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問：「我今天去了東方研究院，好像研究工作也大不如前了。你們的工作還順利嗎？」

身後一陣冷笑，幾個美國遊客也在指手劃腳地揶楡着俄國，為捷克人抱不平。我發現自己的反蘇情緒更高漲了，憤憤地走向另一個櫥窗：捷克的國家唱片公司商店，掛着好幾張人像，我認出一張是Vaclav Neumann，捷克愛樂交響樂團的現任指揮。（這個東歐首屈一指的樂團，歷史悠久，錄製了不少唱片。許多年前我由聆聽唱片而開始仰慕該團的一位前任指揮Karel Ancerl，七十年代初期，他突然「絕響」了，後來才聽說他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後流亡到加拿大，立即禮聘為多倫多市交響樂團的指揮，不久撞車去世！）除了這位指揮外，其他的照片似乎都是女的，也許是歌劇院的女歌星吧，有一張面孔特別動人，名字是Petra Janu，我明天一定來買她的唱片！

次日清晨吃早餐的時候，碰到另一批美國遊客——三個單身漢，他們開玩笑地對我說：「昨夜有艷遇嗎？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不是有一個捷克女郎向你微笑嗎？」我不知所云，置之不理。他們終於暴露眞相：原來昨晚在旅館裡的酒吧有兩三個捷克女郎也向他們賣笑——在這個文化古都的第一流大旅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仍然方興未艾。「今晚你可要小心嘍，房間裡裝有秘密攝影機，第二天公安部的同志就會打電話來——喂，李教授嗎？根據我們活生生的資料證明，你是一個〇〇七特派間諜？」

原來作美國遊客還是比蘇聯軍隊受歡迎！

在歸程中，我再度走過查理士河，但已經無心拍照，感覺到自己身體內層已漲滿了眼淚，不過我還是哭不出來。

我終於還是乖乖的作了遊客，和一羣美國老頭老婆登上遊覽車。

問：「有什麼話要我轉告你們在芝加哥的朋友嗎？」

「這個藝術家於是用他的鉛筆在墓碑上寫字了——而且是純金的字，每一個字母清清楚楚：『此墓乃是——』，K急於看墓碑，當他的眼光終於碰到藝術家的時候，藝術家卻停了筆，而且甚為尷尬，而K也同時覺得不安，兩個人無助地對望了幾眼，墓地教堂的鐘開始響了，藝術家手一揮，鐘聲停了，但不久又開始響，而且聲音悄悄地，一會兒又停了，好像在作某種試探。K頓時感到痛苦不堪，因為他體會到藝術家的困境，於是掩面哭泣起來。藝術家等待K哭完以後，覺得既然没有其他辦法還是繼續寫他的墓碑吧，可是他的字體卻有點不工整了，而且金色也褪了許多，這有氣無力的一筆寫出來的字母卻是一個很大的『J』，藝術家踩着脚下的土，顯得十分生氣的樣子。K終於明白了，他沒有時間道歉，遂兩手拚命地挖土，一切似乎早已安排好，土層下露出一個大坑，於是K的身體就向大坑中沉了下去。當他進入穿不透的深坑的時候，他仍然扭着頭，頭往上看，看到墓碑上自己的眉飛色舞的名字。

普教授看完我的兩篇文章後，非但不以為忤，而且還要我多影印一份論新月派的那一篇，並且說要帶回捷克去，因為那邊的資料不足，以後應該多注重這一類的題材。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在我的文章一個小節上的訂正——他看論文倒是很仔細的——我提到徐悲鴻，用的是英文拼音，他說徐悲鴻當年用的不是英文名字，而是法文。接着（也許是在另一個場合吧） 他就談起法國繪畫來，並且說他如何崇拜畢加索的畫，我聽後大吃一驚，竟然一位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國家出來的學者會崇拜西方現代派的藝術，於是開始覺得普教授的胸襟比我想像的廣博多了。

「你想看卡夫卡的書房嗎？在河對岸的猶太區。你們願意的話，今天下午我可以帶你們去看，現在布拉格還保存了猶太人的墓地，當年的猶太教堂現在成了博物館，只有它今天還開門，你們有誰要去？」

「正迷惑於這一景的時候，他醒了。」

我在驚魂甫定以後，決心乖乖地作遊客，不再獨自亂闖了。在美國時一位捷克的同事聽說我要去東歐旅行，還好心地為我發了一封介紹信給仍住在布拉格的他的一位學者朋友，不過這位老學者不會說英文，我如想見他，必須通過德文翻譯，這位學者也認識塞浮特，說不定湊巧的話我還可以被引見。我不免有點心動，於是先死背了幾句德文，準備必要時找不到翻譯也可以單槍匹馬試一下，而且，據我的同事說，他的太太是懂英文的。

遊覽車突然慢了下來，恍惚中我向窗外眺望一眼，這一景卻是真實的，絕非夢境：一長隊運兵卡車隆隆駛過，車篷蓋得很緊，我看不出這十幾輛車內有多少士兵——是捷克兵或是俄國兵？車開得很慢，有兩個軍官，配備齊全，帽上的紅星和胸前的金章在晨曦中耀然可見，他們懶洋洋地伸着手，正在指揮交通。

