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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回到《憲法公言》。中華民國成立五周年之日——十月十日，該刊出版發行，開卷就是李大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回到大會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邊的高碑胡同深處走去。

不過，似乎應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話，李大釗不安於課桌的結果是，他被「早稻田」開除了，他的學籍表上蓋的最後一個圖章是「長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學習成績也實在不怎麼樣：丙。若按現在的優、良、及格、不及格四檔來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校長蔡元培，出身於紹興城裏的錢莊之家，十一歲喪父。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春，正是島國櫻花爛熳的時節，二十七歲的李大釗沒拿到洋文憑就匆匆回國了。其時，國內反袁之火已經燎原，大總統袁世凱因帝制自為而成了南方征討的「竊國大盜」，正日薄西山。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的李大釗實在不忍隔岸觀火！

清廷既倒，民國已立，但國家依然動盪，列強仍舊猖狂。正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一九一七年深秋成立的蘇俄新政權，號稱是世界上第一個農民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權，這自然引起了中國探索者們的極大興趣！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新政權發佈的《告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稱「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稱無條件放棄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更使得半殖民地國度的先進國民們喜出望外甚至感激涕零！

我懷疑國家最高文物保護機構並不真懂文物：他們竟然把當年堂堂圖書館主任的辦公室與區區助理員的工作崗位（頂多一張桌子）合併在了一起！

如同他六年前報考法政學堂，他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尋救國之道。

「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這是毛澤東說的。毛澤東的話當然不會像林彪吹捧的那樣「句句是真理」，但他的這句話倒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後來，我見過一份當時的北大教職員工們的薪水表。領導與老師之間、教學一線與行政後勤之間，真有天壤之別：分管登記新報刊和借閱者姓名的毛澤東，月薪八元；主持工作的李大釗，月薪一百二十元，兩人相差十五倍！若按二十世紀初的銀元與二十世紀末的人民幣的一：一百的比值來算，那就是在大陸現有物價不變的前提下，毛澤東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頭兒居然拿到了一萬二千元！然而，不在教學一線的李大釗比教授們還差得遠，教授們拿得更多，低的一百八十元，多的二百元，而文科學長（系主任）陳獨秀名下，竟然三百元！就等於現在每月有三萬元的進項吶！

抵達東京後，他無意走進了靖國神社裏的「遊就館」。像今天不通日語的中國人依舊不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一樣，李大釗也被館名弄糊塗了。進館參觀後，他才知道：此為日語，是軍事博物館，而館藏的甲午之役戰利品令他大感悲憤！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後來寫下這樣一段話：

關於李大釗，我從小就聽得很熟了：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並傳播到中國各地的思想先驅，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方地區的領袖；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死，年僅三十八歲。

中華民國成立後，創辦北洋法政學堂的袁世凱成為大總統，但國民卻並未當家作主，血氣方剛的李大釗根本不顧及自己乃袁氏門下的「高貴出身」，公開在文章中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的悲憤質疑。

時隔八十多年後的一個陽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島的一座高樓的書齋中，捧著一九五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李大釗選集》，找到這篇文章，猶能感受到一股正氣在字裏行間鏗鏗鏘鏘地律動著。而對我的家鄉青島早年何以成為日德交戰之地、日本為何要在「二十一條」中盡收前德國租借地的利益，年僅二十六歲的李大釗分析得極為精闢：

陳獨秀是道台大人的嗣子，因為他不滿兩歲時生父即死於疫疾。

且讀他東渡時寫下的一首和*圖*書律詩：

「自由、平等、博愛」是當年精英們孜孜追求的目標，但從一張小小的工資表上即可看出，在人類社會中，哪有絕對的平等？

與蔡同在紹興城長大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也是當地高門檻裏的子弟，其父辭世那年長子周樹人也不過十六歲。

兩年後，他在那篇轟動一時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追記過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寂寂小街上，有個小小的郵政所是老房子，雖說不大的門臉兒是用鋁合金與深藍玻璃新裝修的，但門楣上方的三個模糊了的鑿痕，還是讓我辨出了繁體的「郵電所」幾個字。北洋時代的舊址，似乎僅此一處了。

