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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徐志摩介紹，梁實秋主編《新月》的月刊上，逐期登載沉從文的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兩人之間算是有了直接交往，但仍沒有見過面。當時沈從文很窮，來要稿費，書店的人說要梁先生蓋章才行。沈從文就找到梁實秋家來了，沈從文不到前門去按鈴，卻直接走後門，家裡的傭人把收據給梁實秋看，梁實秋見上面寫著「沈從文」，於是蓋了章。後來他想下來看看沈，但是沈已經走遠了。

回顧這段經過時，他調侃自己：「在農村『五七』幹校期間，對我的記憶力是個極好的鍛鍊機會，血壓一度上升到二百五十，還是過了難關，可能和我用心專一、頭腦簡單密切相關。」這部書涵蓋了殷商到清朝的三四千年，圖像七百幅，二十五萬字。書中對各朝各代的服飾演變鉤沉抉微。事實上沈從文是以「服飾」這個物質文化為憑藉，綿密爬梳歷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俗、哲學、倫理的變遷和相互影響，使它在服飾研究之外，更是文化長河的史書。（收於《月光下文學的海》，天下文化）

《中央週刊》是當年國民黨的黨刊，同時偶爾也發表一些文史作品，沈從文很想再繼續發表作品，所以給劉光炎回了這封約稿信。但此時，他不可能不清楚大局的變化。十二月沈從文在給季陸的信中說，大局未定，只有從大處看發展，中國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過了不到兩個月，《中央週刊》就停刊了，劉光炎飛去台灣。至此，九月此信發表後，沈從文就再也沒有發表過文章。他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給朋友的條幅落款處寫下「封筆試紙」。這等於一代大師對外宣稱「封筆」。

第三，句法短峭簡練，富有單純的美。聽說沈氏常以此自誇，則這種文筆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學教育》自述小時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場去看迎春；三月間，去到城頭放風箏；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燒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盤子上廟敬神；平常日子，上學，買菜，請客，送喪。」這似由一首舊式兒歌變化而來，句法則似《月令》。舉此一例可概其餘了。

「我的主人，昨夜裡在星光下你美麗如仙，今天在日光下你卻美麗如神了。……神啊，你美麗莊嚴的口輔，是應當為命令愚人而開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喚。我如今是從你眼中望見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獄也死而無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個誤登天堂用口瀆了神聖的尊嚴的愚人行為如果引起了神聖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獄去吧。」

我們既將沈從文四部分作品討論完畢，不妨再將他作品的哲學思想和藝術來觀察一下。

不過作者存心模仿《十日談》體裁，把每個美麗如詩的故事，放在騾馬販子，珠寶商人，市儈，農夫，獵人口中說出，我覺得很有些勉強。但這還可恕，最不該是故事中間往往插|進作家自己的議論或安上毫無意義的頭尾，將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

但是上面的話又近乎存心在諷刺誰了，這樣說來又近於牢騷。所謂牢騷，把悲憤放在一淺薄事情上出氣，我真不應當再有，我且應學著用力來克制這東西的生長機會。我應當告讀者的，是這書與第一卷稍稍不同。因為生活影響於心情，在我近來的病中，我把阿麗思變換了一種性格，卻在一種論理顛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創作的力量了。這在我自己是像一種很可珍的發見。然而也就可以說是「失敗」，因為把一貫的精神失去了。

黎錦明有《水莽草》，《黃藥》等篇，論者謂足以表現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寫故事為首要目的，表現地方色彩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

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二年），上海開明書店奉令銷燬其已印未印之各種書稿。此後著作以考古論文為主。

五四運動以後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幾個作家頗引起讀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讀者特別傾倒的則推那個年齡最輕而出身又有些奇異的沈從文了。這是一個以作品產量豐富迅速而驚人的作家。屈指他自從事文藝生活以來，至今不過八九年光景，而單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後》，《蜜柑》，《好管閒事的人》，《阿麗思中國遊記》，《舊夢》，《一個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婦人》，《虎雛》，《石子船》，《山鬼》、《龍朱》，《神巫之愛》，《旅店及其他》，《篁君日記》，《長夏》，《一個女劇員的生活》，《老實人》，《十四夜間》，《從文子集》，《沈從文甲集》，《記胡也頻》，《月下小景》等二十餘種；零星發表於報章雜誌者如記《丁玲女士》，《湘行散記》，《邊城》等也還有十來種。我們現在將他的作品總括起來則有以下的四類：一．軍隊生活，二．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三．普通社會事件，四．童話及舊傳說的改作。

