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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無論國民黨的「孫中山」，還是共產黨的「陳獨秀」，名字都竟與同一個人有關，此人豈不偉乎？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帶走了太多的東西！本應留給後人的那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卻因為時代使然，成了遭遺棄的廢品。每想到這裏，我總會想起章女士在《憶父親》中寫得最準確的一句話：

自東向西，我們開始逐門尋訪。路南，一溜高牆和牆上方露出的高大飛簷讓我感覺到了一個舊朝豪宅就在跟前，破牆而立的大門外果然有一方「舊宅院」的文物保護銘牌。問一位路過的老太太，這裏曾是哪位大人物的住宅？老人邊走邊努努嘴說：這裏頭是中南海的宿舍。

你看，是章氏的刊物把後來創建了中共的「南陳北李」招到了一起。彼時的章士釗，是位思想界的先驅而不是什麼「落水狗」，他的《甲寅》，是極有影響的民主主義灘頭堡而不是鼓吹舊文化的死角。他的有些文章，都被收入國語課文裏了，可見影響之大。《甲寅》影響了一代知識份子。除陳獨秀、李大釗自覺站至章氏旗下，年輕一代也競相追捧「老虎」，當年，毛澤東就曾經常向朋友借閱《甲寅》，他的恩師楊昌濟無疑是位最有影響的推薦人。

是的，沒有一個，無論是重用他的「臨時執政」段祺瑞，還是收納了他的民間領袖杜月笙；也無論是與他打官司的「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還是格外眷顧他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

見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詫異，待聽完我的來意後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標明，她即本園的園長。她告訴我說，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歸區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現定居美國，他的後人去年還回來看過，但不姓章。至於七八十年前那個當部長的章什麼人是不是住這兒，可就說不清楚嘍。

你看，主人和客人都不講什麼禮儀了，說累了也無妨，不是蹲著就是躺著。當時，一心為革命的先驅們真是沒有一點領袖的做派。

上海司法機構逮到刺客後，竟順藤摸瓜揪出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又從洪的信劄裏看到了內閣總理趙秉鈞的影子！趙總理乃袁大總統的紅人，於是，袁便成了最大的嫌犯。後來，刺客與趙秉鈞先後猝逝於上海獄中和直隸總督任上（趙因宋案已改任斯職），這一下，全國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偵探，認定當任大總統即幕後主謀。儘管袁曾催促趙秉鈞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調查，也儘管官場皆知老袁對小宋同志的才幹賞識有加，而且迄今尚無直接證據表明袁與宋案有涉，但這一血案已經不容置辯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統治者的又一大罪狀。

此宅如此之大，大大地出乎意料！走遍京華，規模如是者十分罕見！修復已無可能，重建實在不值，好大一片地兒，就只能任其頹敗矣。出了大宅院，再看路北。

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當然不是隨風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叢，也不是你繞我纏的軍政過客們的粗蔓亂藤，而是幾株各成風景的國士的蒼然大樹。然而，歷經七八十年的滄桑巨變，已經有眾多粗壯的喬木紛紛倒伏於歷史的河床上，並隨之被時代的洪峰捲入水底，到現在，已沒有一圈兒微瀾來證明其曾經的高大與葳蕤。倒是有一棵孤立著的高大桐樹，無論政治季節的更換如何慘烈，也無論人格謗傷的冷雨多長時間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綠著，直到壽終正寢。在充斥著亂砍濫伐記錄的中國現代政壇史上，這幾乎是個絕無僅有的例子。

清末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的《北京志》。查該志可知，至一九〇七年，北京人口有二百萬，內、外城的「正戶」與「附戶」加起來是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戶。北洋時代是個動盪的時代，人口與戶口不會增長到哪裡去，所以，那時的城裏人家的生存空間很闊綽，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牆而出另立門戶。

章士釗在袁世凱死前，已經從幕後走上了前臺，當上了討袁的護國軍軍務院秘書長。

前年冬天，我曾在北京潘家園舊書市上見過一本套在塑膠袋裏的《甲寅》，封面上虎的圖案一下子讓我想起「章老虎」。只是賣書人索價二百元，而我又怕沒心思讀滿本的文言文，便掂了掂又擱下了。但等下一次去欲請「老虎」入住我家書架上時，那本書已經不見了。此題外話也。

