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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以來，劉以鬯先生創辦了《香港文學》，以推廣世界華文文學為理想，面對香港目前種種限制進退周旋，仍然希望維護純粹的文藝園地。而在香港報刊近期的文藝篇幅上還不斷讀到他的新作，如刊於《香港文學》的<黑色裡的白色、白色裡的黑色〉，《文匯報》的〈追鱼〉，新創刊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和《大公報．文學》創刊號，亦有新作〈旅行〉以及〈他的夢和他的夢〉。

有見識的評論家比小說家更難找。有許多年，劉以鬯先生的小說並未得到應有的評價。即使近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編《大拇指》時去訪問他，把我嚇了一跳，因為他搖搖頭說：「我不過是個流行小說作者吧了！」我過去一直注意到他在雜誌上零星發表而未結集的優秀短篇，一一數出來，他卻表示，不會再寫那樣的小說了。要娛樂自己，寧願寫評論！在香港漠視文藝的環境下，大部分作者的作品都沒法完整結集出版，也沒有評論反應，實在是使人氣餒的。我跟劉先生去聽京戲，記得他有一次說過，京戲的名角在台上唱得好，台下在行的老觀眾自然忍不住叫一聲「好！」在香港從事文藝創作，就有點知音難求的味道了。在沒有鼓勵亦沒有反應和_圖_書的情況下，有時難免教人心灰意冷。

許多年來，劉以鬯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現代小說家。這「現代性」不僅來自作品，也來自他生活的態度。我一九七〇年開始在《快報》寫專欄，跟編者並不認識，第一次去領稿費還要被會計部的人認為年紀太小，不相信是我寫的而不願發稿費。這樣寫了幾個月，然後有一次去領稿費的時候才碰上了，起先我還不知同電梯的這位穿夏裝白皮鞋的就是我心儀的小說家。他坐下來說話，一邊用漿糊黏起稿紙發稿，拆閱來稿和來信，校閱排字房拿過來的大樣，勾出錯誤，一面就天南地北地談文壇掌故。即使日常瑣事，比方來時路上遇見的車禍，他可以三言兩語生動地把它說出來。他對生活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反應敏捷，而且有難得的幽默感。有時他壓低聲音，說一兩句話挖苦報館的笑話。報館走的當然是商業路線，對副刊編輯也有壓力。每次壓力下來，他就約多幾個通俗欄目，或者把什麼言情的東西抬到報端；壓力稍緩了，他又繼續刊登文藝性的實驗。劉先生是老經驗的編輯，四〇年代在國內《掃蕩報》和後和_圖_書來《和平日報》編過副刊，來港後六〇年代初在《時報》編《淺水灣》和後來在《星晚》編《大會堂》，那是兩個廣為人知的文藝園地，但我以為他在其間編了廿五年的《快報》副刊更能見到在香港這商業社會容納文藝的苦心，而且在作者與作品的質量上恐怕都更可觀。當時在《快報》的副刊上寫稿有很大的自由，從各種文藝評論到小說散文創作都試寫過，報館的壓力也為我們不知地給編者擋去了。不是因為什麼功利的關係，純粹由於編者對文藝的堅持而已。在香港報章編輯和專欄水平普遍低落的九〇年代回顧，更覺得七〇年代在《快報》寫稿是一種幸運。

讀《劉以也卷》，特別感覺到作者自己開拓出來一條獨特的道路。我認識的小說家，是一個喜歡砌模型的人，忘形於塗髹人物、擺設背景，又是收集郵票和陶瓷的專家，懂得現代人的沉迷也能抽身描寫沉迷，喜歡逛街，擅於傾聽市井的俚語，觀察紛的衣着與手勢，又能冷眼判斷，時有混雜笑謔的悲憫。我以為劉以鬯是一位真正的「現代」小說家，而這「現代」的意義猶未完全為大眾理解。這現代不在技巧的實驗，而在那種透視現實的精神。從意識流手法的《酒徒》到平行對位置的〈對倒〉，從詩小說〈寺內〉到抒情的〈和*圖*書除夕〉到故事新编的〈蛇〉與〈蜘蛛精〉，從沉思的〈春雨〉到實驗性的〈打錯了〉，在技巧創新之外，新鮮的亦是作者的態度：不從抽象的觀念出發，低調地把人物擺放在某種處境中試探他們的限制和可能，以藝術作為一種存在的探索。他的文字特別乾淨，不帶浪漫，不假作溫情，沒有宗教的超越或鄉土的傷感，重新塑造一種現代人的平視和理解。他的作品和論文重寫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