他嘲諷中國文化的地方也極多，如《阿麗思中國遊記》，《獵人故事》等等皆是。沈從文文字能得多數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為他文字中具有這種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學思想吧。

我先是很隨便的把這題目捉來。因為我想寫一點類乎《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東西，給我的小妹看，讓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親面前去說說，使老人開開心。原是這樣的無什麼高尚目的的寫下來，所寫的是我所引為半夢幻似的過去當前有趣味的事，只要足以給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煩惱中暫時把憂愁忘掉，我的工作就算是一種得意的工作了。誰知寫到第四章，回頭來翻翻看，我已把這一隻善良和氣的有教養的兔子變成一種中國式的人物了（或者應說是有中國紳士傾向的兔子了）。同時我把阿麗思也寫錯了，對於前一種書一點不相關連，竟似乎是有意要借這一部名著，來標榜我這不成體裁的文章，而結果又離得如此很遠很遠，儼然如近來許多人把不拘什麼文章放到一種時行的口號下大喊，根本卻是老思想一樣的。這只能認為我這次工作的失敗。

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沒有進行過小說創作。他的書在三十多年間僅出版過一次。著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著作。

一九三四年起編輯北平和天津的《大公報》副刊《文藝》。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編輯《大公報》、《益世報》等文學副刊。

一九二八年，徐志摩推薦下，沈從文進入胡適主辦的中國公學當教授。

中國民族和*圖*書以年齡論並不怎樣衰老，我們只須將中國民族組織的歷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時代夏商週三民族歷史雖比較久遠，代之而興的楚秦民族卻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國之際鮮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後遼金元清等遊牧民族之同化於我。衰老身體裡也增加不少新鮮血液。若說現代歐美民族是個二十左右的少年，我們也不過三十來歲的壯年罷了。說起競爭，我想我們的力量並不見得比他們遜色，不過中國民族的年齡雖不算老，文化的年齡卻太老了。

近來似乎這類人並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魯人孔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在目下，則從文固曾常常患窮患病矣，又知在某種天氣下談某種文學之人，皆生意興隆，面團團具富家翁模樣，然鄙拙如自己，吶喊喝道非所長，終其生與窮病作緣，亦命而已。說話象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疑心從文為專與上流紳士作戰，便稱為同志者，實錯誤。擔心從文成危險人物，而加以戒備者，也不必。

原信內容如下：

據說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邊境一帶有許多苗瑤民族和漢族雜居在一起，惟其生活習慣與我們大不相同。沈從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邊軍隊混過幾年，對於苗族生活比較別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關於苗族生活的描寫要占一部分。這種描寫，許多人稱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觀其常引「龍朱」二字可知。但以我個人的觀察，則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紹似遜一籌。我們現在以《龍朱》與《神巫之愛》為例。這兩篇故事大致彷彿，可說是姊妹篇。龍朱與神巫同是苗族中的美少年；同為許多青年婦女所傾心而莊矜自持；後來同為一個極美少女所感而陷入情網；同有一個愚蠢而頗具風趣像DonQui xote裡的山差邦詫的奴僕。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寫則是幻想的。特別對話歐化氣味很重，完全不像腦筋簡單的苗人所能說出。像《神巫之愛》裡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願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許時的一段對話：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讚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創作力尤其值得人驚異。只要他以後不濫用他過多的想像力，將作品產量節制一點，好好去收集人生經驗，細細磨琢他的文筆，還有光明燦爛的黃金時代等著他在前面！

第二，結構多變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說：「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達夫除自敘體小說外，不能寫別的東西，張資平三角戀愛小說千篇一律，可見茅盾所說的困難打破之不易。沈從文小說題材既極廣博，結構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難辦到。但我們的作家，在這方面很顯了些手段。他的小說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嘍囉》；有些是順起的，例如《嵐生同嵐生太太》；有些是以議論引起來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來的，例如《男子須知》。他雖然寫了許多篇短篇小說，差不多每篇都有一個新結構，不使讀者感到單調與重複，其組織力之偉大，果然值得讚美。而且每篇小說結束時，必有一個「急劇轉變」（aq uickturn）。像《虎雛》那篇，他所收養教育的聰明小兵終於逃走；《夜》那篇，隱居老人開房示人以死婦屍體；《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間》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後》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嵐生同嵐生太太》那篇，太太聞女校學生燙頭發出而擲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這樣一結，可以給人一個出乎意外的感想，一個愉快的驚奇。