「噢！」她不置可否，這次她是真不懂了。突然間她指着一幢古蹟說，「這就是瘟疫之碑！中古時期鬧過鼠疫，很多人死亡，後來他們在這個敎堂建築了這個碑，以資紀念，碑的四周有四個聖徒：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我實在疲憊不堪了，關上電視機，倒頭便睡。正在矇矓之間，電話響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對不起，我沒有興趣。」對於樓下的女郎，除了同情和好奇之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慾望。「你是李敎授嗎？我是——太太，我們認得你在芝加哥的同事，我們找你找了一天了。」

對抗遺忘的辦法是記憶——當捷克本國人被迫遺忘一切，只注重現實生活的享受的時候，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捷克作家，卻用不同的文學方式來記憶，甚至回憶自己年輕時代的理想、熱情和荒唐，昆德拉的作品對我的感召就在於此。

答：「他還好，他的女兒倒忙得很，據她說曾經收到你的中文譯詩。」

原來安排有一位捷克政府旅遊部指定的嚮導，在入境處和我們見面，但是等了整整兩個鐘頭還不見露面（「說不定趁機溜到加拿大去了！」好開玩笑的美國遊客說），今早接待我們的是另一個中年婦人，面色憔悴，因為她一夜未眠，從意大利趕回來接班，也許嚮導並不是她的專業，只是偶爾幫幫旅遊社的忙而已。

「中國也有一個魯迅，寫過一篇《狂人日記》，他還創造了一個人物，叫阿Q，似乎與好兵史懷格略有相似之處。」我又是衝口而出。

「普實克敎授？他就是這個研究所的創辦人，不過，他去世後，這裡已經不作中國文學的研究，他的幾個高足都到外國和*圖*書去了，只有一兩位還留在Bratislava……」這位好心的男學者對我說，又再三地道歉，「請你瞭解，這完全不是我們個人的意思，我們非常願意……」我只好寒暄幾句致謝後就告辭而出。我又能怎麼辦呢？為什麼不事先申請？為什麼不事先寫信給普教授的遺孀？她住在哪裡？我連地址都忘了。

遊覽車開過查理士河的一座橋，在Hvadčanské古堡附近停下來，我們下車步行，原來已經到了一個小山頭，俯瞰眺望，河對岸的布拉格全城盡入眼簾，果然有不少金頂的建築物，但是金頂下羼雜了更多的黑色，這些古物都是年代已久，即使再加以整修也不可能煥然一新（慕尼黑城中心的古式建築都是二次大戰後重建的新房子，仍然保持古色古香的樣子，似乎比布拉格雄偉多了），但仍有其特殊的風格，像一個遲暮的中歐貴婦，雖然徐娘已老，還是風韻猶存，畢竟是受過文化教養的貴婦，即使衣服已經破舊不堪，還是風度翩翩。

「有一天天氣晴朗，他想出去散步，可是還沒有走幾步就發現自己到了墓地。他看到一座剛剛挖好的墳，這座墳對他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於是他匆匆往前跑，地上泥土很鬆，他脚下不穩，不禁跌倒在墓前。有兩個人站在墓後，合力舉着一個墓碑，K一到墓前他們就把墓碑栽在墳上，從樹蔭裡又走出第三個人，K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藝術家，他手裡拿着一支普通的鉛筆，正在空中亂畫。

問：「也可能是我的一個朋友譯的，他把這幾首譯詩——登在台灣的一個文學雜誌上——寄到多倫多，你們認得現住在多倫多的捷克作家——嗎？」

我不禁又想到塞浮特的幾行詩：

美國的單身漢喜歡開玩笑，我是早有經歷了，於是也不得不反擊一句：「我看你們三個人才是中央情報局的特派員，昨晚到哪裡去了？雨衣帶了沒有？還有手電筒？裝得也該像個間諜樣子。」

答：「請代我們問候他，下次你來的時候，一定要早點通知，我們非常歡迎，這裡的人七八月間常常出去度假——雖然出不了國，不過到鄉下避暑還是可以的，有時候還可以到匈牙利去。」

啊，奈魯達——南美詩人Pablo Neruda不就是為了景仰這位捷克詩人而故意把他的名字用作自己的筆名嗎？想不到現在的名氣比他的捷克偶像更大。我們對於捷克的文學瞭解實在太少，要不是近年來昆德拉在法國和美國的名氣和塞浮特的諾貝爾獎，也許捷克文學就會像布拉格城一樣——被世人淡淡地遺忘了。

從廣場隨着同一個遊覽車的遊客朋友逛到城裡的一條大街——Vaclavské Namesti，兩旁的商店都關門了，櫥窗裡仍然有燈照着，街頭最亮的一個櫥窗令我不得不止步：一行捷克文的標語，下面是幾幀放大照片——有農場、工場，不少女工笑嘻嘻的面孔，原來是「偉大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的宣傳照！

