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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軍政府的目的達到了：讓蘇聯人的陰謀破產，同時摧毀了存身於他們保護下的南方革命黨在北方的總堡壘。

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在證明著另一種事實，即北京政府出兵蘇聯使館並不專為逮捕這位「過激黨」的首領。應該從更大背景上看待這一近代史上的嚴重事件。

那時的知識界被寫為「智識界」，有智有識，理應比只有知識層次更高，可能後來的學人們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漸漸喪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謀生，故「智識」才淪為「知識」。恕我瞎掰。

大釗墜入地獄了。有可能躲避而沒有躲避，僅僅因為大意嗎？

一介穿著布長袍的先生，敢令軍人政府「仔細聽著」，而且還要「嚴重的監視」他們是否照自己提議的辦法做，這底氣實在太足！

緊接著，三月二十日，北京各校參加過政治活動的百餘名學生被軍警逮捕，經審查，有四十三人被羈押，餘者釋放。九天後，又有三十餘名學生被捕入獄。

我曾在北大校園裏見過李大釗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像的老成持重的模樣。但這一尊立像，卻令我暗驚，雖也是兩撇大鬍子左右橫掃，但容顏卻十分年輕！因年輕而富有了朝氣，因朝氣而具有了活力。這一個李大釗像真的一樣！

你看，智識階級已經成為北洋時代的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而三十三歲的李大釗已經成為這種勢力的公認的領袖。

父親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沒說，神情非常冷靜，手裏握著那唯一的武器。看樣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膽壯起來。

且讀當時《申報》一則消息：

沒有什麼，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從抽屜裏取出那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院裏走。我們剛走出房門，就看見許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驚的小鳥似的東奔西撞，找不到適當的去處。剛才就是他們從牆上跳過來的。我緊隨父親身後，走出這座一時充滿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間僻靜的小屋，進去後暫時安靜下來。

近代的北洋時期確是顛三倒四的亂世，但主政的武夫們對文人們的寬容，卻也是不容否認的。

我讀過舊的東交民巷使館圖，約略明白了當時的佈局：敗於八國聯軍的中國政府，不得不同意每個駐華使館都附帶擁有一座占地面積更大的兵營，以保護他們的外交使節和本國僑民。俄國使館和兵營的地盤最大，位置也很好，就在胡同西口處的北邊，與美國使館與兵營斜對門兒。十月革命後，蘇聯繼承了沙俄的遺產和權益。

當晚，外交使團為中國軍警闖入東交民巷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當然，這是做給世人看的表面文章，故外交部並未回復。

就是在這紅樓裏，執著的李大釗一步步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校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一開始不被人們看重的青年教師，到北京大學評議會（最高商決機構）成員；從熱衷於在刊物上寫文章的政論家，到有職有權的校長室秘書（那時沒那麼多的副校長，故秘書權力甚大），李大釗扎扎實實地登上了知識階級領袖的臺階。

那位曾在上海灘辦英文報紙的鮑威爾先生，晚年是這樣回憶這一事件的：

沿北京復興門西行，會不斷遇上以「墳」為地名的地方，公主墳就是一例。逾公主墳再往西，有共和國最重要的陵園——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除毛、劉、周之外，共和國幾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於此，甚至於包括了新中國成立前被蔣介石槍斃的中共下臺領袖瞿秋白的遺骸。但八寶山裏沒有李大釗的遺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離八寶山不遠處的萬安公墓。

章士釗與李大釗交誼「亙十有四年，從無間斷，始終情同昆季」，在我讀過的諸多讚頌大釗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評價可能是最直言不諱卻也是最準確到位的，他在為《李大釗先生傳》寫的序中說過：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初，李夫人趙紉蘭從故鄉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學代辦喪事。北大故交們義不容辭，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等十三位大釗先生的生前友好發起公葬，並每人捐款二十元，未參與發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魯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元。當政者對國共合作時的北方領袖也表示了悼念，當年與他同時被北洋政府通緝的現政府部長級人物也趕來參加公祭儀式，汪精衛甚至派人送來一千元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國民黨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儀式由民間慈善機構——河北互濟會在操辦，但實際上是中共地下組織——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既要對本黨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機向國民黨當局宣洩無比的仇恨！

四月十九日，北京外交部將整理出來的有關蘇聯使館顛覆中國政府的證據提供給了中外各報館。

被捕前的李大釗並非高枕無憂，他和同志們從交通員的失蹤、應聘而來的伙夫面目可疑等跡象上，嗅到了空氣中彌漫著越來越不祥的氣息，為防止不虞，他甚至買來了手槍，並很快學會了使用它。

