子」立即成了新總統下令緝拿的「帝制禍首」——先總統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的，繼任總統的通緝令是七月十四日發佈的。也就是說，楊度從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裏，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若不是他猶豫之後終於遁往津門避難，沒准其生命就中止於四十一歲那年了，因為有人動議開除他的國籍，更多的人則提議誅楊度以謝共和！在國人皆曰可殺的那些日子裏，他不得不躲在青島和天津兩地的洋租界裏，除了研究佛經，就是研墨臨池——漢隸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兒。後來每到潦倒時，他總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潤筆費維持生計。

雖然楊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實現，但他的才幹卻贏得了那個時代幾位想改天換地的人的尊重——這邊，袁世凱拿他當心腹；那邊，孫中山、黃興引他為知交。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夏秋，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邀請孫、黃二位相繼入京晤面，楊度即因與雙方均有密切關係而專程從青島趕往北京參與巨頭之會。這樣一位天賦很高且資望很好的政治家，卻因篤信君主立憲而成了袁世凱稱帝的頭號幫兇。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他和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頗有清譽的名士成立了「勸進」（勸袁氏當皇帝）的「籌安會」（時稱「六君子」），他具體領導了帝制運動，由此得到袁大總統親賜的「曠代逸才」匾額。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實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隱瞞下來，不光國民黨當政時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產黨坐定天下後的很長時間裏，依然沒被公開認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被親歷者似是不經意地披露出來！謎底是這樣揭露給世人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回憶前年謝世的周恩來。文中有這樣一段：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和圖書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

只是，楊度的成功只持續了兩個多月——他擁戴的袁世凱只做了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的君主即一命嗚呼，他也因之毀了清名；而毛澤東卻把「中華民國」的當政者們趕到了大陸東南角上的幾個小島之上，讓中國變得誰也不敢小覷起來。

清末曾被袁世凱延攬入閣當學部副大臣的楊度，在眾多「寓公」裏，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畢竟也有過自己的房產。只是，前些年，青島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風景的高樓大廈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國洋房，現在剩下的寥寥幾幢「原裝樓」，哪有屬於他楊度的只磚片瓦！他被解除通緝後，儘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甚至當過軍閥張宗昌的總參議，但其名聲之惡一直為人們所不齒。後來，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對先總理的這位朋友並不領情，這個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慘兮兮地稱「此後生涯正無住著，意在赴滬鬻文」。

這篇《難忘的記憶》，除了讓人們加深了對已故總理的緬懷之外，還意外地讓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楊度的子女們淚流滿面，更讓天下知楊度其人者目瞪口呆——這個註定遺臭萬年的人物，竟是億萬人敬愛的周恩來先生親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嗚呼！

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炮」之綽號，也無法將其說服。楊度的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很快就贏得了中國留學生的膺服，湖南二百餘學子投票選舉同鄉會會長，楊度得票八十二張，僅比公認的革命黨首領黃興少五張。日後，他又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館幹事長（相當於會長），可見人氣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隨五位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訪的湖南老鄉熊希齡找到他，請他代五大臣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楊度遂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超眾文采一併傾於紙上，寫下《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方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式》兩篇綱領性文章。「答卷」上交後，得到了五大臣的讚賞，其精華悉收入「考察報告」中。對楊度來說，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采的「殿試」，以致連住在養心殿裏的那位老婦人也暗暗饒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緒皇帝於是年七月十三（九月一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兩年後，又接受了張之洞和袁世凱的聯名保薦，傳諭：

那時的青島，乃德意志帝國的遠東租借地，非中國政府所能管轄。民國既立，遜清的末代恭親王溥偉、前軍機大臣那桐、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一大批總督、巡撫、大臣、副大臣們，便紛紛成了膠澳租界的寓公。那時青島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漁民少，而海邊的房價興許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來的遺老們都能買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態各異的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