天呀！這位嚮導竟然會說出這樣大膽的話！我不禁對她肅然起敬，她的眼色有點傷感，聲音有點顫抖，我突然又感到萬分的歉意，本來決心不找麻煩的，只作遊客，不過，既然她有這種勇氣，她就是我的知心，不管了，全盤托出吧！對她我應該誠實；「我很敬仰塞浮特，也翻譯過他的幾首詩。」

普敎授眞是一個性情中人！我們由師生變成了好友（但是我也不能自誇，我不過是他滿天下的朋友之一罷了），而我對於晚清文學和魯迅的興趣，大部份也是由他激發的。十多年來，我雖然在學術觀點上和他分歧很大，但不得不承認他對我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因為我研究的問題是他在課堂上首先提出來的，我不過繼其衣鉢而已，這和先師夏濟安先生首先提出魯迅的黑暗面，而我繼之發揮的道理一樣。普敎授見過夏先生，而且對他讚不絕口，不過，他和夏志清敎授倒打過一場筆墨官司；他寫了一篇書評批判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而夏先生也不示弱，為文反駁，這兩篇長文都刊在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雜誌Archiv Orientalni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生必讀之作。我對於這場筆戰印象最深的是雙方的學者風度：夏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特別提到初見普教授時的賓主歡悅之情，並表示自己反擊時似乎是背水一戰，因為他不願傷害友情，不過，學術上的眞理還是要力争的，所以才寫出洋洋灑灑的長文，這篇文章可視為經典之作；然而，普敎授的某些論點我覺得也不無道理，而且，最可貴的是他堅持把夏先生的大文在他的捷克雜誌上發表，以示公平。現在我每看到美國學府的勾心鬥角——往往為了一篇書評而令雙方化友為敵——就不禁想起了這兩位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將風範。我身為夏濟安先生的學生，所以特別受到志清先生的教誨，又加上這一年來與普實克敎授結下的師生之誼，可以說是個人學術生涯中的大幸。

答：「敎書還不算一件難事，問題是學術以外——或附屬在學術之中的種種活動就比較困難了，譬如出國開會。」

而在這個遊客的盛季，我只聽到笑聲和粗糙的讚美聲：「How Beautiful！」——又是美國遊客，一堆一堆地，坐着巨型的遊覽車衝進這個恬靜的古城，和蘇聯的坦克車又有什麼不同？

問：「這次我來，他幫了我很大的忙。不過，我還是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明年暑假我想再來。」

我認識普實克敎授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事，那個時候我在哈佛唸中國思想史，對文學一直有興趣，可是不得其門而入，那一年哈佛請普實克來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主講中國現代文學，恐怕也是史無前例的事，因為哈佛——和當時美國所有的學府一樣——根本不重視現代文學，甚至有位教授還認為中國自《紅樓夢》之後就沒有文學。所以，普敎授之被邀，是hetubook.com.com一件破天荒的事，也許，這和他身為歐洲學者的身份有關吧，美國人都是崇拜歐洲人的。

「你們貴國目前有什麼名作家和作品值得我們瞻仰和譯介？我對貴國的文學頗有興趣，也譯過一兩首……」說了一半我不禁住了口，因為我知道塞浮特的名字雖然在捷克家喻戶曉，在官方他仍是不受歡迎的，諾貝爾獎似乎影響不了當權者的態度。

我於是匆匆逃回房間，鎖上了門，倒在牀上太累了，布拉格的這一天已經使我筋疲力竭。打開房間裡的電視機，一部彩色|電|影正在進行，銀幕上出現幾個穿着十九世紀古裝的人，他們說的話聽不清楚，但卻有一個幕後的聲音作英語翻譯，這也是布拉格的特色：電視機上明明有四五個電台的管道——包括俄文的電台——但是旅館房間內只能收看一個英文管道，從早到晚都是電影，這種「思想控制」的方式，在世界各國都是罕見的，即使在北京都可以收看兩三個中英文的電台。

路旁隱隱地傳出一陣搖滾樂聲，接着有幾個青年男女跑出來，在空曠的行人道上大叫了幾聲，又跑了回去，我跟在他們身後走到街角的一扇小門，門後好像有一段台階，音樂從地下傳來。我正想走下去探險一番，又怕一個人「失落」了，終於隨着遊客朋友回到旅館，到房間裡突然感到疲倦，於是倒頭便睡，一夜無夢。

時間還不算太晚——夜裡九點多鐘，陽光似乎剛剛消失。突然間，一羣遊客聚集在一個古老的鐘樓前面，我看不清那是否是金頂的，大鐘旁有幾個雕塑得頗為精緻的小人。大家聚精會神地等了幾分鐘，小人開始旋轉了，鐘敲十點，一聲一聲地，有氣無力，好像一個年歲已久的老藝人，數十年如一日，每天兩次，時間到了必須要一個把戲，直到退休或死亡。