無論在北京地圖和*圖*書上還是在海澱公路上，萬安公墓都沒有標誌，是穿行在一片蘋果園中的柏油路上時意外看到了「李大釗烈士陵園」的牌子，我才確信，此即安葬了眾多名流的萬安公墓。

是的，論才華，他不比魯迅、胡適、劉半農等人高；論見解，可能也比不了陳獨秀、章士釗等人深。大釗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贏得人們欽敬的，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李大釗。

三月一日，「奉張」的主要部將張宗昌將軍在浦口下令扣押了一艘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蘇聯商船「巴米亞列寧那號」，因為那艘大船上，藏有北京政府通緝犯鮑羅廷的妻子及其隨行人員！五天後，蘇聯駐華使館為羈押蘇船及人員一事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稱此舉系對蘇聯的侮辱。其後幾天，又連續三次抗議。而中國外交部則於本月十七日回答：所扣蘇船有查辦之必要。

四月六日，在掌握了確鑿證據、並與駐華外交使團打好招呼後，張作霖下令對蘇聯人採取了突查行動。

還有那北洋時期已淪為落伍者的康有為，在參與張勳復辟案後遭政府追捕時，也不得不剃光了鬍子才得以逃出京城。為此，報章將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讀李大釗當時發表的文章，真如大熱天兒裏痛飲散啤一樣爽快！你會暗自吃驚：軍閥政府怎麼會容忍一個大學教授這麼「放肆」的「惡毒攻擊」？他直言反對軍閥政府與督軍和檢閱使制，呼籲解散安福俱樂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宣導召開國民大會以取代國會，為工人爭八小時工作制，為婦女爭翻身平等之權，真是方方面面，無所不干預。僅以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裏，他在《晨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結尾，就可一把那個時代之脈搏：

再來讀讀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民國日報》上的一則消息：

在沒有電視與大量報刊的時代，剪掉鬍子甚至可能剪掉一個政治人物的厄運！

段祺瑞走了，張作霖來了。皖系、直系，都已沒「戲」，南方的「黨軍」（國民革命軍）攻得正起勁，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擁戴尚有五十萬大兵的「奉張」，才能力保江山不失。於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年末的張作霖，就被推舉為了中華民國安國軍總司令。

但李大釗沒有改變形象。有資料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那天，京師的員警和憲兵們衝進蘇聯使館後，並不是馬上就認出了李大釗，正是這傲然不馴的大鬍子暴露了這位著名的黨人的真實面目。確是鬍子連累了他！

我讀過許多張李大釗的照片，從不同時代的留影來看，他留鬍子的歷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學校時，他就開始留須，那時，他不過才二十歲上下，照片上的同學們沒有一個像他這般模樣。倒是在日本時的一張照片上，他的臉上沒了鬍鬚，臉龐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異國他的審美觀發生了變化，還是屈從於嚴格的日本國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國後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鬍子的傲岸樣子，無論是與報刊同仁們，還是與「少年中國學會」同志們的合影，總是他一個人留著標新立異的鬍子，讓人一眼就能從眾人中認出他來。

然而，手槍並沒派上用場，李大釗被捕的那一刻，儘管一直握著那支手槍，卻並沒扣過一下扳機。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過老友，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一切如李大釗在北大時一樣。

李大釗等教授們以退為進，發出《全體辭職請願書》和《敬告國人書》，並隨數百學生往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求見總理靳雲鵬。上將軍靳總理居然怕書生，死活不敢露面，請願者遂與衛兵發生衝突，被衛兵毆傷多人。這一天是六月三日，故時稱「六三」索薪事件。

頭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舉行的公祭儀式尚波瀾不驚，但送葬日加入的越來越多的人群則讓當局感到了憂懼。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紅色棺材後面的，不光有教師和學生，也有工人，甚至還有士兵！人們胸佩紙花、臂纏黑紗，默然無語，自發加入，而每到繁華路口，都有群眾團體攔靈公祭。送葬隊伍越來越長，到西單時，「馬路上已有人滿之患」！送葬隊伍行至西四時，忽然唱起了《國際歌》，而且，空中飄起了寫著「打倒國民ｍ.ｈetubｏoｋ•ｃoｍ.coｍ黨！」「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共產黨萬歲！」等標語的紙錢！一時間，軍警大駭，鳴槍示警並逮捕了四十多人（過後，駐北平的憲兵三團還追捕了數百人，罪名是「擾亂治安」，有人竟被處決，包括在上海擔任過「左聯」常委的文學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秘書的洪靈菲先生）。紛亂之後，大釗先生的靈柩還是安抵萬安公墓，並與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進冥冥之中。