作者原想寫一個態度嫻雅辭令優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卻不知不覺把他寫成路易十四宮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戀愛時喜作歌辭互相唱和，其歌辭雖非我們所能知，但想也不過和《楚辭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間樂府，劉禹錫所擬《竹枝詞》；以及今日所採集的《蜓歌》，《狼童情歌》，《嶺東戀歌》，《客音情歌》大同小異。不意在沈從文筆下寫來，卻都帶著西洋情歌風味。像神巫所唱：

一九二六年，北新書局出版第一個創作文集《鴨子》。

至於沈從文則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後》，《夜》，《黔小景》，《我的小學教育》，《船上》，《往事》，《還鄉》，《漁》，對於湘西的風俗人情氣候景物都有詳細的描寫，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來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蠻慘厲，可以使我們神經衰弱的文明人讀之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寫自己少時混跡軍隊時和同伴四個軍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講自己離奇的經歷。一個同伴說自己從前曾和一個在沙羅寨的苗族婦人戀愛。婦人雖黑卻甚美麗，她的丈夫是一個巫師。這軍人每夜必邀一個朋友去那巫師屋後樹林中與婦人相會，有一夜因為有點事不得早脫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婦人，自己事畢立即赴約：

僕：「主人，說金子是在火裡煉得出來的，僕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中國網china．com．cn（二〇〇八．九．十八）

次則用字造句，雖然力求短峭簡煉，描寫卻依然繁冗拖沓。有時纍纍數百言還不能達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嫗談家常，叨叨絮絮，說了半天，聽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軟綿綿的拳頭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處。他用一千字寫的一段文章，我們將它縮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劍一般刺進讀者的心靈，他的故事即寫得如何悲慘可怕，也不能在讀者腦筋裡留下永久不能磨滅的印象。在這一點上他與王統照初期作風倒有相像處。

童話有《阿麗思中國遊記》上下兩卷。這是根據英國加樂裡（carroll）《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而寫作的。

本來用隨筆體裁寫故事，在法文有所謂「Conte」１者之一體。如佛郎士《我友之書》（LeLiver de monami），都德的《磨坊尺牘》（Les Lettres de monmoulin）、《日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這類文章，這與小說（Nove l）是大有分別的。沈氏原是個「說故事的人」，用Conte體裁來寫故事亦未嘗不可，不過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討厭了。

沈從文（清光緒二十八年一八〇二～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年八十七。，原名沈岳煥，乳名茂林，字崇文，後改名從文。曾使用筆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甲辰等。湖南鳳凰（今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僕：「主人，差遣你蠢僕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寫ｍ.hｅtuｂooｋ.ｃｏm•ｃom自己少時混跡軍隊的生涯，每日除上操以外，無非看審土匪，看殺頭，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節原平淡無奇，不過我們讀著時很感覺得一種新鮮趣味。這因為我們普通人生活範圍仄狹，除了自己階級所能經驗的以處，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個作家能於我們生活經驗以外，供給一些東西，自然要歡迎了。所謂富於「異國情調」的詩歌小說得人愛好，也是一個道理。但沈氏在軍隊中所處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優異。據《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個親戚軍官領率的隊伍中當學習兵，與營長連長兒子同居一處，正如世俗所諷嘲的「少爺兵」的資格是。他沒有受過刻苦的訓練，沒有上過炮火連天驚心動魄的戰線，也沒有經驗過中國普通士兵姦淫殺掠陞官發財的痛快，也沒有經驗過他們飢渴勞頓流離瑣尾的慘苦。所以所寫軍隊生活除了還有點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動。

一九二七年，徐志摩參與其間的新月書店，出版沈從文第一本小說集《蜜柑》。

從信的內容來看，大約是《中央週刊》主編劉光炎先生寫信向沈從文約稿，沈從文給予答覆。眉睫認為，沈從文在信中語氣非常肯定，似乎還打算寫些文章。但令眉睫感到不解的是，此封信函寫於一九四八年九月，離沈從文曾經想自殺的日期只有三個月。一九四九年一月和三月，沈從文曾兩度自殺。過去認為，沈從文的消沉，是受到郭沫若發表於一九四八年三月的《斥發動文藝》事件的衝擊。但從此信的內容上看，九月時，他還是十分想寫作的。因為沈從文在此之前的文壇上十分活躍。

本來大自然雄偉美麗的風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縱的生活，原帶著無窮神秘的美，無窮抒情詩的風味，可以使我們這些久困於文明重壓之下疲乏麻木的靈魂，暫時得到一種解放的快樂。我們讀到這類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日中跋涉數百里長途之後，忽然走進一片陰森蓊鬱的樹林，放下肩頭重擔，拭去臉上熱汗，在如茵軟草上躺了下來。頃刻之間，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涼風，使你四體鬆懈，百憂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夢。