於是，他們的公開或秘密的使節便紛至遝來，且都受到了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他們的駐華公使，竟然是從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任上下派的加拉罕！但那位加拉罕入主了前沙俄在東交民巷裏的使館和舊兵營、中東鐵路辦事處後，卻不便把那裏公開變成傳播列寧主義的大本營，因為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所以，反對「赤化」。兩國政府為此達成了協議。所以，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四月，一位叫維經斯基的特使又銜命而來，他的陪同者是一位具有蘇共黨員身份的山東平度籍華僑楊明齋。

一夜強冷空氣，把壅蔽於京城上空多日的陰霾蕩滌得無影無蹤。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就成了一個晴得讓人發暈的日子。午後，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約齊，去天安門廣場西邊找一段灰色的高牆。《北京黨史》編輯部的陸兵先生告訴過我：幾年前，他曾騎自行車來找過北洋時代京師看守所的遺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牆尚存於世了。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北京大學評議會全體通過，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北京大學評議會議事錄》第二冊語）。當年秋，他開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學系、法律系、經濟系陸續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等課程，把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社會主義實踐系統地傳播給莘莘學子。誨人不倦的演說，加之他在這一時期寫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理論基礎。所以說，李氏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父」並不為過。

李大釗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在日本，他因給《甲寅》雜誌投稿而與比他大八歲的章士釗結識。章因討袁失敗正流亡日本，創辦了時政雜誌《甲寅》月刊。章氏先後主持過頗有影響的《蘇報》、《國民日日報》、《民立報》和《獨立週刊》，夙為李氏所景仰，李在天津讀書時，曾擔任過以「不偏不倚」為宗旨的《獨立週刊》的「代派人」。章氏的政治觀點與寫作文風，均使李大釗受到影響，以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他列為「甲寅派」。而章的古道熱腸更使李終生受惠且一直綿延至其遺屬。此後話也。

現在我們知道了，其實李大釗不光並不曉得這位「吳先生」的真實身分乃蘇共遠東局的情報人員，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位俄國同事鮑立維教授本身也是共產國際的秘密通訊員！

冷風中，目光也冷。我們走進最南端的西交民巷，開始了冷冷的審視。

從二十八歲進入北大，到三十八歲殉身主義，李大釗人生的最後十年都是在北大度過的。這十年，正是其生命大放燦爛之輝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這座大雜院兒，牆挨著牆，戶擠著戶，早先的圖書館早已不復存在，一排排教室也盡淪為擁擠的住宅。八十年前一個極不尋常的人文的淵藪，現已成了京城裏極為尋常的居民大院兒。

不信你看——

晚年的章氏，在《李大釗先生傳序》中，說過大釗得以入校的原因：

可以想像得到，這位二十四歲的中國青年赴日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憤！

還是在這一年，還是靠那位極重情義的章士釗的幫助，沒有大學文憑的李大釗走進了鴻儒滿園的北京大學！章士釗當時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在李大釗殉難後的第二十二個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與天津南開學校的周恩來等學生們意氣風發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澤東曾對身邊人說：三十年前我就來過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李大釗，我就是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提到白堅武，不妨多說幾句。他是李大釗在法政學校的好友，「北洋二傑」的另一「傑」。此人天資與政治熱情均不遜於大釗，早早就是同盟會會員，後來棄筆從軍，輾轉至吳佩孚帳下，深得吳信任，委為政務處長，李大釗與直系軍閥有聯繫，此人起了主要作用。吳敗退四川後，他避往日本，後寓居津門。抗戰爆發後，他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參議，去河北和圖書大名往見本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的途中，被馮玉祥下令以通敵叛國罪而槍決。兵荒馬亂之歲，殺死個有漢奸嫌疑的北洋舊人並不令人驚奇。究竟白氏確曾在天津與日本人有過勾搭，還是第六戰區馮總司令長官公報私仇借機一泄當年遭吳軍討伐之恨？白堅武之死的真正原因恐怕永遠也說不清了。

