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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我曾閱讀過當時在波蘭出版的一套叢書——『諾貝爾獎得主文庫』……在我小時候所讀過的諾貝爾獎得主中，我相信有一位對於我的詩觀有相當大的影響……每一位詩人都必須依賴曾經用他的母語從事寫作的先人；他繼承了他們苦心發展出來的文體與形式。可是，他卻又會覺得這些舊的表達方式無法充分表現他自己的經驗。在順應這些表達方式時，他會聽到一種內在的聲音，警告他不得掩飾，不得偽裝。可是，在反叛這些表達方式時，他卻又必須依賴同世代的人，必須依賴各種前衛運動。」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裡，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兩大潮流，雖然不斷互為衝擊，但其實也是並行不悖的。歷屆得獎的現實主義大師，如羅曼・羅蘭、雷蒙特、湯瑪斯・曼、史坦貝克、索忍尼辛等，繼承和光大了十九世紀的偉大寫實傳統，為我們具體展現出他們社會裡的種種矛盾和繽紛面貌。但另一方面，屬於現代主義的得主，如艾畧特、濮斯、貝克特等，在革新語言和技巧之餘，也未嘗不可視為在形式層面上，對工業文明的桎梏和消費社會的心態，作出迂迴的反動和抗議。而近年的不少得主，如威廉・福克納、索爾・貝婁、賈西亞・馬奎斯等，又都能揉混這和圖書兩們不同的傳統，達致一種微妙的均衡。由此觀之，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不管是本世紀世界文學發展史具體而微的反映。當然，歷史鄉遠的中國文學，一直沒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們的青睞，未始不是最大的遺憾。不過，從歷屆得主作品裡反映出來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抗衡、消長與溶和，我們依稀也可看到五四迄今中國文學的茁長過程中，頗為類似的曲折道路。

一九八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舒在致答辭中會說：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旬，此間報上開始出現另一家出版社要刊行同類型全集的廣告。稍後有一家出版社也發出相同的廣告。於是一場各方矚目的「宣傳戰」在八一年初展開，引發了一場中國出版史上罕見的「諾貝爾大職」。這一場意外的「競爭」，早已塵埃落定，現在舊事重提，不過是想再次申明，遠景從事「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工作，絕非臨時起意的「搶印」。可堪告慰的是，由於這場「競爭」的刺|激，全集的出版步伐也因而略為加快，使我們提早完成這項鉅大的工程。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由於國內翻譯界先天條件的限制，這套全集確有不少未臻完美之處。例如一些少數民族的語言，國內本就欠缺專家，再加上通曉該種語支的專家，未必就能承擔文學作品的中www.hetubook.com.com譯，因此不少獲獎作品（如希臘、瑞典、波蘭等），不得不從英文或日文版本轉譯。這個遺憾，希望將來能得到彌補。另一方面，兩千多萬字的譯文，舛誤也是在所難免。我們也只能寄望於再版時逐步的改善。換言之，我們並不以中文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完成而自滿，而僅是以此為開端，企盼將來能有更為精湛完美的定譯。但無論如何，此次全集的推出，代表了國內外翻譯界高手的全面合作與投入，這是遠景出版公司要衷心感激的。而不少譯者字斟句酌的認真負責，亦至為令人感動。

