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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馮玉祥，也是大大地賺了蘇聯人的大批軍火與盧布後，開始反共，一大批蘇聯顧問連同二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禮送出境」，這其中，就有剛從莫斯科來到馮軍擔任中山軍事學院政治處處長的鄧希賢。鄧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與蔣介石的長子和馮玉祥的女兒同班，現在卻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被迫離開西安後，潛至武漢，開始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並改名鄧小平。

先李大釗入過北洋政府監獄的中共首屆中央局成員張國燾，曾被風傳遭嚴刑被打折了一條胳膊。但當他出獄到上海後，卻對關心此事的同志否認道：我未受刑啊！令人頗感意外。

不知為什麼，看完李大釗先生陵墓後，我特別想去看看同葬本院的段祺瑞的墳丘。遂找到萬安公墓辦公室。

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公認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為什麼很少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因為這位領袖級的北大教授沒太拿黨當回事兒，還是把持歷屆黨代會的「國際」代表們不願召他前來？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開，不知何故，他仍然沒出席。

就在尋找段墓的途中，我突然恍然大悟：蘇聯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李大釗！是的，一定是以名士面目享譽京華的李大釗與軍閥和政客們的說不清的關係使「遠方」終感疑慮，進而影響了他在黨內的地位。

他安寧了，永恆了。

李大釗不可能聽到史達林的那番可笑的預言了，也不會知道「遠方」制訂並督促他和同志們力行的「國共合作」大業已經徹底失敗。在此後白雲蒼狗風狂雨驟的歲月裏，他只能一直像雕像一般沉默著了。

他被關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裏。《晨報》報導，蒙難的李大釗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獄中，女兒李星華曾隨一同入獄的母親見過爹爹一面，是過堂時核實一下身份，爹爹的極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華頗感不解甚至憤懣。當時的報紙上說，李大釗「在獄二十餘日，絕口不提家事」。為何冰冷如霜？也許只能有一種解釋，即他主意已定，決意要赴天國。

後來，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劉先生撰寫的碑文：

他寫著《獄中自述》，反省著自己的生命歷程。

李大釗應該沒有被刑訊。刑訊往往因被審者拒絕回答問題而被強施，可李大釗不是，他不屑於隱瞞自己的信念與工作情況，他很痛快地回答了法官的提問，而且，每次審訊結束時，都堅持要來審訊紀錄細看一遍，把被記錯的意思寫錯的字一一改正之。尤其那篇傳世的《獄中自述》，更是披肝瀝膽，磊落坦蕩。他的態度是：

我俯窗而望。

次日的《晨報》披露：

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滬秘密召開，李大釗還是沒有到會。本屆黨代會產生了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與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人成為中執委委員，而李大釗僅為三名候補委員之一。陳由中央局書記改任委員長，而陳之後的那四位年輕的執委，除了一個蔡和森，全是李大釗在北京的學生啊！導師李大釗只是北方區負責人之一，但還不是一把手，北方區委員長的位子有人坐了。

然而，他傾注心血努力從事的「聯吳反段」工作和後來的「國共合作」事業，無不以中國共產黨被屠戮而慘遭失敗。

李大釗謝世前，國民黨右派領袖蔣介石已經在上海灘發動了血腥的「清黨」運動；在他死難後不到三個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武漢革命政府也開始向「CP」舉起了屠刀——「CP」乃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字母，時人以「CP」或「老西」代稱中共。

於是，張作霖不再猶豫，頒發了「殺無赦」的命令。

中國委員會，這個比共產國際遠東局還像太上皇的聯和圖書共內部機構，不光決定了大革命時期中共的命運，而且還包辦了那個時期中國的許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黃埔軍校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如在西北緊急援助馮玉祥，等等；大到為哪個政治勢力提供成百上千萬資金（盧布、美元或中國銀元），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員與器材通過何種方式運送到中國。這個委員會，不光有蘇聯高級黨務工作者和蘇軍高級將領，也不光有維經斯基等前駐中國特使，而且，還有蘇軍總部偵察局局長！作為大學教授，李大釗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還能每月捐出八十元工資充實本黨的活動經費，但對既要搞工運又要走上層的地方黨組織來說，這點錢實在是杯水車薪。