大會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磚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長安街的長長的大牆——平房是皇城根兒百姓們的擁擠住宅群，而大牆則是北京諸多不便標明其單位名稱的禁地。深秋的寒風一把一把地捋著街樹上的葉子，蕭瑟中我記起了這條街的舊名，叫刑部街。

我去過最早的北京大學校園——景山東街的馬神廟遺址。民國初年的北大，躲在現在的沙灘後街熙熙攘攘的農貿市場裏，只餘門口牆上的一方文物保護紀念牌在講述當初的輝煌。

當年紅樓裏的李大釗辦公室，是個熱鬧非凡的去處。當年的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即有一段詳細的記載：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年。這一年，屍山血海。四月十二日，北伐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麾下的軍隊藉口調處工人內訌，突然朝「友黨」大開殺戒，上海灘的鬧市口很快陳列起身首異處的共產黨人的屍骸。就在「四．一二」慘案發生後僅十六天，就在我呆著的這個地方，甚至也是這樣一個日頭偏西的時候，北方也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集體處決——「過激黨領袖」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張作霖任大元帥的安國軍政府特別法庭執行了絞刑。在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天平上，北方折斷的這顆頭顱，抵得上南方多少犧牲者的重量？「要奮鬥」，為什麼一定「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在中國為什麼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所總結的這些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何以出現的？每一次社會進步的代價為什麼註定是層層疊疊的先驅者的屍骸？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難道非要在酷烈的階級仇殺中起步不可？……

比比他的同事們，李大釗「失怙」最早，家境也最莊實。他是靠爺爺那九十畝耕地的地租喂大的農家後代。

沐著二十世紀末的夕暉，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著這些好沉好重又好難找到頭緒的問題。

西交民巷與東交民巷遙遙相對，那邊是使館街，這邊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銀行、金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都在這條巷子裏，如同現在的西二環路。

晚清以來，國運式微，自古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都起而探求救國之道。無論康梁的「變法」，還是孫中山的「革命」，概莫能外。

這位「垂老之祖父」，即年逾七旬的李如珍老人。其實，老人並非這位遺腹子的親爺爺，而是其生父的伯父。雖說李如珍是當地頗有些威望的鄉紳，且擁有一份不菲的家業（在山海關外開過雜貨鋪，在本縣有九十多畝耕地，在故里有幾十間青磚大瓦房），但卻膝下無子。他將大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榮過繼為子，指望讓嗣子繼承自己的家產並成為光宗耀祖的讀書人。哪知李任榮年僅十九歲即夭亡！老人便把雙倍的期望和管教加在了這個新生的孫兒身上，並為憨態可掬的孩子取名「憨頭」。富裕而開明的爺爺讓小憨頭六歲即進了私塾，塾師單子鼇老先生為之取大名「耆年」，字「壽昌」，寓意長壽，不復蹈父母早逝的命運。

因經費困難，《憲政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正在此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元月，老友章士釗那邊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後，章氏和圖書在北京創辦了《甲寅》日刊，也就是日報。章先生把主筆的位子留給了李大釗。這期間，李大釗還開始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作品（他與陳的交往也始於留學日本期間）。訥於言而敏於「文」的李大釗，縱思想之馬馳騁於國內最前沿的理論陣地上，成為最激進的政論家，他的文章也成了熱血青年的思想啟蒙課文。

新解密的前蘇聯史料披露，其實，「遠方」（當時中共黨人對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代稱）的最初選擇還不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在中國思想界有兩位享有盛譽的教授「南陳北李」。他們只知道本國新政權已經深得中國知識界的歡迎，尤其列寧同志簽署的那個關於放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那個「第一次對華宣言」，更令中國讀書人無比感奮！一時間，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氾濫於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領袖姚作賓即率先在京成立過「中國共產黨」，並曾派專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找蘇共主動聯絡。這位姚先生的探索為何沒了下文，或者說當初蘇共為何沒扶持姚氏的「中共」，人們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後的青島第二任漢奸市長，正是一個叫姚作賓的人。此題外話也。