李大釗是不講究穿戴的，但他對自己的鬍鬚倒是很在意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清末民初，男子蓄鬍還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種時尚。不信你看，從北方的大總統袁世凱，到他之後的北洋大帥、將軍們，大都是威風凜凜一把鬍子；而南方的革命黨首領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人，也無不是這般留胡節不辱的尊容。學者們也多以蓄鬍為美，魯迅就曾在回國返鄉時被紹興老鄉錯認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隸書「一」的黑鬍髭。也許古戲文裏的白面書生讓人看膩了？彼時有條件留須的軍政、學界男子，多以拂髯為美。鬍子成了民國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證」。

因為，李大釗並非如人們想像得那麼老成持重，他也急躁過。他的學生回顧親歷的「三．一八」事件時寫過：臨去執政府示威時，眾人怕政府彈壓，但李大釗登高疾呼：他們不敢把我們怎樣！眾人信賴之，遂隨其而去，這才有了子彈共血肉橫飛的慘痛史案。無法否認，成熟的革命家也有不成熟的時候，統治者寬容的底線是誰也不能推翻其統治。

至於說蔣介石與張作霖合謀殺害了李大釗一說，則不合情理。北京搜查蘇聯使館後的第二天，正率大軍北伐的蔣總司令即致電齊爾內赫代辦表示慰問。在南昌時，蔣氏還對軍官們大講勿受國民黨北方領導人徐謙等「政客」的誘惑。徐乃李大釗的親密同志，和李共同主持了北方的國民運動。北洋軍閥們根本分不清國共兩黨有何區別，他們把南方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統稱為「南赤」，把馮玉祥及其國民軍稱為「北赤」。尤其張作霖，深知若無蘇聯人的全力支持，廣州的那個割據政權哪會一下子有了這麼強大的力量來攻打中央政府！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蔣介石是比大學教授李大釗更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張哪會為殺一個自己管制下的教書匠而專門去試探一下敵軍總司令的意思？

讀了這段文字以後，我才悟出，以前聽慣了的說法，完全是站在蘇聯人立場上的講述。如果挪開一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對現今的人們來說，李大釗是個遙遠的存在，遙遠得已經不太真實了。

紅樓裏的李大釗，其實歲數並不大，不過三十出頭，只比手下的毛澤東大四歲，比在校大學生張國燾也不過大八歲。他的思想裂變，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這紅樓裏發生和積攢起來的。六年的圖書室主任生涯，對一個剛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來說，太重要了！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外交部要求蘇聯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後，這位首任駐華大使被迫離京經滬返俄。

鮑羅廷本人也在這個血腥的暮春初夏時節結束了在華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以頭號「共黨首要」所通緝，後被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辭退勸歸。忠於黨的事業的鮑氏頗不甘心，經鄭州時還鼓動馮玉祥應用兵武漢，不過馮氏卻將他禮送出河南，後送其經陝甘、蒙古返回蘇聯。因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失敗，鮑氏成了眾多替罪羊中的比較大的一隻，他先被分配到蘇聯新聞出版部門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後被史達林下令逮捕，一九五一年死於蘇聯集中營。

按國際慣例，使館區是外國人的飛地，未經許可，本國人不得入內；尤其是根據《辛丑合約》規定，中國人不得擅入使館區；失意的軍人若進入其間避難，則必須解除武裝。洋人們深恐戰火殃及到他們身上。所以，東交民巷裏的使館和飯店、醫院，就都成了北京的落難巨子們的避風港，一有風雲變幻，他們就會跑到使館區去避禍。清末時，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民國以後，前來請袁世肯南下當總統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們被亂兵嚇得去過，遭馮玉祥的國民軍追捕的臨時執政段祺瑞去過，被馮的大兵趕出皇宮的遜帝溥儀去過，被各路大軍討伐的復辟禍首「辮帥」張勳也去過，甚至連魯迅這樣在政界沒有身份的小官員也在那裏避過禍。只要進入了東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使館區就是避風港。

北洋時代，智識階級整體地位真是不得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東交民巷外交使團的衛兵們的協助下，張作霖的員警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華使館。……