李大釗墓也曾遭劫，不過，並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國軍」士兵，而是「文革」時代的紅衛兵所為！萬安公墓被破了「四舊」，李大釗夫婦的墓碑也未能倖免。那個年代，從李大釗的《獄中自述》裏找出點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費事兒的事。瞿秋白不就因遺書《多餘的話》而被掘了在八寶山的墓嗎？直到「四人幫」倒臺後的第二年，李星華女士來此祭祀父母，看到的還是一片橫七豎八的殘碑呢！

這是後來在獄中的陳獨秀對「同案」犯回憶起李大釗時說的話。陳先生誇得很由衷。說完這番話後，陳獨秀頗羞愧地喟歎：

當得知前蘇聯不經意地甩出了這樣一個天大的秘密時，我不禁為我們忠厚的李大釗先生的淒然謝幕而感到悲憤，為一代先哲的奉獻而感到無奈！

隨著蘇聯人「聯吳」、「聯孫」、「聯馮」設想的一個個地失敗，多次奉命與這些巨頭聯絡過的李大釗不可能不成為替罪羊！

既然已經如此，那就只有實話實說——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嘛！

李大釗曾任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團出席過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然而，在蘇聯呆了長達四五個月的時間，卻沒有被史達林等聯共領導人召見過的記載！蘇聯人對他的冷淡委實令人心寒。須知，那一段時間，正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展開殘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釗一直嚮往的蘇聯共產黨內竟然出現了他從未預料到的陷害與毀滅，這位訥於言而敏於思的中國人能無動於衷嗎？時下，蘇聯人一手撮起的「國共合作」已經徹底破裂，友黨已經向本黨舉起了屠刀，陳獨秀被轟下臺來只是時間問題了，他作為陳獨秀在黨內最忠實的朋友，一個最賣力地履行國共合作路線的中共第一國民黨員，一個有著複雜上層關係的社會名流，能不知道即將面臨著什麼樣的裁決嗎？

但是，北斗一樣光芒照人的李大釗，怎麼就總是不被信任呢？

當然，對上層共產黨人士不施刑並不一定說明統治者的仁慈，瞿秋白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不就被槍斃了嗎？對政治犯的留與殺完全是按統治者自訂的法律和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時並不非要有理由才動手。

北京大學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長們連袂求見「少帥」張學良，請其向「大帥」轉致寬恕李大釗之意。被張作霖倚為心腹的楊宇霆也來轉達了曾任前政府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說情，而楊本人也主張對李大釗寬大處理。被袁世凱所倚重的楊度則代表政府智囊團「政治討論委員會」與司法總長同來求見，要求將「黨案」移交法庭依法處理。頗得言論自由的報紙更是說三道四，有的對李大釗的人格和學問表示欽佩，勸當局不要輕易處置這樣一個人，還有的主張終生監禁李大釗，讓其在獄中寫作，也有人主張殺一儆百。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年初，為了加強對名士同事們的自我約束，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起成立了「進德會」，將會員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為最容易做到的，只要不嫖、不賭、不納妾即可；乙種除了以上「三不」，還得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丙種最嚴格，「五不」之外還得加上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蔡先生採取「既往不咎主義」，即不管你以前有無「前科」，只要今後做到，即可為會員。為防止會員們舊病復發，蔡先生還設立了幾位糾察員。一時間，陳獨秀、章士釗、沈尹默、李大釗等教師都入了會，成了甲種會員。但事實是大多數的名士們連最起碼的不嫖、不賭、不納妾都做不到，只有被推舉為糾察員的李大釗是問心無愧的真君子。

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國家檔案開始向公眾開放，遲至這時，對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的人，才驚愕地獲知：早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蘇共中央就成立過一個直屬政治局的「中國委員會」！從那之後的所有對中國的工作，均是由那個委員會裏的七八個洋人草擬並具體承辦的。

公葬那天，靈柩抵達這裏後，有人用騾車拉來一塊用棉被包著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見，背面有一通情緒激昂的碑文。為避免招來當局的毀壞，眾人將此碑與棺木同時下了葬。不料，遲至共產黨人坐定天下後的二十多年，這塊碑還是未被挖出並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過絞死李大釗刑具的離休幹部告訴過我，只是因為挖出來會對後來的黨史敘述添麻煩，所以才一直深埋地和圖書下。我聽得似是而非。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高潮始退，激|情過去，思想者李大釗一定會痛苦而透徹地反思失敗的原委。

