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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要使真理真正能成立，一定是相輔相成的，不可能走極端，一邊的意見一直推下去一定會出毛病。我想我們的社會就是有太多對於反面的忌諱，都是講正面的話，講到後來變成僵化腐朽，需要有人起來對那些已經僵化腐朽的、正面虛假的話，做一個反省，才能完成相反相成的作用，使正面的變成真正的正面，而不是假的正面。剛才柏老說的許多話都應該作如是觀，這是我的感想，也許柏老不同意，不同意正表示他是反面文章。

柏楊說：在中國歷史上，婦女曾受到許多迫害，如今則是婦女覺醒了之後適應困難的時期。我們應該把建立女權，擴大到建立人權。僅僅爭取女權，很難得到，即使得到，必很有限。

事實上，婦女本身也沒能做到真正的醒悟，很多人覺得這樣已經很不錯了，在潛意識中，還有三從四德的存在。好像菟絲花、牽牛花、爬牆虎一樣，總要寄生在一個男人身上，才能存在。最近一個女孩子告訴我她們家鄉一句話：「不可小看女人，因為男人的前途是看得見的，女人的前途是不可預測的，一旦嫁給一個王子，她就是王妃；一旦嫁給一個有錢人，她就是富婆。」我承認這是一種社會現象，但這也是女權不能發達的原因之一，女人總是要攀附著男人，攀附著任何一件東西就表示自己不能獨立。攀附著男人，又希望男人來尊重你，這很困難。婦女必須在意識上要能自立，關於這種自立，若干年前，有過許多奇怪的論調，比方「女人不要下廚房」，還有些人家裡掛兩塊門牌，一個是「張先生」、一個是「王女士」。我相信真正的女權不在這方面，真正的女權是需要自己有充實的內容、獨立的思想、人格和能力。

這句話聽起來很功利，不過，假如我們是兄弟姊妹的話，我就建議你注意這一點。往往一個男人把女朋友千方百計地培植成一個電影明星或什麼的，最後她掉頭而去。女孩子對男孩子也是一樣，中國古代有很多這種例子，像刀鍘陳世美，妻子為他犧牲一切，讓他上京趕考，他當了狀元就不要妻子了。這能怪陳世美嗎？其實男人都是一樣。

《儒林外史》一開頭講的故事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她的未婚夫死了，她的父親就把這小女孩關在房子裡，把她活活餓死，小孩不懂事，一直叫餓，媽媽哭成一團，爸爸就是不讓她吃東西，因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感謝上帝，朱熹已經死了，不然的話，我們要把他捉住，教他餓死一下，看看哪個事大？一個人能看到一個婦女或他自己的女兒，輾轉在破床上，活活餓死而無動於衷，還認為那是應該的，真是禽獸行徑。

另外一位聖人朱熹的名言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曾經有人問朱熹，假使一個寡婦非常貧苦，是不是可以再嫁？朱熹說：不可以藉口貧苦而再嫁，因為餓死是件小事，失節是件大事。

我們覺得，美國總統林肯解放黑奴，對奴隸來說，有人為你流血，發動戰爭，把你解放了，你至少該有感謝之情，事實不然，很多奴隸不但沒有感謝之情，反而痛恨林肯，覺得當奴隸很好，有人供應吃住，現在解放出來，什麼事情都要自己用大腦、體力，何必過這種生活呢？他們反而抱怨。同樣地，新形象的婦女一旦呈現在社會之後，有很多人不能適應。常聽許多太太小姐們說，還不如以前的媒妁之言好，現在戀愛很辛苦。當然這是抱怨，真正要她回到那個時代，她也不會同意。這說明婦女必須適應新的情況。

婦人打秋菊，打夠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得皮開肉綻，才放出來，又把她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爛。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女孩子可以受教育了，不論男女，如果不受教育，就沒有做事的能力，受了教育就可以勝任職業工作。婦女能受教育，有繼承權，又不纏足，這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天地，也就是在座各位太太小姐一生下來就有的環境。過去婦女所受的悲慘命運，你們不會瞭解，也不會有什麼難過。我上個月在吉隆坡演講時，談到往日大陸的貧苦歲月，和我在河西走廊、太行山，所受的種種痛苦，吃糠、挨餓，我講得很痛心的時候，底下有人在笑，我很不愉快，我說：「你們為什麼對這麼嚴肅的問題會笑呢！」結果一位聽眾站起來向我道歉說，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太幸福了。過去婦女所受到的種種迫害，你們不知道，講給各位聽，大家不過聽聽罷了，因為各位太幸福了，一生下來就是這麼一個比從前完美的和*圖*書時代。