我顯然對布拉格入了迷，不能以一個遊客的眼光流覽了，一個上午的走馬觀花又能得到多少？「這裡是××大帝在公元××××年建造的，原來的牆壁上刻着……」；「這座巴洛克式宮殿原屬於××大公，兩百多年前風華絕世，從這裡一眼望去，這座宮牆佔了整條街，目前屬於國家某機關」；「這座嬌小玲瓏的建築原來是……現在是波蘭大使館」；「這座古堡現在是匈牙利大使館」；「美國大使館在後面，房頂上還掛着美國旗。至於蘇聯的大使館呢？ ……」為什麼這些價值連城的宮殿全變成了別國的東西？難道殖民主義的租界已變相地在布拉格復活？好的房子都租給別國，那麼自己的藝術家、文學家又住在哪裡？自己的傳統文化如何保存？

我必須讀奈魯達，也必須重讀卡夫卡。在我個人的文學回憶中，前者是陌生的，後者卻眞的難忘。

布拉格——在蘇聯進軍十七年以後，在知識份子精英逃亡殆盡或銷聲滅跡以後，當全世界的注意力轉向波蘭，幾乎將它遺忘的時候——我終於來了。

答：「當然認得，他是一個很風趣的人，他那本書名就是取笑史達林的，你知道史達林說過作家就是人的心靈上的工程師……」

普敎授，請原諒我，我還是不夠誠心。但是這次來訪的心情幾乎是進香式的，看不到你的書房——也看不到卡夫卡的書房——我只好默悼你在天之靈了。但至少我是來了，而且還站在你走過的地方：人事全非，現在的研究所你不看也罷！

電話鈴一聲一聲地響着，比我的心跳慢得多，又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昨晚聽到的喪鐘，我等不到十下，就把電話掛斷了。找不到他也好，省得增加麻煩，說不定他的太太不在家，我如何應付得了？說不定他在週末避暑去了，也說不定……。

不久又下來一位女學者，似乎身兼研究所秘書，她也十分客氣，不過卻斬釘截鐵地拒絕我上樓，理由是政府規定外來學者事先未得許可嚴禁參觀！我不得不把普實克的名字說出來，希望動之以情。

街的盡頭，有一座大雕像：一個中古的國王或將軍，騎在馬上，耀武揚威，我記不清他是誰了。我們自雕像踅回，從大街的另一面走回旅館。仍然是冷清清的，除了兩三羣遊客外，似乎本地的居民都絕跡了，時近午夜，有的街燈開始黯下來，我感到一陣無名的恐怖，幸虧還有幾個美國遊客，否則一個人形單影隻，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也許是那個敲喪鐘的骷髏在我腦海中作怪吧）我倒開始感激這兩對美國老年夫婦了。

「你住在哪家旅館？信上說你不是住在帕拿馬大旅舍嗎？」

答：「他們的經濟比捷克好得多。你知道捷克的問題是……我該怎麼說呢？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問題『可問』了，一九六八年以後，知識界的精英都跑光了，剩下我們這批人，還不是一念之差？當時我們在鄉下有一幢房子，剛買下來，捨不得……想不到我們就在這幢房子的窗外看到俄國的坦克車隊開進來，簡直難以相信，超現實……現在生活好多了，俄國人在這方面也不笨，只要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人總會隨遇而安的。」

「Hello！ Do you want change？」一句生硬的英文，非常刺耳，原來是朝着我說的。一個年輕的捷克人（從他的口音我猜不可能是遊客），偷偷摸摸地請求換美金——這就是東歐國家有名的「黑市」，比官價高兩三倍。

我站在墓地裡，烈日當空，墓碑上刻着一個個猶太人的名字，有不少名人，就是找不到卡夫卡，更找不到約瑟夫．K！一座座墓碑擠成一堆，也許，埋藏在地下的人更多吧。卡夫卡在哪裡？我查過他的生卒年月表：生於布拉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死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六月十一日葬在布拉格猶太墓地。也許是另一塊墓地吧，其實，他那《一個夢》中的墓地不是更真實嗎？

答：「那是好多年以前了，我們和某某（我在芝大的同事）一起，他現在如何？在芝加哥還好吧！」

答：「沒關係，這裡哪一個人不恨史達林？捷克的知識份子已經聽夠了史達林式的政治教條和術語，我們一聽到『政治意識形態』這個名詞就討厭，所以，我們在人文科學ｗｗｗ•ｈeｔubｏoｋ.cｏｍ.com方面的研究是離開意識形態越遠越好，寧願作中古的題目或是純科學的……」（這對夫婦都是教授。）

答：「歷史題材可以寫，娛樂性的，消遣性的東西很多，甚至性的描寫上都很大膽，尺度也寬多了，不過，真正的創作，像昆德拉寫的那種東西，恐怕就很難了。」

我不禁想到海明威一本小說的題名——好像是引自John Donne的詩——《鐘為誰響？》（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真對不起，我認錯人了，我還以為是樓下的那個……」