等吳佩孚下令彈壓了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後，蘇聯人又開始「聯孫倒吳」。忠厚的李大釗再一次成為一名過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長江以南，成為「國共合作」的力行者。他不得不親往上海莫里哀路上的孫中山寓所，接受了孫博士的主盟，成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頭一號中共黨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這個孫中山指派的代表之一，甚至當上了主席團五成員之一、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比在本黨內的官還大呢！），會後具體負責北京執行部（負責整個北方地區）的黨務指導與監督。雖說那幅影響很大的國共合作的「蜜月照」近年才被證實與孫中山並行的蓄鬍者並非李大釗，但他在國民黨那邊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難，其實也和轟轟烈烈的國民黨北京黨部的工作有關。

你看，被「充分利用」後又被扔得遠遠的，正是史達林啊！

嗚呼傷哉！懷著悽愴的心情，我走出這座陵園，沿牆西拐，來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在萬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釗夫婦的墓地並不特別顯赫，水泥方壙，尋常舊墓。附近是與他同時罹難的鄧文輝、路友于兩座烈士墓。

業務部開著門。進門後見兩位女子在接待一位問詢墓地價位的客戶，見我進來，笑臉相迎，但一聽我不是來買墓地的，便換了冷面：「大熱天兒的，看段祺瑞的墓幹嗎？」她們反覆告訴我，不好找，沒有標記。「我們這兒都是私人墓地，不能隨便參觀！」她們乾脆下了逐客令。我只好一個人憑感覺踽踽尋覓。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之前的歷屆中共黨代會及黨的重要會議，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辦並在場監督的。他們不光為中共的高層聚首提供充裕的資金，更要為今後的發展提供具體的路線圖。

中國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讓它永遠保持沸騰！世界無產階級導師讓中國「永遠保持沸騰」的目的是什麼？置身革命風暴漩渦裏的中共黨人可能根本不會想這些大逆不道的問題，倒是在華的西方人士對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鮑威爾就曾一針見血地說破：

碑後，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人的東方棋局徹底輸了。所以，他們惱羞成怒，便棄掉老將，另設士相。李大釗與陳獨秀一樣，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過牛奶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思想家，他更是奉蘇聯人之命親往吳佩孚處說項的親歷者，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不妨舉幾個例子：

早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他就在一篇堪稱散文詩經典的《犧牲》中如此寫道：

「南陳北李」為執行蘇聯人的意圖忍受了太多的責難——最早領著維經斯基來華探路的那個大個子華僑楊明齋為此與他所敬重的陳獨秀拍了桌子，並一氣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釗也在回京傳達國共合作政策時，當場遭到不少同志的質問和責難，以致素有好脾氣著稱的他竟然憤然離去！

我常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被研究者們忽略但卻又極為重要的問題：李大釗在黨內的威望與職位為什麼不相符？換言之：他為什麼一直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

和同時代的共產黨人相比，李大釗與蘇聯人的接觸最早。是他第一個公開歡呼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的，是他無條件地接受並廣為傳播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是他第一個接待來華建立中共的蘇俄聯使並將其介紹給陳獨秀的，是他堅決擁護共產國際關於中國的各項決定並勉力而行的；他還親自帶隊去過蘇聯，是秘密化裝成老工人模樣潛行至滿洲里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一個令人斷腸的慘澹黃昏，安國軍總司令部發出一紙佈告：

李大釗哪裡會知道，就在四月六日他被捕的那一天，遠方的史達林還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大談中國問題，這位聯共（布）的一把手狠狠嘲笑了黨內反對派首領托洛茨基要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奮起抗爭的意見。史達林頗為自信地說：

地一陣冷風掠過，似吹開了我的心扉，令我對那堵業已消失了的高牆有了新的認識：它不僅是北洋軍閥們從封建王朝那裏接過來的囚禁人身的建築物，也是前西方強鄰借用中國知識精英的愛國熱情偷偷鑄就的一道思想牢籠。