另外一個故事是從書上看來的：有一個人生了孩子，鄰居向他道賀說：「你生了個兒子，恭喜，恭喜！」他說：「不是兒子，是女兒。」鄰居很不好意思地說：「也罷！」這時正好街上來了頂轎子，由四個男子抬著一位官太太，主人說：「你看，四個恭喜，抬了一個也罷。」從前人生下女孩，放在瓦片上，叫「弄瓦之喜」，生了男孩子，放在玉上，叫「弄璋之喜」。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女人的地位非常卑賤，即使是四個「恭喜」抬了一個「也罷」，那個「也罷」之所以能坐在轎子上，也不是因為她本身的能力，而是因為另外有個「恭喜」，如果另外那個「恭喜」不是官的話，她也坐不成轎子。

因叫她（秋菊）到跟前，跟春梅拿過燈來，教她瞧得我這鞋上的齷齪，我才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她低頭瞧，提著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著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潘金蓮）罵道：「好賊奴，你走了。」叫春梅：「與我過跪著，取馬鞭來，把她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打亂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秋菊衣裳，婦人教春梅把她手扯住，雨點般鞭子掄起來，打得這丫頭殺豬也似的叫。

從什麼時候開始，婦女的地位這樣低落？從什麼時候開始，女人比較不值錢，男人比較值錢呢？就我們所知，這種現象，至少有五千多年之久。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分成若干時期。人類在初民的社會中，男女是一樣的，在初民部落中，不是個別的婚姻，也不是家庭的婚姻，而是部族的婚姻。我這個部族的女孩子，整體嫁給你那個部族所有的男孩子，我部族全體男孩子，同樣娶其他部族所有女孩子，在這種情況之下，女人和男人應該是地位平等的。

在這個期間有兩件事情開始流行，對女人造成最大的傷害，深入骨髓。第一個是古時已有，現在更盛的納妾制度，使很多女人有同一個丈夫。古代部落戰爭，殺傷厲害，部落中的男人大量減少時，女人們能得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丈夫，比一點也得不到要好些。在部落時代或部落戰爭中，這件事並不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旦成為一種迫害的理論的根據，婦女就受到很大的羞辱。

第三個最重要的突破是繼承權，國民政府頒佈的法令中規定，女孩子可以繼承財產，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女人不算人，沒有繼承權，武照當女皇帝時，最大的一個困擾，就是沒有女兒繼承王位的理論根據。許多皇帝有女兒，沒有兒子，往往發生宮廷政變，殺人千萬，血流成河。古時女人不但在政治上不能繼位，在財產上也不能繼承。但是中華民國的成立，使女孩子有了繼承權。甚至很多已經出嫁了的女兒一聽說有繼承權，都回來爭遺產，傷了一向和睦的手足之情。

新的婦女遭遇到的壓力很多，在觀念上、意識形態上，婦女認為現在已經是新的女性，應該跟男人完全一樣，可是，卻逐漸發現並不一樣，男人還是在很多地方佔強有力的優勢，婦女因而感到困擾、困惑、痛苦，甚至於起來進一步地反抗。所以現在有許多新女性，提出對婦女地位和角色的再檢討。我認為一個新的女性比一個舊的女性，在某一點說來，困難和痛苦都要加倍。從前的婦女只要煮飯、帶孩子，沒有別的事情。現在的婦女要上班、上學，回家之後還要煮飯、帶孩子，多了一倍的工作，這就是一種困擾。明明學識、地位、薪水都和丈夫一樣，甚至還高些，可是回到家裡，他是老太爺，你要伺候他，你一定會有很多懊喪。不過我以為，這是一個適應期間，五千年的社會積壓下來的許多殘餘意識，還沒有完全消除，男人們總認為自己是一家之主。抗戰時，一位朋友帶著太太、兩個孩子，和很多行李逃難，到了某一個地方，安定下來，很高興，拍拍胸脯說：「總算把他們都安頓好了！」這種感慨和表情都非常正常，但是也有一種顯示，顯示孩子和太太都是他的零件。男人們多少都有這種想法。記得剛來台灣時，我在一所學校教書，一個同事每天中午由太太送便當到學校，有一天太太送得遲了，我們都在吃，他一個人沒得吃，飢火中燒，這時太太來了，他站起來照著太太的臉上左右開弓，打了兩個響亮的耳光，他太太站在一邊，好像心安理得地挨打，我們都跳起來，說怎麼可以隨便打人，大家起哄要揍他，他驚訝的程度遠超過我們的，他說：「我打我太太，你們這是幹什麼，瘋啦！」這就是觀念問題，他認為太太送飯遲了應該打，他的太太也認為挨打是應該的，而我們卻覺得不應該打人。