四月八日，中國軍警繼續「犯規」，進入天津法租界內，搜查了俄國人開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釗曾來天津租界會見某俄人，因第二天當地的《益世報》即刊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方匆匆返京。無疑，政府欲一舉搗毀蘇聯在津門的秘密據點。

本來，軍閥政府對學人們是敬而遠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士」的社會地位突然有點像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很可以指點江山亂說一氣的。自古天下興亡士人自覺有責，到了民國，北京的教授們更以天下為己任，議論htｔｐs://ｍ•hetｕboｏk•com.ｃom朝政，暢所欲言，無所畏懼。公允而言，那時，政府賜給知識份子的言論空間比之後來的「黨國」時代實在要大得多，不然，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思想領域就不會有空前的繁榮。

於是，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赫然出現在北京鬧市的那幅巨大的輓聯，才讓許多人觸目驚心：

同時被捕的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過那個驚心動魂的時刻：……就聽見一聲尖銳的槍聲，接著就聽見庚子賠款委員會那邊發出一陣紛亂的喊叫，接著又聽見有許多人從那堵矮小的花牆上跳到我們的院子裏來。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萬安公墓。

三月二十七日，張作霖公佈了與南方政權妥協的先決條件，他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表示：倘蔣介石能驅逐南軍中之俄人，南北不難妥協。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沒有吭氣，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聽聲音，來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已經把這間小屋團團圍住。

行動本身是成功的。軍警們撲滅了正被蘇聯人焚燒的機密材料，然後，把這些材料裝了足足七卡車！

總理無奈書生何！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以思想鉗制和行政懲處為武器來收拾書生們，卻不恥為原告，起訴教職員代表。不料李大釗等毫不畏懼，反向檢察廳提出控告，起訴總理與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長馬鄰翼，還捎帶上了國家的員警總監殷鴻壽（那時當員警總監真夠倒楣的），告他們「破壞教育」！

不要放走一個！粗暴的吼聲在窗外響起來，喊聲未落，穿著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們、穿便衣的偵探和穿黑制服的員警就蜂擁而入，一瞬間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十幾隻黑洞洞的槍口對著父親和我。一個壞蛋立刻衝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認識一個寡言的偉人更需要足夠的空間。

據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的王鴻年先生說，他們已經準備在原俄國使館內立一塊「李大釗烈士被俘地」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只是，現在那裏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院，外人是不可能進去的。李大釗等在蘇聯使館中依然忙碌著，發展的國共黨員人數成倍增長就是佐證。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的《李大釗傳》介紹：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二月，整整一年之內，國民黨員由二千二百人增至四千三百餘人，共產黨員由三百餘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照片上的李大釗，平頂，圓臉，一副敦厚長者模樣，而最明顯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濃密的鬍子。長時間以來我有一種錯覺，認為這位中共的創始者是一位年歲不小的長者。是鬍子連累了他。

殘暴的匪徒們把父親綁起來，簇擁著走了。

你看，那時的「智識界」是何等的威風！據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釗傳》中披露，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北大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時搞過一項民意測驗，其中一個問題：「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學生們選出了這幾位：孫中山、黃興、段祺瑞、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梁啟超、李大釗、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釗資歷最淺，卻也得到學子們的擁戴，而且排名於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個人中，革命黨領袖占了頭兩把交椅，做學問的占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軍閥巨頭，除一個在朝的段總理外，其餘統統不值一提！

資料告訴我，李大釗等二十位同案犯被處絞刑後，法院用薄棺將遺體送到宣武門外的長椿寺，由家屬們認領、處理。數日後，親友們為李大釗遺體改殯，並遷靈於鄰院的浙寺停厝。這一停，就是六年。

就在事發兩天前，那位名士朋友楊度已經托章士釗轉告他了：張作霖已派外交部與外國使團打好招呼，近日將搜查蘇聯使館及兵營！章夫人吳弱男曾為此專門進入了蘇聯使館勸其化裝離館遁往天津暫避風頭。李大釗只說自己尚有工作走不開，讓別的同志先走了。

第二天，四月七日，外交總長顧維鈞向俄政府抗議俄使館收容南方革命黨人事。俄代辦齊爾內赫則向顧反抗議，稱中國政府侵犯了使館尊嚴。

關於李大釗的被難，是不是他的又一次判斷失誤？

竊以為，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關於李大釗被捕，我想了一些時間，有一天，終於恍然大悟：這一天，他是知道的，他有點兒像等待被誅的譚嗣同。

