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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重操舊業，這回是忙著給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執政府秘書長的梁鴻志當起辯護律師。梁乃汪精衛漢奸集團裏的頭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釗卻一直盡力幫助其遺屬，梁的遺腹子甚至在章的家裏住了十年之久！可見其古義士之風。此外，他還當過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律師。

毛澤東想在有生之年統一中國的願望太迫切了！上一年，他還讓章含之在隨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看望父親的舊友顧維鈞，並轉致回國一看的邀請。顧曾任北洋時期的外交總長、代總理，後長期任國民政府駐法、英、美等大國的大使。章含之見到了顧維鈞，但顧卻沒有接受訪問大陸的邀請。

他說：中華民國，是人民之國，不是革命黨的私產。

為什麼呢？為了（白話文之初的「為了」即今日之「因為」——筆者注）壓逼女師的是章士釗，章士釗是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釗就是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可是英、日帝國主義者也實在是瞎了眼，怎樣會選中章士釗做他們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國、日本兩大帝國做靠山，還險些弄不過二三十個「毛丫頭」！

由於馮軍的又一次反叛，他們擁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間成了「革命」的物件。執政難以為繼，老段只好率眾要員撤出北京，同車離京赴津的隨員中，也有章士釗。

極為憤怒的章士釗連夜寫信給毛澤東求救，第二天即得到回應，他收到了毛的親筆回信，並被周恩來派人送進了解放軍總醫院高幹病房，躲過了漫長一生中的最後一劫。

但周樹人的反應更為強硬，這個「偽維持會」的總務主任決定：參與學潮的學生堅決不離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發的檔，並且，驅逐章士釗！

去了南方的周樹人從此不復為官員，成了大受熱血青年崇拜的文學導師魯迅先生。他與許廣平同居並生子，直到死再未見當年的總長一面。

他與那位頗為不凡的吳弱男女士早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即離異，後與一位奚姓女士成婚，抗戰期間他隻身去了重慶，八年之後回上海又帶回了一位「抗戰夫人」殷某。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觀潮（學潮）的陳源，當時就為章氏大鳴不平！幸好這位留英博士的這些文字，章士釗的呈文才不是那段歷史真相的孤證。陳氏在一篇題為《走馬燈》的短文裏忿然寫道：

頗為巧合的是，章士釗與周樹人同庚，這一年都是四十四歲，都是不再衝動的年齡了。

段執政接受了章總長的提議，以教育部部員周樹人擅自參加女師大維持會為由免掉其僉事，並停辦了女子師範大學，而另在原校址成立了「國立女子大學」。

部與校相距如此之近，實在出乎意料。也難怪女學生們一生氣就擁到教育部來示威！

儘管現在章含之一個人住在這棟大房子裏（周恩來在章士釗的葬禮上親口承諾此房今天依然由章家居住），但給人的感覺卻是人去樓空！

再摁下面的按鈕。依稀聽得到音樂門鈴在院兒裏頭叮咚，但唱過後又復歸靜謐。

武警招待所大門迤東，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門的「廣亮大門」，也有人在守門。門外有「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橘色鐵牌，門內有「北京市飲食學校實習基地」的銅牌。顯然，這是當年王府的正門，而現在，也許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廚房所在。

朱宅的地址是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從魏家胡同穿過車流湍急的東四北大街，就是東四八條。也就是說，共和國時期的章士釗與北洋時期住的地方，相距並不遙遠。

於公於私，章士釗一家住進朱啟鈐家裏，都很合適。

這一次，這個精力旺盛的學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甚至考證出「仁、義、禮、智、信」居然都與性有關！

肯定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女師大風波」的來龍去脈和停辦的原因，章士釗把送給領導人的請示報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週刊上。由是，我們才得以窺聽到這一種聲音。