北洋政府垮臺後，國民政府當家，他也沒吃苦。雖說成了新政府的通緝犯，但他先是又去歐洲遊歷了一年，後受張學良之聘，回國去東北大學當了教授。出關教書，既解決了生計，又解除了通緝，真是一舉兩得——本來是遭通緝的「北洋餘孽」，經「少帥」說情後被免除。「易幟」未久的張學良那時牛得很，他讓東三省歸了中央政府，為統一中國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話在南京很有分量。

而章士釗與李大釗的相識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論文，章讀後，「驚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歐公，即宋代大家歐陽修。章士釗便寫信請這位李守常來見。從此，兩人成了「從無間斷」的好友。有人考證過，李大釗的思想與文風均很受章士釗的影響，並且在給《甲寅》寫稿時只以其字「守常」署名而不肯以名「大釗」落款，原因是生怕以「釗」示人會有掠章士釗美名之嫌。後來，回國後的李大釗還用過一個筆名，叫「孤松」，或許是為與好友「孤桐」相呼應而起的吧！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在舉國聲討聲中死去，護國軍完成使命，軍務院撤銷。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釗與在日本結識的陳獨秀、吳稚暉探討完有關新內閣的組成事宜後，於七月二十一日趕到北京，在這魏家胡同的大宅裏住下了。

也許，章士釗死活不肯入黨的清高讓袁世凱感到了希望？他不時遭受到激進的黨人攻訐的傳聞讓大總統看到了縫隙？老袁曾托人帶去親筆信，讓章早日回國效hetubook.com.com力——看似粗人的老袁的不俗書法，還曾讓章士釗眼睛為之一亮呢！

近代湖南，人才輩出，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湘江邊上的那座嶽麓書院正門上的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只是，這副有些王婆賣瓜意味的對聯說的只是現象，而沒說本質，本質應該是：世上確有天才，而近百年來湘省的天才有點紮堆兒了——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楊度、章士釗、齊白石、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乃至現今的朱鎔基，這些傑出的湘人，要麼國君，要麼國士；文可為相，武可為帥。綿延百餘年，不絕於途，真令外省人嘆觀止矣！儘管毛澤東在收拾陳伯達時否認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黨內路線鬥爭」的需要，權當客氣話，切勿當真。天才乃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能說無就無說有就有？

顯然這是比幼稚園更大的一所宅子，因為透過二門，我已經看到裏面的嵌有精美磚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總統袁世凱哪會瞅上他！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上時，年僅三十歲的宋教仁是內閣中的農林部總長，後辭職專事組建國民黨，鼓吹議會政治，致力於本黨以優勢選票入主內閣。他正是在來京參加國會的時候死於非命的。章士釗與宋教仁是湖南同鄉，又是在日本留學時的革命同志。而且，宋還比章小一歲，享年僅三十一春秋！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釗悲憤異常。儘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誰，也判斷不出袁的那聲哀歎到底是真心難過還是假惺惺地作秀給他看，但血案畢竟發生在袁手底下！

查地圖得知，魏家胡同在東四北大街附近。

倒是有幾幢像是舊時的大戶人家的房子，但門牌不對。

離開袁世凱的章士釗成了英雄，但留在北京的朋友楊度、朱啟鈐等人卻成了助袁稱帝的歷史罪人。那些日子裏，海外的《甲寅》成了火力最猛的討袁輿論陣地。章士釗的那些觀點犀利邏輯嚴明的政論，成了天下進步人士渴望讀到的思想啟蒙甘霖，陳獨秀、李大釗等精英莫不受到章氏的影響成為《甲寅》的作者，進而成為後來的《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創辦者，並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特立獨行的章士釗卻不肯隨波逐流，他愛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貴植物，而是極普通不過的梧桐——「青桐」、「少桐」、「秋桐」、「孤桐」，這些「桐」字系列的筆名，記錄了他由一個長沙鄉間才子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大政論家的全過程。

在天下一片討袁聲浪中，縮在中南海裏的袁大總統一定會一邊用衣袖擦著鼻涕（他老人家習慣這樣解決個人衛生問題），一邊大惑不解地瞅著楊度犯傻：我對你引薦的那個章士釗哪點不好？他為什麼要死命反對我？