女人到了這般田地，還不算最悲哀的時代，到了十一世紀宋王朝中葉，理學興起，對女人的迫害，更加嚴厲。紀元前十二世紀男人就有經典規定女人沒有地位；到了十一世紀，理學開始，御用聖人出面。御用聖人一出面，事情就不好辦了，因為聖人御用跟老虎屁股一樣www•heｔubook.ｃom•ｃom，是不可以碰的。理學大師的程頤，曾發出「男人可以休妻，女人不可以離婚」的指示，這絕對不是平等的標準。我們看朱買臣休妻「馬前潑水」的故事，他的太太想和他離婚，但是太太不能這樣要求，只能要求他把她「休」掉，她不能與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即使她不要丈夫，也得在形式上表示丈夫不要她。也就是男人可以離婚，女人不能離婚。妻子死了好像牆上的泥皮掉下來，隨時可以補上去；丈夫死了卻是失去了「天」，不可以再嫁。這是御用聖人講的，沒有人敢反抗。

許多人讚揚我們母親、祖母，或祖先時代的女權運動，卻不贊成今天的女權運動。事實上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問題產生，需要去面對和克服。婦女節的前夕，本刊邀請了作家柏楊在讀者午會上，就「女權與人權」，發表演講，他從歷史的觀點，對中國婦女地位的演進，和今日的處境，作了精闢的分析。

這種情形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鴉片戰爭以後。關於鴉片戰爭，許多人把它當成國恥，我想，在某一點說來，它是國家的恥辱。堂堂天朝被洋鬼子打得頭破血流。但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鴉片戰爭帶給我們中國的，卻是劃時代的棒喝。我們不能想像，假定鴉片戰爭早一百年發生，中國早一百年受到西洋文明的衝擊，我們的國家會進步到什麼程度？我們也不能想像，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鴉片戰爭，又會怎樣？各位也許不會坐在這裡，都在家纏足去了。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許多東西，西方文化像一把利刀，橫著從西方移植到中國，中國人對這個文化最初是驚訝、反抗、瞧不起，最後發現這玩意兒可真是很厲害，於是大部份都接受了，其中有一項，就是開始知道應該尊重婦女的權利。中國婦女們第一次大開眼界，發現世界上竟然還有這麼一個天地，女人可以跟男人站在同等的地位。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短短不到三十年時間，是實際轉變時期，婦女噩夢初醒，雖然這個覺醒腳步非常慢，甚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覺醒，但是從那時開始，婦女是真正進入覺醒的管道。通常一個大的轉變和震撼發生，除了本身努力以外，還需要有外力，西洋文化就是一個很大的外力。

問：家庭主婦把一生的歲月都貢獻給家庭，可能與社會脫節，丈夫和孩子有時又並不盡如期望，常有一種失落感，應該怎樣平衡。

於是，婦女界中出來一個人——有名的班昭，她寫了一篇文章〈女誡〉。這篇文章只有一千六百字，可是已經夠了，她站在婦女的立場，不是呼籲婦女覺醒，而是呼籲婦女肯定自己是男人奴隸的地位。在這一千六百字裡，她特別強調婦女最重要的事情是應該自卑，承認女人是天生被男人欺負、虐待的，假定你不知道這一點，或反對這一點，你就是叛徒。其次，她說：婦女天生是弱者，沒有力量和男人抗衡，假定要和男人抗衡，就是狂妄，就是毀滅。在文章的第二部份，她告訴女人怎樣侍奉男人，怎樣取悅丈夫。最後她提出「婦德」「婦容」「婦言」「婦工」的最高品德，婦德主要是如何捆綁自己，婦言是不可說冒犯男人的話，婦容是如何取悅丈夫，使丈夫看到非常歡喜，婦工是要牛馬般的幹活兒，或做針線，或下田。這時期可說是女人迫害女人的時期，使女人肩膀上的枷鎖更為沉重。