這是一座非常完整的兩進四合院。一進院為工作人員的住處與辦公室，二進院即主人的空間。

退出院門外，一位正在大盆裏刷洗床單的中年女子說：張學良的弟弟早不在了，裏面住的人很少露面。

沒有人斷言魯迅是否因私情而影響了自己的公正立場，但誰又能否定「朕也是人」這個最普通的道理呢？由於魯迅已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受到各校學生們愛戴的思想導師，所以魯迅等人的加盟極大地鼓舞了鬧事學生們的抗爭勁頭。如此一來，章士釗的「整頓學風」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擊，並因對手在共和國時代被毛澤東奉為「第一等的聖人」而使自和*圖*書己惹上了終生的罵名。

四十開外的楊蔭榆女士回到了老家無錫。這位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碩士，矢志為人師表，當過區立民眾教育院的講師、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老師，還兼過東吳大學和蘇州中學的英文教師，五十四歲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裏淹死了！所幸楊女士的侄女楊絳（錢鍾書之妻）後來把其姑母的悲慘晚景寫了出來，人們才知道，被魯迅所窮追猛打的那個女校長，其實很可憐！

他那一套，在中國實在吃不開啊！所以，從東北輾轉抵滬以後，他竟成了無所事事之閒人！幸有上海灘聞人杜月笙，一代國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本是一家之宅，住進兩戶，難免侷促。章含之說，他們其實只住了半個後院，父母二人住北房正間，只三十幾平米，大哥章可住東屋，她則住在東屋與北屋之間的過道裏。

首先，停辦女師大並非章氏的「悍然」之舉，在他長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二把手（次長）停辦了美術專門學校。他不過是在援引「成例」而已。

章含之說，吳弱男帶三個兒子在歐洲生活了很長時間，二戰爆發後才回到上海，她一直歐洲淑女的妝扮，每月來章宅樓下會客室與前夫相見一次，聽說還與那位後來定居香港的殷夫人互有來往。但奚夫人卻從來不與自己的前後任接觸。

再說「小許」許廣平。

從這件「呈文」上，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這樣幾個向所不知的問題：

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將軍發出了「主張整頓學風」的通電，各報館紛紛刊載了通電並各發了一通議論。

章含之回憶過，老師在講解課文《紀念劉和珍君》時，說到章士釗如何鎮壓學生運動，這使得十六歲的共青團員章含之如坐針氈。儘管爹爹（湖南人對父親的稱呼）是共產黨的座上客和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但她認為有這樣的父親是自己終生的恥辱！放學後，她氣沖沖地跑回家責問父親：當年你為什麼要迫害魯迅，鎮壓學生？

儘管他不動聲色，但內心的好惡自是可以想像的。四天後，教育部發佈命令，停辦女師大。

尚顯整齊的後罩房以及沒有遺缺的瓦簷牆，都會使人聯想起主人的非同一般的身份。「如意門」的門框上，有兩個門鈴按鈕。難道現在還是兩家人共居一處嗎？

看到牆上橫插出的一孔灰煙囪冒出了淡淡的青煙，我鼓了鼓勇氣，摁下了門框上方的那個按鈕。

此時的周樹人，已經恢復了被免了五個月的職，又回到教育部當僉事去也。

走進新修過的二進院裏，既為它的寧靜與華貴感到驚訝，也為它的蕭條與沒落感到悵惋。失了老主人的老宅子，儘管北屋（正屋）簷下垂著燦然的大紅燈籠，也儘管新油飾過的紅柱、紅門和綠簷、綠廊均十分漂亮，但寂靜的深院裏呈現出的是一股肅殺的秋意！——庭中三株樹，東側一株是樹瘤累累的海棠，西側兩株是梨樹，寒風在一遍遍剝蝕著乾枯枝杈上的水分盡失的黃葉。令人意外的是，梨樹下居然有用柿子紮成的手工藝裝飾品，丹柿雖個個熟透但卻並未被人享用，如同東邊小院的那棵棗樹下的大棗兒一樣，空撒一地卻無人收撿。誠所謂「落葉滿階紅不掃」！