這位友善的園長邊說邊往門外引我們，然後，又不辭悶熱地領我們到了鄰近的一座同樣規模的門前去打探。

在一進院通往二進院的月亮門處，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歲上下的女子正拽著一個淚汪汪的少婦的胳膊在勸說什麼。想必這是剛把寶貝送入幼稚園的家長聽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離去，而幼稚園的老師正在見慣不怪地攔截肝腸寸斷的家長。其實，在院子裏，年輕的老師正帶著花花綠綠的小兒女們做遊戲，熱鬧得很。

我一下子醒悟過來，可不？南面不正是什錦花園胡同嘛！堵在此院南邊的那棟高樓，不正是國家經計委運輸研究所的辦公地嘛！

是他厭倦了？刺殺未遂，租界巡捕將刺客緝捕歸案。他身為主謀，逃跑尚來不及，卻天真地於當晚跑進巡捕房意欲與被捕者「一商對簿時如何立辭」！結果巡捕們只問了幾句就看出破綻，遂當場將其扣押審問，偏偏他又不會說假話，供出自己的住所。於是，包括黃興在內的一大批同黨相繼入獄。在獄中他意氣消沉，竟說過出去後欲往西湖邊開個小牛肉店的沒出息的話！於是有人猜測他是怕再遭牢獄之災，故厭倦了政治活動。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當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儘管我知道無論地位還是學識，我根本不配。一個很想走近他內心的後生已經越來越懂得這位國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讀懂，章含之的那些回憶文字也根本沒有折射出其先父思想的光芒。

章含之追憶道：

章家老三從小生長在遠非通衢大邑的「沖」裏，人文土壤的貧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脈裏也沒流淌著高貴的成分，他何以就長成了一棵頂天的大樹？放眼望去，不算太遠的一個更偏僻的「沖」——韶山沖裏，十二年後降生的那個學名叫毛澤東的娃兒，日後不更是擎天柱似的嗎？

中國歷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樹喻人之習。如以柳樹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樹形容丈夫偉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節操正直。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乾脆把為其遮過雨的泰山上的那棵松樹敕封為「五大夫松」，而現今南國的人們仍把天寒時能開出紅紅火火的木棉花的樹叫成「英雄樹」。

章士釗正是憑雄厚的才力和清高的名節讓老袁器重的，章卻不甘為其驅使並最終不辭而別。

也就是說，章士釗在京的第一處故居已經不復存在了。

我和小田硬著頭皮進去。沒有人阻攔。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秋，回國後的章士釗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楊度的帶領下前往「公府」見到了賞識自己的當今大總統。老袁也真夠意思，竟讓章士釗住進了自己在府外的家裏——和圖書錫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後半年，總統時常召見晚輩章士釗（兩人相差二十二歲），甚至還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對小章竟到了「你想怎麼著都成」的地步——想當內閣的總長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處大小隨便你選，錢呢？由著你花吧（「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

其實，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調和新舊體制，如完善政黨政治，如堅守傳統文化，如立國以農為本，一樣都未能實現！民國以降的忽而這個極端忽而那個極端的歷史，不都在證明著這位超時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們總在忙於既得利益，沒人聽他詳說國策，沒人理解他的價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這株深秋裏的蒼桐，只能紮進故紙堆裏，但願長醉不願醒，待闊葉落盡，水分盡失，一陣輕風便折了它乾枯的生命。