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偉大世界心靈照耀苦難的中國。

從這些比較中，我們體會到，如果要比較完整地展現歷屆得主的代表性面貌，就必須不顧慮厚薄統一的外表美觀，不畏卷帙浩繁，作全新的編選，因此整個計劃的難度，也就隨之增加。然而，在構思階段最令我們趑趄不前的，並不是成本的龐大，或實際工作的統籌策劃，而是翻譯上的困難。翻譯之事，原非小道，名家高人，更是輕易不肯出手。歷屆得主作品中，雖有一小部分已有若干舊譯可作重譯或編纂上的藍本。不過，要迻譯七十九屆得主兩千多萬字的代表作，實在令人望而卻步。如何籌組翻譯陣容和適當地分配實際工作，更非憑一、二人之力可及。成立顧問委員會以收ｗｗｗ•hetuboｏk•ｃｏm•coｍ集思廣益、網羅好手之效，可說是勢在必行。雖然有了這些構想，但因個人接觸有限，對翻譯界、文化界、學術界的反應和支持難以逆料，故一直未敢貿然宣佈。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鄭樹森博士經臺赴美，與我偶然相選於友人家中，其時這套全集中文版的種種構思，一直縈繞心頭，終於按捺不下，便提出來與他商榷。當時鄭樹森兄的反應非常熱烈，認為這個計劃雖然麗大，但意義非常深遠。大力鼓勵之餘，鄭樹森兄更自告奮勇，表示將來可以在美蒐集有關資料，他並提供了不少譯林高手的名字。在一九八〇年間，蒐集資料的工作已經展開，準備分開幾個階段來實行這個計劃。在此期間，我將這個計劃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及詩人戴天、作家胡菊人等提出。在同年七月國建會期間，亦曾向返國一起開會的白先勇先生、胡金銓導演及李歐梵教授請教。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更增加了個人的信心。在敦聘小說家陳映真先生出任全集主編後，整個計劃的推展更為落實。同年八月中旬，我到新加坡旅行時，曾接受南洋商報副刊主編杜南發先生訪問，並正式宣佈了這個出版計劃。

全集出版的過程中，國立編譯館的齊邦媛教授、明報社長查長鏞先生、南洋商報黃錦西先生、洪健全基金會簡靜惠女士和-圖-書、中國時報副社長余範英女士、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先生，遠在日本教書的張良澤先生及臺靜農、陶百川、葉石濤、黃永松、黃金鐘、莊靈、水禾田、梁正居、吳耀忠、張恆豪、羊子喬、吳福成、黃燕德、鍾樹昌……先生都在各方面協助，沒有他們熱心的幫助和鼓勵，這套全集的出版，勢必增加不少困難，我要在此特別表示謝意。

長久以來，嚴謹地編印一套中文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一直是遠景出版公司最大的心願。不過，以一家民間出版公司有限的人力物力，要從事通項艱矩的工作，又談何容易。我們原先以為，國外已經出版的同類型套書，可以為我們節省不少編選上的力氣。然而，在經過比對下，我們發現，如果中文版要臻至完整性和代表性這兩大目標，這些外語版本僅能作為局部參考，而不能作為憑藉。美國刊行的英文版，為求各書厚度的統一，往往不惜犧牲代表性，改選得獎人篇幅簡短的次要作品，甚至將一些名作刪節收入。日文版也有相同現象。巴斯特納克僅以詩作代表，而雷蒙特的大氣磅礴，福克納的南方風情，都絕不是一兩則短篇所能充分表達的。尤有甚者，日文版為要突出本國得主，讓川端康成獨佔一大卷。這種安排，顯然有悖於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性。法文版雖然比較不自囿於篇幅的厚薄，但其編選作業也有不少可以詰難之處，例https://m.hetubook.com.com如羅曼文羅蘭僅選「高拉・布洛寧」，而迴避其得獎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巴斯特納克則選其自傳，而無視於得獎作「齊瓦哥醫師」。至於雷特、史坦貝克、紀德、湯瑪斯・曼等，均以中篇來做代表，都是明顯的敗筆。葉慈只譯其短劇，而詩作全缺，更是令人不解。在幾種外文本裡，編選上最具完整性和代表性的，首推德文本。紀德是以「偽幣製造者」為代表，湯瑪斯・曼則以其「布登勃魯克家族」、巴斯特納克是「齊瓦哥醫師」，蕭洛霍夫是「靜靜的頓河」。然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仍是略過，代以「高拉・布洛寧」。

自一九〇一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已經產生了七十九位得主。綜觀二十世紀的前八十年，由於科技的發達、戰爭的動亂和殺戮，也為人類帶來空前未有的苦難。而諾貝爾文學獎的持續性，不但使之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大獎，更可說是鍥而不捨地為人類的精神文明作證。來自世界各地的七十九位得主，雖然風格殊異，流派不同，但透過這項殊榮，得以不斷地肯定人類精神中積極優秀的一面，彷如一道亮光穿越這們世紀的黑暗。

在當前振興民族文學的呼聲中，希望這套全集的出版，不但能夠開拓中文讀書界的視野，且對中國作家產生「他山之石」的功效。