軍人一聲吼，士人始俯首。

這位早年領導了「廢學救國」的學生領袖深知離校會對孩子們造成多大的損失，他以自己曾帶領三十幾人離校出走的教訓痛心地告誡道：「罷學之於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這樣一個鬧學潮的「過來人」，一個頗講禮義道德的名士，一個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識的思想家，一個崇信「調和立國」的「溫和派」，既沒有理由非得與「愛國學生」們作對不可，更無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學搞垮。他也許會判斷失誤，但不會睜眼瞎說；他也許手段過於簡單，但用心絕非險惡。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誘降的首選目標，上海淪陷後，章士釗也被他們盯上了。但章士釗與大部分北洋舊僚一樣，不屑於與倭人為伴，他便像當年逃離袁世凱一樣，又一次悄然失蹤——這一次，是那位政治傾向模糊的杜月笙幫了他。他先往香港，後到了重慶，抗戰勝利後還曾與前來陪都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相見。面對已經擁兵百萬的毛潤之，他居然在紙上寫了個「走」字，意思是勸毛不要相信蔣介石，趕緊離去。不知那一次毛澤東是否會被這位前輩鄉賢的三國人物一樣的天真之舉逗樂了，但章氏的忠憫之情卻如冰心玉壺。

他說：一國之中，從政只許一黨；一黨之眾，所奉只許一義，這不是政黨政治。

一九四九年秋到一九六〇年秋，他與奚夫人、長子章可與養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啟鈐的家裏。

這就難免讓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釗屈尊為杜氏「當差」，與那位孟女士沒什麼關係嗎？是他先把自己心愛的女人當禮物送給了杜老闆呢，還是到杜府工作後與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錯錯錯，莫莫莫！章士釗沒給我們留下陸遊的《釵頭鳳》那般淒婉的韻句，我們也就永遠猜不透舊日名流們是怎樣的一種生命狀態。

其實，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位執政者，無論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標準如何，其本意都應該是想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眾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謀取一黨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遊戲規則許可的範圍之內操作，否則，只會加速垮臺。

也許，正是看重他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交情，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年初的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才委託他與其他幾位有影響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與中共和談。在石家莊，章士釗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四月初，他成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成員，隨團長張治中將軍去了北平後，卻再也不肯回滬。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忽然提議讓這個已經九十二歲高齡的前輩再去香港一行。本來奚夫人過世後，老人孤單難耐，想去香港與殷夫人同住一段時間，但因不慎摔斷腿，坐上了輪椅，行動十分不便了。但毛堅持要章去一趟，和圖書因為在他看來只有章士釗作與臺灣方面聯絡的人最合適。

當老人知道女兒要提前回京時，一向不動聲色的他竟然很動情地對章含之說：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

章士釗的結局更麻煩一些。因他曾負「摧殘教育」的惡諡，「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又正任執政府秘書長，所以，理所當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犯罪嫌疑人」。

從教育部到女師大，不足百米，章總長何至於事發不可收拾時才趕到現場？是他掌管兩部（還有司法部）無暇分身，還是他相信塵埃自會落定，無須庸人自擾？要不，就是他官氣十足不肯躬親？

三月十八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難者中，有女師大的兩個學生：劉和珍和楊德群。一週後的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她倆的追悼會就在學校禮堂裏召開了。主祭的是前校長許壽裳。悲憤的學生們為死者敬獻了輓聯，其中，最令人心碎的當是劉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輓聯：

直接負責首都秩序的京師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則發出了一則措辭嚴厲的佈告：

不過，章含之也不是章士釗與奚夫人的親生骨肉。幾年前從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讀過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售貨員，被當時駐軍上海的一位軍閥的公子看上，遂暗結良緣。但因雙方地位懸殊，故其母只得將僅幾個月大的嬰兒（即章含之）送至章士釗大律師的家門口。

