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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的都是一些樸實基本的東西，例如燈芯絨（褐色上衣、深綠色褲子）、藤器（「我一直想買一個這樣的篋！你說它可以盛得起重物嗎？」）、木、煙草、扁豆、魚……不是浪費而奢侈的，亦不粗陋。平凡，但有品味。葛拉軾樣子樸實，像一個農夫或者石匠（事實上，早年他當過石匠），他並不特別敏感。有時他低下頭，正在那兒捲煙，好像沒有留意別人說話，過了一會，經過另一處，他會說：「這就是那個把沙田弄得那麼糟糕的賽馬會？」你發覺原來他也聽到別人偶然說的話。他並不特別表示他在觀察，但他有觀察力，他不在口頭上表示討好，但他對人有溫和而長遠的善意。

寫小說是大工程，雕刻也是，所以他在寫小說時不雕刻，畫畫倒是有的。他緩緩工作，修改，迂迴前進。他不輕巧，他是沉重的（書本和體重都一樣）。他不跳躍，他踏步。他貼近地面，像蝸牛和比目魚，感覺周圍的事情，與草蜢發生感情，向石頭提出抗議。他相信緩緩前進，感受一切。有些事情在匆忙中就遺漏了。他在書本中勸告我們，不要像貓兒一般匆匆做|愛。

他一定是喜歡慢慢踱步，欣賞事物，緩緩咀嚼。所以他在書中讚美蝸牛，因為蝸牛向前移進，但不急於抵達固定地點。有前進又有後退，因為有懷疑，所以不自以為是。他喜歡灰色，比目魚是灰色的，懷疑是灰色的。在過去，他懷疑納粹的獨裁，在今日，他又懷疑極左派的教條。他相信改革和進步，但不相信一步登天。所以他像一尾比目魚，貼着海底緩緩前進。他書中的比目魚，由古代游到今日，把它的見識告訴世人，不管那捕到它的，是石器時代的漁夫，抑或柏林的婦解分子。

吃飯的時候，我們坐在深井小店露天的枱旁，在工人之間，葛拉軾看來悠然自得。他成功地運用筷子，夹了一塊燒鴨。他認為它們十分美味。他說他可以煮美味的菜，他拿手的菜是蒜茸羊腿、牛肚、扁豆、馬鈴薯湯、魚湯……他說到近月與他的譯者開會，討論翻譯他新著的疑難，一連幾個星期，到了最後那一次，他自己下廚，煮了一頓美味的食物給譯者吃，因為他說開會那兒的伙食太糟。而且，他說，要他們譯這麼一本老談食物的書，光是譯沒得吃，太不公平呀。他是一個會想到別人的腸胃的人。他對一些政治教條存疑是因為它們引不起他的胃口。他不相信口頭上的宣傳，要用自己的舌頭分辨味道。他在羅馬尼亞旅行時，去到一所飯店中，那兒本有許多平民在吃飯，但因為官方款待他們，把人都趕走了，又額外鋪上桌ｈttps://m•hｅｔuｂook.cｏｍ.ｃｏm布。這反而教他食不下咽。進食這樣簡單平常的事，不又是正如他所說，見出了許多問題？

但他又似乎比許多在香港的外國人更能了解多一點。當日在座談會上，有一個外國人說；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在1978年還有殖民地存在是一件荒謬的事，希望葛拉軾先生指示一條路，讓香港作者可以遵循，改變這事實云云。提出這問題的人，漠視實際情況。如果問每個人的意見，相信沒有人樂於生活在殖民地的制度之下。但要改變，和怎樣方式的改變，顯然不該由外國人來決定，尤其不是要由一位來了香港才不過幾天的外國作者來指示的吧？葛拉軾就明理得多，不會這樣發表教條式的指示。還有幾個問題，卻是中國聽眾提出的，其一是提議活用地方性的言語，例如要求香港作者開會研究如何混入粵語在文字中成為更生動的文字；有人認為文學社會性不夠；又一位女孩子發言，嘲諷地說：「如果我要讀香港的文學，又有什麼書好看呢？」提出這幾個問題的，是華人而不是外國人，更使人份外感到惋惜，覺得香港人對香港自己的東西知道得不夠，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和誤解也實在太大了。