那天下午，我終於在萬安公墓裏找到了權傾一時的段祺瑞的歸宿。而且，墓碑竟是死者與李大釗共同的好友章士釗先生所寫的！我看得哭笑不得，直念叨那句俗語：山不轉水轉！

雕像後，是李大釗與趙紉蘭的和_圖_書墓，雙墓並列，均稱「同志」。

剛想到這兒，就到胡同口了。

被關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遠不知屋裏藏的究竟是什麼貨色。

繞著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圈，我仰望著神色平靜的先驅的臉，不由得心底隱痛起來。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後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託派」）中央常委的鄭超麟曾兩次被關進駭人聽聞的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從沒受過刑，倒是寫下「強盜確是受罪犯待遇，我們則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監獄時，他聽到旁邊屋裏有受審者在慘叫，居然「想跑過去看看，一個包打聽（便衣特務）阻止我，他說：『你們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可悲復可笑的是，史達林的「擠檸檬汁」的話音尚未傳到中國，蔣介石就先把他給「擠幹以後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蘇聯提供的大批軍火和蘇聯顧問的直接指揮，區區國民黨何至於一下子膨脹起來，不光打出了廣東而且有了問鼎中原的實力？

「黨案」發，舉國驚。「黨魁」守常先生乃社會名流，北大教授，落入軍閥之手，自是凶多吉少，況且有前不久張宗昌處決著名報人林白水為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裏，處事一向果斷的張作霖總司令被各界的說項鬧得撓起頭來。

李大釗乃社會名流。民初，社會名流儼然一獨立勢力，其社會地位既高於之前的封建王朝時的御用翰林，更超然於之後的黨國時的窩憋文人，統治者都拿你當個事兒。李大釗就曾是黎元洪的座上客，還多次專程謁訪過直系的吳佩孚、馮玉祥等人，與投入段祺瑞幕府的那個章士釗關係更鐵，北方的好多政客和軍人都與他有聯繫。

早就持有這種生死觀的人，奈何以死懼之？大釗先生實踐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叫「視死如歸」；也因此，他確實該「流芳百世」。

從陳獨秀親自報給共產國際的一份經費申請表上可知，那時，各地每個在編的黨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元的活動經費，而這筆錢幾乎全是「遠方」提供的。如此算來，李大釗的捐獻只夠不到兩個同志的活動經費，作為整個北方區黨的負責人，他能匡算出蘇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這種巨大付出的背後竟是為了與列強爭奪遠東並控制中國，這位黨性極強的先哲會作怎樣的人生抉擇呢？

李大釗是舊文化與現政府直言不諱的掘墓人，是能夠掀起民眾運動巨浪的政治領袖。這樣一個人落入統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決於當政者對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的考量，這與他在獄中表現如何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中共「五大」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漢召開，會議召開的第二天，李大釗即去了天國。曾和大釗一起在京主持工作的徐謙和汪精衛、譚延等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一起到會分別演講祝賀。然而，會議期間，張國燾宣佈了北方的噩耗，舉座皆驚，默哀遙祭。

哦哦，我明白了，儘管兩天前就從朋友那兒知道大禍將臨，儘管有足夠的辦法和時間逃避禍患，但李大釗哪兒也沒去，從容得像譚嗣同先生一樣等來了緝捕者。他神色平靜地走上了絞刑架，他的靈魂永遠地離開了越來越躁動的塵世。

在決定滿足馮玉祥和其他將軍請求的問題時，蘇聯政府也考慮了中國同志們的意見。上面已經指出李大釗對國民軍指揮人員的外交路線的影響。這位有影響的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親自參加了第一軍的代表團，這證明了革命營壘對蘇聯援助中國國民軍是極其關心的。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末，中共「一大」時，他和另一位最該到會的陳獨秀都沒出現在上海灘的那座石庫門房子裏。都說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但真等到首屆黨代會召開了，他們卻一南一北，雙雙缺席了——「南陳」在割據的廣東政府當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只派了個代表包惠僧與會；「北李」則正在北京忙於參與教育界向政府的「索薪」，連代表他的人也沒有。陳獨秀沒來，仍當選為中共第一屆中央局第一任書記，而李大釗呢？卻什麼也不是。

想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國際歌》，想起那段「讓思想衝破牢籠……」的悲壯旋律。是啊！李大釗和中國的第一代共產主義者們寧拋頭顱也不願放棄的，不正是對這樣美好境界的追求？他們之所以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自覺地「以俄為師」，自覺地高唱著法國工人譜寫的《國際歌》，不正是希望經他們開始的苦鬥，能使古老的中華大地早日成為這樣的理想之邦？

墓後，即墓碑，一方橫臥著的黑色巨碑，泛著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鄧小平先生題寫的：