看眼前，想當年，小小的馬神廟怎能盛得下這樣一夥兒偉丈夫的沖天才氣？相容並包的人文陽光終於穿透了這座大院的圍牆，後來建在沙灘（地名）的北大紅樓便成了李大釗施展人生抱負的更大的舞臺。

小耆年的童年是在私塾裏度過的。望孫成才的爺爺為他先後「轉學」三次，如同現在從普通班跳級到快班，老師越來越高明，他的學業也越來越出眾。那時的他，滿腦們子只有讀書，甚至連早婚也未能轉移他的學習興趣——他剛到十歲時，求嗣心切的爺爺便安排他與本村的趙紉蘭姑娘完婚。比比不解風情的小丈夫，十六歲的新娘真是花樣年華！但等丈夫到了十六歲那年，卻要離開二十二歲的娘子遠行了——因為他要去考秀才。結果，到達了永平府（樂亭縣歸永平府所轄），才知道，清廷改良教育，已經廢除科舉入仕之途。要考，只能考永平府中學。幼學功底在，何懼功名改？李耆年憑著扎實的古學功底，如願考取府中學。放榜之日，村裏人放炮、貼報單，還讓李耆年坐上了棚車轉了一圈呢——他們仍以村裏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在按部就班地慶賀。

這時的李大釗，僅僅十八歲。沒像城裏人那樣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新思潮，卻也不乏救國之鴻志，每當我們民族走向衰弱時，總有幾位精英如旭日破雲出世照亮整個神州。走出家門的李大釗，就是這樣一輪越來越耀眼的旭日。

當初李大釗為什麼選擇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宣統三年改名「北洋法政學校」）？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刻，人們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絕筆書中窺得原委：

兩個戴著「巡邏」黃袖標的老太太告訴我說：這兒是中宣部宿舍。

不過，就在李耆年到永平府讀書的第二年，八十多歲的祖父溘然長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親生女兒）和一個本家叔叔折騰光了。在外讀書，一年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大洋！好在他的那位有些像母親一樣慈愛的妻子支撐了他——「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他在《獄中自述》中，用平靜的口吻表述了對賢妻的感激。正是有了通情達理的趙紉蘭的全力支持，他才得以去天津繼續求學。

清時，這條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後，新主人一般都是一邊大罵前朝統治者混蛋，一邊卻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質遺產甚至精神遺產。所以，中華民國的京師員警廳、法院和看守所繼續借用封建王朝的外殼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留日學生李大釗的政治見解，已經遠在北京政府裏的許多高官之上。在動盪的年代，這位傑出的思想家脫俗而出，成了中華民族最先進的探路者之一。

我曾兩進紅樓，卻一次也沒如願。一樓曾是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但後來的紅樓主人國家文物局機關卻把一樓東頭的那間屋子鎖了起來，只在門上方懸著一方「李大釗毛澤東同志工作室遺址」的牌匾，並稱「不對外參觀」。

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初六（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距北京以東二百餘公里外的渤海httｐs://ｗwｗ•heｔubooｋ•ｃoｍ.com岸邊——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男孩兒哇哇降生人間。他的響亮哭聲傳出了村中央高地上的那戶大宅院，然而，年輕的母親卻掩面而泣，因為嬰兒的生父李任榮在七個月前就因癆病過世！這個苦命的女人，在兒子不足十六個月大時因憂怨成疾也撒手人寰。「在繈褓中，即失怙恃，又鮮姐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撫養成人。」這是三十八年後這位男子在京師看守所裏寫《獄中自述》中告白於安國軍政府的。