不過，五星紅旗下長大的幾代人知道的章士釗，卻不是什麼「桐」，而是「狗」，並且是「落水狗」。儘管魯迅先生自己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但他老人家罵起人來也真叫厲害。歷年的中學課本裏總少不了魯迅的文章，而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先生就憤怒地罵章士釗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號召人們要窮追猛打之，而決不能「費厄潑賴」（fairplay英語：公平比賽，魯迅意為「寬容」）。在那個「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毛澤東語）的年代，哪個學生不愛聽聖人一樣的魯迅先生罵人？魯迅都當狗罵的人，能是好東西嗎？於是，記憶中的章士釗就和反動軍閥段祺瑞綁在一起了，他不光沒學問（連「二桃殺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還是流氓無賴（竟然雇一班老媽子去毆打進步女學生）！他不僅思想反動（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而且手上還有愛國者的血債（他是「三．一八」慘案的主謀之一）。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從山東菏澤來京，就讀北大，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的學生，後留學美、德、法諸國，獲經濟學碩士（後被美國人追授博士）。回國後他歷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山東省主席、北平特別市市長，國民政府潰敗時，他因參與了和平解放北平運動而遭受過國民黨特務的暗害，宅門一開，炸彈爆響，全家一死五傷。他有幸一直活到一九八二年，才以八十七歲高齡謝世，生前為全國政協委員。其女何魯麗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博士曾經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書卷氣。

正想往裏走，有個民工模樣的人出面阻攔，說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裏去。口氣很堅決，我也只好作罷。

女兒的不孝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歷史的不屑。在政治運動陰影裏生活過太長時間的人們早已習慣了對所有歷史事件的固定講述，誰還有心思與機會去自己翻閱或求證一下事實的真相？

也許，袁世凱還看中他的是他與孫中山、黃興兩大革命黨首領的既親近又獨立的關係。

院子極大，一個套著一個。幾幢高大殿宇氣度依然，但卻早被後來搭建的大量磚房擠兌得沒了脾氣。往南走去，森然的古樹還在顯示著此院的滄桑與傲然，但樹下的方亭卻被磚牆砌成了今人的住宅，亭前是一堆垃圾一般的破爛兒。那邊，一截長廊已頹敗得一觸即坍的模樣。唯見完整的是東側的一個月亮門，裏面是兩個套疊的小四合院。只是家家無人，空有蟬噪。正欲退出，但見一位清秀的姑娘推自行車回來。問她：這是單位宿舍嗎？她答：是中央工委機關宿舍。再問：大院以前住著什麼人物嗎？再答：住過毛主席的親戚。至於此宅解放以前曾是哪位大人物的宅子，她便搖頭不知了。

我理解章女士的遺憾，但卻不理解她何以長達九年未到亡父靈前祭祀？她說，她只在父親走後的第二年（一九七四年）清明節去過八寶山一趟，之後就再也沒去過。到了一九八三年秋她為給新逝的夫君喬冠華選骨灰盒時去了趟八寶山，這才想起進骨灰堂看了看父親。她自責是「不孝女兒」。

不是天才，他哪會離開日本後又去英國苦讀近五年求索救國之真理？

一九九八年五月，章含之攜她的第二本自傳體著作《那隨風飄去的歲月》，與演員秦怡、作曲家陳鋼一道來青島簽名售書，我與她曾在青島香格里拉大飯店有過淺談。她比想像的還高還胖（她笑道，胖是惡症手術後做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她優雅而自然地請我和同事宋華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遺憾，她對自己的父親真的所知不多，甚至當我問及父親為什麼給她起「含之」這個名字時她都笑答：我還真不知道。女兒洪晃花了十多萬美元在我們青島東部海岸上為她買了一套高層複式房，她說，她會常來這裏住的，因為，這畢竟是屬於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隨父親住過的所有房子，要麼是父親朋友的，要麼是國家的。

一曰王懿榮。論官職，王懿榮只是一個從四品的「國子監祭酒」和「南書房翰林」，在滿朝紅頂子中並不顯赫。但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卻是一品大員也比不上的，因為正是這位山東福山人最先鑒定出袁世凱老家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由他而為世人所知。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城後，他因臨時受命為義和團的頭領而自知無力抵抗，便寫下絕命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後吞金並投身自家院內井中自盡，其妻與大兒媳亦隨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娘兒倆回到京城後，聞知朝中居然有如此捨身殉國的官員，大為感動，特諡其為「文敏」。後其子將故宅辟為祠堂，請軍機大臣張之洞題寫了匾額，並在井上小亭處題「福山文敏公殉節處」的石碑。住在同一條胡同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和順天府尹（北京地區一把手）均曾到場祭https://m.hetubook.com.com奠。如今，宅已無存，碑之焉附？據說，此碑尚在，舊房拆遷時被其故鄉文物部門拉回老家去也。住過王懿榮一家，小巷裏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節烈氣。