導遊女士侃侃而談，而我腦海中追憶的卻是塞浮特的名詩——《瘟疫之碑》：

「對不起，我事先沒有聯繫，冒昧而來，我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今天以遊客的身份想到貴所參觀一下……」我說着乾脆把名片也拿出來了。

於是，我拉了一個路人，匆匆為我在研究所的金牌前拍了一張照片，「以資留念」！

嚮導女士，似乎沒有聽清楚，或者故意顧左右而言他，她指着另一幢房子（門前站着一個全副武裝的警衛）說：「在這幢房子裡，『好兵史懷格』也曾被關過，人家以為他發瘋了。這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捷克人都知道，這也是我們的名作家Jaroslav Hasek的作品。」

事實上，我在他生前也沒有為他做什麼事，即使編他的論文集，也是機緣湊巧而已，是劉紹銘提議的，而印大出版部主任也慨然首肯，不過該書出版後只售出幾百部，出版部主任反而以此為由責備起我來了。「忘卻」畢竟是人生最自然也最殘酷的事，我這幾年來在典型的美國繁忙生活的壓力下，對於過去的人和事變得冷漠起來，甚至對普實克的追憶之情似乎逐漸減退了。

普敎授那一年開了兩門課：一門是為一般學生開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一門是為研究生開的討論課「晚清小說」，記得我們讀的是《孽海花》。我兩門課當然都選了，而且興趣極大，甚至在學期結束時寫了兩篇論文（普敎授對於低班課只要求一篇論文，高班課只須細讀和討論，不必寫文章），而且有點年少氣盛，除了炫耀心理作祟外，也想故意向普敎授挑戰。因為我當時認為他是捷克學者，而捷克是共產國家，所以在學術研究上一定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只注重「革命作家」。他非常推崇魯迅和茅盾，也談到郁達夫，可是對於不革命的「新月派」諸人——如徐志摩——幾乎隻字不提，所以，我的第一篇論文就故意寫新月派（後來徐志摩竟然變成我的博士論文的一部份）。普敎授在課堂上講到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我的碩士論文也恰好以蕭軍為題，不過，我覺得蕭紅的作品《生死場》要較《八月的鄉村》更好；普氏在課堂上介紹了一點「布拉格學派」的結構主義，我當時一知半解，卻偏要以《生死場》證明結構不完整的照樣可以是好作品，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一車遊客只有四五個人舉手，其他的人都急着想去買捷克著名的玻璃和瓷器。誰還會想到卡夫卡？對我而言，卡夫卡的意義當然高於一切，因為早在大學二年級就聽到他的名字——老同學王文興畢竟比我成熟得多，《現代文學》第一期出「卡夫卡專號」，大半是他的主意。大學畢業後我抵美改了行，也很少接觸卡夫卡的東西，直到這幾年，因為自己的文學興趣轉向東歐，所以又不禁想起卡夫卡來，讀了他幾篇寓言式的短篇，感到一股莫名的震撼，也許是人到中年了吧，平鋪直叙的或浪漫自白式的故事毫無興味，比較喜歡讀有點內心煎熬但又不長篇大論的作品（我的「杜斯陀也夫斯基時代」恐怕也過去了吧），重讀卡夫卡，是一種新的啟發。

「約瑟夫．K做了一個夢。

「這個城眞美，真偉大，我真想住下來！」同車的美國人覺得我在說夢話，這種破房子，怎麼比得上紐約的高樓大廈？甚至也比不上慕尼黑。

「歡迎，歡迎！你喜歡布拉格嗎？這個城太老了，整修起來花費很大，照原樣子修建要比蓋現代式的新建築更花錢！」這位學者一面和我閒聊一面又用捷克文和老婦人交涉，他不是研究中國的，不過願意帶我入內參觀（我如果能看到普實克的辦公室和書房，就不虛此行了）。

然而我在布拉格的街頭突然想到了他，而且覺得有點心如刀割，非去找他的研究院不可。於是，看過卡夫卡的書房，我決定走過橋去（查理士河大橋，想當年普敎授在這個橋上不知徘徊流連了多少次！），很快地靠地圖指引，並經過探尋地址後，找到了東方研究院：又是門前掛着一面金牌。我鼓勇推門，進入傳達室，室內一個老婦人聽不懂一句英文，我的德文又不通，只好向她誠懇地以手勢求情：「請你們准許我來參觀一次，只看幾分鐘！」老婦人撥了幾個電話， 才請了一位學者下來，他十分客氣地用漂亮的英文說：

Staromèstské廣場空無一人，冷清清的。只有幾個遊客——三三兩兩的，漫無目的地在散步。

「一言難盡，以後再告訴你們吧！現在我們應該為布拉格之遊乾杯！」於是，我們幾個人就把一瓶紅酒喝得精光。（普實克也喜歡喝紅酒，餐前餐後閒談時，他常以此代替烈酒。）捷克製的紅酒，不見得高明，但酒杯倒是十分精緻的，同車的遊客幾乎每一個人都買了幾個玻璃杯或茶具，只有我雙手空空如也。