我們想尋李大釗先生的殉難地。

李大釗應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圖書館裏為其操辦了幾個座談會，把章士釗等朋友和熱衷於新事物的弟子們都喊來，讓「吳先生」很是開心地介紹了蘇維埃政權的先進理論和偉大實踐。那位奉命來華覓找合適的政治夥伴的特使先生一激動，當場宣佈：在座各位都是共產黨員了！好在李大釗清醒，覺得不妥，便請客人南下，持他寫的介紹信去上海與已在那裏的更具資格的陳獨秀先生會商。

現在人們清楚了，列寧等俄國革命黨人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儘管高舉起國際主義的大旗，但首先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家園，它們的外交出發點也和別國並無二致，也是首先要維護本國之利益。它們的信誓旦旦的外交聲明每每也只是權宜之計，弱時乞憐，強時逞兇，斯為天理，豈有例外？所以，說要歸還的沙皇時代鯨吞我中華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就一直沒歸還；那條橫在我東北地區的中東鐵路，也一直像劍一樣擱在東三省的腹上，隨時都可以割得我們鮮血如注。俄國的新當家人面臨的大環境並不美妙——前門外有更為強大的西方國家的環峙，後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覬覦（日俄戰爭的慘敗讓他們一直對日本人心有餘悸），更兼有大批沙皇時代的軍人、貴族們亦即所謂的「白俄」，逃到了遠東的中國，這不全是隱患？他們實在無力兩頭應付，故把中國培養成蘇聯的穩定後院便成為其遠東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回國後，他繼續得到兩位政界高朋的支持——湯化龍委任他主持創辦了《晨鐘報》（後改《晨報》）。湯因反袁而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袁死後國會召開，湯當選眾議院議長，「晨鐘」在北京政壇上的迴響自然也就愈發雄渾而悠遠。孫洪伊時任內務總長，後來發生的「府院之爭」，其實就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孫洪伊（黎與孫同系進步黨人）和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樹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權力與尊嚴之爭。孫是直隸天津人，北洋法政學堂創辦者之一，與李大釗既算大同鄉（天津歸直隸省），又有師生之誼，而且因在反袁運動中與國民黨意氣相投，故與李大釗思想更為接近。然而，此時，湯化龍與孫洪伊卻因政見不同而反目。李大釗因不願在湯的《晨鐘報》上刊發攻訐孫的文章，故辭去編輯主任一職，轉投孫的旗下，和同樣熱衷於憲政的同窗白堅武等人創辦了時政期刊《憲法公言》。

正是章士釗把自己兼的校圖書館主任讓給了李大釗，才使他得以躋身於中國知識界的最高臺階上，和蔡元培、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周氏兄弟、胡適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與朋友。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斷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遷戶的監視下，從陋巷窄院裏抬出冰箱、彩電和傢俱塞進泊在街口的小卡車上；而眾多的拾荒者則在興奮地東奔西走，每一處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們的天堂。牆上的一紙佈告告訴了我謎底：

借得《甲寅》這個習武場，這位頗有燕趙古俠士氣的留學生領袖讓人們看到了其不凡的身手。尤其當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的消息傳至日本時，李大釗奮筆寫下《警告全國父老書》，此「書」不僅在日本留學生中廣為流傳，而且還被傳回國內並引起反響。

就在他尚在天津的學堂裏發憤讀書、激揚文字之時，蔡元培已經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屆總長，楊度已經是袁大總統的高級策士，章士釗先是大總統家的清客後是南方討袁軍政府的秘書長，陳獨秀正在安徽都督府當他的秘書長。在這幾位日後的好友業已成為萬眾矚目的國內一流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之後，年輕的李大釗才跚跚起身，在賞識他才幹的立憲派領袖孫洪伊和湯化龍兩人的資助下，隨留學大潮去了日本。在北洋時期的一代國士中，李大釗資歷最淺，但其人格的光芒卻最為耀眼。