章士釗為何堅決不入革命黨？

章士釗當年棄袁世凱而去一節，相當富有戲劇性。若有擅京劇者將此編成一出折子戲，沒準兒會比一些傳統的老生、花臉鬥智鬥勇戲還有韻味哩！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歲即被聘為上海灘的《蘇報》主筆並使該報一躍成為國內反滿第一報嗎？

「孤桐」自己說過，他一生既無不動產，也不蓄財。當然，不管是位居閣員還是落魄民間，也無論是北洋時期、黨國時期還是共和國時期，他總有貴人相助。用熟悉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

他也很受袁世凱恩寵。雖說與袁氏相識大大晚於楊度，但他受老袁禮遇的程度一點兒也不比那位後來得「禦匾」的「曠代逸才」少。這倒不全因為他當時的夫人吳弱男乃袁氏的恩人吳長慶的孫女，而袁又是個知恩圖報的人，更因章本人已經是名滿天下且又特立獨行的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了。

也就是說，蜚聲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後來的政府總長章士釗先生是斷斷不可能窩憋在現今的十三號裏的。屈指回算，北洋時代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天地已經翻了幾翻，小小的門牌的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那時候，除了魯迅的觀點之外，我對章士釗其人全無瞭解。

如此看來，要麼西邊的那座幼稚園，要麼東邊的這所高深莫測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棟屬於當年章先生的。

一九七二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釗已經九十一歲高齡了，耄耋之年對女兒說起當年的情事，依然十分開心。他告訴章含之，吳弱男做了幾天說客後，非但沒把他說服，反倒把自己賠上了，成了他的未婚妻！

查資料得知，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春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章士釗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時的章宅，是魏家胡同十三號。

有誰知曉，「孫中山」這個響遏行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釗給起的！本來，孫文常年奔走海外反清排滿，被清廷視為洪水猛獸，故其名字前加了「氵」成了「孫汶」（晚清的統治者擅弄這類小把戲，比如把吳越改成了吳樾），而國內一般民眾並不知孫先生之真實面目。章士釗得到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自號「白浪庵滔天」）寫的一本介紹孫先生革命活動的書《三十三年之夢》後，立即著手翻譯並向國人強力推介：「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當時孫正在日本，為方便秘密工作，為自己起了個日本名叫「中山樵」。章氏「擅自」將孫氏的姓與中山的名綴在了一起。卻不料，孫文將錯就錯，由此，革命先驅者「孫中山」的大名傳遍了海內外。

那時的章士釗認為，他不適宜投身政治活動，只可能走「苦學救國」的路，他要在理論上發憤學習，為喚醒大眾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最符合想像的是一幢高大的門頭，絳紅色的「廣亮大門」顯得十分超凡，而且，整個建築是新近維修過的。該宅門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兩邊已經破牆開門，門上懸著電腦、財會培訓學校之類的大牌子。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無緣識得東風面。章老先生過世時，我還是個十六歲的初中生呢，只會端著刊有章氏追悼會消息和照片的報紙發愣——被魯迅罵過的「落水狗」，死後怎麼會這麼風光！原來，主席和總理身邊的那個清秀的女翻譯章含之竟然是死者的女兒。

那一陣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獨立曠野的茁壯風骨。紫禁城迤東不遠處的錫拉胡同是緊傍黃城根大街的一條小巷，二〇〇三年七月八日上午，我駕車從靈境胡同拐了進去，在一座大樓門口停了車。

七月的北京，悶熱難當。開夏利的司機捨不得開空調卻一個勁兒糊弄我們說：開窗多好，自然風不傷人，也不傳染「非典」，云云。等車子停在路邊「魏家胡同」的紅路牌下時，後背和褲子已濕濕地粘在了身上。

不過，住在另棟舊廊房裏的一位中年男子卻不以為然，告訴我們：這裏是清末一個姓馬的大營造家的宅子，吳佩孚不住這院兒，住在南邊那個院兒裏。

再回望小巷，貼牆處只稀稀拉拉立著幾棵無精打采的白楊樹。是的，根本沒有蒼然的桐樹。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來歷，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這句成語，當年周恩來會見外賓時隨口說了句「越俎代庖」，一旁當翻譯的她竟張口結舌！事後總理頗不以為然：行老的女兒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行老好好學學中國文化啊！

