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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與天真

作者:李歐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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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藝術和同性戀——從柴可夫斯基談起

音樂藝術和同性戀
——從柴可夫斯基談起

據說湯馬斯.曼本人就會有類似的經驗,然後才寫成《威尼斯之死》,而當意大利導演維斯康堤把這篇小說改成電影時,就直接地把故事中的老年人影射作曲家馬勒(片中的主要音樂是選自馬勒的第五交響曲)。維斯康堤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也許他以音樂來代表所有的藝術;也許他認為(而且他也確會作過研究)馬勒的內心有同性戀的傾向,雖然馬勒結過婚,而且婚姻也似甚快樂,他可能是一個「雙性人」。
我受白先勇之託舉出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來談西方音樂界的同性戀,初步目的只是為了證明一個事實:音樂界——甚至藝術界和文學界——中的同性戀者極多,至於原因如何界定,這有待於專家們的研究。從一個外行人的立場,我也許可以分兩面來談談:
也許我們可以說在藝術美的領域中是不分性別的,往往產生「雙性」的形式。一個美的化身,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甚至也可能是雙性(androgeny),hetubook.com.com而一個追求美的藝術家,其本身的性向也可能是雙性的(bisexual)。西方現代音樂家中,除了純同性戀外,雙性戀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美國指揮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當妻子過世、子女成人後,他公然從異性戀「回歸」同性戀,帶着他的年輕男伴侶到處旅行演出,伯氏是一個很熱情的人,常常在指揮完畢後,下台親吻樂隊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就親眼看到維也納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被伯氏擁吻後啼笑皆非的窘狀。然而,我想,在伯氏的眼裡,他已經不再是一個男人或女人,而是一個促成演奏成功的「美者」。
柴氏的第六交響曲本來他自己命名為《節目交響樂》——至於這個「節目」指的是什麼,卻是一個謎,後來他的兄弟將之改名為《悲愴》,似乎有點緬懷同性戀的悲愴命運的意思,性學家藹理斯(Havwww•hetubook•com•comelock Ellis)就徑稱這首交響樂的秘密「節目」就是同性戀的悲劇,也有的樂評家認為他的第五交響曲中的「命運主題」所指的也是同性戀。
然而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談藝術上的同性戀:藝術本身是對於各種形態的美的追求,在這種追求過程中,人體——甚至人「性」——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古希臘的雕刻中不少是頌讚男性的人體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各流派中,也更多以男性——特別是青年男子——為美的化身。湯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故事中老藝術家在威尼斯的一家旅館中驚鴻一瞥,見到了一個波蘭貴族青年美男子,於是展開了意識上和心理上的追求,但並沒有訴諸真正的行動。我認為這基本上是「形而上」的一種美的嚮往,而且和老年人對於死的恐懼恰成對比,美和死是西方現代文學中兩個極重要的主題。
柴可和*圖*書夫斯基的例子,使我感覺到他的同性戀和他的內向性格是互為因果的,特別在一個閉鎖的社會中,同性戀被視為羞恥之事,於是更促成柴氏內心和外在生活之間的距離。他的內心煎熬,無法經由正常的渠道公諸他人——甚至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中也不能提起——遂訴諸音樂。這是一個極粗淺的解釋。然而音樂語言的本身並不足以代表作曲家的感情,雖然柴氏在創作第六交響曲的時候飲泣再三,這並不表示樂譜中的音符充滿了同性戀的影子。我認為「標題音樂」或「節目音樂」這個名稱,事實上是有點騙人的,其實音樂不可能有標題,我們聽一首交響樂,自己腦海中會產生一些幻象,但隨人而異,有的曲子可以使我感動,但並不一定引起別人的共鳴。同性戀和音樂的關係不在於樂曲的形式和內容,而在於創作行為的本身。關於這一層次的分析,其實弗洛伊德已經做過(見其對達芬奇的研究),淺顯地說,藝術作品只能象徵地表現創作www.hetubook.com.com者的內心世界。從心理學的立場來說,我們只能把柴氏內心的壓抑看成他藝術創作中的原動力之一。如果柴氏是一個正常的人,也許他不一定能夠創造出這麼多動人的作品。這個論點,勉可稱之為藝術家的「煎熬說」。
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影片《樂聖柴可夫斯基》(Music lover),導演是在英國專門以拍音樂家傳記出名的肯.羅素(Ken Russell),就是描寫柴氏的這段「冤孽」,記得我當時頗受震撼,片中有不少十分大膽的場面,最後的瘋人院鏡頭(與柴氏仳離的妻子和無數男子有染後終於發狂,進了瘋人院)尤其驚心動魄。
柴可夫斯基是一個十分內向的人,精神復原後仍然免不了受頭痛之苦,於是他酗酒、打牌,並且時常暗自哭泣,對於自己的作品毫無自信,幸虧他在一八七七年結婚同時認識了一個有錢的梅克夫人,兩個人都很害羞,所以約定避不見面,以書信維持十幾年的友誼。也由於梅克https://www.hetubook.com.com夫人的資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辭去教職,專心著作,為後世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
西方音樂界的同性戀者,已經公開承認不諱,由於他們的成就使得同性戀不再是羞恥的行為,而是音樂界和藝術界的正常現象,甚至把同性戀變成一種有藝術感的生活方式,這是一世紀前柴可夫斯基很難預料的。
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者,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但在十九世紀俄國的上流社會,同性戀仍然是一件羞恥的事,柴氏為了見容於社會,甚至決定結婚,在一八七七年娶了一個莫斯科音樂學院崇拜他的女學生,原以為這位思想簡單唯他是崇的女子,可以和他維持夫妻的名分,卻不料婚後發現她竟是一個性|欲狂者,兩個人的婚姻勉強支持了九個禮拜就宣告破裂,後來柴氏的兄弟——也是一個同性戀者——把他救回聖彼得堡,他終於精神崩潰。
(原載1986年1月台北《聯合文學》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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