我想，這堵殘存的大牆，應該是專制、禁錮、殘暴、昏庸和沒落的具體體現。我只想找到它，踹它兩腳。

「在階級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釗憑自己的才幹與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當初被章士釗推薦來北大時，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頗不友好的眼神的質疑，因為他沒有大學文憑，而且土氣。很快人們就刮目高看這位留著平頭的青年人了。他既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工作，是享有較高聲譽的作家，又把圖書館整治得井井有條。八十年過後，美國人在ｈtｔps://wwｗ.hｅｔuboｏk.com•coｍ權威的《世界圖書情報百科全書》中稱李大釗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顯然是經過詳盡考證的。

北洋法政學堂的創辦者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袁氏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軍的同時，還不忘培養未來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當時，這是國內第一所「政法大學」，「以造就法政通才為主」，畢業生「其成績優者，並可遣赴東西各國留學」。對有志青年來說，這顯然是一所極有誘惑力的學堂。一心救國的李耆年憑較好的成績考入該校後，把學名「耆年」和字「壽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後響徹中國近現代史的「大釗」與「守常」。這位志存高遠的人不在乎是否活得長久，一心勉勵自己要成為堅忍不拔的有為者——「釗」意為勉勵，「守常」與「壽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恆之意。他入校不久就開始參與政治活動，不僅參加了罷課請願活動，還經常發表見解獨到的政論文章，其文采贏得人們尊敬，甚至被公認為「北洋二傑」之一。

這才有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而胡適的父親先後宦游臺灣與上海，父親死時他僅四歲。

是北大俄籍教授鮑立維先生把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記者」「吳廷康」（維經斯基）的中國名字介紹給李大釗的。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嚮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園（後改名中山公園）和天安門為俄國的「十月革命」而歡呼，並大膽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還在《晨報》開闢過「馬克思研究」的專欄，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更被人目為中國第一篇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由他出面接待蘇俄來客是順理成章的。

誰不嚮往那個平等待我中華之龐大鄰國？哪個愛國者不想看到強鄰歸還本屬我們的大片疆土的這一天？在中國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之政權本來不就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夢寐以求的天大好事？於是乎，思想更為先進的李大釗、陳獨秀和一班熱血學生們便率先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年末，李大釗就是從這個已經開始衰敗了的廟門外走了進來，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頭，那兒有座乾隆皇帝的某位女兒遺下的梳妝樓，當時被改為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他的良師益友章士釗把兼任的圖書館主任（館長）讓給了他。於是，翌年初春，從善如流的蔡元培校長便把聘書發給了年方二十八歲的李大釗。

只是，那一堵僅存的灰色大牆在哪裡呢？

被聘為了教授，還兼任圖書館主任，社會地位與個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李大釗依然過著「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沒心思講究物欲，更沒像陳獨秀那樣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紅燈區），他的全部興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釗先生題寫給別人的這幀集古人句的對聯，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寫|真。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坐定古都後，新政權的有關部門便將舊時代看守所裏的那台絞殺了李大釗生命的絞刑架，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裏，供新中國各單位前往參觀。我認識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隨所在部隊參觀過，他回憶說：那個絞刑架是袁世凱當大總統時從德國進口的，個頭很大，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色的血痕呢！我聽得心驚肉跳，想去中國革命博物館一睹那座殺人機器的欲望一點兒也沒有了——據說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為零一。

讀李大釗身世，突然聯想到這樣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即：李大釗與其堪稱一代人傑的北大同事們，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們都出身於殷實人家，但卻既不是豪門巨富之後更絕非貧下中農子弟，他們都有自幼受傳統教育的較好家境，卻又都因家庭的變故不得不過早地品嘗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們都早早失去了父親！詩云：「無父何怙？」怙就是依靠，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階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變得格外內向與堅忍。除了超人的天資外（這當然是前提），他們靠自強自立的處世態度和敏而好學的進取意識，使自己一踏入社會便有了極高的起點，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成為一呼百應的領袖人物。

嗚呼！如此壯懷激烈的人，焉能不成為時代巨子？

原來，這裏要建國家大劇院了，這裏要傳出最為動聽的人聲與樂聲了。或急切或舒緩的旋律，會講述好多年前的一個讓人悚然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