那幀章氏墨蹟，一直被章含之掛在史家胡同的客房裏。詩云：

門內是個很大的院子，停滿紅色ＷJ打頭的車牌的各色轎車。大院東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樓，北邊那座用最時尚的建築材料堆砌的巨廈前面，還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層的清式樓房，看樣子也是新修過的。這便是舊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座辦公處了，是章士釗還是魯迅曾在那座小樓上辦公呢？

其實，毛澤東並未把「章魯之爭」看得多麼不得了。某天讀完英語後，毛澤東就對他的「小章老師」說起過其父章士釗。偉大領袖諄諄教導章含之說：

最後，他寫出了自己的擔憂：每次北京鬧學潮，大都是被開除的學生在社會的支持下獲勝而校長反倒被驅逐，這樣只會使「學紀大紊，禮教全荒」，最終就是「滅學」！

他一個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兩位與女師大風潮有關的責任人，並沒得到政府的褒獎，反倒被免職。然而，我不能不鄭重地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後的歲月裏繼續從事教書育人的職業——

洶湧的學潮不光令魯迅所譏諷的陳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們看不下去了，也最終沖毀了「革命隊伍」首領的忍耐底線——一直躲在幕後的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惱怒了，他令手下的兩員大將相繼作出強硬反應——

如此說來，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的鄰居們說得也對。

那天，我離開該校後，不知不覺順著學校的東牆向北走去。那條小巷叫參政胡同，因住過時任參政會議長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幾十米，就是一條橫街，抬頭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驚——教育街！

就在章士釗入住這座大宅院後的第六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和當年「女師大風潮」同一個季節，居然又是個令人窒息的酷夏！），八十五歲的前教育總長再次遭遇到激進學生們的羞辱，而且，差一點真的被當「落水狗」痛打——有一位北大的女「紅衛兵」竟然舉起皮帶要抽他（竟然還是女的！）。他的家被「革命小將」抄了，被罵成「小落水狗」的章含之忍看八十五歲的老父被勒令立在院中，自己則和母親在沙發上瑟瑟發抖。

倒是方便了魯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現場」。

朱自此無心於政治，雖說後來還當選過參議院副議長，被北京政府推舉為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再後來被張學良任命過北平市市長，但他大都堅辭不就，而是專心於實業，長袖善舞，頗有所獲。他還創辦了中國營造學社，為保護中國古建築大費心機，梁思成、單士元這些日後的大家，當年就是他社裏的小字輩。天津淪為日占區後，他的幾位老友相繼成了大漢奸，他卻稱病謝客，不肯事敵。風雨飄搖的一九四九年春，他已寓居上海，正是章士釗受周恩來委託寫信讓他勿去臺灣或香港的。共和國成立後，他被接回北京，回居故家，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和全國政協委員。

果然，只一個月，老人即病危。周恩來聞訊，正安排專機欲將其接回時，噩耗傳來。

回家後，查到宣武門內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此街改名「黨部街」，因為國民黨把北平市黨部安進了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後，共產黨又將「北平」改回「北京」，「黨部街」又成為「教育街」。

參加了追悼會的周樹人過後寫下了一批極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內的好多話已經成為人們時常引用的經典句子。而舉行過追悼會的大禮堂，現在則成了紀念魯迅的場館。

史家胡同現在已經不是一條胡同了，而是比清末民初的大街還寬的馬路，道南的房屋已統統拆光了，只有路北的三座廣亮大門孤零零地晾在新拓展的馬路旁，一派沒落氣象。章宅就是這三座宅院中的一座。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陳博士苦笑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一九五九年某天，周恩來到這小巷裏做客了。他是來看朱啟鈐老人的。

養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來住了。只是不知，當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釗生前寫的一幅立軸會作何感想。