室內是四壁展覽的圖片和幾方有題詞的石屏，有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等領導人的題詞。在活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領導人中，可能只有鄧穎超與彭真二位見過李大釗——學生時代的鄧穎超是天津學界女傑，曾與同窗兼同志周恩來等一道在天津的「覺悟社」面聆過大釗先生的教誨；而青年時的彭真曾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屬下工作過。

李大釗在看守所裏m.hetubook.com.com，有時間細溯一下自己的歷史了。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的，這也是李大釗唯一參加的本黨代表大會，遲到這時，他才被選入擴大至九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但依然沒被留在中樞主持工作，而是繼續以「駐京委員」名義回了北京。

這一定是那塊兒隨大釗先生靈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據查，軍法會審所「依」的「法」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

緊傍磚牆，兩塊小石碑豎在地上，上面標著：

李大釗曾參加過一次黨的高層決策會議，那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二大」召開之後的一個範圍極小又極其重要的會議，因開會地點在杭州，故稱「杭州會議」。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把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四位中執委委員和不是執委的李大釗找到西子湖畔，要他們接受史達林業已批准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讓兩個政治綱領相抵的政黨摻和到一塊兒去？讓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人加入到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裏去？頭一天，除馬林的翻譯、年輕英俊的常州青年張太雷外，與會者都堅決反對這項怪誕的決定，性情直率的陳獨秀的反應尤為激烈，這就使得史達林的使者馬林先生十分尷尬。但第二天，是顧全大局的李大釗最先被說服，進而幫助馬林說服了其他同志，國共合作的大政方針才確定下來。

他的最後一點工作成果，也因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失利而化為烏有。前蘇聯駐國民軍的軍事顧問普裏馬科夫回國後，曾以筆名發表了《一個志願兵的劄記：中國的國內戰爭》。半個多世紀後此書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更名為《馮玉祥與國民軍》出版發行。書中幾度提到了李大釗：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紅簷，還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風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題寫的「李大釗烈士革命事蹟陳列室」紅匾懸於簷下，門兩邊掛著四塊紅底白字的鐵牌，分別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團中央頒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多了，陳列室的大門鎖了。

絕大多數寫李大釗入獄後的文字都說他曾被嚴刑拷打，受盡酷刑，手頭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雜誌上說得更狠：「兇殘的敵人施以酷刑，用竹簽釘進他的指縫，拔掉他的指甲。」

嗚呼！中共名單裏永遠不會再有「李大釗」三個字了。

起先，蘇聯人並不是要中共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而是要「親吳（佩孚）疏孫（中山）」。李大釗曾在同學白堅武的引薦下前往保定拜訪過吳佩孚，過後曾對胡適說過「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的感受。

「流芳百世」是中國人對死者的一種良好祈願，而且總是只出現在碑上，但能配享這個「稱號」的人絕少。萬安公墓裏的墳林如煙，有幾個可以真正「流芳」的呢？

緊接著，汪精衛也把史達林「扔掉」了——汪要史達林兌現已經答應給武漢政府的一千五百萬元盧布的資助，他稱，只要得到這筆錢，他將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並軍事討蔣；但史達林卻自食其言，還價為三百萬至五百萬盧布，雙方差距實在太大！

「遠方」只能怨自己再次看錯了人——蔣介石、汪精衛比吳佩孚還不是東西，吳佩孚只在「二七」那天處決了施洋、林祥謙兩位中共黨員就使得共產國際大歎晦氣，而蔣、汪二位卻「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地滿世界追殺中共黨人！

天色越來越暗，深秋的暮來得很突然，尤其在舊房密擠的曲巷裏。在即將被拆的原京師員警廳和法院一帶，此時已經沒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頭，我和同伴也沒找見那堵禁錮和窒息過一位傑出思想家的灰牆。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惡遺存消失了，連詛咒它的機會也沒有了。