我們走過沙田的街市，他對沿街擺賣的東西，那些蔬菜和食物，感到興趣。他似乎真的喜歡走在這些早晨買菜的人們之間，他想知道這些人住在那兒。那些綠色和棕色的腌菜、鮮紅色的魚肉、灰色的鵪鶉，他自然地走在其中，不是漠不關心，也不是遊客的過分好奇。偶然他在那些巨大的灰螺前停下來，有時他想知道那正在游泳的是鹹水魚還是淡水魚，他說自己也常吃某種蔬菜。一個熟悉和喜愛市場的人！這給予我一種親切的感覺。在走回去的路上，他告訴我說他喜歡市場，因為那兒是食物的總匯，一個社會裡人們的生活，具體表現在人們所吃的東西上面。他說在他的新小說《比目魚》裡，就是以食物的沿革，寫出整個歐洲歷史的演進。他認為歷史上馬鈴薯之發現，較諸普魯士佛特烈大帝的功績還要重要得多，如果沒有馬鈴薯，工業革命和平民階級的興起根本就不可能。《比目魚》開始於石器時代直至現在，把神話與詩、政治與抒情混合在一起，經由一尾年老智慧的比目魚，表達出來。《比目魚》共有九章，每一章獻給一位廚師。他喜歡寫食物，一方面因為他自己喜歡吃，另一方面，則是他認為食物是最根本的東西，最能反映人們基本的生活狀態，人們習慣吃什麼和不吃什麼，反映了社會、政治和宗教的影響。我問他可有什麼不吃的？他想和*圖*書了想，說沒有什麼不吃。我想他正該是個沒有什麼不吃的人。當然，他笑着補充一句：剛才看見的那些千年蛋（皮蛋）我還未試過，不敢肯定。我向他保證它們並非放了千年，而且確是可口，尤其與酸薑同食。在粉嶺的時候，我們看見路旁售賣的鹵水雞腳，一個外國人說他最害怕這些東西，我說並沒有什麼可怕，葛拉軾聳聳肩說：「為什麼不可以吃呢？」對，為什麼不可以吃呢？葛拉軾咀嚼一切，他的洋洋巨著裡，嘗遍甜酸苦辣，打破一切政治和性|愛的禁忌，表達人生經驗的全體。

在未遇見葛拉軾以前，我印象中他是個尖銳而又對社會現象加以嚴厲批評的作者，相信他會要了解多一點香港，所以我連夜翻查資料，借了友人的手冊，又再背誦一些統計數字。直至遇見葛拉軾，我才發覺他沒有一次問起任何統計數字。然後我忽然明白了，他是那種關心人多於關心數字、相信自己的觀察多於相信宣傳資料的人。他會問人的感覺，意見，自己去接觸、思考，然後再想自己的結論。有些人遇見一個工人，就問：「他每個月收入多少？租金多少？他有沒有加入工會？有多少兒女？」然後就可以大做文章了。葛拉軾看見店子裡的人在擔子兩端挑着沉重的光鴨走過，他說：唔，這真是蠻重的，大概有多重多重吧。他只是觀看，嘗試了解，憑自己的肩膀感覺別人肩膀上的重量。許多時他甚至不急於下結論。他不以為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了解香港，他希望有機會再來。

他與前妻安娜有五個兒女，現在這妻子原有自己的兒女，都住在一起，他說喜歡大家庭，熱熱鬧鬧。他上一本小說《蝸牛的日記》就像是回答孩子提出的問題，解釋自己的政治信念：為什麼在1969年協助社會民主黨競選，在助選的過程中又見到什麼。那語氣是一種溫和幽默的語氣，好像父親跟四個兒女談話——不是絕對權威，相反，是提出懷疑。這書中一個虛構人物，就是叫做「懷疑」。他說最喜歡的花朵，就是淡灰色的懷疑主義。他顯然不以為自己是權威，也無意叫孩子們走他的路。他告訴我說，他的大兒子二十歲，最近才第一次看他的小說（因為他的女朋友整天在說），看完以後，很奇怪地說：「怎麼，爸爸，你的小說側寫得不壞呀！」