章士釗只是平靜地看著女兒，說：「一個人的ｈｅtｕｂｏoｋ.coｍ•ｃｏｍ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現在對你講，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你長大後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這段律師生涯最為人稱道的，當是他義務給舊友陳獨秀擔當辯護律師。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亦即章士釗從事職業律師不到兩年，他走上了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廳的辯護席，給委託代理人陳獨秀當起律師。陳獨秀把國民黨的審判廳當成了自己的講堂，而章士釗也把那裏當成了表現思維與辯才的舞臺。他與陳的辯護詞一併成為東吳大學的教材。蔣介石顯然沒料到，一場公開審理的「危害民國案」會如此成全陳獨秀和章士釗。

推門進院，發現裏面是個只十餘步長的短巷。巷南側是街道工廠的廠房，黑乎乎的屋裏有人正在操作。北側卻令人為之一振——這確是有身份的人住的地方！

北洋時代後期，章士釗的身影在政壇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論界的前沿陣地。他在復辦的《甲寅》週刊上，不斷對時政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那張與他有過節的《世界晚報》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開槍的「主謀」！儘管有知情人說，該報曾在與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敗訴，遷怒於司法總長章士釗，便借此血案將章氏推出；也儘管事發後章本人曾在京城各大報上發表《章士釗啟事》擺脫干係，但誰也不再原諒他。

教育街即北洋時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釗和周樹人上班的機關就在這條街上！北洋時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學部的房舍，最初為某親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東一看，即見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築。

時年三十二歲的劉百昭，被免職後，擔任了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的校長，後來和章士釗一樣，也去東北大學當過教授和院長。此人結局不詳。

執政者們知道，停辦舊校是為了中止京城裏愈演愈烈的「學生運動」，而另辦新校，則為了讓原女師大裏更多的學子們按部就班地上課——章士釗現場接觸過，參與鬧學潮的只有區區二十幾人。

然而，「沉默啊，沉默，」對鬧意正濃而橫遭壓迫的人來說，「不在沉默中爆發，」那是不可能的！學潮平息沒多久，國民軍與日本軍艦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黨領袖因勢利導，北京學潮死灰復燃，最終釀成了誰也不願意看到的「三．一八慘案」。

離開這所沉重的宅子時，我難免感到有些落寞，細一想，竟是因為院裏少了一棵蒼然的桐樹！

當初，周樹人因不服被免職而將章士釗上訴至平政院。這個專門審理行政訴訟和官員違法案件的機構，經數月審理後，認定政府未按《文官懲戒條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規定的程式（須呈書面申請並由懲戒委員會審理後執行懲戒）辦事，而是直接將周樹人免職，故做出書面裁決：取消教育部之處分。

這種對成功者的直言不諱的批評，實在點破了國民黨何以難以成大氣候的要害，也為中國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條道路。

我們步步為營地走近一百一十一號，卻發現那是個凹在臨街房屋後的一個小院。

要人謝世後，其居所無論是國家的還是私有的，一般來說總是由其後人繼續承住，即使「文革」時期被搶佔，也都「落實」回原主。在同一條胡同四十七號看到的「葉聖陶先生故居」，裏面就仍然住著葉的後人，我們冒昧地進去後，見一位年輕的爸爸正在哄著懷裏的嬰兒睡覺呢！章含之現在住著的，也依然是當年周恩來親批的那個大大的宅子。但是，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小院的鄰居們為什麼說有些神秘的宅院裏住的不是姓朱的，而是張學良的弟弟呢？

遺憾的是，歷史從來都是成功者書寫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國理論非但沒被後來的執政者所重視，反倒拿他當了通緝犯！他只好籌款三赴歐洲，遠離中國，也遠離政治。

我趕緊趨前，見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門，門上有雕樑畫棟的門樓，與新華門相仿，煞是壯麗！門衛是灰衣保安，頗像機關重地，但門口處卻懸著一塊大大的牌子：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員警部隊招待所。

不知魯迅能否知道章士釗的後四十幾年裏，一直在忍受著他的責罵，而章的女兒竟也因了他的文章而遭到過同學們異樣目光的譴責。

似乎章含之女士現在已不諱言自己的身世，曾有文章稱她曾在一九八三年在上海愚園路生母家中呆了三個月，母親怕鄰居告發自己在家搓麻將（那時，打麻將是違禁的），竟讓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餅乾筒為之掩護！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為有一個外交部部長的女婿而驕傲，去京時還坐過部長的紅旗牌坐車，很是風光呢！