高碑胡同外，橫著南北向的兵部窪胡同。舊王朝的兵部當然早無影無蹤了，在賣菜賣飯賣烤地瓜的商販的吆喝聲中，日子又生動起來。往南一拐，即是車水馬龍的前門西大街。

可是，說李大釗也遭受過這一刑罰卻讓我難以置信。與他同時入獄的女兒沒說，反倒有剛才引過的「聞在廳甚受優待」的消息。紮竹簽、拔指甲之類的辦法不是用來對付一位具有全國影響的大人物的。一入敵獄必遭酷刑，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藝術作品的一種模式，於是乎，人們就跟著作家、編劇們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壞人抓起來，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潑。我和我的同代人從小就背熟這個公式了。歲數漸大，讀書漸多，思索漸深，便漸對因襲的說法有了懷疑。也許並不絕對吧：階級敵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誰揍誰。那樣的話，他們也忒簡單了點兒。專制體制的殘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種殘暴，感化也是一種殘暴——讓你放棄原有的信仰，背棄人生的選擇，出賣自己的同志去跟他們同流合污，讓你的後半生一直處於良心的自責之中，這不也是一種殘暴？而且是更難抵禦的殘暴！李大釗乃社會賢達，知名教授，對這樣一位政治犯，當局理當不會像一般刑事犯一樣對待；況且，一個意志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是視死如歸的，豈是吊打或紮指頭所能屈服的？

早該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籠！

後來的國民黨政權對落入己手的共產黨人的摧殘甚於軍閥政府，但他們對中共重要人物也並非個個大刑伺候。陳獨秀服刑期間，不光獨處一室，有人伺候，而且還不斷接待來客，甚至還能寫信給蔡元培為其他政治犯求情。

恰在我思索著八十多年前這些掌故的真偽的時候，妻在另一間屋看宋春麗和陳寶國等人主演的電視劇《紅岩》，而且正看到了不敢看下去的情節：國民黨軍統局的看守所「渣滓洞」裏，審訊者喪盡人性地把竹簽紮進了江姐的手指尖上。

老實說，我很困惑。

其實最早的墓碑也不是這一方，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劉半農教授撰寫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諱與生卒年月。本來碑後要刻銘文的，因張作霖的長子、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正是駐節北平的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採用。

張作霖舉棋不定，便馳電詢問遠離京城的吳佩孚和正在前方帶兵打仗的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們的意見。正在拼死抵抗北伐軍的部將們還能說什麼好話？尤其那位擔任安國軍副總司令的張宗昌，甚至怒氣沖沖地反問老上司：

他能知道列寧生前曾對布爾什維克同志們留下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嗎？

趙紉蘭死於李大釗下葬後的三十幾天，恐是憂悒而死。她與本村李大釗結婚時，丈夫還是個未發育的兒童吶！她跟著丈夫受了一輩子的苦：從當媳婦起即長時間獨守空房，靠艱苦度日來供應丈夫在外地和外國上學；來京後也跟著擔驚受怕，數次逃難，直至最後隨之被捕。丈夫殉難後，她「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她死後的第二個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認為中共黨員。所以，對她也稱「同志」。李大釗是忠貞之士，這不光表現在他對認定的主義決不動搖，還表現在他對自己妻子也忠貞不貳。在近代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裏，如大釗先生這般對政治理想和個人生活都忠貞如一者，實在稀罕！

我真是一個喜歡以後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還愛對既定的結論自己再考證一番。正因此，我才在李大釗墓前揣想這位堪稱完人的共產主義者從被捕後到被處決的最後二十二天。

瞿秋白被人指認出來以後，也沒遭虐待，他一直被看管於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部裏，生活上受著優待不說，而且還有足夠的時間伏案寫作，不然那本彌足珍貴的《多餘的話》也就不會傳世。

這一切，李大釗知道嗎？陳獨秀知道嗎？他們之後的那些年輕氣盛的「洋房子先生」們知道嗎？——「洋房子先生」是毛澤東背地裏給擁入江西蘇區的上海中央領導人起的綽號，他們都是住慣洋房子、滿口俄語又言必稱「國際」的年輕人。

格克爾（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寫道：「今年（一九二四年），國民軍第二軍司令胡景翼將軍的代表劉將軍，及其駐北京代表于將軍，以及北京大學李教授（共產黨員）來到我這裏。將軍的代表宣稱，來訪的目的是談判援助革命軍的問題，……」

除了四壁的題詞外，正中地上的一塊舊石碑讓人矚目，我睜大眼睛，仔細瞅著，看清墓碑上首刻著一顆紅星和黑色的鐮刀斧頭圖案，碑中央鐫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團體」。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詳盡介紹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立」。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以這個名義署名的墓表。我大概地數了數，墓表長達兩千多字，字寫得很耐看，後來得知，這是書界名家楊萱庭所書。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資料告訴我們，參加這次重要會議的有瞿秋白、陳延年、譚平山、任弼時等十二人，卻沒有正在北京的他們的導師李大釗！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