一九二三年進入北京大學旁聽，同時練習寫作。

作者雖未曾受過高深的教育，未曾讀過多少書，然而他有像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磁石一般善於吸收的頭腦，野貓一般善於偵伺的眼光。那怕在一個平凡人生經驗上，一篇書上，一句普通朋友談話上，都可以找到他創作的靈感。似乎世間沒有一件事一件東西不足融化而為他寫作的題材的。有時他的靈感從什麼地方得來，我們都可以清楚知道，不過叫我們去寫卻寫不出來。

據趙景深說，王統照的文字「都是經過若干次的修改和錘煉的」，然而我們讀了他的《春雨之夜》，《黃昏》，《一葉》等作只覺得它們「肉多於骨」，只覺得它們重複，瑣碎，令人厭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話，王統照的文字應該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從文的文字則應當抽去十幾條使它全身鬆懈的懶筋。作者寫文字時信筆揮灑毫不著急，思想到了哪裡，他的筆鋒也就到了哪裡。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夾雜不清的，所以文字的體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一九二四年開始發表作品，並結識郁達夫、徐志摩、胡也頻和丁玲等人，於《晨報副刊》及《現代評論》等刊物發表作品。

沈從文雖然也是這老大民族中間的一分子，但他屬於生活力較強的湖南民族，又生長湘西地方，比我們多帶一分蠻野氣質。他很想將這分蠻野氣質當做火炬，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強」、「獷悍」，整天掛在嘴邊。他愛寫湘西民族的下等階級，從他們齷齪，卑鄙，粗暴，淫|亂的性格中；酗酒，賭博，打架，爭吵，偷竊，劫掠的行為中，發現他們也有一顆同我們一樣的鮮紅熱烈的心，也有一種同我們一樣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劊子手，割負心情婦舌頭來下酒的軍官，謀財害命的工人，擄人勒索的綁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愛處。他極力介紹苗瑤的生活，雖然他覺得苗瑤是被漢族趕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們沒有沐浴漢族文化，而且多與大自然接觸，生活介於人|獸之間，精力似乎較漢族盛旺。所以故意將苗族的英雄兒女，裝點得像希臘神話裡阿波羅、維納斯一樣。

一九三一年起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任教。

在田坪中極天真的以相互流血為樂，男子向前作戰，女人則站到山上吶喊助威。交鋒了，棍棒齊下，金鼓齊鳴，軟弱者斃於重擊下，勝利者用紅血所染的巾纏在頭上，矛尖穿著人頭，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屬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還是各人把活捉俘虜拿回，如殺豬把人殺死，洗刮乾淨，切成小塊，用香料攙入，放大鍋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場上，一人打小鑼，大喊吃肉吃肉，百錢一塊。凡有呆氣漢子不知事故想一嘗人肉走來試吃一塊，則得錢一百。然而更妙的卻是在場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錢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約也還有得錢以外，在火候鹹淡上加以批評的人。

文化像水一樣流注過久，便會發生沉澱質。我們血管日益僵硬，骨骼日益石灰化，臟腑工作日益阻滯，五官百骸的動作日益遲緩，到後來就百病叢生了。加之東漢以後，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長熱帶衣食無憂的聖人，終日危坐森林：豎則恆河沙劫，阿僧祇劫；橫則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將精神馳騁在無邊無際的境界裡，將心靈陶醉在冥想法悅中。實際生活，永遠閉著眼睛不看。這思想流傳到中國來，與我們固有的老莊無為哲學結合，於是我們的文化便更酵發一層毒素了。

談到沈從文作品的藝術，我也有點意見想傾吐。沈氏作品藝術好處：

主：「你是做不到這事的，因為我又不願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有人說沈從文是一個「文體作家」（Stylist），他的義務是向讀者貢獻新奇優美的文字，內容則不必負責。不知文字可以荒唐無稽，神話童話和古代傳說正以此見長——而不可以無意義。《月下小量》這本書無意義的例子我可以舉出幾個來。像《尋覓》那篇，X地青年為了有所不滿足拋棄家財和嬌妻遠赴朱笛國。朱笛國王為了有所不滿足拋棄王位而遠赴白玉丹淵國，二人努力的結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遠沒有「滿足」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樂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寫到這裡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敘出起見，又把那個國王和青年打發上「尋覓」的道路，並把他們一生的運命支配在到處飄泊之中，這豈不成了蛇足麼？或者我們的作家以為「知足」是東方懶人思想，永遠追求真理，才是現代人精神，所以要給故事這樣一個結束。不知道文章的結構是要前後相稱的，像裁製衣服一樣，你起頭既裁成一件寬袍大袖的東方式衣服，後來又加上一個西洋式尾hetubook.com.com巴，便弄得不倫不類了。