「細行不檢」是很客氣的說法，若按民間的說法，他是吃、喝、嫖、賭、包|二|奶，樣樣不落啊！章士釗在北大當老師時，正逢潔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長發起成立「進德會」，最低一等是甲等會員，須不賭、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嚴格了，須不吸煙、不飲酒、不做官、不當議員。章氏哪條都做不到，但礙於臉面，又不得不「進德」，便申請甲等會員。不過，舊時公私分得很清，公德與私德並不掛鈎，只要大節無虧，即值得尊敬，不像後來，若收拾誰了，每每會從「生活作風」上著手，將其全盤否定。

章士釗在給段執政的呈文裏，把事情經過和停辦的道理說得很清楚。因為人們多年來只聽到了一種聲音，故不妨在此聽一聽另一種聲音：

再者，他具體指出了二十幾個參與學生的惡劣表現，但卻並未一味指責她們，而是對缺乏長遠教育政策的政府、對一味指責校方的社會輿論、對「四方不逞之徒」的摻和，統統給以直言不諱的批評，這自然要惹惱上上下下，尤其是敏感多疑的周樹人受此指認，其反應之強烈自是難免的。許壽裳等人也公開在報上刊出反對頂頭上司章士釗的啟事。

令人尊敬的周總理的光臨，使朱、章兩位老人都很興奮。但周卻表示「很難過」，因為他第一次知道「毛主席的老朋友」章士釗老先生居然借居在別人家中！隨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人便奉總理之命趕來，陪著奚夫人去選「國」字型大小的房子了。奚夫人看好了離王府井很近的史家胡同，於是，一年後，章士釗一家就搬進了史家胡同一座異常寬綽的大宅子裏。本來是三進四合院，老人覺得太大，將最後一進院讓了出去，在北邊另開了門。於是，八十多歲的章士釗的最後時光就在這座寧靜的兩進院子裏度過了。

周樹人等人自然揚眉吐氣。非常時期的民告官，對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贏了！其實，這不僅是上訴人依法捍衛自己權益的勝利，又何嘗不是法律至上原則的勝利——因為章士釗雖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但依然是地位顯赫的大人物，馬上又當了執政府的秘書長；而且，重用他的段祺瑞還是執政府裏的最高長官嘛！七十多年後，讓我們在為魯迅依法獲勝而慶幸的同時，也為當時的司法獨立現象而不吝地讚歎一聲吧！

憂心忡忡來到女師大的章士釗，先是查看了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長辦公室門上的封條痕，又現場詢問了學生，而且也留意了留校學生們的艱苦生活狀態，然後，未作表態，登車而去。

胡同口的牆上照例有一塊金屬標牌，稱此巷明代即有之，長七百一十七米，寬八米，其中四十七號為著名教育家葉聖陶之故宅。沒有提朱啟鈐或章士釗的名兒。

一個陰霾沉沉的下午，我按預約走進這座名人之宅。

也許，直到此時，黯然神傷的章士釗才會一遍遍想起已經過世的楊昌濟對自己的奉勸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頗有先見之明地忠告過他：

章士釗從香港步入北京，從燈紅酒綠的資本主義鬧市走進整齊劃一的社會主義國都，已經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裏的他，由於沒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寫完那幾篇著名的文章之後，教育部僉事周樹人也攜許廣平離開了北京，把母親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兒裏。與章士釗的這場鬥爭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給老母的信中還曾承認過被章氏氣得吐血。