問：「目前文學界的情況怎麼樣？」

問：「我們上一次想請一位波蘭的學者到美國來，就沒有成功，你們到過美國嗎？」

答：「就說我們還很好，歡迎他也回來看看，去年他的太太回來住了一個多月呢！你也許可以對他說：捷克文化的香火在芝加哥、在多倫多、在巴黎……他當然知道這些的。我們很好，我們生活在博物館裡，對你們遊客來說，布拉格不就是一座博物館嗎？布拉格仍然存在於歷史的金頂裡，不過我們的建築太老了，金頂有點經久失修了……。」

（我想到昆德拉的《笑忘書》，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問：「請問貴國還有像昆德拉和塞浮特這樣的作家嗎？還活着嗎？」

回到旅館已近午夜，天下着小雨，布拉格街頭更顯得淒涼，我早已毫無遊興了，正預備登上電梯回房，電梯門旁突然又閃出一個好的面孔，而且正對着我微笑——一個像Petra Janu的面孔，欲語還休，甚至有點嬌羞之態！不過她的身材卻不是青春少女型的，而且還稍露出一點徐娘的風www.hetubook.com.com塵。

我再仔細瞇着眼看去：原來敲鐘的並不是老人，是一個骷髏——一個死人在敲鐘！也許是死神吧，從中古開始，他就一聲一聲地為世世代代、成千成萬的人送葬，敲喪鐘！

我譯這首詩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眞有這個疫碑，而且自己竟然真的看到了！我又感到一陣衝動——也帶點自傲。我舉起了照相機，把「瘟疫之碑」匆匆收入鏡頭。

這個小故事，是典型的卡夫卡：寓言的內涵是很深沉的（自己的死亡？自掘墳墓？藝術家是自己的雙重人格？藝術帶來的終究是死亡？而死亡本身——既然是深不可攀——又是一個謎？一個夢？），但表面上的文字似乎又很淺顯，卡夫卡大多用德文寫作，我看的當然是英譯本，只能約略揣測其中的一點味道。我也知道一般寫實主義作家對卡夫卡頗有偏見：基本上認為他的作品消沉、頹廢、虛無、抽象而難懂。我自己當年唸在《現代文學》上的卡夫卡的中文譯文，也覺得似懂非懂，甚至也同意他的文字太過抽象。

博物館關門，音樂季節已過，演奏廳和戲院也休假了。我百無聊賴之餘，心中又是一股怒火上升，不禁又衝口問了一句：

難道禮拜天布拉格的人都走光了，都下鄉避暑——或是被迫下放了？

布拉格之遊，使我對卡夫卡作品的看法大為改觀。他那個夢中的墓地是真實的！我們參觀的墓地旁邊就有一個小教堂，而且，微弱的鐘聲，似斷似續，不也恰像昨夜鐘樓上那個骷髏敲着的鐘聲嗎？也許，他的這一個夢是寫實的——至少在客觀的景物上是寫實的。西方文學中死亡是一個極重要的主題（而中國現代文學卻大多言「生」，譬如為人生而藝術），湯馬斯．曼和卡夫卡更是兩位描寫死亡的大師。

「請問貴國的寶物、文化遺產現在保存在哪裡？」「啊！當然在博物館嘍，不過，今天是星期一，我們的博物館每逢週一關門，對不起！」導遊女士的面色有點難堪，似乎她覺察到我有點憤怒了。事實上，我這個問題的後面還有個小秘密：我在芝大的同事曾在我行前對我說，如果我找不到他的朋友，不妨自己到國家博物館去看看，主管近代歷史文物的也是他的一個朋友，以前也寫過幾本小說；至於古代的部份呢？原來當年負責籌備展出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的同事！「不過，現在他們當然把我的名字也除掉了。」

這三個美國遊客的經歷使我有點膽怯：萬一給這位學者找了麻煩怎麼辦？還是不打電話算了，不過又有點不甘心，終於鼓足勇氣走進街角的電話亭（我的同事再三告誡我，最好不要在旅館的房間打電話，他們照例是錄音的），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好像自己在演戲，又好像在故作驚人之舉，打一個問候的電話又有什麼了不起？我的目的只是想和一個捷克知識份子見見面，甚至不談文學只談生活或天氣都可以。於是，我把早已背熟的「台辭」拿出來——我的同事用德文寫的兩句話——再複誦一遍：

答：「當然有，只是目前寫不出東西罷了，我們是在沉默着，但是捷克人的這種心態——你知道的，昆德拉寫的就是這種心態——是死不了的，我們不再哭泣了，不過我們的笑話可多得很，諷刺的、自嘲的、調侃的，甚至憤怒的……多得無以計數，我們現在是靠着笑話生存下去，靠笑話來保持我們的歷史，來反映我們的現實，我們在笑中並沒有忘卻……」

「我們剛走過的這條街，」導遊女士又說：「名叫奈魯達街，你們聽說過奈魯達嗎？他是我們捷克的名詩人，你們瞧瞧，那邊那家小酒店，是他常來的，歷史悠久，許多捷克文人——包括卡夫卡在內——都會在這裡喝過酒！」