這個時期長達八百多年之久，到了一世紀九〇年代，開始出現更特別的現象。個人或群體，受到迫害，多少會產生一種反抗的自覺意識，被迫害的人有了這種意識的話，對掌權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有一部影片，可能是《賓漢》，片中一個奴隸對某個問題發問，判斷很正確，他的主人馬上把他綁起來要殺他，別人問為什麼，他的主人說：「有思考的奴隸是危險的。」奴隸必須安於命運，如果不安於命運，就會想到為什麼要受這麼多苦。這是一個火花、一粒種子，會給既得利益份子，帶來很大傷害。同樣地，婦女受到這樣大而長久的迫害，婦女本身會有自覺，假定婦女自覺的話，不但對男人是一種威脅，對婦女本身也是一種震盪，尤其是在一、二世紀的時候，那時皇宮中，皇帝有上萬個妻子，包括皇后、小老婆群、宮女。這麼多妻子，每個人看一眼都會把皇帝累死，更別說談情說愛了。可是站在男人的立場，卻是多多益善。當時宮中的婦女所想到的，全是怎樣取悅皇帝，沒有人想到自己不應該處於這個不合理的環境。男人要想統治這個社會，必須要婦女自動自發地感覺到自己是被統治者，而且以被統治、被玩弄為榮，這樣，男人的權力才能穩固。

答：我想我剛才沒有講清楚，女權、人權與政府沒有關係，那只是人性的尊嚴。我剛才舉的例子可能有點混淆，我只是說中國的人權不發達，不大受重視，中國有一句話是「人命關天」，只要出了人命就是天般的大事，但這要看是出了什麼人命？誰害了人的命？小民的人命可能就不及王孫和*圖*書公子或有錢人的人命值錢。兇手如果是王孫公子、有錢人，和兇手是小民也不一樣。西洋有句話說，做壞事是需要有資格的。我講的人權問題，不一定是政治問題，例如女人的選舉權、罷免權、離婚權、職業權、繼承權，可以說是政治問題，也可以說不是政治問題，我想我們應該把政治兩個字拋開，壓力就比較輕一點。

問：您提到女權和人權，是否要女人爭取到女權後，再爭取政權？

我想提醒各位幾句，聽柏楊先生的話要會聽，如果不會聽的話，恐怕不會得到益處。原來柏楊先生說的話都是反面文章，雖然柏老教大家不要太愛兒女，並不是表示柏老是個沒有愛心的人，事實上他的同情心非常深厚。但是為什麼要說一些反面的話呢？就是因為如果世界上只有正面的話，沒有反面的話，正面的話就會過份，產生流弊，變得僵化，因此需要有點反面的話來反省一下，這個反面的話，並不是跟正面的話相反的，剛剛柏老很慶幸聖人朱熹已經死掉了，這是反面的話，如果你能瞭解這跟朱熹正面的那些並不矛盾的話，那你就是會聽了。

答：我想男人不會害怕的，女人不愛男人愛什麼呢？一個男人應該以自己的妻子能幹是一種榮耀，而不是一種威脅，除非是妻子瞧他不起。至少我覺得妻子的榮耀就是我的榮耀，就好像妻子把丈夫的榮耀當做自己的榮耀一樣。我認為：沒有自信的男人在對妻子的栽培上，不可以超過他所能控制的範圍。沒有自信的女人在對男人的栽培上，也不要超過她的能力所能控制的範圍。

最近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女孩子說，她十幾年沒回來，回來後發現一種現象很奇怪，跟女同學聚會時，每個人都談丈夫和孩子，從來沒有人談到自己。女人已經不存在了，消失在丈夫、孩子的影子裡了。你自己這樣不自尊、沒有自我，先把自己拋棄了，怎麼能怪社會和男人拋棄你？這需要自己的覺悟和努力。一個人想要別人愛你，首先要使自己可愛，自己不可愛，教別人愛你，怎麼可能？你要社會不拋棄你，首先要自己不拋棄自己，要多看書、多接觸、多吸收、多思考，不能讓自己被家庭埋葬。