越來越多的材料顯示，李大釗是有可能倖免於難的。

張作霖因殺害了李大釗，而使他後來的慘死在共和國史籍上變得活該倒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中央公園發表過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過後又把演講稿登上了《新青年》。從字數上看，該文不到兩千字，若空口念hｅｔｕbook.cｏm.coｍ，幾分鐘即完。但他不善言辭卻是大家公認的，陳獨秀、魯迅等都在回憶文章裏提到這一點，章士釗更直接說他「木訥」。可見大釗不是健談的人，甚至還有點大智若愚的書呆子相（有林伯渠詩：「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為憑），只不過為了鬥爭的需要，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數數看，從到北大開始，他就不憚拋頭露面，多次公開號召推翻現政府，儘管其間曾被明令通緝；他膽大，而且心細，當陳獨秀面臨第二次被捕的危急關口，他竟然會把陳先生包裝成戴氊帽、穿油花花的廚子背心的「病人」，自己則像年關收賬的生意人一樣，乘騾車送獨秀先生逃離北京——中共黨史專家們一致認定，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驚天擘畫，就是這兩個人在從北京到天津的顛簸數日的出逃路上議定的。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隨著國共合作的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李大釗親自擔任北京的國民大會的主席之一，率領學生和市民一次次向政府發起聲勢越來越大的示威運動。

矢志反對外來勢力的「赤化」，是被傳統文化養大的中國統治者的天性，尤其當自己的政權受到嚴重威脅時。「得到南方某要人默許」一說，只是當時《晨報》的一家之言，並無確鑿證明。相信並認定此說，不過是後來人的一種心理需求而已，即：北洋軍閥與新軍閥（蔣介石集團）都是反共的一丘之貉。

萬安公墓原為私營墓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後才收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這裏雖不比八寶山尊貴，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說的歷史人物也頗不少，像民國的段祺瑞、韓復榘、馬占山，像一九五四年自殺身亡的共和國副主席高崗，像著名的文藝家朱自清、王雪濤、劉繼卣、王力、蕭軍等。但眾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李大釗了。軍閥可以通過戰爭來建立大小政權，文藝家可以通過筆墨創作來陶冶人心，但誰能比得上思想家對社會的影響深遠呢？

而教書匠狀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檢察廳真就受理了。結果，政府理虧，托人調解，並派專人向教育界慰問，為受傷者報銷醫療費，並籌款二百萬元設教育準備金等。學界的要求一一落實。

作為中國東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張作霖對有著漫長邊界的「老毛子」的警惕與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況且，貫穿東北腹地的那條由俄國人控制的「中東鐵路」一直像導火索一樣在中國人身邊冒著戰爭的青煙。擔任了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最高領導後，張作霖對強悍鄰國的真正心思也許看得比其他人更透。蘇聯人染指中國內政並一直圖謀顛覆現政府已是不爭的事實：外蒙古已經被他們的紅軍強行侵佔，南方的國共合作局面是他們暗中操縱的，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也是他們的軍事顧問團和巨額盧布在起作用。

李大釗的歸宿很好找，陵園入口處即有明顯標誌。從一方方規整得十分有序的墳地間的闊路上走進公墓深處，一座被松柏包圍著的院落立即讓我心頭釋然——石雕的李大釗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紅」擺得很滿，紅花前一束黃花開得正盛，顯然是有人剛獻的。

近年才公開的俄文史料證實，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人曾為中國國共兩黨和北方的馮玉祥提供過上億元盧布的支援，其用意只有一個：推翻中國現政府，另起爐灶，建立一個符合蘇維埃國家利益的中央政權。

他對執政者的訓斥源自他對民主的理解。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說過：

鮑羅廷夫婦的結局似應一提：

智識階級大獲全勝！

是啊，他蒙難時還不滿三十八歲，憑什麼要把他刻畫得那麼老？

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北京政府與蘇聯關係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對蘇聯使館的突襲，曾搜出了大量宣傳共產主義的書刊和檔，還逮捕了幾十名在使館中的俄國人和中國人。消息傳出後，蘇聯政府立即抗議這種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踐踏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暴行。」張大帥對此不理不睬，相反，還將從蘇聯使館中搜來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給新聞界和其他使領館，借此證明蘇聯人準備「赤化」中國的陰謀。公佈的檔還表明，蘇聯使館的官員也捲入了這一陰謀。這樣一來，事情變得相當棘手，因為根據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協定，蘇聯政府表示不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而這些檔卻表明他們違反了協定。事和_圖_書情的結果是蘇聯召回了駐華使館的代辦（首任駐華大使加拉罕已經於年前被驅逐回國——引者注），而中國方面則通過草草的軍事審判，把被捕的共產黨領導人槍斃了事。