這家也是一座「廣亮大門」，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門四敞八開，大門的描梁畫棟工程似已完工，門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畫還散著淡淡的油彩味兒。門後，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老人在香港過世時，已經九十二歲矣。北洋人士，鮮有如此高壽者。章士釗，字行嚴，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所以，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毛澤東一直以「行老」稱之。因為章士釗既是毛的恩師兼後來的岳丈楊昌濟（懷中）的同輩好友和旅英同窗，而且還是北大的教授，毛澤東得以進入那所著名的大學打工並旁聽，也都與他有關。既是父執又是老師，而且還一直幫助共產黨，所以，毛對章一直非常客氣。

老袁安知士釗之志哉？所以大總統儘管對三十出頭的章士釗禮遇極重，但章就是不識抬舉，反倒「恩將仇報」。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他正在總統家裏與袁共進晚餐時，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暗殺的電報傳來。袁當著章的面拿著電報歎：「初（宋教仁，字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章士釗第二天即逃離京都，潛往上海。

此桐名曰「章士釗」。

能受到國https://www.hetubook.com.com家最高領導人的如此隆重的恩寵，這可真是天大的榮幸哪！

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進門是影壁，影壁西側是一進院。

但令人無比困惑的是，這樣一個鐵板釘釘兒的反動派，居然從來沒被「打倒」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刮起的一陣緊似一陣的政治狂飆中，他的好友一個個成了罪在不赦的「極右派」或「歷史反革命」，唯獨瘦弱的他卻安然無恙地呆在史家胡同的深院裏，用他曾賣過好多錢的毛筆字，恬靜地撰寫著繁體的《柳文指要》。而毛澤東主席竟有閒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該書出版後，周恩來則將這十幾冊厚的《柳文指要》贈送給了陪同尼克森訪華的翻譯弗裏曼。

章含之說，父親晚年的修養已是爐火純青，儘管一直遭受誤解，卻從不為自己辯解。

一曰蔣百里。據說一位德國駐華武官評價過：中國最優秀的軍事家就是蔣百里。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學著名的日本士官學校，與蔡鍔以及後來當過日本首相的小磯國昭同窗。自日本回國後，他復赴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以二十九歲的年齡出任保定軍校校長，令官場為之一振。北洋時代初期，他是首屆內閣的陸軍部次長（總長是段祺瑞）、總統軍事顧問；後期曾在「十四省討賊聯軍」任過吳佩孚的總參謀長。南京立都後，他雖為北洋要員，卻沒被追究，反被蔣介石安排到到原先的職務上了——陸軍大學代理校長（校長由蔣自兼）。不幸的是，抗戰初期，這位軍事天才病歿於廣西。如此說來，無論北京時代還是南京時代，整個民國的將領們大都是蔣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將軍在，胡同便不乏英武氣。

在上海的家中，他宴請了孫中山、黃興和與袁氏有積怨的前清總督岑春煊，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討袁。數月後，南方各省討袁軍興，討袁檄文即出自章士釗之筆。

豈止我無知，就連章含之對亡父也並不理解，她在自己那本暢銷的《十年風雨情》一書中承認，她在香港目送父親的棺木進入火化爐時，才感到自己「始終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脈搏」。

章士釗以桐自喻，早年著文，筆名全帶「桐」字。

莫小看這條細細的巷子，從清末到民國，此胡同可謂虎踞龍蟠。除袁世凱在此居住過外，至少還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說。

這條胡同的西端，曾有袁世凱的龐大的家，而民國元年秋章士釗被安排住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總統已經帶他眾多的家人與下人去了中南海裏。

這位飽學之士的筆名並不來自哪部經典，他自己解釋過這些筆名的由來：少年在老家讀書時，他總愛在庭院裏的一老一少兩棵梧桐樹之間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幹直，很得他喜歡，他常在樹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歲在上海灘開始辦報時，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後來在日本參與革命活動時，一位摯友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而憤然跳海自盡，他「黯然有秋意，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軸，遂易青而為秋。」回國後，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結盟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訴他：《紅樓夢》中賈璉之妾就叫秋桐，你怎麼能拿風流的賈二爺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筆名？於是，他又從唐代白居易的《雲居寺孤桐》一詩得到啟發，改名「孤桐」。