我有個朋友在慕尼黑做事，家對面住了一對德國年輕夫婦，每星期天早上，這對年輕夫婦都要出門去看父母，一面等車，一面唉聲嘆氣。他問他們：「既然不喜歡去，何必要去？」他們說：「不去不行，因為父母的遺囑上規定如此。」做父母的很可憐，明知道子女的愛是購買來的，還是要購買。這件事給我們很多啟示，各位還年輕，要知道，將來兒女孝順不孝順，看你定的標準而定。

從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葉，漫長的九百年，是中國婦女更悲慘的時期，可稱為更可怕的迫害時期。從男人的迫害，女人自己的迫害，到御用聖人的迫害、政府法令的迫害，在十九世紀以前，女人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憐的動物，最絕望時期，隨時隨地被人虐待、玩弄、羞辱、殺戮。

問：許多人都鼓勵婦女獨立自覺，而當婦女真正獨立了，男人的感覺是如何呢？會不會覺得惶恐，怕女人不再愛男人了，或自己的既得利益被瓜分了？

我們的女權現在遇到這麼多困擾，需要婦女自己努力，靠男人是沒有希望的，假定自己認為已經夠好了，就無法再往前進一步。婦女們現在所遇到困擾僅僅是過渡期間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困擾，不足為奇，也不必抱怨。權是要爭取來的，不會由天上掉下來。我們也應該把建立女權擴大到整個人權，如果人權建立起來，男女所得到的實惠完全相同。單講女權，即使得到，也很有限，正如一個人的肌肉不可能某一點特別發達。

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女性誕生，這個新的女性的意義就是剛才說的，在納妾制度取消下的社會中，不纏足，有財產繼承權，有選舉、當選的政治權利，可以受教育和就業。然而，大家對現在得到的這些。卻不珍視。在我這樣年齡的人看來，各位三生有幸、祖上有德。然而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問題，常常有很多的政治家、革命家，希望能發明一種思想或制度，把人類所有的困難，一次解決，這種想法我們非常佩服，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的問題總是不斷地在產生，到了一個新的時間、環境，會有新的問題。好比現在空氣污染問題，各位已習慣於它的存在，可是我這一代的人，覺得這真是怪事，空氣還會污染嗎？它竟然真的污染了。新的女性產生後，所面臨的是新的問題，雖然不再是傳統的屈辱地侍奉男人的問題。但確是面臨很多的壓力。這個時期，是婦女覺醒之後適應困難的時期。

要談到這些，這已不是女權問題，基本上是人權問題。因為不僅是女人受迫害，男人也受迫害。女人受迫害也不限於男人對女人的迫害，女人對女人的迫害有時還超過男人。我今早抄了一段《金瓶梅》中女人迫害女人的慘事，大家都認為潘金蓮的反https://m.hetubook.com.com抗性很強，武大郎不漂亮，不想要他，他不肯離婚，就毒死他。我覺得這很了不起，因為中國人挫折感特別強，中國男人假定被一個女人甩掉，那自尊心簡直破碎得無法收拾。武大郎應該答應潘金蓮離婚，如果不答應，這種男人就應該把他毒死。但是，許多人認為潘金蓮具有叛逆性，為了爭取婚姻自由、愛情美滿，勇敢地嫁給西門慶。我覺得潘金蓮不是這麼一個人，現在，唸一段潘金蓮怎麼打她的丫頭的文字，給大家聽：

除了戰爭這個原因之外，第二個原因就是生兒育女，世界上所有的動物，以人類最為脆弱，因為人類的幼年期間最長。一隻羊、一隻狗生下來，很快就能自立，只要母親將他身上的血跡舔去。風一吹，他的骨骼就開始硬朗，就可以站起來，自己跑去吃奶。只有人類的幼年期太久、太弱，凡是有兒女的人都看過自己懷抱中的小孩，簡直隨時隨地都可以被毀滅。因為分工的關係，這生兒育女的工作就由婦女來負責，女人因此就進到家庭，男人就走到野外。

我們正處於一個矛盾衝突的時代，應做的是：每個人都要有「打人是不可以的」的觀念，送飯遲了固然不對，打人同樣不對；使丈夫認識與太太是平等的，兩人不過分工而已，在意識上不可以認為自己有權隨便打人，有權把太太不當人。我們必須發動社會輿論制裁的功用，不允許發生這種暴力現象。在這種困惑的時期，包括事業與家庭上的衝突，愛情與婚姻上的衝突，以至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衝突，新女性的煩惱，與日俱增，這主要是由於男人仍殘留有沙文主義意識形態，總是覺得沒有機會則已，一有機會，還是要騎到女人頭上。