字典中的「老」字條下，有「老實」、「老成」、「老到」、「老練」等詞條，也許，正是這些似乎都能體現李大釗特點的詞條讓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實年齡？

真實的李大釗到底什麼樣兒？我梳理著他的生平，覺得與其說這位以授課寫作為業的導師是坐而論道的鴻儒，倒不如說他是一位風風火火的實幹家。

傳統的說法是，奉張政府通過長時間的跟蹤，發現了被上一屆政府通緝的李大釗的藏身之處，於是，在帝國主義駐華使館的支持下，強行闖入蘇聯使館，抓到了李大釗，並在「南方某要人」蔣介石的默許下，悍然殺害了這位共產黨領袖。

馬上輪到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抗議了，三月十九日，中國駐俄代辦向蘇外交部提出抗議，抗議蘇聯政府將我蒙古地區劃入了他們的版圖。

緊接著，八月二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緝在南方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蘇共代表鮑羅廷。熟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正是指揮「黨軍」「北伐」的總設計師。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經費三個半月了。學校領不到經費，老師們就拿不到薪水，於是，就罷教。那時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國家機關各部的工資，竟是靠借錢發下的！各地割據的軍閥們，撈點錢就去置槍置炮，哪有誰上繳國家財政。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又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什麼？爹！我瞪著兩隻受驚的眼睛問父親。

四月十六日，已得國內指令的鄭延禧前往蘇聯外交部，正式拒絕了蘇聯政府的「四九」抗議，謂：使館內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的內亂機關，俟將搜出的宣傳共產之檔翻譯完後，再提嚴重抗議。

此有二例：

章士釗回憶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天不為守常之馬首是瞻？

這就是彼時的李大釗。絕少服人的魯迅肯奉小他許多歲的守常先生為「革命的前驅」，實可見李大釗的思想已經遠遠超出同儕之上。

革命黨首領黃興在上海租界內從事秘密活動時，因書呆子氣的章士釗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剛剛剃光了自己的標誌性的鬍鬚，所以會審時，儘管洋法官覺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緝照片上的要犯黃興，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誤捕的某軍官的隨員李某。洋人本來就分不太清中國人的模樣，見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裏糊塗地把人放走。黃興因之逃過一劫。

是年三月十八日的被彈壓了的國民請願運動，是他公開露面的最後一次了。連李大釗也沒想到，執政府的衛隊會悍然朝遊行的人群開槍！那一天，大釗的頭與手部負了傷，僥倖沒成為這一天的第四十八位烈士。遭通緝的革命黨領袖們不得不關閉了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轉入了東交民巷裏的蘇聯舊兵營中繼續工作。

開始，我總以為，李大釗並不知道這一天要大禍臨頭。

同日，齊爾內赫率館員黯然回國。

當年五月二日，鮑妻和三位同案的俄共信使被從羈押地濟南解往北京，七月十二日，本案在京師高等審判廳受審，推事何雋利援引張作霖日前對政治犯頒的大赦令將其釋放。兩天後，張作霖才聞報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將鮑妻等俄人重新捉拿歸案！但遍尋京城，已不見其蹤影。一氣之下，張大帥把老資格的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沈家彝免職。

四月九日，在遙遠的莫斯科，蘇外長李維諾夫召見中國駐俄代辦鄭延禧，強烈抗議中國政府搜查俄使館的違犯國際法的行為，要求中方交還被搜去的檔案，釋放被捕人員，並聲明召回駐北京之代辦，僅留領事。最後，這位外長忿忿地稱：此事乃帝國主義者之教唆，藉以誣衊蘇聯，北京政府已成帝國主義之工具，云云。可憐的鄭代辦根本不知道本國政府的這一公然違反國際法的嚴重事件，故只得含混其詞地支吾了幾句退回使館內，再拍電報詢問北京有無此事。

而且，知識階級的領袖不光敢說，還敢做。李大釗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聯席會議主席身份，領導了「索薪事件」：

長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陰影裏的張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們打什麼旗號換什麼國體，在遠東攫取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標。於是，張氏入主北京政府之後，開始抵禦蘇俄的咄咄逼人的明爭（南方）暗搶（北方），中俄關係便必然地緊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