「我能為你做什麼事嗎？」

我這一句玩笑卻眞的引出一段驚聞：昨晚他們三人也是結伴逛街，沒有在大街上走，十一點多鐘時，在幾道小巷裡迷了路，據他們三人說：街燈突然滅了三次，還有兩輛汽車突然亮着全燈從他們身後急急駛來，緊急煞車後又揚長而去！我聽了半信半疑，但這三個人言之鑿鑿，深信昨夜受到被跟蹤的「禮遇」。遊客倒眞的被疑為間諜了。

找不到他的墓，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書房——我畢竟還是一個書獃子——於是，在近乎向嚮導哀求的情況下，我和另一對美國猶太夫婦終於被帶到墓地外的一個街角，看到一幢普通的房子，牆上有一塊金牌，上面的金字全是捷克文，我只認出卡夫卡的名字，金牌幾乎被幾塊木板遮住了——原來這個街角的建築都在整修中，我們當然又不得其門而入。「這就是卡夫卡的書房，」嚮導女士說：「現在，在布拉格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了！祝你們旅途愉快！」她突然揚長而去。我們三個人站在街頭，不知所措——兩個芝加哥來的美國猶太人，一個流落在芝加哥的中國人！怎麼辦？於是，我們又乖乖地舉起了照相機。

「臨時改了，這家比較近一點，在城中心，買東西方便……真對不起，我今天也曾設法打電話給你們，沒有人接。」

晚餐的食品很豐盛，而且還有一個三人樂隊演奏民歌助興，但是我沒有胃口，好像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抑鬱悶在心裡，消化不了，只好拚命地喝酒。但又恐酒入愁腸後自己的言談舉止有失體統，所以還勉強地與同桌的遊客閒談。

書出版以後，印大寄了幾本到布拉格，不久我就收到一張航空明信片，是他的學生寫的，短短幾句話致謝，附帶地請我注意明信片背後的畫面：一場大雪壓在一個顯得頗為孤單的房子上。我突然領悟到它的意義了，這不就是普敎授晚年的寫照嗎？

清晨起身匆匆出發，今天要趕一天的路——穿過捷克和東德，回到西柏林去。

十多年以後，我終於了卻一件心願：把普實克敎授關於現代文學方面的論文結集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並特別把這場論戰的兩篇論文收在書內（當然也蒙志清先生慨然首肯）。當我在籌備這個集子的時候，會經數次寫信到布拉格向普敎授請敎：哪一篇應該收錄？哪一句應該如何修改？哪一個書名最恰當？而普敎授在回信中似乎有點心不在焉，一切聽我處理，只答應我負責解決捷克版權的問題，這和他一向治學的態度大相逕庭，我心裡不禁有點失望，不過還是盡可能揣測他當年的原意而定取捨。在該書問世的前兩三個月，我突然收到他的一位學生的信：普教授已經因病去世了！這個噩耗，對我心靈上的震撼極大，他竟然看不到學生為他編的書，真是一件無法彌補的遺憾，我立即寫信給他的夫人致哀，當然把該書全部售賣收入（其實少得可憐，這種書是不會暢銷的）送給和圖書了她。

從畢加索他談到中國古代的俗文學（他在這方面也頗下過一番功力），又從俗文學談到他和鄭振鐸的友誼，又大罵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瘋狂（當時大陸文革正是方興未艾，而且似乎波及西方，美國學府正在大鬧學潮，左派學生非常擁護文革，所以對普敎授的這個看法大不以為然），又從文革提起中國老一代知識份子的道德節操……聽了他的幾次宏論後，我不禁有點佩服他了。

問：「我剛從匈牙利來，那邊的情況似乎還不錯。」

昨夜的電話，幾乎像是夢境，然而卻又那麼清晰，但願旅館裡的「檢查官」沒有把這段對話轉給上級，因為我還是顧慮這對夫婦的現況，而自己畢竟希望明年重訪布拉格時可以入境。

面對死亡需要勇氣——特別是當死亡正包圍在你生活周圍的現實世界的時候。

一九六八年還是轟轟烈烈的時代，如今只不過十幾年，竟然如此凋零！好像昆德拉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俄國集權勢力的統治方法，就是使你遺忘過去；改寫歷史，何嘗不也是一種遺忘過去的方式？

「Mein Narye ist Professor Lee（一定要稱自己為敎授，因為在歐洲教授身份還是受人尊重的，至少對方不會馬上切斷電話），Ich bin-s.Freund von der Chicago Universitat， und habe Seifert's Gendichte in chinesisch ubersetzt……（我的名字是李教授，我是某某人在芝加哥大學的朋友，也會把塞浮特的詩譯成中文……）」