以下是演講的全文——

《婦女》雜誌給我的題目是「女權與人權」，現在就這個題目說說我的意見，請大家指教。我記得兩個故事，我小的時候，故鄉兵荒馬亂，家中常常只有我和嫂嫂、嬸娘，和其他小孩子，這時外面若有人敲門問：「家裡有沒有人啊？」我的嫂嫂或嬸娘就會回答：「沒有人，請改天再來！」當時我心裡想，難道嫂嫂、嬸娘，和小孩子們不是人嗎？但我知道她們實質上的意思是說：「家裡沒有男人，只有女人」。女人不是人，所以沒有開門跟你打交道的權利和義務。

國民政府也明令規定不准婦女纏足，現在各位一定和我一樣，永遠不瞭解為什麼女孩子要把腳纏起來。在我少年時代，比我稍大的婦女，像我的姊姊、姑母、阿姨等，全都是纏足的。我有一位堂兄，是高級師範畢業，在我們那一帶是位紳士，他娶親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新娘子天足，結果在附近幾個縣都找不到一個天足的女孩子。我小的時候，縣政府派很多女學生擔任「放足委員」，到各縣去宣傳不能再給女孩子纏足啦，已經纏足的要放開，結果被鄉裡的人打出來，這些鄉人有道德上的根據，有聖人的支持，做母親的會說：「如果我不給女兒纏足的話，我對不起我的女兒和我的良心。」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不平等，只知道它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戰爭，上帝賦予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之處，是體力上的差別。我們常聽到丈夫打太太的事，很少聽到太太打丈夫。當然也有，去年報載，高雄有一個太太當街把她丈夫打得痛哭流涕，不過這是少數。有人說，太太比較好心腸，不想打丈夫，恐怕不見得，有時候太太把丈夫恨得會在碗裡下毒藥，但是她沒有打他，因為打不過他，這是體力的不同。男人因為體力比女人強壯，所以不得不扮演一種殘忍、凶暴的角色，那就是作戰。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心地要慈愛祥和一點，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知道在戰場上需要殘忍凶暴，許多女人看見血就會發抖，這種人在戰場上只有替她的國家帶來災難。因為男人要作戰，要防衛野獸、天災，所以男人擔當了另外一種職務——家庭以外的職務，使女人可以安心地生活在洞穴、樹上、房屋之中。

年紀大的人總覺得孩子不孝，在埃及金字塔裡就發現責備兒女不孝的紀錄，幾千年來，包括我們自己、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在內，都是不孝的子孫。我願有一點離經叛道的建議，對兒女的愛心是不是可以用理性來稍稍節制？固然很多人說愛兒女不希望兒女報答，話所以這麼說，那是沒有遇到節骨眼上，人只要有付出，總希望回報，至少希望兒女對你笑一笑，從遠處回來時給你抱一抱。你付出的愈多，潛意識裡希望他回報的也愈高，一旦達不到你希望的水準，你就會非常傷心。現在工商業社會，每個家庭都必然崩離，兒女離開父母，就像沒有兒女一樣。假定你不能認識這個傾向，不訓練自己適應這種情況，不肯在這方面努力，就要付出代價，悲悲慘慘地過老年的日子。假如你能夠覺得人生就是如此，內心覺悟對兒女到此為止，你才會有快樂的老年。

答：男女平等應該求實質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男女生理結構不一樣，生兒和_圖_書育女一定是婦女來從事，婦女不能說我只管生，不管養。男人不能餵奶，除非餵牛奶。孩子需要人來撫養，以母親最適合。家庭主婦待在家裡，如果不想與社會脫節的話，必須設法使它不脫節，必須付出代價，那就是，不斷地求知。有些女人結婚三年後，就變得面目可憎，既不看報，又不看書，以前的氣質完全沒有了。婦女自己脫節了，怎麼能怪社會不要你呢？你不要脫節，必須不斷地充實自己，這是其他人幫不上忙的。