朱啟鈐比章士釗歲數還要大，資歷也更老。二十歲的章士釗出道之前，曾在他家教過私塾。民國成立後，朱當過內務部長並代理過國務總理，現在的中山公園等一批北京市政建築，就是他當內務部長時力爭開闢並捐款修建的。袁世凱要當皇帝的時候，他與楊度都是想做「中華帝國」開國元勳的人，他更以內政總長身份兼任過大典籌備處處長。所以黎元洪當政時他們一起遭到通緝。

也許，入住此院的故人已不復有當年求孤求直的膽識與精力了吧？

卻不料，這一次，老人的使命並不好完成。是啊！九十二歲了，這應該是古今中外最年長的信使了。

說起來，章士釗來得晚了。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這不「住」之客便目中無人地直入門內。

杜大耳朵十分謙遜地降階以迎，章士釗用「久仰久仰」一類客套話掩飾著自己的尷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淪為一個幫會頭子的清客，他無法不尷尬！當初袁世凱請他擔任憲法顧問他沒答應，但現在卻淪為一個名聲不佳的「地頭蛇」的代言人，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他說：政黨必須是在憲法範疇內公開活動的政治團體，政黨必須要有自己的對立面，政黨要有「黨德」。

多才多藝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說過：

章士釗在世時，長子章可住西屋，愛女章含之住東屋，三間北屋，便是他與夫人的起居室與會客廳。章士釗作古之後，章含之的新夫喬冠華先生搬了進來，這裏又成了堂堂的外交部部長官邸。

許氏祖籍福建，生於廣東，長在澳門，身上有客家人的在動盪中求生存的血緣。她十九歲即來北京求學，後考上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她即表現出領袖才幹，五四運動時，出任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醒世週刊》主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霞姑」（許氏的乳名，與毛澤東前妻楊開慧同名）回到京師，考取女子高等師範。在這裏，她結識了前來兼課的周樹人。學潮發生之前，思想活躍的許廣平就與她所信賴的周先生開始通信了，此時，師生信劄往還已經頻繁而親昵了——先生已忘卻師道尊嚴而稱學生為「廣平仁兄」，許姑娘則極為放肆地稱比自己大十八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還是嫩的！兩人真是沒大沒小了！她原本是有戀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親，但竟被她傳染上猩紅熱後不治身亡！初戀的創痛想必深深影響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認識魯迅之前，她還是一位「大齡未婚婦女」——年已二十五歲矣。而且，她也去過周先生的家，見過師母朱安，一個被舊傳統所馴服的小腳大媽。

魯迅對論敵的態度是「一個都不寬恕」，而章士釗對被捧為新「文聖」的魯迅是什麼態度呢？章含之告訴我們，老人生前儘管藏書甚豐，但書架上一本魯迅的書也不曾有。女兒不以為然地問他，他卻這樣回答道：你看，我一本白話書都沒有。

回來後翻一翻有關張作霖的資料，立即有了答案：朱啟鈐早在任前清奉天墾務局督辦時即與張作霖有交情，後來就把六女兒朱洛www.hetubook.com.com筠許給了張的第二個兒子張學銘，其公子則給張學良當了副官。因張學良的關係，張學銘留日回國後，二十出頭即擔任了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長和市長。共和國成立時他留在了天津，先是被關押起來，周恩來得知後命將其釋放任用，他遂在天津人民公園當了管理所副主任（區區「人民公園」，竟是毛澤東所題，就是他求章老代為索要的）。「文革」結束後，張學銘當過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長、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八三年因肝病過世時，鄧小平還獻過花圈。

院門很簡單，是隨便兩扇木頭門板兒。幾位女人正堵在門口乘涼，全然不是住過「人物」的感覺。莫非門牌號又變了？我有些遲疑地趨前請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後努努嘴說：不是姓朱的，是姓張的，張學良他弟弟的家。