關於第三項作品題材，極為複雜。

第四，造語新奇，有時想入非非，令人發笑。像「這個人那時正從山西過北京，一個又體面又可愛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說那個人單是拿他的臉或者一張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當鋪中去也很容易質到一筆大數目款項。」（《第四》）「因為好的天氣，是不比印子錢可以用息金借來的。」（《牛》）「人家的憐憫，雖不一定比送禮物來得不慷慨，卻實在比禮物還無用的一種東西。」（《爹爹》）諸如此類的言語，沈氏作品中幾於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別說這是容易，一個性靈尚未被舊文學格式壓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這樣自由的想像，才能作這樣有趣的譬喻。

上卷寫阿麗思與兔子約翰儺喜先生到中國遊歷，發現中國許多腐敗情形。下卷則寫阿麗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鄉，看到湘西許多野蠻風俗。

神巫既見所思慕的女子呈現於前，便向她求愛道：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八年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在黑沉沉的庫房裡擦拭蒙塵垢的文物，貼寫標籤。

又：

◆一九二六年出版戲劇、小說、詩歌和散文合集《鴨子》，其後陸續出版了七十多種作品集，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駿圖》，中篇小說《一個母親》、《邊城》，長篇小說《舊夢》、《長河》，散文集《記胡也頻》、《記丁玲》、《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論文集《沫沫集》等。

近來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戰線上》，頗為文壇所稱道。他的軍隊生活經驗較沈氏豐富，所以他雖顯明地受了沈從文這類文字的啟示寫成，卻有出藍之譽。韓侍桁批評沈從文這類文字道：「帶著遊戲眼鏡來觀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結果使其變成了滑稽。」這話說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誠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過軍隊生活，原屬於後者一類，教他怎樣捏造呢？

梁實秋在《憶沈從文》中說：「（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為一個沒有正常的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從文初登講壇，怯場是意中事，據他自己說，上課之前做了充分準備，以為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餘，不料面對黑壓壓一片人頭，三言兩語地就把要說的話全說完了，剩下許多時間非得臨時編造不可，否則就要冷場，這使他頗為受窘。一位教師不擅言辭，不算是太大的短處，若是沒有足夠的學識便難獲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從文雖然不是頂會說話的人，仍不失為成功的受歡迎的教師。記問之學不足於為人師，需要有啟發別人的力量才不愧為人師，在這一點上從文有他獨到之處，因為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好學深思的性格。」

我常說沈從文是一個新文學界的魔術家。他能從一個空盤裡倒出數不清的蘋果雞蛋；能從一方手帕裡扯出許多紅紅綠綠的緞帶紙條；能從一把空壺裡噴出灑灑不窮的清泉；能從一方包袱下變出一盆烈焰飛騰的大火，不過觀眾在點頭微笑和熱烈鼓掌之中，心裡總有「這不過頑手法」的感想。沈從文之所以不能如魯迅，茅盾，葉紹鈞，丁玲等成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這「頑手法」三字決定了的！

一九四九年自殺而及時獲救。

◆黃碧端在〈文學史上最艱難意外的學術成果〉一文提到：

一九一七年高小畢業後，隨本鄉部隊到沅水流域各地，隨軍在川、湘、鄂、黔四省邊區生活。

我不能為自己宣傳，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勢利。我自己選定了這樣事業寄托我的身心，可並無與人爭正統較嫡庶的餘裕。文學在招牌下叫賣，只是聰明的販賣西洋大陸文學主張，於時行主義下註冊的文學家作的事。對帝國主義者與偽紳士有所攻擊，但這不是要好於某種階級而希望從此類言行上得人捧場叫好。對弱者被侮辱覺得可悲可恨，然而自己也缺少氣力與學問找到比用文字還落實的幫忙辦法，為圖清靜起見，我願意別人莫把我下蠻列在什麼系什麼派，或什麼主義之下，我還不曾想到我真能為某類人認為「台柱」「權威」或「小卒」。

他自己說能在一件事上發生五十種聯想（《阿麗思中國遊記自序》），大約不是一句誇誕的話。為了他有這樣能力，所以拚命大量生產，拚命將醞釀未曾成熟的情感，觀察未曾明晰的對象，寫成文章。有時甚至不惜捏造離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實來吸引讀者的興趣，像《都市一婦人》和《醫生》簡直寫成了一篇低級趣味的Romance１，他文章的輕飄，空虛，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這時候他過強的想像力變成了他天才的障礙，左右逢源的妙筆也變成他寫作技巧的致命傷了。