一九六二年，我在香港《星島晚報》上讀到劉以鬯先生的連載小說《酒徒》，當時我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之前從家裡的舊書堆裡閱讀了舊俄小說、五四的名家，也從雜誌上朦朧地接觸現代文化，翻閱家中訂閱的晚報，半帶好奇半為求知，不想卻讀到一新耳目的小說。《酒徒》後來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對我個人而言，更難得的是它是第一本反省香港處境的現代小說，讓我們看到現代小說的技巧和反思精神，可以轉化為對香港現實的感慨；同時它又是一本幫助我們重讀五四傳統的作品。雖然當時香港舊書店中可以買到不少五四以來的作品，亦有人從事新文學的研究，和*圖*書但能夠獨具慧眼、不勢利地對過去被忽略了的優秀短篇小說重新評估的，也只有《酒徒》中的那些段落了。事隔多年，當年被抹煞的小說現在得到普遍承認，可見《酒徒》除了本身是優秀作品外，更流露了卓越不群的文學見識。

我常覺得至少有兩類型的作者，一種是寄寓於世俗認可的形象中而巧妙地宣揚於其有利的素質，一種是即使置身稍有爭議性的處境中亦平實面對矛盾不加掩飾。對前者我們會說：對，就像我們聽說過的作家那樣充滿了人家說的優點！對後者我們會說：呵，原來一個小說家可以是這樣的，他為我們重新界定了小說家的可能性。我覺得劉以鬯先生比較接近後者，這亦是我說他的「現代性」所在。劉以鬯在大量生產流行小說維生的時期仍然堅持寫作精緻的短篇創作，在商業的報刊上包容文藝，這都是難度極高，猶如走鋼線的冒險。但他的堅持不是盲目的固執，在那背後有一種聰慧的判別力與視野，一種即使整個世界說是如此也不願盲從附和的自信。這在《酒徒》的文學見識中看得出來，在其他談新文學的論文也看得出來。我很喜歡看他這類文字，編《文林》時曾請他寫豐子愷、編《四季》時請他寫穆時英、編《大拇指》時請他寫端木蕻良，他寫來每一篇都有創見，hetubook.com.com跟人家的說法都不同。他寫論文也有小說家的筆法，如說《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如談《馬伯樂》續稿，如堅持說社會對作家的責任，每一篇層層寫來，千迴百轉，抽絲剝繭，總反駁了既定的成見，寫出翻案的文章，而那翻案的背後，所有的對文藝透徹見識而來的驕傲與謙虛，也是「現代」的。我在一九七八年赴美唸書前，曾問劉先生有什麼舊書要找，他提出的書中有臺靜農的小說，後來我在史丹福圖書館借到《建塔者》和《地之子》，影印了寄他。自己也第一次讀到才知道，優秀的學者和書法家原來也是優秀的小說家。等到劉先生的（臺靜農的短篇小說〉寫出來，小說重印又引起種種反應，我才發覺，不光是我，我們整代人恐怕都受惠於劉先生的「固執」與「堅持」，他孤軍從文學和政治媚俗口味控制的大局下救出了篇篇作品，令我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有新的認識。

後來情況稍稍有了改變，先是中短篇集《寺內》由台灣幼獅出版，《酒徒》在台灣遠景重出。後來劉先生繼續從事嚴肅小說創作，《陶瓷》、《天堂與地獄》、《一九九七》、《春雨》等創作集陸續出版，繼八〇年的《劉以鬯選集》以後，一九九一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劉以鬯卷》，選入的作品更完備，他的作品也引起更多反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