葛拉軾喜歡孩子。在粉嶺，我們在樹間前行，他太太與旁邊的一隊小學生招呼微笑。在我沒遇到他以前，從書本的印象所得，他是一個尖銳的社會批評家。他的作品充滿嘲諷。但葛拉軾本人，卻善良而且為人着想。他一方面好像並不固執，隨便到哪裡逛逛都可以，因和_圖_書為他的興趣實在是這麼廣泛，看什麼都可以接受；但另一方面，一旦決定了什麼，他其實又十分堅持。比如在港時他堅持拒絕了一些他認為沒有意義的邀請。他對那些老朽而迂腐的事物充滿批評，但對新生的事物則充滿善意。他談社會民主黨的政見，他說對政治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又順從他太太敏感的指頭，望向路旁一株紅棉末梢的顏色，或者沙田附近半山墳上一環紫花。他喜歡生長的東西。在粉嶺的時候，我們站在一所學校外面，看孩子們嬉戲。那裡原是一所廟字，現在改成學堂，裡面的教師善意地與我們招呼，我們便走進去看看。在廟裡面，佛像仍在那裡，但在祭壇的前面，現在放了一張乒乓球桌，孩子們正在打球。兩翼闢為課室，傳來孩子們的聲音。在頭上，鳥兒飛來飛去，而在當中，昔日人們焚香拜佛的地方，現在兩個白衣的小孩，正在興高采烈地把球搓來搓去，暗金色的佛像在後面默默看着，有了這麼熱鬧的孩子們，它一定不再寂寞了。我們站在那兒，看着這奇異的混合。葛拉軾笑得很開心，他說：「苦薩一定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有這麼多樂趣。」在外面，白衣藍褲的男孩在踢球，女孩在踢毽，滿地陽光，葛拉軾開心地在他們之間緩緩走過。

如果我是那幾位提問的聽眾，一定不敢如此理直氣壯。因為我知道自五〇年代以來，香港一直都有不同方式表現社會面貌的文學作品，一直都有人嘗試把粵語鍛煉，而且即使香港文學充滿缺點，缺乏關心，沒有出版商出版，但前輩作者結集還是有的。說：「又有什麼書好看？」未免太輕率了。指出在香港寫作的困難的作者，他們目的不在訴苦，而在指出實況，並無意逃避。香港的作者在不利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相信文字，還是會繼續創作的。對於香港作品，可以批評好壞，但如果根本不知道，還要嘲諷它，未免過份。香港人也應該更好地正視自己居住的地方，周圍的人物，這兒所生長出來的事物了。過去的自卑、封閉、小器、排斥、推諉的風氣也應該改變了吧。希望葛拉軾的出現，他座談會上引起的問題，使我們反省，正視它。最後，葛拉軾在私下和在會上都表示：香港是一個困難也是有趣的地方，希望將來會有人以這地方為題材寫出好好的作品來。葛拉軾說香港像丹錫，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寫拉軾正是以丹錫為背景，寫下頭三本小說《錫鼓》、《貓與老鼠》、《犬年》合稱丹錫三部曲，在這些充滿侏儒、如鼠的喉核、稻草人和犬群的怪誕的傳奇底下，葛拉軾一次又一次地重述納粹時m.hetubook.com.com期的悲劇，提醒人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這些小說將會流傳下去，叫人反覆閱讀、獲得警惕的。

當葛拉軾（Gunter Grass）從人叢中走過來，他看來跟任何一個普通人沒有兩樣。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燈芯絨上衣，個子壯碩而不高大，上唇留着鬍髭。是的，當我們看一個人，不是往往最先留意他的面貌和衣着？而這些東西，卻又告訴了我們那麼少。然後他伸出手來，他的握手堅定有力。那是一雙石匠和雕刻家的手，那也是寫出了六本小說和其他詩及戲劇作品的手。他的手並不過分柔軟、並不冒汗或退缩，他的手也不過分強硬、粗暴或侵略性。在路上，他的手用來捲煙，從膠袋中取出煙絲捲成紙煙，他吸了一根又一根，這是他的手藝。當他談話時，他的手用來具體顯示他所說的事物的大小和形狀。他的手沒有閑置，他的手沒有緊握拳頭舉起呼喊口號。他喜歡手造的事物，他希望看見農夫和工人，那些用手工作的人，跟他們談話。他買了一個藤篋。他不喜歡機器，他說自己不會駕車，不懂操作一具攝影機（他太太負責拍照）。他說沒興趣拍電影，因為機器太麻煩了。他說自己是個老派的人，只是寫小說。他的手用以創作和煮食。去年他剛寫完一本七百頁的小說。去年他五十歲生日，煮了一頓供幾十人吃的大餐。他臨走那天，我剛好碰見他，他帶着一根木頭，說是帶回去給他女兒雕刻。他女兒喜歡木雕，他說：「她喜歡用手造東西，就像父親一樣。」說着，他張開雙手，他一定是個以徒手創造事物為榮的人。