有門鈴按鈕，但門虛掩。推開大門，孩子們的拍掌唱歌聲撲面而來。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歲那年流亡日本成為孫中山、黃興所倚重的策士，且因執意不肯加入同盟會而讓孫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幫助！」

討袁失敗後，他二度流亡日本，創辦了以反袁為主旨的雜誌《甲寅》。那一年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農曆甲寅年，按十二生肖排序，又是虎年，雜誌名即由此而來。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貧書不多」的弱冠時就「夜午不肯息」嗎？——現在有幾個家長不為孩子的學業而犯愁？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歲時考取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並一躍成為其學生領袖嗎？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國內最激進的《蘇報》的主筆，連當朝皇帝都敢罵為「載小丑」（結果釀出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其盟兄章太炎入獄服刑，盟弟鄒容瘐死監舍），那他還有什麼話不敢說？他連暗殺組織「愛國協會」的副會長都敢出任（會員有蔡元培、陳獨秀等），並著手組織行刺清廷前任廣西巡撫，他還有什麼大事不敢承擔？

錫拉胡同實際上是一條拐了彎兒的兩條胡同，很窄，容不得兩車並行，所以，胡同西口就立著禁止機動車通行的標誌牌。北京的私家車增長太快，甭管住房多麼簡陋，住在陋巷裏的居民是否有錢，汽車是要一窩蜂買的，所以，胡同裏的破門舊簷下，就到處擠放著一輛輛很扎眼的小汽車。北京市民向不乏愛國熱情，但也從來不少「跟風跑」的習俗，無論是上街遊行還是上街搶購。二〇〇三年春就平地掀起了一場到超市狂買食品以備長期在家與「非典」抗爭的消費熱潮。

然而，因為「舊房改造」，這裏本應彌漫著的節烈氣、英武氣和書卷氣全都沒了，左看右看，有些氣象的舊宅院根本就不存在了。最有分量的建築就是眼前這棟不大不小的六層居民樓，但它遮了半條胡同的陽光，讓我心裏也難免黯然了不少。無疑，是共和國的大樓壓垮了北洋的一方方四合院。

倒是這座大門旁邊的一座只一米寬的小鐵門讓我怔住了，因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門牌正標著我想找的那個地址：魏家胡同十三號。

我一氣讀完那本書後，對那個已經過世多年的瘦老頭子不禁肅然起敬。我想更多地瞭解一下這位歷史人物，便托青島市政府駐京辦的人設法打聽到作者的近況，得知這位當過副司長的名女人早已離開朝內大街上的那棟外交部大樓，調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去了，但和-圖-書當時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給她，她回過信。隨後，我供職的《青島晚報》上連載了十幾篇關於章士釗與毛澤東的故事。

只是，讓孫中山和黃興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參與籌劃革命黨聯合的章士釗卻堅決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這一點，他比他的同鄉楊度還拗！人說湖南人性同騾子，不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獄後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他盟誓簽字入會，可是熬了兩天兩夜，他就是不肯答應。之後革命黨人見正值春光的章士釗（時二十五歲）對孫中山的英文女秘書、年方二十的吳弱男小姐頗有好感，便安排敢「與孫文上下議論」的「氣焰萬丈」的吳小姐，前往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黨人欲以美人計收降此倔人。

和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一樣，魏家胡同也是一條東西向的胡同，路邊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楊。

去過錫拉胡同的兩天以後，我去東四一帶找章士釗第二次來北京時的舊居。朋友小田與我為伴。

而且，他也真的厭倦了——投身革命以來，他已看到了革命黨人只重行動不重理論的隱患。他認為，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國民，而不僅僅是死上多少個烈士換取多少個權臣的頭顱。他甚至預言過：「黨人不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民主制度卻一直未能在中國確立，社會反倒更加動盪不安，這正應驗了章氏的不祥預卜。

因路邊車密，我只能把車停在稍寬一點的這座樓前。不料，大院兒裏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著口罩的保安員，趨近正色稱：非典期間，外地人進院要登記！他顯然看到了我的魯Ｂ車牌，以為我要進去找哪單元的哪位朋友呢！

