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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英國人學到許多東西——若是他們不曾是英勇的戰士，我們就不會向他們學。男人開始在袖子裡放一條手帕，有些輕浮的尉官帶著短棒。然而有一樣東西我們抵制了很久。戴手錶太傻了，似乎我們總不應該在那方面學英國人的樣子。

人心並不全是壞、卑賤或歇斯底里亞的。那時也有英雄。一些可以免役的人從軍了，又有一些因道德或宗教的關係反對戰爭的人，走上背十字架的道路，事實的結果也是那條路。有人把他們所有的一切獻給戰爭，因為它是最後一次的戰爭，這一場戰爭得勝之後，我們就會把戰爭從世界除去，就和去掉身體上一根刺一樣，此後再也不會有那麼可怖的無意識的事了。

每一塊上等皮革都拿去作軍官的皮靴，和武裝帶。這種皮帶很漂亮，祇有軍官可以佩帶，這一套包括一條寬皮帶，一條橫過胸部的穿到左脅下的條子。我們從英國人那裡學來，甚至英國人也忘了它原來的用途，那可能是支撑一把沉重的劍。軍隊逢到檢閱時才佩劍，但是一個軍官在戰場上殉職時可不能沒有一條武裝帶。好的一條值二十五塊錢。

戰爭一方面是痛苦的，但也是令人興m•hｅtｕｂooｋ•ｃom.ｃom奮的。德國人沒有被阻遏，事實上他們取了攻勢，有秩序地向巴黎前進。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才會被攔阻——假如他們真的能被攔阻的話。潘興將軍救我們，若是我們能得救。他那張服裝漂亮氣槪軒昂的相片，每日在報紙上出現。他的下巴猶如花崗石，外套沒有一絲皺紋。他是一個典型的完美的軍人。沒人知道他腦子裡想些什麼。

我們也有內奸，我們訓練警戒。聖荷西鬧過間諜，撒玲娜似乎不該落後——照撒玲娜那麼繁園榮的情形看來。

在Ｃ聯隊的舊兵工廠裡，國民兵在操線，那些五十歲以上的男人不是最好的當兵材料，但他們一禮拜上兩次操，穿戴國民兵的扣子和遠征軍的帽子，彼此發號施令，永遠在吵鬧誰該當軍官。威廉．伯特在伏地挺身時死在兵工廠的地板上，他的心臟受不了。

國民兵團不接納他，他們不要一個知道他們防衞撒玲娜的秘密計畫的間諜，而且，誰願意穿一件敵人製的衣服？范爾先生整天坐著，沒有事做，於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大針縫著，摺著同一塊布料。

第一個冬季，我們在法國的軍隊不多，但是我和*圖*書們有許多正在訓練的軍隊，準備出發。

在戰場上，死亡是沒有尊嚴的，那多半是人肉橫飛，其結果是污穢的。但是接到一份陣亡電報的家庭，在束手無策，絕望的憂傷中，卻含有一種偉大而幾乎是芳香的尊嚴。無話可說，無事可做——惟有祈盼——我們盼望他沒有受苦——那又是多麼孤零的最後的希望啊。事實上，有些人的確在他們的憂傷漸漸失去滋味時，緩慢地把它轉變為驕傲，為著他們遭受的損失而逐漸自負起來。甚至有些人在戰爭結束後，以它為榮。那祇是人的本性。這就和一個以營利為生活目的的人，在戰爭中賺錢一樣自然。沒有人責怪人那樣做，但是人所期望於他的是，他應該把他一部份賺到的錢投資到戰爭公債上。我們以為我們在撒玲娜發明了這一切，甚至憂傷也是我們發明的。