但葛拉軾不是一個普通的外國人，他是能了解事物的。一見面，他就告訴我香港有點像他的故鄉丹錫。丹錫在歷史上曾是波蘭和普魯士的屬地，後來開放為自由市，到了1939年，才劃入德國版圖。但戰後1945年開始則重歸波蘭，直到如今。所以在丹錫長大的葛拉軾，亦能了解香港的處境。你看，他不是隨口稱讚香港美麗，不是像一些遊客那樣一邊挑剔一邊掩鼻走過。他在人群間行走，觀看，而他像小說所說的那樣：尋覓歷史的源頭，作為今日的參考，從並列比較中得出解釋。對他不熟悉的事物，他根據對熟悉事物的了解嘗試去了解它。在鹿頸和沙頭角附近，我們遙望田畝和農舍，說到現在新界許多年輕人都離鄉到城市或外國去，只留下年老一代。他說：「但這在德國也是一樣呀！」翌日在「作家與社會責任」的座談會上，ｍ•hｅｔｕｂook.coｍ•cｏｍ當有人說到香港作者面臨的困難和阻礙時，他又會嘗試說出自己所認識的人的經驗，表示這些現象並不孤立，是到處都會存在的，是值得正視的問題。

他一定是相當緩慢地工作。他第一本小說《錫鼓》寫了五年。當時他在巴黎，做散工維持生活，收入很少（「有時回德國在人家這裡那裡的團體裡讀詩賺錢，好像遊俠一樣！」），但他繼續寫了五年。當時他有些朋友，也愛好文藝，決定先進政府部門工作，賺夠了錢，再來寫小說。結果，葛拉軾說，他們今日（二十年後）還在那兒，收入愈來愈多，還在談那本沒有寫的小說。（而沒有寫的小說總是最好的！）葛拉軾不談，他寫。他不走捷徑，他一步一步走。他是寓言故事「龜兔賽跑」裡的烏龜，一步一步走到他想去的地方。他最新的小說《比目魚》也寫了五年。他說：「你知道嗎？我覺得長篇小說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尋找一個開放的形式，因為寫了幾年下來，小說的想法會逐漸改變。」他贊成修改，最近德國導演要拍《錫鼓》，他說如果由他來編劇，他多半會全部重改一遍。

汽車在新界的路上，駛上大帽山，駛下荃灣，向青山去。窗外是熟悉的風景，我曾在附近教書，有朋友住在不遠，我來過這裡散步和游泳。但要向一個外國人談到香港往往是困難的，我喜愛香港許多地方和人，但也有許多事物並非我們願意看見它們變成那樣子。我們很難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名勝。另一方面也不能置身事外只是冷嘲熱諷。香港的處境如此微妙，一個偶然經過的外國人可以了解嗎？我懷疑。所以每次有遊客說香港美麗，我懷疑他們是否只是客氣；有人說香港可怕，我又不知道他們真能了解多少。經過文化的隔膜，言語的誤會，我們可以向一個外國人解釋這類複雜的心理嗎？往往我們寧願沉默了。

他的另一本小說《局部麻醉》直接寫兩代的衝突，以現代柏林為背景，寫一個激進學生想燒死自己的愛犬以抗議越戰；而他的一個老師，一直覺得這是自己最有才華的學生，希望動服他用溫和的改進代替激烈的革命。兩代看法的不同，也是葛拉軾自己面臨的問題。《局部麻醉》出版後，許多原來擁護他的青年批評他，極左派更攻擊他。葛拉軾說：「他們要求的是神，是英雄，我寫的是人。」也許因為他們要求教條式答案，而他則提出疑問吧。孩子們的可愛是他們的生機，還未僵化的能力。所以葛拉軾在《蝸牛的日記》裡向他的孩子們說：「我不相信那些宣稱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要把香蕉拗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