主：「你舌頭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為大五倍。」

我們若把茅盾的《春蠶》，《林家鋪子》，丁玲的《法網》，《水》；魯迅的《風波》，《祝福》，《阿Q正傳》等篇，和沈從文作品並讀，便可以辨別出寫作工力的差異來。這就是說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電氣震撼讀者心靈，沈從文的作品，則輕飄飄地抓不著我們癢處。

長篇童話。作品借鑒文學名著《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技法和風格，讓該書主人公英國小姑娘阿麗思小姐和兔子紳士儺喜先生來到中國。他們遍遊中國的大城市和偏遠鄉村，遇到許多可笑、可怪、可驚的事物。最後在湘西苗人居住區目睹慘無人道的奴隸買賣，兩個人才悽然離開中國。

到了那裡，憑借月光，看到婦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樹下摟在一處，像沒有知道他會來，心中非常氣忿。走攏去一看，才嚇慌了，原來兩個人皆為一個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樹上，兩人皆死了。他不由得驚喊了一聲。那個兇手，那個頭纏紅巾同魔鬼常在一塊的怪物，藏在林裡陰慘的笑了。像一個鴟ㄔ梟，用那詛人的口，向他說：「狗，回到你營裡去告訴他們，你那懂風情的夥伴，我給他一矛子永遠把他同婦人連在一塊兒，這是他應得的一種待遇。」他先是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後來是為這暗中的嘲弄所憤怒，且明白那夥計是在一種誤會中代替了自己遭了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進深林去找尋這個東西。但是，進去時，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走回營去報告時，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燭天，這火就是巫師放的，他完全明白。

◆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馬悅然於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在《明報月刊》中表示，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最後候選名單之中，沈從文入選了，而且馬悅然認為沈從文是一九八八年中最有機會獲獎的候選和-圖-書人。一九八八年，馬悅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詢問沈從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其時，沈從文剛剛離世數月。

五羊喋喋不已，堅欲充任斯役，主僕又有一段對話：

然而在這樣的聲明下，亦用不著一些善於活動的青年文學家，把我強迫安置在什麼復辟派與反動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與悲憤的擺佈，成功後的歡喜外，初初不曾為誰愛憎設想的。

現在先論他第一類作品。沈從文是當兵出身的，所以熟稔軍隊生活。像《入伍後》，《會明》，《傳事兵》，《卒伍》，《夜》，《虎雛》，《我的教育》等篇所寫人物都以軍人為典型。所記事跡也不過是軍隊間日常發生的瑣屑。

最近發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日談序曲》，還是以苗族中間英雄美人做題材，意境也沒有超過《龍朱》和《神巫之愛》，不過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詩體裁，使讀者陶醉於故事的淒厲哀艷的情緒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實性」，以文筆論，這倒可算沈從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紹之中最優秀的一篇。

又如《獵人故事》把《五分律》烏龜鴻雁遷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鴻雁變成人和獵人談話，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愛慾》那篇《被刖刑者的愛》，全文既側重婦人與刖者發生戀愛那一點，則前面兄弟為求學之故攜帶眷屬旅行沙漠以至弟婦自殺等等描寫都成了累贅。我考《法苑珠林》前後兩段本屬兩個故事，作者將它們連接一起，又不肯使它們互相照應，所以到底還是兩橛。

沈氏雖號為「文體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無理想的。不過他這理想好像還沒有成為系統，又沒有明目張膽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許多讀者不大覺得，我現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來。這理想是什麼？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鍾，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裡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二十世紀舞台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

一九八八年於北京病逝。

一九四八年受到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共黨刊物痛批他是「地主階級的弄臣」、「奴才主義者」，作品是頹廢色情的「桃紅色文藝」十二月三十一日宣佈封筆，中止文學創作。

我不會因為別人不把我放在眼裡，就不再來作小說，更不會因為幾個自命「革命文學家」的青年，把我稱為「該死的」以後，就不來為被虐待的人類畜類說話。總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毀譽於我並無多大用處，凡存了妒心與其他切齒來隨意批評我的聰明人，他的聰明真是白用了。

一代文學大師沈從文先生發表於一九四八年的一封信函，近日被武漢年輕學者眉睫從舊時民國的《中央週刊》上找到，據查閱《沈從文全集》和《沈從文年譜》等文獻，證明是迄今為止有關沈從文著作中，均未提及的一封佚函。昨日，本報記者獨家採訪眉睫時，他稱雖然是偶然的一次發現，並且是一封短信，只有五十七個字，卻是沈從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佈「封筆」前的重要文字記錄。