「哈哈！我們一定出門找你去了，真是好像捉迷藏。」聽了這句話，我突然又有點擔心，旅館的電話是否有人錄音？是否會影響這對夫婦的安全？何況我們又素未謀面。不過，他們久居布拉格，應該比我更瞭解這裡的情況，既然打電話到旅館來，也許沒有什麼問題吧，但是我還是小心一點為妙。下面的這一段對話，就是在這種微妙的心情下進行的，我說話時吞吞吐吐，他們夫婦一個講英文一個只能講德文和捷克文，也不大順口，所以我只能在事後把大意記下來。問話的是我，答話的是這對夫婦：

據知道內情的人說：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失敗後，普敎授一直受到軟禁，因為他是捷共領袖提倡社會主義人道化的Dubček的朋友，也是熱烈參加布拉格之春的首要人物之一。於是普敎授失勢了，雖然政府准他在國內度假，但是不准他出國，也不准他再研究學術，所以他的學術生命，在沒有逝世之前就早已結束，也許，他在未死之前就在等死了。

「年輕人，我看你有點不大高興的樣子，怎麼回事？」同座的老夫婦倒是頗為敏感。

「你說的是塞浮特的詩嗎？我們當然都知道，他現在還住在這裡，不過身體很不好。至於其他作家，第一流的現在都在國外，國內的沒有什麼值得介紹。」

問：「我很想知道你們的那位偉大的詩人塞浮特的現況……」

最使我「軟化」的倒是一件非常瑣細的事：普敎授住在一個學生宿舍裡，心情寂寞，常常請學生到他的房間去喝酒聊天，我們幾個研究生當然更在受邀之列。有一回他好像有點喝醉了，感慨繫之地說：「我眞想念我的太太，記得我們在巴黎那一段時光眞好，坐在咖啡店裡談文學，到博物館去看畫，飯後喝法國的Cognac，有時候在塞納河畔散步……」我聽後頓時感到他的可愛之處：他非但毫無黨八股之氣，而且竟然如此「布爾喬亞」，如此浪漫！事隔十幾年後，我現在才明白他那一代的捷克知識份子——如塞浮特——對於巴黎都有一股憧憬，而且都經歷過西歐「現代派」思潮和藝術的洗禮。

這一趟歐洲之遊，我買的禮物極少，每到一個城市，我就打聽音樂節目，所以花在歌劇和音樂會上的錢倒頗可觀。有時候，聽完了意猶未盡，或當天恰好沒有音樂會，就闖進唱片行選購幾卷卡式錄音帶，以便在車中以耳機聆聽，聊慰旅途上的寂寞。最豐富的一次經驗是在布達佩斯看巴爾托克的《藍鬍子》，第二天就在國營的唱片行買到一張該曲的新版錄音帶。相形之下，布拉格的唱片行遜色多了，我下午跑遍了那條城中心的大街，至少有三四家唱片行，但古典音樂的唱片極少，使我大失所望。那麼，捷克愛樂交響樂團豈不成了絕響？有人說：捷克的古典唱片，專為外銷的居多，國內反而買不到。布拉格這幾家唱片行的顧客也不少，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選的都是些流行歌曲，我昨晚看到的那幾張放大的歌星照片，原來都是本地的流行歌明星！我跟着人羣在櫃台前排隊，輪到我的時候就「點」了一個Petra Janu，因為她的臉蛋很甜，但是唱片拿出來後又使我大失所望：「Petra Janu演唱好萊塢十大流行歌曲！」我猶豫了半天，終究沒有買，還是保留一點俏好的意象吧——我寧願把她當作啞巴。

卡夫卡的短篇故事中有一個極短篇，題目叫做《一個夢》，故事內容大致如下：

布拉格——這個「嬌艷的古城，教堂和城堡都是金頂的，建築融匯了哥德、巴洛克和羅珂河三種形式」；布拉格——這個莫札特非常喜歡的城市，他的歌劇《唐喬萬尼》在這裡首演，他的第三十八號交響樂以此城為名；布拉格——這個詩人和作家的聖地，卡夫卡出生在它的猶太區，奈魯達（Jan Neruda）曾在橋畔的酒店，流連忘返，如今，垂老的塞浮特（Seifert），在病榻上聽到諾貝爾獎的消息，據說仍然住在城西的郊區；布拉格——昆德拉當年任教於這裡的電影學院，米洛斯．弗曼也在此地發跡，拍他的《金髮女郎的愛情》；布拉格——這個當年東歐學術的重鎮，「布拉格語言小組」（Prague Linguistics Circle）的根據地，歐洲中國文學研究的中心，普實克敎授（J.Prušek）三十年前在這裡創設「東方研究學院」；布拉格——這個音樂之都，每年五月舉行「布拉格之春」的音樂節，捷克愛樂交響樂團演奏他們的拿手好戲：德伏乍克、史美他納、牙那契克（Janacek）、馬提努（Martinu）；布拉格——一九六八年爆發了政治上的「布拉格之春」，全國上下一心，想在旦夕之間恢復社會主義人的面貌，然而一陣狂熱之後卻引進了蘇聯的坦克車……

問「對不起，我們這樣的談話方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