婦權運動的第五個時期，應該是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到現在，也許還要再延後若干年。中華民國的成立，使婦女的地位實質上向前躍進，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政府成立，頒佈了很多法律，婦女地位有很大的突破，例如取消納妾制度。我們常譏笑美國人離婚快，認為美國人容易離婚，中國人不容易離婚，其實都一樣，美國沒有納妾制度，必須離婚，不離婚就會鬧出人命，中國因為有納妾制度，可以妥協。美國社會，國下面，就是家，他們重視家庭，遠超過中國人萬倍，所以不允許兩妻並存。中國人對家並不重視，很多人下班以後雲遊四方，東竄竄、西竄竄，就是不回家。因為中國社會比較複雜，人際關係也比較複雜。外國人下班必須回家，固然也有人去酒吧，但是少數。

我覺得我非常瞭解柏楊先生的話，雖然我跟柏楊先生不是很熟，可是我跟他的夫人張香華女士很熟，因為柏楊夫人的緣故，才認識柏楊先生，見過幾次面，印象非常深刻，我覺得他說的話我非常瞭解，我希望大家聽他的話一定要會聽，不然的話，就會聽錯了。

發生在這個時期的第二件事是婦女纏足，我實在不瞭解中國為什麼會出現纏足文化，為什麼中國女人甘願把自己弄成殘廢？為什麼中國男人要歌頌三寸金蓮？這兩件事發生後，使婦女的悲慘地位，更加確定。而使婦女悲慘的地位更加確定的主要力量，是婦女迫害婦女，而不僅是男人迫害婦女。一個現象一旦到了內部發生問題的時候，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婦女自己甘心情願地作馬牛，受人管轄，就造成了嚴重場面。各位都很羨慕的神仙眷屬是《浮生六記》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他們夫婦間非常美滿。但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芸娘第一件考慮的事竟然是為丈夫娶個小老婆，假定芸娘不考慮這件事、不允許這種事的話，恐怕婚姻就不見得那麼幸福了。一個女人一旦甘願放棄自己的權利，那是男人最歡迎的，因為不需要男人來壓迫，她自己已經變成很理想的奴隸了。

看了這一段，我有一個感想，這是女權問題嗎？《紅樓夢》裡我們最崇拜的晴雯，多麼美，為了賈寶玉，半夜不睡覺，給他織補衣服，非常可愛，那是因為賈寶玉是她的主人。她對下人，對丫頭，卻是另一副嘴臉，一言不合，劈臉就打過去，而且堅持她們跪在瓦片上問口供，惡毒得可怕。這不單單是女權問題，而是人權問題。我想與其單獨的提出女權，為什麼我們不考慮這是整個人權？女權是人權的一部份，婦女是人、男人是人、兒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窮人也是人，每個人都有人性的尊嚴，不但不可以迫害婦女，也不可以迫害兒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所以女權不可能單獨存在，中國自從立國以來，王朝不斷地更換，每一個王朝的更換，都殺人千萬、血流成河，結果一個新的政權成立，在經過若干年之後，又是殺人千萬、血流成河，不斷地惡性循環。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像英國人一樣，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為什麼我們打來打去，不能建立議會政治？為什麼我們的婦女受到這樣的迫害，遲遲不醒？因為我們中國文化中缺少人權思想，所以婦女不過是大迫害中的一部份而已，即使把女權提高得和男權一樣，沒有人權同樣會受到迫害。中國人始終沒有能力成立議會制度，所以打來打去，也一直在帝王將相的圈圈裡轉。儒家思想中唯一的希望是聖君賢相，問題是，如果君不聖、相不賢的話，人民一點辦法也沒有。西洋國家有議會制度，君不聖也無法發揮獸|性；有議會牽制，相不賢就請他走路。比較起來，西洋社會的人權比較受到保障，我們比較缺乏。

按說這個分工應該是很好的，是一種合作，但這是一種在不平等條件之下的合作，男人仗著自己強大的體力，組織了一個社會。有社會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法律，有法律就有男尊女卑的理論。這種理論至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的初年，已經確立：中國最古老的書籍之一的《禮記》，就規定女人有三從，在家應該聽父親的話——沒有說應該聽母親的話；結婚後應該聽丈夫的話；尤其可哀的是，丈夫死了，要聽兒子的話。這種觀念早就有了，不知道已在社會上行了多少年，不過一直到紀元前十二世紀的時候，才凝結出一個體系，作為男尊女卑的理論基礎。假定我們說中國婦女的命運，至遲從紀元前十二世紀就開始倒楣的話，也並不能說是大錯。所以紀元前十二世紀開始，可說是男人迫害女人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