我們知道不能失敗，然而似乎就要失敗了。你再也買不到麵粉、白麵粉，除非付四倍黑麵粉的錢。那些買得起的人吃用白麵粉製的麵包和餅乾，用黑的做麵糊餵鷄。

他微笑著說：「晚安，約翰，晚安、瑪麗。」

當然那使得華特遜維爾也忙起來。他們把一個他們認為是德國heｔｕboｏｋ•ｃom•com人的波蘭人全身塗上焦油，上面沾上羽毛。他講話有德國腔。

女人捲綳帶，穿紅十字會的制服，自以為是仁慈的天使。大家為別人編織毛衣，腕套、羊毛短套，使風不把士兵的袖子吹起來。還有編織的盔帽，前面祇有一個望出去的洞。這些設計為的是避免新的錫盔甲凍傷頭部。

我們用盡可能想像出來的殘暴手段來凌|辱范爾先生。他是我們的德國人。他每天經過我們的家，以前他和小孩、狗攀談時，大家都應答他，現在沒有人和他交談。此刻我在心裡仍可看到他的孤單與寂寞，他那張自尊心受損傷的臉。

我們年紀太小，不能把范爾先生整慘。那須要強壯的男人——大約三十人。一個星期六晚上，他們在酒吧間集合，四個人一排，走到中央大道上，齊聲喊，「左！右！左」他們把范爾先生的白木籬笆拆掉，燒了他的房子前部。沒有一個受凱撒愛護的狗娘養的小子能從我們手中逃掉。之後撒玲娜能與聖荷西一般揚眉吐氣了。

我和我的妹妹對范爾先生也有一手，那是那些羞愧的往事之一，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使我覺得汗顏，喉嚨打結。一天晚上，我們站在前院草地上和圖書，看到他踩著遲滯的小步走來。那頂杭堡黑帽子刷得很乾淨，方方正正地戴在頭上。我不記得我們有沒有討論到我們的計畫，但我想一定有，否則不會施行得那麼巧妙。

我們並排站得筆直，齊聲說：「打倒凱撒！」

現在我看得見他的臉，他那惶悚無辜的藍眼睛。他想開口，接著哭起來，甚至不想掩飾他在哭泣。他就站在那裡飲泣。而你曉得嗎？——瑪麗和我轉過身，筆直地走過街，到我們的院子裡。我覺得非常難過，每想到這件事時我仍覺得很難過。

戰爭的那幾年是多雨的年頭，許多人責駡法國境內的大砲，引起這種莫名其妙的氣候。這一點在論文和人們的辯論中，很嚴肅地談論著。

二十年來范爾先生在撒玲娜做裁縫。他個子矮小，圓圓的臉，有一個叫你發笑的口音。他整日交叉著腿，坐在阿里莎街的店舖裡；晚上他走回遠在中央大道上的那幢白房子。他老是粉刷他的房子，和前面的白木樁圍牆。誰也沒想到他的口音，直到戰爭發生之後，突然間我們知道了，那是德國腔。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德國人，他買戰爭公債買得虧空了也對他沒有補益，那個遮掩方法太明顯了。

有時候，但不太平常，撒和圖書玲娜在十一月裡下雨。那是非常稀有的事，一旦下雨，撒玲娜日報或撒玲娜導報，或是兩份報都在社論上提到它。一夜之間山丘上一片嬌嫩的綠色，空氣是那麼新鮮。這個時候下雨在農業上說來不是特別好的，除非它繼續下去，而這是極端不平常的。普通是天氣又恢復乾燥，草苗枯萎了，或者一點霜把它打壞了。那一部份的種子就浪費掉。

還有「一分鐘民兵」，這麼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在電影院和教堂裡為美國做一分鐘的演講。他們也有紀念章。

我們撒玲娜的人做了戰爭中一切不可避免的事，想到那些不可避免的思想。好的謠言叫我們歡呼，壞消息來到時卻恐慌得要死。人人有秘密，必須間接地傳開來，以維持它的秘密性。我們的生活型式自然而然發生變化，工資、物價上漲。聽到暗傳缺糧的消息時，我們就儲藏食物。嫻淑安靜的主婦因為一罐蕃茄而你抓我打。

當他走近時，妹妹和我携著手，慢慢走去。范爾先生抬起頭，看到我們向他走去。當他走過身邊時，我們在小溝前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