一九六四年因為周恩來覺得應有人研究古代服飾，這個工作落到沈從文頭上。在獨力研究的過程中，沈從文孤立艱難地堅持，成為文物研究的新兵。《中國古代服飾史》一書初稿完成不久，「文革」來了，古代服飾研究被認定為「黑書毒草」，辛苦蒐集的藏書和資料全部遭到毀損，而已年近七十，患了高血壓、心臟病的沈從文也被下放到湖北養豬種菜。但下放期間他奇蹟似的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和筆記的情況下，把記憶中的的絲、漆、銅、玉……一一用默寫方法回復，記成簽條，重新把書寫成。

我在此，請抱了一種希望來欣賞我這小書的不相識者。讓我為下邊作一些說明：文學應怎樣算對？怎樣就不對？文學的定則又是怎樣？這個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讀過什麼書，與學問事業無緣的我，只知道想寫的就寫，全無所謂主義，也不是為我感覺以外的某種靈機來幫誰說話，這非自謙也不是自飾，希望有人相信。

一九二五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福生》。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別的朋友為多的，是我不是適宜於經營何種投機取巧事業的人，也不能成為某種主義下的信徒。

時當南北當局同用戒嚴法制止年青人對日本在山東暴行以及管領濟南的行為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憤者即可以說是「共產黨」，很容易得到殺頭機會。從報紙消息上，則知道中國各處地方，每日殺共產黨不少，想亦間有非共產黨在冤枉中順手承情叨光的。可感的是日本人給當局以這樣一好機會，一面既可以將有血氣的能夠妨害政治上惰性加深的年青人殺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進一步之中日共存共榮表示，嗚呼，我賭咒，說此後外交政策尚可以用於英國，鞏固兩國之邦交！

胡適曾說印度人曾贈給我們兩種有害禮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鴉片煙。這話我認為是極有見地的。因為這種種關係，中國文化不但富於沉澱質而已，後來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穢不堪的死水。無論你是一個怎樣勇敢有為的青年，到這死水裡洗個浴，便立刻變成懨懨不振的病夫。許多新民族入了這老國以後，多則一二百年，少則七八十年沒有不腐化的，便是鐵樣的證據。我們生長在這文化裡，生存競爭，引為大戒。樂天安命，視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權利。我們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慄然以懼！

我為了把文學當成一種個人抒寫，不拘於主義，時代，與事物論理的東西，故在通常標準與規則外，寫成了幾本書。

《阿麗思中國遊記》，尤其是我走我自己道路的一件證據。第一卷陸續在《新月》登載以後，書中一些像譏諷又彷彿實在的話，曾有人列舉出來，以為我是存心與誰作難，又以為背後有紅色或綠色（並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說話儼然如某類人——某類人，明白來說，則即所謂革命文學家是也。在外國，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還有革命文學家，不拘這名號是自稱或同輩相稱，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國，把革命文學家而再加上無產字樣，則更其驚心動魄聳人聽聞。

一九四八年九月民國時期的《中央週刊》第十卷三十八、三十九期合刊時，驚奇的發現了沈從文致該刊主編劉光炎的一封信《沈從文先生函》。

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敗的作品，內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說：「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沉痛情形融和*圖*書化到一種天真滑稽裡，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諷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淺薄。」又說：「在本書中思想方面既無辦法，要救濟這個失敗，若能在文字的美麗風趣，好好設法，當然也可以成為一種大孩子讀物。可惜這個又歸失敗。蘊藉近於天才，美麗是力，這大致是關乎所謂學力了。」這算是他還有自知之明的話。

沈從文創作的缺點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首為過於隨筆化。他好像是專門拿EssayConter的筆法來寫小說的。他曾自己解釋道：「從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結論，就是文章更近於小品散文，於描寫雖同樣盡力，於結構更疏忽了。照一般說法，短篇小說的必需條件所謂『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緊』，我全沒有顧到。也像有意這樣做，我只平平的寫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誇張，也不剪裁的把它寫下去了……我還是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的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願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在章法內得到成功。」（《石子船跋》）

記得一個日本學者曾說中國人比之日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種野獸氣息。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極力提倡青年的獸|性，或者就是為此。

我需要，是一種不求世所知的機會。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壇大將與一切市儈，你們在你們競爭叫賣推擠揪打中，你們便已經將你們的盛名建立了。能在這種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從你們的疏忽中，得到一種開釋的幸福，這不是誑話！