但是，沒人回應。

因為是星期天，禮堂大門上鎖，只有一尊魯迅先生的半身漢白玉雕像立於樓前——還是人們熟悉的那麼一副冷峻的模樣。

章士釗一家搬走四年後，朱啟鈐以九十三歲高齡謝世，在此之前，北洋耆宿活過九十高壽者，只有那個海軍元老薩鎮冰。

我有些失望，以為找錯了地方。

章士釗就是這個時候——八月四日——出現在這所院子裏的。

服刑中的陳獨秀曾托人要章士釗寫一條幅製成屏風以便獄中解悶，章士釗欣然從命，想起共患難時的情誼，寫下「三十年前楚兩生，君時捫虱我談兵」的趣句。無論陳在獄中還是出獄之後，他都曾捎錢給陳，供其購書或補助生活。某次章將自己一個月的薪水全部寄給了困居江津縣的陳獨秀，令陳大為感動。

倒是在全國政協會上，他不得不與許廣平女士比肩而坐了，因為在按姓氏筆劃為序的官場，他的「章」與繁體的「許」（許）恰好都是十一畫，所以，當年的教育總長和學運領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後，鄰座議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無人知曉了。

章士釗理所當然地支持了楊女士，楊遂在員警的簇擁下重返學校，公告解散參與鬧事的四個班，封閉校門。消息傳出，京城各校學生聯合會在報紙上遍發啟事，直指章士釗「摧殘教育，壓迫愛國運動」，並「否認章賊為教長」，發誓要「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矛盾焦點已經不是那個倒楣的女校長而是章總長了。

他死的那天，也恰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七月一日。

無疑，老人已預感來日無多，不想葬身異鄉，央求中透出無奈與悽惶。

更危言聳聽的說法是：周樹人在部裏呆了十四載，已不滿足繼續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風潮乃圖謀女師大的校長位子——出版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關於魯迅》書中即有此一說。

在《西瀅閒話》裏，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記載：

彼時，國民黨正氣勢洶洶地殺將過來，眼見得人家要勝利了，這位曾是孫中山和黃興的諍友的「孤桐」先生卻話鋒直指國民黨從蘇聯人那兒學來的「以黨治國」。

毛澤東儘管後來嚴厲地警告過劉少奇說：「凡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無好下場！」但對北洋時代的學潮卻又是這番說辭。可見，毛澤東既能理解當時章士釗對學生的無奈做法，也已明白魯迅的「言過其實」。聯想到近年親歷者披露的毛澤東對「魯迅若活到現在」的預測（「要麼在監獄裏寫他的，要麼不說話」），不是很可以讓人們瞭解最高領袖對學潮和學潮領袖的真實認識嗎？也許，出於維護魯迅的神聖形象考慮，毛澤東的話才未變成章氏的平反決議公開發表，所以，一屆屆中學生們也就照常在課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從落款「小冬女士清鑒」上看，人們知道這是章士釗多年前寫給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艷驚一時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從詩上看，章氏是在天津聽她唱戲時與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識十年卻只能白白地受著愛情的折磨。這樣一幅直露地表達愛慕的詩軸為何沒送給孟女士本人？須知，這位被章士釗苦苦相戀的女人最後嫁給的正是那個杜月笙！

在毛澤東的堅持下，當年五月，周恩來親自到機場把老人及兒女、秘書、醫生等人送上了「中國民航」第一架飛香港的專機。一九五六年，老人曾通過同樣探親的方式，將中共給蔣介石的一封密信捎去了香港，結尾的那句「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現在已經流傳甚廣。

頗有影響的《京報》評論說：

作為執政府秘書長，章士釗親筆擬定了通緝令，五位具體領導了群眾運動的國民黨北方區負責人——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和顧孟餘，不得不緊急躲藏起來。據說，這份通緝令的底稿現存於北京的李大釗紀念館裏，把故友大釗之名從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這是章氏在「大義滅親」，還是他迫於政府其他閣員的壓力所為？風傳還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緝名單，周樹人深懼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曉時分化裝逃往日本人山本開的私人醫院躲藏，後又轉往更保險的東交民巷裏的德國醫院棲身，在那裏，他與許壽裳等十幾個有被捕之虞的人擠在一間大屋裏共同避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