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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讀張愛玲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竟然又有所發現。張氏的小說中，上海飯館的描寫很多，但以旅館為重心的故事大都發生在香港，《傾城之戀》如此，《南北喜相逢》的結尾也在旅館。是否旅館的意象反映了人物的無根性或臨時性？是否暗示了（從一個上海人的眼光看來）香港本身就是一家豪華旅館？這不禁又引導我重讀《第一爐香》。那一幢香港半山上的白房子，是葛薇龍自願失身之處，其實是她姑母開的高級妓院，卻是充滿了神奇和荒誕的色彩，尤超過淺水灣大酒店。張愛玲在這篇小說中說：「但是這裡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葛薇龍進去以後，「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份」——用現代的理論語言來說，就是一種特意自製的Orientalism。

倒是《南北喜相逢》中的男扮女裝較為獨特，說不定是張愛玲的創舉，即使抄襲比利．懷德的《熱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傑克李蒙扮演的女角走紅後，摹仿的片子當然層出不窮），仍然有風味。妙的是：它不但為喜劇名角梁醒波提供大展身手的機會（說不定就是為他而寫），而且也把香港人喜劇化了，為什麼不讓這個男扮女裝的角色說普hetubook.com.com通話和上海話？

然而也不盡然。我發現有幾個場面是張愛玲的小說中所罕見的：《南北喜相逢》中梁醒波這個香港人男扮女裝，權充美國歸來的華僑富婆；《情場如戰場》中的游泳池和兩三次落水鏡頭；《小兒女》中尤敏乘船到外島，和最後那場墓地的暴風雨，這些似乎都是上海的公寓和弄堂生活中所不易發生的「怪」事。上海的天氣不大會有暴風雨，這似乎是亞熱帶異國情調的特徵之一，張愛玲看過的毛姆小說中比比皆是，暴風雨非但帶來恐怖，也可以是情慾的前奏曲。上海雖是海港，但張氏作品中鮮有坐船到外島的情節，上海的世界自成一體，不必去什麼外島，要不就乾脆乘船到香港。（而到了香港以後，老闆們又要乘飛機去新加坡！）到外島的意義是什麼？在《小兒女》中兩位女主角在外島碼頭互訴眞情，這是情節發展的關鍵，似乎只有在這化外之地才能有真理時刻（moment of truth）。至於游泳池的場景，除了抄襲荷李活影片之外，恐怕也和上海和香港兩地的天氣有關；上海人常去公園，但很少有私家游泳池，而座落在南加州洛杉磯的荷李活，當然四季如春，製片家和大名星人人都在私家游泳池旁開派hetubook.com.com對。

走筆至此，恐怕擁護張愛玲的「張迷」們會說我大逆不道、胡言亂語了。乾脆胡言到底，且借用當今歐美「胡人」理論家的時髦話語作個總結：如果上海是張愛玲的自身（self）的話，香港就是她的「她者」（other），沒有這個異國情調的「她者」，就不會顯示出張愛玲如何才是上海人。

《南北喜相逢》中人說的是南腔（廣東話）北調（普通話），雙方竟然完全聽得懂，似乎不近情理。故事套自宋淇的《南北和》，但並未突出異鄉人流落到香港的心態，換言之，如果把這個故事的背景搬到上海，以上海話和北京話作為「南北喜相逢」，也未嘗不可。《情場如戰場》的故事（原來改編自百老匯的喜劇The Tender Trap）主要發生在一幢別墅裡，把這幢房子放在上海法租界的郊區，可能更適合。《小兒女》中的學校倒有香港風味，但故事又使我想起發生在上海的《哀樂中年》（這部影片雖掛名桑弧編導，但據鄭樹森的考證，極可能出自張愛玲手筆）。總而言之，這三部片子似乎仍然脫離不了上海的影子，或者說張愛玲把上海的小市民和有錢階級的世界移植到了香港，也許這就是以上海人的觀點看香港的典型手法。

以上的這一連串問題，是我看了張愛玲編劇的三部影片試映後有感而發的。這三部影片——《南北喜相逢》、《情場如戰場》和《小兒女》——都是以香港為背景，然而我認為都比不上她編劇的《太太萬歲》，後者我是幾年前看的，記不得背景是香港或上海，但印象中講的似乎是上海的故事。張愛玲對上海的人和文化情有獨鍾，這是眾人皆知，無可置疑的事，但是如果沒有香港的因素，（如果《傾城之戀》的白流蘇和范柳原沒有從上海到香港的淺水灣酒店談戀愛的話）她的傳奇故事是否同樣的精彩？張愛玲作品中的「香港關係」到底要如何闡釋？且讓我從這三部舊片談起。

張愛玲在《茉莉香片》中說：「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但她沒有再細加引伸：華美——是一種非道地中國（或上海，其實在張氏眼中上海就是中國）而極富東方主義色彩的華美，所以才會華美得荒誕；悲哀呢——也並非是她慣有的荒涼式的悲哀，而是一種近乎心理病的悲哀，一種壓抑的慾望的一旦爆發後無可收拾而造成的悲劇。《茉莉香片》如此，《第二爐香》亦如此。當然，《第一爐香》和《傾城之戀》似乎都以喜m.ｈｅtuｂｏｏｋ.ｃｏｍ•com劇終場，但我認為發生在香港的喜劇都是維持不久的，暴風雨終將到來，喜劇也會變成悲劇（所以，我也禁不住為《傾城之戀》寫了一個悲哀的續集）。

香港的意義尙不止此。在上海的現實中不能發生的事，特別是關於性和慾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發生，因為香港不是真正的中國，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它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充滿了異國情調。《第一爐香》中的奇花異草，「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衆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也只有在這種「奇幻的世界」中才可以盡情地表現肉體的慾望，甚至把弗洛依德式的戀母嫉父情結（《茉莉香片》）、或戀父嫉母情結（《心經》，故事發生在上海，但張愛玲卻列入為上海人寫的香港傳奇之中），當然更有長期性壓抑後的歇斯底里（《第二爐香》），都發揮得淋漓盡致。記得一位研究白先勇小說的年輕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紐約客》這個小說集中的故事，因為發生在異國，所以關於性的描寫（包括同性戀）更直接大膽。這個說法似乎更適用於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可謂總其情和慾的大成：人到了香港，在酒店住下來以後，白流蘇和范柳原非但可以眺望藍色的海，而且可以在「野火花」樹下盡情地調情。他們二人聯合演出的幾場戲，m.hetubook.com.com簡直可以拍成荷李活式的電影，或者說這些場景都是受到電影的影響和啟發。荷李活影片中有一種喜劇型，專門是以釣金龜婿為情節的，妙語如珠，但追求的是婚姻。最有名的例子是Preston Sturges的《夏娃女士》（The Lady Eve），與《傾城之戀》的部份情節如出一轍，而張氏更勝一籌的是，那一場白流蘇在梳妝鏡前被范柳原擁吻的幾個鏡頭——「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裡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裡去了，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來」——把情、慾和張愛玲的蒼涼美學滙為一爐，點出一個眞正傳奇的高潮。

以上是張愛玲在一篇文章《到底是上海人》中的自白。半個世紀後在香港再來品味這幾句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幾個問題：什麼是上海人的觀點？上海人眼光中的香港是什麼？她文不達意之處難道只有上海人才能夠懂？香港人讀來是否會發現更多文不達意的地方？她所要表達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五十年代後張愛玲自己也離開了上海，並且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幾部電影劇本，她是否仍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