不過，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游走於京城胡同的經驗告訴我：這個緊緊關閉著的紫漆小門，顯然是從這座大宅子牆上破出來的，小門後一定是個小院，裏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幾戶尋常百姓家。僅此而已。所以，我攔住了欲叩門探訪的小田，告訴他：肯定沒戲。

於是，北洋時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爭相閱讀的符號：一個堅決反對專制極力倡言民主的嘈雜時代樂章裏的強音符，又是一個厭惡新文學堅守傳統文化陣地的行進曲中的不和諧音。但無論如何，這是民國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獨具風骨的碩桐。

北洋時期，無論誰當政，他這個名士、國會議員都不會囊中羞澀；想到歐洲去轉轉了，大總統黎元洪馬上派人送來一筆可觀的川資。

正怏怏退出此院時，又見到一位也是推車回家的中年女子。她倒是對此院知根知底，也待人熱情。這位姓張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蠻熱情地告訴我們：她的父母都是「中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從一「進城」就分在這院兒裏居住，毛主席的親戚是指楊開慧的哥、嫂，兩位老人曾長期在月亮門裏的小院兒裏住，老人過世後那裏就成了單身宿舍。不過這裏已經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央機關的住家，有的因提拔而去了別的地兒，有的嫌住宅太擠便在空地上建了違章房，有的明明已經搬走卻把房子租給了外人——住在古樹下的那一戶就是四川來京打工的農民。至於這裏解放前是誰的家，該女子答：「聽說是大軍閥吳佩孚的家。」

從灰瓦下的方銅牌上得知，此為「魏家幼稚園」，且是東城區的「文明單位」。

章士釗與黃興的關係更鐵。他二十歲時離家在武昌求學時即與同鄉黃興相識，兩年後，又一同在上海灘參與政治暗殺活動。某晚，黃興向他展示一把新購得的手槍，兩人正喜滋滋地摸索著，突然槍走了火，一粒子彈擦著他的頭皮嵌在了窗櫺上！未久，因他的莽撞而連累了黃興，又一同入獄。這種交情，不正所謂生死之交、患難之交嗎？出獄後章士釗即流亡日本，當年（一九一五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黃興在東京與孫中山相見。

這位早期風風火火的革命家晚年回憶過當時相見的情景：

章士釗就是天才。

《十年風雨情》是章含之寫下的第一部自傳體著作，是一九九五年春天出版發行的。她在該書中的《憶父親》篇裏為自己早年對父親和家庭的對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時也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有人要寫章士釗傳，還會遭到有關方面的反對。

比之與孫中山、黃興兩大國民黨領袖，章士釗與陳獨秀、李大釗兩位中共領袖的關係更「同志加兄弟」（胡志明詩句）！

和楊度一樣，章士釗也是從三湘大地走出來的一代國士，也曾在鄉間飽讀傳統文化經典，也去過日本，也是北洋時期頗得統治者敬重的名流。但與楊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釗的家世並不顯赫。人家老楊家「累世貴顯」，據說楊度之父還曾入過令世輩湖南人引為自豪的曾國藩曾大人的幕府；而章士釗的父親僅是長沙東鄉一個沖（山溝）裏的家有田產的鄉間塾師而已。章士釗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

細細想來，他倒也真的是怕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夠，不足以勝任秘密的革命活動。幾年的風風火火的體驗，特別是這次被捕入獄，已使他對自己的短處看得更明白了：「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是的，以他的資歷，若加入政黨，豈不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反倒會對革命大業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他怕。

過後，我問過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舊居，她居然也不知道。

早在南京陸師學堂當學生時，章士釗就認識了皖籍志士陳仲甫，第二年他又與陳在上海餓著肚子辦《國民日日報》，他和陳不但不出門，連頭也不洗，衣也不換了。終於，有一天早晨見到陳衣服上星星一樣繁多的蝨子後，他忍不住驚呼起來！後來，他倆又一道在日本參與革命活動，而仲甫先生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發文章時，首度啟用了「獨秀」的筆名，這個大名遂成為迴響在二十世紀中國天空中最響亮的名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