西洋民族那樣的元氣淋漓，生機活潑，有如獅如虎如野熊之觀，大約因為他們的文化比較年輕的緣故。我們要想恢復民族的青春，便應當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應先養成強悍粗獷的氣質。

以後，梁實秋到青島大學當教授，沈從文也隨後來到這裡教國文，和梁實秋同事年餘。二人年齡相仿，交往不多，或是性情和個人志趣上的差別吧。

徐志摩推薦下，沈從文進入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講師，主講大學一年級「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

又像《漁》的那一篇寫兩個家族間械鬥的情形道：

沈從文的這封信函的標題為《沈從文先生函》，應當是編者所擬。

可以說明沈從文的消沉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之後，三月看見郭沫若的文章後，他很少動筆寫作，但並沒有徹底放棄。

以中上階級而論：則報館的編輯，官廳的小科員，大學教授，大學男女學生，亭子間裡潦倒文士，官僚，軍閥，資本家，土豪，下台後終朝拜佛唸經而又幹著男女秘密勾當的政客，假作正經暗地養著姘夫的太太，爭妍取憐妖淫百出的姨太太，驕貴如太子公主的少爺小姐……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間留下了一幅剪影。

新近稱為改變作風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日談》——體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日談》，借一群偶然聚集某處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長夜或無聊光陰的方便談出一個個故事來。題材取之唐釋玄暉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論》，《大莊嚴論》，《生經》，《長阿含經》，《樹提伽經》，《起世經》，《五分律太子須大拿經》，《雜比喻經》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寫成完全；或把幾個並非同出一經的小故事連綴一處成為一個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變了賦以現代人的靈魂血肉。裡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尋覓》，《一個農夫的故事》，《愛慾》，寫得都很動人。

記得從前讀過法國十九世紀大作家夏都伯裡陽（F．A．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達拉》（Atala）、《海納》（Rene）等關於美洲北部未開闢時土人生活的描寫，頗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親赴美洲遊歷，對北美蠻族的風俗習慣曾下過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書雖然富於浪漫氣氛，實非向壁虛造的故事可比。至於沈從文雖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別；能夠描寫神巫做法事的禮儀；哪能夠知道他們男女戀愛時特殊的情形。而他究竟沒有到苗族中間去生活過，所有敘述十分之九是靠想像來完成的。許多地方似乎從希臘神話，古代英雄傳說，以及澳洲、非洲艷情電影抄襲而來，雖然另有用意——解釋見後——初讀尚覺新奇，再讀便味如嚼蠟了。

以下等階級而論：則像船夫，廚子，僕役，草頭醫生，小店主，邊城旅店的老闆娘，私娼，野雞，荒村的隱者，老農夫，小販子，運私者，木匠，石匠，建築工人，獵人，漁夫，強盜，土匪，兵士，軍隊中的伙夫，勤務兵，劊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當過一度或數度的主角。不過作者對於寫作題材雖然這麼「貪多」，而他的人生經驗究竟不怎樣豐富，他雖極力模擬他們的口吻，舉止；解剖他們的氣質，研究他們職務上的特別名稱，無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給我們觀覽的每個人物，僅有一副模糊的輪廓，好像霧中之花似的，血氣精魂，聲音笑貌，全談不上。

我把到中國來的約翰．儺喜先生寫成一種並不能逗小孩子發笑的人物，而阿麗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筆下也失去了不少。這個壞處給我發見時，我幾乎不敢再寫下去。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種純天真滑稽裡，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諷刺露骨乃所以成其為淺薄，我實當真想過另外起頭來補救的。但不寫不成。已經把這個作品的引子作好，就另外走一條路，我也不敢自信會比這個就好些。所有心上非發洩不可的一些東西，又像沒有法子使它融化成圓軟一點。又想就是這樣辦，也許那個兔子同那個牧師女兒到中國來後，所見到的就實在只有這些東西，所以依然寫下來了。

一九二八年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編輯《中央日報》副刊「紅黑」及《紅黑》月刊、《人間》等雜誌。

一九七八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毀。

第一是能創造一種特殊的風格。在魯迅，茅盾，葉紹鈞等系統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壇上的地位雖然高過他，但丁玲文體卻顯然受過他的影響。他的文字雖然很有疵病，而永遠不肯落他人窠臼，永遠新鮮活潑，永遠表現自己。他獲到這套工具之後，無論什麼平凡的題材也能寫出不平凡的文字來。好像呂純陽的指頭，觸到山石都成黃金，好像神話裡的魔杖能夠將平常境界幻化為縹渺仙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